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通卷卷一百七十一

译我再次恢复旧制。平帝时期，王莽执掌朝政，增加元士的子弟可以像弟子一样接受学业，不把他们计入定员名额。每年考核，甲科四十人担任郎中，乙科二十人担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任文学掌故等职。

译班固说：“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额，设置科目射策考试，用官职俸禄来鼓励。直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间，从事学业的人逐渐兴盛，枝叶繁衍滋长。一部经书的解说多达百余万言，大师众多，达到一千多人。这大概是利禄之路造成的。”

【马廷鸾说：西汉博士隶属于太常，有周代成均隶属于宗伯的意思。州有博士，郡有文学掾，五经的老师，儒官的官员，由长官征召设置，遍布郡国，也有党庠遂序的意思。然而有两个过失：乡里学校的人不能升入大学，而补录弟子买官的自成一类；公卿子弟不在太学供养，而任子制全部归于光禄勋，自有四科考试，途径方法不同，下层的用心分裂不一，上层的考察追逐不精】

右边是西汉国学

《后汉书·儒林传》光武帝中兴，首先访求儒雅之士，四方学士云集京师，于是设立五经博士，各自按照家法教授，共有十四位博士，由太常依次统领。

建武五年，于是修筑太学，考察效法古典，笾豆干戚的仪容，完备地陈列，方领矩步的人，聚集在其中。

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距离宫殿八里，讲堂长十丈，宽三丈。

中元二年，开始建立三雍

《汉官仪》：辟雍距离明堂三百步。皇帝车驾亲临辟雍，从北门进入。三月、九月都在其中举行乡射礼。辟雍用水环绕其外，用来节制观看的人。

惠田按：《汉书·河间献王来朝》对三雍宫的注，以三雍为明堂、辟雍、灵台，儿宽也说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雍，那么西京已有这些建筑。

【马端临说：东汉时辟雍是天子养老、大射行礼的地方，太学是博士弟子受业的地方，分为两处，与古代不同吗？太学、辟雍固然不可分为两处，养老、大射、传道、受业，又岂能分为两件事呢】

《明帝本纪》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设学校，设置五经师。《顺帝本纪》永建六年九月，修缮太学。

《翟酺传》，翟酺上言：孝文帝开始设置一经博士，武帝广泛收集天下的书籍，而在石渠考论六经，学者日益兴盛，弟子数以万计。光武帝初兴，怜悯其荒废，建立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成为海内所汇聚的地方。明帝时，辟雍刚建成，想要毁掉太学，太尉赵熹认为太学、辟雍都应该兼存，所以都流传至今。而近来颓废，甚至成为园圃采刍放牧的地方，应该重新修缮，诱导后进学者。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学者为翟酺在学宫立碑铭。

《儒林传》安帝执政，轻视艺文，博士倚靠席子不讲课，学舍颓败，沦为园蔬，牧童砍柴，以至于在树下砍柴。顺帝感念翟酺的话，于是重新修缮学宫，总共建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考试明经弟子，增加甲乙科，每科各十人。

《顺帝本纪》，阳嘉元年七月，因为太学新建成，考试明经落第者补为弟子，增加甲乙科员各十人，选拔郡国老儒九十人，补为郎舍人。

《左雄传》：左雄又奏请征召海内名儒为博士，让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的人增加其俸禄。等到决断南谢廉，河南赵建，年仅十二，各自能通经，左雄都奏请拜为童子郎。于是背着书来学习，云集京师。

《质帝本纪》：本初元年四月，命令郡国举荐明经，年龄在五十以上，七十以下，到太学。从大将军到六百石，都派遣子弟受业。年满考核，以高等五人补为郎中，次等五人补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前能通经的，各自令随家法。其高等者，上报名册，依次赏进。

《儒林传》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说：“大将军以下到六百石，都派遣子弟就学。每年都在乡射月一次飨会，以此为常。从此游学兴盛，达到三万余生。然而章句逐渐疏略，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大概衰败了。”

《续汉书·五行志》：“桓帝延熹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认为，太学前疑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后汉书·党锢传》：“桓帝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之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牢修乃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朋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天子震怒，命郡国捕党人，收执膺等，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

《文献通考》建和初，诏令诸学生年十六以上，比照郡国明经试，依次上报名字，高等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为郎中，第十七人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为王家郎。永寿二年，诏令再次考核诸生，补郎舍人。其后又制定学生满二年，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

译汉灵帝熹平五年，对太学生进行考试，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多人，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直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等官职。

《后汉书·灵帝本纪》记载，光和元年二月，开始设置鸿都门学生【注：鸿都门，是宫门名称。在宫内设置学校】。

《蔡邕传》记载，起初，皇帝喜好学问，亲自创作了《皇羲篇》五十章，因此招引那些能写文章辞赋的学生，原本大多凭借经学术数来招揽，后来那些擅长写书信和精通鸟虫篆书的人，也都加以招引征召，于是达到几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防，多招引品行不端、趋炎附势之徒，一并让他们在鸿都门下待诏，这些人喜欢陈述地方风俗、民间琐事，皇帝非常高兴，给予他们破格的官位。蔡邕上密封奏章说：“古代选拔士人，必定让诸侯每年贡举。汉武帝时期，郡国举荐孝廉，又有贤良、文学的选拔，于是名臣辈出，文武之道同时兴盛。汉朝得到人才，就是通过这些途径罢了。书画辞赋，只是才能中微小的部分，对于匡扶国家、治理政事，并没有这种能力。陛下即位之初，首先涉猎经学，处理政务之余，阅览篇章，姑且用来消遣心意，相当于下棋博弈，并不是教化取士的根本。然而学生们竞相追逐利禄，写作的人喧闹沸腾，其中水平高的，稍微引用经书训诫、讽喻之言，水平低的，则堆砌俗语，类似俳优，有的窃取成文，虚冒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令，评定等级，那些未能达标的人，也跟随同辈，都被拜官提拔。既然已经施予恩惠，很难再收回更改，只是让他们享受俸禄，在道义上已经宽宏了，不能再让他们治理百姓或在州郡任职。从前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诸儒，汉章帝在白虎观聚集学士，通晓经义、阐释义理，这些事情优厚重大，是文武之道所应当遵循的。至于那些小才能、小技艺，虽然值得观赏，但孔子认为用来致远就会陷入困境，君子本来应当志在大的方面。”光和元年，于是设置鸿都门学，画了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命令州郡、三公举荐任用并征召这些学生，有的出任刺史、太守，有的入朝担任尚书、侍中，甚至有封侯、赐爵的，士大夫君子都以与他们同列为耻。

【马廷鸾说：鸿都门，是汉宫的门。太子刘保被废黜时，来历与九卿朝臣都到鸿都门，证明太子没有过错，就是那个地方。太学，是公学；鸿都学，是私学。学问本是天下公器，却把它当作君主的私产，可以吗？因此士大夫君子中想与他们同列的人，就以此为耻。公卿州郡的举荐征召，必定是诏书强迫他们。人心的公道，难道可以诬蔑吗】

【马端临说：灵帝的鸿都门学，相当于西汉武帝时待诏金马门的情况。然而武帝时，虽然文学之士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等人，也都像俳优一样蓄养，本来不曾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甚至有封侯赐爵的，士大夫君子都以与他们同列为耻，那么他们的人品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当时太学诸生三万多人，那些持危言直论，激浊扬清，自负的人被诛杀禁锢，几乎没有遗留；而在学中授业的，甚至争名次互相告发诉讼，毫无廉耻。况且当时在仕途上的人，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才，都是西园卖官、献纳修宫钱的人。对于鸿都学士，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献帝本纪》记载，初平四年九月，考试儒生四十多人，上等者，赐位郎中；次等者，任太子舍人；下等者，罢免。诏书说：“孔子感叹学问不被讲求，不讲求就会把所知道的日渐遗忘。现在老儒年龄超过六十，离开本土，谋求粮资，得不到事业，少年入学，白头空归，长久委身于农野，永远断绝荣望。朕非常怜悯。那些依照科条被罢免的人，允许担任太子舍人。”

以上为后汉国学情况。

《魏志·文帝纪》记载，黄初五年四月，建立太学，制定五经考核的方法。《鱼豢·魏略》记载：黄初元年之后，新君才扫除太学的灰烬，修补旧石碑的缺损，完备学士的名册，依照汉朝甲乙等级来考核，通告州郡。有想学习的人，都派遣到太学。太学刚开始开设，有弟子几百人。到太和年间，内外多事，人心怀避就，虽然本性不解学问，也多求到太学。太学诸生有上千人，而各位博士大多粗疏，无法教导弟子。弟子本来也是逃避徭役，最终没有人能学习，冬天来春天去，年年如此。《魏志·刘馥传》记载：刘馥的儿子刘靖上疏，陈述儒训的根本说：“自从黄初以来，尊崇建立太学二十多年，而很少有成材的，大概是因为博士选拔轻率，诸生逃避徭役，高门子弟以与他们同类为耻。所以学者虽然有名，却没有其人；虽然设有教化，却没有功效。应当高标准选拔博士，选取行为作为表率、经学足以为人师表的人，掌管教导国子，遵循古法。让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孙，年龄从十五岁起，都进入太学，明确制定升降制度，作为荣辱之路。那些经学精通、品行修养好的，就晋升他们以崇尚德行；荒废教化、废弃学业的，就退黜他们以惩戒恶行。举荐善人而教导不能者，那么劝诱浮华交游的风气，不禁止自然就会止息了。”

蕙田按：《宋书·礼志》认为刘馥所上疏与《三国志》不同，考察刘馥在建安十三年去世，而这疏却在齐王正始年间，那么《宋志》是错误的。《文献通考》也承袭了这个错误。

《宋书·礼志》记载：孙休永安元年，下诏设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考核选取应选之人，增加他们的宠信。

译在史官任职的机构中，以及将领和官吏的子弟中有志趣爱好的人，都让他们各自从事学业。每年进行考核测试，评定他们的等级，并授予官职和奖赏。

译右三国国学

《宋书·礼志》记载：晋武帝太始八年，有关官员上奏：“太学生有七千多人，其中才能胜任四品官职的，允许留下。诏令规定，已经通过经学考试的人留下，其余的遣返回郡国。大臣子弟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令其入学。”

咸宁二年，建立国子学。这大概是依据《周礼》中关于国家贵族子弟，即所谓国子由师氏进行教育的制度。

《晋书·职官志》记载：咸宁四年，武帝初次设立国子学，规定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用来教导学生。博士都选取品行清正淳朴、通晓典章义理的人，如果是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官职的人，才得召试。

惠田按：国子学的名称始于此时。东汉设立五经博士十四人，以聪明且有威重的人一人为祭酒。祭酒，是众人所尊称的头领。陈元担任司空南阁祭酒，那么公府也设有祭酒了。晋时公府掾属设有东阁祭酒、西阁祭酒、军谘祭酒，而国子学也设有此职。唐代以后只有国子监设有祭酒，而各曹并不再设置这个官职了。晋朝设立国子学，《宋志》记载在咸宁二年，《晋志》记载在四年，必定有一处错误。

《宋书·礼志》记载：“太康五年，修筑明堂、辟雍、灵台。”

《文献通考》记载：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认为江东逐渐安定，请求兴办学校。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设立太学，征召学生；但士大夫习尚老庄，儒学终究未能振兴。

《宋书·礼志》记载：孝武帝太元初年，在中堂设立行太学，当时不再有国子生，设置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暂且选拔大臣子孙六十人，事情结束后便罢免。

