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传第一

译残缺。陈涉称王时，鲁地的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归附陈王。于是孔甲担任陈涉的博士，最终和陈涉一起死去。陈涉从平民起兵，驱使临时拼凑的戍卒，一个月左右便在楚地称王；不到半年，终于失败灭亡。这件事极其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们却背负孔子的礼器，前往陈涉那里委身称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焚毁了他们所从事的学业，他们积累怨恨，便在陈王那里发泄愤懑。高皇帝诛灭项籍后，发兵包围鲁国，鲁地的儒生仍然讲诵经书、学习礼乐，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难道这不是圣人遗留下来的教化，是一个喜好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一党的年轻人狂放而简略，文采斐然地形成篇章，却不知道怎样裁制自己。”齐、鲁之间重视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因此汉朝兴起后，诸儒才得以修习经艺，讲习大射、乡饮等礼仪。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而任太常；共同参与制定礼仪的诸生弟子，都成为选拔人才时的首选。于是人们慨然叹息，兴办学校；但当时仍有战争，直到平定四海，也没有闲暇顾及学校教育的事情。孝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凭武力立功的臣子；孝文帝时期，才稍稍征召任用儒者。然而孝文帝本来喜好刑名之学。到了孝景帝时，不任用儒者，而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都具备官职、等待询问，却没有得到进用的。武帝即位后，赵绾、王臧一类人彰明儒学，皇帝也向往儒学，于是征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是申培公，在齐地是辕固生，在燕地是韩太傅；讲《尚书》的，起于济南伏生；讲《礼》的，起于鲁地高堂生；讲《易》的，起于菑川田生；讲《春秋》的，在齐、鲁是胡母生，在赵地是董仲舒。窦太后去世后，武安侯田蚡任丞相，排斥黄老、刑名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延请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凭《春秋》之学，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的三公，被封为平津侯，天下的学士无不随风向学。公孙弘任学官时，哀悼大道郁滞不行，于是请求向丞相、御史申述，说：“诏书说：‘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乐来感化百姓，婚姻是家庭中的大人伦。’ 如今礼仪废弛、音乐败坏，朕对此非常怜悯。因此详细征召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全部登上朝廷。应命令礼官劝勉学习，讲论广博的学问，推举遗贤、兴复礼制，作为天下的先导。’太常商议与博士弟子一起，崇尚乡里的教化，以广泛培养贤才。”我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议说：“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道，乡里都有教育：夏称为校，殷称为序，周称为庠。劝人为善，就在朝廷上显扬；惩罚为恶，就施加刑罚。所以教化的推行，应从京师建立首善之地开始，由内向外推广。如今陛下昭示至高的德行，开启大明之治，配合天地，以人伦为根本，劝勉学习、修明礼制、崇尚教化、激励贤才，用来影响四方，这是太平的根基。古时候政教还没有普遍协调时，礼制也不完备，请依照旧有官制兴办学校。”于是为博士官设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徭役。太常选择民间年满十八岁、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文学、敬重长上、严肃遵守政教、顺从乡里，出入行为不违背所学的人，命令县令、县丞逐级上报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仔细考察其中合适的人，应当与计吏一同到太常，补为博士弟子，接受学业。弟子每年都要考试，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空缺；其中成绩最高、可以任待诏中郎的人，太常登记后上奏，一旦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就立即把姓名上报。

译那些不从事学习、属于下等资质，或者不能通晓一门经艺的人，立即罢免；并请对所有不称职者加以惩罚。臣谨按诏书和下达的律令，其中明辨天人之间的分际，贯通古今的义理，文辞义理典雅，训诫言辞深厚，所施恩惠十分美善。小吏见闻浅陋，不能彻底说明，便无法向下明确传布。治理礼仪，其次治理掌故，以文学、礼义为任官升迁或久滞不进的依据。请选取秩禄比二百石以上以及秩禄一百石的官吏，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左右内史、大行的卒史；秩禄比一百石以下的，补任郡太守的卒史，各两人，边郡一人。先任用诵读经书多的人；如果人数不足，再选择掌故补充中二千石属官，文学掌故补充郡属官，以备员额。请载入《功令》，其余依照律令办理。诏令说：可以。此后，公卿大夫士吏中便多有文才学问之士了。班固说：昭帝时，举荐贤良文学，增加博士弟子员额，达到一百人；宣帝末年，又增加一倍。元帝喜好儒学，凡能通晓一经的人都免除徭役数年；后来因费用不足，又设置员额一千人。郡国设置通晓五经、秩禄一百石的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是平民，却养有弟子三千人；如今天子的太学弟子太少，于是增加弟子员额三千人。一年多以后，又恢复原来的情况。平帝时，王莽执掌政权，增加元士的子弟，使他们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样接受学业，不计入正式员额。每年考核，甲科四十人任待诏中郎，乙科二十人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任文学掌故。自鲁国商瞿子木跟孔子学习《易》开始，传给鲁国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馯臂子弓；子弓传给燕国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武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田何子装。到了秦朝禁止私学，《易》成为占筮之书，唯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学习的人没有断绝。汉朝兴起后，田何从齐地迁到杜陵，号称杜田生。他传授给东武王同子仲、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这些人都著有几篇《易》传。他们共同传授给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年间，杨何被征召为太子中大夫。齐地即墨人郑成任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任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淄人主父偃，都因《易》学做到大官。概括说，讲《易》的人以田何为本。丁宽字子襄，是梁地人。起初，梁项生跟随田何学习《易》，当时丁宽是项生的随从。他读《易》精熟敏捷，超过项生，于是改为侍奉田何，学成后，田何向丁宽道歉，丁宽向东归去。田何对门人说：“《易》已经传到东方去了。”丁宽到雒阳后，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古义，号称“周氏传”。景帝时，丁宽任梁孝王将军，抵御吴、楚，号称“丁将军”。他撰写《易说》三万字，只解释训诂，举出大义，这就是今天流传的小章句。丁宽传授给同郡砀地的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此《易》形成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学派。施仇字长卿，是沛地人。沛地与砀地相近。施仇幼年时跟随田王孙学习《易》。后来施仇迁居长陵，田王孙任博士，他又跟随田王孙完成学业，与孟喜、梁丘贺一同成为门人。他谦逊退让，常说学业已经荒废，不再教授别人。梁丘贺任少府后，事务繁多，于是派儿子梁丘临带领门人张禹等跟随施仇请教。施仇自行藏匿，不肯相见。梁丘贺坚决请求，他不得已，才教授梁丘临等人。于是梁丘贺推荐施仇，说自己结发从师数十年，学问也比不上他。诏令授施仇为博士。甘露年间，他与五经诸儒在石渠阁杂论经义异同。施仇传授给张禹和琅邪鲁伯。鲁伯任会稽太守，张禹官至丞相。张禹传授给淮阳彭宣、沛戴崇，字子平。戴崇任九卿，彭宣任大司空。张禹、彭宣各自都有传记。鲁伯传给太山毛莫如，字少路〔姓毛，名莫如，字少路〕，以及琅邪邴丹，字曼容；邴丹以清正的名声著称。毛莫如官至恒山太守，这些是其中知名的人。由此施氏形成张氏、彭氏之学。孟喜字长卿，是东海兰陵人。父亲号称孟卿，擅长《礼》和《春秋》，传授给后苍。世上流传的疏广之学、后氏《礼》学、疏氏《春秋》学，都出自孟卿。孟卿认为《礼经》篇目太多，《春秋》又繁杂，于是让孟喜跟随田王孙学习《易》。孟喜喜欢自我夸耀，得到《易》家关于阴阳灾变的书，便谎称老师田生临死时，把书放在枕边，只传给了他。诸儒因此讥笑他。同门梁丘贺为他疏通、说明事实，说：“田生在施仇手中断绝传授时，孟喜正回到东海，怎么能有这件事？”又有蜀人赵宾喜好小数之书，后来为《易》文饰辞句，认为“箕子明夷”是阴阳之气灭亡箕子；箕子，是万物正开始萌芽的意思。赵宾持论巧妙聪慧，《易》家不能驳难，都说：“这不是古法。”赵宾却说是从孟喜那里学来的，孟喜因此成了名声的后盾。赵宾死后，没有人能坚持他的学说，孟喜于是也不肯承认，因此不被人信任。孟喜被举为孝廉，任待诏曲台署长，因病免职，任丞相属官。博士出现空缺，众人推荐孟喜，皇上听说后，孟喜改变了师法，于是没有任用他。孟喜传授给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他们都任博士，由此形成翟氏、孟氏、白氏之学。梁丘贺字长翁，是琅邪诸县人。因善于心算，任武骑，跟随大中大夫京房学习《易》。京房是淄川杨何的弟子。京房出任齐郡太守后，梁丘贺又改为师从田王孙。宣帝时，听说京房通晓《易》，便寻找他的门人，找到了梁丘贺。梁丘贺当时任都司空令，因事获罪被判免官，成为庶人，等待诏令于黄门；他多次入宫向侍中讲说经学，皇帝因此召见梁丘贺。梁丘贺入宫讲说，皇帝认为很好，任命他为待诏。适逢八月饮酎酒，举行祭祀孝昭帝庙的仪式，先驱仪仗中的旄头剑突然坠落，剑首下垂，插入泥中，刀刃朝向皇帝的车乘，车马受惊。于是召梁丘贺占筮，他说：“有兵变的谋划，不吉利。”皇帝回宫后，命有关官员代替自己侍奉祭祀。当时霍氏的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因谋反获诛，任宣的儿子任章任公车丞，逃亡藏在渭城境内，夜里穿着未加冠的服装进入庙中，混在郎官之间，手持兵器站在庙门，等待皇帝到来，准备发动叛逆；事情败露后被诛杀。按照旧例，皇帝常在夜间进入宗庙，此后等待天明才进入，从这件事开始。梁丘贺的占筮得到应验，因此受到皇帝亲近宠幸，任大中大夫、给事中，官至少府。他为人谨慎周密，皇帝信任看重他。年老时死于任上，传授给儿子梁丘临；梁丘临也入宫讲说，任黄门待诏。甘露年间，奉使命在石渠询问诸儒。

