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略第一

译每年都立即考试，能够通晓一艺以上的，补入文学掌故的空缺。成绩高等、可以任郎中的，太常登记后上奏；其中如果有秀才、才华特别优异的，就立即把姓名上报。那些不从事学习的，以及才干低下或不能通晓一艺的，就立即罢退，并请求惩罚不合格者。当时对外要应付四夷，对内又缺乏财用，于是仍然招募人缴纳羊、谷、奴婢，以取得官职、增加秩禄、免除徭役、赦免罪过；大的可至封侯、卿大夫，小的则为郎吏，因此官吏成分混杂而情况多端，官职又损耗废弛。孝昭帝始元初年，派遣前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巡行郡国，举荐贤良。到孝宣帝时，谏议大夫王吉上言说：现在允许官吏任用子弟，往往多数骄傲暴躁，不通晓古今；至于积累功劳、治理百姓，对百姓没有益处，这正是《伐檀》之诗所讽刺的。应当明察选拔贤才，废除任用子弟的法令。黄龙初年，制定凡秩禄六百石的官员，不得举荐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下诏丞相、御史举荐质朴敦厚、谦逊柔顺而有品行的人，光禄每年依此科目考定郎官和从官的等级。后来又下诏列侯举荐茂才，谏大夫张勃举荐太官献丞陈汤；陈汤获罪，张勃因连坐被削去二百户封邑，后来死去，所以赐谥号为缪侯。当时用来劝勉激励官员就是如此，因此官职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职位也必定长久安定；做吏的使子孙相承，居官者甚至把官职作为姓号。三代以后，选用人才的盛况以此为最。建昭年间，因西羌反叛和日食，京房上奏请求让百官各自考核功绩，以便平息灾异，于是下诏让京房制定考核官吏的法令。成帝建始四年，开始设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管公卿；又设置二千石曹尚书一人，掌管郡国二千石官员，这大概就是选曹制度的起源。汉代各帝凡遇日食、地震、山崩、河流枯竭以及天地重大变化，都下诏天下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通常以此为常规。又有重要任使命令时，都标明所需人才的名目，令各地按名目举荐【王莽时，太常学官的子弟每年考试，甲科四十人任郎中，乙科二十人任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任文学掌故】。后汉光武帝十二年，下诏三公各举荐茂才一人、廉吏一人；左右将军每年各察举廉吏二人；光禄每年举荐茂才四行各一人，察举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每年各察举廉吏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每年各察举廉吏二人；监御史、司隶、州牧每年各举荐茂才一人。改前汉的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当时，在郡国选举人才，归属功曹；在公府，归属东西曹；在天台，归属吏曹尚书，也称选部；而由尚书令总管。凡被荐举任用的人，还要按照任职年限的先后排列次序。凡郡国的守、相，任职未满一年，不得察举孝廉、廉吏，因为任职时间尚短，不能全面了解其人。所征召荐举的人，大多直接授官，不再简选考试，于是士人有时矫饰行为，诽谤议论逐渐产生。章帝建初元年下诏说：“乡里推举人才，必须逐步考察其功劳。如今刺史、郡守、国相不能辨明真伪，每年推举的茂才、孝廉多达百人，其中既没有显著才能，却要授予政事，实在毫无道理。”我每每考察前代举人贡士，有的人出身田野，并不取决于门第；向朝廷陈述时，文章可以采录；通过明确的考试考察功绩，治理地方又有非凡成效，文采与品德都很好，朕非常赞许他们。于是开始重新采用前汉丞相府的旧例，按四科征召士人【武帝因董仲舒的建议建立这一制度，旧例是在丞相府实行，现在重新采用。第一科补任西曹、南阁祭酒；第二科补任议曹；第三科补任四辞公奏；第四科补任赋决】。凡被举荐的士人，先让他们任职试用，之后才能列入选用范围。若其品行特别优异，不适合先试任职的，应另行疏列其情况。举荐了不合适的人，或者应当举荐却没有举荐，都要治罪。旧制度规定，大郡人口五六十万，举荐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并且有蛮夷人口，也举荐二人。和帝认为人数不均，于是下令交给公卿讨论。司徒丁鸿、司空刘方上奏说：“按照人口数额制定的科条，应当分为等级；蛮夷人口错杂其中，不应计入人数。从今以后，郡国每二十万人口每年举荐孝廉一人，四十万人二人，六十万人三人，八十万人四人，百万人五人，一百二十万人六人；不满二十万人的，两年举荐一人；不满十万人的，三年举荐一人。”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又规定，边郡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举荐孝廉一人；不满十万的，两年举荐一人；五万以下的，三年举荐一人【推算核对当时的户口，每年贡举的人不过二百多人】。安帝永初二年，下诏规定，王国官属中佩墨绶以下直到郎、谒者，以及经过任用考验的博士，只要在乡里有廉洁清正、孝顺恭谨的声誉，才干足以治理百姓，国相每年把姓名随计簿上报，逐级呈送尚书和公府，经过通调后可以补任外官。