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六

译崇尚首级战功，驱使百姓全部充当士兵。秦始皇为了惩戒六国的纷争，既然已经销毁兵器，（却仍穷兵黩武）。三十三年，于是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人、赘婿、商人，攻取陆梁之地，设立桂林、象郡。三十五年，又征发罪人迁徙到边疆。此后，凡是断案不公正的官吏，曾经有商人户籍的人，祖父母、父母曾经有商人户籍的人，都被征发。百姓能够忍受吗？正因为平时没有休养生息、不苛责百姓的实质，所以一旦有事，就有动荡不安的祸患，想要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译右秦兵制

《汉书·刑法志》：“高祖设置了京师的南北军屯驻。”

《文献通考》：京师有南北军屯驻，南军由卫尉主管，掌管宫城门内的军队。汉武帝时设置期门、羽林【都是宿卫卫士，隶属于南军】；北军由中尉主管，掌管京城门内的军队。中尉是秦朝的官职，掌管巡视警戒京师。

蕙田按：以上总论南北军。

《汉书·百官表》：中垒校尉，掌管北军垒门。

《文献通考》：汉武帝增置八校尉，将中尉改名为执金吾，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都隶属于中尉【隶属于北军】。

《后汉书·百官志》：光禄勋掌管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的郎官轮流值守，执持兵器宿卫门户。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是郎官都主管轮流值守，执持兵器宿卫各殿门户，外出时充当车骑护卫。左右仆射主管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管直班的虎贲郎。朝会在殿中时，虎贲中郎、侍郎、郎中按节次随从，都是羽林中郎将、羽林郎，都掌管宿卫侍从，常从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郡的良家子弟中选拔补充。

王氏应麟《汉制考》：《周礼》司门注：“司门，就像现在的城门校尉，主管王城十二门。”疏云：“都司总监十二门官员，所以举汉朝的制度来类比。”

《汉书·刑法志》：“汉武帝平定百越，对内增置七校【晋灼说：百官表中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八校尉，胡骑不常设置，所以这里说七校】，按时讲习演练，修治武备。”

蕙田按：《穆天子传》有《王勤七萃士》，《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有“七萃连镳”，虞子阳诗云“屯七萃士”，注：“萃，聚集。”也就像传中有七舆大夫，聚集有智力的人作为王的爪牙。白居易说：“周朝设置七萃，汉朝列置八屯，都是为了拱卫王宫，肃清警戒道路。”那么七萃的设置，并非汉武帝首创。

又按：城门校尉、七校都隶属于北军。

钱文子补《汉兵志》：“南军就是卫士，北军在未央宫北，筑有军垒墙垣，设置中垒校尉，以一校尉守卫，有事时屯兵其中，事毕随即解散。汉武帝时有各校尉，则常设屯兵了。”

《唐六典》：南军，就像现在的诸卫；北军，就像现在的左右羽林【易氏说：汉朝的兵制，没有比京师南北军屯驻更详细的了，虽然东西两京沿革不常，但都是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互制约，是兵制中很好的】。

《玉海》《秦之军制》内有屯卫，外置材官。汉朝南北军屯驻，大概是沿袭秦朝的屯卫而更改其制度。古代前朝后市，王宫在南，所以汉朝守卫宫城的军队在城内的是南军，守卫京城的军队在城外的是北军。

蕙田按：《高后本纪》及《外戚传》记载，吕后任命吕禄为上将军，驻守北军；吕产为相国，驻守南军。又《文帝本纪》：皇帝进入未央宫，夜间拜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大概汉朝宫城门内为南军，宫卫屯兵隶属于它；京城门外为北军，京辅兵卒隶属于它。其权力最重，所以吕后及文帝都先安置亲信来统领这两支军队。又按：此论南北军设官。

李氏光地《兵制论》：古代民与兵出于一体，所以天子有六乡六遂的军队，诸侯有三郊三遂的军队，此外又有都鄙丘甸的军队，其实都是比闾族党井邑的百姓罢了。汉朝初年也是这样，京师只有南北军屯驻而已，其余则是天下有事时才用虎符发调郡国的军队，事毕兵休则仍返回原处。所以三代、汉朝没有养兵的费用而财用充足，三代又不轻易用兵而民力宽裕，当时有农闲讲武、追捕逃犯、竭尽劳作的制度，本来不担心武备不修。六朝日日战争，而兵与民也未尝分离。到了唐朝府兵制虽然好，但已渐渐有了兵的名目，兵民才开始分离。后来藩镇分裂，才开始有长期聚集不散的军队，而天下的费用都耗费在养兵上，于是从宋朝至今不能改变。

蕙田按：山斋易氏说汉朝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际上是调遣诸民，还保留着古代井田制的遗意。冯唐说吏卒都是家人子弟，从田间起兵从军。后汉《礼仪志》说遣散卫士，必定劝勉他们从事农桑。由此看来，知道当时兵民不甚分离。

又按：此论南北军寓兵于农。

《玉海》《葢宽饶传》：“卫卒愿意再留一年，这是郡国轮流到南军服役的制度。”黄霸任京兆尹，派遣骑士到北军，这是三辅轮流到北军服役的制度。南军还调遣于郡国，北军只调遣于京辅。

蕙田按：唐李揆说汉朝以南北军相互制约，所以周勃能以北军安定刘氏。易氏也说南军为了卫宫城，却调遣于郡国；北军为了防京城，却调遣于三辅。曾考证司马子长《三王世家》记载公户满意的话说：“古代天子必定内有异姓大夫，用来纠正骨肉之亲；外有同姓大夫，用来纠正异姓。大概同姓

译亲近的人，在内部会形成逼迫之势，所以让他们处于外部，去匡正异姓宗族；异姓的人关系疏远，与皇室亲族有隔阂，所以让他们处于内部，去匡正同姓宗族。”南北军调兵的用意，大概就是这样吧？郡国距离京城非常遥远，百姓没有特定的归属倾向，而在紧急时刻却可以信赖，所以用他们来守卫宫城，称为南军；三辅地区距离京城很近，百姓有邻里、坟墓和宗族的情感牵绊，在利害关头必定不会背弃，所以用他们来防备京城，称为北军。这种防微杜渐的用心，非常深远。以上两种说法，深得汉代制度的精妙之处。我私下认为汉代制度多接近古制，观察南军由郡国调发，北军由三辅调发，就可以知道《周礼》所说的乡出六军、遂出十二军，虽然立法如此，但必定不是先空虚内部来充实外部，在调发军队时，首先征调邦国军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能拘泥于《采芑》的注解，而说周朝发兵专门依赖王畿以内的军队。章俊卿《山堂考索》说：杜佑《通典》认为汉代重兵全部聚集在京城，这不是确切的论断。汉代南北军总共不过几万人，而且京城军队不出征，有所征伐时，调发的军队大多来自郡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又考察这段关于南北军征调的论述。

译《玉海》记载：“南军、北军以及卫士，都是从郡国征调材官、骑士来担任的。自从汉武帝增设八校尉及胡越骑，都隶属于中尉，北军才开始有了招募的士兵。又在光禄勋下增设羽林、期门，与卫尉共同掌管宫门，南军才开始有了长期跟随皇帝的士兵。又征发中尉的士卒去征讨西羌，京师的军队才开始被远调。昭帝以后，禁军分列屯驻，有警报就出发，即使是金城那样遥远的地方，羽林、胡越骑也从中央派遣。从此以后，招募外地士兵随军出征，比如始元二年招募官吏百姓攻打益州，本始二年选拔强壮且精通骑射的人随军出征，轮换更替的制度逐渐松弛。”

惠田按：这是论述南北军制度的废弛。

又按：以上论述的是汉代京师的军队。

《汉书·刑法志》：“高祖凭借神武的才能，天下平定后，沿袭秦制在郡国设置材官。”

应劭《汉官仪》：高祖命令天下郡国选拔能拉开强弓、勇猛有力的人担任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在立秋后讲习考核，各有定员。平原地带用车骑，山地险阻用材官，水泽地带用楼船【杜佑《通典》大致相同】。张晏说：材官、骑士练习射箭驾车、骑马奔驰、作战布阵，常在八月，太守、都尉、县令长、县丞集会进行考核，评定优劣。

钱文子补兵志：“材官、骑士隶属于郡都尉。每年八月，太守、都尉、县令、县长、县丞集会，在水边进行楼船的考核。县令、县丞、县尉也各自统领本县，太守和都尉不能专断。”大致上，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

惠田按：申屠嘉、周勃都以材官出身，积累功劳得以升至将相；赵充国起初也是骑士，而《霍去病传》中骑士孟已有功，被赐爵关内侯。其升迁的等级就是这样。

《文献通考》：光武帝凭借幽州、冀州、并州的军队平定天下，起初在黎阳设立军营，统领兵骑常有一千人，由谒者监管，号称黎阳兵。后来又以扶风都尉的部队驻扎在雍县，因为凉州靠近羌人，屡次侵犯三辅地区，率领军队保卫陵园，所以俗称雍营。

惠田按：这是总论郡国军队及都试的制度。

《汉书·高帝本纪》：十一年秋七月，征发上郡、北地、陇西的车骑，巴蜀的材官，在霸上集结军队。

《惠帝本纪》：七年冬十月，征发车骑、材官前往荥阳，太尉灌婴率领他们。

《文帝本纪》：三年五月，征发中尉的材官隶属卫将军，在长安集结军队。《五行志》：文帝三年，下诏丞相灌婴征发车骑、士兵八万五千人前往高奴，攻打右贤王。后六年春二月，征发材官在陇西屯驻。景帝中二年秋，匈奴侵犯边境，中尉不害率领车骑、材官士兵在代地、高柳屯驻。

《景帝本纪》：后二年春，征发车骑、材官在雁门屯驻。

《武帝本纪》：元光二年六月，李息担任材官将军，在马邑山谷中屯驻。六年秋，韩安国担任材官将军，在渔阳屯驻。

《韩安国传》：“汉朝埋伏车骑材官三千多人，隐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

《宣帝本纪》：神爵元年，征发材官骑士前往金城。

《赵充国传》：神爵元年三月，征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的骑士，前往金城补充兵力。《志》：骑士、材官、楼船，其征发要衡量距离的远近。如果像宣帝那样从沛郡、淮阳、汝南征调士兵去攻打西羌，大概是劳苦百姓了。

《玉海》：“汉代军队分散在郡国，即使是郡守也不能擅自征发其属县，而且郡国也不能擅自斥退骑士。”《赵广汉传》：“因擅自斥退骑士获罪。”

惠田按：这是郡国军队的征调。

《文献通考》：建武六年，下诏废除郡国都尉，职权并入太守，没有都试的制度，只有京师的军队照旧。七年，废除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全部回归民籍，只有更赋照旧。九年，撤销关中都尉。十三年，废除左右将军。二十三年，废除各边郡亭侯的吏卒。明帝以后又每年招募郡国中都官的死罪囚犯出戍边，允许他们携带妻子自行申报到边县，成为惯例。凡是迁徙的人，都供给弓弩、衣物和粮食。于是北边有变故就设置度辽营【明帝时】，南蛮叛乱就设置象林兵【和帝时】，羌人侵犯三辅就设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时】，鲜卑侵犯居庸关就设置渔阳营【安帝时】。后来盗贼兴起，沿海地区逐渐增加兵力【顺帝时】，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个坞堡，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个坞堡，扶风、汉阳、陇道三百个坞堡【《西羌传》】，设置屯驻的很多。

