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重刻《通志》序。宋代郑樵凭借博大贯通的学问，想要穷尽古今的变化，把各种史事贯通为一体，仿照历代史书的体例，采集正史和百家杂录，编成纪、传、谱、略。他所撰写的二十略，包罗天人关系，纵横交错地论述政治典章，概括名物制度，上下数千年，首尾相接，所下功夫也确实勤苦。看他诋毁司马迁、班固的过失，高度自我推许，说足以穷尽学者所能做的一切，难道不是在著作之林中卓然称雄吗？但后人又逐条列举他的疏漏，正如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议论的那样，那么也不能替他隐讳。那些博物洽闻的学者，耗尽毕生精力，从容地在几案上研讨，把材料囊括贯串，刻成一部书，按理应当引证精确、条理严密；可是记事撰言尚且不免有这样的错误，岂不就是所谓内容多了便不能没有失误吗？何况分设机构、分科编纂，成书出自众人之手，动辄拖延多年，举起后面的事便忘了前面的事，文字错讹触目皆是，任凭执笔撰写的人，难道能不知道有所畏惧吗？著述实在太难了！好古的人大多以《三通》为矜重；如今《通典》《通考》重刻完工，于是取出内府收藏的《通志》善本，校订后交付雕版刊刻，以扩大考察查究的帮助，因而作此序。乾隆己巳年冬十一月。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第四。《通志》　别史类。提要。臣等恭谨查考：《通志》二百卷，宋代郑樵撰写。郑樵另有《尔雅注》，已经著录。通史的体例始于司马迁，所以刘知几《史通》讲述两体时，把《史记》《汉书》合称为一体；讲述六家时，又把《史记》《汉书》分作两家。这是因为一部书叙述一代的事情，另一部书总括历代的事情。按照这种体例，综合概括千古史事，归结为一家之言；若学问不能广泛贯通、文章不能熔铸会通，就难以成书。梁武帝撰《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就散佚了，所以后来有作者大都不敢再在这方面用心。郑樵自负学识淹博，于是搜罗旧籍，参以新的见解，撰成此书。全书有帝纪十八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列传一百二十五卷。他的纪、传删取各史，略有移改增删，大体仍沿用旧目，体例并不纯一。他的年谱仿照《史记》诸表的体例，只是间或把重大封拜、重大政事错杂写入其中，有的繁琐，有的遗漏，分歧也很多，这些都不是他用心的所在。他一生的精力和全书的精华，只有二十略罢了：一是氏族，二是六书，三是七音，四是天文，五是地理，六是都邑，七是礼，八是谥，九是器服，十是乐，十一是职官，十二是选举，十三是刑法，十四是食货，十五是艺文，十六是校雠，十七是图谱，十八是金石，十九是灾祥，二十是草木昆虫。其中《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草木昆虫略》五略，是旧史所没有的。查《史通·书志篇》说：“可以立志的内容，道理有三种：一是都邑志，二是氏族志，三是方物志。”郑樵增加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大概是暗中据取了这段文字。至于六书、七音，是小学的支流，不是史家的本义；他以猎奇炫博为能事，泛泛涉猎到这些内容，在体例上就没有可取之处。其余十五略虽然都是旧史已有的内容，但谥和器服是礼的子目，校雠、图谱、金石是艺文的子目，分出来另立类别，不也显得冗杂琐碎吗？况且《氏族略》多有遗漏，《六书略》多属穿凿附会；《天文略》只记载丹元子的《步天歌》；《地理略》则把杜佑《通典》的州郡总序整篇抄来，前面虽然先列了几行水道，只是杂取《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几十条，连《禹贡》中的山川也不能一一详细记载。