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求兴复国学，以训导贵族子弟，颁布到各州郡，普遍修习乡校。烈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一年，选拔公卿二千石子弟为学生，增建庙房屋一百五十五间，但品第考核没有章法，君子以位列其中为耻。国子祭酒殷茂说：“臣听说旧制，国学生都是显贵家族的后裔，与皇储并列；而中等者混杂良莠，于是让人心生羞耻。”诏令褒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最终没有施行。

右晋国学

《宋书·礼志》记载：宋高祖受命，诏令有关官员设立学校，尚未建成便驾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再次设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除。

《资治通鉴》记载：皇帝素来喜好文艺，派丹阳尹庐江人何尚之设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设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设立儒学，称为四学。

司马光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自己的德行。孔子说：‘言辞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那么史学，是儒学的一个方面；文学，是儒学的余事。至于老庄的虚无，固然不是用来教育的。求学，是为了求道；天下没有两种道，怎么会有四学呢？”

《南齐书·礼志》记载：建元四年正月，诏令设立国学，设置学生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位乐入者五十人。学生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选取王公以下子孙，全部以家距京城二千里为限。太祖驾崩，于是停止。《张绪传》记载：起初设立国学，以张绪为太常卿，兼任国子祭酒【马廷鸾说：齐高帝即位之初，征求直言，崔祖思认为人不学习就不知道道理，这是逆乱产生的根源，应当开设文武两学，使人依方习业，优秀者给予破格提拔，这大概是设立国学的缘由吧？张绪被认为风流在清简寡欲之列，认为有正始之风，善于清谈而已。师道不止于清谈，但当时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了。这年春天设立学校，秋天因国丧而罢免，甚至不到一年。江东的学校就是这样】

《礼志》记载：永明三年正月诏令设立学校，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至员外郎的后代，共设置学生二百二十人。这一年秋中，全部集合。《王俭传》记载：“永明三年，兼任国子祭酒，将总明观省并到王俭宅邸，开学士馆，全部用四部书充实王俭家。诏令王俭以家为府，十日还学一次，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非常盛大。”

《礼志》记载：建武四年正月诏令设立学校

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照永明旧例，废除学校。兼任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如今诏书刚下达，而废学先传出来，恐怕观察国家光辉的人，会因此产生议论。如果因为国讳应当废学，过去汉朝设立学校，直到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中未曾暂时废除，其间也有国讳。况且晋武帝驾崩，其学校仍然存在，这都是先代不因国讳而废学的明确事例。永明年间因为没有太子，所以废除，这不符合古制。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天子进入国学以行礼，太子进入国学以齿让。太学与国学，这是晋朝区分士庶，区别贵贱罢了。然而贵贱士庶都需要教育成就，所以国学、太学两存，并非因为有太子才设立。现在学校不仅不应该废除，反而应该更加崇尚其道，使郡县有学校，乡里立教化，请交付尚书及两学详细商议。”有关官员上奏听从了他的意见，学校最终没有设立。《隋书·百官志》记载：“梁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天监四年，设置五经

译博士各设一人。过去国子监的学生以出身贵贱作为限制，皇帝想要招揽后辈人才，五馆的学生都选拔贫寒门第中的俊才，不限定人数。

译胡寅说：史书记载梁武帝素来喜好儒术，到这时设置五经博士，修建校舍，招揽后辈学子。四馆所供养的士人超过千人，射策通晓经义的人被任命为官吏。又修缮孔子庙，以表示尊崇老师。后来他又亲临国子监，亲自参与讲习，并且命令皇太子以及王侯中年龄可以拜师的子弟都入学，可以说是勤勉了。然而儒学之风不兴盛，人才不出，为什么呢？因为梁武帝内心崇尚佛教，自从天监改元就不吃荤腥，这是亲身践行。所以他特意用美好的德行来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因此人们不遵从他的政令而顺从他的心意。心意是亲身示范，政令只是形式上的文书。后来法度不建立，人伦纲纪全部废弃，国家破亡、自身丧命，成为万世的笑柄，大概就始于这里。君主内心所崇尚的，能不慎重吗？

《陈书·儒林传》说：“高祖创业，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来不及劝勉督促学业。世祖以后，逐渐设置学官，虽然广泛延揽学生，但完成学业的大概很少。”

《魏书·儒林传》说：太祖刚平定中原，开始建立都城，设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有一千多人。天兴二年，增加国子太学的学生到三千人。

太宗时，将国子学改为中书学，设立教授博士。

世祖始光三年春天，在城东另外设立太学。

高祖太和年间，将中书学改回国子学，修建明堂辟雍，又开设皇子之学。等到迁都洛阳，设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

惠田按语：四门小学始于此时。

世宗时，又下诏营建国学，在四门设立小学，大量选拔儒生，担任小学博士，名额四十人。虽然校舍尚未建立，但经学技艺更加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业非常兴盛，所以燕、齐、赵、魏之间，横陈经书、登记入学的，数不胜数。大的学校有一千多人，小的也有几百人。

正光二年，开始设置国子学生三十六人。

《隋书·百官志》说：后齐国子等机构掌管教导贵族子弟，祭酒一人，统领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学生七十二人。太学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学生二百人。四门学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学生三百人。

《北齐书·儒林传》说：北齐太学博士，只有虚名。只有国子学有学生数十人罢了。贵族子弟中因通晓经学而做官的，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

《周书·武帝纪》说：天和元年七月，下诏各位贵族子弟入学，只需向老师缴纳束脩，不必举行释奠礼。释奠是学业完成后的祭祀，从今以后永远作为制度。

惠田按语：以上为南北朝国学情况。

《隋书·百官志》说：隋朝国子寺祭酒一人，统领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

惠田按语：国子寺不隶属于太常寺，从隋朝开始。

仁寿元年，废除国子学，只设立太学一所，设置博士五人，学生七十二人。

《高祖本纪》说：仁寿元年六月，下诏国子学只保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以及州县学全部废除。七月，将国子学改为太学。

《儒林传》说：开皇二十年，废除国子、四门以及州县学，只设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二十七人。刘焯上表说学校不应该废除，情理非常恳切，高祖没有采纳。

惠田按语：本纪和百官志都说仁寿元年，这里称开皇二十年，怀疑有误。

《百官志》说：炀帝即位，国子监依旧设置祭酒，增加设置司业一人，丞三人。国子学设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没有固定名额。太学博士、助教各二人，学生五百人。

惠田按语：国子学设置司业始于此时。

惠田按语：以上为隋朝国学情况。

《唐书·选举志》说：唐朝制度，共有六所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由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或者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以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的子弟担任。太学生五百人，由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职事官五品的期亲，或者三品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号的子弟担任。四门学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由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号、四品有封号以及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担任，八百人由平民中才智出众的人担任。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由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中通晓这些学科的人担任。国子监的学生，由尚书省补选，祭酒统领。共有两处馆舍，门下省有弘文馆学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学生二十人，由皇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属、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弟担任。凡是博士、助教分别教授学生经书，没有学完经书的不能更换学业。凡是学生年龄限制在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律学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凡是《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晓两经的人，大经、小经各一，

译如果通晓两经，就是中经；通晓三经的，大经、中经、小经各通晓一部；通晓五经的，大经全部通晓，其余各经通晓一部。《孝经》《论语》都要兼通。凡是学习《孝经》《论语》总共限定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限定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限定两年，《礼记》《左氏传》各限定三年。每天练习写字用纸一幅，空闲时练习时政对策，阅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十天给假一天，放假前由博士考试，诵读生每千字试一帖，每帖三句话；讲解生每两千字，问大义一条，总共三条，通晓两条为及格，不及格的有惩罚。年终通晓一年的学业，口试大义十条，通晓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累计三次下等以及在学九年仍不能贡举的，罢黜回家。诸生中通晓两经的俊士，通晓三经已及第但愿意留下的，四门学生补入太学，太学生补入国子学。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离家二百里以外的给路程假。那些不遵守教导以及年中违犯假期规定满三十天、因事请假满一百天、因亲属生病请假满二百天的，都罢黜回家，罢黜后，列举其情形，下发给所属地方。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送交兵部，按照规定配给军职。

译高祖即位，下诏在秘书省外设立小学，用来教育宗室子孙以及功臣子弟。

太宗即位，在门下省另外设置弘文馆，在东宫设置崇文馆，增建学舍达到一千二百间。即使是七营的飞骑，也设置学生，派遣博士为他们讲授经书。四方夷狄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派遣弟子入学，于是学生达到八千多人。

高宗龙朔二年，在东都设置国子监。第二年，将书学并入兰台，算学并入秘阁，律学并入详刑寺。

上元二年，国子监设置大成二十人，选取已经及第且聪明的人担任。考试时，书法方面每日诵读千字，并且每天测试所习功课十通七，然后补发其禄俸，待遇同于直官。精通四经学业有成，上报尚书吏部进行考试，登第者加一阶，放选授官。那些没有及第的则像当初一样继续学习，三年后再考试，三次考试都没有及第，就按照常规途径调任。

《文献通考》记载，中宗神龙二年下诏：学生在学中，各自按长幼排序。刚入学时，都实行束脩之礼，向老师行礼：国子监、太学各出绢三匹，四门学出绢二匹，俊士以及律学、书学、算学、州县学生各出绢一匹，都有酒和干肉。那束脩三份给博士，两份给助教。又说国子监所管辖的学生，由国子监考试，州县学生由本州考试，并选取艺业优秀的人担任试官，监督考试。

【洪氏《容斋随笔》记载，《唐六典》说国子生刚入学时，放置一束帛在一个筐里，酒一壶，干肉一案，作为束脩之礼。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依照国子监的法度。那些学习经书有空闲的人，命令他们学习书法，以及《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的前一天，就测试他们所学习的功课。由此可知唐代士人多擅长书法，大概因为在六馆时把它作为日常练习。那《说文》、《字林》、《苍雅》等书，也是想要要求他们结字符合古义，不仅仅是在铨选时才取楷书遒劲美观的。束脩之礼，就在这里可以看到。《开元礼》记载皇子束脩，一束帛五匹，酒一壶二十，干肉一案三脡。皇子穿学生的衣服，到学门外，把三样物品陈设在西南，稍微前进，说：“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把筐交给皇子，皇子跪下放置筐，拜两次，博士回拜两次。皇子退避，于是前进，跪下取筐，博士接受币帛。皇子拜完，才出来。礼仪如此，州县学生也是这样】

《唐书·选举志》记载，中宗即位，下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尚未出身，愿意宿卫或担任国子生的，允许。那些学业有成且堪任贵职的，由宗正寺考试后送交国子监举荐，如同常法。”三卫番下之日，愿意入学的，允许附入国子学。太学及律馆学习，蕃王及可汗子孙，愿意入学的，附入国子学读书。

蕙田按：附学生之名始于此处。

开元七年令：弘文、崇文、国子生每季一朝参。又下诏：州县学生二十五岁以下，八品官子弟或庶人二十一岁以下，通晓一经以及未通经但聪明有文词史学的人，进入四门学为俊士。即各州贡举省试没有及第，愿意入学的，允许。

天宝十二载下诏：天下停止乡贡，举人如果不从国子监及郡县学出来的，不要举荐选拔。十四载恢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下诏说：“古代设立太学，教育贵族子弟，即使年成不好，战争有时发生，但祭祀之事不废。近年战事频繁，诸生停止讲学，应当追回学生在馆舍学习，由度支供给厨米。”

