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八十二

译尽。”臣私下认为，古代宗庙制度，如果各庙分建在不同的宫室，那么太祖居中，其他各庙排列在左右；后世宗庙制度同在一堂，那么太祖居右，其他各室都排列在左右。合祭时，朝践之礼在堂上进行，太祖面向南，昭穆祖先位于东西两侧；馈食之礼在室内进行，太祖面向东，昭穆祖先位于南北两侧。后世合祭在一堂之上，却采用室内的位次，所以只以面向东作为太祖的尊位。至于其他各庙按次序毁撤，而太祖不迁，这种礼制是很高的。臣因此知道，太祖就是宗庙的始祖，这是庙号，不是谥号。只有我们太宗继位之初，太祖的庙号已经确定，虽然历经多朝世次，仍然相近。每次合祭，必定空出面向东的位次，因为那不是太祖，就绝对不能坐在那里。等到熙宁年间，又尊僖祖为宗庙的始祖，百世不迁，合祭时面向东，而太祖曾经居于穆位，这就名实不符了。倘若以熙宁年间的礼制为正确，僖祖应当称为太祖，而太祖应当更改庙号，那么太祖的名分就不正，以前的过失就太大了。现在应当奉太祖神主居于第一室，永远作为宗庙的始祖，每年五次祭祀，告朔、荐新，只限于七庙，三年一次合祭，那么太祖就正当地居于面向东的位次，太宗、仁宗、神宗面向南为昭，真宗、英宗、哲宗面向北为穆。五年一次禘祭，就迎接宣祖神主在太庙祭祀，而以太祖配享。像这样，那么宗庙的事务就完全符合礼经，不再有以前的过失了。皇上说：“太祖皇帝开基创业，开始承受天命，合祭时应当居于面向东的位次。”宰相赵鼎等人上奏说：“三昭三穆与太祖的宗庙，共七庙，这在礼经中是无可怀疑的。”又司封郎中林待聘说：“太庙神主应当在国都，现在新都城尚未安定，应当遵循古代军队出征时载着神主同行的意义，迁移到行在的宫阙，以彰显圣上的孝心。”于是开始在临安建造太庙，奉迎安置神主。

译高宗本纪：绍兴七年夏四月癸巳，在建康修筑太庙，将临安府的太庙改为启祖殿。十二月丁卯，将徽宗皇帝和显肃皇后附祭于太庙。

十三年正月己亥，皇帝亲自到太庙祭祀，奉上册宝。二月乙酉，修建景灵宫，供奉安放历代帝后的神御。八月丙戌，派遣吏部侍郎江邈前往温州迎奉历代帝后的神御。十月乙未，将历代帝后的神御迎奉安放在景灵宫。

礼志：绍兴十三年二月，臣僚上言说：私下看到元丰五年，神宗开始扩建景灵宫，用来供奉祖宗衣冠的游魂，这就是汉代的原庙。自从经历战乱以来，各项事务都是草创，刚开始建立宗庙，而原庙的神游还寄存在永嘉。近来权宜行事，在四季孟月进行荐献，随即就在便殿设位享祭，未能符合广孝的本意。请求命令有关部门选择高爽干燥的地方，仿照景灵宫旧有的规制，因地制宜地修建，等到建成之日，迎回帝后的真容，供奉安放在新庙中，以便皇帝在四季孟月亲自行礼献祭，用以报答父母无穷无尽的恩德。朝廷听从了建议。起初修建了三座殿，圣祖的殿在前，宣祖到祖宗各位皇帝的殿在中间，元天大圣后与祖宗各位皇后的殿在后。掌管宫内事务的宦官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节搭建灯楼，寒食节设置秋千，七夕节设置摩防罗帘幕，每年更换一次。每年用于酌献的羊二百四十只，凡是帝后的忌辰，都用道教和佛教的方式做法事。

惠田案：七庙是礼制规定的。景灵宫，不是礼制规定的。南宋南渡以后，尚且没有觉悟到它的不合礼制，反而重建景灵宫，为什么呢？

《文献通考》：自从渡江以后，行在（朝廷临时驻地）没有固定的地方，神御供奉安放在其他州郡，朝廷献祭时就派遣官员分别前往。到了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皇帝驻跸临安，才开始具备太庙、原庙的制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自从休兵以后，太祖创立了册宝殿，凡是帝后的册宝以及郊庙的金玉礼器，都收藏在这里。起初命令太常寺官员一人每季度检查，但只是查看文书记录而已。乾道五年春天，因为有人盗窃礼器，中书门下才上奏请求每季度索取红色簿册清点检查是否齐全。

备用印封锁具是否有损失，上报尚书省【二月己丑下达诏令】庆元五年夏，太常寺上奏说太庙遗失了皇后金宝二件，大理寺审理此案【六月庚寅下达诏令】不久，太庙的卫卒到官府自首，判罪处死。大概是旧例册宝由宦官统领其制作，被盗后凿开卖掉，里面是铁胎，因此事情败露。此后朝廷更加谨慎地对待此事，每月由监察官、礼官、宦官各一人检视，称为“防宝礼器”。中瑶爵、玉瓉这两件器物极佳，人间未曾见过，其他的圭璧大致多呈水浆色。册宝中只有昭慈圣宪皇后的谥册用象牙制成，其余都是珉玉，还有徽宗皇帝的谥宝，玉色尤其温润纯粹。

《宋史·礼志》：绍兴十五年秋，在崇政殿东面再次营建神御殿。每月初一、十五及节日，帝后生辰，皇帝都亲自酌献行香，使用家人之礼。那些殿的名字：徽宗的叫承元，钦宗的叫端庆，高宗的叫皇德，孝宗的叫系隆，光宗的叫美明，宁宗的叫垂光，理宗的叫章熈，度宗的叫昭光。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本朝宗庙的制度，太庙用来供奉神主，一年五次享祭，初一祭祀并每月荐新。五次享祭由宗室诸王主持，初一祭祀由太常卿主持。景灵宫用来供奉塑像，每年四季孟月享祭，皇帝亲自主持。帝后大忌日，则由宰相率领百官行香，僧道做法事，而后妃六宫也都相继前往。天章阁用来供奉画像，时节初一、十五，帝后生辰日都在里面普遍荐献，由内臣主持。钦先孝思殿也供奉神御，皇帝每天焚香，而各陵的上宫也有御容，时节酌献如同天章阁。每年寒食节及十月初一，宗室内人各自前往朝拜。春秋两季的仲月，太常寺官员巡视园陵。季秋，监察御史检视太庙的祭祀，使用俎豆。景灵宫使用牙盘，而天章阁等使用平常饮食，使用家人之礼。至今没有改变。

高宗本纪：绍兴十六年三月乙未，增建太庙。五月癸未，初次制作太庙的祏室。

《文献通考》：十六年，太常寺上言：核查在京的庙制，每间室东面设门，西面设窗，西墙做祏室，收藏祖宗帝后的神主，又有东西夹室，那夹室只设门。现在行在的太庙，是因地制宜修盖的，未曾安设祏室。现在既然开始修盖，就应当体仿在京庙制，同殿异室修盖，并在殿的东西两侧做两个夹室，那两个夹室只设门。十一间室就依照庙制设门窗。那殿南北深七丈，每间室在西壁从北向南一丈二尺处做厚墙，因地制宜安设祏室。那西夹室也应当设祏室，收藏顺祖室的神主。诏令听从了建议，于是扩建太庙。

《玉海》：中兴太庙在瑞石山之左，绍兴四年开始创建，高宗在维扬时，寄放神主于寿宁寺。建炎四年，从海道回来，神主留在温州。绍兴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礼官江端友请求建立太庙，正殿七楹，分为十三室。五年，迎温州神主及福州启运宫神御。七年四月二日，改在建康修筑太庙。十二月十一日，又奉神主返回临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为了供奉徽宗神主，修建别庙殿室三间。十三年秋，增修

