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考卷十三

译于是举行祭祀。到这时，皇帝下诏规定，在尊奉太庙祭祀时，不要回避班次。等到举行祭祀时，吕公着代理太仆卿，参与陪乘，向皇上进言说：“仁宗亲自祭祀时，撤去黄道以登上虚设的小次，不进入正殿，这些做法都应当沿袭使用。”

译正月第一个辛日祈求谷神，庆历年间使用牛一头，羊两只，猪两只。当天祭祀感生帝，用羊两只，猪两只。正配位的簠、簋、俎各增加为两个。前一天，太祝宣读祝文，检视祭玉，其余如同冬至代行祭祀的礼仪。三献礼结束，礼生引导司天监官员进行罍洗，升阶至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币、献爵同时进行，一献，再拜。恢复治平二年礼院的奏言：“按照閤门的仪制，祭祀天地致斋期间，皇帝不游幸、不作乐。因为寿圣节在致斋期内，如果沿用庆历元年、嘉祐七年、元丰年的旧例，改在中辛日，应当在十六日。又十四日按例前往慈孝等寺、集禧观行礼，观灯作乐。如果派遣官员代行祭祀，无不听乐。元旦朝会，寿圣节多与上辛日相近，常改用中辛日，这不是尊崇天神的意思。嘉祐年间合乎礼制，又不宜撤去音乐。”于是下诏：“遇到元旦御殿、圣节上寿，即使在上辛日祠官致斋的日子，也使用音乐。大宴改期，或者就地赐宴。”

《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元年十一月丙戌日，朝享太庙，于是到郊宫斋戒。废除青城后苑。丁亥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群臣晋升官阶，各有等差。

《文献通考》：神宗熙宁元年，诏令两制以上至台谏官与太常礼院共同详细审定，今年冬至应当还是不应当亲自举行郊祀之礼。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上奏议论说：“查《王制》：守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超越丧礼而行事。《传》说不敢因为地位卑下而废黜尊位，这就是守丧期间可以祭祀天地的依据。《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说凡是国君去世，哭祭完毕而附祭于祖庙，附祭而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宗庙进行蒸、尝、禘祭。杜预认为新神主既在寝宫单独祭祀，那么宗庙四季常祭自然应当如旧，这就是守丧期间可以祭祀宗庙的依据。周公称商高宗守丧三年不说话，子张对此有疑问，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说：‘何必是高宗，古人都这样。’高宗不说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杜预又说古代天子诸侯三年的丧礼，下葬后就除去丧服，谅闇是居心丧，不与士庶人的礼仪相同。然而除去丧服之后，郊庙的祭祀可以不举行吗？南齐以前，君主继位有的仍沿用前朝的郊祀年份，有的另设郊祀年份。下交有关部门议论，而王俭援引晋宋以来都是改元即行郊祀，而不使用前朝的郊祀年份。自汉文帝以来都是即位就谒庙，到唐德宗以后也是过一年才举行郊祀。况且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的丧，已经易月除去丧服，第二年就享祭太庙，并在圜丘合祀天地。恳请皇帝将来冬至亲自举行郊庙之礼，其服冕车辂仪物音乐等涉及神事的东西，都不可废除。”诏令恭敬地依照典礼，其车服仪物除神事外，命令太常礼院详细审定后上报。礼院查看详定，请求除郊庙及景灵宫祭祀神灵的用乐外，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都备而不作，其巡行处的警场只鸣金钲鼓角，听从了这一建议。

十一月，皇帝在郊宫斋戒，停止临视宫阙，不游幸苑囿。

旧例，车驾到达青城，稍作休息，就召见随从大臣，幸临后苑，观看水嬉，再登上端门，观看太常警严。到这时，皇帝专心诚意奉祀，全部停止游观，于是减少撤除门阙亭苑，省去草木禽兽一千七百多件事。到十年，又撤去寝殿后至宝华门的花砖砌道，定为定制。

《司马光传》：“执政大臣认为河北旱灾受损，国家用度不足，请求南郊不要赐给金帛。诏令学士议论，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一同进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大臣开始，可以听从。’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食，当时人们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应当辞位而不应当辞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世的急务。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的缘故。’争议不止。皇帝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但暂且以不允的回答来答复他们。’”

《宋史·礼志》：熙宁四年，参知政事王珪说：“南郊皇帝车驾所经过的地方，必须勘验箭符然后出入，这是军队出行的方法，不能用于郊祀。”礼院也说，于是凡是车驾出入门都废除了勘验。六年，根据详定所的请求，又废除太庙及宣德、朱雀、南薰各门的勘契。又皇帝从大次到版位，内臣两人手持翟羽在前面引导，号称‘拂翟’，失礼尤其严重，请求废除。《神宗本纪》：熙宁六年春正月辛亥日，恢复僖祖为太庙始祖，以配感生帝。

《宋乔年传》：乔年的父亲宋充国，掌管太常礼院。英宗附祭宗庙，议论者想要祧迁僖祖，藏于夹室。宋充国请求配感生帝，作为宋朝始祖，听从了这一建议。

七年十一月己未日，在圜丘祭祀天地，赦免天下。十二月丁卯日，文武官员加恩。

《礼志》：熙宁七年诏令中书门下参定青城殿宇门名。在此之前每次郊祀都撰写进献，到这时才确定名称。前门叫泰禋，东偏门叫迎禧，正东门叫祥曦，正西门叫景曜，后三门叫拱极，内东侧门叫夤明，西侧门叫肃成。殿叫端诚，殿前东西门叫左右嘉德，便殿叫熙成，后园门叫宝华，定为定式。

《沈括传》：沈括任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

译关于郊祀之事，三年一次的郊祀制度，由主管部门依照典籍执行，将副本藏于吏员手中，沿袭下来便成为谋取私利的途径。祭坛之下张挂帷幔，距离京城数里处开辟园囿，种植彩木，雕刻鸟兽，其间用丝绳绵络相连。在举行祭祀的前夕，法驾亲临观看，在端门陈列仪仗护卫，以检阅严整警戒，巡游登临赏玩，这类行为并非斋戒祭祀所应当有的。皇帝乘坐的一辆车子，却有六七十名工匠侍役跟随。查考礼制的沿革，写成《南郊式》一书，即按照法令检核事务，执持新式办理，所节省的费用数以万计。神宗称赞其做得好。

译《文献通考》杨氏说：我查考注疏说：在路寝的室内斋戒，唐礼在别殿散斋，在太极殿致斋两天，又在行宫致斋一天。本朝冬季祭祀天地的礼仪，只有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的礼仪，可以作为后世不可改变的法度。此后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不一，大抵在斋宿三天内，一天在大庆殿，一天在太庙，一天在青城。高宗中兴之后，查考熙宁年间在京师青城内殿宇门名，如叫泰禋、叫承和之类，全都遵循旧式。其制度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命令仪鸾司预先按照青城的制度，用绳索捆绑搭建行事、执事、陪祠官斋宿的幕次，也随宜用绳索捆绑，又为何如此简略呢？元丰四年十月八日礼官说：古代的王者出行就严整车驾仪卫，居住就加厚宫阙，用来显示威严庄重，防备意外。所以《周礼》说天子巡守就筑围墙为宫，饮食休息就设帷帐为宫。汉代祭祀甘泉就有行宫，至于东晋也有瓦殿。本朝沿袭唐代旧制，亲自祭祀南郊的行宫只设青城幔殿，斋宿的人有风雨的担忧，又没有望祭的位置。况且青城的费用每年以万计，臣等请求仿照青城的制度，创立斋宫，一次劳苦而节省大量费用，或者遇到风雨可以举行望祭的礼仪。诏令送太常礼院，等修筑尚书省完毕时再取旨。这是神宗皇帝有意建立斋宫吗？只是因为修筑尚书省没有完成，而还有所等待。此后哲宗皇帝已经建立斋宫，对臣下说：三年一次郊祀，青城的费用缣帛三十多万，人工又加倍。用屋室代替，一劳永逸，节省很多。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斋宿宫殿，南郊叫斋宫，北郊叫帷宫。有关部门请求说：事体相同，而名称不同，应该都称为斋宫。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祖宗的典故鲜明可考。现在青城制度还沿袭旧例而没有改革，何不推广祖宗的意思，建立斋宫？无事时严紧它的锁钥以等待皇帝致斋的日子而居住，暂时劳苦而永远安逸，这是第一；斋宿的人没有风雨的担忧，或者遇到风雨可以举行望祭的礼仪，这是第二；事情关系重大，沿袭很久，决然应当改革而没有疑问的，说的就是这个吧？

马氏说：《防要》记载中书门下奏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这件事在熙宁七年。然而杨氏所说的元丰四年礼官请求创立斋宫，诏令等修筑尚书省完毕时再取旨，就知道斋宫在元丰时尚未建立，而熙宁七年所奏定的殿宇名称是幔殿。然而神宗即位初，在郊宫斋戒，停止临观阙，不幸去其他苑囿，于是减撤亭苑省减草木禽兽一千七百多事。由此看来，就知道青城行宫苑囿游观的场所完备，而唯独没有建立斋殿，确实是缺典。

《神宗本纪》：熙宁十年十一月甲戌，在圜丘祭祀天地，赦免天下。十二月甲申，文武官员加恩。

元丰元年春正月戊午，命令详定郊庙礼仪。九月，诏令祭祀天地及配帝，都用特牲。

《礼志》：“元丰元年二月，诏令内壝之外，众星位周环，每两步植一木桩，用青绳缠绕，作为界限。”随后详定奉祀礼文的人说：“周官外祀，都有兆域，大概只设一位而已。后世沿袭它，稍微增加其制度。”

《文献通考》东汉坛位，天神从祀的很多，多达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所以外设重营作为等级界限。日月在中营内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于五星、中官宿之类，它们的位都在中营；二十八宿、外官星之类，它们的位都在外营。那么设置重营，是用来区分神位等级的。唐代沿袭齐隋的制度，设为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内壝，而御位特设在坛下东南。至于公卿分献、文武从祀以及乐架、馔幔，都在中壝之内；而大次的设置在外壝，是用来排列祀事的。大概古代神位少，祀事简，所以兆守有域，作为遮列厉禁而已。后世神位既多，祀事也繁，所以设三壝以严内外界限。本朝郊祀坛域，大率沿袭唐制，虽然仪注记载圜丘三壝，每壝三十五步，而有关部门却用青绳代替内壝，确实不足以区分神位、排列祀事、严内外界限。请求除去青绳，按仪注设为三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宋史·神宗本纪》：元丰二年秋七月丁亥，详定郊庙礼仪。四年夏四月己巳，诏令罢南郊合祭天地。九月，详定郊庙奉祀礼仪。