译梁丘临学习精熟，专门实行京房的学法。琅邪王吉通晓五经，听到梁丘临的讲说后很赞赏。当时宣帝选拔十名才高的郎官跟随梁丘临讲习，王吉便让他的儿子、郎中王骏上疏，请求跟随梁丘临学习《易》。梁丘临传授给五鹿充宗，字君孟，五鹿充宗任少府；王骏任御史大夫，各自都有传记。五鹿充宗传授给平陵士孙张，字仲方；沛郡彭祖，字子夏；齐人衡咸，字长宾。衡咸任博士，官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世代传授其学。彭祖任真定太傅，衡咸任王莽的讲学大夫。由此梁丘氏形成士孙、邓、衡三家之学。京房学习《易》的老师是梁地人焦延寿。焦延寿说：“我曾跟随孟喜学习《易》，在孟喜临死时得到传授。”京房认为自己的《易》学就是孟氏学，但翟牧、白生不肯承认，都说：“不是这样。”到成帝时，刘向校订书籍，考察《易》说，认为各家《易》说都以田何、杨叔、丁将军为祖师，大义大略相同；只有京氏不同，京房依附焦延寿，独自得到隐士的学说，却把它托称为孟氏之学，和各家不相同。京房因通晓灾异而得到宠幸，后来被石显诬陷而诛杀，另有传记。京房传授给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他们都任郎官、博士。由此《易》形成京氏之学。费直字长翁，是东莱人。研究《易》，任待诏，官至单父令。他长于卦筮，却没有章句，只凭《彖》《象》《系辞》十篇和《文言》解释上下经。琅邪王璜在平中年间能够传授他的学说；王璜又传授《古文尚书》。高相是沛地人。研究《易》，与费公同时；他的学说也没有章句，专门讲说阴阳灾异。自称出于丁将军一派，传到高相，高相传给儿子高康以及兰陵毋将永。高康因通晓《易》任待诏，毋将永官至豫章都尉。王莽居摄时，东郡太守翟谊起兵诛杀王莽，事情尚未发动，高康探知东郡有兵变，私下告诉门人。门人上书告发此事。几个月后，翟谊起兵，王莽召高康来询问对策，高康承认自己是从老师高康那里受学。王莽厌恶这件事，认为他蛊惑众人，便斩杀高康。由此《易》形成高氏学；高氏、费氏都未曾列入学官。伏生是济南人〔张晏说：名胜，伏生碑也是这样说〕，原来任秦博士。孝文帝时寻求能够研究《尚书》的人，天下没有找到；听说伏生研究此书，想召见他。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年老不能行走，于是诏令太常派掌故朝错前往向他学习。秦朝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墙壁中。后来大规模战争兴起，伏生流亡；等到汉朝平定天下，他寻找那些书，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便在齐、鲁之间教授。齐地的学者因此颇能讲说《尚书》，崤山以东的经学大师没有不涉及《尚书》来教授的。伏生教授济南张生和欧阳生。张生任博士，伏生的孙子也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但不能通晓。此后，鲁人周霸、雒阳贾嘉也颇能讲说《尚书》。欧阳生字伯和，是千乘人。侍奉伏生，传授给儿宽；儿宽又向孔安国受业，官至御史大夫，另有传记。儿宽有俊才，最初拜见武帝，谈论经学，皇帝说：“我起初认为《尚书》质朴，不喜欢；等听了儿宽的讲说，觉得很值得观赏，于是跟儿宽询问其中一篇。”欧阳氏以及大小夏侯氏的学说都出自儿宽。儿宽传给欧阳生的子孙，世代相传，到曾孙欧阳高，欧阳子阳任博士。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字长宾，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教授太子，后来任博士。在石渠阁讨论经义。元帝即位后，地余任侍中，受到贵宠，官至少府。他告诫儿子说：“我死后，属官如果送给你财物，千万不要接受。你是九卿儒者的子孙，应当以廉洁著称，可以凭此自立。”地余死后，少府属官共同送来数百万钱，他的儿子没有接受。天子听说后嘉奖他，赐钱一百万。地余的小儿子政任王莽的讲学大夫，由此《尚书》世代形成欧阳氏学。林尊字长宾，是济南人。侍奉欧阳高，任博士，在石渠阁讨论经义，后来官至少府、太子太傅，传授给平陵平当和梁陈翁生。平当官至丞相，另有传记；翁生任信都太傅，世代传授其学，由此欧阳氏形成平氏、陈氏之学。翁生传授给琅邪殷崇、楚国龚胜。殷崇任博士，龚胜任右扶风，另有传记。平当又传授给九江朱普，字公文；上党鲍宣。朱普任博士，鲍宣任司隶校尉，另有传记。弟子众多，是其中知名的人。夏侯胜的祖先夏侯都尉，跟随济南张生学习《尚书》，再传给族子夏侯始昌。始昌传给夏侯胜，胜又侍奉同郡的简卿。简卿是儿宽的门人。夏侯胜传授给堂兄弟的儿子夏侯建，夏侯建又侍奉欧阳高。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府，夏侯建任太子太傅，各自都有传记。由此《尚书》形成大小夏侯两家之学。周堪字少卿，是齐地人。他与孔霸一同侍奉大夏侯胜。孔霸任博士，周堪任译官令。在石渠阁讨论经义时，周堪的见解最为高明。后来任太子太傅，孔霸则以太中大夫身份教授太子。元帝即位后，周堪任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共同掌管尚书事务。被石显诬陷后，两人都被免官。萧望之自杀，皇帝怜悯他，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周堪传授给牟卿和长安许商，字长伯。牟卿任博士；孔霸因是皇帝的老师，被赐号襃成君，传给儿子孔光。孔光也侍奉牟卿，官至丞相，另有传记。由此大夏侯氏形成孔氏、许氏之学。许商擅长算术，著有《五行论》，官至四府九卿。他称门人为：沛地唐林，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字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字少音，为政事；齐地炔钦，字幼卿，为文学〔“炔”音桂〕。王莽时期，唐林、王吉任九卿，分别上表请求为老师的冢大夫、博士、郎官、吏员等树立名位；跟随他们的门人驾车数百辆，儒者以此为荣。炔钦、吴章都任博士，弟子众多。吴章被王莽诛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译张山拊字长宾，是平陵人。侍奉小夏侯建，任博士，在石渠阁讨论经义，官至少府，传授给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以及延君陈留假仓，字子骄。张无故擅长修订章句，任广陵太傅。秦恭遵守小夏侯的学说，文章和学问超过老师，达到百万字，任阳城内史。假仓以谒者身份在石渠阁讨论经义，官至胶东相。李寻擅长讲说灾异，任骑都尉，另有传记。郑宽中有杰出才华，以博士身份教授太子。成帝即位后，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升任光禄大夫，掌管尚书事务，皇帝非常尊重他；不久因病去世。谷永上疏请求提高他的葬礼规格，并赐给谥号，以彰显尊敬师傅的德行。于是皇帝吊唁、赠赐宽中非常丰厚，由此小夏侯氏形成郑氏、张氏、秦氏、假氏、李氏之学。宽中传授给东郡赵元；无故传授给沛地唐尊；秦恭传授给鲁地冯宾。冯宾任博士，唐尊任王莽的太傅，赵元任哀帝的御史大夫，都是官至大官而知名的人。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字来读它，因而从孔氏旧藏的逸书中得到十多篇，大概《尚书》从此更多了。后来遭遇巫蛊之祸，未能列入学官；孔安国任谏大夫，传授给都尉朝〔朝是名，都尉是姓〕，司马迁也曾跟随安国询问古义。司马迁的书中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等篇，多采用古文说法。都尉朝传授给胶东庸生，庸生传授给清河胡常，字少子。胡常因通晓《谷梁春秋》任博士、部刺史。又传授《左氏》，曾传给虢地徐敖；徐敖任右扶风属官，又传授《毛诗》，传给王璜以及平陵涂恽，字子真。子真传给河南桑钦，字君长。王莽时期，各家学说都列入学官，刘歆任国师，王璜、涂恽等都显贵显达。世上流传的《百两篇》，出自东莱张霸。他把二十九篇分析拆合为几十篇，又摘取《左氏传》的书序，编造首尾，共一百零二篇；每篇有时只有几枚竹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寻找古文《尚书》，张霸因声称能作《百两篇》而被征召，拿中书所藏文本校对，发现并不是古文原本。张霸辞谢不承认。其父张父有个弟子叫尉氏樊并。当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皇帝保存张霸之书的后传；后来樊并谋反，于是废黜了这部书。申公是鲁国人。年轻时与楚元王交游，一同拜齐人浮丘伯为师，学习《诗经》。汉朝兴起后，高祖经过鲁地，申公跟随老师带着弟子到鲁南宫拜见高祖。吕太后执政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派儿子郢和申公一同完成学业。楚元王去世，郢继位为楚王，命申公担任太子戊的老师。戊不好好学习，厌恶申公。等到戊即位为王，便把申公罚作胥靡。申公以此为耻，回到鲁地，退居家中教授弟子，终身不出门，又谢绝宾客，只有王命召见时才前往。从远方来向他学习的弟子有一千多人。申公专门以《诗经》为教本，因此用它教授学生；遇到无法确定传承的内容，就空缺不传。兰陵王臧跟随申公学习《诗经》，学成后事奉景帝，任太子少傅，后来因事免职。武帝刚即位，王臧于是上书请求入宫宿卫，屡次升迁，一年之内升到郎中令。等到他代替赵绾任职时，也曾向申公学习《诗经》。申公任御史大夫时，赵绾、王臧请求天子建立明堂，以便朝见诸侯；事情没有办成，便说这是申公的主张。于是皇上派使者带着束帛和玉璧，乘坐用蒲草包裹车轮、驾着四匹马的安车去迎接申公。申公的两个弟子乘坐驿车跟随，到达后拜见天子。天子询问治理国家、平定祸乱的事情，申公当时已八十多岁，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看实际努力施行得怎样罢了。” 当时皇上正喜爱文辞，听见申公的回答后默然不语，但既然已经把他征召来，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住在鲁邸，参与商议明堂的事情。窦太后喜爱《老子》，不喜欢儒术，抓住赵绾、王臧的过错责备皇上说：“他们这是想再造一个新垣平罢了。”皇上于是废止了明堂之议，把赵绾、王臧交给司法官审讯，两人都自杀了。申公也因病免职回乡，几年后去世。弟子中担任博士的有十多人：孔安国后来做到临淮太守；周霸任胶西内史；夏宽任城阳内史；砀鲁赐任东海太守；兰陵缪生任长沙内史；徐偃任胶西中尉；邹地人阙门庆忌任胶东内史。他们治理官府和百姓，都有廉洁的操守。申公门下学习并任官的弟子，品行虽未必完备，但做到大夫、郎中、掌故的有上百人。申公最终传授《诗经》和《春秋》，只有瑕丘江公完全继承并传下了他的学说，门徒最为兴盛。鲁地许生免中、徐公等人后来都守持这门学说并教授弟子。韦贤研习《诗经》，曾向博士大江公和许生学习，又研习《礼》，后来做到丞相。他把学业传给儿子元成，元成以淮阳中尉的身份参与石渠阁的经学讨论，后来也做到丞相。元成和他的兄长之子赏都传授《诗经》，哀帝时赏做到大司马、车骑将军，另有传记。因此鲁诗形成了韦氏学派。王式，字翁思，是东平新桃人。曾向免中的徐公和许生学习，后来担任昌邑王的老师。昭帝去世，昌邑王继承帝位，因为行为淫乱而被废。昌邑群臣都下狱处死，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因为多次进谏，减免死罪，改判其他刑罚。王式被关进监狱，按罪当死。审理此事的使者责问他说：“老师为什么没有进谏的奏书？”王式回答：“臣把《诗经》三百零五篇早晚教授给王，至于忠臣孝子的篇章，没有一次不反复诵读给王听；至于那些因危亡而失去正道的君主，也没有一次不流着眼泪向王深切陈说。