译住在斋所。绍兴十六年，新的祭器即将制成，但庙室狭窄无法陈列。三月乙未日，礼官巫伋请求增建，于是从西侧增建六楹，连同旧有的十三楹，每楹作为一间室，东西两侧各两楹作为夹室。五月，建造祏室用来安放神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太庙自仁宗以来都祭祀七代祖先，崇宁初年，蔡京执政，开始采纳王肃的说法，认为两位远祖在七代之外，于是建立九庙，奉翼祖、宣祖都回归各自的庙室。然而王莽已经营建九庙，唐明皇又采用此制，并非始于蔡京。绍兴年间，徽宗祔入太庙，因为与哲宗同为一代，所以没有迁出远祖。等到钦宗升祔太庙，才开始迁出翼祖。高宗与钦宗同为一代，也不迁出远祖。因此到淳熙末年，太庙祭祀九代祖先共十二室。等到孝宗归葬陵墓，赵子直执政，于是迁出僖祖、宣祖而祔入孝宗。当时朱熹在经筵任职，唯独认为九庙制度才是正确的，赵子直不听从朱熹的建议，于是此事搁置。等到光宗祔入太庙，再次没有迁出远祖，现在又祭祀九代祖先了。

译高宗本纪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正月丙子日，将翼祖的神主迁入夹室。礼志记载：礼部太常寺上言，钦宗神主附祭太庙，翼祖应当迁出。在正月九日，宣告迁出翼祖皇帝神主，奉藏于夹室。

孝宗本纪记载，淳熙十五年四月丙戌日，将高宗神主附祭于太庙。七月戊戌日，制定高宗庙乐名为《大勋》，舞名为《大德》。

宁宗本纪记载，绍熙五年（此时宁宗已即位）闰十月庚申日，根据吏部尚书郑侨等人的奏请，请求将僖祖、宣祖二祖的神主迁出，确立太祖东向的尊位。不久设立僖祖别庙，用来藏顺祖、翼祖、宣祖三位祖先的神主。十二月癸酉日，制定孝宗庙乐名为《大伦之舞》。甲戌日，将孝宗神主附祭于太庙。

礼志记载，绍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复也上言，请求将宣祖迁出，以确立太祖东向的尊位，他的言辞非常恳切。随后吏部尚书郑侨等人也请求趁先帝附祭太庙之际，确定宗庙万世之礼，以安慰太祖在天之灵，破除熙宁年间不合经义的议论。现在太祖作为始祖，那么太宗为昭，真宗为穆，从此往下直到孝宗，四昭四穆与太祖的庙合起来共九庙，上参古代礼制而不废弃崇宁九庙的制度，在义理上是恰当的。又说治平四年，僖祖神主被迁出藏在西夹室，到熙宁五年，王安石凭私意让章衡等人商议，于是又附祭僖祖作为始祖，又将推举他配享天帝，想要罢去太祖在郊祀中配享的地位，韩维、司马光等人极力争辩，而王安石坚持他的说法更加坚定。孙固担心罢去太祖配享天帝，建议让僖祖暂居东向之位，既然说是暂居，就应当厘正，这是明显的。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闰十月，权礼部侍郎许及之上言，僖、顺、翼、宣四祖是太祖的祖考，所迁出的神主恐怕不能藏在子孙的庙里，现在顺祖、翼祖二祖藏在西夹室，实际上居于太庙太祖的右侧，遇到合祭时就在夹室之前设位以昭穆次序排列。于是诏令有关部门集议，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人上言，僖祖应当采用唐代兴圣庙的制度，设立别庙，顺祖、翼祖、宣祖的神主都附祭藏在那里。这样僖祖自居别庙的尊位，三祖不附祭于子孙的庙，自汉魏以来，太祖以上毁庙的神主都不合食，现在遇到合祭就在庙中享祭，在礼制上尤为恰当。诸儒如楼钥、陈傅良都认为可行，诏令听从。当时朱熹在讲筵，独自入议状，条陈不可行的四点，大致说：根据尚书吏部牒文，集议四祖迁出的神主应当有所归属，现在详细考察众人的议论虽多，但都有可疑之处。如果说藏在夹室，那就是将祖宗的神主下藏于子孙的夹室，至于合祭时在夹室之前设帷帐，也不能称为合祭。想要另立一庙，则防备之事即远，有毁无立。想要藏于天兴殿，则宗庙原庙不可相杂。议论者都知道这样不安，只是因为他们心里想要尊奉太祖，三年一次合祭时暂且东向的缘故，其实对太祖的尊位无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朝威灵在细微之处较量强弱。现在只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的命令而默推，就知道今日太祖在天之灵必有所不忍而不敢当。何况僖祖神主迁出在治平年间，不过数年，神宗又奉他为始祖，认为得到礼的正统而合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者”。又说应当以僖祖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与仁宗的庙都万世不迁，按昭穆次序直到高宗的庙，也万世不迁。又说元祐大儒程颐认为王安石说僖祖不当迁出，复立庙为得礼。我详细考察程颐的议论与王安石不同，至于论及此事则深深信服，足以见义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约而合者。只是司马光、韩维之徒都是大贤人所敬信，他们的议论偶然不出于此，而王安石却以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想要坚守二贤之说，并将王安石所当取者尽废。现在以程颐之说考察，是非可判。议论既上，召对令细陈其说。朱熹先将所论画为图本，贴说详尽，至此出以奏陈。许久皇上再三称善，且说：“僖祖自不当迁出，高宗即位时不曾迁出，寿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迁出，今日岂可容易在榻前撰数语径自批出。”朱熹正惩内批之弊，因乞降出札子，再令臣僚集议。皇上也以为然。朱熹既退，即进拟诏意，以上意谕庙堂，则闻已毁四祖庙而迁之矣。时宰臣赵汝愚既以安石之论为非，异议者惧其轧已，借以求胜，事竟不行。朱熹时以得罪遗汝愚书曰：“相公以宗子入辅王室，而无故轻纳妄议，拆祖宗之庙以快其私，欲望神灵降歆，垂休锡美，以永国祚于无穷，其可得乎？”时太庙殿已为十二室，故孝宗升祔而东室尚虚。朱熹以为非所以祝延寿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语侍从之选，乞追夺待制，不许。及光宗祔庙，遂复为九世十二室。盖自昌陵祔庙逾二百年而后正太祖之位。

文献通考记载，绍熙五年闰十月（此时宁宗已即位），诏令在太庙大殿之西别建四祖殿，奉迁出的僖、顺、翼、宣四祖神主，每年令礼官荐献。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顺、翼、宣四祖以来，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对，而虚

译面向东边的位置。王安石掌权时，认为僖祖以上的世系不可考，那么僖祖拥有宗庙，大概与后稷没有区别。当时韩维等众儒生辩驳，王安石不听从。当时程颐还是平民，对别人说也认为王安石的话是对的。熙宁八年夏天在太庙举行禘祭，让僖祖面向东坐，从此没有人敢议论。绍兴年间以后，董棻、王普、尤袤都请求确立太祖面向东坐的位置，未能实行。在此之前，英宗附祭宗庙时已经迁出顺祖，到钦宗附祭宗庙时又迁出翼祖，等到高宗升附宗庙，于是成为九世十二室。到这时孝宗将要升附宗庙，赵汝愚执政，想要一并迁出僖祖、宣祖，事情下达给侍从、台谏和礼官商议。于是吏部尚书郑侨等人请求迁出两位祖先而确立太祖面向东坐的位置，楼钥、陈傅良等众儒生都认为可以，诏令听从了他们。郑侨等人不久又请求为僖祖建立单独的宗庙，将顺祖、懿祖、宣祖三位祖先附祭安藏，从这年冬天开始，另外在太庙大殿的西角建造一座殿堂来供奉迁出的神主，每年命令礼官进行祭祀。现在所说的四祖殿就是这座殿堂。