《谥略》另立若干门类，却把沈约、扈琛诸家的谥法全都删去不录，连《唐会要》所载以“杲”字为谥的内容也一并遗漏；器、服两略中，器物所载尊、彝、爵、觯的制度，制度本身既不详细，又同《金石略》重复出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服饰部分则把杜佑《通典》的嘉礼全部抄来；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也只是删录《通典》，没有加以辨析考证。至于《职官略》，把《通典》注文所引的典故全部改成按语，文字就更加草率了。《艺文略》分门过于繁琐；韩愈《论语解》在论语类中前后出现两次，张弧《素履子》在儒家、道家两类中各出现一次，刘安《淮南子》在道家、杂家两类中各出现一次；荆浩《笔法记》是论画的文字，却列在法书类；吴兴《人物志》、河西《人物志》是传记一类的著作，却列在名家类；段成式《玉格》只是《酉阳杂俎》中的一篇，却列在宝器类，尤其荒谬。《金石略》中的钟鼎碑碣，用《博古图》《考古图》两种图录和《集古金石》两种著录核对，遗漏竟达到十分之七八。《灾祥略》全都抄录各史《五行志》；《草木昆虫略》连《诗经》《尔雅》的注疏也没有详细核查。大概宋人以义理自高于考证之学，很少能留意这些事情。郑樵仗恃自己广博通达，睥睨一世，料想无人起来驳难他，所以眼光过高、步子过大，不再详细检核，终于不能一一做到精密，导致后人多加讥评。只是他的采集材料已经十分广博，议论也多有警策精辟之处，虽然精纯与驳杂相互参见，但瑕疵不能掩盖优点，终究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谈者所能比的。直到今天，人们仍把它作为考察鉴戒的依据；它同杜佑、马端临的著作并称“三通”，也是有原因的。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

译《通志》总序。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百条河流流向不同，最终必定汇入大海，这样九州才没有水浸泛滥的祸患；万国道路各异，最终必定贯通于诸夏，这样八方荒远之地才没有阻塞不通的忧虑。贯通的意义，实在重大啊！自从有了文字以来，立言著书的人虽然很多，只有仲尼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所以把《诗》《书》《礼》《乐》总合起来，贯通于一人之手，才得以统一天下的文章；把二帝三王的事迹贯通起来，合为一家之言，才得以穷尽古今的变化。因此他的道理光明昭著，上百代之前、下百代之后，都不能赶上他。仲尼去世以后，百家诸子兴起，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泛的言语著书【《论语》，是门徒汇集仲尼言语而成的书】，至于历代的实际事迹，却没有加以记载联系。到了汉代建元、元封以后，司马氏父子出现了。司马氏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制作，所以能够上溯考察仲尼的意旨，贯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把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的历史贯通起来，刻写成一部书，分为五种体例：本纪用来记年，世家用来传代表并校正历法，书用来按类别记事，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后史官不能改变它的体例，学者不能舍弃它的著作。六经以后，只有这一部作品，所以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难道就在这里吗？”可见他对自己的期许已经不浅了。然而，伟大的著述家必须深厚博雅，并且把天下的书都读遍，然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司马迁当时，藏书的禁令刚刚解除，取得书籍的途径还不广；面对三千年的史籍，却局促地局限在七八种书中，司马迁可遗憾之处，是博学还不够。凡是著书的人，虽然采集前人的书，也必须自成一家之言。