《归崇敬传》记载，大历初年，授予归崇敬国子司业。皇太子想要亲临国学行齿胄礼，归崇敬认为学与官名都不正当，于是建议：古代天子的学校叫辟雍，从制度来说，雍水环绕像璧一样；从义理来说，用礼乐使天下明和。在礼制中称为泽宫，所以前世有的叫璧池，有的叫璧沼，也说学省。汉光武帝建立明堂、辟雍、灵台，号称三雍宫。晋武帝亲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另外设立国子学以区别士庶。永嘉南迁后，只有国子学。隋大业年间改名为国子监。如今声名显赫，唯独缺少辟雍，请求将国子监改为辟雍，省去祭酒、司业之名，这不是学官所适宜的。业是栒簴的大板，现在学校不教音乐，在义理上不恰当。请求将祭酒改为太师氏，位三品；司业改为左师、右师，位四品。近世明经不考核其义理，先取帖经专攻一门，废弃学业传授，义理断绝。请求将《礼记》《左氏春秋》定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定为中经，《尚书》《周易》定为小经，各设置博士一员。《公羊》《谷梁》春秋共同准为一中经，通设博士一员。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照章疏讲解，德行淳厚纯洁，文词雅正，容貌庄重，可以为人师表的人，委托四品以上官员各举荐所知。在外给予传车，七十岁的用安车蒲轮，敦请派遣。国子监、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生徒有差别。旧有的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律馆、算馆助教请求都罢免。教授法，学生拜见老师，贽礼用腵脩一束，酒一壶，衫布一裁，颜色如老师所穿。老师出中门，延请进入并坐下，割脩饮酒三爵为止，

译于是打开书箱取出经书，提起衣襟上前请求老师讲解经书的大致内容，随后回到房舍，早晚去请教以求增进学问。老师在早晚两个时段于堂上训导传授道德义理，用文章品行、忠诚守信、孝顺悌敬、和睦友善来示范。每十天检查、每月考试，按时考核、每年推荐，根据学生及第人数的多少来评定博士的考核等级，对上下不听从教导的人用木杖和荆条鞭打。国子监的学生被移送到礼部成为太学生，太学如果仍不改变，就迁到四门学，四门学如果仍不改变，就迁回本州的学校，如果仍然不改变，就恢复服劳役的旧制，终身不再列入士人行列。即使听从教导但九年学习仍不成材的，也遣返回本州。礼部的考试方法，请求废除帖经，在所习经书中询问大义，二十条中答对十八条，《论语》《孝经》十条中答对八条为通晓，策问三道用本经回答，通晓两条为及第。那些孝行在乡里闻名的人，由举主详细陈述。考试时大义缺漏一两条，允许一并录取。天下乡贡的考试也如此。学习学业和考试，都以明经为名，及第授官，与进士相同。有诏令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家都认为习俗已久，制度难以区分，明白尚书省的禁令不是外朝官署所应干预的。名称上，《周官》中的世袭职务，称氏；国学不是世袭官职，不能称为辟廱。省去大师氏一职，大抵是畏惧改变旧制，所以没有施行。

译选举志：元和二年，设置东都国子监学生一百人。自天宝年间以后，学校日益荒废，学生流散。永泰年间，虽然设置了西京国子监学生，但馆舍没有固定的名额。于是开始确定学生名额：西京国子馆学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学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馆和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学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

韩愈《请复国子监生徒疏》：国家的典章制度，尊崇重视学校。近来人们追逐名利，未能恢复根本。致使公卿子弟以游历太学为耻，工商等杂役之人，却进入最高学府。如今圣道大明，儒风复兴，恐怕需要纠正弊端，以辅佐宏大的谋划。现在请求国子馆一律依照《六典》规定，太学馆酌情允许录取没有资历限制、但有才学的人充任。如果有资历限制，却不补录学生参加科举的，请求礼部不将其纳入考试范围，并出具文书送交司法部门定罪。因为今年科举期限已近，恳请在上都五百里以内，特别恩赐不拘时节招收补录。五百里以外，暂且允许由地方推荐，等到来年春天，统一招收补录。关于膳食经费，先供给二百七十四人，请求按照新补录的人数相应增加供给。又论述新注学官文书：按照今年赦令，委任国子祭酒选择精通经术、能够教导学生的人充任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定的学官，多遵循资历排序，不考核才能，致使学生不能自我勉励。恳请如果不是专门精通经传、广泛涉猎典籍以及进士、五经等各类登科的人，不予比拟录用。新授官上任之日，必须加以考核，然后才允许上任，以符合圣朝尊崇儒学、崇尚教育的意旨。

《文献通考》文宗太和七年赦令节文：“凡是公卿士族子弟，从来年正月以后，不先入国子监学习的人，不在应考明经、进士的限制之内。”

武帝防昌五年制令，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的士人寄居者，修习明经、进士学业的，都编入太学；外州寄居的本地人，都编入所在地的官学。

右唐国学

《文献通考》后唐天成三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认为祭酒的职位，历代都极为尊贵，但从近代以来，不重视此官，何况正值圣朝，正勤于各项政务，必须推崇雅正之道，以振作时风，希望命令宰相一人兼任国子祭酒。敕令宜令宰相崔协兼任。同年八月十一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崔协上奏：请求国子监每年只设置监生二百人，等到解送名单至十月三十日满数为定。太学生不得因此便索取公牒，擅自免除本户的差役。又每年在二百人名额内，不论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考核其学业深浅，方才商议收补姓名。敕令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国子监上奏：“本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千，及第后光学钱一千。私下因为本监各类举人及第后，大多不在监司领取光学文抄，也不交纳光学钱，只守选限年满，便赴南曹参选。南曹近年考核选人，并不收取监司的光学文抄作为凭证。请求从今后，想要按照以往惯例，各类举人及第后，都先在监司领取光学文抄，并交纳光学钱等，各自按照所业等级，以备本监逐年公使。”奉敕令宜准以往惯例，从今后凡补监生，必须令其情愿在监中修学，才给予牒文收补。仍根据所业次第，逐季考试申奏。如果收补年深，未闻艺业，虚沾补牒，不赴试期，也委任监司具姓名申奏。

【马端临曰：五代弊法，凡是官府公使钱，多令居官者自己出费用。宰相则有光省钱，御史则有光台钱，至于监生，也令其出光学钱。那么贫士从哪里出钱呢？既征收其钱，又不免除其差役，对待士人的心意也太淡薄了。然而史书所言，多有曾授业，便索取解送者，往往在动乱之际，其居学也能苟且容纳卑贱冒滥之士罢了】

右后唐国学

《宋史·选举志》凡是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国子生由京朝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担任。起初没有固定名额，后来以二百人为定额。太学生由八品以下官员子弟，或者庶人中杰出特异的人担任。

起初，国子监沿袭后周旧制，颇增学舍，以应对官员子孙入学，受业。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学生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而系籍者有的很久不到，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求以补监生之缺。”皇上听从了。

景德年间，允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证，也听附学充贡。

庆历四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允许品官子弟投状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乃限在学满五百日。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本授官防，其实京朝官保任始预秋试。每十人与解，凡入学授业，月旦即亲书到歴。如遇私

译因此，有人因病请假回家省亲，都给予假期。超过规定期限以及满一个月仍不来守职的，就削除他们的名籍。”后来谏官余靖极力陈说这样做不便，于是废除了听读日限的规定。

译马端临说：古人所说的中年考核学业，九年取得大成，是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的事情。至于汉代补充博士弟子员，只限于通晓一经，然后授予官职。唐代的方法，尚且大致如此。到了宋代熙宁、元丰年间，设立三舍法，不过是用浮华靡丽的文章来考试，用利禄的途径来引诱。然而通晓经义必定要达到精通一门技艺，考试文章必定要经历三舍，都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做到的。所以国家虽然没有严格法制，稽查去留期限，但士人内心以学业不精为耻，外受荣华可慕的诱惑，他们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自然不容许不长久。现在庆历的法令，所谓学习学业，虽然有讲授、研习、听讲、诵读，却没有限定通晓经义的年限；所谓荣华的途径，只限于参加乡试、省试，而没有优异便捷的捷径。所以科举考试停止时，学生就散去回家，虽然用时间来限制，却不能强迫他们长久停留，反而以滞留为困窘，所以不久就废除了。

蕙田按语：《文献通考》记载王洙上言在庆历二年，余靖上言在四年，《宋史》都合并为同一年的事，是错误的。

《文献通考》记载：皇祐末年，任命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门管理太学数年，晋升为天章阁侍讲，仍然兼任学正。起初，人们不信服，诽谤议论纷纷。胡瑗不顾这些，强力不倦，最终有所建树。胡瑗在太学时，每次公私考试结束后，掌仪率领众学生在首善亭聚会，演奏雅乐歌唱诗歌，直到深夜才散去。各斋也自行歌唱诗歌，弹琴瑟的声音传到外面。胡瑗在湖州学宫的教学方法最完备，开始建立太学时，有关部门请求下发湖州学宫，取用胡瑗的方法作为太学法，至今成为著令。

神宗熙宁元年，增加太学生员。庆历中，曾设置上舍生二百人，至此又增加一百人。不久下诏以九百人为定额。

《宋史·选举志》记载：熙宁四年，全部利用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廊建造讲书堂四间，众生的斋舍、管理人员的直庐，才勉强够用。除了主判官外，增加设置直讲十员，通常一员共同讲授一经。命令中书省遴选，或者由主判官奏举。学生分为三等，刚入学为外舍，起初不限员，后来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人，内舍升上舍员一百人。各自专攻一经，跟随所讲授的官学习。每月考试其学业，优等的上报中书省。其中的正录、学谕由上舍生担任，每经各二员。学问品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再次推荐给中书省，奏请授予官职。

熙宁八年颁布王安石《书义》《诗义》《周礼义》于学官，这就是所谓的三经新义。蕙田按语：神宗设立三舍法，专门通过学校选拔人才，其意图并非不好，但却抛弃了汉唐专门注疏的学问，而将王安石的新说颁布给学官，于是使学者厌弃旧学而喜欢新学，以今非古，想要用一种道德来成就风俗，难道不难吗？

《文献通考》记载：元丰二年颁布学令，大学设置八十斋，每斋五间，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补充内舍生，每隔一年一次舍试，补充上舍生。弥封誊录如同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参与考核。公试外舍生进入第一、二等，结合所记录的品行才艺与籍贯升入内舍。内舍试进入优、平二等，结合品行才艺升入上舍。上舍分三等：全部为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全部为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任命为官，中等免除礼部试，下等免除解试。学正增加为五人，学录增加为十人，学录由学生担任。每年赐予缗钱达二万五千，又增加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作为学费。学制所说，国子监以国子命名，但实际上未曾教养。国子是指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为国子生，听读定额二百人，仍然把开封府解额全部归给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不超过四十人。哲宗元祐七年设置广文馆解额。此前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充畿县户籍应试，又有在太学不到一年不该解试者，也往往冒充户籍。礼部按旧制，凡试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才得以凭牒求试。于是仿照其法，设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员。除了开封府原解额百人允许自试，其曾拨取诸科二百，国子额四十，共二百四十人，现在都作为本馆解额。遇到科场年试补馆生中者，持牒到国子监验试。凡试者十人取一，开封考取也如其数。试者不及千人，就按比例减少录取，仍严禁重试。

绍圣元年，国子监奏请罢免广文馆发解，其名额原本取自开封府诸科及国子，全部归还。凡学生从外路请假及新补中未该拨填入学者，暂附国子监别号试取一次。蕙田按语：宋代士子冒充畿县户籍应试，如同现在冒充顺天府籍入场一样。元祐设置广文馆生，以接待四方游士在京师应试者，定额二千四百人，其解额则二百四十人，所谓十人取一。这样既无冒籍之弊，而四方士子在京者仍得升进之路，似乎也可行。