译马氏说：“查考太祖面向东的尊位，有人认为应当由僖祖居之，有人认为应当由艺祖居之，自熙宁年间以来，议论者意见不一。大概自治平四年，英宗已附祭于太庙，张安道等人认为应当遵循七世之制，将僖祖迁入祧庙，皇帝下诏采纳了他们的说法。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权，每件事都想要变更，于是主张认为僖祖是宋朝的太祖，不应迁入祧庙，而韩持国等人争辩，认为太祖应当属于昌陵，各位贤臣争辩得更加激烈，而王安石坚持得更加顽固，甚至发展到想要废除艺祖配享上天的祭祀，来奉祀僖祖。大概他致力于排斥众议，喜好标新立异、坚持错误，与推行新法一样，本来就不奇怪。然而我曾考察过，张安道提出随世祧迁的建议，韩持国坚持艺祖应当居东向的说法，论理是正确的，但衡量当时的情况则不可行。大概古代所谓天子七庙，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三昭三穆则是从父祖往上六世，太祖则是始封受命因有功徳而万世不迁入祧庙的，本来就不是第七世的祖先。如今神宗的世系而单独祧迁僖祖，那么顺、翼、宣、太（谓太祖太宗共为一世）、真、仁、英还是七世。这是要祧迁僖祖而以顺祖为太祖吗？不可以。僖、顺都没有功徳，不是商契、周稷那类人。如今当时的议论，那些想要祧迁僖祖的，只是因为他已在七世之外；那些不祧迁顺祖的，只是想凑足天子七庙的数量。然而不知道亲尽而祧迁的是昭穆，万世不祧的是太祖。如今以三昭三穆来说，僖、顺都已应在祧迁之列；以万世不祧来说，两位祖先都不足以担当。这是暂且把应当祧迁的祖先权且放在太祖的位置上。如果不以顺祖为太祖，那么所谓的七世，就是四昭三穆了，不是所谓的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座。如果一定要说虚设太祖之位而只祭祀三昭三穆，那么就应当将僖、顺两位祖先一并祧迁；又不然，暂且像唐人九庙的制度，暂且不议祧迁，虽然与礼经不合，但不妨害其近乎厚道。如今单独祧迁僖祖，那么顺祖就隐隐然居于太祖之位了，这是第一个不可行的原因。如果艺祖应当居东向，作为万世不祧的太祖，这个说法固然不可改变。然而神宗之时，上距艺祖才四代五庙罢了，如果立刻将他作为太祖，那么僖、顺以下四帝都应当祧迁，而天子的庙制就与诸侯相同了，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原因。各位贤臣的说法，大抵只是认为不可近舍开创基业的艺祖，而远取追尊的僖祖。王安石致力于与众不同，就一定要用尊崇艺祖的方式来尊崇僖祖，而对于当时的事理都没有仔细审订。如果以前两点反复推究，那么尊崇僖祖的固然错了，而立刻尊崇艺祖的也未为得当。到了宁宗初年，则不然了。自艺祖开创基业以来，已到了八世十二庙，那么僖、顺、翼、宣应当祧迁，没有可疑的了。在这个时候奉艺祖正东向之位，作为万世不祧的祖先，更没有拘碍，而董棻、王普等人所说的，是非常恰当的理论了。朱熹唯独因为程颐曾经赞同王安石的说法，而还想极力主张尊崇僖祖的议论，这就近乎胶柱鼓瑟而不适应时势，党同伐异而不符合事理，我本来不敢认为是对的。”

惠田按：宋朝绍熙年间，采纳廷臣郑侨、楼钥、陈傅良等人的建议，祧迁僖、顺、翼、宣四位祖先，确立艺祖太祖东向之位，这是不可改变的经典。《仪礼·丧服传》说：“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不得以先君为父；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不得以诸侯为祖。这是从卑贱区别于尊贵。如果公子的子孙有被封为国君的，那么世世代代以这个人为祖，不以公子为祖。这是从尊贵区别于卑贱。”郑玄注说：“后世为君者，以这个受封的君为祖，不得祭祀别子公子。如果在高祖以下，就按照亲属的丧服；后世迁庙时，才毁掉他的庙。”贾公彦疏：“始封君得以立五庙，太祖一庙，与高祖以下四庙。如今始封君的后世不毁其庙作为太祖，在这个始封君时没有太祖庙，只有高祖以下四庙，那么公子作为别子得以进入四庙的限额，所以说‘公子如果在高祖以下，就按照亲属’，谓从父以上至高祖依次立四庙。说‘后世迁之乃毁其庙’者，谓始封君死，他的儿子立即以父为父，庙前高祖者为高祖之父，应当迁出；又至四世之后，始封君为高祖父，应当迁出的时候转为太祖，通四庙为五庙的定制。”据此，那么太祖的意义就明白了。经书所言的是诸侯，推而广之，从尊贵区别于卑贱，天子也应当如此，没有两种道理。以诸侯为祖的，不以公子为祖；公子如果在高祖以下，就按照亲属的丧服。这就是僖、顺、翼、宣四位亲庙的礼制。后世迁之乃毁其庙，就是四位祖先应当祧迁的明证。四世之后，始封君为高祖父，应当迁出转为太祖，这就是艺祖应当正太祖之位的确据。考察往昔，验证将来，没有不应当以此为标准的。于是宋朝的廷臣孙固、韩维、司马光等在前建议，郑侨、楼钥、陈傅良等在后主持，大礼虽然最终确定，但迟迟久不决，这都是不知道以此经

译这是断句的过错。王荆公的偏执，不必说了。然而程子却附和赞同，朱子更加坚定地主张这种说法，以至于在朝堂上当面辩驳争论，以去留作为决断，最终这种说法终究没有实行。由此可见，义理的正确，人心的安定，即使众位大儒反对也不能改变，只是不明白朱子为何没有察觉这一点，导致马氏有“胶柱鼓瑟，党同伐异”的讥讽。《易经》说：“精研义理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以便应用于实际。”大概是因为义理难以精研，经学难以讲解，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