惠田按：汉代郡国的军队，如材官等，其详情虽然不可见，大致上是无事时解散遣返，有事时征调。武帝之后，有选拔招募，有罪徒充军。其选拔招募称为勇敢、奔命、伉健、豪吏、应募。其罪徒称为谪民、恶少、亡命、徒、犯刑、罪人、应募罪人。到了中兴时期，合并都尉职权，废除都试，材官骑士回归民籍。于是长期跟随的招募士兵增多，而郡国的军队败坏了。应劭说郡国废除材官骑士之后，官府

译没有警戒防备，实际上会激起敌人的侵略野心。一方遭遇灾难，百姓便喧哗骚动。汉朝兵制的败坏，从建武年间废除都试材官骑士制度，而专门使用招募士兵开始。

译又考察此郡国兵制的败坏。

《汉书·高祖本纪》记载：二年五月，汉王驻扎在荥阳，萧何征发关中地区年老体弱、尚未服徭役的人，全部前往军中【注：如淳说：法律规定二十三岁开始服役，《汉官仪注》说：百姓二十三岁正式服役，一年担任卫士，二年担任材官骑士，五十六岁才免除服役回归乡里，总共在官府服役三十四年】。

蕙田按：五十六岁，《文献通考》误作六十五岁。

又考察此征发年龄的限制。

《玉海》说：汉朝初年征调发兵还接近古制，高帝征发中尉的士兵只驻扎在霸上，文帝征发中尉的材官只驻扎在长安，京畿的军队还没有远出。元鼎六年，中尉的士兵攻打南越了。神爵元年，羽林孤儿、胡越骑兵前往金城了。京师的军队越过边境，这不是古制。

蕙田按：此乃征发路途远近的限制。

《文献通考》记载：建武初年，禁令尚宽，只凭玺书发兵，没有虎符作为凭证。杜诗上疏说：“我听说军队是国家的凶器，圣人所谨慎对待的。旧制发兵，都用虎符，其余的调发，只用竹使符而已。虎符相合，取信为大，所以能明确彰显国家命令，收敛持守威重。近来发兵，只用玺书，或用诏令，如果有奸人欺诈伪造，无法察觉。我认为军事尚且兴起，贼寇尚未消灭，征召郡国兵马，应当慎重，可以设立虎符，以杜绝奸邪的开端。昔日魏国的公子，威势压倒邻国，尚且借用兵符来解除赵国的围困。如果没有如姬的私仇，那么他的功绩就不会显赫。事情有繁琐而不能省去的，耗费而不得不做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奏书呈上，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蕙田按：此乃征发符玺的制度。

还有三种更卒：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选，人人都轮流担任，一个月一换，称为卒更。贫穷的人想要得到雇更的钱，轮到服役的人出钱雇佣他，每月二千钱，这就是践更。天下人都要轮流去边境戍守三天，也叫更，律法所说的繇戍就是如此。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的征调之中，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戍守三天，而且去的人应当自己戍守三天，不能去了就立刻回来，而是顺便前往。一年一换，那些不去的人出钱三百文交给官府，用来供给戍守的人，这就是过更。

王氏应麟《汉制考》引《周礼》胥徒注：“这是百姓供给徭役的人，如今就是卫士了。”疏曰：“如今卫士也供给徭役，所以举汉朝的法律来类比。”《贡禹传》说：“各离宫及长乐宫的卫士可以减少大半，宽缓徭役。”

又说：《周礼》乡大夫，那些免除服役的，是国中尊贵的人，服公事的人，年老的人，有病的人。注说：“免除服役，是指有复除特权，免除不收其服役。比如如今宗室及关内侯都有复除。服公事的人，是指如今官吏有复除。年老的人，是指如今八九十岁免除羡卒。有病的人，是指如今癃病不能做事的人免除服役。”《盐铁论》说：“如今宽缓力役的政策有二十三条，用来辅助强壮的人而让老人休息。”

蕙田按：此乃役法及免役的规定。

章氏俊卿说：高祖时代，南北二军不出征，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时用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战备。文帝开始用铜虎符代替羽檄，当时各依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率领他们【注：如魏遫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毕就解散，京师只留南北军。北军隶属太尉，南军隶属卫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用中尉材官出征，恐怕京师没有重兵而生变乱，于是将北军分为八校，由中垒校尉统领。又恐怕北军权力太重，所以在光禄勋增加羽林、期门的兵力。这是武帝用南北军相互制约的意思。起初，南北军都是郡国轮流上京服役的无固定驻地的军队。自从武帝设置八校，大概用熟悉胡越的人充任，那么募兵从此开始。期门、羽林都是世代相传，那么长从兵从此开始【期门父死子代，羽林孤儿乃子孙见表志】。大概从此有了养兵的弊端，而京师的兵制败坏了。元狩以后，战争频繁，百姓多买复除，调发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征发到谪吏，其次到谪民，其次到谪戍，其次到七科谪。起初用都尉管辖的士兵充任，所以其伍符很整齐。等到常备兵不足，调发其他众人，甲伍必然混乱，而郡国的兵制又败坏了。因此昭宣以来，弊端日益严重。始元元年，招募百姓及发奔命者攻打益州。元凤元年，派遣太常、三辅的徒隶、免刑者攻打氐人。五年，征发三辅及郡国的恶少，官吏有告劾逃亡者屯驻辽东。本始二年，又选拔郡国官吏三百石中强壮习骑射者从军。神爵元年，又征发三辅中都官的徒隶、防刑者及应募的佽飞射士、孤儿、胡越骑兵前往金城，以加强边防。招募及奔命者，调发恶少，征发刑徒，选拔三百石官吏，而又用羽林、佽飞、胡骑、越骑从事，这是南北军出动了，纷纷扰扰不再有旧制，都从武帝开始。等到光武帝一起而改变它，兵制荡然无存了。自从光武帝废除都试，而外兵不训练，虽然疆场之间广泛屯驻增加戍守，列营置坞，而国家有征伐，终究借京师的军队出动。大概自建武直到汉朝衰败，北边的寇贼，鲜卑的寇贼，年年都有，有时派遣将领出击，有时移兵留屯【如永平中北

译征讨留兵驻守伊吾庐城，到肃宗二年才撤除，这类事情屡有发生。连年暴露于外，奔走于四方，而禁军不再有镇守保卫的职责了。到安帝永初年间，招募缴纳钱粮的人担任虎贲、羽林、缇骑营的士兵，而禁卫军的选拔也就衰败了。桓帝延熹年间，下诏削减不能胜任职事的羽林、虎贲士兵一半的俸禄，那么京师的兵力也就单薄弱小了。外地的士兵不训练，而内部的卫兵不精锐，假如盗贼在某一地区兴起，那么紧急的军书就会遍布三个边疆，征发甲兵，临时筹措办理，作战没有平时的准备，每次出战就败退，于是羌寇更加猖獗，调兵奔赴远方，百姓不堪忍受。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两郡的士兵竟然反叛，不也是疲于奔命的过错吗？这就是李固极力争辩，要征发兖州、豫州的士兵，去攻打万里之外的象林寇贼的原因。永建年间，正下令各郡推举五人，教习战斗射箭，又正招募担任防陈【《羌传》，任尚招募以攻打羌人】，征召担任积射【《鲜卑传》，邓远征召以攻打鲜卑】，征召担任义从【东汉有羌胡义从，大概是选取西边羌胡中愿意跟随的人作为士兵】，大体上是创立名号，毫无好的方法。桓帝、灵帝时期，虽然能够委任段颎，彻底消灭各种寇贼，但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各地的盗贼数不胜数。于是设置八都尉，黄巾被消灭后，内部的祸乱又发生了。大概自东汉中期以后，政令出自后宫，权力归于尚书台，宦官和外戚轮流统领兵权，互相倾轧争夺，然而五营畏惧顺从宦官。陈蕃、窦武想要诛杀宦官，北军不帮助窦武等人，反而帮助宦官，于是陈蕃、窦武被诛灭。何进、袁绍鉴于这个缘故，想要借助外兵来除掉宦官，于是内部设置园校，表面上尊崇宦官，外部重用州牧，实际上是召引边将【董卓以并州牧的身份率领军队】，宦官虽然被除掉，但董卓的祸乱已经形成，义兵四处兴起，州牧争夺政权，汉朝于是分裂为三国。推究汉朝的兴盛与衰亡，都是由于军事制度造成的，而光武帝实际上是这一变化的开端【光武帝只看到自西汉末年，都试有时成为祸患，韩延寿因试士被暗中指控谋反而诛杀，而翟义讨伐王莽，李通劝光武起兵，都趁着秋试之日整顿军队，诛杀郡守县长，号令起兵，于是废除了都试的制度】

译蕙田按：这是总论汉代军制。

右为汉代军制。

《晋书·武帝本纪》记载：泰始元年十一月初，设置四防军，用来统辖城外的各军。十二月戊辰日，设置中军将军，用来统辖宿卫的七军。《职官志》记载：有左、右、前、后四军。按：魏明帝时有左军，那么左军是魏朝的官职。到了晋朝没有改变。武帝初年，又设置了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设置了后军，这就是四军。

右为晋代军制。

《文献通考》记载：周太祖辅佐西魏时，采纳苏绰的建议，开始仿照周朝的典章制度，设置六军，登记六个等级的百姓，挑选魁梧健壮、有才能力气的人作为首领，免除他们的租税和调役，刺史在农闲时对他们进行训练，合编为一百个府，每个府由一名郎将主管，分别隶属于二十四军，开府仪同三司各统领一军，大将军共十二人，每一将军统辖两个开府，一名柱国统领两名大将军，将领又加授持节都督来统辖，总共柱国六员，军队总数不满五万人。

隋朝的兵制大体上仍然沿用周、齐府兵的旧制，只是加以润色。那十二卫分别是：翊卫、骁骑卫、武卫、屯卫、御卫、候卫，各分左右，都设置将军来分别统辖各府的士兵。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来相互统辖。此外又有骠骑、车骑二府，都设有将军。后来将骠骑改为鹰扬郎将，车骑改为副郎将，另外设置折冲、果毅，这就是府兵的大致情况。《隋书》记载开皇十年五月乙未日诏书说：“魏朝末年，战争每年发动，来不及休息，临时设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没有定所，我很怜悯他们。凡是军人可以全部隶属州县，开垦田地、登记户籍账目，一律与平民相同。军府的统领，应该依照旧有的制度。”蕙田按：李繁传中记载苏绰最初设置府兵，与此利害优劣不同。大概苏绰虽然开创了府兵制度，但当时地域狭小、百姓稀少，加上长期征战不能返回，没能完全实行他的学说。等到隋朝平定陈朝，才确定了这一制度。