《宋史·选举志》：元祐新令，罢免推恩之制。绍圣初，监

译监察御史郭知章进言说：“先帝设立三舍法，用年月来考核学生的品行和实际才能，所以进入上舍且考中上等的人，可以不经过礼部考试，直接任命为官职。要求严格且坚持长久，所以获得官职很难。诱导、扶持、激励、劝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应当恢复元丰年间的制度，以推广培养人才的恩德。”又请求三学补充外舍生，依照元丰年间的法令，一年进行四次考试。于是皇帝下诏，太学生全部按照元丰制度推行恩赏，上等直接授予官职的，每年不超过两人；免除礼部考试的，每次科举五人为止；免除解试的，二十人为止。仍然根据人数对应削减省试和解试的名额，元祐年间的制度不再使用。三舍升补等级的各种制度，全部推行旧制。

译崇宁三年，下诏规定选拔人才全部由学校升贡，各州郡的解试以及礼部的考试一并废除。从此以后，每年考核上舍生，都派遣知举官如同礼部考试那样进行。

崇宁五年颁布法令，太学考核上舍生，原本担心与科举考试同时进行，所以改为隔年考核。现在既然废除了科举，又各州每年贡举士人，所以改为每年考核。每年春季，太学和辟雍的学生都在同一考场公开考试，总共录取五百七十四人。其中四十七人为上等，立即授予官职；一百四十人为中等，遇到皇帝亲自策问士人时允许参加；一百八十七人为下等，补为内舍生。凡是上等上舍生以及特别举荐的孝悌行能之士，不需要等待廷试即可授予官职的，允许立即引见并授予官职。上舍生仍须先将试卷呈进，得到认可后，才引见赐予官职。如果上舍生已经符合授予官职的条件，而贡举入京在廷试前一年，必须在学满半年，且不犯上二等处罚，才能注授官职。

《徽宗本纪》记载，重和元年，下诏太学、辟雍各设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

《选举志》记载：宣和三年，下诏废除天下州县学的三舍法，只有太学沿用。考核开封府及各路，都通过科举选拔人才。

政和七年，下诏政和年间曾命令学校分别讲授黄老、庄列之书，这确实失去了专攻一经的规范，那些《内经》等书，一并停止讲授。

建炎初年，在皇帝行在所设置国子监，设立博士二员，以跟随皇帝的三十六名士人为监生。

绍兴十三年开始建立太学，设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供养学生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一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是各道在本州学满一年，三次考试入选，不犯第三等以上处罚，或者不住学但曾两次参加释奠礼及乡饮酒礼的，允许充任弟子员。每年春秋两季考试，随即命令一年一次补录，于是众多士人云集。后来改为分场考试，不久又下诏三年一次考试，增加到一千员。中选者都给予绫纸和赞词以宠幸他们。每次科举录取四分之一，从外舍经过月校而公试入等的称为内舍，从内舍经过月校而舍试入等的称为上舍。凡是升为上舍的，都直接参加廷对。

绍兴二十七年确立定制，春季放补，遇到省试年份，改用孟夏。旧制太学遇到覃恩，没有免解之法，孝宗开始创立实行。在朝的清要官，期亲允许凭文书子弟作为待补，国子监另外考校，如同太学生。遇到有期亲担任清要官的，更成为国子生，不参与考定升补及差派职事，只允许参加公私试科举，则混合考试。自中兴以来，四方士人有本贯在学的公据，都能就补。皇帝开始加以限制，命令各州军以解试终场人数为标准，那些荐贡未尽的，令每百人取六人赴太学，称为待补生。那些住在本学及游学之类的，一概禁止。元丰旧制，内舍生考定分为优、平二等，优等再次参加舍试。

又进入优等则称为两优，释褐中选者即任命为京官，除授学官，到这时才命令先注授职官，代还后注授职事官，恩例视同进士第二名，旧制考定每年名额六分，为优选者增加为十分了。

宁宗庆元、嘉定年间，开始两行混合补录，于是增加外舍生为一千四百员，内舍考定不系于上舍试年份，以八分为优等。又因为国子生员多伪滥，命令行在职事官期亲、厘务官子孙才能考试补录。

嘉定十四年，下诏从今以后待补百人，取三人。旧法从外舍升内舍，虽然有考试，必须公试合格才允许升补。大概私试都是学官自己考校，而公试则降旨差派官员。到这时年终，允许取外舍生考校最优者一人升内舍。

度宗咸淳三年正月，驾临太学，拜谒先圣，礼成，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及已免省试者与升甲，起居学生与泛免一次，内中曾经两次幸学的人补上州文学，如愿在学的，听其在籍诸生因地远不及赴起居的，三学申请乞求并行泛免一次，命令特准。凡是诸生升舍在幸学之前的，才允许陈乞恩例。七年正月，因为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特与免解赴省一次。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学校必须选拔真正有道德的人，让他们担任学官，以招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废除舍选谬滥的恩惠，以堵塞利诱的途径。大概古代的太学，主要在于教育人，并借此选拔人才，所以士人来求学，是为了道义而不是为了利益。况且以本朝的事情来说，如李廌所记载元祐侍讲吕希哲的话说：“仁宗之时，太学的法度宽简，国子先生必须寻求天下贤士，真正可以为人师表的，在其中又选择特别贤能的，如胡翼之之类，让他们专门教导规矩之事。所以当那时，天下的士人不远万里来跟随老师，那些游学太学的，端正地为了道艺，称为弟子的，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大概还保留着古法的遗意。”熙宁以来，这种法度逐渐败坏，所谓的太学，只是声名的场所，而掌管教育事务的，不过是选取那些善于写科举文章并且曾在科举中得中的人罢了。士人中有志于义理的，

译既然不再对学问有所追求，那些奔走聚集而来的人，不过是为了获取录取名额的泛滥和选拔任用的私利罢了。师生之间彼此冷漠，如同路上的陌生人，偶尔交谈，也未曾以道德学问的实质来开导他们；而每月考核、每季考试的做法，又只是助长他们贪图利益、苟且求取、轻率无耻的心态，这完全不是国家设立学校、教育人才的根本意图。

想要革除这些弊端，不如完全遵循仁宗皇帝的制度，选择那些有道德、能作为人师的士人担任学官，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使他们阐明道德学问，用来教导学生；同时大幅削减录取名额的泛滥，将名额归还给各州；废除舍选之法，让担任老师的人考察各州所推荐的有德行之士以及优秀的学生，特别授予他们官职。这样，太学的教育就不会成为虚设，那些怀着利禄之心谋求进身的人自然就不会前来了。

像这样的话，等待补录的制度固然可以废除，而那些混入补录的人，一定要让他们与各州科举考生在同一天参加引试，那么那些有望通过乡试的人自然不会再前来，就不必担心他们纷杂冗乱了。至于录取的人数，又要严格规定名额，并允许那些补录中的人从前列几名特别参加省试，这样那些放弃乡试而前来补录的人也不会觉得太失职了。

至于计防、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也应当大幅削减录取名额，严格设立举报奖励，以杜绝冒名顶替和滥竽充数。各州的教官，也应由有道德品行的人担任，并责成他们切实进行教导，这样州县的学校也能稍微懂得义理的教育，而不只是成为科举之学了。

译蕙田案：以上为宋代太学部分。

《文献通考》记载：庆历三年设立四门学，以士大夫和平民子弟为生员。《宋史·选举志》记载：起初设立四门学，由八品至平民的子弟充任学生，每年进行一次考试以补录名额。派遣学官锁闭考场、密封试卷，考核其文章，将名单上报朝廷知晓，然后发给凭证。考试不合格者，仍允许继续读书。如果三次考试都不合格，则将其开除。不久，四门学被废除。

蕙田案：以上为宋代四门学部分。

哲宗时期，起初在京师设立小学，称为“就傅”，最初设有两个斋舍。

政和四年，小学生将近一千人，分为十个斋舍来安置他们。从八岁到十二岁，大致根据诵读经书字数的多少，按次序补录为内舍生。如果擅长写文章，由博士考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微通晓的补录为内舍生，优秀的补录为上舍生。

蕙田案：以上为宋代小学部分。

崇宁三年，命令将作少监李诫在城南门外相中地点营建外学，这就是辟雍。蔡京又上奏说：“古代国内外都有学校，周代的成均大概设在京城之中，而党庠遂序则设在京城之外。我亲自承受圣上诏令，天下都兴办学校，贡士就在国都南郊建立外学来接收他们，等到他们的品行技艺符合标准，然后升入太学。所有这些圣意，都与古制相合。”现在陈述应当实行的措施：太学专门安置上舍生、内舍生，而外学则安置外舍生。如今贡士大量聚集，想要增加太学上舍生至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生三千人。外学设置四个讲堂，一百个斋舍，每个斋舍排列五间房屋，一个斋舍可容纳三十人。士人初次被荐送到京师，都进入外学，经过考试补录进入上舍、内舍，才能进入太学居住。太学的外舍生也命令他们出居外学，其敕令格式全部沿用太学现有的制度。国子祭酒总管学务，外学的官员属员设司业、丞各一人，稍微减少太学的博士、正录员额归并到外学，仍然增加博士为十员，正录为五员。学生中充任学谕的十人，直学二人。三舍生都通过升贡进入，于是废止国子监的补试。

蕙田案：《文献通考》及徽宗《本纪》记载，建立外学在崇宁元年，与《选举志》不同。

崇宁五年颁布法令，凡是州学上舍生升舍，就在当年秋天被荐送入辟雍，地方长官集合全郡官员及提学官，备办宴席以礼敦劝派遣，限定年终全部聚集到京城。凡是贡士进入辟雍，外舍生经过三次经义考试不给予升补，两次经义考试不入等，又犯上三等处罚的，削去学籍再回本州参加岁升试，这叫做退送。如果是内舍生已经降舍，而又一次考试不给予升补，或两次犯上四等处罚的，也像外舍生一样退送太学。外舍生已经参与考察的，允许再经过一次考试，以是否考中决定留任或遣返，其余升降退送全部依照辟雍的法度。

宣和三年，诏令太学官吏及州县曾经设置的学官，凡是元丰旧制所有的，都恢复原状。那辟雍的官员属员及宗学，以及各路提举学事官员属员，一并罢免。内外学全部遵行元丰的成宪。

蕙田案：以上为宋代辟雍学部分。

右为宋代国学部分。

《金史·选举志》记载：凡是培养士人的地方称为国子监。最初设立于天德三年。后来确定制度，词赋、经义生一百人，小学生一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属、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年龄在十五岁以上者入学；不到十五岁的入小学。

大定六年开始设立太学，起初培养士人一百六十人，后来确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兄弟子孙一百五十人，曾经获得府荐及终场的人二百五十人，共四百人。凡是考试补录太学生，由礼部主持。曾经获得府荐及终场的举人都免试。凡是学生日常考核，每三天写一篇策论，又每三天写一篇赋和一首诗。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私试，以季月初先考赋，隔一天考策论。中选者将上等成绩上报礼部。遇到旬休节日都有假期，生病则给假，省试远行则给路程假。违反学规者处罚，不听从教导者开除。凡国子监学生三年不能充任贡士，想要到各局任职的，学官考试能粗略通晓大小各一经的，允许任职。

蕙田案：金代制度，国子学之外，又有女真国子学，用来学习本国语言。

右为金代国学部分。

《元史·选举志》记载：太宗六年，任命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令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

世祖至元七年，命令侍臣子弟十一人入学，以年长的四人跟随许衡，童子七人跟随王恂。

二十四年，设立国子学，并确定其制度，设置博士，总管学务，分教三个斋舍，生员讲授经义，考究音训，对上严格教导的方法，对下考核学习的学业，又设置助教，共同总管学务，而专门负责一个斋舍，正录申明规矩，督促学习课业，凡是读书必须先读《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其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自教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按次序传授学习，第二天抽签，让诸生复述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由博士出题，生员呈交草稿，先呈交助教，等博士审定后，才记录附在课簿上，以凭考校，那生员的数量定为二百人，许衡又著《诸生入学杂仪》及《日用节目》，成宗大德八年十二月，开始确定国子生，蒙古、