译又说：统治天下的人，一定要推崇自己的祖先来配享上天；既然建立了宗庙，一定要推崇自己的祖先作为太祖，这是礼制。自从《孝经》有了在郊祀中配享上天、在明堂中配享上帝的说法；《祭法》有了禘祭、郊祭、宗祀、祖祀的说法。郑玄注认为禘祭和郊祭就是郊祭【郑玄认为禘祭是在圜丘祭祀上天，然而圜丘也是郊祭】，祖宗就是明堂。于是后来的统治者，在配享上天和上帝时，必定各自推崇一位开创基业的祖先，来比拟周文王，认为这样还不够，又一定要寻求可以比拟后稷的祖先，来推崇配享上天。周文王是承受天命建立周朝的人，汉高祖、唐神尧、宋艺祖，大概可以比拟他。曹操、司马懿以下这些人，凭借奸雄的诈力夺取别人的天下国家，留给子孙。向上看周文王，哪里只是瓦釜与黄钟的区别？然而他们开创华夏基业、光大王业的事迹，却是相同的。作为子孙，虽然拿他们比拟周文王是可以的，唯独比拟后稷这样的始祖，历代大多没有合适的安排。于是有的选取遥远的显赫祖先，比如曹魏尊帝舜为祖，宇文周尊神农为祖，周武氏尊文王为祖。这三位圣人，他们的功德固然可以配享上天，但并不是魏和两个周朝的祖先。因此当时议论的人，后代讥笑他们，认为不伦不类。至于唐朝既然用神尧比拟文王，而寻求可以比拟后稷的人，就归属于景帝。宋朝既然用艺祖比拟文王，而寻求可以比拟后稷的人，就归属于僖祖。景帝、僖帝虽然是唐、宋的始祖，但在当时却是没有功业的平庸之人。向上看周朝，只能比作不窋之类的人，却用后稷的地位尊崇他们，太过分了。因此不仅后世议论他们不对，当时也哗然认为不可行，大概是因为无法让人心信服。知道他们的祖先不足以让人心信服，而推崇尊大的心意还不满足。于是献议的人开始制造阿谀附会的说法来迎合。老子也是人，道家流派假托他的名字来推行他们的教义，以至于推崇尊崇他，位列上帝的右侧。而学习他教义的徒众，就说这是天帝，不再是周朝的柱下史了。而老子的姓氏恰好与唐朝相同，于是推崇老子作为始祖，尊称为玄元皇帝。大概虽然尊奉老子，但其意是说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是天上的贵神。于是崇建太清宫，每次举行禘祫大祭，都在玄元皇帝前设置位次，排列正位。这大概是以玄元皇帝为太祖，比拟周朝的后稷，而其他祖先都成为昭穆了。到了宋朝大中祥符年间，天书封禅的事情竞相兴起，于是又效仿唐朝的做法，推崇所谓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作为圣祖，建立景灵宫，圣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这大概是以圣祖为太祖，比拟周朝的后稷，而其他祖先都成为昭穆了。朱熹曾说：景灵宫的建立，外面作为都宫，里面各有寝庙，门墙近乎古制。大概因为其规制宏大壮丽，每位皇帝各居一殿，不像太庙那样共处一堂，稍微类似古人立庙的制度，而足以彰显天子严奉祖先的意思，这是对的。然而不知道所谓的圣祖，固然有可称道的功德，像后稷那样谱系可寻，像稷对于文武成康那样吗？《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郊祖宗的制度。郑玄注说：有虞氏以上崇尚德行，禘郊祖宗配享只用有德行的人；从夏朝以下稍微用姓氏的先后来排序。项安世也说：这部《祭法》的作者，已经在篇末自己解释了意思，先叙述帝喾、尧、舜、鲧、禹的功劳，接着叙述黄帝、颛顼、契、汤、文、武的功劳，认为这些都是对百姓有功烈的人，所以圣王祭祀他们，不是这个族类的人不在祭祀典制中。那么他的意思大概是说郊禘祖宗都是选择有功烈的人来祭祀。而后来的统治者，想要考察这个来祭祀他们的祖先，却与这个说法大相径庭。我曾经因此探究论述：虞、夏、商的事情太遥远了，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这是后世所效法的。用《诗经》来考察，说后稷配享郊祀的是《生民》、《思文》，说文王配享明堂的是《我将》、《我将》之诗，它们所称颂的，只是承受天命兴起周朝罢了。而《生民》、《思文》两首诗，都说教导百姓播种种植五谷的事情。那么文王有功在于兴起周朝，而后稷有功在于天下万世。传文说：烈山氏的儿子柱担任稷神，从夏朝以上祭祀他；周弃也担任稷神，从商朝以来祭祀他。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谷之神，都是地的异名。古代的圣人能建立天地所不及的功业，那么他的道可以比拟天地，所以后世祭祀他，推崇配享天地。弃从商朝开始被祭祀作为稷神，那么周朝作为诸侯的时候，就已经配享地祇了。周朝拥有天下，弃是开国的祖先；文王承受天命，礼制上应当配享上天，而实际上是弃的子孙。周公制礼作乐，已经举起严父配享上天的礼仪来祭祀文王了，而弃的祭祀仍然沿袭商朝的旧制，列于社稷，这是尊崇父亲而轻视祖先。所以又创立明堂的礼仪，而让这两位圣人各自配享一种祭祀【朱熹也说】【古代只有郊祀、明堂的祭祀，周公根据义理创立】自从秦朝以来，文王配享上天的礼仪废除了，而稷的祭祀至今未曾废除。大概因为稷配享地祇，在周朝未兴起时就已经

译然而，周朝虽然灭亡，但其礼制并未衰废。所谓对百姓有功业的人，祭祀他们万世如同一天一样长久。后世拥有天下的人，哪里还能有这样的祖先呢？却一定要效仿周朝的礼仪，推尊其远祖，向上比拟后稷。有的本来没有谱系可以考证，却强行附会古代帝王，像曹魏、北周、北齐的祖先比拟舜、神农和文王就是这样。有的姑且推尊其世系遥远的祖先，而不问其人品功德如何，像唐朝的景帝、宋朝的僖祖就是这样。再不然就推尊而神化他们，寄托于天帝那幽深难测之处，像唐朝的玄元皇帝、宋朝的圣祖就是这样。这样向上看周朝祭祀后稷的本意，就相差太远了。何不只推尊其开创基业的祖先，向上比拟文王，在郊祀和明堂中都让他配享。而上世的祖先，既然没有可以比拟后稷的人，那么就不必完全遵循周人的制度了。

译蕙田按：马氏的两篇论述，可以说长于说理且善于言辞了，但仍有未尽之处。依我推测，夏商周三代以后，始祖的位置变动不居，议论也不能归于统一的原因，一是附会不可确知的远古血统，因而失之于虚妄；二是暂且选取亲庙中的第一世作为始祖，因而失之于偏私。这两点从汉代到宋代，交替出现谬误，最终由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君主担任太祖，人心才安定，典礼才端正。以开创基业的君主为太祖，人们知道所祭祀的亲庙，功德不能与商周的稷、契相比，人们也知道，但往往不足以坚定其说并决断其非，过错在于持议的人，没有用“别子为祖”的说法来决断。传文说：“别子为祖，别子，就是公子。大夫不能以诸侯为祖，所以以公子为始祖；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所以以初封受国的君主为始祖。因出生而赐姓，赐给土地并命定氏，就以赐土受命的君主为始祖。”所以夏朝不尊颛顼为祖而尊禹为祖，颛顼是天子，不能尊为祖，禹则是始封于夏的君主。殷周不尊帝喾为祖而尊契与稷为祖，帝喾是天子，不能尊为祖，契与稷则是始封于商、邰的君主。这是赐土受命不可更改的制度，而不是专门为了他们盛德可以百世祭祀而报答，这就叫作“祖有功”，功是指始封有国。如果专门以德为标准，那么百世祭祀的就不仅仅是他们的子孙了。后世的君主，有的奋起于布衣，有的基业来自篡夺窃取，既然没有始封有国的始祖，即使高祖曾祖以上的世系，尚且模糊不可寻考，就暂且以所能记忆的人立为亲庙，于是以亲庙中最远的一位作为始祖。设立亲庙是适宜的，这是仁爱率亲的道理，但作为不迁的始祖是不可以的，不符合祖有功的道理。如唐朝的献祖，宋朝的僖祖，都是开始祭祀但最终被迁出。假如当时的议论者不只用稷契功德的说法来比较，而用稷契始封有国的说法来决断，那么雄才大略的君主，或许不至于任情掩义。为什么呢？功德比拟涉及贬抑，而情感所笃，孝子仁人必定内心有愧而不肯听从。如果用始封别子的说法来决断，那么亲庙的数目就穷尽了，祧迁的议论也就确定了。然而在议论时虽然没考虑到这一点，即使加以崇奉，但几代之后终究归于迁改而后确定，这是因为义理得以彰显而人心安定。所以三代以后，总应当以开创基业的君主为太祖，凡是追尊的庙都应在亲尽后依次迁出。大概祖的名号只有一个，而太祖不同。祖考的祖有远近隆杀的区别，太祖的祖则是万世不易的称号。明白了这一点，始祖、太祖的名号就确切有所归属，无可怀疑了。后来明孝宗时，宪宗升祔时，九庙已备，定议祧迁。当时的礼臣周洪谟、倪岳等却说：“国家自德祖以上无法推考世次，于是以德祖视同周的后稷。”这是沿袭王安石关于僖祖的谬说，失职太严重了。有一个杨守陈争辩而不被听从。世宗时最终祧迁德祖，难道不是与宋朝僖祖的议论同一辙吗？