右为周、隋军制。

《唐书·兵志》记载：府兵制度起源于西魏、后周，而在隋、唐完备，沿袭下来。隋朝制度设十二卫：曰翊卫、骁骑卫、武卫、屯卫、御卫、候卫，分为左右，都有将军，用来分别统辖各府的士兵。又有骠骑、车骑二府，都有将军。自高祖武德初年开始设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将关中地区划分为十二道：万年道参旗军，长安道鼓旗军，富平道戈军，醴泉道井钺军，同州道羽林军，华州道骑官军，宁州道折威军，岐州道平道军，豳州道招摇军，西麟州道苑游军，泾州道天纪军，宜州道天节军。每军设置将、副各一人，由骠骑、车骑府统领。后来将骠骑改为统军，车骑改为别将。太宗贞观十年，改称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各府总称为折冲府。全国十道，共设置府六百三十四，都有名号，其中关内道二百六十一个，都隶属于各卫。各府分为三等：兵员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每府设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

《唐会要》记载：武德三年，设置十二卫将军，选取威望素重的人担任，分管关内各府，统领他们。关内设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二十六万，举关中所有的兵力来威慑四方。又设置折冲府二百八十，连同旧府共六百三十三。

《唐书·兵志》记载：百姓年满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除兵役。其中能骑马射箭的为越骑，其余的为步兵。他们隶属各卫的情况是，左右卫都统领六十个府，其他各卫统领五十到四十个府。

蕙田按：《地理志》记载全国共有府五百六十六，共计七十五郡。关内十九郡有府二百七十三，河东十五郡有府一百四十一，河南河北十郡有府九十二，其中河南六十三，河北三十。山南十，陇右二十九，淮南六，江南二，剑南十，岭南三。除去关内道，其余九道有府二百九十三。总计起来，只有五百六十六。参照《兵志》，设置府六百三十四的数字，参差不齐。而《职官志》又说六百三十三，恐怕《地理志》所载还有缺失遗漏。

《方镇表》记载：高祖、太宗的制度，士兵列于府而驻扎在外，将领列于卫而驻扎在内，有事时将领出征讨伐，事毕各自解散离去。士兵是将领的事务，让将领得以使用，而不能据为己有。

《兵志》说：“府兵制度，在无事时，在田野耕作，轮值上京的，只是宿卫京师罢了。如果四方有事，就命令将领出征，事毕就罢兵，士兵散归各府，将领返回朝廷。所以士兵不丧失职业，而将帅没有掌握重兵的权势。”

杜牧论述十六卫说：“国家起初沿袭隋朝制度，开设十六卫将军，总共三十员，属官总共一百二十八员。建立官署分部，夹峙于禁省两侧。从现在看来，十六卫原本的事迹，实在是天下的大命脉。始于贞观年间，先武后文，对内用十六卫蓄养武臣【褒公、鄂公之类，都担任各卫将军】，对外开设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来储备兵员。如果有不幸，蛮夷戎狄……”

译狄道四次起事，此时戎臣应当率领军队驻扎在外。等到天下统一平定，暴乱消弭，只需一辆车、一道符节，将领奉命奔走四方，没有不诚信顺从的，此时戎臣应当率领军队驻扎在内地。当戎臣驻扎在内地时，官职为将军，印绶有朱紫之分，章服有金银之别，千百骑兵趋奉朝廷宗庙，宅第中车马众多，歌儿舞女环绕，追念功劳、奖赏辛劳，出自皇帝的特别恩赐，其所统领的士兵分散驻扎在各府。上府兵力不超过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总共四十万人】，三个季节从事耕种，穿着蓑衣、拿着农具，一个季节整治武备，练习骑射剑戟，辅佐保卫朝廷以考核父兄，相互告诫不得从事其他职业，将领藏身于府衙伍队之中，士兵散居田亩之间，力量分散、权势瓦解，人人自爱自重，即使有蚩尤作为首领，也不能使他们作乱。等到戎臣驻扎在外时，边境部队的士兵接到檄文才来，在朝廷接受命令，不见妻儿，斧钺在前，爵赏在后，以首级争夺首级，以力量搏击力量，激烈交锋，哪里需要奇谋异策，即使有蚩尤作为首领，也不能使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末年，一百三十年间，戎臣士兵从未有过叛逆篡位，这是圣人掌握权柄轻重、控制内外屏障的圣明算计和神妙术数啊。

译蕙田按：以上是关于府兵最初制度的记载。

凡是征发府兵，都要下达符契。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勘验符契无误后，才发兵。如果全府出兵，那么折冲都尉以下官员都随行；如果不是全府出兵，则由果毅都尉随行；人数较少时，则由别将随行。

蕙田按：这是关于府兵调发的记载。

凡是应当宿卫的士兵，轮流到兵部报到，根据距离远近分配轮值次数：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为七番，一千五百里为八番，二千里为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都按月份轮流上值。如果选拔留下直接宿卫的士兵，五百里为七番，千里为八番，二千里为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也按月份轮流上值。

蕙田按：这是关于府兵宿卫的记载。

先天二年，皇帝下诏说：“过去分设府卫，按户充任士兵，刚好足以周济事务。二十一岁入役，六十一岁退役。军队大多害怕劳苦，借此规避隐匿。现在应当选取二十五岁以上的人服役，五十岁免除，多次征发镇守的，十年免除。”虽然有这样的诏令，但事情未能实行。玄宗开元六年，才下诏折冲府的士兵，每六年进行一次简阅。

蕙田按：这是关于府兵简阅的记载。

《唐会要》记载，卫士最初设置时，成年男子入役，六十岁退役，但其家庭不能免除国家的徭役，于是逐渐逃亡离散。年月渐久，宿卫的人数不够。开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设置折冲府，每年进行一次简阅防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书张说在南衙设置长从宿卫兵十万。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号为彍骑。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改为左右羽林骑。

《文献通考》记载，自从高宗、武后时期，天下长久不用兵，府兵制度逐渐败坏，轮值服役更替多不按时，卫士渐渐逃亡隐匿，到这时更加耗散，宿卫人数不够。宰相张说于是请求全部招募士兵宿卫。十一年，选取京兆、蒲、同、岐、华的府兵及平民，并增加潞州的长从兵，共十二万，号为长从宿卫，每年轮值一次，命令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官共同选拔。第二年改号为彍骑。然而从此各府事务更加多不补充，折冲将又多年不得升迁，士人都以此为耻。十三年，才开始将彍骑分隶十二卫，总共十二万，分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彍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一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一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其中弩手六千。其制度都选择下等户口的平民、宗室子弟、官宦子弟，强壮身高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取户等第八等身高五尺以上，都免征镇赋役，建立四种名册，由兵部及州县、卫分别掌管。十人为一火，五火为一团，都有首长。

蕙田按：这是关于府兵开始变化的记载。

《唐会要》记载，天宝八载五月九日，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的交接，因为没有士兵可以交接。到天宝末年，折冲府只有兵额和官吏，而兵器、战马、锅幕、干粮都废弃了。宝应元年四月十七日，畿县折冲府缺官，由本县令代理判事。

《文献通考》记载，自从天宝以后，彍骑的制度又稍有变化，废弃的士兵都失去安抚，八载时折冲各府甚至没有士兵可以交接，李林甫于是请求停止上下鱼书的交接。此后徒有兵额和官吏，而兵器、战马、锅幕、干粮都废弃了。所以当时府兵把轮值宿卫的人称为“侍官”，意思是侍卫天子，直到卫佐都用假人充当童奴，京师人以此为耻，以至于互相辱骂必定说“侍官”。而六军卫士都是市井之人，富有的贩卖丝绸，吃粱肉，强壮的从事角抵、拔河、举木扛铁等游戏。等到安禄山反叛，都不能披甲作战了。

蕙田按：这是关于府兵再次变化的记载。

德宗贞元二年，皇上与常侍李泌商议恢复府兵。李泌于是为皇上历数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的原因，并且说府兵平日都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都尉统领。折冲都尉利用农闲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就用符契下达其州及府参验发兵。到达所约定的地方，将帅检阅，有教习不精的，治折冲都尉的罪，严重的连坐刺史。军队回来赐予勋赏，便道解散。出行近的不过时，远的不过年。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谋吐蕃，于是开始有久戍的劳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逐渐堕落，被人轻视，百姓以此为耻，以至于蒸熨手脚来逃避其役。又牛仙客因积累财富得到宰相之位，边将的山东戍卒多携带丝绸随行，边将引诱他们，寄存在府库，白天苦役，夜晚囚禁地牢，贪图他们死亡而没收其财产。所以自从天宝以后，山东戍卒回来的十无二，其残虐如此。然而未曾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的情况，实在是因为顾恋田园，怕连累宗族的原因。自从开元末年，张说开始招募长征兵，称为彍骑。其后增加为六军，等到李林甫为相，奏请各军都招募人为兵，士兵不土著，又没有宗族，不自重惜，忘身逐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患。假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哪有如此下陵上替的祸患呢！陛下想恢复府兵，这是社稷的福气，太平有日了。皇上说：“等平定河中，当与你商议。”三年，皇上又问李泌恢复府兵的谋划。回答说：“今年征调关东士兵戍守京西的十七万人，

译每年计算粮食消耗，需要粟米二百四十万斛。如今粟米每斗价值一百五十文钱，总共折合钱三百六十万缗。国家接连遭遇饥荒战乱，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也没有粟米可以购买，尚且来不及商议恢复府兵制。”皇帝说：“对，那该怎么办？赶快减少戍守的士兵让他们回去，怎么样？”回答说：“陛下如果真能采纳我的建议，可以不减少戍卒，不骚扰百姓，粮食都能充足，粟麦价格日益低廉，府兵也能建立起来。”皇帝说：“如果真的能这样，为什么不用呢？”回答说：“这件事必须紧急办理，超过十天就来不及了。如今吐蕃长期驻扎在原州、兰州之间，用牛运输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处了。请调拨左藏库中劣质的丝织品染成防缬，通过党项人用来交换，每头牛不过花费二三匹布，计算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到六万多头牛。又命令前往冶炼铸造农具，购买麦种，分别赏赐给沿边的军镇，招募戍卒耕种。开垦荒地并播种，约定明年麦子成熟时，加倍偿还他们的种子，其余部分按照当时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由官府收购。来年春天种植谷物，也照此办理。关中土地肥沃但长期荒废，收成一定丰厚，戍卒获利，耕种的人逐渐增多。边疆地区居民很少，军士每月食用官府供给的粮食，粟麦没有地方出售，价格必然低廉，名义上是增加收购价，实际上比今年减少的开支多得多。”皇帝说：“好。”立刻命令执行。李泌又说边疆地区官员多有缺额，请求招募人缴纳粟米来补任官职，可以补足今年的粮食。皇帝也听从了，于是问道：“你说府兵也能集结，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戍卒因为屯田致富，就会安于当地，不再想回家。旧制规定戍卒三年轮换，等到任期将满时，下令愿意留下的人，就把他们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久产业，家人愿意来的，由原籍发给长期凭证供给粮食并遣送他们前来。根据应募的人数，移文报告原籍所在的道。即使是河朔各节度使能免除轮换的烦扰，也乐意听到这个消息。不过几次轮换，戍卒都成为本地居民，就全部用府兵的法令来管理他们，这是把关中的疲敝变为富强啊。”皇帝高兴地说：“这样，天下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事了！”不久，戍卒响应招募愿意耕种屯田的占了十分之五六。