臣是用《诗经》三百零五篇进谏的，所以没有另外的进谏奏书。”使者把这件事上报，他也得以减免死罪，改判其他刑罚。王式回家后不再教授学生。山阳人张长安，字幼君【长安是名】，先前曾向王式学习；后来东平人唐长宾、沛人褚少孙也来向王式学习，询问几篇经文。王式推辞说：“这些我已经从老师那里全部听到了，只是自己加以润色，不肯再传授给别人。”唐生、褚生参加博士弟子选拔，到了博士那里，提起衣襟登堂，行礼、仪态十分严肃【“颂”音同“容”】，诵读和讲说都有章法；遇到疑难之处，丘盖都不说【丘盖，意为疑惑】。各位博士惊讶地问：“你们是哪位老师的弟子？”他们回答：“侍奉王式学习。”博士们平素都听说王式贤能，于是共同推荐王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诏书下达，任命王式为博士。王式被征召入朝，穿着博士的服装却不戴冠，说：“我是受过刑的人，怎么适合再充任礼官呢？”到达后，他住在馆舍中。适逢各位大夫、博士共同拿着酒肉慰劳王式，大家都特别敬重、仰慕他。博士江公世代是鲁诗学派的宗师，到了江公著《孝经说》时，内心嫉妒王式，便对歌吹的诸生说：“唱《骊驹》吧。”王式说：“我从老师那里听说，客人唱《骊驹》，主人就唱《客毋庸》。”今天各位是主人，天色还早，还不可以这样做。江翁说：“经书哪里这样说？”王式回答：“《曲礼》中有。”江翁说：“多么荒谬的《曲礼》啊！”王式以此为耻，假装喝醉，踉跄跌倒【“逷墬”字样疑有讹误】。客人散后，他责备诸生说：“我本来不想来，是诸位学生强劝我，结果竟被防子羞辱。”于是称病免职回乡，最终死在家中。张生、唐生、褚生都做了博士。张生参与石渠阁经学讨论，后来做到淮阳中尉；唐生任楚太傅。因此鲁诗又形成了张氏、唐氏、褚氏学派。张生兄长的儿子游卿任谏大夫，以《诗经》教授元帝；他的门人琅邪人王扶任泗水中尉，传授给陈留人许晏，许晏任博士。因此张家又形成了许氏学派。起初，薛广德也曾向王式学习，以博士身份参与石渠阁经学讨论，并传授给龚舍。薛广德后来做到御史大夫，龚舍任泰山太守，他们都有传记。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治《诗经》，孝景帝时任博士。他曾在皇上面前与黄生争论。黄生说：“商汤、周武王并不是奉受天命，而只是杀人。”辕固生说：“不是这样。夏桀、商纣荒淫昏乱，天下人心都归向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心诛杀桀、纣，桀、纣的百姓不再听从他们，归附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不得已才即位，这不是奉受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即使破旧，也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新，也一定要穿在脚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下尊卑的分别。如今桀、纣虽然失道，仍然是君主；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仍然是臣下。君主有失德行为，臣下不能用正直的话匡正过错以尊奉天子，反而趁着他的过错诛杀他，代替他面南而立，这不是杀人又是什么？”辕固生说：“如果一定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高皇帝取代秦朝、登上天子之位，难道不也是错误吗？”于是皇上说：“吃肉时不吃马肝，并不算不懂得肉的滋味；研习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命，也不算愚昧。”争论于是停止。窦太后喜爱《老子》一书，召见辕固生询问。辕固生回答：“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太后大怒说：“怎么能得到司空城旦的刑徒之书呢？”【城旦书，是刑法之书。道家把儒家比作严酷刑律，所以这样说】于是让辕固生进入兽圈刺杀野猪。皇上知道太后在发怒，而辕固生直言无罪，便借给他一把锋利的武器，让他下兽圈刺杀野猪。辕固生一刺正中野猪的心脏，野猪随手倒下。太后默然无言，无法再加罪于他。后来皇上认为辕固生廉洁正直，任命他为清河王太傅。过了很久，他因病免职。孝武帝刚即位，又以贤良的名义征召他。许多儒生嫉妒诋毁他说：“辕固生年老衰弱，告老回乡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公孙弘也被征召入朝，他斜着眼看待辕固生，表面恭敬地侍奉他。辕固生说：“公孙先生，务必讲正统的学问，不要歪曲学问来迎合世俗。齐地那些凭《诗经》显达尊贵的人，全都是我的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是其中最精通的人，另有传记。后苍，字近君，是东海郯人。曾向夏侯始昌学习。夏侯始昌精通五经，后苍也精通《诗经》和《礼经》，任博士，后来做到少府。他传授给翼奉、萧望之、匡衡。翼奉任谏大夫，萧望之前将军，匡衡任丞相，他们都有传记。匡衡传授给琅邪师丹、伏理、斿君和颍川满昌。君都任詹事，伏理任高密太傅，各家世代传授这门学业。师丹任大司空，另有传记。因此齐诗形成了翼氏、匡氏、师氏、伏氏学派。满昌传授给九江张邯、琅邪皮容，两人都做到高官，门徒尤其兴盛。韩婴是燕国人。孝文帝时任博士，景帝时做到常山王太傅。韩婴推究《诗经》的意义，撰写《诗经》内传、外传数万字。他的说法与齐、鲁之间的传说颇有不同，但旨趣是一致的。淮南人贲生接受了他的学说【“贲”音“肥”】，燕、赵之间讲说《诗经》的人，都是由韩生传下来的。韩生也把《易经》传授给别人，推究《易经》的意义并为它撰写传文。燕、赵之间喜爱《诗经》，所以他们讲《易经》的传统也受到影响，只有韩氏自己传授这一学说。武帝时，韩婴曾与董仲舒在皇上面前辩论。韩婴为人精明强干，处理事情明白果断，董仲舒无法驳难他。后来他的孙子韩商任博士。孝宣帝时，涿郡韩生是韩婴的后人，以《易经》被征召，在殿中待诏，说：“我所接受的《易经》，就是先太傅韩婴传下来的。”他曾学习《韩诗》，但认为不如韩氏《易经》深奥，所以太傅专门传授《易经》。司隶校尉盖宽饶原本向孟喜学习《易经》，见涿郡韩生讲说《易经》而喜爱，便改而跟从他学习。赵子是河内人。曾向燕人韩生学习，又传授给同郡人蔡谊。蔡谊后来做到丞相，另有传记。蔡谊传授给同郡人食子公【“食”音“嗣”】和王吉。王吉任昌邑中尉，另有传记。食生任博士，传授给泰山人栗丰。王吉传授给淄川人长孙顺，长孙顺任博士。栗丰任部刺史。因此韩诗形成了王氏、食氏、长孙氏学派。栗丰传授给山阳人张就，长孙顺传授给东海人发福，两人都做到高官，门徒尤其兴盛。毛公是赵国人。研治《诗经》，任河间献王的博士。他传授给同国人贯长卿，贯长卿传授给解延年。解延年任阿武令，传授给徐敖。徐敖传授给九江人陈侠，陈侠任王莽的讲学大夫。因此讲说《毛诗》的人，根本都出自徐敖一系。汉朝兴起后，鲁地高堂生任博士，传授《礼经》十七篇。鲁地徐生擅长讲习容貌威仪【“颂”读音同“容”，指容貌威仪】。孝文帝时，徐生凭借容仪担任礼官大夫，父子相传直到孙子徐延。徐襄天性擅长容仪，却不能通晓经书。徐延颇能通晓经书，但还不算精善。徐襄也凭容仪任大夫，后来做到广陵内史。徐延以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任礼官大夫。瑕丘人萧奋凭《礼经》做到淮阳太守。凡是讲说礼经、专重容仪的人，都是从徐氏一系传下来的。

译孟卿是东海人。曾向萧奋学习，又传授给后苍。鲁人闾丘卿，后苍讲说《礼经》数万字，称为《后氏曲台记》【在曲台校书并撰写记录，因此以此命名。曲台殿在未央宫】。后苍传授给沛人闻人通，闻人通字子方。梁人戴德，字延君；戴圣，字次君；沛人庆普，字孝公。庆普任东平太傅，戴德号称大戴；戴德任信都太傅，戴圣号称小戴；戴圣以博士身份参与石渠阁经学讨论，后来做到九江太守。因此礼学形成了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学派。闻人通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与石渠阁经学讨论，后来做到中山中尉。庆普传授给鲁人夏侯敬，又传给同族子弟庆咸，庆咸任豫章太守。大戴传授给琅邪人徐良，闾丘卿任博士。州牧、郡守等官职中，有许多家世代传授这门学业。小戴传授给梁人桥仁，字季卿；桥仁又传授给杨荣，字子孙。桥仁任大鸿胪，家世代传授这门学业。杨荣任琅邪太守。因此大戴学有徐氏，小戴学有桥氏、杨氏学派。臣谨慎考察：戴圣任九江太守时，治理和行为多有违法之处。前任刺史因为他是大儒，宽容优待他。等到何武任刺史，戴圣害怕了，自己免职；后来又任博士，在朝廷上诋毁何武。何武听说后，始终没有宣扬他的恶行。戴圣的儿子宾客成为群盗，被人捕获，关押在庐江。戴圣自以为儿子一定会死在何武手中，但何武秉公审理，最终使他没有被处死。从此戴圣惭愧而服气。况且“大戴”“小戴”的名声与圣人的经书并列流传，而自己却是贪赃的官吏，儿子又是盗贼，仍不知道反省自己，反而再次诽谤别人。有这样的儿子，却还希望自己的品行胜过曾参而不至于像盗跖、庄蹻那样，岂不是妄想吗？由此看来，做儒者不可不引以为戒，任用儒者的人也不可不慎重。胡母生，字子都，是齐国人。研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任博士，与董仲舒同门学习。董仲舒著书，称赞他的德行。他年老后回到齐地教授弟子，齐地讲说《春秋》的人都尊奉他。公孙弘也曾学习过他的学说。董仲舒任江都相，另有传记。弟子中继承这门学业的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地吕步舒。褚大后来做到梁相，吕步舒任丞相长史。只有嬴公守持师法不变，昭帝时任谏大夫，传授给东海孟卿和鲁人眭孟。孟卿任符节令，因讲说灾异获罪被诛，另有传记。严彭祖，字公子，是东海下邳人。与颜安乐一起向眭孟学习。眭孟的弟子有一百多人，只有严彭祖、颜安乐最为精明；他们质疑诘问疑难，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眭孟说：“《春秋》的旨意，就在这两个人身上了。”眭孟死后，严彭祖、颜安乐各自专门设馆教授弟子，因此《公羊春秋》形成了颜氏、严氏学派。严彭祖任宣帝博士，后来做到河南、东郡太守，因考核成绩优异入朝任左冯翊，又升为太子太傅。他廉洁正直，不依附权贵。有人劝他说：“天时不如人事重要，您因为不修饰小节、不委曲迎合，所以得不到贵人近臣的帮助。经学义理虽高，却不能做到宰相，希望您稍微自我勉强一些。”严彭祖说：“凡是通晓经术的人，本来就应当修养品行，遵行先王之道，怎么可以委曲自己顺从世俗，只求富贵呢？”严彭祖最终以太傅的官职结束仕途。他传授给琅邪人王中，王中任元帝少府，家世代传授这门学业。王中传授给同郡人公孙文、东门云。东门云任荆州刺史，公孙文任东平太傅，门徒尤其兴盛。东门云因做江贼而获罪，接受任命却辱没使命，被下狱处死。颜安乐，字公孙，是鲁国薛县人，眭孟姐姐的儿子。家境贫寒，但学习非常用功，官做到齐郡太守丞，后来被仇家杀害。颜安乐传授给淮阳人泠丰、次君和淄川人任公。任公任少府，泠丰任淄川太守。因此颜氏形成了泠氏、任氏学派。起初贡禹向嬴公学习，后来在眭孟那里学成，做到御史大夫。疏广向孟卿学习，做到太子太傅，他们都有传记。疏广传授给琅邪人筦路，筦路任御史中丞。贡禹传授给颍川人堂谿惠，堂谿惠传授给泰山人防都，防都任丞相史。防都和筦路又向颜安乐学习，因此颜氏又形成了筦氏、冥氏学派。筦路传授给孙宝，孙宝任大司农，另有传记。泠丰传授给马宫和琅邪人左咸。左咸任郡守、九卿，门徒尤其兴盛，官做到大司徒，另有传记。瑕丘江公向鲁人申公学习《谷梁春秋》和《诗经》，传给儿子，直到孙子任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齐名。董仲舒精通五经，善于立论，擅长写文章。江公口才迟钝，皇上让他与董仲舒辩论，他比不上董仲舒。丞相公孙弘本来学习《公羊春秋》，便把它的义理加以编次整理，最终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于是皇上尊崇公羊学派，下诏让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学大为兴盛。