《历代名臣奏议》《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陆佃上议说：冕服有六种，而《周官》弁师说：“掌管天子的五冕”，那么大裘与衮同冕了。所以《礼记》说：“郊祀之日，王披衮衣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这是天数。”又说：“衣服的叠加，是为了充实美好。礼不盛服不充实，所以大裘不裼。”这明确说明王服大裘用衮衣裼之。先儒有人说周祭祀天地都服大裘，而大裘的冕无旒，不对了。大概古代裘不单独穿，那么上面一定都有衣，所以说：“缁衣羔裘，黄衣狐裘，素衣麑裘。”如郊祀

译如果只穿大裘，那就是穿着外裘去拜见天地。外裘不能进入公门，却想穿着它去拜见天地，可以吗？况且先王的服饰，冬天穿皮裘，夏天穿葛布，以适应寒暑变化，大概没有谁能改变这一原则。冬至郊祀天地，有皮裘而没有衮服，那么夏至祭祀赤帝以及夏至日在郊外祭祀地祇，难道也要穿着皮裘吗？由此可知，君王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内穿皮裘而外披衮服，这是很明确的。至于夏至祭祀天神和地祇，则应脱下皮裘而穿着衮服，以顺应时序。《周官》说：“凡是四季的祭祀，都要穿着适宜的衣服。”这明确说明夏天必定不穿皮裘。有人说：“君王穿着衮服是为了象征天。”这是鲁国的礼制。我认为《礼记》说：“周朝开始郊祀的日子，君王穿着衮服以象征天”，这怎么能说是鲁国的礼制呢？又有人说：“祭祀上天崇尚质朴，所以只穿大裘。”君王穿着衮服就不是崇尚质朴了。我认为所谓崇尚质朴，只是表明有所崇尚罢了，并非一切都用质朴。比如用苍璧来礼敬上天，用黄琮来礼敬大地，旗帜有十二旒，龙纹上绘有日月，这难道是崇尚质朴吗？所以说：“祭祀上天，清扫地面而祭，取其质朴而已。”牺牲用赤色的牛，是崇尚赤色；用幼牛，是重视诚意。君王穿着衮服以象征天，戴着冕冠，垂有十二旒，这是天数。旗帜十二旒，龙纹绘有日月，以象征天。道理岂止一端，而是各有其恰当之处。现在主张冬至禋祀昊天上帝，应内穿皮裘外披衮服；其余祭祀上天及祭祀地祇，都请穿着衮服而脱下皮裘，各自穿着适宜的衣服。

译《石林燕语》记载的旧例：皇帝在南郊祭祀时，身穿通天冠、绛纱袍，前往青城；在祭祀日穿靴袍到达大次，临近祭祀时才更换为衮冕。元丰年间，诏令审定奉祀礼仪，有关部门建议：《周官》记载祭祀昊天上帝时穿大裘戴冕，《礼记》记载郊祭之日，君王穿衮服以象征天。王肃引用《孔子家语》：“临近焚烧祭品时，脱下衮冕。”意思是先穿衮服后穿大裘，因此请求改制大裘，在祭祀日穿衮服，临近祭祀时穿大裘。议论的人大多怀疑《家语》不可依据，如果摒弃它，那么《周官》和《礼记》所载就相互矛盾。当时陆佃任右丞并知礼院，请求穿大裘外罩衮服，于是成为定制。大裘用黑色羔皮制成，边缘用黑色缯帛装饰，这是唐代的制度。

惠田按语：关于大裘和衮冕的说法，直到陆佃才确定，不可更改。

《宋史·神宗本纪》：元丰六年十一月癸夘日，给仁宗、英宗加上谥号。丙午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

《礼志》：元丰六年十一月四日，在南郊青城斋戒。五日，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这天，皇帝穿靴袍，乘辇到达大次。有关部门请求行礼，皇帝穿大裘，外罩衮冕，出来。到达坛中壝门外，殿中监进献大圭，皇帝手持大圭进入宫门。架乐响起，到达午阶下的版位，面向西站立。音乐停止，礼仪使赞曰：“有关部门已准备妥当，请开始行礼。”宫架奏响景安之乐，文舞表演六成后停止。皇帝拜两次，前往罍洗处。宫架乐响起，到达洗处，面向南北。音乐停止，皇帝插好圭，洗手擦干完毕。音乐响起，到达坛下。音乐停止，登上午阶。登歌乐响起，到达坛上。音乐停止，殿中监进献镇圭。嘉安乐响起，到达上帝神位前，面向北跪下，将镇圭放在缫藉上。手持大圭，俯身叩头起身，插好圭，跪下三次上香，放置玉币。手持圭，俯身叩头起身，拜两次。内侍举起镇圭，交给殿中监。音乐停止，广安乐响起，到达太祖神位前，面向东，放置圭币如同上帝礼仪。登歌乐响起，皇帝下坛。音乐停止，宫架乐响起，回到原位面向西站立。音乐停止，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以下捧着食物俎豆。宫架丰安乐响起，供奉祭奠完毕。音乐停止，再次前往罍洗。皇帝插好大圭，洗手擦干，洗爵，擦拭爵完毕，手持大圭。宫架乐响起，到达坛下。音乐停止，从午阶登上。登歌乐响起，到达坛上。音乐停止，登歌禧安乐响起，到达上帝神位前，插好圭，跪下，手持爵，祭酒三次，放置完毕。手持圭，俯身叩头起身。音乐停止，太祝宣读册文。皇帝拜两次完毕。音乐响起，接着到达太祖神位前，礼仪如前。登歌乐响起，皇帝从午阶下坛。音乐停止，宫架乐响起，回到原位面向西站立。音乐停止，文舞退下，武舞进入。宫架正安之乐响起。音乐停止，亚献洗手擦干完毕。正安乐响起，礼仪完毕。音乐停止，终献行礼，都如上仪。献祭完毕，宫架乐响起，皇帝从午阶登上。音乐停止，登歌乐响起，到达饮福位。音乐停止，禧安乐响起，皇帝拜两次，插好圭，跪下，接受爵，祭酒三次，尝酒，放置爵，接受俎，放置俎，接受搏黍豆，再次接受爵，饮福完毕，放置爵，手持圭，俯身叩头起身，拜两次。音乐响起，皇帝下坛回到原位，礼仪如前。礼部、户部尚书撤去俎豆。礼直官说：“赐胙，行事。”陪祀官拜两次。宫架宴安乐响起，一成后停止。宫架乐响起，皇帝到达望燎位，面向南站立。音乐停止，礼直官说：“可以燎祭。”等待火烧到一半柴薪。礼仪使跪奏礼仪完毕。宫架乐响起，皇帝走出中壝门。殿中监接收大圭，回到大次。音乐停止，有关部门奏请解除警戒。皇帝乘车回到青城。百官在端诚殿称贺。有关部门转奏侍卫，中严，外办。皇帝穿通天冠，绛纱袍，乘车出来。到达玉辂处，侍中跪请下车，登上玉辂。皇帝登上玉辂，门下侍郎奏请前进，又奏请稍停。宣召侍臣骑马将至，宣德门奏采齐一曲，入门，音乐停止。侍中请下车，前往幄次。有关部门奏请解除警戒。皇帝穿常服，乘车，驾临宣德门，颁布大赦，群臣称贺，如常礼。

礼部太常寺呈上亲祀礼仪，都如同南郊。其中代理祭祀只更改舞名，以及不配备官员。其笾豆、乐架、玉币的数量，完全如同亲祀。这一年十一月甲辰日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开始停止合祭，不设皇地祇的位置。

《文献通考》：元丰六年冬至在郊外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开始停止合祭，不设皇地祇的位置。此前枢密院陈襄等人详定郊庙礼文，上奏说：“秉承圣意，认为在圜丘合祭天地不符合典礼的正统，诏令重新审定。臣查考《周礼》大司乐，以圜钟为宫，冬至日，在大地上的圜丘，演奏六变，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夏至日，在沼泽中的方丘，演奏八变，以祭祀地祇。祭祀必定在冬至日，因为阳气在初上天时复归，所以宫用夹钟于震之宫，因为帝出于震，而称为圜钟，取其形状以象征天。三一之变【圜钟为宫三变，黄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各一变】符合阳奇之数。祭祀必定在夏至日，因为阴气潜”

译万物萌发于大地的初始，所以宫音使用林钟在坤卦的宫位，因为万物在坤位得到滋养，而称之为函钟，是取它包容以象征大地的意思。四二之变【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各二变】符合阴偶的数目。又《大宗伯》用禋祀、实柴、槱燎来祭祀在天上的神灵，用苍璧来礼敬；用血祭、沈薶、疈、辜来祭祀在地上的神灵，用黄琮来礼敬，这都是为了顺应阴阳，辨别时位，仿效形色，这两种礼仪不得不有所区别。所以祈求于天而天神降临，祈求于地而地神出现，得以沟通精诚而迎取福佑，以此养育百姓，以此丰盛万物，这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礼仪。距离周朝已经很久，先王的法度不再施行。汉元始年间，奸臣妄加议论，不探究经书的本意，附会《周官》中关于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平帝于是采纳使用，所以天地共用一头牛犊，礼仪的失误从此开始了。从汉朝历经唐朝，一千多年之间，在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如魏文帝的太和年间，周武帝的建德年间，隋高祖的开皇年间，唐睿宗的先天年间，都是罕见一时的举措。然而随得随失，最终没有确定，传到本朝，来不及纠正。恭敬地认为陛下，发扬五位圣人的述作，举荐百代君王废弃的礼制。臣认为既然已经停止合祭，那么南北两个郊祀自然应当分别祭祀。希望陛下每逢亲自祭祀的年份，先在夏至日祭祀地神于方丘，然后在冬至日祭祀昊天于圜丘，这就是所谓大的方面端正了。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说先王的礼仪废弃已久，不能恢复实行。古代斋戒居住的地方近【古代致斋在路寝】，仪仗护卫节省，用度简约，赐予微薄，所以虽然一年遍祭，国家不耗费，百姓不劳累。现在斋戒居住的地方远，仪仗护卫繁杂，用度广大，赐予众多，所以虽然三年一次郊祀，还或许有人畏惧，何况一年两次郊祀呢？如果不得已，就三年轮流祭祀。或者像后汉那样，在正月上丁日祭祀南郊，礼毕，接着祭祀北郊；或者像南齐那样，在上辛日祭祀昊天，而在次辛日瘗祭后土，不也可以吗？臣私下认为不对。《礼记》说：“祭祀不宜疏远，疏远就会懈怠。”三年轮流祭祀，那么昊天大神，六年才亲自祭祀一次，不是太懈怠了吗？《礼记》说：“大事必须顺应天时。”二至日的郊祀，是周公的制度。舍弃这个而跟随后世君王的失误，可以称为合乎礼仪吗？那些议论的人只知道苟且简省的便利，而没有看到尊奉的庄严。希望陛下鉴察先王已经实行的明显效验，举荐旷世不讲的大礼仪，精简各衙门的仪仗护卫而前往祭祀宫，均衡南郊的赐予来供给卫士，免除青城不急的事务，削减大农无名目的费用，使臣得以讲求旧例，参究礼经，取太常仪注的文字来纠正其讹误，考察大驾卤簿的格式来裁减其繁冗，只以至恭的心意应对伟大的天神，以迎接至和的纯嘏，希望成就一代的典章，以昭示万世。又说：臣某等恭敬地认为本朝冬至在南郊祀天，夏至在北郊祭地，每年实行，都符合古制，还因为由有司代理祭祀不足以尽志，于是三年一次郊祀而亲自实行。三年一次郊祀而亲自实行，大概就是所谓因时制宜。施行于现在，确实不可改变。只有合祭的礼仪，应当纠正。《礼记》说：“鲁人将要祭祀上帝，必须先祭祀泮宫。”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告祖作为配享的意思。又说：“晋人将要祭祀黄河，必须先祭祀恶池；齐人将要祭祀泰山，必须先祭祀配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先卑后尊的意思。臣等推究古代以知晓现在，推究诸侯以知晓天子，请求每逢亲自郊祀七日戒之后三日宿的时候，宿太庙以告祭，宿北郊以祭祀，宿南郊以祭祀。之所以先太庙，是因为告祖作为配享；之所以先北郊，是因为先卑后尊。虽然如此，从北郊到南郊，相距很远，那么中途不可以没有住所，请求设置帷宫，停留后再前进。如果允许所奏，请求下达有司施行【后汉因祭祀南郊即祭祀北郊、明堂、世祖庙及太庙，称为五供。唐朝因祭祀南郊，即祭祀太清宫及太庙，称为三大礼。本朝三年郊祀，必先景灵宫及太庙，大概是沿袭前制。然而每年夏至在北郊，自有常祠祭祀。况且常年有司代理祭祀南郊，也不合祭天地。合祭的意思，只因为亲自祭祀想要遍及罢了。如果因为亲自祭祀想要遍及，那么因南郊同时告祭北郊，自然沿袭旧仪，也不违背礼意，接近可行。伏乞再赐参酌施行】于是诏令礼官讲求。翰林学士张璪认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是不变的道理。现在祭祀地神想要改用其他月份，没有依据。如果不得已，应当在郊祀的年份，夏至之日，盛大的礼容兴起，乐舞一如南郊的仪制，命令宰臣代理祭祀。而王存、曾肇说现在北郊常派中书门下官员，这是冢宰的职责。乐舞之类，也是开元、开宝旧礼所载，只是近世废缺。这两者都是有司代理祭祀，常行的典制，不足以代替亲自祭祀的重任，恐怕对于父天母地的文辞有所不顺。判太常寺陈荐说议论的人认为天地合祭始于王莽，所以想要罢除。臣查考《周颂·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汉郊祀歌说唯泰元尊，