《宋史·礼志》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说：“已在太庙西边另建僖祖庙，以及告迁僖顺翼宣帝后神主到僖祖庙奉安。”

宁宗本纪，庆元四年十二月癸卯，将光宗皇帝神主祔入太庙。

续文献通考《宁宗嘉定四年三月临安大火将及太庙诏迁神主于夀慈寺三日火息乃还太庙陈傅良上僖祖太祖庙议曰以经传考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为宗而祖颛顼商人则以受命之君为宗而祖契周监二代于是以受命之君为祖继祖为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称王何以得为受命之君周公为之也其在诗「受命作周」言文王有明徳故天复命武王此周公推受命于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诗「思文后稷配天」则稷之郊乐也「清庙祀文王」则文王庙乐也「执竞祀武王」则武王庙乐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则又文王配帝之乐也文武每庙各有乐章而后稷庙无专乐则见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庙之列于是有先王先公之庙祧先王谓太王而下先公谓后稷而下其在诗「天作祀先王先公」则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庙乐也文武每庙各乐章文王配帝又别有乐假如后稷为太祖则不应但有郊乐而无庙乐「今天作」一诗通用之先公先王则由王季而上其迁主皆藏于后稷而合享之明矣在书「洛诰」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烝祭歳文王辞牛一武王骍牛一不及后稷不应每事皆遗太祖又明騐也由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庙也「天保」之诗曰「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时祀固同而周礼享先王礼甚备享先公但用鷩冕或亦有隆杀之等记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徳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当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则太王为祖而文王犹

《宋史·礼志》庆元二年四月，礼部太常寺说：“已在太庙西边另建僖祖庙，以及告迁僖顺翼宣帝后神主到僖祖庙奉安。”

宁宗本纪，庆元四年十二月癸卯，将光宗皇帝神主祔入太庙。

《续文献通考》记载，宁宗嘉定四年三月，临安大火将波及太庙，下诏将神主迁至寿慈寺，三天后火息才还太庙。陈傅良上《僖祖太祖庙议》说：根据经传考证，从商朝往上，以受命的君主为宗，而以其始生的帝为祖，所以虞夏以舜禹为宗而尊颛顼为祖，商人则以受命的君主为宗而尊契为祖。周朝鉴戒夏商二代，于是以受命的君主为祖，继承祖的为宗，而郊祭其始封的君主，所以周人郊祭稷，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文王未称王，为何能成为受命的君主？是周公做的。在《诗经》中“受命作周”，是说文王有明德，所以天再次命武王，这是周公推受命于文王，尊文王为祖而尊武王为宗的事。在《诗经》中“思文后稷配天”，是稷的郊乐；“清庙祀文王”，是文王的庙乐；“执竞祀武王”，是武王的庙乐；“我将祀文王于明堂”，又是文王配帝的乐。文武每庙各有乐章，而后稷庙无专乐，可见周尊文王为祖，而后稷不在七庙之列，于是有先王先公的庙祧，先王指太王以下，先公指后稷以下。在《诗经》中“天作祀先王先公”，则是后稷以至太王、王季的庙乐。文武每庙各乐章，文王配帝又别有乐。假如后稷为太祖，则不应只有郊乐而无庙乐。“今天作”一诗通用之于先公先王，则由王季而上，其迁主都藏于后稷而合享，这是明显的。在《尚书》“洛诰”中，秬鬯二卣禋于文王武王，烝祭岁，文王辞牛一，武王骍牛一，不及后稷，不应每事都遗漏太祖，又是明证。由此说，后稷固然是先公的庙。《天保》的诗说“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时祀固然相同，而周礼享先王礼甚备，享先公但用鷩冕，或许也有隆杀的区别。《礼记》说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当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则太王为祖而文王犹

译所谓“穆考”，就是《酒诰》中所说的“穆考文王”。成王制定礼乐，重新确定宗庙制度，于是推尊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闵予小子》这首诗说：“啊，伟大的父亲，永远能够尽孝；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神灵降临在庭院中。”这说明武王附祭于宗庙，是在成王时期。在宗庙中禘祭太祖，指的是文王。那首诗说：“既佑助伟大的父亲，也佑助文母。”这说明是以文王为祖，武王为昭考。因为武王是昭考，所以文王的儿子们依次都称为昭。富辰所说的“文之昭，武之穆”就是这个意思。《周礼》中天府掌管祖庙的守卫和储藏，注解说：“祖庙是后稷作为始祖的庙。”《诗经》中禘祭太祖，注解说：“太祖是文王。”王肃也说：“是文王。”从此祖庙便指文王。《孝经》说：“宗祀文王。”“宗”字解释为尊，那么就是以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王肃、郑玄都持这种说法。《防服传》说：“诸侯祭祀到他们的太祖，天子祭祀到始祖所从出的地方。”这里始祖、太祖的说法非常明确。马融说：“凡是说‘祖’的指远古，说‘始祖’的指较近，说‘太祖’的也是指较近。”韦昭说：“商朝以契为祖，周朝起初也以祭祀后稷为祖，而尊奉文王。到了武王，虽然完成了文王的事业，但有伐纣平定天下的功劳，他的庙不可毁弃，于是后来改以文王为祖，尊奉武王。”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孔子称赞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认为周公是这样的人，说如果不是周公就达不到这个境界，这明显说明不是夏、商旧有的制度。周朝改变夏、商，不仅仅如此。追尊王号直到三代以前，在此之前没有过。系联姓氏直到百代，在此之前没有过。推究所从出的源头直到帝喾，又在此之前没有过。商人禘祭舜，到了周朝禘祭喾，世系更加久远，这可以说是仁德的极致，义理的穷尽。汉、魏以来，许多儒生考据经典不详细，有的对有的错，王肃、郑玄两家互相诋毁，终究不足以深信，这就是为什么专门依据经典作为判断，来赞助宗庙议事的决定。鉴于本朝世系不显彰，现在应当以所推尊的太祖为定论，以僖祖为始祖的庙，与太祖的庙都世代享受祭祀，推广孝思，崇尚并增长恩德深厚，那么群臣的议论就不会相互抵触，而大典就可以成就了。

译蕙田按：傅良崇尚调停折中的说法，并非真正认识到太祖配享天地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

《理宗本纪》：宝庆元年四月辛卯初一，宁宗神位附祭于太庙。

王圻《续通考》御史台进言：已故皇帝是第十代，应当举行议定迁祧的礼仪。我认为商朝以契为始祖，将汤、太戊、武丁作为不迁毁的庙，不在三昭三穆的数目之内。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公羊传》说：“世室，世代都不迁毁。”回想我朝太祖皇帝是帝者太祖之庙，太宗皇帝附祭于太祖，算作一世的庙。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诏书规定不迁祧，这与商、周的不毁庙，鲁公、武公的世室，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世室的迁祧，既然不在三昭三穆之中，那么本来就不在九庙的数目之内。从太祖到光宗，实际是五庙，如今已故皇帝开始成为六庙，应当增加扩建一间室，用来附祭已故皇帝，这在礼仪上合适，在道义上安稳。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

《宋史·理宗本纪》：绍定四年九月丙戌夜晚，临安发生火灾，蔓延到太庙。十月戊午，太常少卿度正、国史院编修官李心传各自上疏说：“宗庙的制度不符合古制，现在因为灾异，应当实行改革。”皇帝下诏让两省侍从、台谏集会商议并上报。