左氏是楚国人，他所见的材料很多，但他的书全是楚人的言辞；公羊是齐国人，他所听闻的很多，但他的书全是齐人的语言。如今司马迁的书全用旧文，间或夹杂俚语，实在是因为采集材料不够完备，来不及删削润色。所以他说：“我不敢使先人的言论坠失，只是叙述旧事，整理它们的传记，并不是所谓创作。”刘知几也讥讽他大量聚集旧记，时时插入杂乱的言语。司马迁可遗憾之处，是文辞雅正还不够。大体说来，开创基业的人免不了草创，完全要靠继承遗志的人替他弥补。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是一样的。《乘》《梼杌》没有善于收拾后事的人，所以书不能流传；《春秋》前有仲尼扶持，后有左氏推演，所以它同日月一样流传不绝。不然的话，一卷记录事目的书，怎么能够流行于世呢？自《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掌握了著述的规模；不幸班固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失去了贯通的原则。司马氏这一学派从此衰落了。班固是个浮华之士，完全没有学术，只专门剽窃。肃宗问他关于制定礼、制作乐的事情，班固回答说，京城中的各位儒者一定能够知道。假如臣下近侍都像这样，那么皇帝的询问还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各位儒者各自陈述所知，班固只是偷取叔孙通十二篇仪礼中的内容来敷衍塞责罢了。假如臣下近侍都像这样，那么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肃宗知道他浅陋，所以对窦宪说：“您喜爱班固而忽视崔骃，这就像叶公喜欢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经有了定评；像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著作？《史记》一书，功劳在于十表，好比衣裳有冠冕、树木和水流有根源。班固不懂得从旁行、邪上等体例贯通古今人物，强行建立等级差别；又说汉承继尧的运数，自然应当继承尧，而不是像司马迁撰《史记》那样把汉同秦、项羽并列，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言论。由于他把汉代截断为一部书，导致周、秦之间不相承接，古今形成隔绝。从高祖到武帝，共六代以前的史事，他全都窃取司马迁的书，却不以为惭；从昭帝到平帝，共六代，又取资于贾逵、刘歆，也不以为耻。何况最后还有曹大家续成全篇，那么班固亲自撰写的部分就几乎没有多少了。往往真正出自班固胸中的，只有《古今人表》罢了，别人没有这种谬误。后世多人共同修史，像在道路旁筑屋一样，掠取别人的文章，偷钟时捂住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开了先例。班固的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忙于奔走追随班固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衡量他的浅深呢？司马迁对于班固，正如龙对于猪。为什么各史都舍弃司马迁而采用班固呢？刘知几之流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而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班彪。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书，从孝武帝写到后汉，想让后人续接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续接司马迁一样，既没有多余文字，也没有断绝的头绪，世世代代承接下去，仿佛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他继承先志做得很好。