太子学通以后，又私下询问《谷梁春秋》，认为它很好。此后谷梁学渐渐衰微，只有鲁人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学习它。荣广完全能够传授《诗经》和《春秋》，才智高超、反应敏捷，与公羊学大师眭孟等人辩论时，多次使他们陷入困境，因此好学的人又有不少转而学习谷梁学。沛人蔡千秋，字少君；梁人周庆，字子孙；丁姓、姓氏等人，都跟随荣广学习。蔡千秋又向王孙皓、星公学习，求学最为专心。宣帝即位，听说卫太子喜爱《谷梁春秋》，便询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以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他们都是鲁人；三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地的学问，公羊氏则是齐地的学问，应当振兴谷梁学。当时蔡千秋任郎，皇上召见他，让他与公羊学派一起讲说。皇上认为谷梁的说法好，提拔蔡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来蔡千秋因有过失被贬为平陵令。皇上又寻找能够讲说谷梁学的人，没有人比得上蔡千秋。皇上怜惜这门学问将要断绝，于是任命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取十多人跟随他学习。汝南人尹更始，字翁君，本来就曾向蔡千秋学习，已经能够讲说谷梁学。没过多久蔡千秋因病去世，皇上征召江公孙任博士。刘向原任谏大夫，通达经学，待诏宫中，也学习谷梁学，皇上想让他协助江公孙。江博士又去世，于是征召周庆、丁姓待诏于保宫，让他们最终教授那十多人。从元康年间开始讲习，到甘露元年，历时十多年，弟子们都已明白熟习。于是皇上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大规模讨论，辨明《公羊》和《谷梁》的异同，各自依据经义判定是非。当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一起参加辩论。公羊学派的许多意见没有被采纳，他们请求把内侍郎许广和使者也一并召入，让他们代表谷梁学派。中郎王亥等各五人，讨论了三十多件事。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依据经义回答，多数采纳了谷梁学说。因此谷梁学大为兴盛。周庆、丁姓等人都任博士，丁姓后来做到中山太傅，传授给楚人申章昌，字曼君【申章是姓，昌是名，曼君是字】，昌任博士，后来做到长沙太傅，门徒尤其兴盛。尹更始任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学习《左氏传》，选取其中变化义理相合的内容编成章句，传给儿子咸以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后来做到大司农，方进做到丞相，另有传记。

译房凤，字子元，是不其人。因射策乙科被任为太史掌故，太常推举他为方正，任县令、都尉，后来丢了官。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上奏，任命他补任长史，并推荐房凤通晓经学、见识通达，于是提拔为光禄大夫，升任五官中郎将。当时光禄勋王龚凭外戚身份任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同校订书籍。三人都是侍中。刘歆上奏说《左氏春秋》可以设立为官学，哀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拿这件事询问各位儒生，大家都没有回答。于是刘歆多次拜见丞相孔光，为《左氏春秋》请求支持，孔光始终不肯，只有房凤、王龚同意。刘歆于是与他们共同发文责备太常博士，详情载于《刘歆传》。大司空师丹上奏说刘歆诋毁先帝所建立的制度，皇上于是把王龚等人调出京城补任地方官：王龚任弘农，刘歆任河内，房凤任九江太守。房凤后来做到青州牧。起初，江博士传授给胡常，胡常传授给梁人萧秉，字君。房凤在王莽时任讲学大夫。因此《谷梁春秋》形成了尹氏、胡氏、申氏、章氏、房氏学派。汉朝兴起后，北平侯张苍、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都研习《春秋左氏传》。贾谊为《左氏传》作训诂，传授给赵人贯公，贯公任河间献王博士。贯公的儿子长卿任荡阴令，传授给清河人张禹。长卿的长子张禹与萧望之同时任御史，多次向萧望之讲说《左氏传》。萧望之认为很好，多次上书称赞、宣扬。后来萧望之任太子太傅，向宣帝推荐张禹，皇上征召张禹待诏，但还没来得及询问，张禹便因病去世。张禹传授给尹更始，尹更始传给儿子咸以及翟方进、胡常。胡常传授给黎阳人贾防，字季君。哀帝时，贾防待诏宫中，教授苍梧人陈钦。陈钦的儿子陈佚以《左氏传》传授给王莽，后来做到将军；刘歆又向尹咸和翟方进学习。因此讲说《左氏传》的人，根源出自贾防和刘歆。班氏说：“自从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放博士弟子名额，设置射策科目，用官职俸禄来劝勉学习。直到元始年间，已有一百多年，传授各家学业的人逐渐兴盛，支派繁衍。一部经书的解释多达一百多万字，名师多到一千多人，大概都是因为这是谋取利禄的道路。起初，《尚书》只有欧阳氏，《礼经》只有一种传授，后来又有《易经》杨氏学和《春秋》公羊学。到了孝宣帝时，又设置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经》、施氏、孟氏、梁丘氏《易经》和《谷梁春秋》的官学。到了元帝时，又设置京氏《易经》。平帝时，又设置《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这样搜罗保存散失的经学，并把各家兼收并存，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 后汉 范氏说：从前在王莽、更始帝时期，天下离散混乱，礼乐制度崩溃，典籍文章残缺散失。光武帝中兴后，喜爱经学，还没有下车就先访求儒雅之士，搜集残缺的典文，补缀散失的篇章。在此以前，四方学士大多怀藏图书，逃入山林草泽；从这时起，没有人不背负典籍而来。等到他们来到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这些人接踵而至。于是设立五经博士，各按本家学法教授弟子：《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小夏侯氏；《诗经》有齐诗、鲁诗、韩诗、毛诗；《礼经》有大小戴氏；《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位博士。由太常依次安排并总领其事。建武五年，开始修建太学，考察、遵循古代典制，笾豆、干戚等礼仪器物和舞容都陈列齐备。穿方领衣、学习规矩步法的人纷纷聚集其中。中元元年，开始修建三雍。明帝即位后，亲自举行这些礼仪。天子开始戴通天冠、穿通天衣，乘坐配备日月等法物的车驾，盛大举行清道仪式，坐在明堂上朝见群臣，登上灵台观望云气天象。又在辟雍之上划出区域，尊敬奉养三老、五更，举行飨礼和射礼。礼毕，皇帝端坐亲自讲经，各位儒生在面前执经问难；戴冠束带、插笏垂绅的人围绕桥门观看、听讲的，大概以亿万计。” 后来又为功臣的子孙和四姓的旁支另行建立校舍，搜选才学高的人，让他们接受学业。期门、羽林的将士，全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章句。匈奴也派儿子入学，人才济济、气象盛大，永平年间达到鼎盛。建初年间，肃宗在白虎观大会各位儒生，考察详辨经学的异同，连续数月才结束。肃宗亲自到场，按照石渠阁的旧例以皇帝身份主持，命史臣撰写成《白虎通义》。又下诏让高才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学官，但都按考试成绩优异者提拔为讲郎、给事近署，用来搜罗散失的学说，广泛保存各家学术。孝和帝也多次到东观，阅览藏书。邓太后临朝称制后，学者渐渐懈怠。当时樊准、徐防一同上陈敦促学习的必要，又说儒官中有许多不是合适的人选。于是下诏给公卿，精心选拔人才；三署郎中能够通晓经术的，都可以被察举。自安帝亲自处理政务后，轻视经学文艺，博士倚着坐席不讲学，同党门徒互相观望而懈怠散漫，学校房舍破败，满地长成园蔬，牧童樵夫甚至在其下砍柴割草。顺帝感念翟酺的进言，于是重新修建学校，共建房屋二百四十间、一千五百五十室。考试明经不及格的人补为弟子，增加甲、乙两科，各设置十人。又任用郡国的老儒生，全部补为郎中、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说：大将军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都必须派儿子入学；每年都在乡射礼的月份举行一次飨礼，考察他们，并把这作为常规。从此游学之风更加兴盛，学生达到三万多人。然而章句之学逐渐疏略，许多人崇尚浮华，儒者的风气大概衰败了。党人被诛杀后，那些有高名望的贤士，大多因受牵连而被流放、废黜。后来竟发展到互相忿争、彼此告发，也有人私下行贿送礼，篡改兰台漆书上的经文字句，以迎合自己的说法。熹平四年，灵帝于是下诏各位儒生校正、确定五经，刻在石碑上，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相互校检，立在太学门前，使天下人都以此为准则。起初，光武帝迁回洛阳时，经书文牒和秘书藏书共装载二千多两。此后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董卓迁都之时，官吏百姓扰乱，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等处收藏的典籍文章，纷纷被拆散毁坏。这些缣帛图书，大的被连接起来做帷帐车盖，小的被制成囊袋。等到王允收集后运往西方的，只有七十多车；由于道路艰险遥远，又丢弃了一半。后来长安发生战乱，一时之间焚烧荡平，典籍没有不全部灭失的。东汉京城的学者人数众多，难以详细记载。现在只记录那些能够通晓经书、成为名家的人，编入《儒林》篇。已经另有列传的人，就不在这里重复记载。至于师承关系，如果有必要标明姓名作为证据，也一并记载如下。