译色目人、汉人每三年各自进贡一人。

至元十年闰十月，国子学确定蒙古、色目、汉人学生一百人，每三年各自进贡二人。

译武宗至大四年闰七月，确定生员名额为二百人。十二月，重新设立国子学，规定贡试之法：蒙古人授六品官，色目人授正七品官，汉人授从七品官。

仁宗延祐二年八月，增加生员一百人，陪堂生二十人，采用集贤学士赵孟頫、礼部尚书元明善等人所议定的国子学贡试之法加以修订。第一是升斋等级，第六斋东西相对，下面两斋左边叫游艺斋，右边叫依仁斋，凡是诵读书籍、讲解《小学》、练习对仗的隶属于此；中间两斋左边叫据德斋，右边叫志道斋，讲解《四书》，练习诗歌格律的隶属于此；上面两斋左边叫时习斋，右边叫日新斋，讲解《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练习明经义等科举文章的隶属于此。每个季度考核他们所学的内容，按次序依次晋升。第二是私试规矩，汉人考核日新、时习两斋，蒙古和色目人考核志道、据德两斋，本学推举实际在斋居住满两周年以上、未曾犯过错误的学生，允许参加私试，限制实际在斋居住满三周年以上，允许参加贡举。汉人私试，每季首月考经疑一道，每季中月考经义一道，每季末月考策问、表、章、诏、诰、内科一道，文辞和义理都优秀的为上等，记一分；义理优秀而文辞平庸的为中等，记半分。每年年终总计其年度积分，达到八分以上的晋升为高等生员，以四十名为定额，其中蒙古和色目人各十名，汉人二十名。每年贡试贡员不必凑齐名额，只选取真正有才能的人，如果有积分相同但空缺较少者，以在斋居住的月日先后多少来决定。第三是黜罚科条，应参加私试的生员，其中有不从事课业以及一切违反规矩的，初犯罚一分，再犯罚二分，三犯除名。应已补入高等生员的，其中有违反规矩的，初犯殿试一年，再犯除名，由学正、学录纠举。应在学的生员，除蒙古、色目人另有规定外，其余汉人生员三年不能通晓一经以及不肯勤奋学习的，勒令出学。

惠田按语：明代六堂积分之法，大概取法于此。然而这种方法实际上始于宋代。《宋史·选举志》记载：嘉定十四年，诏令年终选取外舍生中考核最优的一人，升为内舍生。而咸淳年间，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厘请求列为第三优等，朝廷命令不许，于是申明严守法学。今后达到八分的，才允许年终考核三名，这就是所谓的积分。

泰定三年六月，将积分制改为贡举制，并依照世祖的旧制。其贡试之法，听从监学所拟定，大致与前法略同，而防范约束稍加严密。

惠田按语：元代国子学之外，有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设置助教、学正，以教育公卿百官的子弟，现在都不记载，而附列其目于此。

以上为元代国子学。

《明史·选举志》记载：学校有两种，一是国学，二是府州县学。进入国学者，通称为监生。举人称为举监，生员称为贡监，品官子弟称为荫监，捐资称为例监。同为贡监，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为荫监，有官生，有恩生。国子学的设立，从明初乙巳年开始。洪武元年，命令品官子弟及民间俊秀通晓文义者，都充任学生。天下平定后，诏令选拔府州县学诸生进入国子学，又选拔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防等入学读书，赐予衣帐，命他们在各衙门先学习吏事，称为历事。监生选取其中尤其英敏的李扩等进入文华、武英堂说书，称为小秀才。那些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让他们博览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为老秀才。起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来改建在鸡鸣山下。不久改学为监，设置祭酒、司业以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分设六堂以馆舍诸生，叫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旁住宿诸生，称为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予布帛、文绮、袭衣、巾靴，正旦、元宵等令节都赏赐节钱。而教育的方法，每天早晨祭酒、司业坐在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按次序站立。诸生作揖完毕，质问经史，拱手站立听命。只有初一、十五给假，其余日子升堂吃饭，于是讲学、复讲、背书、轮课，以常所习，除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促诸生功课，衣冠步履、饮食必须严格告诫合乎节度。夜晚必须宿在监中，有故而出，必须告诉本班教官，令斋长率领以禀报祭酒。监丞设置集愆簿，有不遵者记录之，再三犯者决责，四犯者至发遣安置。司教之官必选耆宿，宋讷、吴颙等由儒士擢升祭酒，宋讷尤其推崇名师，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年任亨泰廷对第一，太祖召宋讷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辛未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

译断绝了。中都设立国学，从洪武八年到二十六年才被废除，将其师生并入京师。永乐元年，才开始设立北京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于是将京师国子监改为南京国子监，太学生就有了南监和北监的区分了。

译六堂诸生有积分之法，司业二员分为左右，各提调三堂。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积分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嵗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起异者，奏请上裁。

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防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最盛。一再传之后，进士日益重，荐举遂废，而举贡日益轻。虽积分歴事不改初法，南北祭酒陈敬宗、李时勉等加意振饬，已渐不如其始。众情所趋向专在甲科，宦途升沉定于谒选之日。监生不获上第，即奋自镞砺，不能有成，积重之势然也。迨开纳粟之例，则流品渐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员之例以入监，谓之民生，亦谓之俊秀，而监生益轻。于是同处太学，而举贡得为府佐贰及州县正官，官恩生得选部院府衞司寺小京职，尚为正途；而援例监生仅得选州县佐贰及府首领官，其授京职者乃光禄寺、上林苑之属。其愿就逺方者，则以云贵、广西及各边省军衞有司首领及衞学、王府教授之缺用，而终身为异途矣。

太祖虑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问学，命大都督府选入国学。其在鳯阳者，即肄业于中都。命韩国公李善长等考定教官、生员髙下，分列班次。曹国公李文忠领监事，以绳核之。嗣后勲臣子弟多入监读书。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经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监读书。寻令巳任者亦送监，而年少勲戚争以入学为荣矣。

举人入监始于永乐中，防试下第，辄令翰林院録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给以教谕之俸。是时防试有副榜，大抵署教官，故令入监者亦食其禄也。宣徳八年，尝命礼部尚书胡濙与大学士杨士竒、杨荣选副榜举人龙文等二十四人送监进学。翰林院三月一考其文，与庶吉士同，颇示优异。后不复另试，则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职，年未及者或依亲，或入监读书。既而不拘年齿，依亲入监者皆聴依亲者回籍读书，依亲肄业也。又有丁忧、成昏、省亲、送幼子，皆仿依亲例，限年复班。正统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十三年，御史万节请勅礼部多取副榜以就教职。部臣以举人愿依亲入监者十之七，愿就教职者仅十之三，但宜各随所欲，却其请不行。至成化十三年，御史胡璘言：天下教官率多嵗贡，言行文章不足为人师范，请多取举人选用，而罢贡生勿选。部议嵗贡如其旧，而举人教官仍许防试。自后就教者亦渐多矣。嘉靖中，南北国学皆空虚，议尽发下第举人入监，且立限期以趣之。然举人不愿入监者，卒不可立强，于是生员嵗贡之外，不得不频举选贡以充国学矣。

贡生入监，初由生员选择，既令各学嵗贡一人，故谓之嵗贡。其例亦屡更。洪武二十一年，定府州县学以一二三年为差。二十五年，定府学嵗二人，州学二嵗三人，县学嵗一人。永乐八年，定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嵗一人，县间嵗一人。十九年，令嵗贡照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徳七年，复照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统六年，更立府学嵗一人，州学三嵗二人，县学间嵗一人。〇治、嘉靖间，仍定府学嵗二人，州学二嵗三人，县学嵗一人，遂为永制。后孔顔孟三氏及京学、卫学、都司、土官、川、云、贵诸逺省，其按年充贡之法，亦间有増减云。嵗贡之始，必考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以充之。其后但取食廪年深者。〇治中，南京祭酒章懋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嵗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八九。举人坐监，又每多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増贡之举，而所防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増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

译充任贡生。总计天下地域广阔，大约选取五六百人，以后每隔三五年举行一次，那么人才就可以逐渐达到往年的水平了。于是下交相关部门商议实行，这就是选贡制度开始的原因。选贡中多有英才，进入国子监考核考试往往位居上等，分配到各衙门任职也有干练的才识。岁贡大多衰老，其势头日益衰退，于是只愿意接受教育而不愿意进入国子监。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请求将廷试岁贡，只留下立即被选中的留在吏部，其余的全部让他们进入国子监，皇帝批准了。岁贡诸生联名上疏说：“家中贫困，父母年老，不愿意进入国子监。”礼部再次请求顺从他们的意愿，而让所有举人进入国子监，皇帝又同意了。举人进入国子监不能按期完成，南京祭酒潘晟甚至请求设立重罚来督促他们务必前往。于是举人、选贡、岁贡三者交替兴盛衰败，而国子监的充盈与空虚也没有定数。神宗时期，工科给事中郭如心上言：“选贡不是祖宗的制度，起初是想弥补岁贡的不足，后来却妨碍了岁贡的途径。”请求停止选贡，神宗认为他说得对。到了崇祯年间，又曾经实行过。恩贡，是指国家有庆典，或者登基诏书颁布时，用应当贡生的人来充任，而其次等的人就作为岁贡。纳贡比照例监稍好一些，其实大致相同。

译荫生进入国子监，明朝初年沿袭前代任子的制度，文官一品至七品都可以荫庇一个儿子，以此世代承袭官职。后来逐渐加以限制，在京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申请荫庇，称为官生。出自皇帝特别恩赐的不限官品，称为恩生。有的直接授予职务，有的送入国子监读书。官生必须是三品京官，这是成化三年采纳助教李坤的建议确定的。当时给事中李森认为不可，皇帝责备他刻薄，只是命令如果不是任职年限长久且政绩显著的人，不得滥加录用罢了。既然获得荫叙资格，由提学官考核后送交吏部考试，像贡生一样送入国子监。吕原子防由荫监补任中书舍人，七年辛卯年请求参加顺天府乡试，吏部请求批准。给事中芮畿认为不可，皇帝准许了吕原子防的请求，但不作为惯例。然而此后由荫庇授任舍人的都得以参加科举考试了。

恩生的开始，建文元年录用吴云的儿子吴黼为国子监生，因为吴云在云南死节。正德十六年定下条例，凡是文武官员因忠谏而死的，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此后地方长官死节，也都得以荫庇儿子了。又，治十八年定下条例，东宫侍从官讲读年限长久，辅佐教导有功的，死后子孙请求恩典，礼部奏请皇帝裁决。正德元年再次规定，其祖父任职年限已达三年的，一个儿子立即授任试中书舍人；习字未满三年的，一个儿子送入国子监读书。八年再次规定，东宫侍班官任职三年的，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又，神宗十二年定下条例，三品日讲官即使未满考核期限，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例监始于景泰元年，因为边事紧急，命令天下纳粮纳马的人进入国子监读书，限定一千人为止，实行四年后停止。成化二年南京大饥荒，守臣建议想令官员军民子孙纳粮送入国子监，礼部尚书姚夔说：“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近来直省起送四十岁的生员以及纳草纳马的人，动辄数以万计，无法承受这种泛滥，况且让天下人以财物为贤能，士风日益鄙陋。”皇帝认为正确，驳回了守臣的建议。然而此后有时遇到荒年，有时因为边警，有时大兴工程，都援引往例实行，终究不能停止。