他的书已经无法见到，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帝的赞语；这些赞语都在本纪之外另行记载所听闻的事情，可以说深入太史公著述的奥妙了。凡是左氏书中有“君子曰”的，都是经书本身的新意；《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都是史事之外的话，并不是用来褒贬人物的。间或有涉及褒贬的，是褚先生之流夹杂进去的。况且纪、传中既然已经记载善恶，足以作为鉴戒，何必还要在纪、传之后另加褒贬呢？这不过是诸生参加科举考试时所写的文章，怎么可以施用于著述呢？恐怕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况且既然称作“赞”，哪里会有贬斥的言辞？后世史家有的称它为论，有的称为序，有的称为铨，有的称为评，都是仿效班固。臣不得不严厉评论班固。司马谈有他的著作，司马迁能够完成父亲的事业；班彪有他的事业，班固却不能读懂父亲的书。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保全自身，又不能传承父业，又不能教导自己的儿子。做人如此，哪里配得上他的言论成为天下人的法则？范晔、陈寿之流接踵而来，大多轻薄无行，以至于迅速招致罪祸。这样的人哪里能靠删削编纂写成信实的史书？孔子说：“殷承袭夏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可以知道；周承袭殷的礼制，哪些有所损益也可以知道。”这是说前后相承。自班固把各代截断分别作史以后，就没有相承的意义了。即使有仲尼那样的圣人，也不知道损益会通的道理了。从此这种传统就失掉了。说它们相同，就是纪中再有纪，一个皇帝有好几篇纪；传中再有传，一个人有好几篇传。天文是千古不变的天象，却世世代代都各作《天文志》；《洪范》五行传只是一家的学说，却世世代代都叙述五行传。

译像这一类情况，哪里数得清繁琐的文字？说它们不同，就是前代君王不列入后代君王之中，后代的事情也不接续前代的事情。郡县各自划分区域，却昧于了解沿革变迁的源流；礼乐各自重新更改，于是形成彼此不同的制度。像这一类情况，哪里数得清断裂的弊病？曹魏把吴、蜀指为寇贼，北朝把东晋指为僭伪；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图谋夺取别人的国家，难道可以称义吗？《隋书》称唐兵为义兵，讨伐别人的君主，难道可以称义吗？房玄龄主持史册编修，所以房彦谦获得美名；虞世南参与修史，所以虞荔、虞寄得到美好的传记。更严重的是，正如桀的狗对着尧吠叫，吠的并不是它的主人。晋史偏袒晋而不承认魏，凡是忠于魏的人，都被视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流含冤于黄土之下。齐史偏袒齐而不承认宋，凡是忠于宋的人，都被视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流含冤于九泉。唉！天日在上，怎么可以这样呢？类似这样的情况，历代都有，伤害风俗、败坏道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司马迁的史法既已失传，班固造成的弊病日益严重。从东汉都城到江左，没有一个人能察觉其中的错误。只有梁武帝对此感到慨然，于是命吴均撰写《通史》，上起太初，下至齐朝。书还没有完成，吴均就去世了。隋代杨素又上奏，请命陆从典续写《史记》，一直写到《隋书》为止；还没有完成，陆从典就被免官了。难道是上天吝惜这种文章，不让它流传吗？还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才，所以不肯保佑他完成吗？唐代以后，又没有人察觉这种错误。凡是执掌史笔的人，都以《春秋》为准则，专门从事褒贬。可是《春秋》用简约的文字表现义理，如果没有传、注解释，善恶就难以明白；史册用详细的文字完备地记载事实，善恶已经彰明，不需要再加赞美或讥刺。读萧何、曹参的事迹，难道不知道他们忠诚贤良吗？