译刘昆，字桓公，是陈留东昏人，梁孝王的后裔。年轻时学习容貌礼仪。平帝时向沛人戴宾学习施氏《易经》，能弹奏雅琴，懂得清角曲调。王莽时期，他教授的弟子常有五百多人。每逢春秋飨射礼，他常常按照典制仪式准备齐全，用素木和瓠叶制作俎豆，用桑木弓和蒿草箭射取兔首。每次举行礼仪，县宰总是率领属吏前来观看。王莽认为刘昆聚集徒众过多，私自举行大礼，怀有僭越君上的心思，于是把刘昆和他的家属关进外黄监狱。不久王莽败亡，刘昆得以获释。后来天下大乱，刘昆到河南负犊山中避难。建武五年，被举荐为孝廉，他不肯前往，于是逃到江陵教授弟子。光武帝听说后，立即任命他为江陵令。当时江陵县连续多年发生火灾，刘昆总是面向火灾叩头，常能使雨降下、风停息。后来被征召任议郎，逐渐升任侍中、弘农太守。在此以前，崤山、黾池一带的驿道经常发生虎患，行旅无法通行。刘昆治理三年后，老虎都背着幼虎渡过黄河北去。皇帝听说后对此感到惊异。建武二十二年，征召刘昆代替杜林任光禄勋。皇帝下诏问刘昆：“您先前在江陵使风向倒转、扑灭火灾，后来治理弘农又使老虎向北渡河，您施行了什么德政，竟能招致这些事情？”刘昆回答：“只是偶然罢了。” 身边的人都笑他质朴木讷。皇帝叹息说：“这才是长者的话。”于是回头命人把这件事写入典籍，又命令刘昆以经学入宫，教授皇太子以及诸王、小侯五十多人。建武二十七年，任骑都尉。建武三十年，因年老请求辞官。皇帝下诏赐给他洛阳宅第，让他终身享受千石俸禄。中元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刘轶，字君文，继承刘昆的学业，门徒也很兴盛。永平年间，任太子中庶子。建初年间，逐渐升任宗正，死于任上，此后刘氏世代掌管宗正之职。洼丹，字子玉【《风俗通》说：“洼”音“圭”】，是南阳育阳人。家世传授孟氏《易经》。王莽时，他常常避世教授弟子，专心于学业，不肯做官，门徒有几百人。建武初年任博士，逐渐升迁。建武十一年任大鸿胪，撰写《易通论》七篇，世人称为“洼君通”。洼丹研习经义深刻精通，易学家都尊奉他，称他为大儒。建武十七年死于任上，享年七十岁。当时中山人觟阳鸿，字孟孙【觟阳是姓，鸿是名；“觟”音胡瓦反】，也凭孟氏《易经》教授弟子，享有声名。永平年间，任少府。任安，字定祖，是广汉绵竹人。年轻时游学太学，学习孟氏《易经》，兼通数部经书。又跟随同郡人杨厚学习《图谶》，把这门学问的技艺研究到了极致。当时人称赞说：“想知道仲桓，就去问任安。”又说：“身处当今而奉行古道，是任定祖。”学业完成后回到家乡，教授各地学生，远方的人也来学习。他起初在州郡任职，太尉两次征召他，任命他为博士，公车征召他，他都称病不赴。州牧刘焉上表推荐他，当时道路阻隔，诏命最终没有送到。建安七年，七十九岁时死在家中。杨政，字子行，是京兆人。年轻时喜好学习，跟随代郡人范升学习梁丘《易经》，善于讲说经书。京城人为他编了这样的谚语：“讲经铿铿有声，杨子行。”他教授的学生有几百人。范升曾被被休弃的妻子告发，因而获罪入狱。杨政于是剥去上衣，用箭贯穿自己的耳朵，抱着范升的儿子暗中埋伏在道路旁，等候皇帝车驾经过，拿着奏章叩头大声说：“范升娶过三次妻子，只有一个儿子，如今刚满三岁，孤儿实在可怜。”武骑、虎贲担心惊扰皇帝车舆，举弓射他，但杨政仍不肯离开。旄头又用盾牌击打他，杨政胸部受伤，却仍不退下，哀哭请求，终于感动了皇帝。皇帝下诏说：“只要杨生请求做老师，就发出尺一诏书释放范升。”杨政因此声名显著。杨政嗜好饮酒，不拘小节，果断勇敢而且自负，但十分重义。当时皇帝的女婿梁松、皇后的弟弟阴就都仰慕他的声名，请求与他交友。杨政每次与他们谈论，都恳切深入地相互切磋，不向他们屈服。他曾拜访杨虚侯马武，马武不愿接见杨政，称病不起。杨政进入房内，径直登上床榻，推开马武的手臂责备他说：“您蒙受国家恩宠，身居藩辅之位，却不想求取贤才来报答特殊宠遇，反而对天下英俊之士骄傲无礼，这不是修养自身的道理。今天这样触动您，刀就会刺入您的肋下。” 马武的几个儿子和身边的人都大为惊骇，以为有人来劫持，拿着武器围在四周。杨政神色自若。正好阴就来到，责备斥责马武，命他与杨政交友。杨政刚强果断、任性而为，都是如此。建初年间，官做到左中郎将。张兴，字君上，是颍川鄢陵人。学习梁丘《易经》，并以此教授弟子。建武年间，被举荐为孝廉，任郎中，后来称病离职，又回去聚集徒众。后来被司徒冯勤征召到府中，又被举荐为孝廉，逐渐升任博士。永平初年，升任侍中祭酒。永平十年，任太子少傅。显宗多次询问经术，后来他的声名显著，为人所知。弟子从远方来求学的，登记在册的将近万人，是梁丘学派的宗师。永平十四年死于任上。他的儿子张鲂继承张兴的学业，官做到张掖属国都尉。戴凭，字次仲，是汝南平舆人。学习京氏《易经》。十六岁时，郡里举荐他明经，朝廷征召考试博士，任命为郎中。当时皇帝下诏让公卿大会，群臣都就座，只有戴凭独自站立。光武帝问他原因，戴凭回答：“博士们讲经都不如我，却坐在我上面，所以我不能就座。”皇帝立即召他上殿，命他与各位儒生辩论。戴凭解说了许多疑难，皇帝认为很好，任命他为侍中，多次召见询问政事得失。皇帝对戴凭说：“侍中应当匡正辅佐国政，不要隐瞒实情。”戴凭回答：“陛下过于严厉。”皇帝说：“我哪里严厉？”戴凭说：“我私下看到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正明察、忠诚孝顺，学问贯通古今。陛下听信了肤浅片面的诬告，竟使他受到禁锢，我因此认为陛下严厉。”皇帝大怒说：“你这个汝南人，想再结党吗？”戴凭被带出，交给廷尉拘押，后来有诏令释放他。之后皇帝又召见他，戴凭谢罪说：“臣没有直言极谏的气节，却说了狂妄愚昧的话，不能以尸体伏地进谏，只是苟且偷生，实在有愧于圣明的朝廷。”皇帝立即命尚书解除对蒋遵的禁锢，任命戴凭为虎贲中郎将，并让他以侍中的身份兼任此职。正月初一朝贺时，百官全部到齐，皇帝命群臣中能讲经的人轮流互相诘难；谁的经义有不通之处，就夺去他的坐席，增加给经义通达的人。戴凭于是重新坐上五十多人的席位，因此京城流传这样的谚语：“解释经义没有谁能难倒戴侍中。”他任职十八年，死于任上，皇帝赐给他东园制作的梓木棺材和二十万钱。当时南阳太守魏满，字叔牙，也学习京氏《易经》，在永平年间教授弟子，后来做到弘农太守。

译孙期，字仲彧，是济阴成武人。年轻时作为诸生，学习京氏《易经》和古文《尚书》。家境贫寒，却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便在大泽中放猪来供养母亲。远方来向他学习的人，都拿着经书在田垄旁追随他，乡里因此受到他的仁厚谦让教化。黄巾贼兴起后，经过孙期所在的里巷，彼此约定不侵犯孙先生的住宅。郡里举荐他为方正，派官吏带着羊和酒请他出仕，孙期赶着猪进入草丛，毫不理会。司徒黄琬特意征召他，他也不去，最终死在家中。建武年间，范升传授孟氏《易经》给杨政；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经》。后来马融也为费氏《易经》作传，马融传给郑玄，郑玄撰写《易经注》。荀爽又撰写《易传》。从此费氏《易经》兴盛，京氏《易经》于是衰落。欧阳歙，字正思，是乐安千乘人。自欧阳生传授伏生《尚书》以来，到欧阳歙已经八代，历代都任博士。欧阳歙继承学业后，谦逊恭敬，喜好礼让。王莽时任长社宰，更始帝即位后任原武令。光武帝平定河北，来到原武，见欧阳歙在县中整治政务，便升任他为河南都尉，后来又代行太守职务。光武帝即位后，欧阳歙开始任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因事获罪免官。第二年任扬州牧，升任汝南太守，推举任用贤能俊杰，政绩被称为非凡。建武九年，改封夜侯。欧阳歙在郡中教授数百人，任职九年后，被征召为大司徒。因在汝南犯有贪赃罪一千多万钱，被查觉后下狱。各地学生守在宫门为欧阳歙求情的有一千多人，甚至有人自行剃发毁容。平原人礼震，十七岁，听说狱案将要判决，便奔赴京师；走到河内获嘉县时，把自己捆起来上书，请求代替欧阳歙去死，说：“我私下见到我的老师、大司徒欧阳歙，学问足为儒学宗师，八代都是博士，却因为贪赃罪过应当承受重刑。欧阳歙门下只有一个儿子，年幼不能传承学业；他死以后，这门学问将永远断绝。上面使陛下蒙受杀害贤人的讥讽，下面使求学者失去老师的益处。请允许我杀身代替欧阳歙去死。” 奏书上达时，欧阳歙已经死在狱中。欧阳歙的属吏陈元上书追诉此事，言辞十分恳切。皇帝于是赐给棺木，追赠印绶，并赐助丧缣帛三千匹。欧阳歙的儿子欧阳复继承爵位，后来死时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济阴人曹曾，字伯山，跟随欧阳歙学习《尚书》，门徒有三千人，官做到谏议大夫。他的儿子曹祉任河南尹，继承父亲的学业并教授弟子。又有陈留人陈弇，字叔明，也向司徒丁鸿学习欧阳氏《尚书》，出仕任蕲长。牟长，字君高，是乐安临济人。他的祖先封于牟国，春秋末年牟国灭亡，于是以国为氏。牟长年轻时学习《欧阳尚书》，王莽时期不肯做官。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意征召他，任命为博士，逐渐升任河内太守，因开垦田地不实而获罪免官。牟长从任博士到任河内太守期间，来听他讲学的学生常有一千多人，前后登记在册的达万人。他撰写《尚书章句》，都以欧阳氏学说为依据，世俗称为《牟氏章句》。后来又被征召为中散大夫，获准休假一年，死在家中。他的儿子牟纡也隐居教授弟子，门生有一千人。肃宗听说后征召他，想任命他为博士，但他在途中去世。宋登，字叔阳，是京兆长安人。他的父亲宋由任太尉。宋登年轻时继承欧阳氏《尚书》的学业，教授弟子数千人。任汝阴令时，政绩以明察能干著称，被称为“神父”。升任赵相，入朝任尚书仆射。顺帝认为宋登明达而通晓礼乐，便让他持节到太学，奏请确定典章律令。转任侍中，多次上密封奏章，抑制、排斥权臣。因此被调出任颍川太守，集市上没有两种价格，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品。因病免职，死在家中。汝阴人配享土地神庙祭祀他。张驯，字子隽，是济阴定陶人。年轻时游学，能够熟练背诵《春秋》左氏传，凭大夏侯《尚书》教授学生。后来被公府征召，考取高第，授议郎，与蔡邕共同上奏请求审定六经文字；升任侍中，掌管秘书近署，很受皇帝器重。他多次利用便利时机陈述政事的得失，朝廷赞许他。后来调任丹阳太守，以教化施行惠政。光和七年，被征召授尚书，升任大司农。初平年间，死于任上。尹敏，字防季，是南阳堵阳人。年轻时做诸生，起初学习欧阳《尚书》，后来接受古文经学，同时精通《毛诗》《谷梁春秋》和《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他上疏陈述《洪范》所说的消除灾祸的方法。当时光武帝刚开始创建天下，无暇顾及这些事，便命尹敏在公车署等待诏命，授为侍中，征召到大司空府。皇帝认为尹敏广泛通晓经书典籍，命他校订图谶，于是把崔发为王莽编写的著录次序删去。尹敏回答说：“图谶不是圣人所作，其中有许多浅陋的异体字，很像世俗的言辞，恐怕会使后来的学生疑惑、误解。”皇帝没有采纳。尹敏于是趁图谶有缺文，增写道：“君无口为汉辅。”皇帝看见后感到奇怪，召尹敏询问缘故。尹敏回答说：“我看见前人曾增删图书，竟敢不自量力，私下希望或许万分之一能够正确。”皇帝非常责备他，虽然最终没有治罪，却也因此长期不得升迁。尹敏与班彪亲近友善，每次相遇，总是谈到日暮而忘记吃饭，直到深夜还不睡觉，自认为如同钟子期与伯牙、庄周与惠施那样意气相投。后来三次升迁，任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令逮捕男子周虑。周虑一向有声名，而且与尹敏交好，尹敏因此获罪被拘押并免官。获释后，他叹息说：“哑人和聋人，才真是世上所谓有道的人啊；为什么偏偏要明察细究而遭受这样的祸患呢？” 十一年，授侍中，升任谏议大夫，死在家中。周防，字伟公，是汝南汝阳人。他的父亲周杨年少时孤苦卑微，常开设旅舍供过往客人住宿，却不接受他们的报酬。周防十六岁时，任郡中小吏。光武帝巡行汝南，召集属吏试经，周防尤其擅长诵读，授任守丞。周防因为尚未成年，谒见后请求离去，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经学通晓后，被举为孝廉，授侍中，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共四十万字。太尉张禹推荐他补任博士，逐渐升任陈留太守，因犯法免官，死在家中，享年七十八岁。他的儿子周举，另有传。孔僖，字仲和，是鲁国鲁县人。自孔安国以下，世代传授古文《尚书》和《毛诗》。他的曾祖父孔子建年轻时游学长安，与崔篆交好。等到崔篆在王莽时期任建新大尹，曾劝孔子建出仕，孔子建回答说：“我有平民的志向，您有穿衮冕做官的志向，各自遵从自己的爱好，不也是好事吗？”道路既然不同，就请从此告别吧。于是回家直到终老。孔僖又与崔篆的孙子崔骃交好，一同在太学游学，学习《春秋》。因读到吴王夫差时的事情，孔僖放下书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画龙画不成，反而画成狗了。”崔骃说：“是的。”