《日知录》记载：景泰四年四月，右少监武艮、礼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邹干等上奏：临清县学生员伍铭等人，愿意纳粮八百石，请求进入国子监读书。现在山东等地正缺粮储，应当准许他们的请求。皇帝听从了，并诏令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学生员，能拿出米八百石在临清、东昌、徐州三处赈济，愿意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听任。

惠田案例：例监始于景泰元年，顾氏考证此事，大概不够详细。

监生历事始于洪武五年，建文时定下考核法，分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仍历事一年再考核，上等者依上等任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永乐五年选拔监生三十八人，在翰林院学习四夷译书。九年辛卯，钟英等五人考中进士，都改任庶吉士。壬辰、乙未年以后，译书中通过考试的人很多，都改任庶吉士成为惯例。历事生成名望，他们蒙受恩遇如此。仁宗初年执政，中军都督府上奏监生七人，历事勤慎，请求注选授官，皇帝不许，仍令入学通过科举晋升。其他历事者多不愿回监，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办事监生二十人，期满按例应回监，仍愿在科办事。皇帝又召见这二十人，谕令进学，大概这时六科给事中多空缺，诸生希图得到此职，皇帝察知其意图，所以不授官。宣宗因为教官多空缺，选用监生三百八十人，而程富等人因都御史顾佐的推荐，派往各道历政三个月，选择任用，这就是所谓的试御史。起初规定监生由广业升率性，始得积分出身。天顺以前，在监十余年然后拨历诸司，历事三个月，仍留一年送吏部铨选。其中兵部清黄及随御史出巡的，则以三年为率。此后因为监生积压滞留者多，频繁减少拨历年月以疏通。每年拣选优秀者，就给予拨历，有未满一年的。治八年，监生在监者少，而吏部听选至万余人，有十余年不得官的。祭酒林瀚因为坐班人少，不够拨历，请求开科贡。礼部尚书倪岳覆奏，科举已有定额，不可再增，只请求增岁贡人数，并定诸司历事必须日月满后方与更替，使诸生坐监稍久，选人亦无壅滞。及至嘉靖十年，监生在监者不及四百人，诸司历事岁额以千计。礼部尚书李时引用倪岳前议说，倪岳权宜二法：一增岁额以足坐班生徒，一议差历以久坐班岁月。于是府州县学以岁二贡、二岁三贡、一岁一贡为差，实行四年而止。其中诸司历事三个月考勤之后，仍历一年，其余写本一年，清黄、写诰、清军、清匠三年以至出巡等项俱如旧例。日月今国学缺人，视治年间更甚。请将前件事例斟酌举行，都听从了。唯独不增贡额。不久又因祭酒许诰、提学御史胡时善的请求，诏增贡额如倪岳时前议。隆万以后学校积弛，一切循故事而已。

译崇祯二年，听从司业倪嘉善的建议，恢复实行积分法。八年，听从祭酒倪元璐的建议，将贡选作为正途，援纳作为闰途。贡选不限定拨历的期限，以积分满一年为率。援纳则依照原定的拨历年限为率。而拨历不分正途杂途，只以考核确定的等第来决定拨历期限的长短。各衙门教导他们的政务，不要让他们参与琐碎杂乱的差遣。期满时考核他们的勤勉与懒惰，上报吏部。不遵从规定的人回国子监教习。当时国子监的规矩颓败废弛已久，无法振作起来。

译右明国学

《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时，在成都市中修建了学官，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让他们成为学官的学生。为他们免除徭役，成绩优秀的用来补充郡县官吏，次等的则授予孝弟力田的荣誉。经常挑选学官中的童仆，让他们在便坐接受事务。每次出行巡视各县，就带着通晓经义、行为端正的学官学生一同前往，让他们传达教令，出入宫廷内室。县邑的官吏百姓见到后都以此为荣，几年间争相想成为学官的学生，富人甚至出钱来谋求入学。因此教化大行，蜀地到京师求学的人，比得上齐鲁地区。到了汉武帝时，才下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这是从文翁开始的。”【师古说：文翁的学堂，现在位于益州城内】

《儒林传》记载：“汉元帝时，郡国设置五经百石卒史。”

《平帝纪》记载，元始三年，设立学官，郡国称为学，县、道、邑、侯国称为校。校和学各设置经师一人，乡称为庠，聚称为序。序和庠各设置孝经师一人。《何武传》记载：何武担任刺史，巡视辖区时必定先到学宫，接见学生，测试他们的诵读和议论，询问政事的得失。

《后汉书·寇恂传》记载：“建武三年，寇恂担任汝南太守，修建学校，教导学生，聘请能讲授《左氏春秋》的人，亲自向他学习。”

《循吏传》记载：卫飒担任桂阳太守，到任后修习庠序的礼仪。

任延担任武威太守，建立校官，凡是掾吏的子孙都命令他们到学宫受业，免除他们的徭役。章句通晓后，全部显拔提拔，使他们荣耀晋升。郡里于是有了儒雅之士。

《李忠传》记载：“建武六年，李忠升任丹阳太守。李忠因为丹阳越地风俗不好学，于是为他们建立学校，学习礼仪容止，春秋举行乡饮酒礼，选用通晓经义的人。郡中百姓向往仰慕他。”《明帝本纪》记载：“永平十年，皇帝驾临南阳，召见校官学生，演奏雅乐，奏响《鹿鸣》。皇帝亲自吹奏埙和篪，相和以娱乐嘉宾。”

《宋均传》记载：宋均调任辰阳长，建立学校。

《循吏传》记载：秦彭，建初元年升任山阳太守，崇尚儒雅，修明庠序，每次春秋举行飨射礼，都修习升降揖让的礼仪。

《鲍永传》记载：鲍昱的儿子鲍德担任南阳太守，当时郡学久已荒废，鲍德于是修建校舍，备齐俎豆和黼冕，行礼奏乐，又尊奉宴飨国老，宴请诸儒，百姓观看的人没有不劝勉佩服的。

《鲁恭传》记载：鲁恭的弟弟鲁丕，元和元年被征召，两次升迁后拜为赵相。赵王刘商曾经想避病，趁便移居到学官【学官，即学舍】。鲁丕上奏说：“学官是传授五帝之道，修习先王礼乐教化的地方，大王想要废弃堵塞它来扩大游观，这件事不可听从。”诏书听从了鲁丕的话。

《魏志·高柔传》记载：明帝即位，高柔上疏说：“过去汉末衰微，礼乐崩坏。太祖初兴，哀怜这种情况，在拨乱之际，命令郡县设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于是发扬这项事业，兴复辟雍，州里设立课试。于是天下的士人再次听到庠序的教化，亲身参与俎豆的礼仪。”

《晋书·虞溥传》记载：太康年间，虞溥担任鄱阳内史，大力修建庠序，广泛招收学徒，移文告知所属各县，详细制定条规制度。于是到来的人有七百多人。虞溥于是作诰来奖赏开导他们说：“文学诸生，都是冠带之流，年富力强，志向美好，初入学庭，讲习典训，这是成就大业的根基，立德的基础。圣人的道，平淡而寡味，所以初学的人不喜欢。等到满一个月，所见越来越广博，所习越来越多，每天听到没听过的，看到没见过的，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的陶冶，已至道的入神。所以学习对人的感染，胜过丹青。丹青，我看到它久而褪色了，没见到久学而变质的。工匠染色，先修整其质地，后从事其颜色，质地修整，颜色积累，染工就完成了。学习也有质地，孝弟忠信就是。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学者不担心才能不及，而担心志向不立。所以说：‘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又说：‘锲而舍之，朽木不知；锲而不舍，金石可亏。’这不是它的效验吗？”当时祭酒请求另建房屋行礼，虞溥说：“君子行礼，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而在大树下行礼，何况现在学庭庠序，高堂显敞呢？”

《宋书·礼志》记载：晋穆帝永和年间，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设学官，教导说：“洙泗遥远，风雅更加衰微，后生放任，不再效法典谟，应当处分安排学校处所，筹划建立讲舍，辅佐大将子弟，全部让他们入学，我家子弟也让他们受业。四府中博学识义、通晓文学、经纶的人，建立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待供给，都妙选邦彦，必定有合适的人来充任此举。近来临川、临贺二郡，都请求修复学校。如果不是束脩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想凭借此免除徭役的，不得成为学生。明确制定条规，使法清而人贵。又修缮制造礼器、俎豆之类。”

《梁书·儒林传》记载：武帝选拔学生，派遣到会稽云门山，向庐江何允受业，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

《魏书·儒林传》记载：显祖天安初年，设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

译六十人。后来下令大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百人；次等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八十人；中等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等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郡县学从此开始设立。

译《北齐书·儒林传》记载：北齐制度规定各郡都设立学校，设置博士、助教来教授经学，学生都是被官府强制征召以凑足名额。士族阶层以及豪富之家都不服从调遣，凑数既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对典籍本来就不关心。他们又常被州郡官员驱使役使，即使有游手好闲的行为，也不加查究，这都是因为上级不重视所导致的。各郡都可以察举孝廉，那些博士、助教以及游学之人中精通经学的，被推举选拔，进行十条策问的考试，通晓八条以上的，允许以九品官出身，其中特别优异者也受到提拔。

《隋书·高祖本纪》记载：仁寿元年，下诏废除太学、四门学以及州县学。《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制度，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州县学生，由州县长官补任长史主管。每年仲冬时节，州县馆监举荐学业有成者，送往尚书省。

《文献通考》记载：武德七年下诏各州县及乡都令设立学校，有通晓一经以上的人，由有关部门进行策试，增加官阶。

《唐书·选举志》记载：“玄宗开元年间，敕令州县学生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八品、九品官员子弟或平民在二十岁以下，通晓一经以及虽未通晓经书但聪明悟性且有文词史学才能的，进入四门学成为俊士。如果各州贡举在省试中落第，愿意入学的，也允许。”

《文献通考》记载：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令：古代乡里有庠序，党中有塾，以此来弘扬光大儒家教化，诱导促进学徒，教化民众形成风俗，大抵都由此而来。现在天下各州县，每乡之内，每里分别设立一所学校，仍然要选拔师资，让他们进行教授。

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某上言，请求将京畿各县乡村废弃的寺庙都改为县学，并呈上关于制书等二十多件事。奏疏呈上后没有回复。后唐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国子祭酒崔协奏请颁令各道州府，各自设立官学。如果有乡党中熟悉文行可以举荐的人，记录其事迹，申报监司，才给予解送。但只允许本人从业，不得荫庇家族。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说，庐山白鹿洞学徒常达数百人，请求赐予九经研习。下诏由国子监提供书籍，并传送给他。此前，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建立学馆，以李道为洞主，掌管教授事务。

又赐予石鼓书院敕额。书院是唐元和年间衡州李宽所建。建国初年赐予匾额。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百姓曹诚在楚邱戚同文的旧居处，建造房屋一百五十间，聚集书籍数千卷，广泛招收学生，讲习非常兴盛。府衙奏报此事，下诏赐予匾额名为“应天府书院”，任命奉礼郎戚舜宾主持，并命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任命曹诚为府助教。

大中祥符八年，赐予潭州岳麓书院匾额。始于开宝年间，郡守朱洞首先奠基，创建房屋以接待四方学者。李允则来任州官，向朝廷请求，乞求藏书。当时，山长周式以品行道义著称，大中祥符八年被召见便殿，拜为国子学主簿，让他回去教授。下诏赐予书院名称，增赐中秘图书。