译媪神即蕃厘，泰元是天，媪神是地。又说涓选休成，天地并况，这可以看出天地是共同祭祀的，恐怕并非从王莽才开始。议论的人又说方丘的祭祀，在盛夏时节皇帝不亲自前往，应当选择冢宰代理祭祀，这也恐怕未必符合古制。然而终究不如天地合祭。请求暂且遵循旧制。知礼院曾肇进言说，如今冬至如果废除合祭，而夏至又让有关官员代理行事，那么在对待父母般的天地之义上，似乎就有了尊卑厚薄之分。希望陛下在亲自祭祀南郊的年份，于夏至日亲自前往北郊祭祀，以符合先王的制度。于是下诏废除南郊的合祭，亲自祭祀北郊，一并依照南郊的礼仪，如果不亲自祭祀，则由上公代理事务。

译蕙田按：这是元丰年间的一次议礼。陈襄的言论依据经典考证校正，精确详明，是千古定论。神宗废除南郊合祭，亲自祭祀北郊，这也是旷古的卓越见识，可惜最终没有实行罢了。又按：陈荐主张合祭的议论，是引用汉代《郊祀歌》中“泰元媪神”的词句作为天地同祀的证据。汉代的南北郊礼仪虽然尚未端正，但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尚存，分祭的意思，本来就没有合并。至于“泰元媪神”，是方士亳忌“天一、地一、泰一”的说法，荒诞不经。班固《汉书·郊祀志》所载，就是祭祀“三一”的乐章，与祭祀天地有什么关系？援引它作为证据，不是太奇怪了吗？

从元丰元年，皇上命令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人详细审定郊庙奉祀的礼文，大大纠正历代典礼的失误。到了这一年，亲自祭祀圜丘，开始使用新仪【宋朝以前亲郊只穿衮冕，到这里考究古制，才开始加穿大裘并披上衮冕】。

详定礼文所议：《礼记》说：郊祭用特牲，而社稷用太牢，又说：祭祀天地的牛角如茧栗般大小，配位也用特牲。《尚书》说：在郊外用牲，牛用两头，就是这样。宋朝的仪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的位置，各设三牲俎，不符合崇尚质朴、重视诚意的原则。请求亲祀圜丘、方泽的正配位，都用小牛，不设羊、猪的俎及鼎匕。有司代理祭祀，也这样。郊祭时，器物用陶匏，以象征天地的本性，勺柄用白木，以素色为质。现在郊祀的簠、簋、罇、豆，都不是陶器，又用龙杓，不符合礼意。请求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的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然用椫木做勺柄。祭祀天有禋、柴、槱，祭祀地有瘗血，享祭宗庙有祼鬯，都是神灵歆享的开始，不是说在祭祀末尾焚烧剩余的肉。到了后世在祭祀末尾焚烧牺牲和币帛，而不知道在开始时致神，这就是后面完备而前面缺失。请求南北郊先举行升烟、瘗血的礼仪，等到荐奠礼仪完毕，就按照旧仪在坛坎焚烧牺牲和币帛。北郊祭祀皇地祇及神州地祇应当挖坎埋藏，现在却建坛焚烧，祝版考察先儒所说，地祇就没有焚烧的记载。请求祭祀皇地祇的祝版、牺牲、币帛都埋在坑里，不设焚烧的坛。熙宁年的祭祀礼仪，只有昊天上帝、皇地祇、高禖焚烧或埋藏小牛头，从感生帝、神州地祇以下，都不焚烧或埋藏牺牲躯体，非常不符合礼仪。又按《周礼》羊人祭祀，割羊牲，献上它的头。《礼记》说：升首是报答阳气。头为阳，那么胁与髀就是阴，可以知道了。报答阳应当用阳来报答，阴应当用阴来报答，各自跟随其同类。请求从今以后，昊天上帝、感生帝都焚烧牺牲的头来报答阳，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是地祇的祭祀，都埋藏牺牲的左髀来报答阴。凡是荐享太庙，都在室内升首。

又说：臣等看到亲祀南郊的仪注，都说祭祀前三日，仪鸾司铺设御座黄道褥。谨按唐代旧例，郊坛、宫庙、内壝及殿庭，天子脚步所到之处，都设黄道褥。坛上站立的位置，又铺设赤黄褥，将有事时命令撤去。武德、贞观的制度，用紫色；至德以来，用黄色。《开元礼》《开宝通礼》郊庙都不设黄道褥。《太常因革礼》说：“旧制皇帝升坛，用褥垫地，象征天黄道。太祖命令撤去，在地上拜。”和岘请求宣告交付史馆。天圣二年的仪注，又增设郊坛壝门道北御座黄道褥。康定初年，有司建议说：“配帝褥用绯色，以示减损于天地，而从小次之前到坛上各位，其道褥用黄色，大概不符合典礼。”这一年有诏令：“从小次到坛下，撤去黄道褥。”臣等伏详《礼记》：“郊祭之日，泛埽反道。”郑氏注说：“铲平使新土在上面。”那借神席，天地崇尚质朴，就用蒲越藁鞂；宗庙崇尚文采，就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而已。天子受胙才有席，《周礼》司几筵所说的胙席就是这样。现在郊坛的黄道褥，请求不再设置。

《宋史》礼志详定礼文所说：古代祭祀用牺牲，有豚解，有体解。荐腥则解为十一体。现在亲祠南郊，正配位的俎不区分左右胖，不分贵贱，没有豚解、体解的区别。请求郊庙荐腥，解其牺牲的两体、两肩、两胁并脊为七体，左右胖都用其载于俎，以两体左端、两肩、两胁次之，脊居中，都进末。到荐熟，沉肉于汤，只用右胖髀，不升俎。前后肱骨离为三，叫肩、臂臑；后髀股骨去体离为二，叫肫胳。前脊叫正脊，次直叫脡脊，宽于脡脊叫横脊，都二骨。胁骨最后二为短胁，旁中二为正胁，最前二为代胁。如果升俎，则肩、臂臑在上端，膊赂在下端，脊、胁在中央。其左的顺序，则肩、臂臑、正脊、脡脊、代胁、短胁、膊胳，共十一体。而骨体升俎，进神坐前，如少牢礼，都进下其牺牲体，各预先以一半为腥俎，一半为熟俎，肠胃肤俎也是这样。又请求亲祠饮福酒完毕，仿照《仪礼》佐食搏黍的说法，命

译太官令从簋中取出黍米，揉捏成团后交给祝官，祝官用豆器承接，以此向皇帝传达神降的福佑，却没有传达福佑的祝辞。又，本朝亲自祭祀南郊，在祭坛所在之处演习礼仪；在明堂演习礼仪则在大庆殿，都过于轻慢亵渎。恳请南郊演习礼仪改在青城，明堂演习礼仪改在尚书省，以远离神灵所在表示恭敬。又，赐给胙肉：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知枢密院事、同知院事、礼仪仪仗卤簿顿递使，各赐牛、羊、猪的肩、臂、臑各五份。太子三师、三少、特进、观文大学士、学士、御史大夫、六尚书、金紫银青光禄大夫、节度使、资政殿大学士、观文翰林资政、端明、龙图、天章、宝文、承防、侍讲、侍读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尚书列曹侍郎、龙图、天章、宝文直学士、光禄正议、通议大夫、御史中丞、太子宾客、詹事、给事中、中书舍人、节度观察留后、左右谏议、龙图、天章、宝文待制、太中大夫、秘书殿中丞、太常宗正卿，各赐牛、猪的肩、臂、臑各三份。入内内侍省押班、副都知、光禄卿、监礼官博士，各赐牛、羊的脊、胁各三份。太祝、奉礼司、尊彝、郊社太庙宫闱令、监牲牢供应祠事、内官、羊髀膊胳三应执事职，掌乐工、门干、宰手、驭马、驭车人，一并均分赐给脾、肫、觳以及肠胃、皮肉之类。

译蕙田按：《礼志》这一条，就是《神宗纪》元年九月诏令使用特牲这件事，但年月记载互相矛盾，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现在暂且按照次序编入。