《礼志》：绍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师大火蔓延到太庙。太常少卿度正进言：我见近世大儒侍讲朱熹详细考据古礼，曾论及宗庙制度，并画图说明，他的学说很完备。然而他的制度务求效法古代，而颇更动本朝的制度，所以学士大夫都有不同意见，于是不能实行。如今上天降下灾异，火灾从民家发生，蔓延到宗庙，此时实行改革最为适宜。我向来就听说了他的学说，现在在礼部任职，正逢此变故，如果沉默不语，就是辜负职责。谨提出两种说法进献：第一种完全采用朱熹的说法，认为本朝庙制不符合古制，因此画图说明，认为僖祖如同周朝的后稷，应当作为本朝始祖。尊崇僖祖作为始祖，这是顺应太祖皇帝的孝心。始祖的庙居于中间，左昭右穆各为一庙，门都朝南，位都朝东。迁祧庙的神主藏在始祖庙的夹室中，昭常为昭，穆常为穆，互不混乱。三年合祭时，则一并取出迁祧庙的神主，在始祖庙合祭。始祖朝东，众昭的神主都位于北面而朝南，众穆的神主都位于南面而朝北。昭穆既分，尊卑就确定了。这种说法符合古制而适宜于今，尽善尽美，实行它，祖宗在天之灵必定会享用并垂福无穷。第二种说法则是因循本朝的制度而参用朱熹的说法。本朝庙制，神宗曾命令礼官陆佃讨论，想要恢复古制，没来得及施行。渡江以来，稽考古礼文的事多所未暇。如今想要骤然更革，恐怕不足以成事，反而徒增纷扰。或许仍然遵行本朝制度，从西到东并为一列，只在每堂之后量度扩建一间来藏迁祧庙的神主，每室之前量度扩建两间，遇到三年大合祭时，就用帷帐幕布围起来，通为一室，尽出诸庙神主及迁祧庙神主，并为一列，合祭于其前。在这之前，庙为一室，凡遇合祭，合祭于其室，名为合祭，实际上并未真正合祭。如今量度扩建这三间，后有藏迁祧神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对本朝制度初无大段更革，而颇已得三年大合祭的意义。如今朝廷若能实行朱熹前议，固然无以复加；如果不行，姑且听从后说，也属允当，不失礼意。然而宗庙之礼，倘若没有变故，怎敢妄议？如今因为大火之后，如果加以损益，也是时候了。请求赐予详细商议。有旨令从祀礼部、太常集议，后来终究没有实行。

蕙田按：度正两种议论都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理宗本纪》：五年，壬寅，新建太庙落成。

王圻《续通考》：景定五年八月，都省进言：知嘉定府洪涛迎奉新繁县太祖以下六朝御容于本府天庆观，是一时权宜之计，在礼仪上不完备。皇帝下诏令守臣选派武臣一员，择日迎奉前往行在所，奉安合行典礼。令有司条列具报于尚书省。

右宋庙制下

《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十三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干州。

开泰元年十二月丙寅，奉迁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于上京五鸾殿。

八年正月壬戌，在中京建景宗庙。

九年十二月戊辰，下诏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都遵循古制。

《道宗本纪》：太康三年九月壬申，修缮干陵庙。

《续文献通考》：辽诸帝各有庙，又有原庙，如凝神殿之类，其仪制都不详细，大体简朴，有太古之风。

蕙田按：辽庙制虽然不详，但史书中说中京建庙，制度祭器都遵循古制，那么也是有文采的了。只是所谓古制，是三代以来的古制呢？还是本国的古制呢？总之都不失礼意，胜过宋朝多了。

右辽庙制

《金史·礼志》：金初没有宗庙。天辅七年八月，太祖葬于上京宫室的西南，在陵上建宁神殿，按时荐享。从此各京都立庙，只有在京师的称为太庙。

太宗天会二年，在西京立大圣皇帝庙。

《太宗本纪》：天会三年八月

译癸卯日，斡鲁押送辽国君主抵达京城。甲辰日，在太庙举行祭告。十月，下诏在西京建立太祖庙。

译《熙宗本纪》记载，天会十四年八月丙辰日，追尊九代以下祖先为皇帝、皇后，确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的庙号，都不迁出太庙。

惠田按语：当时熙宗即位已两年，仍沿用太宗的年号，所以称为天会十四年。

天眷二年九月丙申日，在庆元宫建立太祖的原庙。

皇统三年五月甲申日，初次建立太庙。四年七月庚午日，在东京建立原庙。

《礼志》记载，皇统七年，有关部门上奏说：“庆元宫的门旧称景晖，殿称辰居，似乎不是庙中应有的名称，现在应当改殿名为世德。”这一年，东京的御容殿建成。

《熙宗本纪》记载：皇统八年闰八月丙寅日，太庙建成。

《礼志》记载：皇统三年，初次建立太庙。八年，太庙建成，那就是上京的太庙。《海陵本纪》记载：天德四年十月壬戌初一，派使者奉迁太庙神主。《礼志》记载：天德四年，有关部门说：“燕京兴建太庙，又建立原庙。三代以前没有原庙的制度，到汉惠帝才开始在长安渭北建庙，按时进献水果。后来又在丰沛建庙，没听说有享祭的礼仪。现在两都告祭享祀，适宜只在燕京所建的原庙举行仪式。”于是给那座宫命名曰“衍庆殿”，曰“圣武门”，曰“崇圣”。

惠田按语：金天德四年，是宋绍兴二十二年。当时宋朝正广泛修建神御殿，而金的有关部门上奏说“三代以前没有原庙制度”，多么正确啊！如果宋朝臣子知道这一点，又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海陵本纪》记载，贞元三年十月戊寅日，暂时奉安太庙神主于延圣寺。十一月丁卯日，奉安神主于太庙。

《礼志》记载，贞元初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于是增广旧庙，奉迁祖宗神主到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日，奉安于太庙。

正隆年间，营建南京宫室，又建立宗庙，南渡后沿袭此制。其庙制史书没有记载，传记杂记或许可以大概看到，现在附录于此。汴京的太庙，在宫城南面驰道的东边。殿规是一屋四间，限制其北边为神室，其前为通廊。东西二十六楹，为二十五间，每间为一室。庙的两端各空出一间作为夹室，中间二十三间为十一室。从西边三间为一室，作为始祖庙，附祭德帝、安帝、献祖、昭祖、景祖的祧主五位，其余都是两间为一室。世祖室附祭肃宗，穆宗室附祭康宗，其余都没有附祭。每室一门，一窗，门在左，窗在右，都朝南。石室的龛在各室的西壁，朝东。其中世祖的龛有六个，朝南的五个，朝东的一个。第二、第三室各有两个龛，其余都是一室一龛，总共十六个龛。祭祀日出主于北墙下，朝南。禘祫祭则一起出主，始祖朝东，众神主依照昭穆南北相对，东西序列于室户外面的通廊。殿阶两级，排列三级台阶。前面有两个井亭，外面建有四重围墙。南、东、西都有门。内墙的角落有楼，南门五扇，其余都是三扇。中墙之外，东北是册宝殿。太常官一人，每季查看其封缄，称为防宝。内墙的南面叫大次，东南为神庖。庙门两旁有廊屋，各二十五楹，作为斋郎执事的地方。西南墙外就是庙署。神门排列旗帜，各二十四面，用木锜支撑。旗帜下面用木板做成手掌形状，画两条青龙，下垂五色带，长五尺。享祭前一天则悬挂旗帜，祭毕收藏起来。

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下诏以会宁府是国家兴起之地，适宜就在庆元宫旧址建正殿九间，仍用旧号，按时荐享。将睿宗御容奉还衍庆宫。

有关部门拟奏：闵宗没有子嗣，应当另立庙。有关部门认为按时祭享不称宗，以武灵为庙号。又上奏：唐朝立别庙，不必专在太庙墙内。现在武灵皇帝既不称宗，又不与合祭，其庙拟在太庙东墙外空地建立。皇上听从了。

王圻《续通考》：“大定四年，庙成，以武灵后谥孝成，又称孝成庙。三月，奉安武灵皇帝及悼皇后。”