译胡寅《读史管见》说：战争不可喜好，喜好战争的人必定会遭受无法收敛、自取灭亡的灾祸；战争也不可厌恶，厌恶战争的人必定会遭受授人以柄的祸患。夏商周三代将兵源藏于农民之中，一年中三个季节耕种，一个季节讲习武事。如果有征讨之事，就命令卿大夫率领军队。天子有六卿，大国设三卿，次等之国设二卿，小国设一卿。遇到重大战事，则六军全部出动，又召集诸侯会师。诸侯的军队，没有天子的命令不敢私自使用，内外轻重之势就是这样。不使用时，天下都是从事农桑的百姓；使用时，万乘之国的军队都是擅长射箭驾车的人。哪里会有兵力少或多带来的忧患呢？唐朝自从张说变革府兵制后，国力日益衰微。李泌曾说想要恢复旧制却没有实现。唐宪宗中兴时期，本应讨论恢复旧制，却急于追求眼前的成效，不做长远规划，可惜啊！

惠田按语：这是议论恢复府兵制。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边境设置节度使、经略使，用来遏制四方夷狄【共有节度使十人，经略守捉使三人】。大概镇守的士兵有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多匹。每年的经费，衣物赏赐需要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需要一百九十万石。总共约一千二百一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防费用不超过二百万；天宝年间才达到这个数字】。”

《唐六典》记载：天下节度使共有八位：一是关内朔方，二是河东，三是河北幽州，四是河西，五是陇右，六是剑南，七是碛西，八是岭南。凡是亲王统领军队，称为元帅；文武官员共同统领，称为总管；以奉命出使来说，称为节度使，设有大使、副大使、副使、判官。

《通典》记载：每道设置使臣，那些边境有敌寇侵扰的地方，就加授旌节。《唐书·兵志》记载：唐朝初期戍守边境的军队，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城、镇，而统辖它们的称为道。从武德到天宝以前，边防制度中，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臣，而道设有一位大将，称为大总管。后来改称为大都督。到太宗时，行军征讨称为大总管，在本道内称为大都督。从高宗永徽年间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开始被称为节度使，但当时还没有以此作为正式官名。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从此之后直到开元年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各镇都设置了节度使。等到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叛，肃宗在灵武即位，各镇士兵共同起兵诛杀贼寇。后来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以及史思明父子相继起兵，肃宗命令李光弼讨伐他们，号称九节度之师。过了很久，大盗虽然被消灭，但武将战卒凭借战功从行伍中崛起，被封为侯王者，都被任命为节度使。因此内地到处都有方镇，大的连领十几个州，小的也兼领三四个州。所以士兵强大就驱逐主帅，主帅强大就背叛上级，有的父亲死了儿子掌握兵权不肯交还，有的取舍由士兵决定，往往自行选择将吏，号称留后，以此向朝廷邀功请命。天子考虑到无力制服，就忍辱含垢因而安抚他们，这被称为姑息之政。大概姑息源于士兵骄横，士兵骄横源于方镇，姑息越严重则士兵和将领就越骄横。因此号令各自发出，互相侵夺，俘虏将帅并吞并土地。天子看着无可奈何，反而为他们和解，没有人肯听从命令。起初成为朝廷祸患的，号称河朔三镇。到了末期，朱全忠率领梁兵，李克用率领晋兵，轮番侵犯京城，而李茂贞、韩建就近占据岐州、华州，随意喜怒，军队已经到达国都城门。天子被迫杀掉大臣，罪己悔过之后他们才离去。等到昭宗任用崔允，召梁兵来诛杀宦官，宦官劫持天子逃往岐州，梁兵包围京城超过一年。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军队没有再为朝廷效力的，先前所说的三镇，只是能引发祸端罢了。其他大镇，南边有吴、浙、荆、湖、闽、广，西边有岐、蜀，北边有燕、晋，而梁贼占据其中，自国门以外，都分裂于方镇之手。

《方镇表》记载，从景云元年开始，到天祐四年结束，平定功绩、消除动乱，虽然常常依靠镇兵，其灭亡也由此造成。

《李泌传》记载：天宝年间，天下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多匹。开元之前，每年供给边防士兵衣物粮食的费用不超过二百万。天宝之后，士兵逐渐增多，每年用衣物一千二百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百姓开始困苦了。

惠田按语：以上是关于唐朝方镇军队的记载。

《唐书·兵志》记载：天子的禁军，是南北衙的士兵。南衙是各卫的士兵。北衙是禁军。起初，高祖凭借义兵从太原起事，平定天下，全部罢遣回家，愿意留下宿卫的三万人，在渭北白渠旁分给他们肥沃的田地，号称元从禁军。太宗挑选善于射箭的一百人分为两班在北门长期值守，称为百骑。又设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由诸卫将军统领，号称飞骑。高宗开始选取府兵、越骑、步射，设置左右羽林军。武后改百骑为千骑。睿宗改千骑为万骑，分左右营。玄宗凭借万骑平定韦氏之乱，改为左右龙武军。良家子弟逃避征戍的，都缴纳资财加入军队。开元十二年，下诏羽林、飞骑缺额，从京城附近的州府选取士兵。末年禁兵逐渐损耗。安禄山反叛，天子西行，跟随的禁军仅有一千人。肃宗恢复北衙六军，又设置衙前射生手，分左右厢，总号称左右英武军。上元年间，以北衙军使卫伯玉

译任神防军节度使，镇守陕州。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使，监督这支军队。代宗躲避吐蕃入侵，驾临陕州，鱼朝恩率领神防军迎接护卫皇帝返回京城，平定鱼朝恩后，神防军便归属禁中，由皇帝亲自统领，然而此时神防军还未与北军并列。永泰元年，吐蕃再次入侵，鱼朝恩又率领神防军驻扎在宫苑中，从此神防军逐渐强盛，分为左、右两厢，势力位居北军之上，于是成为天子的禁军，与其他军队不同。贞元年间，将射生军改名为左右神威军。自肃宗以后，北军的名称种类繁多，而废立不一，其中羽林、龙武、神武、神防、神威最为强盛，统称为左右十军。此后京畿西部多由神防军镇守，分散驻扎在京城附近，都依仗权势欺凌暴虐，中书省、御史台、兵部无法每年核查他们的名册。京兆尹也不敢全面核实他们的名实，长安的奸恶之徒多依附占据两军的名额，本人不担任宿卫，出钱让人代替服役，更加放肆作恶。官吏禁止他们，就会获罪。边疆士兵的衣食供给不足，各位将领用诡诈的言辞请求将神防军调往远方，神防军的俸禄赏赐于是超过旧制的三倍。因此塞上往往称神防行营，都由宦官统领。元和二年，撤销神武军。第二年，又废除左右神威军，将其士兵分别编入左右神防军。僖宗逃往蜀地，田令孜自任左右神防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景福二年，昭宗因藩镇大臣跋扈，天子孤立弱小，商议让宗室统领禁军。等到讨伐李茂贞时，任用嗣覃王李允担任京西招讨使，神防诸都指挥使李鐬作为副手，军队自行溃散。李茂贞逼近京城，昭宗斩杀神防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这才率军退去。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京逼迫神防中尉骆全驩、刘景宣，请求天子前往邠州，并在东市纵火。皇帝命令诸王率领禁军抵御，皇帝出逃至莎城石门，一个多月后才返回。三年，左右神防中尉刘季述率领一千士兵废黜皇帝，将其囚禁。刘季述被诛杀后，昭宗召朱全忠的军队入京诛杀宦官，宦官察觉后，劫持天子前往凤翔。朱全忠包围凤翔，一年多后才返回。长安全面诛杀宦官，神防左右军从此废除。各军都编入六军，由崔允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即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只是名义上存在罢了。崔允死后，朱全忠兼任判六军十二卫。于是天子没有一人的护卫，唐朝灭亡。

译蕙田按：这是唐代的禁军制度。

又按：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兵制，没有比府兵制更好的了。用左右两府统领十二军，用十二军统领天下十道的六百三十四府，中央与地方相互制约，上下相互维系，形势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灵活。它的好处第一：士兵没有失业的，可以节省供养军队的费用。它的好处第二：士兵有固定的名籍，可以节省招募的烦扰。它的好处第三：无事时分散务农，有事时听从调遣。三代将军队寓于农民之中，而府兵则是将农民寓于军队之中。所谓寓农于兵，是说兵与农虽然分开，实际上还是不分开的。它的好处第四：调发军队时，轮流更替休整，使天下没有长期远征久戍的士兵，从而民力不致困竭。它的好处第五：战争兴起时任命将领，战争结束后将领归朝，使将帅不能拥有自己的私兵。它的好处第六：士兵不精壮的，就惩罚折冲都尉；严重的就惩罚刺史，责任明确专一，那么士兵都平时训练有素。它的好处第七：士兵都是本地人，安居在田亩之中，顾念宗族亲人，人人自觉作战，家家自觉防守，没有逃亡迁徙的祸患。它的好处第八：府兵中有轮班入京宿卫的，那么天下的军队都是天子的军队。所以天子不需要专门的禁兵，而统领的长官不过百骑。它的好处第九：边防屯戍，不过是用来弥补府兵力量不足罢了，所以也不专门依赖边防军队，而屯戍不过是军镇守捉，怎么会有尾大不掉的祸患。它的好处第十：自从府兵制败坏而藩镇势力兴盛，唐玄宗西逃，唐德宗流离迁徙，所借以复兴的，都是藩镇的力量。能禁止藩镇不强大而违抗命令吗？藩镇既然强大，而天子所依赖来自卫的已经没有军队了。能不增加设置禁军而建立羽林、龙武、神策、神武等纷纷杂杂的军队吗？因此府兵制废除之后，藩镇和禁军二者都有不得不兴盛的趋势，而它们造成的祸害也最大。藩镇兴盛，甲兵、险要、财赋、人民都捐献委任给他们，而悍将得以挟持兵权胁迫天子。禁军兴盛，藏匿奸民，收留逃犯，没有精锐士兵却保留空名籍，而且各军都由宦官统领，而宦官得以挟持兵权控制天子。唐僖宗以后，藩镇与宦官互相仇视，天子偏袒宦官就招致外患，偏袒藩镇就开启内乱，于是祸乱兴起，都由天子承受。推究其根本原因，都是废除府兵制的缘故。有人说第一次败坏于张说设立彍骑，第二次败坏于鱼朝恩专掌神策军，这不是探究根本的言论。府兵制的法则确实很好，但法必须有人来遵守，训练没有法度，检阅不精细，那么府兵制就会弊病丛生，弊病丛生所以不得不改革。府兵是耕战之兵；彍骑是招募之兵。耕战之兵废除，那么招募之兵就兴起。府兵制的败坏，败坏于天宝年间的怠惰荒废，不是彍骑的过错。