《舆服志》记载：元祐元年，礼部上言：“元丰年间所制的大裘，虽然使用黑羊皮，但做成短袍样式，穿在衮衣里面，仍然与衮服共用一顶冕冠，这不符合典礼规定。”于是下诏让礼部、太常寺共同商议。上官均、吴安诗、常安民、刘唐老、龚原、姚勔请求依照元丰新礼；丁隲请求遵循祖宗旧例；王愈请求仿效唐代制度；朱光庭、周秩请求用素色衣服覆盖大裘；唯独礼部员外郎何洵直，在元丰年间曾参与详定礼仪，认为陆佃的议论有八处可疑。他说：“《周礼》规定，节服氏掌管祭祀、朝觐，衮冕六人，其中二人是王的太常；郊祀时裘冕二人。既然说衮冕，又说裘冕，说明衮服和裘服各有自己的冕冠。现在却说裘服与衮服共用一顶冕冠，应当用衮服覆盖裘服。既然裘服没有冕冠，又穿在衮服里面，裘在内而衮在外，怎么显示裘服与衮服的区别呢？古人虽然质朴，也不应该把裘服当作夏服。大概冬天用大裘，当暑热时就用同色的丝织品代替。《礼记》说：‘郊祭那天，君王穿着衮服以象征上天。’如果说在裘服上覆盖衮服，把‘被’当作‘袭’，那么《家语》也有‘被裘以象征上天’的文字。各位儒生有的说临近焚烧柴火时脱去冕冠穿上大裘，有的说脱去裘服穿上衮服。大概裘服和衮服没有共用一顶冕冠同时穿着的道理。现在竟然把两种衣服合为一种，可以吗？况且大裘是天子吉服中最尊贵的，如同大圭、大路一样，这是裘服在外面的，最终称为大裘而不加裼衣。解释说：没有别的衣服来覆盖它。大概其他衣服的裘服有防备之意，所以表裘不进入公门；事奉上天以报答根本、恢复初始，所以显露质朴、呈现素色，不为了外表的装饰，而且冕冠也没有旒，何必借其他衣服来作为藩饰呢？凡是裘服上面有衣服叫做裼，裼衣上面有衣服叫做袭，袭是指裘服上面重叠两件衣服。大裘本来不加裼衣，郑玄的《郑志》却说裘服上面有素色衣服，与裘服同色。大概是赵商等人附会编造的说法，不与经典相合。‘袭’的含义本来出于重叠，不是一件衣服。古代斋戒和祭祀的冠服不同，斋服比祭服低一等。祭祀昊天上帝、五帝用裘冕，祭祀则用衮冕斋戒，所以郑氏说君王斋服用衮冕。这是说衮冕是祭祀上天的斋服。唐代开元及开宝礼才开始以衮冕为斋服，裘冕为祭服，同时也符合张融临近焚烧柴火时脱去衮服穿上裘服的意义。请求采用唐代制度，同时改制大裘，用黑色丝织品制作。”陆佃又驳斥他的说法说：“大裘加冕叫做裘冕，不是大裘加冕叫做衮冕，那么裘冕必定穿着衮服，衮冕不一定穿着裘服。现在特别提到裘冕，主要是针对冬至而言。《周礼》司裘掌管制作大裘，以供君王祭祀上天穿着，那么祭祀地祇，不穿大裘，因为夏日至时，不可以穿裘服，所以如此。现在说大裘当暑热时，用同色丝织品制作，尤其没有经典依据。况且裼、袭只是一件衣服而已，本来没有重叠的含义。覆盖裘服而遮盖它，就叫做袭；袒露而显露裘服之美，就叫做裼。所谓大裘不加裼衣，那么不是衮服又是什么？《玉藻》说：‘礼仪不盛大，服饰就不完美。’所以大裘不加裼衣，就明确说明不加裼衣而加袭衣。充，是完美的意思。郑氏说大裘上面有素色衣服，虽然不知道用衮服覆盖裘服，但尚知大裘不可以单独穿着，必定有素色衣服来覆盖它。《玉藻》有尸袭的含义，《周礼》裘冕注说：‘裘冕者，跟随尸的服饰。’尸穿着大裘而加袭衣，那么君王穿着大裘而加袭衣就可以知道了。况且裘服不可以单独穿着，所以用衮服覆盖，哪里是借衮服来装饰呢？现在说祭祀上天用衮冕为斋服，裘冕为祭服，这是沿袭前代儒生的谬误。后汉显宗起初穿着日月星辰十二章的服饰来祭祀天地，自魏以来都用衮服，那么汉魏祭祀上天曾经穿着衮服，虽然没有大裘，未能完全符合礼仪，但从未有过穿着表裘来祭祀的。况且裘服是内衣，与袍相同，袍是亵服，却想单穿来祭祀上天，以明示质朴，这是想穿着衩衣去见上帝啊。何洵直又想为大裘制作下裳，用浅红色而没有章饰，裘服怎么会有下裳呢？请求遵从先帝的旨意。”后来诏令按照何洵直的议论，去掉黑羊皮而用黑色丝织品制作。

蕙田按：陆农师论述大裘加冕，以及大裘不加裼衣，可以称为千古定论，何洵直不能再置一词了。可惜当时竟然听从何洵直的议论，于是使得元丰的盛举不久就改变了，可惜啊。

《五礼通考》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十四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十四

圜丘祀天

《宋史·哲宗本纪》：元祐七年九月戊戌，诏令冬至日在南郊祭祀，应当依照旧例设置皇地祇的礼仪，完毕后另外商议方泽的礼仪，上报朝廷。十一月庚寅，皇帝在大庆殿斋戒。辛卯，朝献景灵宫。壬辰，在太庙飨宴。癸巳，在圜丘祭祀天地，赦免天下。中外群臣加恩。

《文献通考》：先前，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祀皇地祇，命令尚书右丞许将代理事务。许将上言：“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三年冬至，天子亲自祭祀，遍享宗庙，在圜丘祭祀上天，而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却只派遣上公，那么皇地祇就永远不在亲自祭祀的典礼之中，这是重大的缺礼。”希望广泛诏令儒臣讲求典故，明确端正祭祀典礼，作为万世的法则。诏令礼部、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上报。于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请求合祭天地如同祖宗旧例，等到将来亲自举行北郊的礼仪，那么合祭可以罢免。顾临与祖禹又说：“天地单独祭祀，经典有明确文字，然而自汉代以来，一千多年，不能实行了。宋朝兴起，一祖六宗，都合祭天地，不合祭的，只有元丰六年一次郊祀。舍弃容易

译就其所难，虚地祇之大祭，若失今不定，后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砺，户部侍郎范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王畏，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左司谏虞防，礼部郎中孙路，员外郎欧阳棐，太常丞韩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阎本等二十二人，都主张北郊祭祀的议定。而孔武仲又请求在孟冬纯阴之月，前往北郊亲自祭祀，如同神州地祇之祭。杜纯议请在南郊祭祀的年份，在苑中设置望祠之位，放置爟火，夏至时命令上公代理祭祀，每次献祭时举爟火。诏令依照王钦臣的议定，应当依照祖宗旧例，将天地合祭一次。彭汝砺、曾肇又上疏论说合祭是不对的，文字太多不记载。九月，三省上奏顾临等人的议定，太皇太后说：“应当依照仁宗皇帝的旧例。”吕大防说：“本朝以来，大抵三年一次亲自南郊，合祭天地宗庙，趁机实行赦宥，赏赐军士，于是成为常例。如今诸儒献议，想要南郊不设皇地祇之位，只祭祀昊天上帝，对于祖宗的制度，未见其可行。”苏辙说：“自熙宁十年，神宗皇帝亲自祭祀南郊，合祭天地，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皇帝即位，又已经八年，未曾亲自祭祀地祇，这是朝廷缺少的典礼，不可不纠正。”范百禄说：“圜丘没有祭地的礼仪，《礼记》说：‘有废弃的，就没有可以举行的。’先帝所废弃的，考察古制依据经典，不可轻易更改。”吕大防又说：“先帝因为礼文所建议，于是命令诸儒议定北郊祀地的礼仪，然而未曾亲自实行。如今皇帝临御之初，应当亲自祭祀天地，而地祇之位独独不设，恐怕也不妥当。况且本朝祖宗以恩泽遍及四方，庆赏将士，如果不是三年一次，则国力有限。今日应当为国家大事，勉强行权宜之制，等到日后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再实行也不晚。”太皇太后认为吕大防的话是对的，而苏颂、郑雍都认为古时人君继位之初，必定郊见天地，如今皇帝初次郊祀而不祭地，恐怕不符合古制，于是下诏说：“国家郊庙特祀，祖宗以来，命官代理祭祀，则三年一次亲自南郊，就先享清庙，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丰年间，有关部门援引周制以合祭，不符合古义。先帝于是诏令议定亲自祭祀北郊的仪制，未能来得及实行。今年郊祀不设皇地祇之位，而宗庙的享祭大抵依照权宜之制。朕正修习郊见天地的开始，其冬至日南郊，应当依照熙宁十年旧例，设置皇地祇之位，以严敬报答天地之恩。其后亲自实行方泽之祀，则修习元丰六年五月的制度，等到郊礼完毕，集合官员详细议定典礼上报。”历代名臣奏议，刘安世上议略曰：“臣等昨日奉诏讲议大典，都遵循周制，而有人想要在当郊的年份，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代替夏至方泽之祀，可以免去盛暑举事的劳苦。夫神州地祇乃是天子建都之所，一方之神罢了，不是皇地祇可比。有人又想要在夏至之日，上不亲自南郊，只设爟火，天子在禁中望祀，如同西汉行宫旧例，这都是出于臆测，违背经典损害大义，不可施行。臣等不再复议。内有苏轼一状，最为强辩。案苏轼认为合祭圜丘于礼为得当，不可再有更改。臣等谨案《周礼》天子亲自祭祀上帝，一年共九次，本朝因袭前代制度，三年才一次郊天，仍于其间或用其他礼仪，比起周室，固然疏阔，如果更因循谬误，不加考正，那么何以符合圣上严敬祭祀之意呢？夫祭祀之礼，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孝经》说：‘从前明王事父孝，所以事天；明王事母孝，所以事地。’考察天地二仪地位相等，礼仪应当均一，怎么可以亲自祭祀却有隆杀之分？古时谓求神以类，《系辞》说：‘乾为天，阳物也，所以祭之于冬至。’一阳生之日，就国之南圜丘以行礼，牲牢器币乐舞都崇尚阳数。坤为地阴物也，所以祭之于夏至。一阴生之日，就国之北方泽以行礼，牲牢器币乐舞都崇尚阴数。这就是所谓求神以类。如今议者妄用王莽不经之说，甚至引用夫妇同牢私媟之语，亵渎混乱天地。臣等虽然浅陋，决不可从。非礼之礼，秦汉以后去圣渐远，礼崩乐坏，无能改革。神宗诏令有关部门稽考，未能来得及改制。陛下继志述事，讲究坠典，这正是方今的首要任务。议者乃引《周颂》‘昊天有成命’作为合祭之证。窃详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未曾有合祭之文，所谓郊祀天地，乃是后儒叙诗者的言辞罢了，不是经文。盖成周之世，圜丘祭天，歌此诗以为乐章；方泽祀地，亦歌此诗以为乐章而已，不是说要改变北郊