顺帝又增加甲、乙科名额各十人，任命郡国的年高有德的儒者，全部补为郎、舍人。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制度，规定被举者须年满四十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 儒生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章奏。如果有颜回、子奇一类的人才，不受年龄限制。左雄又说：“郡国举荐的孝廉，就是古代的贡士；出仕后要治理百姓，宣扬协调风俗教化。如果只是面对墙壁、毫无实际才学，就没有什么可以施用的。孔子说：‘四十岁才不迷惑。’《礼记》称四十岁为强仕之年。请从今以后规定，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不得察举；都先到公府。诸生考试本家经学，文吏考核笺奏，并在端门复试，以考察其虚实，观察特殊才能，用来改善风俗。有人不遵守科令的，应依正当罪法治罪。如果有茂才、品行特别优异的人，自然不受年龄限制。”于是把这项命令颁行到郡国。第二年，广陵孝廉徐淑年龄未到举荐标准，尚书台郎怀疑此事，便诘问他。他回答说：“诏书中有‘像颜回、子奇这样的人不受年龄限制’的话，所以本郡以我充任选举名额。”台郎无法驳倒他，左雄又诘问徐淑。过去颜回能听到一件事就推知十件，孝廉听到一件事也应能推知多件，徐淑无法回答，于是被遣返回郡。济阴太守胡广等十多人都因错误举荐而获罪，被免官贬黜；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授任郎中。从此牧守畏惧谨慎，没有人敢轻率举荐。左雄任尚书，直到永嘉年间的十多年里，察举选拔清明公平，因此大多选得了合适的人。

译左雄又上奏征召天下名儒为博士，让公卿的子弟入学为诸生；对有志向操守的人增加俸禄。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仅十二岁，就都能通晓经书，左雄一并上奏，授为童子郎。从此背着书来求学的人云集京师。侍中张衡上疏说：“从最初察举孝廉到现在已有二百年，首先必须具备孝行；在孝行之外还有余力，才学习撰写文书法令罢了。如今诏书一概以能背诵章句、撰写奏案为标准，即使有至孝之行，也不能符合科目要求，这就是所谓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自从改为考试以来，屡次出现妖星、地震、山裂等灾异，这是上天不安于这种法令的表示。后来黄琼任尚书令，认为左雄先前所奏的孝廉选拔制度专门采用儒学和文吏标准，在取士原则上仍有违背，于是上奏增加孝悌之士和能够从政的人，合为四科【范晔说：汉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州郡察举孝廉、秀才，这就是古代诸侯贡士的方法。中兴以后，又增加敦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等名目。仕进之路既然扩大，从此窃取名声、虚饰服行的风气逐渐流行，争相求进；向权贵之家请托求官的事情也纷纷出现。自左雄主持政事，限制年龄、考试才能，虽然颇有不周密之处，但确实也是因应时势。】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这些人拘泥于旧的办法，彼此诋毁驳斥；拘守名声的人只看到短处，核验实际的人则突出功效。左雄任尚书时，天下不敢错误举荐，十多年间被称为选得了人才，这难道也是重视实际成效的证明吗？旧典规定，选举任用交给三府；三府有权参与选拔属官，咨询其品行状况，衡量其才能，接受考试后任用，并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如果名声和表现都没有可考察之处，才交给尚书。举荐、刺史等请交廷尉复核虚实，以便施行诛罚】桓帝建和初年，下诏规定，各学生年满十六岁以上的，按郡国分别考试，依次上报名次：成绩最高的十五人列为上第，第十六人为中郎；中第十七人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为王家郎。到永寿二年甲午，又下诏恢复考试诸生，补授郎和舍人。后来又规定，学生学习满两年，考试能通晓两经的，补为文学掌故；不能通晓两经的，须以后再次考试，并与同辈一同应试；考试通晓两经的，也可以任文学掌故。已经任文学掌故的，任满两年后考试，能通晓三经的，选取其中成绩高者为太子舍人；未列入高等的，以后再与同辈考试，若再次取得高名，也可以任太子舍人。已经任太子舍人的，任满两年后考试，能通晓四经的，选取其中成绩高者为郎中；未列入高等的，以后再与同辈考试，若再次取得高名，也可以任郎中。已经任郎中满两年后考试，能通晓五经的，选取其中成绩高者补任官吏，按照才干任用；未列入高等的，以后再与同辈考试，若再次取得高名，也可以补任官吏。后来纲纪败坏，凡是选用的人没有不是亲属故旧的。当时舆论认为州郡彼此阿附，人情互相结党，于是制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任职的规定，后来又有三互法【三互，是指婚姻之家以及两州之人不得交互担任官吏。当时史弼升任山阳太守，他的妻子是钜野薛氏的女儿，因三互法自陈，于是改授平原相，就是这种情况】禁令越来越严密，选用人才更加困难。幽州、冀州长期缺官，而公府又受三互法限制，过了很长时间仍不能补授。