译从前孝武皇帝刚做天子时，年仅十八岁，崇尚信奉圣人之道，以先王为老师，五六年之间，声望超过了文帝、景帝。后来却放纵自己，忘记了从前的善行。孔僖说：“经书传记中像这样的事情很多。”邻房的学生梁郁随声附和说：“这样说来，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崔骃默然不答。梁郁对此愤怒怨恨，暗中上书告发崔骃、孔僖诽谤先帝、讥刺当世，事情交给有关官吏处理。崔骃到官府接受审讯，孔僖眼看官吏前来逮捕，害怕被诛，于是上书肃宗为自己申辩说：“臣的愚见认为，凡是说诽谤的，是指实际上没有这件事，却虚构诬陷它。至于孝武皇帝政治上的好坏，清楚地记载在汉史中，像日月一样明白；这是直说经书传记中的事实，并不是虚假诽谤。帝王行善，天下的善行就都归于他；帝王不行善，天下的恶行也会聚集到他身上。这些都是有原因造成的，所以不可以把罪责归于别人而诛杀他们。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失，恩德恩泽反而有所增加，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臣等又有什么可讥刺的呢？即使所批评的确实正确，本来就应当改过；假如批评不恰当，也应当包容忍耐，又有什么罪过呢？陛下不推究大势，深思长远的谋划，却只任意发泄私愤来满足心意。臣等即使受戮，死就死了；只是天下人一定会回头观望、改变想法，并由此窥见陛下的内心。从今以后，假如看见不合适的事情，最终没有人再敢说了。臣之所以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还敢于把话说尽，实在是因为替陛下深深惋惜这项大业。陛下如果自己都不珍惜它，臣还能依靠什么呢？从前齐桓公亲自宣扬先君的过错，以此倡导管仲，群臣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如今陛下却想为相隔十代的武帝避讳而掩盖事实，难道不是与齐桓公不同吗？臣担心有关官吏突然构陷臣等，怀着怨恨枉加罪责，使我们不能自行申辩，让后世议论者擅自把陛下同某些人相比；难道可以再让子孙替您追究并掩盖这件事吗？臣谨到宫阙前伏地等待重罚。”皇帝起初也没有怪罪孔僖等人。奏书上呈后，立即下诏不再追问，授孔僖为兰台令史。元和二年春，皇帝向东巡行，回来时经过鲁地，驾临阙里，用太牢祭祀孔子和七十二弟子，赐给孔氏男子二十岁以上者六十三人财物，命儒者讲解《论语》。孔僖趁机亲自陈述谢恩，皇帝说：“今天对孔氏的赏赐，难道不是给卿家宗族增添光荣吗？”孔僖回答说：“臣听说英明的君王和圣主，没有不尊敬老师、重视道术的。如今陛下亲自屈尊乘坐万乘之车，劳驾来到敝乡，这是尊崇礼敬先师、增益圣德的行为。至于光荣，不是臣所敢承受的。”皇帝大笑说：“不是圣人的子孙，哪里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于是授孔僖为侍中，赐褒成侯孔损以及孔氏男女钱帛，诏令孔僖随驾回京，在东观校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二人〕 冬季，孔僖被授为临晋令。崔骃用家传的占筮为他占卜，认为不吉，便劝阻孔僖说：“您为什么不辞去这个职务呢？”孔僖说：“学习不是为了别人，做官也不选择官职，吉凶难道是由自己还是由占卜决定的吗？”他在县任职三年，死于任上，遗命立即安葬。两个儿子孔长彦、孔季彦，当时都只有十多岁。蒲坂令许君然劝他把灵柩送回鲁地，孔僖回答说：“如今载着灵柩回去，就违背父亲的遗命；舍弃坟墓离开，我内心又不能忍受。”于是留葬在华阴。长彦喜欢章句之学，季彦守承家业，门徒有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下大冰雹，大的像斗那么大。安帝下诏让有道术的人尽量陈述灾变的原因，召见季彦到德阳殿，皇帝亲自询问缘故。季彦回答说：“这都是阴气压过阳气的征兆。如今贵臣专擅权力，母后党羽势力强盛，陛下应当修养圣德，警惕这两件事。”皇帝默然不语，左右近臣都厌恶他。有人举荐他为孝廉，他没有赴任。延光三年，四十七岁，死在家中。当初，平帝时，王莽掌握政权，于是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王莽败亡失国后，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又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孔志死后，儿子孔损继承爵位。永平四年，改封为褒亭侯。孔损死后，儿子孔曜继承；孔曜死后，儿子孔完继承。世代相传直到献帝初年，封国断绝。杨伦，字仲理，是陈留东昏人。年轻时做诸生，拜司徒丁鸿为师，学习古文《尚书》，担任郡文学掾，历经几个时期，志趣与时俗不合，认为自己不能应付世俗事务，于是辞去职务，不再接受州郡征召，在大泽中讲学授徒，弟子多达一千多人。元初年间，郡中以礼聘请，三府同时征召，公车署征用，他都以生病为辞不肯赴任。后来特地征召为博士，任清河王傅。这一年安帝去世，杨伦立即弃官奔赴丧礼，在宫阙下号哭，声音不绝。阎太后认为他擅自离职，因罪判刑。顺帝即位，下诏免除杨伦的刑罚，于是留在恭陵服丧。服丧期满后，征召授任侍中。当时邵陵令任嘉在任上贪污秽浊，因而调任武威太守。后来有人上奏任嘉贪污财物数千万，朝廷征召他交廷尉审问，因此牵连将相大臣一百多人。杨伦于是上书说：“臣听说《春秋》诛罚恶人要追究根本，根本被诛，恶行就会消除；抖动皮袍要抓住衣领，衣领端正，毛就会顺理。如今任嘉所犯罪行狼藉，却还没有受到诛罚，反而以污秽之身改任大郡太守；如果不查办并惩罚举荐他的人，就无法禁绝奸邪的萌芽。从前湖陆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人，罪行已经显露，全都伏法，但像豺狼一样的官吏至今仍未绝迹，难道不是因为举荐他们的主官没有被加罪吗？” 从前齐桓公称霸时，杀了五个奸臣，并且连同举荐他们的人一起惩处，以平息诽谤怨言。应当决断却不决断，这是黄石公所告诫的。圣王之所以听取平民男女的意见，就像尘土增加高山、雾气汇集江海一样，即使没有益处，也不会造成损害。”奏书上呈后，有关官吏认为杨伦的话尖锐直率，言辞不够恭顺，便交给尚书处理。尚书奏称杨伦探听机密，以此求得直言之名，因不敬获罪，判处鬼薪刑。诏书认为杨伦多次进献忠言，特意赦免他，免官归还乡里。阳嘉二年，征召授任太中大夫。将军梁商任命他为长史，因劝谏意见不合，出任恒山王傅；杨伦因病没有到任。诏书命司隶校尉催促发遣，杨伦于是留在河内朝歌，以疾病上书说：“我宁可在这里停留到死，也不向北走一寸。即使割断脖子也不会改变，身体被分裂九次也不遗憾。一个平民所坚持的志向，比三军还要强固，我确实敢于据此辞谢。”皇帝于是下诏说：“杨伦由幽微之处升到显贵之位，宠幸他担任藩王傅，却滞留王命，擅自在道路上停留，借口有病而任性行事，苟且放纵偏狭的志向，于是征召交付廷尉审理。”不久又有诏书赦免他的罪。杨伦前后三次被征召，都因为直言劝谏不合而作罢。回去以后，他闭门讲学，自此断绝人事往来。公车署再次征召，他退让躲避，不肯前往，死在家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尺〕

译兴，是北海人，学习大夏侯《尚书》；牟融是东海人，学习小夏侯《尚书》；桓荣是沛国人，学习欧阳《尚书》。桓荣世代学习、传授这一学派，在东京最为兴盛。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同郡人贾逵为它作训释，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从此古文《尚书》显扬于世。高诩，字季回，是平原般县人【“般”音卜满切】。他的曾祖父高嘉凭《鲁诗》教授元帝，官至上谷太守。父亲高容年轻时传授高嘉的学问，哀帝、平帝年间任光禄大夫。高诩因父亲的任官恩荫任侍中，世代传授《鲁诗》，以诚信品行和清廉操守闻名。王莽篡位后，父子二人都假称失明，逃避出仕，不在王莽时代做官。光武帝即位，大司空宋弘推荐高诩，征召为侍中，授任符离长。辞官后，又征召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授大司农，在朝廷以方正著称。建武十三年死于任上，赐钱并赐墓地田。包咸，字子良，是会稽曲阿人。年轻时做诸生，在长安受业，拜博士右师细君为师【右师是姓】,学习《鲁诗》和《论语》。王莽末年，他离开长安回到乡里，在东海境内被赤眉贼抓获，拘押了十多天。包咸早晚诵读经书，神态自若，盗贼感到奇异，便把他放了。于是他留在东海，建立精舍讲学。光武帝即位后，他才回到乡里。太守黄谠署任他为户曹史，想召包咸进府教授自己的儿子，包咸说：“礼制规定学生应当来求学，没有老师前往教人的道理。”黄谠于是派儿子拜他为师。包咸被举为孝廉，授侍中。建武年间，入宫教授皇太子《论语》，又为《论语》作章句，授任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升任大鸿胪。每次进见，皇帝都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入宫时免除趋行礼；赞礼官称报他的事迹时不直呼其名。经书传记有疑问，皇帝总是派小黄门到他的住处当面询问。显宗认为包咸有师傅之恩，而一向清贫，常特意赏赐珍玩，俸禄增加到超过九卿。包咸把所得全都分给贫困的诸生。病重时，皇帝亲自乘车前去探视。永平八年，七十二岁，死于任上。他的儿子包福被授为侍中，也因为《论语》入宫教授和帝。魏应，字君伯，是任城人。年轻时喜爱学习，建武初年到博士处受业，学习《鲁诗》，闭门诵读研习，不与同僚党友交往，京师人都称赞他。后来回乡任郡吏，被举为明经，授济阴王文学，因病免官，在山林水泽间教授学生，门徒常有数百人。永平初年，任博士，两次升迁为侍中。永平十三年，升任大鸿胪。永平十八年，授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授五官中郎将，奉诏入宫教授千乘王刘伉。魏应经学明达、品行修整，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登记在册的有几千人。肃宗非常器重他，多次召见他在面前辩论问答，特意授予赏赐。当时召集京师诸儒到白虎观讲论五经的异同，使魏应专门掌管诘难问答。侍中淳于恭上奏此事，皇帝亲临白虎观，依照石渠阁旧例以皇帝名义主持。第二年，出任上党太守，后征召授任骑都尉，死于任上。伏恭，字叔齐，是琅邪东武人，司徒伏湛的兄长之子。伏湛的弟弟伏黯，字雅文，因为精通《齐诗》而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官至光禄勋。他没有儿子，便以伏恭为嗣。伏恭性情孝顺，对继母侍奉得十分谨慎。年轻时传授伏黯的学问，因任子恩荫做郎官。建武四年，授剧县令，在任十三年，以施行惠政、公正廉洁闻名。青州举荐他为尤异，太常考试经学列第一，授博士，升任常山太守。他大力修治学校，不停地教授学生，因此北方各州多学习伏氏之学。永平二年，代替梁松任太仆。永平四年，皇帝在行礼之地建立辟雍，授伏恭为司空，儒者以此为荣。当初，伏黯所作章句繁多，伏恭于是删省多余的言辞，定为二十万字。他任职九年后因病请求退休，免官；诏令赐给他千石俸禄，使他终身享用。永平十五年，皇帝巡行琅邪，按照三公的礼仪接见他。建初二年冬，肃宗举行飨礼，以伏恭为三老，当时他九十岁。元和元年去世，赐葬于显节陵下。他的儿子伏寿，官至东郡太守。任末，字叔本，是蜀郡繁县人。年轻时学习《齐诗》，游学京师，教授学生十多年。友人董奉德在洛阳病亡，任末亲自推着鹿车载运他的灵柩，把他送到墓地，因此知名。后来任郡功曹，以生病为由辞职。之后在路上奔赴老师的丧事，死于途中。临终时，他告诫侄子任造说：“一定要把我的尸体送到老师的门前，使我死后有知觉时，魂灵不会惭愧；如果死后没有知觉，得到一块土地安葬也就够了。”任造遵从了他的话。景鸾，字汉伯，是广汉梓潼人。年轻时跟随老师学习，游历过七州之地，能够研治《齐诗》和施氏《易》，又兼受河洛图纬，撰写《易说》和《诗解》。文章句子兼取河洛图纬的内容，按类别编排，名为《交集》。又撰写《礼内外记》，名为《礼略》。又抄录《风角杂书》，列举其中的占验，作《兴道》一篇；还作《月令章句》。所有著述共五十多万字。他多次上书陈述救治灾变的方法，州郡征召他都不接受，终其一生而死。薛汉，字公子，是淮阳人。世代学习《韩诗》，父子都以章句学著名。薛汉年轻时继承父业，擅长解释灾异，教授图纬，学生常有数百人。建武初年，任博士，奉诏校订图谶。当时谈论《诗经》的人，都推重薛汉为最杰出者。永平年间，任千乘太守，政绩有奇异突出的表现。后来因楚王一案受到牵连，辞状彼此牵连，被下狱处死。他的弟子中，犍为人杜抚、会稽人澹台敬伯、钜鹿人韩伯高最为知名。杜抚，字叔和，是犍为武阳人。年轻时有很高的才华，向薛汉学习，审定《韩诗》的章句。后来回到乡里讲学，沉静好道，举止一定合乎礼法，弟子有一千多人。后来被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征召。刘苍到封国后，属官全都补任王府官属；不到一年，他们都自行弹劾而离去。当时杜抚任大夫，不忍离开，刘苍听说后，赐给他车马财物，遣送他离去。后来被太尉府征召，建初年间任公车令，几个月后死于任上。他所作的《诗》题释义，通晓经学的人相传称为“杜君”。注说：召驯，字伯春，是九江寿春人。曾祖父召信臣，元帝时任少府。父亲在建武年间任卷县令，性情洒脱，不拘小节。召驯年轻时学习《韩诗》，广泛通晓书籍传记，以志向和义理闻名，乡里称赞他“德行恂恂”。召伯春历任州郡官职，被征召到司徒府。建初元年，逐渐升任骑都尉，侍从讲学。肃宗授任他为左中郎将，入宫教授诸王。皇帝赞赏他的义理之学，恩宠十分荣耀。出任陈留太守，赐给他刀剑和钱物。元和二年，入朝任河南尹；章和二年，代替任隗任光禄勋，死于任上，赐墓地，陪葬园陵。他的孙子召休，官至青州刺史。