看到王莽、董卓的所作所为，难道不知道他们奸邪叛逆吗？史书是国家的大典，而任职修史的人不知道留心典章制度，只是一味互相以言辞为高尚。这正像当家妇女不料理饮食，专门动嘴争论；即使争赢了，哪里能使家庭富足？这是臣深感羞耻的地方。江淹说过：“修史的困难，没有什么超过志。”确实因为志是典章制度所系，不是熟悉典故的人不能撰写。它不同于纪传：纪按年份包举事情，传按事情联系人物，具有儒学修养的人都能撰写；只有志最难，其次没有比表更难的。所以范晔、陈寿之流能写纪传，却不敢作表、志。志的根源，起于《尔雅》。司马迁称作“书”，班固称作“志”，蔡邕称作“意”，华峤称作“典”，张勃称作“录”，何法盛称作“说”。其余史书都承袭班固，称为“志”，全都详于浮泛言论而略于实际事实，不能穷尽《尔雅》的意义。臣如今总括天下各种大学术，分条列出它们的纲目，命名为“略”，共二十略。百代的典章制度和学者所能做的事情，都包括在这里了。其中五略，是汉、唐诸儒已经听闻的；其余十五略，是汉、唐诸儒未曾听闻的。百姓生存的根本，在于姓氏。帝王的制度，各有区别。男子称氏，是为了区别贵贱；女子称姓，是为了区别婚姻关系，不能混乱滥用。秦兼并六国，姓氏混合而成为一体。从汉到唐，历代都有关于姓氏的书，却都不能说明姓氏的根源。这是左氏倡导的一门学问。因出生赐姓，分封土地命氏，又可以用字、谥、官职、封邑来命氏；封邑也属于土地。左氏所说的，只有这五种。臣如今推演扩充，共有三十二类。左氏无法听闻这些，所以撰作《氏族略》。文字的根本，表现在文字构形上。独体的叫作“文”，合体的叫作“字”。“文”有母、子之分：主类的是母，从属类别的是子。凡是编写字书的人，都不懂得子母的区别。文字的根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属于“文”；会意、谐声、转注属于“字”；假借则兼有“文”和“字”。追溯这门学问的源头，也是在左氏那里倡导的。然而“止戈为武”没有认识到这是谐声，“反正为乏”又不明白这是象形。左氏既然不能区别源流，后人又怎么能辨别其流变？因此小学这一门学问全都变得粗疏，经典和文字的根本不明白，穿凿附会纷纷产生，原因全在这里。臣于是把天下的文字全部归入六书。军队的法令既然明确，士卒才会听命。所以撰作《六书略》。天道的根本，自然形成纵横经纬。纵向有四声构成经，横向有七音构成纬。皇颉创制文字，深深通达其中的机理。江左的四声学说，反而埋没了贯通的原则。凡是编写韵书的人，都只有经而没有纬。字书属于眼学；韵书属于耳学和眼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掌管字形，子掌管字音。两家都失去了各自主掌的根本。现在想要阐明七音的根本，扩展六合之内的情理，然后才能宣扬仲尼的教化，直到人面之俗，使边裔夷狄和俘虏都懂得礼义。所以撰作《七音略》。天文学的要点在于图象；民众的事务必须以时令为根本，时令的次序又必须以天象为根本。撰写《天文志》的人只有义理而没有图象，就不可能认识天象。臣现在采用隋代《丹元子步天歌》，诗句中包含图形，言语下面形成天象，是灵台所使用的内容，可以据此仰观天象；不采用甘氏、石氏的旧经，以免用妖妄迷惑人，使人招致罪累。所以撰作《天文略》。地理学的要点在于疆界，而疆界的关键在于山川。《禹贡》所说的九州，都是用山川确定其经界。九州有时会迁移，山川却千古不变。因此《禹贡》的地图至今仍可辨别。班固的地理书以郡国为主，没有可以贯彻到底的原则；即使有这部书，也不如没有。后来的史家，正因为方位和郡国一起迁变，方位错乱，都是由于司马迁没有地理书，而班固创始了这种写法，导致地理这一门学问都成为错误的举措。臣现在依照《禹贡》的书，梳理河流源头，根本依据开元十道图，以续接古今。所以撰作《地理略》。都邑是国家坚固根基的所在，史家却不记载，因而《黄图》也难以考察。臣上考三皇五帝的形势，远探四夷八蛮的巢穴，仍把梁、汴作为四朝旧都，视为事后痛心的鉴戒；把南阳看作似乎可以成为中原新都的地方。