观承按：三代以后的军制，以府兵制为好，而边防卫戍的军队则以屯田为宜。于是屯田始于汉代，而后来还有实行的。府兵制形成于唐初，随即败坏于唐末，于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书中推论府兵制的十大好处，都切实符合名实，可以与赵充国《便宜十二事》一起阅读并追溯本源。府兵制的败坏，由于天宝年间的怠惰荒废，这尤其是最正确的论断。

右唐军制

《宋史·兵志》：宋太祖、宋太宗鉴于历代藩镇跋扈，尽收天下精锐军队，列营在京畿地区。当时，天下的山泽利益全部归入官府，国库粮仓充实，得以供给，而按时令使他们分营在外地的，叫做“就粮”。就粮的，本来是京师的士兵而在外地领取粮食，所以允许携带家属前往。边防重要郡县需要军队屯守，就从京师派遣，所以有驻泊、屯驻的名称。制兵的数额有四种：叫禁兵，叫厢兵，叫乡兵，叫蕃兵。分属殿前、侍卫总管司，而名籍收藏在枢密院。凡是招募、供给、训练、屯戍、挑选的政策，都由枢密院掌管。

蕙田按：这是宋代军制的总论。

禁兵，是天子的卫兵。殿前、侍卫两司统领他们。其中最亲近扈从天子的，号称诸班直；其次统领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骐骥院，都用来守卫京师、准备征伐。在外地的，不是屯驻、屯泊就是就粮军。建隆元年，下诏殿前、侍卫两司各自检阅所掌管的军队，挑选其中的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的，设置剩员来安置他们。下诏各州长官挑选所部士兵送到京城，以补充禁军的空缺。又挑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分送各道。后来代替用木棍作为高低的等级，散给各州军，委托长官、都监等招募教习，等到他们精练，就送到京城。二年，改左右雄捷、左右骁武军合并为骁胜，左右备征为云骑，左右平远为广锐，左右怀德为怀顺。

《文献通考》：至道初年，张洎上奏说：“汉高祖说：‘我用羽檄召集天下的军队，没有到来的。’汉武帝说：‘我刚即位，不想拿出虎符发兵，因为郡国知道兵甲在京城。’只有南北军、期门、羽林，用来准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代继承隋制，设置十二卫府兵，都是农夫。等到废除府兵，才开始设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用来准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安禄山犯阙，朝廷驱使市井之人接战。唐德宗蒙尘，扈驾的只有四百多骑兵，兵甲散在郡国。现在”

译天下的精锐士兵有几十万，战马有几十万匹，都聚集在京城，这是国家根基稳固、国力强大的表现，也是国家的利益所在。

译蕙田按：张洎的说法，大概是指其最初制度，而没有看到后来产生的流弊，并非确切的论断。

又按：以上所述为宋朝禁兵。

厢兵，是各州的镇兵。内部由侍卫司统辖，一个军额的划分，有的分属几个州，有的一个州管辖兼屯驻几个州。在京各机构的额数，宣徽院负责分配畜牧、修缮等劳役，而各州则各自将其事务归属于此。

太宗鉴于唐末藩镇跋扈，下诏挑选州兵中强壮勇猛的人，全部调送京师，以补充禁卫军，其余留在本城。本城士兵虽然有时更替戍守，但很少进行训练检阅，大多只是服劳役罢了。

皇祐年间，河北发生水灾，农民流入京东地区三十多万人，安抚使富弼招募他们为兵，其中特别强壮的得到九指挥，教习武艺，虽然供给厢兵的粮饷，却起到了禁兵的作用，而且没有骄横难制的祸患，下诏将他们的骑兵定为教阅骑射威边军，步兵定为教阅壮武威勇军，分别安置在青、莱、淄、徐、沂、密、淮阳七个州军，征调劳役与禁军相同。

【陈氏傅良说：世人说养兵的费用，从宋太祖增置禁军开始，考察起来并非如此。查考祥符、天圣年间各郡的额数二百二十三，总共只是本城兵而已，那么天下就没有禁兵。所谓禁兵，都是三司的士卒，分屯驻守并更替戍守，即现在的屯驻、驻泊之名。这是就地取粮。自从元昊叛乱，西北有了保毅军；王伦叛乱，东南有了宣毅军。熙宁年间查核天下厢军名册五十万人却不足以作战，于是教阅之法兴起，教阅之兵因此另外设立额数，排列在就地取粮的禁军之下。从此禁军遍布天下，这是不可不辨明的】

《文献通考》嘉祐七年，宰相韩琦上奏说：“祖宗时代用军队平定天下，凡是有征伐，就招募设置；事情结束后就裁减合并，所以军队日益精锐而费用不广。现在两个敌国虽然号称通好，但西北屯驻边境的军队常常像等待敌人到来一样，所以竭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供给。不在这个时候预先考虑并迅速补救，一旦边境用兵，水旱灾害相继发生，惊慌失措再图谋应对，就来不及了。另外三路就地取粮的军队，虽然勇猛劲健、熟悉战阵，但边境粮储昂贵，常常苦于难以供给。如果他们的数量过多，又有尾大不掉的祸患。京师的军队，虽然混杂且精锐较少，但从东南漕运，广泛且容易供给。假设他们的数量多，就能得到强干弱枝的态势。祖宗时代就地取粮的军队不多，边境有事就用京师军队增援，他们的考虑深远，而费用很少。希望下诏枢密院会同三司，估量河北、陕西、河东以及三司榷货务每年收入金银布帛的数量，大约可以供给京师及三路兵马多少，然后用可以供给的数量确立定额。额数充足，就停止招募缺额；如果需要增补，额外数额已尽而营数零散，就裁减合并。既然确立了定额，就可以确定某路马步一营以多少人为定额，仍然请求核查开宝、至道、天禧、庆历年间内外兵马的数量。大概开宝、至道的军队，是太祖、太宗用来平定天下、使四夷臣服的；天禧的军队，是真宗用来守成备战的；庆历的军队，是西夏战事之后增置的数量。用祖宗所养的军队数量对比现在的多少，那么精锐与冗杂容易判断，裁减控制就没有疑问了。”于是下诏中书、枢密院共同商议，枢密院搜集祖宗以来的军队数量上报。大概开宝的名册总共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的名册总共六十六万六千，其中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的名册总共九十一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的名册总共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中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比起以前招募的军队逐渐增多，从此稍加裁减控制以确立定额。

蕙田按：以上所述为宋朝厢兵。

《宋史·兵志》乡兵，是从户籍中挑选或当地百姓应募，在当地团结训练，作为防守的军队。后周广顺年间，防备秦州税户充当保毅军，宋朝沿袭这一制度。自建隆四年，分别命令使臣前往关西道，命令调发乡兵前往庆州。咸平四年，命令陕西纳税的人户，每家出一名男丁，号称保毅，官府供给粮饷赏赐，让他们分番戍守。五年，陕西沿边充当保毅的丁壮，达到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五人。当时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东路、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兵，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西有壮丁。庆历二年，登记河北强壮得到二十九万五千，挑选十分之七作为义勇，并且登记民丁以补充不足。河东挑选登记如同河北的法令。后来议论者认为义勇是河北的伏兵，按时讲习，不需要储备粮饷，符合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可惜他们受限于各郡，只作为城防的预备。如果真能让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任命两郡太守分别统领，按时检阅练习，敌寇到来就两路义勇聚集赴援，使敌人腹背受敌，那么河北三十多处就常有精锐伏兵了。朝廷下达这个议论，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论说：“昔日唐朝泽潞留后李抱真，登记户中男丁三个选一个，农闲时

译曹角射箭，年终进行总考，以此显示赏罚，三年间都善于射箭，从部内选拔出精壮士兵二万人。既然没有粮饷耗费，府库更加充实，于是修缮铠甲兵器作为作战装备，从而在崤山以东地区称雄。这时天下人称昭义军的步兵在诸军中居首，这是近代的显著成效。然而有人说民兵只可用于守城，难以用于战阵，这不是全面的论断。如果在无事时，就把义勇分为两路，设置官员统领，以张扬用兵的声势，对外使敌人怀疑而产生谋算，对内也会动摇众人的心志，这不是得当的计策。暂且让他们在本地集结训练，经过两三年，武艺稍微精通，逐渐熟悉行军布阵，遇到警报，得到像抱真那样的将领统率，制定他们的阵型队列，明示赏罚，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呢？至于部队的分布排列，估量敌人应对时机，取决于临时的权宜之计，也难以预先谋划。况且河北、河东都是边疆州郡之地，自从设置义勇以来，州县按时检阅，耳目已经熟悉，推行本来就没有疑问。”皇帝下诏按照所议执行。治平元年，宰相韩琦说：“古代把百姓登记为士兵，人数虽然多但供养很微薄。唐代设置府兵，最为接近古制，后来废除不能恢复。现在的义勇，河北将近十五万人，河东将近八万人，勇猛强悍朴实，出于天性，而且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所牵系。如果稍加训练选拔，与唐代的府兵有什么不同？”陕西曾经招募弓手作为保捷军，河北、河东、陕西都控制西北，事务应当一体。请求在陕西各州也招募义勇，只在手背刺字。一时之间不免小有骚扰，最终会形成长久的利益。天子采纳了他的话，于是派遣人登记陕西义勇，得到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于是三路乡兵，只有义勇最为兴盛。

译《宋史·纪事本末》记载，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将百姓编组联结以互相担保。十家编为一保，五十家编为大保，十个大保编为都保。平时负责捕盗、练习武艺，战时则作为民兵使用。元丰八年，司马光上疏请求废除保甲法，说：“军队从民间征发，虽然说是古制，但古代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闲散百姓很多。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讲武，不妨碍农事。从两司马以上的长官都由贤良的士大夫担任，没有侵吞渔利的祸患，所以士兵和睦，行动时有战功。如今却从乡村百姓中，每丁抽取一人编入保甲，授予弓弩，教习战阵，这使得农民有一半成了兵。三四年来，又下令在河北、河东、陕西设立都教场，不问四季，每五天训练一次，这使得三路地区的农事几乎完全荒废。自唐开元以来，民兵制度败坏，守城攻战，全靠招募的长征兵士，民间何时习武？一旦田野间的百姓都穿上军装手持兵器，奔跑驱驰布满原野，老人们叹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事情既属初创，调发没有法度，挨户骚扰，没有一家能幸免，农民的劳苦到了这种地步，最终有什么用呢？如果让他们捕盗、保卫乡里，何必需要这么多人？如果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那么那些远方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的百姓，自幼至长没有其他事务。中原百姓大半从事农耕，即使授予他们兵器，教习击刺，在教场中坐作进退看似严整，如果让他们与敌人相遇，箭矢刚交，就会奔逃溃败，这是可以预先料到的。这难道不是误国吗？”

蕙田按语：以上所述为宋代乡兵。

《宋史·兵志》记载，蕃兵，是塞下内属的各部落，团结编组作为屏障的军队。西北边境的羌戎部落，互不统属，保卫边塞的称为熟户，其余称为生户。陕西地区包括秦、凤、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地区包括石、隰、麟、府。其大首领称为都军主，统领百帐以上的称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按功劳次第补任的，其官职俸禄各有差别。