马端临说：“上述宋代初期四所书院建置的始末就是这样。此外还有西京嵩阳书院，至道二年赐予匾额；江宁府茅山书院，天圣二年赐予田地。嵩阳、茅山后来没有听说，唯独四所书院名声显著。当时还没有州县学校，先有乡党学校。州县学校，是有关部门奉诏令所建的，所以有时建立有时停止，不免流于形式；乡党学校，是贤士大夫留心文教的人所建的，所以前人有规制后人跟随，都致力于兴起。后来所到的地方书院尤其多，而其田土赏赐、教养规制，往往超过州县学校，大概都是想仿效这四所书院。”惠田按语：“书院的设置，在古代未曾听说，宋代初期才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岳麓四所书院。有关部门上报后，就赐予匾额、书籍，以优待他们。等到南宋末年，以及元代各路所立书院尤其多，这固然是理学昌明的效果。而太宗、真宗倡导儒术，以开创一代文明之治，他们的功劳难道不伟大吗！”

观承按语：州县学校，是国家所建的。书院的设置，是起于士大夫培植人才的意思。文翁时，官府未设立学校，特意在成都城中修筑学官，虽然没有书院的名称，但实质就是书院的意义。到了宋代，四大书院兴起而理学昌明，真儒辈出，达到极盛。元明以来，也相继延续没有废止，这固然应当与学校相辅而行。又《周礼》以本俗安万民，第四项是联结师儒，疏解说让致仕的贤者教导乡里子弟，现在书院延请老师，还保留这种意义。

《宋史·选举志》记载：仁宗即位之初，命令藩镇辅臣都可以设立学校。庆历四年，下诏说：“儒者通晓天地人的道理，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说是渊博了。然而学者不能施展他们的学说，而有关部门只重视声律病句和章句来拘束牵制他们，那么我们的豪杰奇伟之士凭什么奋发呢？士人有纯明朴茂的美德，却没有学习养成的方法，让他们与不肖之人一起晋升，那么美好的德行和敏捷的行为凭什么显现呢？这是取士的严重弊端，而学者自己以此为患。对待人用

译浅薄的人，不能要求他深厚。如今我建立学校、提倡善行，以尊崇士大夫的品行，改革旧制、革除弊端，以充分发挥求学者的才能。有关部门务必严格训导，精心考察推举，以符合我的心意。求学的人应当增进品德、修习学业，不要错过时机。命令各州县都设立学校，由本道使者从下属官员中选拔担任教授，如果人员不足，就从乡里中选取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于是各州郡奉诏兴办学校，读书人因此受到鼓励。」

译《文献通考》记载，安定先生胡瑗从庆历年间开始在苏湖一带教学二十多年，前来拜师求学的弟子前后数以千计。当时社会风尚崇尚辞赋，唯独湖州学校以经义和时务之学著称，因此设有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挑选那些通达事理、有器量格局的人居住其中；治事斋，每人专治一门事务，又兼治一门，如边防、水利之类。所以天下人称湖州学校多出优秀俊才，他们出来做官，往往考取高等第，而且施政多适合世用，就像那些在吏事上经验丰富的人一样，这是因为平时讲习有素。庆历四年，下诏州县都设立学校，于是在京师建立太学，有关部门请求下诏湖州，取用胡先生的方法作为太学的法则。

神宗熙宁四年，下诏在京东西、河东、北陕西五路设立学校，任命陆佃等人担任各州学官，并命令中书省采访各路有经术和品行的人各三到五人，即使没有做官，也给予簿尉的俸禄，让他们暂代教授其他路州军。命令近期选拔推荐京朝官中有学问品行可以做人师表的，由朝廷直接任命各路官员，让他们兼任所任职州的教授，州里给予十顷田地作为学校经费，并设置小学教授。八年秋天，下诏各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考试大义五道，选取优通者选拔差遣。

元丰元年，下诏各路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京东路，兖、徐、曹、郓、青、密州，应天府各一员；京西路，西京、国子监、许、陈、襄、邓州各一员；河北路，北京、国子监、定、相、沧、卫、棣、瀛州、真定府各一员；陕西西路，陕、华、耀、邠、泰、燕州、永兴军、凤翔、河中府各一员；河东路，潞、晋、代州、太原府各一员；淮南路，扬州、亳州各一员；两浙路，杭、越、苏三州各一员；江南东路，饶州、江宁府各一员；江南西路，洪州、吉州各一员；荆湖南路，潭州一员；荆湖北路，江陵府一员；福建路，建州一员；成都府路，眉州、成都府各一员；梓州路，梓州、普州各一员；利州路，利州一员；夔州路，夔州一员；广南东路，广州一员；广南西路，桂州一员。

马氏端林说：当时大力兴办学校，而天下设有教授的只有五十三员，大概是重视师儒的官职，不肯轻易授予、滥设的缘故。看他们所任用的人，既有出身的人，但必须考试合格后才授予，这与进入馆阁翰苑的人同科，其遴选极为严格。哲宗元祐初年，齐、庐、宿、常、夔、颍、同、怀、澶、河阳等州，才开始相继设置教授。三舍法实行后，员额越来越多。到大观年间，吉州、建州都因为养士人数多，设置教授三员。宣和年间，罢免州县学，三舍法开始命令各州教授，如果是未实行三舍法之前设置的依旧保留，其余都减罢。如赡学田产房廊等，如果是实行三舍法后增添给予的，也重新收回管理。

哲宗元祐元年，下诏近臣选择经明行修、堪任内外学官的人，每人举荐两员，于是罢免了考试补授的法令。

二年，中丞胡宗愈说：“学者刚登科，就独占师席，这不是正确的。”下诏内外学官，经过任职年限，到三十岁，才得入选。四年，因为举荐的人很多，下诏必须奉命举荐，才能奏上。

绍圣元年，三省确立标准：侍从、台谏、国子监长官副职，每年举荐堪任诸州学官一员，必须曾考中进士或制科，年龄达到三十岁的人。如果是制科进士第在上五人，礼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监、广文馆第一人，太学上舍得第，就都不考试而直接任用；其余都召集附吏部春秋试。凡是考试两经大义各一道，以通经善作文为合格标准，已经举荐考试合格的，登记他们的姓名，等到有空缺就选拔授予。于是内外现任学官，非制科进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的，都罢免。当时学官已立考试法，潭、广以下十一州教授，原本付吏部拟注的，命令三省选拔差遣。

《宋史·选举志》记载，元符二年，初次命令各州实行三舍法，考选升补，完全像太学一样。州允许补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每年贡送。其上舍生附太学，外舍生考试合格补内舍生，三次考试不升舍，遣返回其州。其内舍生免试，到达后补为外舍生。各路选监司一员提举学校，知州副职主管其事。遇到补试上内舍生，选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选，必须弥封誊录。

崇宁元年，宰臣请求天下州县都设置学校，州设置教授二员，县也设置小学。县学生考选升补各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送太学。到达后附试，别立号考，分三等：入上等补上舍，入中等补下等上舍，入下等补内舍，其余居外舍。各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开封府留五十五额，解送土人不入学者，其余都均给各州作为贡额。外官子弟亲戚允许入学，一年给牒至太学，用国子生额解试。州给常平或系省田宅兑养士费，县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

《文献通考》记载，崇宁三年，命令州县学用三舍法，升太学，

译废除科举制度。每当上舍生升舍，就在当年秋天直接贡送入辟雍。地方长官召集全郡官员、提举司官员，在本地设宴款待，以礼送行，限定在年终全部聚集到京城，选拔士人入贡。从今年开始，如果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仁爱恤孤、忠诚和谐，或者品行才能特别优异，被乡里推举的人，由县上报到州，免除考试直接入学。教授、知通询问审查没有虚假，就担保推荐入贡，并将实际情况详细上报。如果不实，按罪行轻重分别治罪。惠田按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仁爱恤孤、忠诚和谐，称为八行科。

译三年，臣僚进言：“近来科举考试，有人因为避讳时忌，而擅自回避《圣经》中的语句。例如‘大哉尧之为君’，认为‘哉’与‘灾’同音；‘制治于未乱，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则以为‘危’、‘乱’、‘凶’、‘悔’等字，在应当避讳的朝代都不宜出现，哪里适合有这样的言论？朝廷下诏禁止此类行为。”

四年，鲍耀卿进言：“如今州县学考试，尚未评定文章优劣，先询问是否涉及时忌。如果言语触及时忌，即使文章非常精妙，也不敢录取。”当时被视为时忌的言论如：“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类的语句，在熙宁、绍圣年间参加科举的人共同使用，并不避讳，如今却全部被黜落，应当禁止。朝廷下诏批准。马端临说：“熙宁年间设立学校，供养学生，上自太学，下至郡县，其大意不过是想让他们习诵新经，附和新的法令罢了。绍圣、崇宁、大观以后，群小当权，排斥正直更加严重，于是设立禁止元祐学术的命令，又命令郡县设置自讼斋，用来拘禁诽谤时政的人。士子志在进取，所以有过多的拘束和忌讳。大概说‘休兵节用’则担心类似元祐之学，说‘灾凶危乱’则担心涉及诽谤之语，这就是所谓的转喉触讳，那么只有迎合奉承谄媚而已。”

七年，给事中毛友进言：近来担任郡守时，见到申诉徭役的人说富家子弟，起初不认识字，只损失几百缗钱，找人代考补入学校，于是免除自身的徭役。等到他们每年升等不中，又过了几年才从学籍中除名，那么他们侥幸免除徭役的时间已经很多了。请求初次补入县学的人，都通过帘试来辨别伪冒。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宣和三年，废除天下州县学的三舍法，只有太学沿用此法。

高宗建炎初年，恢复教官的考试。绍兴年间，议论者认为想要成为老师，却把自己写的文章交给有关部门，以侥幸通过考核，于是下诏废除这种考试，而教授由朝廷选拔派遣。不久又恢复考试，凡是有出身的人，允许应试，先准备经义、诗赋各三首，送到礼部，然后下发到省试考场，分两场考试，选取文理优长的人，不限名额。初次任职为各州教官，由此成为两学的选拔途径。十五年，国子监丞文浩进言：“师儒之官，与学生就群经中的疑难问题进行问答，应当无所不通。”请求从今以后在六经中，临近考试时选取两经，各出两道题目，不拘泥于义式，以贯通广博为合格。朝廷下诏实行。此后四川制置司，遇到类省试的年份，也仿照礼部附试。从嘉泰元年开始。

绍兴三年，下诏淮西路州县教授全部裁减罢免，命令各州有出身的官员兼任。

十八年，江西转运使贾直清上奏，各设立县学，在县官中，选拔有出身的人兼任教导。不久下达给国子监，斟酌处置，想要比照旧法，县学委托知州、通判在令佐中，选拔有出身的官员一员兼任教导职务。以及各州军，如果没有派遣教授的地方，就命令本路提举司在本州有出身的官员中选拔派遣一员兼任。如果州县官员都没有出身，只命令本学长谕专门主持教导，却命令知州、县令觉察防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上奏，供养学校的田土大多被势家侵占耕种，希望命令提举学事官觉察。皇上对大臣说：“既然不再度僧，寺院多有绝产，那就一并拨给供养学校。”不久户部请求命令提举司建立名册管理，那些没有敕额的庵院也一并执行。

朱熹《崇安县学田记》。我认为三代盛世，从自家到天子诸侯的国家，没有不设立学校的；而从天子的元子到士庶人的子弟，没有不进入学校的。那么那些在学官领取廪食的士人，应当比今天多几十倍。而考察礼典，没有说其费用出自何处的。难道当时做士人的人家各自已经受田，而且学习有时限，所以能够自食其力，而不仰赖官府供给吗？到了汉元帝、成帝年间，才说孔子是布衣，供养学生三千人，而增加学官弟子到不再限制名额。其后于是因为用度不足，无法供给，以至于罢废。说三千人聚集在孔子家里吃饭，这已经是妄说了。然而供养士人的需要，以至于用天下的力量供奉尚且不足，这难道能不说是困难吗？大概自从周朝衰微，井田制废除，授予人没有恒产，而做士人的尤其困于贫困，反而不能与从事农工商的人并列。上面的人想要聚集他们来教导，那么他们又怎么能终年带着饭食来向我学习呢？所以费用虽然多，有时从经常支出之外取用，形势本来就有不得已的地方。