译这种祭祀，是让人在南郊举行享祭。假如按照他们的说法，臣等不敢另外引用其他经典，只在《周颂》中举出诗篇来驳斥他们。《潜》这首诗的序言说：“《潜》，是季冬献鱼，春天进献鲔鱼。”不知道这是指一次祭祀呢，还是两次祭祀？又《丰年》这首诗的序言说：“《丰年》，是秋冬时节报答神恩。”《噫嘻》这首诗的序言说：“《噫嘻》，是春夏时节向上帝祈求谷物。”像这类情况，不知道究竟只是一次祭祀，还是分为两次祭祀。如果这三首诗是分别用于不同时间的祭祀，那么《昊天有成命》虽然在圜丘歌唱，难道就不能用于方泽吗？

译彭如砺上奏关于南北郊分祭的议略说：臣听说礼是本体。本体不完备，君子就认为是不成器的人。设置得不恰当，也就如同不完备一样。所以先王与神明交往，既用礼仪来祭祀，又用同类的事物来祈求。那些时间、牺牲、币帛、器物、服饰、声音、脸色，没有不是同类的；如果不是同类，就叫做非礼。非礼的祭祀，鬼神不会享用。臣谨用一件事来阐明：春天属阳，所以在正月于东郊迎祭；秋天属阴，所以在七月于西郊迎祭。如果迎春却在西郊，而使用秋天的时节；迎秋却在东郊，而使用春天的时节。樵夫野人尚且感到奇怪，何况鬼神呢？天与人，并没有不同。现在应当祭祀方泽，却命令在圜丘祭祀；应当应用夏至，却应用冬至。这大概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呢？先皇帝恭敬地遵循古制，校正太常寺的礼仪，现在还有什么疑虑和顾虑，想要纷纷更改呢？家中小的祭祀，尚且谨慎地对待废置与举行，天地如此重大，哪里容许轻易议论？臣听说：神明没有固定的享用对象，只享用至诚之心。上天没有偏私的亲爱，只亲近有德之人。朝廷如果真能使百姓富裕、财物丰足，阐明正道、崇尚道义，实现帝王的功用，成就天地的化育，使吃粮食的百姓安乐美好，那么上帝就会保佑，各种福物都可以全部招致。务必更改祭祀的命令，实在不是臣所愿见的。希望朝廷慎重重视，反复推敲，务必求得最恰当的方案，以符合先帝尊崇奉侍圣灵的本意。

又说：关于合祭的议论，臣等认为不可的有二十二人，认为可以的有八人。杨子说：人们各自肯定自己认为对的，否定自己认为错的，将让谁来纠正呢？回答说：万物纷杂错乱就占问上天，众说纷纭混乱就裁决于圣人。圣人在世就依从人，圣人去世就依从典籍。《周礼》是圣人的言论。合祭始于汉末，当时那言论非常不合常理。朝廷制定制度、考究文献，正要告祭宗庙，施行于天地，颁布于天下，作为万世的法度。或者舍弃圣人的言论而听从不合常理的话，这是不可以的。有人说：合祭历代实行，没有人更改。回答说：没有人更改，还是实行它，这也是不可以的。先帝已经更改了，这是好的，想要再变回去是不可以的。有人说：亲自祭祀未能实行，暂且跟随合祭可以吗？回答说：亲自祭祀并非不可行，因为有事而由他人代理，也是合乎礼的。合祭是不合礼的，舍弃礼不用，而听从不合礼的，这是不可以的。规矩确实设立，不可以欺骗说方形圆形；绳墨确实陈列，不可以欺骗说弯曲笔直。现在议论祭祀而不依从礼，议论礼而不依从经典，那么是非就会同时兴起，最终没有归宿。这就像舍弃规矩来观察方形圆形，舍弃绳墨来观看弯曲笔直，是不可以的。

熙宁七年，礼部侍郎曾肇上奏请求分祭，大略说：我认为天地合祭不是先王的礼制，这是学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不需要臣说就能相信。然而如果合祭在侍奉神灵方面，没有不顺的道理，虽然不是先王的礼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呢？大概因为圣人对于祭祀，在茫然不可知之中寻求，所以必须依据方位，顺应时节，而使用同类的事物来招致神灵。因此依据高处来侍奉天，依据低处来侍奉地，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在东边朝拜太阳，在西边夕拜月亮，在南边为司中、司命立坛，在北边为风师、雨师立坛，为山川、丘陵、坟衍立坛，各自依据方位，而春夏秋冬各自顺应阴阳的性质。在祭祀事务上，有的焚烧，有的埋藏，有的掩埋，有的沉入水中，以至于圭璧币帛牺牲，坎坛乐舞，各自遵循同类。先王不是随便这样做的，认为这样寻求如此详尽，然后或许神灵会来享用。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招致神灵就困难了。现在议论的人认为停止合祭，那么天子就没有亲自见到地神的时候，夏至亲自祭祀北郊，就以五月行礼为难，想要趁着南郊一并举行地祭，这在人事上以求自便，是可以的。以此作为亲自见到地神的实际，则还没有做到。为什么呢？侍奉的方位不对，招致的方式不类，又违背时节，施行于众多小祭祀尚且不可以，何况地神如此尊贵呢？以此侍奉地神，地神未必会来享用，却便说这是亲自见到地神的实际，这是臣所不明白的。况且委屈自己顺从神灵，与委屈神灵顺从自己，哪一种更安适？现在以五月行礼为难，而牵引地神来凑合冬祭，如果顺从人事的便利，恐怕失去陛下恭敬侍奉地神的意思，这又是臣所不明白的。臣认为合祭不可以恢复，亲自祭祀不可以废除，只应当斟酌时宜，省去繁琐的文饰和末节，那么亲自祭祀的礼仪就没有不可行的，已经在前面的奏状中论述过了。

曾肇又上奏说：“南郊不是祭祀地的地方，冬至不是见地神的时候。音乐以圜钟为宫，其变化以六为律，不是招致地神的音调。焚烧柴火升烟，不是祭祀地神的礼仪。不问神灵享用与否，姑且想要便于人事，这不近乎怠慢吗？现在世间的人家，有尊长居住在别的宫室，子弟致敬必定到那地方去，尚且不敢委屈地请他们到同一厅堂，何况天子侍奉地神，可以不如家人之礼吗？前几天认为合祭不对而停止它，今天又实行，异日又停止，说神灵没有形象，废置自由，这不近乎亵渎吗？陛下即位八年，两次举行明堂大享的礼仪，现在在南郊有事，凡是与天神一起祭祀的，都按次序从祀，那么将来郊祀的年份，亲自祭祀北郊，并及诸神，本来不算晚，为什么急于这样做，从而陷入非礼的议论呢？况且五月祭地，前世常常实行，本朝开宝年间，也曾四月举行雩祀的礼仪。古人尚且在六月出兵，谁说夏至有不可行礼的呢？”

《宇文昌龄传》，昌龄升任太常少卿，下诏议论

译关于在郊祀中合祭天地，议论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昌龄说：“天地的数理，从高低尊卑来看，位置不同；从礼制规范来看，适宜的方式不同；从乐舞编排来看，数目不同。至于服饰的纹章、器物的配备、冬至夏至的时节，都有明确的区分而不混乱。祭祀这件事，本来就是要以有形的存在去感应无形的存在，以实在的事物去沟通虚空的存在，必须依据同类相感的原则，同类以气相合，然后才能获得神灵的亲近，可以期望神灵降临。现在在圜丘祭地，从气的属性来看，并非相合；从类属来看，并非相应，却期望天高地厚的神灵前来享用祭品，不是很难吗？”后来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蕙田按：元祐年间再次讨论主张分祭的有二十二人，如今能够考证到他们文章的是刘安世、彭汝砺、曾肇、宇文、昌龄四人，他们的言论都质朴切实、典雅庄重，都有阐发义理之处，可惜其余人的文章大多没能看到。

《文献通考》记载：南郊卤簿使、兵部尚书苏轼上奏说：“臣谨按汉成帝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祭祀天地，而赵昭仪常常跟随在属车之间，当时扬雄待诏承明，作赋讽谏，其大意说：‘想西王母欣喜地上寿啊，屏退玉女而斥退虙妃’，是说妇女不应当参与斋戒祭祀之间。臣如今充任夏官，职责在于卤簿，依据旧例，郊祀完成后，皇帝车驾返回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演奏音乐，返回内宫，然后皇后妃嫔之属在半路迎接拜见，这已经不符合典礼，何况正当祭祀事务尚未结束，而中宫、掖庭的妃嫔竟出现在勾陈、豹尾仪仗之间呢？臣私下看到两位圣上尊崇奉行大祀，严肃恭敬、敬畏谨慎，超越古今，四方前来观礼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如今车驾正在太庙斋宿，而内宫的车子不避让仪仗，争道乱行，臣愚昧地担心这对观礼的人有损害，不敢不上奏，请求赐予约束，并请求询问随行相关负责人员执行，请陛下裁决。”当时苏轼任卤簿使，引导皇帝车驾进入内宫，有十余辆朱红色的车子，其中有张红盖的争道乱行于干明寺前。苏轼在车中起草此奏章，奏章呈入。皇帝在太庙，迅速派人带着奏疏禀报太皇太后，第二天中使传命申饬有关部门严整仪仗，自皇后以下都不再在半路迎接拜见。

《宋史·苏轼传》记载：这一年，南郊祭祀，苏轼任卤簿使，引导皇帝车驾进入太庙，有赭色伞盖的牛车，以及青盖牛车十余辆，争道不避让仪仗。苏轼派御营巡检使询问，原来是皇太后及大长公主的车驾。御史中丞李之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应当肃正政纪，不能不将此上报。”李之纯不敢说话。苏轼在车中上奏，哲宗派使者带着奏疏迅速禀报太皇太后。第二天，下诏整肃仪仗，自皇后以下，都不得在半路迎接拜见。