议郎蔡邕上奏说：“我看到幽州、冀州是旧有的疆土，也是铠甲、战马的产地，近年以来又遭兵乱和饥荒，逐渐空虚耗损。官职空缺已经很久，吏民都在等待；可是三府的选举过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决定，只是为了避开三互法。十一州都有禁令，实际只能从两州取人。况且两州的人有时又受到任职年限的限制，狐疑迟疑，拖延耽搁，以致错失事务。臣以为，三互法的禁令即使禁得不严，也只要再申明威严，明确法令，在任职的人难道不会戒惧吗？何必徒然设置三互法，自生阻隔呢？从前韩安国出身徒役之中，朱买臣出身幽微卑贱，都因为才干适宜而回到本邦任职，难道还要顾虑三互法，再受后来末世的制度限制吗？臣希望革除这些近来的禁令。各州刺史中有才器、可以授官的人，不要拘泥于任职日期和三互法的限制，酌情采取适当办法。”灵帝没有采纳。当时各博士参加甲、乙科考试，争论名次高低，互相告发诉讼，还颇有行贿受赂的现象；他们改动兰台漆书的经文，以迎合自己的私意。于是皇帝下诏让各位儒生校勘订正五经，并刻在石碑上刊定文字，让蔡邕等人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立在太学门外，称为石经。由此争论才平息。凡是学士，不得有金疮和痼疾；督邮把情况写在版籍上，由举主为其作保【督邮版籍上的记录说：此生侍奉父母爱敬有礼，父母丧亡能按礼制办理；通晓《易》《尚书》《孝经》《论语》，兼通各类典籍，能探究精微、阐明深奥；曾拜某官为师，现有门徒五十人以上；隐居守道，不求闻达；自身没有金疮和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之人交往；接受王侯赏赐；行为符合四科；经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举】魏文帝为魏王时，魏、蜀、吴三方鼎立，士人流离迁徙，士农工商混杂，无法详细核查。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认为朝廷选用人才不能尽其才，于是建立九品官人法。州郡都设置中正官，以确定选拔等级。选择州郡中贤能而有鉴识的人担任中正，区别人物，评定高下。又规定，郡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察举一人；其中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不受户口数限制。武官的选拔，则交给防军主负责。黄初三年，开始废除汉代限制年龄的制度，命令郡国贡举人才不拘老少。儒生通晓经术，文吏通达文书法令的，都可以考试任用。自明帝太和以后，世俗风气浮华靡丽，彼此互相标榜，夏侯、诸葛、何、邓一类人物有“四聪八达”的称号。皇帝深为嫉恨，于是厌恶有声望的士大夫，有的加以禁锢、废黜，以此惩罚他们。吏部尚书卢毓上奏说：“古代通过陈述言论来考察，通过实际功绩来验证。如今考核功绩的法令废弛，却凭借诋毁和声誉相互进退，所以真伪混杂。”皇帝于是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用来考核百官。齐王嘉平初年，曹爽被诛杀后，司马懿掌握政权，于是详细探求治理国家的根本。中护军夏侯玄说：“任用官才，是国家的权柄。因此铨选权专属于台阁，是上面的职分；孝行要在闾巷考察，优劣由乡人评定，是下面的次序。何必让中正官在下层干预铨选的机要，而掌握机要权柄的人在上层又有所依托？这样上下相互侵夺，才会产生纷乱错杂。”

译况且各类职官的属员，都有各自的长官；只要让各级长官把属员能否胜任的情况上报台阁，如果不称职，责任由外官承担，那么内外相互参验，得失都有所依据，也许可以使风俗安定，并审察官员的才干。”司马懿因此推辞，表示不能改变，请等待其他贤能之人【按：九品制度最初起于后汉建安年间。当时天下兵乱，士族官僚多离开本土，想要考察其家世源流，却担心难以详尽核实。魏代取代汉后，州、郡、县都设置大小中正，分别从本地人中选任，担任各府公卿以及台省郎吏；有德行、才干出众的人才任职中正，区别所管辖的人物，评定为九等。如果有人言行修养显著，就提升等级，例如由五品升为四品，由六品升为五品；如果道义有亏，就降低等级，例如由五品降为六品，由六品降为七品。因此吏部不能审定、核查天下士人和庶民的才能，只好把评定等级的权力交给中正，依据其评定授官，以免违误。等到制度发生弊端后，中正只知道家世门第，不再辨别贤愚。所以刘毅说：‘下品没有高门子弟，上品没有寒门士人。’南朝直到梁、陈，北朝直到周、隋，选举制度虽彼此有所损益，但九品制和中正制直到隋开皇年间才废止】晋朝依照魏朝九品制度，内官中有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中州设大中正，郡国设小中正，都掌管选举。如果吏部要选用官员，必定向中正询问此人的居里以及父祖的官名。武帝太始初年，又讨论考核官员的制度。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认为政教衰败、风俗不淳，各自陈述其原因。傅玄的建议认为，散官太多而学校尚未设置，游手好闲的人多而亲自务农的人少，工器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臣认为应当赶快确定相应制度。皇甫陶的建议想让被赐授散官的人都接受考核，并亲自耕作。