蕙田按语：此所述为宋代蕃兵。

拣选制度，从厢军升为禁军，禁军升为上军，上军升为班直或上军及班直的，都要由皇帝亲临殿前亲自检阅，如果不是材勇超群的，不予录用，其余都是从下级选拔补充。

蕙田按语：此论述拣选迁补。

召募制度兴起于府兵制的废除，大概是登记天下良民以讨伐有罪之人，三代军队与府兵制就是这样；收编天下强悍之兵以保卫良民，召募兵就是这样。初次招募时，衡量人材，检阅奔跑跳跃，测试视力，然后刺面，赏赐钱帛衣鞋，从而编入各军。自建国以来，招募途径不一，有的是本地人在当地编组，有的是军营子弟跟随本军，有的是趁灾年招募饥民补充本城，有的是将有罪之人配役给使，因此天下失势强悍之徒都被收编登记，强壮者升迁禁卫，短弱者编为厢军。平时吃俸禄，防备征调，一旦有警急，勇猛者力战，弱者负责漕运搬运。【范镇说：河北连年招兵，都是市井无赖子弟及田间力耕之人，称为军营子弟，请求刺字从军。况且田地空旷，百姓稀少，赋税沉重，国家用度不足，正是由于兵多的缘故。议论者说：这是为了防备契丹。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下入侵，是因为金帛的利益丰厚；即使舍弃利益而带来祸害，那么大河以北的妇女儿童都是守城之人，那些城市无赖、田间力耕者，又将如何使用，而预先蓄养他们来困害百姓呢？况且契丹贪利而不敢行动。从百姓中取兵，则百姓稀少，百姓稀少则田地空旷，田地空旷则赋役沉重，赋役沉重则民心离散。寓兵于民，则百姓稠密，百姓稠密则田地开垦，田地开垦则赋役轻减，赋役轻减则民心稳固。与其离散民心以防备契丹，契丹未到而民力先已枯竭，哪里比得上稳固民心以防备契丹，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家用度有备？其利害如同黑白分明，如同数一二般清楚。昔日汉武帝以兵困天下，是用兵征伐匈奴，扫空漠北，得到了想要的。陛下以兵困天下，是不用兵而养兵，以至于此。不是为了满足私欲，何必苦苦这样做呢？五口之家尚且知道量入为出，何况天下大计，可以不计算收支吗？可以没有常法吗？请停止现在的招兵，命令大臣统计太祖、太宗、真宗每朝的赋税收入多少，兵多少，官多少，约略当今赋税收入之数与兵数、官数，取其中道制定轻简的制度。以赋税收入之数为率，以七分养兵官，供给郊庙宫省各项费用，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之事，十年仅可以言治。古代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称为急；没有三年的积蓄，称为国家不是其国家。如今从京师到天下州郡，大抵没有储蓄，边城严重的甚至没有几个月的储备。不幸有连年水旱，将拿什么养活这些兵呢？这兵不足以养活，那么忧患就不在契丹了】

【欧阳修原论：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了。曾经经过战阵的士兵老死几乎殆尽，而后来者未曾听闻金鼓，识得战阵。生于无事之时而饱于衣食，其势不得不骄惰。

译如今卫士入营宿卫，不自己携带被褥，却让人替他们拿着；禁军领取粮食，不自己背负，却雇人替他们背着。他们骄纵到这种地步，何况肯冒着辛苦去作战呢？假使士兵能忍受辛苦、善于作战，即使耗费农民的利益来供养他们也是可以的。怎么会有挂着当兵的虚名，而实际上却是骄纵懒惰、毫无用处的人呢？古代的百姓，凡是成年强壮的人都在田间耕作，农闲时就教他们作战。现在却大不相同，一遇到灾荒年景，州郡官吏就用尺子量百姓的身高，测试那些强壮的人，招他们去当禁军；其次那些达不到身高标准且稍微怯懦的人，就登记让他们当厢军。官吏招到的人多就有赏赐，而百姓正处在穷困之时，争相投奔。所以一旦遭遇灾荒，留在田间的只有老弱之人。而官吏却说：“如果不收编为士兵，就恐怕他们会成为盗贼。”唉！只知道他们一时不会做盗贼，却不知道他们终身骄纵懒惰、白白吃粮。古代成年强壮的人从事耕作，而老弱之人游手好闲；现在成年强壮的人游手好闲，而老弱之人留在田间耕作。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呢？然而那些在田间尽力耕作的百姓，有时还免不了像猪狗一样吃粗劣的食物；而一旦去当兵，就终身安逸舒适、享受丰厚。那么田间的百姓不得不一天天减少。所以说：“有诱导百姓的弊端”，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译司马光评论招募义勇军说：祖宗平定各藩镇，统一天下，哪里曾经有过义勇军呢？自从赵元昊反叛，各位将领军队覆没的接连不断，最终不能派出一支军队，进入险远之地，去讨伐他的罪过，不免采取姑息养奸的策略。在那时，三路乡兵有几十万，何曾得到过一个人的力量呢？议论的人必定说：河北、河东的士兵不需要朝廷供给衣粮，得到精兵几十万，训练精熟，都可以作战。而且士兵来自民间，符合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不是这样。那几十万，是虚报的数目；训练精熟，是表面的样子；士兵来自民间，大多与古代相同，但实质不同。大概州县秉承朝廷的意思，只求人数众多，训练的时候，观看的人只看到他们的旗帜鲜明，钲鼓齐备，行列有序，进退合乎节拍，就赞叹认为真的可以作战。却不知道他们如同聚在一起嬉戏，如果听到敌寇入侵，就会像瓦片破碎、星星散落一样，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古代士兵来自民间，百姓耕种桑麻所得，都用来供养自己的家庭，所以平时富足，出征时精锐。现在既然征收农民的粮食布匹，来供养正规军，又登记农民的身分为士兵，是一家独自承担两家的事情。像这样，百姓的财力，怎么能不屈竭呢？我愚昧地认为河北、河东已经招募的百姓，还应当放遣回去，何况陕西尚未招募的百姓呢。

马端临说：古代的士兵都来自百姓，所以百姓归附则士兵众多而国家勃然兴起，百姓叛离则士兵稀少而国家忽然灭亡。自从三代以来都是这样。秦汉开始有招募士兵，但仍然与民兵参用。唐朝中期开始完全废除民兵而采用募兵，既然士兵都来自招募，于是士兵和百姓开始成为两回事了。士兵和百姓成为两回事，于是士兵的多少不关乎国家的盛衰，国家的存亡不关乎百姓的归附或叛离。招募士兵的数量日益增多，供养士兵的费用日益浩繁，而败亡的形势反而基于此。唐朝自天宝以来，内外都是募兵。外兵则由藩镇专擅，内兵则由宦官专擅，他们的势力不相上下，而他们的力量足以互相制约。所以安史反叛，郭子仪、李光弼凭借节度使的军队诛灭他们；朱泚僭越作乱，李晟、浑瑊凭借神策军诛灭他们。等到唐朝衰败时，宦官则凭借内兵胁迫君主，藩镇则凭借外兵擅自扩张土地。等到朱温举兵向内，尽数诛杀宦官，废除神策军，而唐朝的国运转移于内部。杨行密、钱镠、马殷、王建、刘仁恭、李茂贞之流，凭借士兵窃据一方，而唐朝的疆土分裂于外部，于是唐朝就灭亡了。中间经历五代，则国家被将领专擅，将领被士兵专擅，士兵所推举的就成为君主而国家兴起，并不是因为得到了百姓；他们所废黜的就成为独夫而国家灭亡，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百姓。宋朝拥有天下，太祖、太宗凭借武力削平海内，等到传位一两次，则士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元昊小丑举兵构逆，王师所加，动辄败北，最终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等到金人南侵，征召勤王的军队，动辄几十万，然而救援河北就在河北溃败，救援京城就在京城溃败，于是中原拱手送给金人，而王业偏安于江左。建炎、绍兴年间，骄兵溃卒布满东南，聚集成大盗，攻陷城邑，荼毒生灵，行都数百里外，都成为寇贼的渊薮。而所谓的寇贼，并不是百姓怨恨而叛乱，都是不能向北抵御敌人的士兵。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之流，凭借辅佐中兴论功行赏，看待前代的卫青、霍去病、褒鄂，曾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究其功勋，也多只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罢了。一遇到金人，不是败就是逃，纵然有小胜，不能弥补过错，而最终不免采用委屈求和的下策，以成就安于江左的计划。等到末年，夏贵在汉口，贾似道在鲁港，都凭借数十万军队不战自溃。于是买降效力的，不是百姓，都是宋朝的将领。先驱倒戈的，也不是百姓，都是宋朝的士兵。既然士兵不来自百姓，所以士兵越多而国家越危险。百姓未叛而国家已亡，唐朝、宋朝就是这样。唉！士兵如同手足，国家如同身体。手足强壮则身体存活，手足枯槁则身体废弛。士兵多则国家存活，士兵少则国家灭亡。没有因为士兵多而灭亡的。现在唐朝士兵虽然多，强悍而不被使用，如同患狂易病的人，挥拳举爪，自陷其胸，自屠其肠，以至于丧命。宋朝士兵虽然多，劣弱而不可用，如同患痱癖病的人，恣意饮食，以养拥肿的四肢，胫如腰，指如股，而病与之俱增，以至于丧命。那么覆灭国家的，是士兵；毙命身体的，是手足。又古代登记百姓为士兵，其方法不过是依据其户田可以赋税的赋税，年齿可以服役的服役。百姓固然不容于侥幸免役，而也不可滥入。《司马法》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大概说户户都为兵，则君子、小人，贤与不肖都出在其中。自从招募士兵的法令实行，于是选择那些愿意应募的人，而所谓愿意应募的人，不是游手好闲之徒，就是负罪亡命之辈。良民不为兵。所以世上骂人的，说“黔卒”，说“老兵”，大概说他们卑贱而可羞。那么招募士兵所得到的，都是不肖的小人。

译军队之所以消耗国力，而得到的都是无能的奸佞小人，那么国家得以幸存，也是侥幸罢了。如果纲纪尚且存在，威令尚且能够施行，那么还能驱使士兵亲近他们的上级，为长官效死。否则就会溃败四处逃散，反而成为百姓的祸患，而国家的命运也随之衰亡，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啊！

译蕙田按：以上论述招募士兵的弊端。

军粮供给的制度，总计内外厢禁各军，将近百万，国家费用最巨大的就出自这里。然而古代将兵士寓于民众之中，百姓既缴纳常规赋税，遇有战事再自带干粮充当士兵；后世兵农分离，常规赋税之外，山泽关市的利益税收，全部用来供养军队。然而有警报时就用平时所养的军队来抵御，百姓安然无事，不预先征发劳役。唐朝时，军队分属藩镇，得以专断租税，天子禁卫的军队，中外不过十余万人。本朝收编天下甲士数十万，全部聚集在京城。京城每年从江淮漕运六百万石粮食，太平已久，曾有余粮可供数年食用，以此控制四方，如同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灵活。议论的人却说耗尽百姓赋税来供养不作战的士兵，哪里知道祖宗用来役使强悍之人、消除争乱祸患的深意呢！