译所以撰作《都邑略》。谥法是一门学问，是国家的大典。史家没有这方面的书，奉常便失去了贯通的原则。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谥法就是由此兴起的。古代帝王生死，都使用本名。从尧、舜、禹、汤直到桀、纣，全都是名字。周公制定礼制，不忍心直呼先君的名字。武王受命以后，才追谥太王、王季、文王，这就是谥法建立的由来。原本没有谥法之书，后世伪造《周公谥法》，想用生前的善恶作为死后的劝勉和惩戒。况且周公的本意既然是不忍称呼他们的名字，难道忍心称说他们的恶行吗？如果这样，那么《春秋》为尊者避讳、为亲者避讳，就不能施行于周公了。这种说法是不合道理的。幽、厉、桓、灵这些字，本来没有凶恶的意义；谥法想要借它们表示恶行，就牵强引用文辞来迁就自己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皇颉创制文字，使字形同意义相合；周公制定谥法，却使字形同意义分离。臣如今编纂此书，都依据一个字显示意义，删去牵强引用的文辞，去除曲解的说法。所以撰作《谥略》。祭器，是古人饮食所用的器具。现在的祭器出自礼图，只是一味务求解释意义，不考虑实际使用；形制既然乖谬，怎么能便利神灵享用呢？祭器取法象征意义，是古代的道理。器物中最大的，没有超过罍的，所以取法云山的形状；其次没有超过尊的，所以取法牛、象的形状；再次没有超过彝的，所以取法鸡、凤的形状；最小的没有超过爵的，所以取法雀的形状。它们的形制都仿象所取对象的外形，在颈部和背部凿孔，用来出入酒液。只有刘杳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引用鲁郡地下所得齐子尾送女儿的器物，其中有牺尊，以及齐景公墓中所得的牛尊、象尊作为证据；这个道理十分明白。世人不能采用这些器物，所以撰作《器服略》。乐以诗为根本，诗以声音为作用。地方风土的声音叫作风，朝廷的声音叫作雅，宗庙的声音叫作颂。仲尼编定诗篇，是为了规范正乐，把风、雅、颂的歌辞作为宴享、祭祀的音乐。乐工歌唱《鹿鸣》三篇，吹奏笙曲《南陔》三篇；歌唱与《鱼丽》相间的三篇，吹笙与《崇丘》相间的三篇，这就是大合乐的道理。古代丝竹乐只有曲谱没有歌词，所以六首笙曲只保存了曲名。给诗作序的人不懂这个道理，说它们只是有曲义而亡失了歌词。实在是因为汉代设立齐、鲁、韩、毛四家《诗经》博士，各自用义理解释诗，于是使歌唱音乐的道理日益丧失。到了后汉末年，《诗经》三百篇只能传下《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的曲调。太和末年又失去了其中三篇；到了晋代，《鹿鸣》一篇也失传了。自从《鹿鸣》失传以后，后世不再听到诗歌了。然而诗，是人心的快乐，并不会因为世道的兴衰而存亡。继承风、雅传统的作品，是乐府。史家不明白仲尼的本意，舍弃乐府而不收录，却把乐工伎人的作品拿来作为乐志。臣过去撰作《系声乐府》，用来汇集汉魏辞章，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按篇目编次：称为“乐府正声”，是为了阐明风、雅；称为“祀享正声”，是为了阐明颂。又用《琴操》说明丝竹，用遗存的曲调校准失传的诗歌。语录说：“《韶》尽善尽美，《武》尽美而未尽善。”这就是仲尼用来规范舞乐的道理。《韶》就是文舞，《武》就是武舞。古乐已经非常少见，但文舞、武舞仍流传到后世，实在是因为它们有节拍而没有歌词，不受义理解释家的迷惑，所以能够完整保存仲尼的本意。五声、八音、十二律，是乐的制度。所以撰作《乐略》。学术苟且，是由于源流不分；书籍散亡，是由于编次没有条理。《易》虽然是一部书，却有十六种学问：有传学、注学、章句学、图学、数学、谶纬学，怎么能笼统地说都是《易》类呢？《诗》虽然是一部书，却有十二种学问：有诂训学、传学、注学、图学、谱学、名物学，怎么能笼统地说都是《诗》类呢？道家有道书、道经、科仪、符箓、吐纳内丹、炉火外丹，共二十五种，全都归入道家而混为一类，可以吗？医方有脉经、灸经、本草、方书、炮炙、病源、妇人、小儿，共二十六种，全都归入医家而混为一类，可以吗？所以撰作《艺文略》。册府收藏书籍，不担心没有书；负责校勘的机构，却从未听说有校雠的方法。希望三馆没有白吃俸禄的人，四库没有蠹鱼蛀坏的书简，千章万卷每天都能流通，所以撰作《校雠略》。