如今文武官员已经很多，而被赐授官职却不任职的人又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耕种，占去了应当务农者的一半；面南接受俸禄的人是从前的三倍。若让冗散官员从事农业并收取租税，家家都能得到实际利益，天下粮食也可以不缺。虞书说：‘三年考核功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这就是说要到九年以后才有升迁和叙用。因此任官时间长久，就会想着树立功业、谨慎地完成任期；任职不久，就会争相采取应付一时的政务。六年的期限短促，不能周详地实行黜陟。武帝很赞同他们的建议，但最终未能在当时施行。虽然风俗教化衰败而又没有成文制度，但当时还有清议，尚且能够劝勉风俗。陈寿居丧期间，让女奴为他制丸药，长年沉废；郄诜笃行孝道，却因假葬违背常礼，品秩降低一级。当时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和劝勉。后来中正任职日久，凭个人爱憎行事，九品法也逐渐败坏，于是按照任官资历来确定品级，天下人只把身居高位看作尊贵。尚书仆射刘毅认为，九品制起初是魏初丧乱时期军中权宜之制，并非可以长久实行的典章。正值实行土断，于是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上疏陈述八种损害，认为名义上是中正，实际上成了奸邪之府；名义上是九品，实际上有八种损害。臣认为应当废除中正，取消九品，抛弃魏朝的弊法，建立一代的良制。司空卫瓘又上表请求废除九品，恢复古代乡议里选。刘颂任吏部尚书后，又建立九班制度，命令百官在任职期间少行迁调。当时贾充、郭彰专擅朝政，做官的人都追求迅速升迁，所以这些制度都没有实行。到东晋元帝时，规定扬州每年举荐二人，各州一人；因为天下丧乱，务求保存和慰勉人才，远方的孝廉、秀才不再考试，到了京师就授官。等到局势大体安定，才下诏考试经学；有才而没有被举荐的人，就免去举荐他的太守。后来孝廉、秀才都不敢奉诏应试，有人被送到京师，也都以有病推辞。太兴三年，尚书孔坦建议普遍延长五年，允许他们讲习，于是下诏将孝廉的准备期限延长到七年，秀才仍照旧。宋初规定，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每年举荐二人，其余各郡各举荐一人。凡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到达京师，都要参加考试，天子有时还亲自临视。公卿所举荐的人，也都归吏部管理，由吏部叙定才能、铨选任用。凡举荐得当或失当，都有赏罚；举荐失当的人，还要加以禁锢，禁锢年限长短根据群臣议定。文帝元嘉年间，规定年满三十岁才可出仕；郡县官任满六年更替，刺史有的任职十多年。孝武帝即位后，出仕不再受年龄限制，郡守、县令以任职三年为满。左卫将军谢庄认为当时搜罗人才的途径太狭窄，又上表说：“九服广大，九流人物复杂，却把选拔人才的权衡全交给选部。一个人的鉴识容易受到限制，而天下人才却难以穷尽。用容易受限的鉴识去照察难以穷尽的人才，使国家疆域内遗漏应授之才，民间又没有被困滞的人才，这能做到吗？”他请求命令大臣普遍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交给尚书铨选任用。皇帝没有采纳，又不愿使权力过分集中在下面，于是把吏部分设为两位尚书，以分散其权力【裴子野说：识别和任用官员的困难，先王早就说过了。在家中观察他的孝顺友爱，在乡党考察他的诚信，出入之间观察他的志向和义行，遇到忧患困难时考察他的智谋，用事务烦劳他以求考察其治理能力，用财利试探他以考察其廉洁。《周礼》规定，人才先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评议，向王庭报告六事，然后贡于王庭。在汉代，也大致如此。州郡积累考察其功绩，然后由五府征辟；五府举荐属官，将他们提升到朝廷；三公共同考察得失，授任为尚书，奏报天子。一个人要经过许多人考察，一名贤能者的进用考核也很详细，所以能够使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很少发生败事。魏晋改变了这种制度，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多。人的外表敦厚而内心深险，犹如溪谷深壑，尚且要从言语和行为考察，仍担心表里不一，何况如今各类官员成千上万，却突然仅凭一面之见裁定；百官众多，全部专断于一个部门，于是浮嚣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无法制止。孝武帝虽然把选曹分为两部，却不能恢复周、汉的制度，早晚改来改去，弊病反而更加严重】齐朝尚书都令史骆宰议定，考试秀才，五道问题全答对的列为上等，答对四道、三道的列为中等，答对两道的列为下等，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齐朝沿袭宋代限制年龄的制度。然而乡举里选并不核实才干品德，所取进的人才，以官职、婚姻和门胄名籍为先，于是甲族二十岁就能出仕，后门三十岁才参加吏部考试；因此有人增加年龄、伪饰相貌来求取进身。当时士人都极力结交婚姻姻亲和援引关系，奔走拜访请托，渐渐形成风俗。