蕙田按：这也是说它初期的制度，哪里知道后来的流弊有说不完的呢？

【欧阳修论曰：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驱使士兵赴汤蹈火。如今厢禁军，官府不敢役使，实在不得已而暂时使用他们，就称之为“借倩”。那些士兵互相之间也称“官倩”，我而官府的文符也称“倩”。赏赐，是用来酬谢功劳的。如今因为举行大礼的缘故，没有功劳的赏赐，三年普遍一次，耗费八九十万。官府不敢拖延月日的期限，士兵得到赏赐不是因为有功，知道羞愧的人就称赏赐多而量少，比较喜好嫌恶，稍微不如意，就拿着棍棒呼喊，聚集起来想要攻击天子的命令。官吏在无事的时候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士兵骄横。士兵敢于骄横，是因为使用他们不得法，而法制没有确立。前日五代的混乱，可以说是极点了。五十三年之间，更换五个姓氏，十三位君主，亡国被杀的有八位，在位长的不过十余年，短的三四年就灭亡。他们的君主难道都愚蠢吗？他们的心难道乐于祸乱而不愿做安定百姓的打算吗？只是他们的力量不能做到，是时势使然。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裂为十三四块，中原又有叛将强臣割据，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在位时间短，威德未遍及，强有力的君主凭借武力来维持，仅仅能够自守，不幸遇到孱弱的子孙，不过一二代又混乱败亡。因此供养士兵像儿子一样，还恐怕不被使用。如今宋朝成为宋朝，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越作乱，没有对抗的敌国，对内削平藩镇，没有强叛的大臣，天下一统，海内安宁。治理国家不算不久，天下不算不广大。然而军队不足以威慑外部，却敢于在内部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的法则，反而日益繁杂，一切苟且，与五代时没有不同，这很可叹。】

【苏轼应诏论曰：自从三代衰落，井田制废除，兵农分离，士兵不能休息而成为平民，平民不能卸下重担而无事于兵役，一千多年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极端的。三代的制度，不能再追溯了。至于汉、唐，还有可以谈论的。军队无事而吃粮，就不能让他们聚集；聚集了就不能让他们无事而吃粮。这两者相互制约，不能并行，形势如此。如今有一百顷的闲田，就足以牧养一千匹马，而不知道耗费；聚集一千匹马，而输送一百顷的草料，那么耗费百倍。这是容易明白的。从前汉朝的制度，有践更的士兵，而没有营田的军队，虽然都出自农夫，但当他们当兵时，不知道农夫的事。因此郡县没有常驻的军队，而京城也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郡国的军队。至于事情结束而士兵休整，就涣然各自恢复原状，因此他们的士兵虽然不离农，而天下不至于疲弊，是因为不曾聚集。唐朝拥有天下，设置十六卫府兵，天下的府有八百多处，而屯驻在关中的多达五百处，然而都无事时努力耕种而积蓄粮食，不仅用来自我赡养，而且足以扩充国家的储备。因此士兵虽然聚集在京城，而天下也不至于疲弊，是因为不曾无事而吃粮。如今天下的士兵，不耕种而聚集在京城附近的，以数十万计，都仰赖官府供给。有汉、唐的祸患，而没有汉、唐的利益，选取两者的偏颇而兼用，因此兼受两者的弊端而无法区分。天下的财赋，近从淮甸，远到吴、楚，凡是舟车所至，人力所及，没有不全部索取而归于京城的，安然无事，而赋税的厚重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而三司的开支还苦于不够。这些弊端都起于不耕种的士兵，聚集在内部而吃四方缴纳的赋税。不仅如此，还有循环往来屯戍在郡县的。从前建国之初，各地分裂，拥兵不服，太祖、太宗亲自穿戴甲胄，奋力作战而夺取。既然降服了他们的君主而登记了他们的疆土，然而他们的旧根基余孽还有存在的。上面的人看到天下难以统一，而担心他们再次发作，于是派出禁兵去戍守，大的从藩府，小的到县镇，往往都有京城的士兵。由此看来，那么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天子亲自守卫，而可以长久不变吗？耗费没有比养兵更大的，养兵的耗费没有比征行更大的。如今派出禁兵戍守郡县，远的有的数千里，每月每年的供给之外，又每天供应他们的草粮。三年一次迁移，去的纷纷，来的累累。虽然不

译超过数百人便编为一队，但究其根本，这与数十万大军每三年出征一次并无不同。农夫的体力怎能不枯竭，转运粮草的士兵怎能不疲惫？况且如今天下并没有战争之事，那些勇武强悍的士兵也没有功劳可以用来向上邀宠，然而他们都不能成为休整闲居、无所用武之地的士兵，他们的想法是认为自己在为天子戍守边疆。因此，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丰盛的饮食，打开府库，搬运金银布帛，好像有所亏欠似的，一旦违背他们的意愿，就想要成群结队地喧哗叫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天下如同一家人，已经几十年上百年了，百姓拥戴君主直到海边角落，与京城近郊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必怀疑四方军队而专门信任禁军。从前蜀地实行均赋，近年贝州发生叛乱，未必不是禁军导致的。臣愚昧地认为，郡县的本地士兵可以逐渐训练并暗中削弱禁军的权力，那么禁军就可以逐渐裁减而不再需要。勇武强健难道有固定的地方吗？山川所习惯的，风气所熏陶的，四方的百姓都是一样的。从前战国时期曾经使用过这样的军队。蜀人的怯懦，吴人的短小，都曾经用来与大国抗衡。哪里一定要用禁军呢？现在本地士兵之所以迟钝疲弊、低劣软弱而不振作，是因为他们看到郡县都有禁军且待遇不同等，因此自甘堕落于贱役仆夫之间，而将吏也不去训练他们。如果禁军逐渐裁减，而用节省下来的资粮更加优待郡县的本地士兵，那么他们本来就会欢欣鼓舞，出乎意料，感戴皇上的恩德而愿意效力，又怎么会立刻不如禁军呢？本地士兵日益增多，禁军日益减少，除了天子扈从和保卫京城之外，没有再使用的地方。这样，内部就没有屯聚供养的费用，外部也没有迁徙供应的劳苦，节省的费用已经超过一半了。

译蕙田按：此论养兵之害。

又按：宋朝能够革除唐朝藩镇之弊，却不能恢复唐朝府兵之制。禁军、厢军、乡兵、蕃兵，一概出于招募。其立法的谬误，大概是沿袭唐朝中叶的弊政，而且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唐朝内有禁军，外委藩镇，当它们势力足以相互制约时，尚能兼收其利。到了宋朝，却将四方精锐之兵全部收归京城列营，又设立更戍制度，分遣禁军戍守边城，往来交错，道路上繁忙纷乱。于是无事时白白耗费粮饷，有事时无人分担忧患。天下之大，都是天子亲自负责战守。只有唐朝的弊端，而没有唐朝的利益。大致说来，也有三次变化：起初在太祖、太宗时期，法制尚且严明，威令犹自肃整，也足以治理国家。久而久之弊端产生，士兵都不可用。第一次变化为韩琦的刺选义勇，第二次变化为王安石的保甲法，第三次变化为童贯的增加兵额。逐渐变化就逐渐衰败，都是因为立法原本就不完善。所以自汉朝以来，战功之不足称道，国势之衰弱，没有像宋朝那样的。范氏、欧阳氏、苏氏、司马氏以及马端临所论述的招募之害与粮饷之患，可谓深刻显明了。后人能不引以为鉴吗？

观承按：宋朝兵制的三次变化，极为确切。童贯的增加兵额，简直不值一提。可惜王安石的保甲法，名义很高，但方法不简要，用意不公正。本欲利民，却适足以祸民。

右宋军制

《金史·兵志》：各部的百姓，没有其他徭役，壮年男子都是士兵。平时听任他们渔猎耕种，习惯于劳苦之事；有警报则下令部内，并派遣使者到各贝勒处征兵。凡是步骑兵的武器粮食，都自行准备。他们的部长叫贝勒，行军时称为明安、穆昆，根据人数的多少作为称号。明安，是千人长；穆昆，是百夫长。贝勒的副手叫富勒珲，士卒的副从叫伊勒希。部卒的数量，起初没有定规。

右金军制

《元史·兵志》：世祖时，在内设立五卫，以统领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在外则在万户之下设置总管，千户之下设置总把，百户之下设置弹压。设立枢密院以统领全局。遇到某方面有警报，则设置行枢密院；事情结束后就废除，而将都镇抚司移属行省。万户、千户、百户分为上、中、下三等。万户佩带金虎符，符的底座为伏虎形，头部为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万户、千户战死阵地的，子孙袭爵；病死则降一等。总把、百户老死，万户迁任他官，都不能袭爵。此法不久就废除了。后来无论大小官职都世代承袭，唯独因罪免职的除外。至于军士，起初有蒙古军、特默齐军。蒙古军都是国人，特默齐军则是各部落族人。其规定，家有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不论多少，全部征召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打仗，下马则屯聚牧养。孩童稍长，又登记为渐丁军。平定中原后，征发百姓为卒，这就是汉军。

右元军制

《明史·兵志》：明朝革除元朝旧制，从京师到郡县，都设立卫所，在外统属于都司，在内统属于五军都督府，而上面十二卫作为天子亲军的不在其中。征伐时任命将领充任总兵官，调拨卫所军队由其统领，返回后将领上交所佩印信，官军各自回到卫所，大概是得到了唐朝府兵的遗意。于谦创立团营，选拔精锐，统一号令，士兵将领相互熟悉，其方法颇为良好。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营制屡次更改，而威势更加不振。卫所的士兵疲于轮番上京，京师的军队困于被占役使，以至于末期，名册长久空虚，行伍衰败耗损了。

蕙田按：此明军制总论

王圻《续通考》：明初设立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不久设立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洪武十三年，又将权力归于一衙门，设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在外都司卫所。其在京锦衣等亲军、上直卫，又不属于五府。如果有征讨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直署都督充任总兵官，名叫挂印将军。其在外镇守地方的武臣，原本就是挂印。

蕙田按：此五军都督府

《明史·兵志》：班军，是卫所的军队轮番上京，总共组成三大营的。起初，永乐十三年，诏令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选拔所部士兵赴北京，以等待临阵检阅。京操从此开始。

京军三大营，一叫五军，一叫三千，一叫神机。其制度都完备于永乐时。于谦任兵部尚书，于谦认为三大营各自为政，临期调拨，士兵将领不相熟悉，于是请求从各营选拔精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每营都督一人，头官一人，都指挥二人，把总十人，领队一百人，管队二百人。从三营提督中推举一人，充任总兵官，由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担任提督。其余军队归