黄河出现图，天地有自然形成的象；图谱之学由此兴起。洛水出现书，天地有自然形成的文字；书籍之学由此产生。图形成经，书形成纬，一经一纬，交错综合而形成文章。古代学者左手拿图、右手拿书，不能偏废。刘向撰《七略》，收书而不收图；班固便依据他的书编成《艺文志》。从此以后，图谱日益亡失，书籍日益繁冗，使后学困惑、使良材毁坏，原因都在这里，为什么呢？依图而求《易》，就容易；依书而求《易》，就困难。舍弃容易而追从困难，成功的人就少。臣于是立下两种记：一叫“记有记”，现今所有的东西不能不收集。二叫“记无记”，现今没有的东西不能不寻求。所以撰作《图谱略》。方册，是古人的言语；款识，是古人的面貌。方册所记载的文字，经过数千万次传抄；款识所刻的文字，还保存着原来的样子。金石的功用，大概是不因寒暑而改变；凭借它来考察古代，希望能够不失真实。如今艺文已有志，而金石没有记载，臣于是采集三皇五帝的泉币、三王的鼎彝、秦人的石鼓、汉魏的丰碑，上至苍颉石室的文字，下至唐人的书法，分别列出人物并注明地点，所以撰作《金石略》。所谓《洪范》五行传，是巫师、盲人的学问。历代史官都以它为依据撰写《五行志》。天地之间灾异祥瑞有万种，人间祸福本来就难以全部知晓，怎么能把一只虫子的妖异、一件物品的乖戾，全都用五行来约束解释呢？又怎么能把晋厉公远远看一眼、周单公慢慢说一句话，就说成同五行灾变有关呢？晋申生衣服的一处偏斜、郑子臧帽子的一点不同，就能说同五行灾变有关吗？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导这种说法，以《春秋》为依据，牵强附会。历代史官自己蒙蔽心目，低头接受这种笼罩，却欺骗天下人。

译因此臣删去五行，撰作《灾祥略》。语言的道理容易推求，名物的形状却难以辨识。务农种田的人认识田野中的物类，却不通晓《诗》《书》的义理；儒生通晓《诗》《书》的义理，却不认识田野中的物类。五方的名称本来不同，万物的形状也不一样，必须广泛观察动植物，深入看清幽隐潜藏之物，通晓鸟兽的情状，察知草木的性情，然后参照典籍，弄清它们的类别，所以撰作《昆虫草木略》。这十五略都是出自臣的胸中，不涉及汉、唐诸儒的议论。礼略用来叙述五礼，职官略用来排列百官，选举略说明选拔人才的方法，刑法略说明施用刑罚的办法，食货略说明财货的来源和流变。这五略虽然取法前人的典章，却也不是各史的文字。古代记事的史书称为“志”。《书大传》说：“天子有所询问却没有办法回答，便责备掌管疑事的人，说他有志而不记载；又责备丞。”因此宋代郑樵的史书都称为“志”。太史公把“志”改称为“记”，现在仍称为“志”，是依据旧称。桓君山说：“太史公《三代世表》采用旁行、邪上等格式，都是仿效周谱。”古代记载年代、分别世系的书称为“谱”，太史公改称为“表”，现在又把“表”改称为“谱”，大体都是沿袭旧称。然而西周经历幽王之乱，年代记载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春秋》编年从东周开始。自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和《年历》，上推到三皇，谯周、陶弘景之流也都有这类著作，学者对此怀疑，而把太史公的编年作为标准，所以他的年代从共和开始。然而“共和”这个名称已经没有可靠依据，何况它的年份呢？仲尼著书，从唐、虞开始断定，而编年从鲁隐公开始，是因为西周的年代无从考查。现在所编的谱，在《春秋》以前称“世”，叫作世谱；《春秋》以后称“年”，叫作年谱。太史公按六甲纪年，后来的纪年者用六十甲子；有的不用六十甲子，而用岁阳、岁阴的名称。现在所编的谱，就是采用太史公的方法，既简明又清楚，循环往复而没有阻滞。《礼》说“临文不讳”，是说私人的讳名不能施用于公事。若是宗庙中的讳名，则无处不避。从汉到唐，史官都避讳，只有《新唐书》没有避讳。臣现在修撰此书，依照旧史的体例，其中有时有不能避讳的地方，如谥法之类，若改动本字，意义便无法成立，所以也依照唐代旧例【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汉安帝名庆，改“庆”为“贺”；唐太祖名虎，改“虎”为“武”；唐高祖名渊，改“渊”为“水”。如果是章怀太子为《后汉书》作注，那么“濯龙渊”就不能避讳；杜佑撰《通典》，那么“虎贲”也不能避讳】。学术的超凡造诣，根本在于心智和见识，就像人进入大海，越深入一层便越深一层。臣的二十略，都是臣自己所得的见解，不采用旧史的文字。纪传是编年记事的实际记录，自有固定的规范，不因聪明而增加，也不因愚拙而减少；所以对于纪传，只以旧文为基础，随事有所损益。如果纪中有诏制的言辞，传中有书信奏疏的篇章，放入正书，便是依据事实；放入别录，便是显示类别和体例。《唐书》《五代史》