译到和帝时，梁武帝任丞相，上表说：“前代选拔官员，都建立选簿；应选之人像鱼贯一样排列，自有铨选次序。士族门第的升降、品行才能的好坏，有的早已在心中确定，有的从众议中得知，所以可以简省拜访宾客的礼节，不必等候扫门求见。近代政治衰败，九流选官制度错乱；那些勇于退让、不忌讳进取、怀抱质朴真诚的人，选部有时因为他们没有经过朝廷拜谒，难以进用；有的人隐藏善行、藏匿声名，自甘埋没在衡门茅舍之中，又因为名声没有显著表现而断绝进身的阶梯，必须投递名刺和状文，然后才能整装待发，这就是逼迫廉正之士，助长浇薄竞争。”于是依照旧例建立选簿。梁初没有中正制度，年满三十五岁才可以出仕；天监年间又规定，凡九流中按常规选用的人，年龄未满三十岁且不能通晓一经的，不得任官；如果有才能如同甘罗、子游，即不限制年龄。至普通七年，州设置州重，郡设置郡崇，乡设置乡豪，各一人，专门负责搜寻荐举人才，不再有膏粱子弟和寒门之分。普通七年下诏规定，各州每年举荐二人，大郡举荐一人。到敬帝太平二年，又命令各州设置中正，仍按旧制访求人才。选举都必须由中正押送上报，然后酌量授官，否则不予任用。陈朝依照梁朝制度，凡年龄未满三十岁不得出仕；只有经学生通过考试取得名次，或各州迎主簿、西曹、左奏，以及曾任挽郎的人，才可以未满三十岁任官。各郡中只有正王担任丹阳尹时，经过迎接而取得出身资格的人才同样可以任官；如果是庶姓担任丹阳尹，则不可以。有高才异行、特殊功勋，另行降下恩诏叙用的人，不在通常规定之内。选官没有固定时间，遇到职位空缺就补授。官职有清浊之分，以此作为升降依据。由浊职升为清职，比一般迁升更优。如果有迁授，吏部先制作白牒，列出十多人姓名，由尚书和参与掌管此事的人共同署名奏请诏令，皇帝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批准的人选下交选曹，衡量贵贱，区别内外，按照才干补授任用。用黄纸记录姓名，由八座共同署名奏准，然后发出交给典名官。典名官把姓名写在名帖上，制成鹤头版，修整仪容礼仪后，送到授官之家。另行发布诏令任命的，则宣告后交给诏局。诏局起草奏文，等候皇帝批准；用黄纸写出，送到门下省，门下省答复诏令，请求交给外部施行；又把批准的文书交给选司登记姓名。取得官职的人不必都等候姓名送到，只要听说诏令已经发布，第二天就入朝谢恩，随后到尚书省上省拜受官命。授任王公，则在临轩举行。凡授官都在午后进行。起初，武帝承接侯景之乱以后，纲纪败坏，制度尚未建立，百官不再有考校优劣的办法，只是轮流按年迁调，突然升迁品秩，法令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后来徐陵、孔奂相继任吏部尚书，才稍微有了秩序。后魏的州郡都有中正，掌管选举，每逢季月便与吏部共同铨选是否可用。秀才回答策问，成绩列在中等以上的，便上表叙录。文成帝和平三年下诏说：“如今负责选举的官员多不按次序办事，使年老头白的人处在后面，后来进用的人反而排在前面，这难道是所谓使常理得到安排吗？各曹选补人才，应分别记录其旧日功劳和才能【起初，崔浩任冀州大中正，荐举冀、定、相、幽、并五州几十名士人，各自起家任郡守。景穆帝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也是州郡选拔的，已经任职很久，勤劳尚未得到报答；现在应先补授先前征召者到外任郡县，让新征召的人代替他们任郎吏。’又有守宰任用更事之人的事，崔浩坚持争辩后把他们遣送出去。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能免祸吧？如果只图逞强坚持错误，又要在皇上面前争胜，怎么能成事？’又有李孝伯，是赵郡人，他的父亲曾研究郑氏《礼》和《左氏春秋》，郡中三次征辟他任功曹，他都没有就任。门人劝他，他的父亲曾说：‘功曹的职位虽说是乡里选拔，最高等也仍是郡吏，面向北方侍奉上官，哪里容易呢？’后来他出任郡主簿，到任一个多月，便叹息说：‘梁叔敬曾说：州郡的职位，只是徒然劳累人罢了。道义不能实行，是自身的忧患。’于是回到家中。又有郭祚任吏部尚书，特别清廉严正，爱惜官位。到了铨授官员时，即使认为某人合适，也一定徘徊很久，然后才下笔，并说：‘这个人从此便已显贵了。’因此事情常常拖延，当时经常招来怨恨诽谤。但他所防举任用的人，都能才称其职。当时人又因此归美于他】后来中正所铨选的，只看门第；吏部的常规选用仍不按才能举荐。到孝文帝励精图治，内官中通班以上的，都亲自考察核实，以此决定黜陟。宣武帝下诏，庶族子弟年满十五岁不得入仕【任城王澄随驾到邺，授官为吏部尚书。到巡幸代地时，皇帝车驾从北方巡行，留下任城王澄铨选考察旧臣。起初，魏朝自公侯以下直到负责选官的大臣，动辄有数万人，冗散而无事可做。澄把他们评定为三品等级，衡量优劣，充分发挥或限制其才能，没有人怨恨。又有韦伯昕的兄子韦玚任吏部郎，生性贪婪，出卖官职，所有官职都有定价】太和以前，精选中正中德行高、为乡国所推重的人担任；边州小郡如果人物稀少，就并入其他州。对于选任条件不佳的地方，则空缺而不设置中正，当时称为简要得当，很是认为选得了人才。到宣武帝、孝明帝时期，无论州大州小，都一定设置中正。既然不能全部找到合适的人，所以有时蕃落中的庸俗鄙陋之人掌握铨选核查的权力，选官叙用便衰败紊乱。到正始元年冬，才罢免各郡中正。当时有人以杂类身份冒充而进入清流，于是命令在位官员都由五人互相作保；没有人能够承担担保的，便夺去官职，遣返回乡服役。起初孝明帝继位时年幼，灵太后临朝，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密封奏事，请求区分选官标准，排斥压制武夫，不让他们进入清品。于是武夫怨怒，街巷间喧哗，便在道路上张榜，约定要杀害张彝父子。灵太后于是命令武官可以依照资历参加选用。