《宋史·选举志》：光宗绍兴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求恢复混补法，命令两省台谏杂议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说：“国家尊崇儒术，重视文教，京师郡县都有学校。庆历以后，文物彬彬。中兴以来，在建都设立太学，在各郡实行贡举。然而奔竞的风气盛行，而忠信的习俗衰微。也是因为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决定，道德品行决定。糊名考试雕琢辞藻的文章，没有进修的志向。视学校如旅店，视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都成了形式。现在请求重视教官的选拔，假借守贰的权力，仿照三舍法来培育人才，趁着大比来选取士人。考核终场的人数，确定所贡举的名额，约定次年考试于太学。各州教养课式，升贡的方法，下达给有关部门条陈上报。”

译于是这种议论就停止了。

《金史·选举志》记载：府学，在大定十六年设立，共有十七处，总计一千人。凡是曾经参加廷试以及宗室、皇族中免以上亲属，都得以被推荐参加科举考试。在此之后，增设州学，于是又将五品以上官员、曾经担任随朝六品官的兄弟子孙，以及其他官员的兄弟子孙中经府学推荐的人，与境内其他举人一起参加考试，录取名额占三分之一。凡是考试录取学生，由提举学校学官主持。

译大定二十九年，户部尚书邓俨等人商议：“根据州府户口增加来扩充士人的名额，在大定年间的旧制基础上，京城府学十七处，在千人之外，增设节镇、防御、刺史州学六十处，增加士人千人，各设置教授一人，选拔五次科举考试终场或年五十岁以上的进士担任。府学二十四所，学生九百零五人；节镇学三十九所，共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所，共二百三十五人。总计一千八百人。”

《元史·选举志》记载：世祖中统二年，开始命令设置各路学校的官员。凡是进修的学生，严格加以训导教诲，务必使他们成为人才，以备选拔任用。

至元十九年四月，命令云南各路都建立学校。

二十三年二月，诏令江南学校原有的学田，重新拨给以供养士人。二十四年，在国都城的东面设立国子学，于是将南城国子学改为大都路学。从提举以下，设置官员各有等级差别。

二十八年，命令江南各路学校以及各县学校内设立小学，选拔老成持重的人士教授。其他先儒教化过的地方，名贤经过的地方，以及热心公益的人家出资出粮供养学者的，都设立为书院。凡是朝廷任命的教师，称为教授，在路、府、上州、中州设置；由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任命的，称为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在路、州、县及书院设置。路设置教授、学正、学录各一人，散府、上州、中州设置教授一人，下州设置学正一人，县设置教谕一人，书院设置山长一人。凡是路、府、州、书院设置直学，掌管钱粮。

《明史·选举志》记载郡县学校。洪武二年，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我认为治理国家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根本。京师虽然有太学，但天下的学校尚未兴起，应当命令郡县都建立学校，聘请教师，招收学生，讲论圣人之道，使人们日积月累地感化，以恢复先王的旧制。”于是大规模建立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人，都设置训导。府设四名，州设三名，县设两名。生员的数量，府学四十人，州县依次减少十人。师生每月供给米六斗，官府供给鱼肉。学官每月俸禄有等级差别。生员专门研习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立科目，分配教学事务，寻求真才实学，顽固不化者予以罢黜。十五年，在国子监颁布学规，又在天下颁布禁例十二条，刻立卧碑，放置在明伦堂的左侧，不遵守者以违抗制度论处。

生员虽然在建国初期确定了名额，不久就命令扩充，不拘泥于定额。宣德年间确定了扩充的名额，在京师的府学六十人，在外地的府学四十人，州县依次减少十人。成化年间确定了卫学的条例，四个卫以上的军生八十人，三个卫以上的军生六十人，两个卫一个卫的军生四十人，有司儒学的军生二十人。土官子弟允许进入附近的儒学，没有定额。扩充的人多了，于是最初设立供给膳食的称为廪膳生员，扩充的称为增广生员。时间久了，人才越来越多，又在额外增加录取，附在诸生末尾，称为附学生员。凡是刚入学的只称为附学，而廪膳、增广生员通过岁试、科试等级高的补充，不是廪生资历深的不能充当岁贡。士子未入学的通称为童生，在大比年间，招收一两个聪慧、三场考试都通过的，让他们与诸生一起入场，称为充场。儒士考中即为举人，不考中的仍等待提学官岁试合格才准许入学。提学官在任三年两次考试诸生，先用六等评定诸生的优劣，称为岁考。一等前列者，如果廪膳生员有缺额，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都给予赏赐，三等如常，四等鞭打责罚，五等则廪膳、增广生员降级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罢黜。接着选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让他们参加乡试，称为科考。其充补廪膳、增广生员以及给予赏赐都如同岁试，其等级仍然分为六等，而大体上多放在三等。三等不得参加乡试，鞭打罢黜的仅百分之一，几乎绝迹。生儒应试，每举人一名以科举三十名为比例，举人屡次扩大名额，科举的名额也日益增加。等到求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又往往在定额之外加取，以收拢士子之心。凡是督学的大多如此。嘉靖十年常下达淘汰生员的命令，御史杨宜争辩而停止。神宗时张居正当政，于是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执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取一人的，其科举名额的削减可以推知。

生员入学，起初由巡按御史、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官负责。正统元年开始，特别设置提学官，专门负责提督学政。南北直隶都由御史担任，各省酌情任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免提学官，天顺六年恢复设置，各赐敕谕十六条，让他们奉行。直省既然设置了提学官，有所辖范围太广以及地方最偏远，每年巡视所不能到达的，于是酌情安排：口外及各都司卫所土官，归属分管的巡道官员。直隶庐凤、淮扬、滁徐、和归属江北巡按。湖广衡永郴归属湖南道，辰靖归属辰沅道，广东琼州归属海南道，甘肃卫所归属巡按御史，也都专门

译皇帝下令处理此事。神宗四十一年，南直隶分为上江和下江，湖广分为北湖广和南湖广，开始各自增设一名提学官。提学的职责，专门督察学校，不审理刑狱案件。所受理的诉讼案件，重大的送交按察司，轻微的发给地方官府处理。南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总督、巡抚以及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也不允许侵夺提学的职权事务。

译明朝初年，朝廷优厚礼遇师长和儒生，教官被提拔为给事中、御史，每年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也容易获得美差，然而对他们的管束也非常严格。太祖时期，教官任期届满考核时，同时核查其每年贡入的生员数量。后来将岁贡作为学校的常规制度。洪武二十六年，制定学官考核法，专门以科举成绩作为优劣评定标准。九年任期届满，核查其中考取举人的数量，府学九人、州学六人、县学三人者为最优。如果教官又精通经义，就予以升迁。考取举人较少的为中等，即使精通经义也不升迁。考取举人极少或完全没有的为最劣。如果又不精通经义，就罢免降职。对待教官如此严格。生员入学十年，学业没有成就的，以及犯有重大过错的，都送交吏部充当吏员，追回并剥夺其廪粮。到正统十四年，重申这一制度并稍作更改。犯有贪赃、奸淫盗窃、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等罪行，事理严重的，直隶地区发配充当国子监膳夫，各省发配充当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期满为民，都追回廪米。犯轻罪充当吏员的不追回廪米。对待诸生又如此严格。然而后来教官的罢免降职，生员的发配充役，都废置不执行，即使卧碑上的规定也徒具形式了。诸生中上等的考取功名，次等的成为廪生，年限长久充当贡生，有的被选拔为贡生。那些屡次应试不中，年龄超过五十岁，愿意告老退闲的，给予冠带，仍恢复其平民身份。后来有纳粟、捐马入监的先例，那么诸生又有援引此例而出身的了。提学官在每年考试校阅文章之外，命令教官举荐诸生中品行优劣的一二人，予以奖赏或罢黜，以此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这就是大概情况。

以上为历代郡县学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一

<经部,礼类,通礼之属,五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二

刑部尚书秦蕙田撰

嘉礼四十五

学礼

《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察学校，清晨击鼓召集，是用来警示众人的。众人到达后，天子才到【注：大昕，指天刚亮时击鼓以召集众人。警，即唤醒。《周礼》凡是用乐，大胥用鼓声召集学士。疏：视察学校，是指仲春合舞，季春合乐，仲秋合声的时候】

【陈氏澔说：天子视察学校那天，天刚亮时，学校中击鼓以召集学士，大概是警示众人听觉，使他们早点到达】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日，命令乐正练习舞蹈并举行释菜礼。天子于是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往视察。

季春之月，选择吉日，举行大合乐。天子于是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往视察【注：大合乐，是用来助长阳气、通达万物，教化天下的。其礼仪已失传】

秦蕙田按：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乐德、乐语、乐舞教育国子，所以大合乐一定在太学举行，而天子亲自前往视察，以观察礼仪。《大雅》说：“于伦鼓钟，于乐辟廱。”这是合乐于学宫的证据。《周礼·大胥职》说：“春天入学，舍菜合舞；秋天颁学，合声。”解说者认为“颁学合声”在仲秋之月，天子也在养老时视察学校，而《月令》没有记载，文字不完整。

《学记》：“没有占卜禘祭就不视察学校，是为了游历学者的志向【注：禘，是大祭。天子诸侯祭祀后才视察学校，考校，陈氏礼书。古时丧期结束就举行禘祭，没有占卜就视察学校，不足以显示孝道，也不足以游历学者的志向。《春秋》传称晋人说：“因为寡君没有举行禘祀，没有举行禘祀尚且不能从事外事，何况视察学校呢】

《王制》：将要出学时，小胥、大胥、小乐正选拔不遵从教导的人，报告给大乐正。大乐正报告给王。王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元士都进入乐宫，如果不改变，王亲自视察学校。

《陈氏礼书》：天子视察学校，有四种情况：养老；选拔不遵从教导的人；出征接受成命；以讯馘告捷。养老一定在仲春，季春、仲秋而选拔不遵从教导、出征接受成命、以讯馘告捷的，没有固定时间。虽然没有固定时间，但入学时，也一定养老。天子将要视察学校，用鼓声召集众人，按年龄顺序站立。等到天子到达，命令有司行事，在西学祭祀先师先圣。有司完成事务，回报，于是去东序养老。这是视察学校的大概情况。

秦蕙田按：《文王世子》记载视察学校警示众人的礼节，《月令》记载视察学校合乐的事情，《学记》记载视察学校考校的方法，《王制》记载视察学校选拔不遵从教导的事情，其养老、受成、讯馘等仪式，都分别记载在其他地方。

《诗》鲁颂泮水：“鲁侯来到，在泮宫饮酒。”

《陈氏礼书》：诸侯视察学校的礼仪，大概与天子相同。《诗》说：“鲁侯来到，在泮宫饮酒。既饮防酒，永锡难老。”这是养老。“在泮献囚，这是以讯馘告捷。”

以上为天子诸侯视察学校

《后汉书·世祖本纪》：建武五年冬十月，初次建立太学。车驾幸临太学，赐予博士弟子各有差别。

《桓荣传》，建武十九年，任命桓荣为博士。车驾幸临太学，防止诸博士在前争论疑难。桓荣穿着儒生衣服，温和谦逊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压，不以言辞长处胜过别人。儒者羡慕他。等到特别加赏赐，又诏令诸生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