译本营，称为老家。京军的制度发生了一次变革。宪宗即位，恢复旧制，并增加到十二个团营。于是将九边的精锐骑兵、家丁数万人集结于京师，名为外四家。设立东、西两个官防，选拔团营及勇士四卫的军队在西官防进行操练。正德元年所选的官军则在东官防操练。从此，两官防的军队成为先锋，而十二团营则退居为老家了。世宗即位，王邦瑞代理兵部事务，于是进言说：“建国初期，京营的精锐部队不少于七八十万，主将和老将常常不乏其人。自从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防，虽然逐渐不如当初，但定额军队仍有三十八万有余。如今武备长期松弛，在册的士兵只有十四万多人，而实际操练的不过五六万人。领取粮饷时有名目，调遣时却无兵可用。等到敌骑深入内地，作战和防守都声称没有军队。即使现有的士兵，也多是老弱疲惫之徒，以及市井游荡贩卖之人，衣甲器械只能临时凑合。这种弊病不在于士兵逃亡，而在于被占役；不在于军士本身，而在于将领。因为提督、坐营、号头、把总等官员，多是世袭的纨绔子弟，平时占役营中士兵以空名领取军饷，临战时则随意召集市井之人，呼喝舞蹈、赌博取乐罢了。早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曾有意整顿，但将领们憎恨他们损害自己的利益，暗中阴谋阻挠。军士又习惯于骄纵懒惰，竞相散布流言，事情再次中止，酿成祸害直到今天。恳请大力振作皇权，派遣官员仔细核查。”皇帝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命令兵部商议兴利除弊。于是全部废除团营、两官防，恢复三大营的旧制。张居正主持国政，综合考核名实，群臣多次上奏军事事务。大体方针在于充实兵力、选拔将领，军营事务颇为整饬。过了很久，皇帝厌倦政事，朝廷大臣逐渐争权夺利，习惯于苟且偷安，于是日益废弛。大体上京军积弱，是由于被占役、买通闲职，其弊病实际上起源于纨绔子弟般的营帅和监视的中官，最终导致国家灭亡。

译王圻《续通考》记载：景泰年间，土木堡之变后，军队逐渐消耗散失。采纳兵部尚书于谦的建议，从三大营中挑选精锐骑兵十万，分为十营进行团练操演，以备紧急警讯，这就是团营。其余步兵和骑兵仍归三大营，称为老营。天顺初年撤销团营，天顺八年又恢复设置。成化初年再次撤销，成化三年又恢复设置，分为十二营，共计十二万人，分别名为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〇威、振威。嘉靖皇帝召集九边地区的家将突骑数万人，聚集在京师，号称威武营。皇帝自任大将军，而十二营依旧如故。嘉靖初年，军政大为废弛，边境警报一年比一年紧急。团营现有兵力稀少，于是仅挑选三万骑兵听候征调，号称东西二官防，各由一名都督统领。而团营剩下的士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进入了元帅和中贵人的私家服役。庚戌年撤销十二营，合并为三大营。五军营设副将一员，参将四员，游击将军四员；神枢营设副将一员，佐击将军六员，练勇参将六员；神机营的将校设置也与此相同。隆庆四年，大学士赵贞吉上奏，将现有操练的官军分为左、右、中、前、后五营，各选一名将领分别统领，责令开营训练，并由文臣在朝廷考核，将戎政印收归内府。若有战事，则持敕书挂印而命将在外指挥，战事结束则缴还敕书、归还印信而将领回朝。此事下发兵部商议，未能完全赞同，于是请求恢复旧制，分为五军、神枢、神机三大营，各由一名总兵统领，各给敕书关防，并由一名文职大臣总理，其余事项按赵贞吉所言办理。

杨一清《请理戎政疏》：太祖设立五府四十八卫，太宗迁都燕京，仍设五府，增加七十二卫，设立五军、神机、三千大营，操演武艺。又让河南、山东、中都、大宁四都司的官军轮流聚集京师，每年教导每月训练，无事足以壮大国威，有警足以抵御外侮。后来军务逐渐松弛，正统己巳年，北方狄人侵扰，几乎危及宗庙社稷。景泰初年，于谦于是从三大营中挑选精锐，分立十营进行团练操演，这就是团营。四方有警讯，或动用一营、二营、三营依次挨拨而行，不必临期挑选。后来增加到十二团营，当时一旦有警报，大军一出，四方慑服。此后因陋就简，将近四十年，而军马日益消耗，士卒中殷实的人出钱买通班役，而其名籍徒存；贫苦的人饥寒交迫，而其形貌徒在，衣裳破烂，气息奄奄。平时尚且不能自存，怎能替国家抵御百战之敌呢？每当遇到警讯，想拨调一二万兵力，不免要在各营普遍挑选，想再选拨一二万，常以人数不足为虑。军队用来保卫百姓，百姓用来供养军队。如今各营官军每月支取米八万一千五百余石，以一年计算，该吃米九十七万八十余石，这都是百姓膏血之余。等到选用战兵，求二三万而不足，当事者岂不为此寒心吗？至于统兵将官，也都是临期选用，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拖延时日，临时置办军装，将官已至关口，士卒尚在京城，京城人相传以此为笑。这样是不堪使用的，徒然耗费草粮罢了。中外士大夫也都认为京军不足以使用。正德年间，山东、北直〇等处群盗纵横，于是调宣大、陕西、辽东边军征讨，过了一年才得以平定。这难道是强干弱枝的本意吗？幸好当时三边没有警讯，假如边民不可抽调，那么内盗将置之不问吗？如今失此不为，以后更难图谋。请求敕令提督官申明教练之法，增加优抚之恩，禁止剥削之害，严明役占之条，痛革积弊，修复旧规，使耳目一新，精神面貌大变。内治既已兴起，外攘何难？所以壮大国家元气而延续生民命脉的，大概就在这里了。

蕙田案：以上为明代京营。

《明史·兵志》：亲军上二十二卫，旧制仅十二卫，后来增设金吾左以下十卫，都称亲军指挥使司，不隶属五府。又设腾骧等四卫，也属亲军，连同武功、永清、彭城及长陵等十五卫，都不隶属五府。

王圻《续通考》：在京二十二卫，锦衣至虎贲为上十二卫，金吾至通州本北平都司卫为上十卫，共二十二卫。名为亲军指挥使司，腾骧、武骧左右四卫，也名为亲军指挥使司，武功三卫因匠役缘故，〇工部。长陵、景陵、献陵、茂陵、泰陵、康陵七卫为陵卫，并不〇都督府，也不称亲军。其余分〇五府，留守五卫者，国初由都镇抚司总领禁卫，改为留守五卫，专门巡察守卫。京卫〇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亲军卫直达兵部。

蕙田案：以上不〇都督府。

又案：以上俱系明代京师之兵。

《明史·兵志》：太祖攻下集庆路，封为吴王，罢免诸翼统军元帅，设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宣武、羽林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除诸将沿袭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等官号，而其所部兵五

译一千人设指挥，一千人设千户，一百人设百户，五十人设总旗，十人设小旗。天下平定后，衡量要害之地，涉及一郡的设所，连接数郡的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设卫，一千一百二十人设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设百户所。所中设总旗二员，小旗十员，大小单位联比编组以成军队。其招募士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是各将领所部军队平定其地后，因而留驻戍守。归附者，是前朝及僭伪政权投降的士卒。谪发者，是因罪被贬谪充军的人。其军队皆世代登记军籍，这是大概情况。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反被诛，废除中书省，于是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统领各军司卫所。洪武二十六年，核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个，留守司一个，内外卫三百二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六十五个。到成祖在位二十多年，多有增改。此后措施不一，后来核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二十一个，留守司两个，内外卫四百九十三个，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个，仪卫司三十三个【自仪卫司以下原本没有，后来依次逐渐添设】，宣慰使司两个，招讨使司两个，宣抚司六个，安抚司十六个，长官司七十【原为五十九】，番边都司卫所等四百七个【后改为四百六十三】

译王圻《续通考》说：大凡天下的要害之地，有关联一郡的设立所，关联几郡的设立卫，形势重要则卫多，特别重要的设立镇，由专门的官员主管。统辖镇守一方的称为镇守，独自镇守一路的称为分守，各自守卫一城一堡的称为守备，与主将同处一城的称为协守。又有备倭提督、提调、巡视等官，称为挂印专制的为总兵，次一等为副总兵，再下为参将，再下为游击。

【王氏圻说：明朝初年击败陈友谅，率领水军二十万，攻取姑苏二十万，平定中原二十五万，攻下云南三十万，冯国公北征以三十万兵力出战，大概一方兵力如此。建文初年，李景隆北征，兵力百万；到了永乐年间，命令淇国公以十万骑兵北伐，步兵骑兵五十余万，而讨伐安南，兵力又有八十万。一时兵力之盛，雄视千古。自从嘉靖八年，桂萼呈报天下兵籍，仅九十七万；到胡松考核与地，又只有八十四万五千八百而已。然而这又是虚数。如今西北骑兵少，渐渐不能支撑，而东南抵御倭寇、征讨苗族，全靠调遣狼土兵、招募民兵而已，不能得到一个士兵的用处。这没有别的原因，北方兵力之所以削减，是因为每日消耗于攻战，而疲敝于调发；中原及东南兵力之所以削减，是因为上番服役、运输粮草、屯田政令不修明】

《明史·兵志》：明朝建都北平，三面靠近边塞，边防非常重要。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延万里，分地守御。起初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接着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所在偏头，三边制府驻在固原，也称二镇，这就是九边。

蕙田案：这是说明边防

天下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自从正统以后，都以召募设立。

蕙田案：这是说明乡兵

沿海自广东乐会经过闽浙南直隶直到鸭绿江，绵延万余里，处处设立海防以准备防御岛上的倭夷，又有江防各汛以辅助。

蕙田案：这是说明海防江防

又案：明朝制度，又有南京卫所，亲军卫五军都督府属羁縻卫所，其长官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予敕书印记，设立都司统辖卫所，西北诸部有指挥等官，设立卫，西番有都指挥、宣慰使，设立都指挥使司、指挥司，详见《明史·兵志》，不是军制的要点，现在省略。

又案：明朝初制，与唐朝初制大相类似。卫所都司，如同唐朝的折冲府。五军都督府，如同唐朝的二府十二军。其法最为完善。唐朝一变而为彍骑，明朝一变而为团营，都是不得不改变的。然而初制于是不可恢复。如果能够参合唐明初制，而去除简阅不精、役重逃亡、占役买闲、番上疲困等弊端，就可以久安长治了。大概治法与治人二者相辅相成，军制尤其如此。

右明军制

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六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军礼五

出师一

蕙田案：先王不得已而用兵，出兵必以律法，律法与礼互为表里。出兵不以律法，如同没有出兵；律法不以礼，如同没有律法。所以出兵之际，礼尤其重要。现在汇集经史及诸家之言，列“出师”一门。此书以议礼，不是言兵，所以行阵击刺之事省略，而于类祃、宜造、命将、誓师及凯旋、宣捷等仪节则详细记载。正史之外，采《唐五代防要》《开元礼》《政和新仪》《通典》《通考》《明集礼》《防典》附益之。

《易·师卦》：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程子曰：“师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义。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