《哲宗本纪》记载：元祐八年四月丁巳日，下诏南郊合祭天地，罢免礼部召集官员详细商议。

《礼志》记载：元祐八年，礼部尚书苏轼再次陈述合祭的六条意见，命令礼官召集商议并上报。不久下诏，依照元祐七年的旧例，在南郊合祭天地，仍然罢免召集商议。

《文献通考》记载：礼部尚书苏轼说：“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日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享祭答谢确实蒙受吉祥的回应。那么圜丘合祭，确实符合天地的心意，不应当再有更改。私下认为议论的人想要改变祖宗的旧制，圜丘祭祀天而不祭祀地，不过是因为认为冬至祭祀天在南郊，是阳时阳位；夏至祭祀地在北郊，是阴时阴位。以同类求神，那么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这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既已祭祀上帝，那么天地百神没有不跟随祭祀的。古时秋分在西郊祭祀月，也可以说是阴时阴位了。至于跟随祭祀上帝，那么冬至在南郊祭祀月，议论的人不认为有疑问。如今皇地祇也跟随上帝在圜丘合祭，唯独认为不可以，这就错了。《尚书》说：‘于是向上帝分类祭祀，向六宗虔诚祭祀，遥祭山川，遍祭群神。’舜接受禅让时，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知的，而唯独不告知地祇，哪有这种道理呢？武王攻克商朝，庚戌日柴望，柴祭上帝，望祭山川。一天之内，自上帝而及山川，必定没有南北郊的区别，而唯独忽略地祇，哪有这种道理呢？臣由此知道古人祭祀上帝，一并祭祀地祇了。用什么证明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这是合祭天地，是经典的明文，而解说的人却把它比作《丰年》秋冬报祭。说秋冬各自报祭，而都唱《丰年》，那么天地各自祭祀，而都唱《昊天有成命》，这大错特错。《丰年》的诗说：‘丰年多黍多稌，也有高粮仓，万亿及秭，酿酒酿醴，蒸献祖妣，以洽百礼，降福非常美好。’在秋天唱可以，在冬天唱也可以。《昊天成命》的诗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奉行天命，宽厚谨慎，专心致志，于是安定天下。’全篇言天而不涉及地，颂歌用来告神明，没有唱所不祭祀的，祭祀所不唱的。如今在北郊祭祀地，唯独唱天而不唱地，哪有这种道理呢？臣由此知道周朝祭祀上帝，地祇就在其中，唱天而不唱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序说：‘郊祀天地。’议论的人说合祭天地始于王莽，认为不值得效法。臣私下认为礼应当论其是非，不应当因人而废弃。光武帝亲自诛杀王莽，曾采用元始合祭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圜丘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于其上，都面向南以西为上。这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是大魏郊天之所，依据汉代旧例，为圜丘坛八阶中，又为重坛，天地位于其上。’这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

译贾曾议论说：“有虞氏在宗庙祭祀黄帝，在郊外祭祀喾；夏后氏在宗庙祭祀黄帝，在郊外祭祀鲧。郊祀与庙祀，都有禘祭。在宗庙行禘祭，则祖先与太祖合食；在郊外行禘祭，则地祇和群望都合食于圜丘，由始祖配享。这大概是重大事务时的大祭，不是常规的祭祀。”《三辅故事》记载：“在圜丘祭祀，上帝和后土的位阶都面向南方。”那么汉代曾经合祭天地了。当时褚无量、郭山恽等都认为贾曾的话是对的。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享祀，必须亲自参与。我不亲自祭祀，礼仪就会有缺失。那皇地祇适宜在南郊合祭。”当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此以后，凡是在圜丘举行祭祀，都进行合祭。这就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现在议论的人想要冬至祭祀天，夏至祭祀地，大概认为是采用《周礼》。臣请陈述《周礼》与当今礼仪的区别：古代一年祭祀天两次，在明堂享祭帝一次，四季迎气五次，祭祀地两次，享祭宗庙四次，这十五项都是天子亲自祭祀。此外，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群小祀之类，也都亲自祭祀。这是《周礼》的规定。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天命，开创宋朝基业，建隆初年郊祀，先享祭宗庙，然后祭祀天地。自从真宗以来，三年一次郊祀，必定先在景灵宫举行仪式，享祭太庙，然后祭祀天地。这是本朝的礼仪。周朝的礼仪亲自祭祀像那样多，而且年年实行，不认为困难；现在的礼仪亲自祭祀像这样少，而且三年实行一次，不认为容易。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天子出入仪仗器物不繁杂，兵卫很简略，用财有节制，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见诸侯、赐爵赏赐必定在太庙，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王畿千里，只以斋戒、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守住这些天下就顺服了。所以年年实行，一向作为常规。至于后世，海内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上，机务的繁杂，亿万倍于古代，日力不能供给。自从秦汉以来，天子仪仗器物日益增多，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以至于今天，不再像古代那样简略。现在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告祭原庙，前一天祭祀太庙，不是周礼。郊祀时大赦，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自从后妃以下到文武官员都能荫补亲属，不是周礼。自从宰相宗室以下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唯独对于地祇就说周礼，不应当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呢？议论的人必定又说：“夏至不能行礼，就派遣官员代理祭祀，也有先例。”这不是臣所知道的。《周礼·大宗伯》说：“如果君王不参与祭祀，就代理职位。”郑氏注说：“君王有缘故就代行他的祭祀。”贾公彦疏说：“有缘故指君王有病以及哀痛等都是。”那么代理祭祀不是安宁吉利的礼仪。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令有关部门行事，这由来已久了。如果在亲自郊祀的年份派遣官员代理，就是没有缘故而使用有缘故的礼仪。议论的人必定又说：“省去繁文缛节，那么一年可以再郊祀两次。”臣将回答说：“古代以亲自郊祀为常规礼仪，所以没有繁文。现在以亲自郊祀为大礼，那么繁文就不能省去。如果搭建帷城幔屋，盛夏就有风雨的担忧。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从宗庙出来到郊外，戴着通天冠，乘坐大辂，日中休息，百官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装备齐全，人马喘汗，都不是夏至所能承受的。”君王以父事天，以母事地，不可偏颇。祭祀天就完备，祭祀地就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怎么能认为是繁文缛节而全部想要省去呢？国家养兵不同于前世，自从唐代时没有军赏，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定有赏赐。现在三年一次郊祀，倾尽国库，还恐怕不足，郊祀赏赐之外，哪里还有再加？如果一年再赏赐，国力将怎么供给？分开给予，人情难道不失望吗？议论的人必定又说：“三年一次祭祀天，又三年一次祭祀地，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三年一次郊祀已经稀疏，如果只祭祀地而不祭祀天，是因为事地而更加稀疏于事天。自古没有六年一次祭祀天的。这样那么典礼更加败坏，想要复古而背离古代更远，神祇必定不享用，这不是用来作为礼仪的。议论的人必定又说：“在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神州之祭代替夏至方泽之祀，就可以免除盛夏举事的祸患。”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之所以议论这个是为了想要举用周礼。现在用十月代替夏至，用神州代替方泽，不知道这是周礼的常经呢，还是变礼的权宜呢？如果变礼从权可以，那么合祭圜丘为什么不可以呢？十月亲自祭祀地，十一月亲自祭祀天，先地后天，古代没有这种礼仪，而一年再郊祀，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除。议论的人必定又说：“在郊祀的年份，用夏至祭祀地，在方泽示祭；皇上不亲自郊祀而通爟火，天子在禁中望祀。”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尚书》的望秩，《周礼》的四望，《春秋》的三望，都是指山川在四郊的，所以远远望祭。现在所在

译（如果）在某个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地面，却还要进行望祭，这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地面吗？这六条议论，是决定合祭是否可行的关键。汉代的郊祀礼仪，尤其与古制相违背；唐代也不能完全遵循古制。本朝祖宗恭敬尊崇祭祀，儒臣和礼官研究探讨增减损益，并非不知道圜丘和方泽都亲自祭祀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实行，所以参酌古今，上符合典礼，下符合时宜，比较其所得，已经比汉唐多多了。天地宗庙的祭祀，都应当每年遍祭，现在不能每年遍祭，所以遍祭于三年；应当郊祀的年份，又不能在一年之中两次举行大礼，所以遍祭于三天。这都是因时制宜，即使是圣人再世，也不能改变。现在合并祭祀天地不失为亲自祭祀，而北郊则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两次郊祀而派遣官员代理事务，那就是长期不亲自祭祀地神；三年间郊祀应当祭祀地神的年份，因为暑热雨水不能亲自前往，派遣官员代理事务，那就是天地都不亲自祭祀了。分祀天地，决不是当今所能实行的。希望陛下谨守太祖建隆年间、神宗熙宁年间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和宗庙享祀，以安抚上下神灵。仍然请求将臣的这道奏章，交给有关部门集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一驳斥。臣所陈述的六条议论，如果都能使反对者心服口服，上符合《周礼》，下不成为当今军国大事的祸患，不能只执着于《周礼》，而不考虑当今是否可行。所重视的是严肃祭祀大典，按时做出决定，请皇上裁决。附言称：唐代制度，将要举行南郊祭祀时，就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也像现在的礼制一样，提前两天告祭原庙，提前一天享祭太庙。然而议论的人有的也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制。臣仔细考察：周武王攻克商朝，丁未日祭祀周庙，庚戌日柴望，相隔三天，那么先祭庙后郊祀，也是三代的礼制啊】

译起初，朝廷下诏讨论北郊祭祀的典礼，苏轼主张合祭的说法，附和的有五人；刘安世主张分祭的说法，附和的有四十人。又有三人想在十月用神州地示的祭祀，来替代夏至在方丘的祭祀；还有一人想建议皇帝不亲自祭祀而只点燃烽火，天子在宫中遥拜。不久朝廷又把三份奏状发回，再次命令详细审定。刘安世再次上奏略说：“苏轼认为在圜丘合祭于礼是合适的，不能再更改。我们谨查《周礼》天子亲自祭祀上帝共九次，本朝三年一次郊祀，本来就已经疏漏宽泛，怎么可以因循谬误，不加考证纠正？古代求神以同类相求，天是阳物，地是阴物，岁月日时，方位、牺牲、祭器、乐舞，都遵循它们的类别。现在议论的人对于圣人制定的法则抛弃而不实行，随意采用王莽不合常理的说法，甚至引用夫妇同牢私亵的话语，亵渎扰乱天地。又引用《昊天有成命》这首诗作为证据。我们仔细详查这首诗全篇未曾有合祭的文字，序言是后世儒者的言辞，也说成周时代圜丘方泽各自歌唱这首诗作为乐章罢了。像《潜》的序说：‘季冬献鱼，春天进献鲔鱼’；《丰年》的序说：‘丰收之年秋冬报祭’；《噫嘻》的诗说：‘春夏向上帝祈求谷物’。像这类情况，不知道是一次祭祀呢？还是两次祭祀呢？如果郊祀的赏赐，是五代姑息养奸的弊法，圣朝宽仁不想立即废除。如果分为两次，有什么不可以？议论的人却想借此制造险恶的言语，来动摇皇帝的听闻，又引用祸福灾殃的说法，胁迫朝廷，一定要听从自己，非常没有道理。大概我们所坚持的是先王的正礼，而苏轼的议论都是后世的权宜之计，权宜与正礼决不能合并。希望圣上详细审慎地考虑是否恰当，对上以体现神考（神宗）的志向，对下以纠正千载的疑惑，不胜荣幸。”正要送给同议官员签署，他的门徒快马告知苏轼说：“如果刘安世的奏议呈上，决然恐怕难以回答。”当时苏辙任门下侍郎，于是告诉苏辙请求皇帝下诏停止议论，刘安世的奏议最终未能呈上。