《金史·礼志》记载，大定五年，会宁府太祖庙建成，有关部门说适宜安置御容。在此之前，衍庆宫藏有太祖御容十二幅：法服一幅，立容一幅，戎衣一幅，佩弓矢一幅，坐容两幅，巾服一幅；旧在会宁府安置半身容两幅，春衣容一幅，戴巾穿红衣的两幅；旧在中都御容殿安置，现在都在这里。下诏以便服容一幅，派官员奉安，择日启程。前一天早起，告庙用酒食，差遣奏告官一员，以所差使者充任，请御署祝版。当天天亮，有关部门在衍庆宫门外稍西设置龙车，朝东。宰执率领百官公服到本宫殿下，列班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乐起，稍退再拜。班首降阶复位，陪位官都再拜。奉送使副率领太祝捧御容匣出来，宰执以下分左右前导，出衍庆宫门外。等御容匣升车，百官上马，后随旗帜、甲马、锦衣人等分左右引导，香舆、扇等前行，到都门郊外。等御容车稍停，导从官下马，在车前列班再拜。奉送使副侧侍不拜。

译班首走到香舆前，跪下上香，俯身叩拜后起身，回到班列再次叩拜，告辞后退出。使副于是启程。每到一个驿站或官署内安顿驻留，其道路上的仪仗护卫有：红罗伞一柄，龙车一辆，其形制是用青布做成亭子状，安放在车上，用牛牵引，又用骆驼五头，旗帜和鼓共五十件，抬香舆一辆，十人引导跟随六十人，执扇八人，兵士一百人，防卫二十人，由宗室明安、穆昆的子孙充任。所经过的州县官员穿着公服出城迎接，献上香果，再次叩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次叩拜，送到郊外再次叩拜后才退下。到达会宁府时，官员们准备香舆迎接，礼仪如上，骑马跟随到庙门外，下马分列左右引导。使副率领太祝四员捧着御容进入庙中，在中门外东壁帷帐内安放妥当，再次叩拜后退出。选择吉日奉安，到了那天清晨，派遣的官员与本府官员以及建庙官员等都穿着公服到帷帐前排立，先再次叩拜，跪下上香，奏乐，奠酒完毕，又再次叩拜。太祝捧着御容，众官在前引导到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安放完毕，再次叩拜。班首升殿，跪下上香，读祝文，奠酒，奏乐，稍退后再次叩拜完毕，班首下阶回到原位【下阙三百五十二字】在殿上，又设置亲王、宰执以下百官在殿庭的拜位，又在东阶下设置盥洗位，执罍篚的人位于其后，又在神位前各设置北向的拜褥位，并各设置香案、香炉、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等物，依照先前的惯例。又在圣武殿上设置香案、香炉、匙合、香等，又在殿下各设置腰舆一辆，抬舆的士人十六人，伞子各二人，执扇各十二人，引导跟随的弩手各三十人。前一天清斋，亲王在本府，百官在各自府邸，行礼官和执事人等练习礼仪，在祠所清斋。那天清晨，礼官率领太庙署官员等到崇圣阁，奉迎世祖御容，每匣用内侍二人，太祝一员，礼官署官在前引导，放置在圣武殿神座。礼直官引导亲王、宰执、百官穿着公服在殿庭班列站立，七品以下官员在殿门外班列。赞者说：“拜！”在位的人都再次叩拜。礼直官引导班首到罍洗处洗手完毕，升殿到神座前跪下上香完毕，稍退后再次叩拜。礼直官引导班首下殿回到原位。赞者说：“拜！”在位官员都再次叩拜完毕。礼官引导世祖御容升上腰舆，仪卫按次序引导跟随到广德殿，百官随后到庭下，班列站立。礼官率领太庙署官员从腰舆内捧着御容在殿上正面安放完毕，百官在阶下，六品以下官员在殿门外班列。赞者说：“再拜！”在位官员都再次叩拜。礼直官引导班首到盥洗处洗手完毕，升殿，执事官等徒步升殿，到御容前跪下上香、奠酒，教坊奏乐，稍退后再次叩拜完毕，音乐停止。礼直官引导班首下殿回到原位。赞者说：“拜！”在位官员都再次叩拜。礼官率领太庙署官员到崇圣阁，太祝、内侍捧着太宗御容，礼官引导太宗御容到圣武殿，行礼完毕，依次奉安于丕承殿，行礼礼仪也如上。接着睿宗御容奉安于天庆殿，礼仪也相同。等奉安礼仪完毕，百官退下。

译世宗本纪记载：大定十年十一月辛巳日，皇帝下诏：“盗窃太庙物品者，与盗窃宫中物品者按同一律论处。”

礼志记载：大定十二年，朝廷商议建立闵宗的别庙。礼官援引晋惠帝、唐中宗、后唐庄宗升祔太庙的先例。如果依照这些典制，武灵皇帝没有子嗣，也应当升祔太庙。然而，唐中宗升祔时，起初只是虚设一室，最终增加到九室。晋惠帝升祔时，是将豫章、颍川两座庙迁并。后唐庄宗升祔时，是将懿祖一室迁出。如今太庙的规制，除去已迁出的祧庙外，共有七世十一室。如果应当升祔武灵皇帝，就必须另外迁出一座庙。荀子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如果旁系容纳兄弟而上毁祖考，那么天子就有不能祭祀七代祖先的情况了。”我们观察宗庙的世次，从睿宗往上到始祖，共七代，另外没有可以迁出的庙。晋史说：“宗庙以容纳神主为限度，不拘泥于固定的数目。”东晋和唐朝都采用这种制度，于是增加到十一室。康帝继承统绪，以兄弟为一室，所以不迁出远祖之庙而祔祀成帝。唐朝将敬宗、文宗、武宗三宗同为一代，在太庙东间增设两室，定为九代十一室。如今太庙已满此数，如果采用不拘固定数目的说法，增加到十二室也可以。然而庙制已经确定，再次商议增建，事情非常重大，而且恐怕也会更改睿宗皇帝神主的昭穆次序。《春秋》的大义，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汉书·礼乐志》说：“父子不并坐，而孙子可以跟随祖父。”如果武灵皇帝升祔太庙，增建为十二室，依照《春秋》尊尊的典制，武灵皇帝应当在十一室禘祫合食，依照孙子跟随祖父的典制，应当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应当称宗。然而之前升祔的睿宗已经在第十一室，多次遇到祫享，睿宗在穆位，与太宗的昭位相对。如果更改神主室次及昭穆次序，不是主管部门所敢轻易议论的，适宜由皇帝裁决。