译都是本朝大臣所修，臣不敢妄加议论，所以纪传写到隋朝为止。至于礼乐、政事、刑法，重在保存沿革变化，所以引用并写到唐代。唉！酒醴到了末世，自然会变得浇薄；学术到了末世，自然会变得浅近。九流设教，到末世都产生弊病；但是其他各教的弊病，大多还有典章法度可考，只有儒家这一门离开根本太远，这是为什么呢？班固说过：“自从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设置科目、用射策取士，以官禄劝勉他们，一直到元始年间，已有一百多年，传授经业的人逐渐增多，枝叶繁茂。” 一部经的解释达到一百多万字，大师多到一千多人，大概都是因为利禄之路造成的。况且一百年之间，弊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千年以后，弊病将会怎样呢？何况利禄之路必定由科目而来，科目的设置又必定依靠文辞。三百篇诗歌的本质全在歌唱，自从设置《诗经》博士以来，学者听不到一篇真正的诗歌；六十四卦《易》的本质全在象数，自从设置《易》博士以来，学者看不到一卦真正的《易》。皇颉创制文字，全都依据六书；汉代设立小学，所有研究文字的人却不明白一个字的根本。伶伦制作音律，全都以七音为根本；江左设置声韵学，所有研究音律的人却不能通达一个音的根本。经学既然苟且，史学又荒唐，像这样流离失本，什么时候才能返归根本呢？道的盛衰存于时势，时势的通塞存于气数。儒学的弊病到了这里已经达到极点；寒冷到了极点，暑热就会到来，闭塞到了极点，通泰就会到来，这是自然的规律。臣像蒲柳一样的资质，已经没有多少余年；但向日葵和豆叶向阳的心愿，只希望盛世到来，谨作此序。《通志》总序。奉。谨此开列校刻《通志》诸臣的职名。监理。和硕和亲王【臣】弘昼。武英殿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德龄，大理寺少卿【臣】王汝汾，国子监祭酒【臣】陆宗楷提调。翰林院编修【臣】林蒲封；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今加七品衔【臣】陈浩校对。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臣】程景伊，翰林院侍讲【臣】罗源汉，翰林院编修【臣】王检，翰林院编修【臣】杨述曾，翰林院编修【臣】李清时，翰林院编修【臣】郑虎文，翰林院编修【臣】史贻谟，翰林院编修【臣】李友棠，翰林院检讨【臣】张馨，掌贵州道监察御史【臣】储麟趾，翰林院庶吉士【臣】刘星炜，翰林院庶吉士【臣】陈淦校录。贡生【臣】潘煇。贡生【臣】谢霖。贡生【臣】刘岱。贡生【臣】李▯。贡生【臣】卢殿人。贡生【臣】申居郧。贡生【臣】杨志梁。贡生【臣】王采。贡生【臣】李蕴芳。贡生【臣】路谈。贡生【臣】郑思绂。武英殿监造。内务府钱粮衙门郎中兼佐领，加六级，记录十六次【臣】永保；内务府钱粮衙门员外郎兼佐领，加一级，记录八次【臣】永忠；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臣】永泰；内务府广储司司库，加一级，记录五次【臣】三格；监造，加一级【臣】李保；监造，加二级【臣】姚文彬。库掌【臣】虎什泰。库掌【臣】高永仁。库掌【臣】吉兰泰。库掌【臣】保庆。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第四。《通志》总目录卷上　别史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