惠田按，这是元祐年间再次议论。苏轼所提出的六条辩驳已经清楚了。然而从内心衡量，有十二处失误。古代祭天只用单一牺牲，后世才有百神从祀。如果确实百神从祀，那么《尚书·虞书》“类上帝”之下，不应该又有“禋六宗”“望山川”“遍祭群神”了。苏轼因为百神从祀的缘故，认为皇地示也应当跟随上帝在圜丘合祭，这是第一处失误。说古代秋分在西郊祭月，也可以说是阴时阴位了。至于从祀上帝，则在冬至在南郊祭月，以打破阳时阳位不可求阴的说法。既然不因为配月从祀的缘故而废除秋分的祭月，怎么可以因为地示从祀的缘故而废除夏至的方泽呢？这是第二处失误。告祭不及地示，或许是经典偶然遗漏，《昊天有成命》不足以作为郊祀天地的证据，刘安世的驳斥非常明白，苏轼引用这个作为证据，这是第三处失误。说光武帝亲自诛灭王莽，也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故事，不应当因为王莽而不值得效法。然而沛公亲自灭秦，而所用的都是秦法，并非秦法果真值得崇尚。武王受命来不及制作礼乐，必定要等待周公。现在因为光武帝沿袭王莽的故事，就说不应当因人废法，这是第四处失误。汉、魏及唐，谁能够恢复古礼？不效法三代圣人，而效法汉、魏、唐一切苟且简略的时代，这是第五处失误。又陈述《周礼》、今礼的区别大意，说《周礼》必定不可实行，今礼决不可更改，而不辨明《周礼》的是非与今礼的错谬，这是第六处失误。说现在所行的都不是《周礼》，唯独在祭地示想要遵循《周礼》是不合义的，那么孔子就应当以鲁国季世之礼为礼，而祭礼用的活羊决不可再保留，这是第七处失误。说古代天子王畿不过千里，所以《周礼》可行，后世四海统一，机务的烦杂比古代亿万倍，那么《周礼》不可行。然而古代的帝王，有的沉溺于游猎，有的无暇吃饭，有的总揽大纲而有余力，有的亲自决断庶务而不足，都在于君主自己的作为，而礼的可行不可行，并不在此。苏轼所说的，是不做，不是不能，这是第八处失误。天子的仪仗器物日益增多，这是后世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卑下的陋习。不改正陋习而想更改古礼，这是第九处失误。郊天祭地，天子每年必定亲自举行，三年一次郊祀，不是礼的正统。现在把这作为本朝的礼制，不是子孙可以轻易改变的，多么浅陋啊！这是第十处失误。又说盛夏出郊官兵暴露，人马喘汗，都不是夏至所能忍受的。那么在盛夏之日，君臣都应当安居休息，而说敬意不足以实行，说祭祀没有益处，这是第十一处失误。又郊祀有赦免，有优厚的赏赐，各军有补充，亲属有百官赏赐，既然知道这不是礼制，却说一年两次赏赐，力量将不够，分开给予，人情岂不失望？苏轼的意思是不难失人情，而难改古礼，这也奇怪了，这是第十二处失误。至于六年一次祭祀的议论，十月祭地的议论，禁中望祀的议论，说法本来荒谬，原本不值得辩驳。刘安世说：“我们所坚持的是先王的正礼，苏轼的议论都是后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得其情理了。”

【明艾南英论宋天地合祭】唉！起初为天

译主张天地合祭的说法是谁提出的呢？多么浅陋荒诞而不合常理啊！天地的形体虽然分开，但同属于阴阳之气则是合一的。阴阳之气，天和地都包含在其中。那区分阴和阳的，不过是同一股气罢了。天地之气运行而伸展就是阳，闭合而止息就是阴，并不是天独占阳，地独占阴。拿人的身体来比喻，不过是一呼一吸之间罢了，并不是把呼气专属给精魂，把吸气专属给骨骸。冬至时，在南郊的圜丘祭祀天，是为了迎接阳气的开始，并不是祭祀天的形体。一气在黄钟律的宫音中渐渐萌发，地的阳气与天一起上升了。《易经》说：“复卦，可以看到天地的心意了吗？”夏至时，在北郊的方泽祭祀地，是为了迎接阴气的开始，并不是祭祀地的形体。霜露冰雪逐渐到来，天的阴气也是从这时开始上升的。天地可以用形体来区分，但阴阳之气不可以分开归属。天地南北郊的祭祀，大概是区分阴阳之气来迎接它们，并不是分开天地来祭祀它们。议论的人只看到《孝经》有“像侍奉父亲那样侍奉天，像侍奉母亲那样侍奉地”的文字，于是就有天地合祭如同夫妇同牢的意义，并用对待人的礼仪来对待神灵。像这样的话，所谓的地，大概就要像姑嫂那样打扮了，势必会像道家那样妄自把山川后土之神，全都冠以天妃、圣母、碧霞元君的形象才肯罢休。唉！多么浅陋荒诞而不合常理啊！《中庸》说：“郊祀和社祀的礼仪，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并举郊祀和社祀，并不是指大社。大概是指皇地祇而言，因为它是覆盖万物和承载万物的开始，所以都称为上帝。那么南北郊的祭祀，即使说都是祭祀天也可以，哪里需要后世纷纷更改而配合它们呢？况且祭器使用陶器和匏器，牺牲使用小牛，与明堂的祭祀不同，不过是不用对待人的礼仪来侍奉罢了，却又为它们合祭，以类比配偶，这是用对待人的礼仪来侍奉天地啊。唉！多么荒诞啊！至于最浅陋而不通情理的地方，在于南郊的祭坛，其位次遍及周天的星宿；北郊的祭坛，遍及五岳、镇山、四海、大河、丘陵和坟衍。这真是把南北郊的祭祀当作分开祭祀天地形体，难怪他们急切地想要合祭了。有南郊而没有北郊，迎接阳气而不迎接阴气，那么独阳不生，乾坤的卦策难道要废弃吗？它怎么配得上配天而立极，成为天下神明的主宰呢？至于万乘之尊，不可以因为酷暑而推恩太过频繁，六军盼望皇帝临幸，大裘不适合在仲夏之月穿着。因为这点小不便而废弃先王对越天地的礼仪，这种议论竟然出自宋代的名臣。唉！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译观承按：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是真实的道理，也是真实的事情。六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不仅仅是《孝经》如此。至于王莽援引此说，认为夫妻同处一室，父母可以合食，因此将其作为合祭天地的证据，则是错误的。前人对这一点已经论述得很明白，苏东坡在《圜丘六议》中的说法也属于牵强附会，且违背经义，不值得讨论。艾氏的说法，极力主张分祭，非常正确。他说冬至迎接阳气的开始，夏至迎接阴气的开始，不是祭祀天地形体，而是迎气的祭祀，而不是所谓的大报本反始。两郊的礼仪，固然不是祭祀天地的形体，然而天高地低，昭然在目，不像其他鬼神那样有气无形，那么即使不以形体来祭祀，难道仅仅是以气来祈求吗？况且说分别阴阳之气来迎接，而不是分别天地来祭祀，这岂不是正好给合祭者提供了借口吗？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无时无刻、无处不是如此，然而这却是虚无而没有形迹的，只有在郊祀的时候，才能尽到侍奉父母之实的礼仪。论述者想要破除合食的理论，应当说：一阳开始生发，在南郊侍奉天，以顺应阳位，这就是所谓的以父道侍奉天；一阴开始生发，在北郊祭祀地，以顺应阴位，这就是所谓的以母道侍奉地。如果合食于南郊，就扰乱了阴阳的位置，这是把天当作父亲，也把地当作父亲了；而且废除了北郊的祭祀，这就只有父亲，没有母亲了。还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可以吗？这就是用父天母地的义理来驳斥，那么合祭不合礼制，就已经明确判断了。又何必另外寻找说法呢？

宗元按：两郊应当分开而不应当合并，礼经已有明文规定，前代儒者又有定论，其是非得失，本来可以一言而定。汉、唐以后，仍然纷纷争论不休，是因为没有窥见圣人制定礼制的精微义理，而只是在礼仪形式、器物数量等末节上争辩，被笺注、疏解、史志的文字所牵制，而且只就两郊的分合来讨论，却不知道将郊、社、禘、尝总括起来思考。《虞书》说“秩宗掌管我的三礼”，三礼是指天神、地示、人鬼，即三才的礼仪。圣人制定礼制，先透彻理解三才贯通的大源头，然后定为报本反始的三大祭祀。想要将幽明上下合而为一，必须先辨别幽明上下而分开祭祀。大概人鬼的祭祀，是从亲近到尊贵，由众多汇聚于一；天神、地示的祭祀，是从尊贵到亲近，由一分散到众多。所以宗庙的礼仪，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进献群庙、祧庙而合于太庙，又进献太庙而追溯所出自的那一个人，那么只配以太祖一位，而不涉及其他人，这就叫做从亲近到尊贵，而众多汇聚于一。于是推及天地，冬至在南郊祭天，就用太祖一人配享，然后分为五帝、六宗、百神的群祀，这就逐渐接近人了；夏至在北郊祭地，也用太祖一人配享，然后分为山川、社稷、百族的群祀，这就逐渐接近人了。这就叫做从尊贵到亲近，而一分散到众多。而都配以太祖一人，那么三才就贯通了。配享只有一个人，而昊天、后土作为三大祭祀的主神，难道还能有两个吗？大概禘祭与两郊，是用来确立三礼的大宗，只有截然各为一祭，而不相混淆，才能专志一心，而感通上下、通达幽明。这是圣人报本反始三大祭祀的精微义理。如果两郊可以合并，那么三礼就缺少其一了，怎么能为三才确立准则，而在天地之间成就位置呢？因为前人论述郊祀分合的，都没有涉及到这个义理，所以略作推演论述。

哲宗本纪记载：绍圣元年五月甲寅，右正言张商英说：“先帝认为天地合祭不符合古制，下诏让礼部、太常寺详细商议，上报朝廷。”