不久官员少而等待调补的人多，选曹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到崔亮任吏部尚书时，便上奏制定格制，不问官员贤愚，只以停职待选的日期作为标准。即使某官确实需要某种人才，只要停待日期在后，最终也不能选用；庸碌之才中品级低而停待年限久的人，反而先得到提拔任用。当时长期沉滞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当时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商周通过乡塾贡举士人，两汉由州郡荐举人才，魏晋沿袭旧制，又设置中正。详细观察过去，没有不是认真举荐的；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也足以十人中选取六七人。

译朝廷贡举人才，只求文章，不取其义理；察举孝廉，只评议章句，不能达到义理。建立中正制度，却不考察人才的品行，只徒然辨别姓氏门第的高下。至于取士的途径，还没有充分淘汰甄别，取士原则也不精当，而舅父又掌握铨衡，更应当改革调整。为什么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人才呢？天下士人谁还会修养砥砺自己的名声品行呢？’后来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任吏部尚书，都认为停年制便利，接着实行。从此贤愚混同，泾渭不分。魏朝丧失人才，是从崔亮开始的。到辛雄任尚书右丞，转任吏部郎中，上疏说：“自神龟年间以来，专门以停年作为选官标准，士人不论善恶，只要年限长就先行叙用。官职不论繁简和名望，授官时执掌案牍的吏员把按日期先后排列当成功能；主持铨衡的人把能够选取年资久者当作公平正直。况且庸碌低劣的人没有不贪婪鄙陋的，把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斗筲之才，把百里之地的治理托付给浅陋之人，难道可以吗？大概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主要在于郡守、县令。如今最需要慎重选置，以使国道安康。但郡县选举一向被轻视，贵游中的俊才没有人肯任职于此。应当改革这种弊病，以确定官员的正当次序。请把上等郡县列为第一清，中等郡县列为第二清，下等郡县列为第三清，不得拘泥于停年期限。任职三年考核升降，有政绩声誉的人补任京城名官，依照前代旧例办理。不经过郡县任职，不得担任内职，这样人们就会想着自我勉励。”奏书上报后不久，孝明帝驾崩。到孝庄帝初年，下诏求取德行、文艺、政事、刚强正直的人，县令、郡守、刺史都要叙述他们的志向事业，详细上表报告。每举荐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升一级；举荐不合适的人，降一级。凡任郡守、县令，六年为任满；任满以后再过六年才叙用。北齐选举多沿袭后魏制度，各州县都设置中正。其考试制度是：中书省考试秀才，集书省考试贡士，考功郎中考试廉良。天子穿常服乘车，出来坐在朝堂中央的楹柱前，秀才、孝廉各按班次起草答文。文字有脱漏错误的，叫起来站在席上；后来书写有浮泛低劣的，罚饮墨水一升；文理荒谬轻率的，夺去坐席，解下容刀。起初，东魏元象年间，文襄王高澄掌政，兼摄吏部尚书，于是改革后魏崔亮按年资劳绩选官的制度，致力于求取有真实才干的人。迁都邺以后，掌管大选、知名的官员不过四五人。文襄王年轻而才气高爽，他的弊病在于疏略；袁聿修深沉缜密而谨慎厚道，所伤害的只是细小方面；杨遵彦风流善辩，取士失之浮华；只有辛雄学术精明，选拔时兼顾新旧，掌管库藏的官员也必定提拔，不遗漏门阀士族，在衡量鉴别人才方面的美誉，只有他一人而已。到孝昭帝皇建二年，下诏规定，内外执事官中五品以上者，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都要在三年之内各举荐一人。有的人早已在朝廷任职，却长期沉沦未被任用；有的人原先任官后来进步，如今却停职闲散；有的人出身白屋，仍未脱去布衣。这些人中，只要有高才良器、文武兼备、治事见识深长、才干全面通达、操守品行凝重严正、学业宏大广博的，不必各项资质兼备，只要具备一项长处，就可以充当被举荐的对象。荐举文书要指明并论述事实，按照才能衡量任用，必须陈述其所能胜任的职务，不得空泛高谈、错误地加以褒饰。所举荐的人，只限于一项职务；三年以内，如果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的罪，举主按照被举荐者所犯的罪分别罚金；犯鞭刑以下罪的，举主不论罪。凡所举之人如果主持事务建立功劳，有益于当时政事，对举主的奖赏也应当破格。被举荐的人，应当另行提拔授官。违反期限而不举荐的，依照规定罚金。又有的官员持旄镇守一方，总辖百城；分掌符节共同治理，职务管辖千里。凡属于其统辖范围的事务，都应完全交给刺史处理。在所掌管的范围内，下至郡太守、县令、县丞、县尉、府佐、录事参军以下，以及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只要任职于吏职，都听凭上表荐举。太守则连同曹掾以下以及所掌管范围内的人，也听凭上表举荐。大州、中州、下州、畿内、上郡、中郡，都在三年之内各举荐一人。不入品级的州，以及其余郡守，不在荐举范围内。