译杨仁，字文义，是巴郡阆中人。建武年间到老师那里学习《韩诗》，几年后回乡静居讲学。任郡功曹，被举为孝廉，授侍中；太常上奏说杨仁经学合格，任博士。杨仁自认为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不符合旧的选拔科目，便到府署推辞选任。显宗特地下诏补任北宫卫士令，召见他，询问当时政事。杨仁回答说，应当把宽厚平和、任用贤能作为首要事务，压制贬退骄横的外戚贵戚；又上奏十二件便宜之事，都是当时急需办理的事务。皇帝赞许他，赐给他缣帛和钱。皇帝去世时，各位马氏贵戚势力强盛，都争着想进入宫中；杨仁披甲持兵器，严格约束守门卫士，没有人敢进入。肃宗即位后，马氏诸人共同诬陷杨仁苛刻严峻。皇帝知道他的忠诚，反而更加善待他，授任什邡令。杨仁治理政事宽厚仁惠，劝勉考核属吏和弟子，全都让他们入学；其中有通晓经术的人，就把他们提拔到显要的官署，有的还推荐到朝廷。因此经学教育大为兴盛，开垦田地一千多顷。因兄长去世而辞官服丧，后来被司徒桓虞征召为府掾。有个叫宋章的人，贪婪奢侈、违法乱纪，杨仁始终不与他交谈，也不和他同席。当时人们都敬畏杨仁的操守。后来任阆中令，死于任上。赵煜，字长君，是会稽山阴人。年轻时常任县吏，有一次奉檄文迎接督邮，赵煜以从事差役为耻，于是丢下车马，到了犍为资中，拜杜抚为师，接受《韩诗》，彻底研究其中的学术，积累二十年不通音信、不回家，家里甚至为他发丧、穿丧服。杜抚去世后，他才回到本州。州里征召他补任从事，他不肯赴任。被举为有道，死在家中。赵煜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读《诗细》后叹息，认为它比《论衡》高明。蔡邕回到京师后，把这部书传给求学者，大家都诵读研习。当时山阳人张匡，字文通，也学习《韩诗》，撰写章句；后来被举为有道，博士征召他也不肯赴任，死在家中。卫宏，字敬仲，是东海人。年轻时与河南人郑兴都喜好古学。当初，九江人谢曼卿精通《毛诗》，于是为它作训释。卫宏跟随谢曼卿学习，因而撰写《毛诗序》，很好地掌握了《风》《雅》的旨趣，至今流传于世。后来又跟随大司空杜林学习古文《尚书》，为它作训释。当时济南人徐巡拜卫宏为师，后来又跟随杜林学习，也因儒学显名。由此古学大为兴盛。光武帝任命卫宏为议郎。卫宏撰写《汉旧仪》四篇，用来记载西京的杂事；又著有赋、颂、诔七篇，都流传于世。中兴以后，郑众、贾逵传授《毛诗》。后来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董钧，字文伯，是犍为资中人。学习庆氏《礼》，拜大鸿胪王临为师。元始年间被举为明经，升任廪犠令，因病辞官。建武年间被举为孝廉，征召到司徒府。董钧博通古今，多次谈论政事。永平年间任博士，当时开始制定五郊祭祀和宗庙礼乐、威仪、章服制度，总是命他参与议论，很多意见被采纳实行。当时人称他为博通的儒者，屡次升任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一百多人。后来因事获罪，降任骑都尉，七十多岁时死在家中。中兴以后，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作《周官传》传授，郑玄作《周官注》。郑玄原本学习小戴《礼》，后来用古文经书校勘它，选取其中义理较为优长的内容，因此形成郑氏学。郑玄又为小戴所传《礼记》四十篇作注，总合起来成为“三礼”。丁恭，字子然，是山阳东缗人。学习《公羊》和严氏《春秋》。丁恭学问义理精深明达，教授学生常有数百人。州郡征召他，他都不应召。建武初年，任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建武十一年，升任少府。远方来求学的诸生，登记在册的有数千人，当时称他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人，都曾向丁恭受业。建武二十年，授任侍中、祭酒、骑都尉。他与侍中刘昆一同在光武帝身边，皇帝遇到事情常向他们询问。死于任上。周泽，字稚都，是北海安丘人。年轻时学习公羊学和严氏《春秋》，隐居讲学，门徒常有数百人。建武末年，被大司马府征召，署任议曹祭酒；几个月后，征召考试，授为博士。中元元年，升任黾池令。他奉公克己，怜悯救助孤苦贫弱，官吏百姓都归附爱戴他。永平五年，升任右中郎将。永平十年，授太常。周泽果断敢言，多次据理力争。后来北地太守廖信因贪污秽浊下狱，财产被没收。显宗把廖信的赃物分赐给廉洁官吏，只有周泽、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三人特意受到赏赐。当时京师一片振奋，任职者都自我勉励。孙堪，字子稚，是河南缑氏人。通晓经学，有志向操守，清白正直，爱护士大夫，却从未从别人那里取过一丝一毫，凭借坚守节操、勇于任事而自立。王莽末年，兵乱一起，宗族老弱分散在营垒堡寨之间，孙堪常常奋力作战、冲陷敌阵，毫不退避，多次被刀刃砍伤，宗族依赖他得以保全，郡中人都佩服他的义勇。建武年间，在郡县任职，公正廉洁，俸禄不供给妻子儿女，全都用来供养宾客。等到任长吏，所到之处都有政绩，为吏民敬仰。他喜欢明确取舍，曾任县令时，谒见府署而行走缓慢，门亭长责备孙堪所乘的车吏，孙堪便解下印绶离去，不再到任。后来又出任左冯翊，因驾驭下属过于急迫，被司隶校尉举奏免官。几个月后，征召为侍御史，再升任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授光禄勋。孙堪清廉，果断处理政事，多次直言进谏，很多意见被采纳施行。永平十八年，因病请求退休，改任侍中、骑都尉，死于任上。孙堪的行为与周泽相似，所以京师称他们为“二稚”。永平十二年，以周泽代行司徒职务，后来正式任命。周泽性情简慢疏忽，威仪颇有失宰相的体统，几个月后又任太常。他清廉洁净，遵守礼法，恭敬尽心地奉祀宗庙。曾经卧病在斋宫，他的妻子怜惜周泽年老多病，窥视探问他的病苦。周泽大怒，认为妻子触犯斋戒禁令，于是把她收捕送进诏狱谢罪。当时人们怀疑他故意矫激，时人因此编成话说：“一生处世不相合，偏偏做了太常妻。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戒，只有一日不斋醉如泥。”永平十八年，授侍中、骑都尉。后来多次任三老、五更，建初年间退休，死在家中。钟兴，字次文，是汝南汝阳人。年轻时跟随少府丁恭学习严氏《春秋》。丁恭推荐钟兴，说他学问和品行都很高明。光武帝召见他，询问经义，钟兴应答十分明晰。皇帝赞许他，授郎中，逐渐升任左中郎将。皇帝下诏命他审定《春秋》章句，删去重复繁琐之处，用来教授皇太子；又让宗室诸侯跟随钟兴学习章句。皇帝封他为关内侯，钟兴自认为没有功劳，不敢接受爵位。皇帝说：“您生来教导太子和诸王侯，难道不是大功吗？”钟兴回答说：“这是我的老师丁恭的功劳。”于是皇帝又封丁恭，钟兴最终坚决推辞不接受爵位，死于任上。

译甄宇，字长文，是北海安丘人。清静寡欲，学习严氏《春秋》，教授学生常有数百人。建武年间，任州从事，征召授博士，逐渐升任太子少傅，死于任上。他把学业传给儿子甄普，甄普又传给儿子甄承。甄承尤其专心学习，从未过问家中事务，讲学授徒常有数百人。儒者认为甄承三代传承家学，没有不归附佩服他的。建初年间，被举为孝廉，死于梁国相任上，子孙传授学业不绝。楼望，字次子，是陈留雍丘人。年轻时学习严氏《春秋》，操守清白，在乡里颇有声誉。建武年间，赵节王刘栩听说他的盛名，派使者携带玉帛，请他做老师，楼望没有接受。后来任郡功曹。永平初年，任侍中、越骑校尉，入宫在省内讲学。永平十六年，升任大司农。永平十八年，代替周泽任太常。建初五年，因事获罪，降为太中大夫。后来任左中郎将，教授不知疲倦，世人称为儒学宗师。登记在册的诸生有九千多人。八十岁时，永元十二年死于任上，前来会葬的门生有数千人，儒者以此为荣。程曾，字秀升，是豫章南昌人。在长安受业，学习严氏《春秋》，积累十多年后回到家乡讲学，会稽人顾奉等数百人常在他门下。他著书一百多篇，都是通释五经疑难的著作；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被举为孝廉，升任海西令，死于任上。张元，字君夏，是河内河阳人。年轻时学习颜氏《春秋》，兼通几家学说。建武初年，被举为明经，补任弘农文学，升任陈仓县丞。他清静无欲，专心研究经书。每当他讲论问答时，甚至整天不吃饭。遇到有人提出疑难，他总是列举张氏、其他几家的说法，让对方选择自己认为安妥的观点。诸儒都佩服他博通，登记在册的门徒有一千多人。他起初任县丞，曾因职务上的事情到府署应对，不知道官署中应当在哪个位置侍立，府门下的属吏便责备他。当时左扶风琅邪人徐业也是大儒，听说张元的诸生身份，便试着召见他。与他交谈后大为惊异，说：“今天遇到您，真使我解除了蒙昧。”于是请张元登堂，诘问答难直到一天结束。张元辞去官职后，被举为孝廉，授郎官。颜氏《春秋》博士职位空缺，张元考试列第一，授为博士。过了几个月，诸生上言说张元兼讲严氏、宣氏之学，不宜专任颜氏博士。光武帝准备让他回原职，尚未调动，张元便去世了。李育，字元春，是扶风漆县人。年轻时学习《公羊春秋》，深思专精，广泛阅读书籍传记，在太学中知名，深受同郡人班固器重。班固上奏并写信把李育推荐给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因此京师的贵戚争相前往与他交往。州郡征召他，李育一到便以病辞去，常常避居讲学，门徒数百人，广泛涉猎古学。他曾读《左氏传》，虽然喜欢它的文采，却认为它没有得到圣人的深意。他认为前代陈元、范升等人相互诋毁驳斥，多引用图谶，不能依据义理和体例，于是撰写《难左氏义》四十一条。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荐李育为方正，任议郎，后来授博士。建初四年，诏令他与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李育用《公羊》的义理诘难贾逵，往来辩论都有理有据，被称为博通的儒者。两次升迁任尚书令。马氏被废后，李育因是马廖所举荐而获罪，免官归乡。一年多后，又被征召，两次升迁为侍中，死于任上。何休，字邵公，是任城樊县人。父亲何豹，任少府。何休为人质朴，口才迟钝，却很有心思，精心研究六经，世上的儒者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因为是列卿的儿子，诏令授郎中，但这不是他的志趣，便托病辞去。他不任州郡官职，进退都遵守礼法。太傅陈蕃征召他，让他参与政事。陈蕃失败后，何休因受牵连被废黜禁锢，于是撰写《春秋公羊解诂》，深思专研，十七年不窥视门户。又为《孝经》《论语》《风角》《七分》作注训，都是贯通经纬、典谟的见解，不与拘守文字训诂的人作相同解释。又用《春秋》驳议汉代史事六十多条，精妙地获得《公羊传》的本意。何休擅长历法和算术，与他的老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的观点，用来诘难《左传》《谷梁传》二传，撰写《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党禁解》。后来又被司徒等公卿征召，表奏说何休道术深明，应当侍奉帷幄。幸臣不喜欢他，于是只授为议郎。他多次陈述忠言，再升任谏议大夫。光和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服虔，字子慎，起初名重，又名祗，后来改名为虔，是河南荥阳人。