礼志记载：绍圣元年，因为右正言张商英说，先帝制定详定礼文，所谓合祭不符合古制，依据经义予以纠正。元祐年间的臣子却再次实行合祭，请求再次下诏让礼官商议。御史中丞黄履说：“南郊合祭，是因为王莽谄媚王政君，于是提升地的地位，合席同牢。等到先帝亲自行郊祀，大臣因为宣仁太后共同执政，又采用王莽的意思，合祀亵渎扰乱了典礼。”皇帝以此询问辅政大臣，章惇说：“北郊只能称为社。”黄履说：“郊，是交感神明的意思，所以天地都称为郊社，是因为土的神灵罢了，难道祭祀大只也可以称为社吗？”于是将黄履的奏章送给礼部。太常寺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说：“应当使用先帝北郊的仪注，按时亲自施行，废除合祭的礼仪。”不久三省说：“合祭既然不符合礼典，但在盛夏祭祀地只，必定难以亲自施行。”下诏让两省、台谏、礼官共同商议，可以亲自祭祀北郊，然后废除合祭的礼仪。曾布、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人说，意见互有是非。蔡京、林希、蔡卞、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人请求废除合祭。下诏听从他们的意见。然而北郊亲祀，直到皇帝去世都没有能够举行。《文献通考》记载：绍圣元年，下诏废除合祭天地，从今以后，在大礼之年夏至之日，亲自祭祀地于北郊。所有涉及祭祀的仪物以及坛壝、道路、帷宫等，应当让有关部门参酌详细具奏上报。大概采用了蔡京等人的建议，然而北郊亲祠，直到皇帝去世

译未能攻克。

译《宋会要》记载，绍圣元年五月，右正言张商英上言说：“神宗因为历代典礼存在错误谬误，认为合祭天地不符合古制，于是依据经典加以纠正。元祐年间的臣子却顺从自己的私意，抹杀前代的美好制度，既然已经掌握了权力，并且之前已有合祭的指令，苏轼随后又提出了六条异议。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这首郊祀天地的诗作为合祭不可推翻的论据。有人反驳陈祥道说：‘如果真像您所说，那么春夏祈谷于上帝，难道是因为夏季祈谷就合并了春季吗？商汤巡守时祭祀四岳河海，诗中说道：‘允犹翕河’，难道是因为祭祀海岳就合并了河流吗？’陈祥道理屈，无言以对。”御史中丞黄履上言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诗的终篇，虽然诗中未提及地，但用法可以相通，所以序言中兼及天地。这就像《天作》祭祀先王先公，《般》巡守祭祀四岳河海，诗中不指明具体所指，道理都是一样的。由此推论，天地不可合祭，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黄履、林希等人商议，请求停止合祭天地。此后偶尔在举行大礼的年份，于夏至之日亲自祭祀北郊，而在亲自祭祀北郊的年份，就不再亲自祭祀南郊。

惠田按语：这是绍圣年间的三次议论。张商英、黄履的话非常正确，然而君主认为亲自祭祀困难，古礼也无法再作解释。

《哲宗本纪》记载，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

《礼志》记载，元符元年，左司员外郎曾〇上言说：“周人用气味来侍奉神灵，近世改用香。根据何佟之的议论，认为南郊、明堂使用沉香，本是天的本质，适合阳气；北郊使用上和香，因为地与人亲近，适宜增加杂香。如今法令规定北极天皇以下，都使用湿香，至于众星的位置，不再设置香，恐怕在义理上未尽完善。于是，每个台阶都设置香。他又说：“先儒认为，实柴所祭祀的对象不用玉，槱燎所祭祀的对象不用币。如今太常令式规定，众星都不使用币，大概出于此。然而考察《典瑞》，玉人之官都说：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那么实柴所祭祀的对象并非不用玉。槱燎不用币，恐怕未必正确。至此，于是命令众星根据其方位颜色使用币。”

《乐志》记载，元符年间亲郊五首【其余与咸平年间相同，缺失者皆用旧词】

降神景安【六变辞相同】无为靡逺深厚广圻。祭神恭在弁冕衮衣。粢盛丰美。明徳馨辉。以祥以佑。非眇专祈。升降干安【罍洗饮福并奏】神灵拥衞。景从云随。玉色温粹。天步舒迟。周旋陟降。皇心肃只。千灵是保。百福攸宜。退文舞。迎武舞。正安。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进旅退旅。万舞有奕。

彻豆熙安，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升。上帝时歆，以我齐明，卒事而彻。福禄来成。

送神，景安。馨遗八尊，器空二簋，至祀至防，穹只贶祉。

《徽宗本纪》记载：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辛未日，颁布御制南郊亲祀乐章。庚辰日，在圜丘祭祀天地，大赦天下。

《范百禄传》记载，这一年郊祀商议合祭天地，礼官以《昊天有成命》为理由。范百禄说：“这是三代的礼制，怎么又想要合祭呢？”《成命》的颂歌，祭祀天和地都唱这首诗，就像春夏祈谷时唱《噫嘻》，难道是为了一个祭祀吗？争论很久没有结果，在皇帝面前质问。宰相说：“范百禄的话，是礼经；今日的使用，是权宜之制。陛下初次郊见，适宜以同时侍奉天地为恭敬。”于是合祭。

《文献通考》记载：建中靖国元年，诏令初次祭祀南郊，权宜合祭天地于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人认为合祭不合礼，曾布支持这种说法，于是诏令停止合祭。

这一年皇帝初次郊祀，十一月戊寅日，玉辂到达景灵宫，行礼完毕，前往太庙。下大雪，皇上派遣内臣询问两位宰相：“如果大风雪不停，如何出郊？”右相曾布上奏说：“郊礼还在后天，雪势猛烈，必定不会久。况且皇帝车驾顺应而动，按理没有不晴的时候。如果下更大的雪，也必须出郊，如果绝对不能登上祭坛，那么必须在端诚殿望祭。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已经降下御札颁告天下，怎么可以中途停止？”左相韩忠彦想在大庆殿望祭，曾布认为不可以。如果返回大庆殿，当天却放晴了，怎么办？议论于是确定。半夜雪果然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见月色。己卯日，黎明，从太庙斋殿步行出庙门，登上玉辂，景色已经放晴，时见日色。己午间到达青城，晚上于是放晴。五使巡仗到达玉津园，夕阳满野。庚辰日四鼓，前往郊坛行礼，天色晴朗，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在端诚殿称贺。黎明，登上辇车返回宫内。

《盛陶传》记载，召盛陶为太常少卿，商议合祭天地，请求遵从先帝北郊的成例。不久合祭，盛陶随即奉行，也不再争辩坚持。

《宋史乐志》记载，政和年间亲郊三首

皇帝升降，干安。因山为髙，爰陟其首。玉趾躩如，在帝左右。帝谓：“我王，予懐仁厚，眷言顾之，永绥九有。”配位酌献，大宁。于穆文祖，妙道九徳，黙契灵心，肇基王迹，启佑后人，垂裕罔极。

译合祭以昭示进献，孝心思维遵循法度。啊，伟大的顺祖，积累德行汇聚吉祥，源头深厚，不炫耀其光芒。奠定天命之基，其深厚能够昌盛。行孝且享祭，申赐福泽无疆。

译蕙田按：建中靖国元年所制定的，就是这首乐章。因为政和年号纪年稍长，于是书写为政和罢了。

《徽宗本纪》记载，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夘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改次年年号。

政和三年十一月癸未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礼志》记载：政和三年，下诏让有关部门讨论祭坛和围墙的制度。十月，礼制局上奏说：“祭坛旧制分为四层，第一层宽二十丈，第二层宽十五丈，第三层宽十丈，第四层宽五丈，每层高八尺一寸。有十二道台阶，每道台阶有十二级。有三重围墙，每重相距二十五步。古代所说的地上圜丘、泽中方丘，都是顺应地形的自然形态。君王建立国家，如果没有自然形成的山丘，就在郊外选择吉利的土地来划定祭坛的位置。制定祭坛的规制，应当使用阳数。现在定为祭坛三层，第一层用九九之数，宽八十一丈；第二层用六九之数，宽五十四丈；第三层用三九之数，宽二十七丈。每层高二十七尺，三层总共二百七十六尺，这是‘干’的策数。设置三重围墙，每重围墙宽三十六步，这也是‘干’的策数。层数和围墙数都是三，这是参合天地的数理。”下诏实行。

蕙田按：‘干’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这里的‘七’是错字，显然如此。‘每层高二十七尺’以下，应当有脱漏的文字。大概每层高二十七尺，三层就是八十一尺，符合九九之数。那符合‘干’策数的，是台阶的级数。通过参考当年所定的方坛制度就可以看出来。

政和三年，议礼局呈上五礼新仪。皇帝祭祀昊天上帝，太史设置神位牌位。昊天上帝位于祭坛上方北方，面向南，席子用干草。太祖位于祭坛上方东方，面向南，席子用蒲草。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极、九位神位于第一龛。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内坐、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内官神位五十四位，位于第二龛。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一百五十九位，位于第三龛。外官神位一百零六位，位于内围墙之内。众星三百六十位，位于内围墙之外。第一龛席子用干草，其余用莞草席，都面向内。神位牌位的规制，上帝位牌长三尺，取参合天数的意思，厚九寸，取乾元用九的意思，宽一尺二寸，取天完备之数的意思。书写徽号用青色，取苍璧的意义。《文献通考》记载：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日郊祀，皇上插着大圭，手持元圭，由一百名道士拿着仪仗在前面引导。蔡攸担任执绥官。玉辂从南熏门出来，到达玉津园。皇上忽然说：“玉津园东面如果有楼殿重叠，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上奏：“看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约约好几重。”随后仔细审视，都离地面几十丈。不久皇上又说：“看见人物了吗？”蔡攸立即上奏：“好像有道流童子，拿着幡节盖相继从云间出来，衣服眉目历历可辨。”蔡攸请求记录在史馆，宰相蔡京率领百官称贺。

《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日初一，前往玉清和阳宫，上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徽号宝册。丙申日，大赦天下。十一月丁酉日，朝献景灵宫。戊戌日，享太庙。己亥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四年十一月庚午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

七年十一月丙戌日，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

《舆服志》记载：政和年间议礼局呈上，大裘青色衣服红色里子，黑羔皮做领、袖缘、衣边，朱色下裳覆盖着衮服。冬至祭祀昊天上帝，穿这种服饰。立冬祭祀黑帝，立冬后祭祀神州地祇，也这样。

《陆佃传》记载，陆佃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徽宗在南郊祭祀，有关部门想要装饰大裘匣，估计用黄金很多，陆佃请求换成银。徽宗说：“匣子一定要装饰吗？”回答说：“大裘崇尚质朴，后世加以装饰，不符合礼制。”徽宗说：“那么停止可以吗？”几天后，丰稷屡次进言了。陆佃于是称赞说：“陛下这是盛德的举措啊。”

五礼通考卷十四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十五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吉礼十五

圜丘祀天

《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壬寅日，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大赦。

《礼志》记载：建炎二年，高宗到达〇州，各种事务草创，在州南门内江都县的东南筑坛，下诏让东京所属官吏捧着祭器、大乐仪仗、法物前往行在所。这年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享。《文献通考》记载：高宗建炎二年，下诏举行郊祀之礼，冬至日合祭天地，皇上从常朝殿出发，用细仗一千三百零五人，前往祭坛行礼。

蕙田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明确记载，这一年只祭祀上帝。《通考》既然在后面采用了这个说法，而这里反而说合祭。大概是因为只看到十三年以后都是合祭，而不知道这一年实际上不合祭。应当以《宋史·纪志》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