从前三代以前，天下各国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国三卿中，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国君任命；小国三卿中，一卿由天子任命，两卿由国君任命。公、侯、伯之国的大夫为再命，子、男之国的大夫为一命；大夫以下的士不受命，都由国君专自任用。汉初王侯国的百官都仿照汉朝，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都由王国自行设置。到景帝因惩治吴楚之乱而削除其制度，罢去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到武帝时，又下诏规定，凡王侯国中秩禄二千石的官吏，不得擅自补任州郡佐吏。从别驾、长史以下的官员，都由刺史、太守自行征辟。历代沿袭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到了北齐武平年间，后主失政，宠幸了许多奸佞之人，于是赐给他们卖官的权力，分割占有州郡官职；下至乡官，也多由皇帝直接降下中旨任命，因此出现了由诏令任用州主簿、郡功曹的情况。从此以后，州郡征辟士人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朝廷，因此外官不能精细考察人才，都是由此开始的。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管选举，另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辅佐。起初，在霸府时期，苏绰制定六条诏书，其中第四条是“提拔贤良”。苏绰深思制度的根本，鉴戒魏、齐的过失，废除依靠门第资历的制度，他所主持的察举颇为精细谨慎。到武帝平定北齐后，广泛收罗遗逸人才，于是下诏山东各州举荐通晓经学、能够处理政务的人：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到宣帝大成元年，下诏规定，州举荐才高博学的人为秀才，郡举荐经术明达、品行修养的人为孝廉；上州、上郡每年各举一人。刺史的僚佐、州吏由刺史自行署任，府官则由朝廷任命。到隋文帝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贡举三人，工商之人不得出仕。开皇十八年，又下诏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总管、刺史，都按志向品行修养谨慎、清廉平正而能办事两科举荐人才。

译牛弘任吏部尚书，高构任侍郎，最为称职。当时的制度是，尚书负责举荐大事，侍郎负责铨选小事，于是六品以下的官员和吏员全由吏部掌管。从此天下一命以上的官员，州郡不再自行征辟署任【自后魏末年、北齐以来，州郡僚佐多由吏部授官，到隋代则一切归于尚书省。牛弘曾问刘炫说：‘按照《周礼》，士多而府史少；如今的吏员比从前多百倍，主管官员一减少就无法办事，原因是什么？’刘炫回答：‘古人委任官员而责成，年终考核其功过，案卷不反复核验，文书也不繁琐详尽，府史只掌握要点罢了。如今的文书簿册常常担心受到反复审理和苛细追究；如果不周密，就会追查到万里之外，甚至翻出百年前的旧案，所以俗话说“老吏抱案死”。今古差别竟然这样遥远。事务繁多、政务败坏，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牛弘又问：‘魏、齐时期，令史还能从容办事；如今却没有片刻安闲，原因是什么？’刘炫回答：‘过去州里只设置纲纪官，郡里设置守、丞，县里只有县令；属官则由长官自行征辟。接受诏令赴任时，每州不过几十人。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小官职全都由吏部授予，细微的行为都归考功考核，所以事务繁多。省减官员不如使内心清静；官事不能减少，却想从容办事，怎么可能呢？’牛弘非常赞同他的话，却不能实行】自后周以后，选官不分清职浊职。起初卢恺代理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甄别人才类别，选任颇为清明简要，但诬陷诉讼纷纷而来，卢恺和薛道衡都被除名。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又规定百官不得按照考核次数增加等级；只有功德、品行、才能显著的人才予以提拔。大业三年，开始设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务。当时武官参加选官，很多被授予文职。大业八年，下诏说：“近来从朝廷任用官员治理百姓，竟然依据军功叙次，把出身勇夫的人任为官员，败坏政事、危害百姓，实在是由此造成的。从今以后，凡授予勋官的人，都不得因为获得勋官而授予文官职务。”唐朝贡举士人的制度，大多沿袭隋制。上郡每年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的人不受固定人数限制。常规贡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京师和郡县都设有学校。每年仲冬，郡县的学馆、监学考核试验学生，成绩合格的，长官会同属官设置宾主之礼，陈列俎豆，备办管弦和牲牢，使用少牢，举行乡饮酒礼，歌唱《鹿鸣》诗，征召年高德劭者，按长幼次序排列，供人观礼。礼毕饯行后，便与计吏一同赴京。