世宗本纪《大定十三年四月辛巳》记载：重新制定盗窃宗庙祭物的法律（见《礼志》）。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御容，举行朝谒之礼。皇帝前一天在内殿斋戒，皇太子在本宫斋戒，亲王在本府斋戒，百官在各自府邸斋戒。太庙令率领其属官，在衍庆宫内外清扫。在殿庭设置亲王、百官的拜位，又在亲王、百官拜位前设置皇太子的拜褥。宣徽院率领其属官，在圣武门外东侧设置西向的御幄，在灵星门东侧设置皇太子的幄次。当天，主管部门在应天门排列仪仗侍卫，等候奉安御容完毕。主管部门在殿上及神御前设置北向的拜褥位，安置香炉、香案以及香、酒、器物等。皇太子到达之前，车驾出发之前，皇帝身着公服骑马，由本官属引导随从至衍庆宫门西侧下马，步行进入御幄。亲王、百官在衍庆宫门外西向列班，等候车驾将至，典赞仪引导皇太子走出御幄，在亲王、百官班列前奉迎。从五品、六品、七品职官中挑选四十员导驾官，在应天门外道南列班等候。皇帝穿着靴袍乘坐辇车，随从官员、伞扇侍卫如常仪。敕令使用大安辇，仪仗一千人出应天门。閤门传呼，导驾官再拜完毕。閤门传敕，导驾官上马，分左右前导至庙门外西侧下马。车驾至衍庆宫门外稍西处降辇，左右宣徽使前导，皇帝步行进入御幄，放下帘子。閤门先引导亲王、宰执及四品以上执事官，由东西偏门进入殿庭，分东西班列相对而立。典赞仪引导皇太子进入立于拜褥西侧，向东进香、进酒等。执事官都登上台阶在殿上，分东西向依次站立。宣徽使跪奏请皇帝行朝谒之礼，卷起帘子皇帝走出御幄，宣徽使前导至殿上拜褥位北向站立。典赞仪引导皇太子就拜褥位，閤门引导亲王、宰执及四品以上执事官回班，都北向站立。让中间留有空隙不妨碍奏乐。五品以下官员在圣武门外，八品以下官员在宫门外陪拜。宣徽使跪奏请皇帝再拜，教坊奏乐，皇太子以下群官都再拜。请皇帝到神御前拜褥位北向站立，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都再拜。请皇帝跪下，三次上香，三次奠酒，俯身叩头后起身。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都再拜完毕，皇帝复位，又请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群官都再拜。宣徽使奏报礼毕，以上拟定为八拜，宣徽院奏报后，依照旧例改为十二拜。典赞仪引导皇太子重新立于拜褥西侧，向东。閤门引导亲王、宰执以下群官东西相对而立，先引导五品以下官员退出。宣徽使前导，皇帝返回御幄，放下帘子。典赞仪引导皇太子，閤门分别引导殿庭百官依次退出。宣徽使跪奏，请皇帝还宫，卷起帘子，步行走出庙门外，登辇还宫，礼仪如前。

世宗本纪记载：大定十七年正月戊申日，下诏在衍庆宫圣武殿西侧建造世祖神御殿，东侧建造太宗、睿宗神御殿。

礼志记载：大定十九年四月，禘祔闵宗，于是增建太庙为十二室。

世宗本纪记载：大定二十一年四月庚戌日，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于衍庆宫，举行亲祀礼。

礼志记载：大定二十一年闰三月，奉敕昭祖、景祖，奉安于燕昌阁上；肃

译宗、穆宗、康宗奉安于阁下；明肃皇帝奉安于崇圣阁下。每位设置黄罗幕一顶，黄罗明金柱衣两件，紫罗地褥一张，龙床一张，踏床两张。衣物齐全，提前奏报吉日。四月一日奉安，五日亲自祭祀。这年五月，将圣安寺睿宗皇帝御容迁至衍庆宫，皇太子、亲王、宰执迎接安置。

译《世宗本纪》：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日，世宗驾崩。三月辛卯初一，为世宗上尊谥，庙号定为世宗。

《礼志》：大定二十九年，世宗将举行附庙祭祀，有关部门说太庙有十二个神室，从始祖到熙宗，虽然历经八代，但世祖与熙宗是兄弟关系，不互为继承，依据晋成帝的先例，只算七代。如果特别提升世宗、显宗的地位，就变成九代了。于是五月，便迁出献祖、昭祖的神位，将世宗、明德皇后、显宗的神位升附于太庙。

《宣宗本纪》《贞祐三年》：七月丁丑日，肃宗的神位从中都到达，安奉在明俊殿。己卯日，明德皇后的神位从中都到达。八月，太祖的御容从西京到达，安奉在启庆宫。九月癸酉日，朝拜世祖、太祖的御容于启庆宫，举行献享礼仪，开始使用音乐。甲戌日，朝拜太宗、熙宗、睿宗的御容，举行献享礼仪。

四年二月甲辰日，任命参知政事李革为修奉太庙使，暂将肃宗的神位附于世祖的神室，将世祖以下的神位安奉在随室，祭器用陶瓦代替铜器，献官穿公服行事，供帐等物品都从简节约。三月乙卯日，因为将要修缮太庙，派遣李革向明俊殿的祖宗神位奏告。五月癸丑初一，礼官说：“太庙已经建成，行都的礼仪虽然简约，但只有亲自举行附庙献享才表示恭敬，请求暂不使用卤簿仪仗和宫悬乐舞。”皇帝听从了。八月甲寅日，太子少保兼礼部尚书张行信制定了附庙献享亲祀的礼仪呈进，皇帝嘉许并采纳。十月己未日，亲王和百官在太庙奉迎祖宗神位。辛酉日，皇帝亲自举行附庙献享礼仪。甲子日，附庙献享礼仪完成。

《礼志》：贞祐二年，宣宗南迁，宗庙社稷的各种祭祀都委托给中都。自从穆延尽忠放弃城南逃奔后，当时朝拜的礼仪全部废止。四年，礼官说：“宗庙社稷，是国家的大事。如今皇上驻跸陪都，列圣的神位已经迁到这里，应当重修太庙社稷，以供奉岁时的祭祀。”查考中都太庙的规制，从始祖到章宗共有十二个神室，而现在的庙室只有十一个。如果增建，恐怕难以迅速完成，况且时局多事，礼仪应当变通。现在拟定暂将肃宗的神位附于世祖的神室，始祖以下的神位安奉在随室。神位用栗木制作，依照唐制和皇统九年所定的制度。神位室旁及上下都是石头，门朝东，用木头做门扇，涂上朱红漆。室内有褥垫，安放神位完毕，皇帝的神位居左，盖上黄罗帕；皇后的神位居右，盖上红罗帕。黼扆用纸木做筐，两脚像立屏的样子，盖上红罗三幅，绣有金斧五十四把，用红绢包裹，覆盖在屏上，其中一半没有纹饰的垂在后面，放置在北墙下，南向前面设几案和席位，用来安放神位。五张席子各长五尺五寸，宽二尺五寸，莞席粉边，用蔺草做席子，边缘用红罗装饰，用白线绣蕙草纹及云气形状，再用红绢包裹。每位神位两张缫席，画边用五色绒织青蒲做成，边缘用红罗装饰，画藻文及云气形状，也用红绢包裹，每位神位两张。在莞席上的次席，黻边用轻竹做成，也叫桃枝席，边缘用红绡绣铁色斧，用红绢包裹，每位神位两张，在缫席上面。虎席两张，大的长度相同，只是宽度增加一尺，用虎皮做褥垫，有边缘用红罗绣金色斧装饰，又有小虎皮褥垫，制度与三张席子相同。天气炎热时用桃枝席，次席；天气寒冷时去掉桃枝席加上虎皮褥垫。夏秋献享时用桃枝席，次席两张，冬天则去掉桃枝席在缫席上加上小虎皮褥垫。腊冬时又在缫席上添加大虎皮褥垫两张，将小虎皮褥垫两张移到大褥垫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长一尺五寸，涂上丹漆。皇帝神位前设曲几，后面设直几。

《哀宗本纪》：正大元年三月戊申日，安奉宣宗御容于孝严寺。四月癸酉日，宣宗附庙祭祀。

蕙田按语：金朝太庙原庙神御殿，大致如同宋朝制度，但简约多了。

右金庙制

《五礼通考》卷八十二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八十三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八十三

宗庙制度

《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二年九月庚申初一，下诏以呼图克哈斋为中书省署，奉迁祖宗神位到圣安寺。

《祭祀志》：辛巳日，藏于瑞像殿。

《世祖本纪》：中统四年三月癸卯日，初次建立太庙。

《祭祀志》：至元元年冬十月，安奉神位到太庙。初次确定太庙七室的制度：皇祖皇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是神室以西为上，依次向东排列。

蕙田按语：这一年世祖进入燕京都城。

《世祖本纪》：至元三年十月，太庙建成。丞相安图巴延说：“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位、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都应当确定议定。”命令平章政事赵璧等召集群臣议定，定为八室。

《祭祀志》：至元三年秋九月开始制作八室神位设置神位室。冬十月太庙建成。赵璧等集议制定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