年轻时因清贫自守而立志，进入太学受业，有高雅的才华，擅长撰写文章和议论，作《春秋左氏传解》，流传至今。又根据《左传》驳斥何休所驳议的汉代史事六十条。被举为孝廉，逐渐升迁。中平末年，授九江太守，后被免官，遭逢乱世，作为行旅客居外地，因病去世。他所著的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等，共十多篇。颖容，字子严，是陈国长平人。博学多通，擅长《春秋》左氏学，拜太尉杨赐为师。郡中举为孝廉，州里征召，公车署征用，他都不肯赴任。初平年间，为躲避战乱来到荆州，聚集学生一千多人。刘表任命他为武陵太守，他不肯出仕。撰写《春秋左氏条例》五万多字。建安年间去世。谢该，字文仪，是南阳章陵人。精通《春秋》左氏学，是当世著名儒者，门徒有数百上千人。建安年间，河东人乐详分列《左氏传》中难以疏通的几十件事，拿来询问谢该，谢该都为他通释解答，书名为《谢氏释》，流行于世。谢该任公车司马令，因为父母年老，托病辞官，想回乡；但荆州道路阻隔，不能离去。少府孔融上书推荐他，朝廷立即征召他回京，授议郎，终其天年。建武年间，郑兴、陈元传授《春秋》左氏学。当时尚书韩歆上疏，想为左氏学设立博士，范升与韩歆争论，事情没有决定。陈元上书为左氏学申辩，于是任用魏郡人李封为左氏博士。后来许多固执的儒者多次在朝廷争论，等到李封去世，光武帝不愿再次违背众议，因而不再补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臣谨按：左氏学兴起于六国时期，公羊学、谷梁学兴起于汉代。有了左氏学，后来才有公羊学和谷梁学。公羊、谷梁二家依据左氏所记的史事，却专门作浮泛的说法。假如没有左氏学，公羊、谷梁二家也就无法产生。左氏虽然辞藻华丽而实际内容较少，但文章有经纬条理，又广泛通晓古今，可以说是大儒。公羊、谷梁一派的人，在章句言语之下穿凿义理，这是青衿学生所做的事。然而他们的言辞鄙俗、意旨迂曲，多是齐地东方的俗谈，而公羊学尤其严重。为什么汉代儒者众口一词地讥讽排斥左氏学，不让它设立博士，却又把公羊学置于谷梁学之上？这种颠倒本末是多么严重啊！

译许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人。性情淳厚笃实，年轻时就博学多闻。马融常常推重敬佩他的经籍学问。当时人称赞他说：“五经之中无双的，是许叔重。”任郡功曹，被举为孝廉，两次升迁后授洨县长，死在家中。当初，许慎认为五经的传说解释彼此褒贬不同，于是撰写《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都流传于世。蔡元，字叔陵，是汝南南顿人。学问通晓五经，门徒常有一千人，登记在册的有一万六千人。征召和征辟都不肯赴任，顺帝特意征召授为议郎，讲论五经的异同，很合皇帝的心意。升任侍中，出任弘农太守，死于任上。魏 据《魏略》记载，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学宗师。现在因为邯郸淳的事迹已经记在《王粲传》中，苏林的事迹记在《刘劭传》中，所以只叙述其余五人。董遇，字季直，是弘农人。天性木讷，却喜爱学习。兴平年间，关中扰乱，他和哥哥董季中依附将军段煨。董遇采集柜木，背负货物贩卖，却常常带着经书，遇到空闲就学习诵读。他的哥哥嘲笑他，但董遇没有改变。建安初年，王纲稍稍建立，郡中举他为孝廉，逐渐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汉帝把政事托付给太祖，董遇早晚侍从讲学，受到天子的爱护信任。建安二十二年，许都的百官假传诏令，董遇虽然没有参与谋划，仍被收捕押送到邺城，转为闲散官员，常跟随太祖西征。经过弘农时，太祖怀疑应当拜谒弘农王，回头询问左右近臣，左右无人回答。董遇进言说：“《春秋》的义理是，国君即位未满一年便去世，不能算正式成为国君。弘农王即位时间很短，又被暴臣控制，降居藩国，不应当拜谒。”太祖于是没有拜谒。黄初年间，出任郡守。明帝时，入朝任侍中、大司农，几年后因病去世。当初，董遇擅长研究《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擅长《左氏传》，另作朱笔、墨笔标记以区别异同。有人跟随他学习，董遇不肯直接教导，只说：“一定要先读一百遍。”意思是书读一百遍，义理自然会显现。求学者说：“只是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应当利用三种空闲时间。”有人问“三余”是什么意思，董遇回答说：“冬天是一年中的空闲，夜晚是一天中的空闲，阴雨天是四时中的空闲。”因此，诸生很少有人跟随董遇学习，也没有人传授他用朱笔、墨笔区别异同的方法。董遇的儿子董绥也有才学，官至秘书监。贾洪，字叔业，是京兆新丰人。他喜好学习而且有才华，尤其精通《春秋左传》。建安初年，他在郡中任职，被举荐为计掾，应州府征召。当时州中从参军事以下有一百多人，只有贾洪和冯翊人严苞交往密切，才学最为出众。贾洪历任三县县令，所到之处总是兴办学校，亲自教授学生。后来马超反叛，马超劫持贾洪，准备带他到华阴，让他撰写露布。贾洪不得已，只好为他写成。司隶钟繇当时在东方，认出其中的文章，说：“这是贾洪写的。”马超被击破逃走后，太祖召贾洪署理军谋掾，但仍因为他先前替马超写过露布文，所以没有立即叙用。晚年才出任阴泉长。延康年间，转任白马王相。贾洪善于谈论戏谑，白马王曹彪也很喜欢文学，常常以贾洪为师。贾洪的声望超过三卿，几年后因病去世。死时五十多岁，当时人都为他感到遗憾。他做官没有达到二千石的职位，而严苞也历任两个县的县令。黄初年间，严苞凭借高才入朝任秘书丞，多次上奏文章辞赋。文帝认为他非同寻常，出任西平太守，死在任上。薛夏，字宣声，是天水人。他博学而有才华。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个大姓，常常在郡中相互推重。薛夏出身单寒之家，却不向他们屈服。四姓想要共同对付他，薛夏于是出游避祸，向东到了京都。太祖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对他十分礼遇。后来四姓又派人把薛夏牵连进去，移文颍川郡将他逮捕关押。当时太祖已经在冀州，听说薛夏被本郡拘押，拍掌说：“薛夏没有罪，汉阳那些人只是想杀他罢了。”于是告诉颍川郡，让他们查明释放薛夏，召他署理军谋掾。文帝又赞赏他的才华，黄初年间任命他为秘书丞。文帝每次与薛夏推究讨论经书传记，没有不谈上一整天的。文帝每次召呼他都不直称其名，而称他为薛君。薛夏家中十分贫穷，文帝又看到他的衣服单薄，便解下自己所穿的衣服赐给他。后来征东将军曹休入朝，当时文帝正和薛夏有所咨询讨论，外面禀报曹休到了，文帝让曹休进来坐定，指着薛夏对曹休说：“这位是秘书丞、天水人薛宣声，应当和他共同谈论。”他受到的礼遇就是这样。不久文帝想任用他，恰逢文帝去世。到太和年间，薛夏曾因公事向兰台移文。兰台认为自己是台，而秘书只是署，虽然同属台阁，却认为薛夏的做法不合礼仪，推举有关官吏，认为应当有人获罪。薛夏答复说：“兰台是外台，秘书是内阁，台与阁本来就是一体，为什么不能彼此移文呢？”兰台理屈，无法驳倒他。从此以后，兰台和秘书彼此移文便成为常规。后来几年，薛夏因病去世，临终命令他的儿子不要把他归葬天水。隗禧，字子牙，是京兆人。世代出身寒微，年少时喜好学习。初平年间，三辅地区发生动乱，隗禧向南寄居荆州。他不顾战乱骚扰，挑担背负经书，每当采拾柴薪之余，便诵读学习。太祖平定荆州后，召他署理军谋掾。黄初年间，他任谯王曹▯的王傅，曹▯听说他是儒者，常常虚心向他学习。隗禧也恭敬地教授谯王，因此得到很多赏赐。后来因病回乡，被授为郎中。八十多岁时，他年老居家，前来向他求学的人很多。隗禧既精通经书，又擅长星官之学，常常仰观天文，叹息着对鱼豢说：“天下的战争还没有停止，怎么办呢？”鱼豢又常向他请教《左氏传》，隗禧回答说：“想要了解幽深隐微的道理，没有比《易》更好的；要了解人伦的纲纪，没有比《礼》更好的；要广泛认识山川草木的名称，没有比《诗》更好的。《左氏》不过是记载相互砍杀的书罢了，不值得专心研究。”鱼豢于是向他请教《诗》，隗禧讲说齐、韩、鲁、毛四家的义理，不再拘泥于经文，讲得仿佛讽诵一样。他又撰写各经解说几十万字，还没来得及誊写完毕便患了耳聋。几年后因病去世。乐详，字文载，是河东人。年少时喜爱学习。建安初年，乐详听说公车司马令、南郡人谢该擅长《左氏传》，于是从南阳步行到谢该那里，询问疑难和重要问题。

译现在流传的《左氏》之《乐氏问七十二事》，就是乐详所撰写的。他问完之后，便回到故乡。当时杜畿担任太守，也十分好学，署任乐详为文学祭酒，让他教授后进。于是河东的学业大为兴盛。到黄初年间，朝廷征召他，授为博士。当时太学刚刚建立，有十多名博士，他们所学大多狭窄，又不熟练，几乎不亲自教授学生，只是充数而已。只有乐详兼通五业；有时遇到难以教导、质问而不能理解的学生，乐详也没有恼怒的神色，而是用杖在地上画图，牵引譬喻，引用同类事例，直到忘记睡觉吃饭。因此他独自在远近享有盛名。乐详的学问既精深周详，又擅长推步历算，另受诏令与太史共同考定律历。太和年间，转任骑都尉。因为才能不如学问，所以历经三代，最终没有出任太守、县令。正始年间，他年老罢官归家，门徒有几千人。《通志》卷一百七十二。《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一百七十三。宋朝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儒林传第二。晋。范平、文立、陈邵、虞喜、刘兆、汜毓、徐苗、崔游、范隆、杜夷、董景道、续咸、徐邈、孔衍、范宣、韦謏、范弘之、王欢。梁。伏曼容【儿子伏暅，伏暅的儿子伏挺，伏挺的儿子伏知命】、何佟之【刘澄】、严植之、司马筠、卞华、崔灵恩【虞僧诞】、孔佥、卢广、沈峻【舅父太史叔明】、孔子袪、皇侃。陈。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缓、张讥、顾越【龚孟舒】、沈不害、王元规【陆庆】。晋。范平，字子安，是吴郡钱唐人。他的祖先是铚侯范馥，为躲避王莽之乱，迁往吴地，于是在那里安家。范平研读浏览古代典籍，广泛通晓诸子百家。姚信、贺邵等人都跟随他学习。吴国时被举荐为茂材，屡次升迁至临海太守，政绩有非凡才能。孙皓初年，以病为由辞官回家，专心喜爱儒学。吴国平定后，太康年间，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肯出仕。六十九岁去世，朝廷下诏追加谥号为文贞先生。贺循刻碑记载他的德行。三个儿子范奭、范咸、范泉，都凭儒学做到高官。范泉的儿子范蔚，封关内侯，世代好学，家中藏书七千多卷，远近来读书的人常有一百多人。范蔚供给他们衣食，范蔚的儿子范文才，也很早就知名。文立，字广休，是巴郡临江人。蜀汉时游学太学，专攻《毛诗》《三礼》，以谯周为老师。门人把文立比作颜回，把陈寿、李防比作子游，把夏侯罗宪比作子贡。文立官至尚书。蜀汉灭亡后，被举荐为秀才，授郎中。泰始初年，授济阴太守，入朝任太子中庶子。他上表请求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人的子孙迁徙到中畿，并应当加以叙用：一方面以此安慰巴蜀人的心，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吴人的希望。这些事情都得到施行。皇帝下诏任命文立为散骑常侍。蜀汉旧尚书、犍为人程琼，素来有德行和事业，与文立交情深厚。武帝听说他的名声，便询问文立。文立回答说：“臣非常了解这个人，只是他年近八十，性情谦让退避，已经没有当年的声望，所以没有把他上报给陛下。”程琼听到后说：“广休可以说是不结党，因此我才敬重这个人。”当时西域进献马匹，皇帝问文立：“马怎么样？”文立回答：“请问太仆。”皇帝认为回答得好。后来升任卫尉。咸宁末年去世。他所著的章奏、诗赋几十篇，流传于世。陈邵，字节良，是东海襄贲人。郡中察举他为孝廉，他没有接受。朝廷因儒学征召他，任为陈留内史，屡次升迁为燕王师。他撰写《周礼评》，条理非常清楚，流传于世。泰始年间，诏令授任给事中，死在任上。虞喜，字仲宁，是会稽余姚人，是光禄勋虞潭的族人。他的父亲虞察，任吴国征虏将军。虞喜年少时便树立操守，博学而喜好古学。诸葛恢任会稽郡长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