那些不在学馆就学而被举荐的，称为乡贡。旧令规定，各郡虽有一人、二人、三人的名额限制，实际上并没有固定人数。到达尚书省后，才由户部集中检阅，并交由考功进行考试；合格的评定名次【武德年间的旧制由考功郎中监督贡举考试，贞观以后则由考功员外郎专门掌管】。律令说：凡贡举不合适的人，或者应当贡举却不贡举的，举荐一人，判徒刑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于徒刑三年。起初，秀才科等级最高，考试方略策问五条，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贞观年间，有人被举荐却没有考中，州长因此获罪，秀才科于是废绝【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又恢复此科。当时进士科逐渐困难，而秀才科没有帖经和杂文的限制，反而比进士科容易；主考官因为该科废止已久，不愿收取和奖励，应试者大多落第，三十年间没有一人及第。到天宝初年，礼部侍郎韦陟才上奏请求：有能够参加此科的人，命长官特别荐举；每年按常规举送的人一律停止】从此士族所趋向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起初只考试策问，贞观八年下诏，增加进士科考试阅读经史一部。到了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才上奏，将明经、进士两科合并，并增加帖经考试；后来又增加《老子》《孝经》，使考生兼通这些经典。高宗永隆二年下诏：明经帖经十道中通六道，进士试文两篇，通晓文律的人然后再试策问。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在洛城殿向贡士提出策问，过了几天才结束；在殿前考试士人从此开始。长寿三年颁制，开始命令举人进献岁元策，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列朝廷。长寿二年，太后亲自撰成《臣轨》两篇，命贡举人学习，仍然停止学习《老子》。长安二年，教人学习武艺；每年依照明经、进士的办法举行乡饮酒礼，送往兵部【开元十九年诏令：武贡人与明经、进士一同参加乡饮酒礼】。武科考试制度是：把帛画成五个圆圈，设置在箭垛上，距离箭垛一百零五步，列坐引弓射箭，称为“长垛”【弓用一石的力，箭重六钱】；又挖土筑成土埒，长度和箭垛相等，缀上皮革做成两个鹿靶，放在土埒上，骑马射箭，称为“马射”【鹿靶长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的力】；又截木做成人形，在头顶戴上方版，共四个木人，交错排列在土埒上，骑马进入土埒，左右挥动长枪，触到方版必须使其落下，而木人不能倒地，称为“马枪”【枪长一丈八尺，直径一寸五分，重八斤；木人头上的方版边长三寸五分】。以上各项以动作敏捷、姿态优美而不失误者为上等；另有步射、穿札、翘关、负重、身材、言语等选拔项目，全部取得五项上等的，列为一等。此外还有平射科，不拘身份和服役类别，成绩优异者授官，次等者按类别升用。又在乡里之间制作土马、木马，教人练习骑马【天宝六载正月颁制：文武之道既然都要并用，尊崇敬奉的礼仪不可单独缺少。各乡贡送到京的武举人到尚书省，先命令他们拜谒太公庙；每当拜谒大将以及出师、获胜时，也应当告祭太公庙】。神龙二年二月颁制，贡举人停止学习《臣轨》，恢复旧制学习《老子》。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以及《毛诗》《尚书》《周易》等，都是圣贤精微的教诲，是教化百姓、培养学业所必须的；如果确实依靠经书来通晓久远的道理，那么这种道统就不会失传。如今明经所学，只以求取出身为务，都认为《礼记》文字少，人人竞相诵读。《周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仪礼》是庄重恭敬的准则，《公羊传》《谷梁传》历代都尊崇学习。如今两监以及州县，因为独自学习、没有同学相互切磋，四经几乎断绝；有关训导诱掖的事，不能因循拖延。请允许学生停止各自按规定分配的功课，改为参加贡士考试；规定学习《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的，另请帖经十道中通五道，允许参加策问。以此加以倡导鼓励，那么希望天下都能均衡学习，九经全部完备。”诏令同意了。开元二十一年，明皇完成《老子》新注，下诏天下每年贡士减少《尚书》《论语》两道策问，增加《老子》策问。

译开元二十四年颁制，将贡举移归礼部，由礼部侍郎掌管【因为考功员外郎李昂诋毁进士李权的文章，反被李权大加折辱，朝廷议论认为郎官地位较轻，所以将贡举移交礼部，后来遂成为永久的制度】。开元二十五年二月颁制：明经帖经十道中通五道以上，免除旧制的一帖；仍然按大义提问十条，答对六条以上，免试经义十条；命令回答时务策三道，粗通文理的，与以进士及第。进士停止考小经，准照明经帖大经十帖，通四道以上，然后依例考试杂文和策问；考试合格的，与以进士及第。明经中有通晓五经以上、考试没有不通的；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够考试策问十条并答对六条以上的，奏请皇帝听候裁决。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唱名宣布等级后，将所试杂文和策问一并送中书门下详细复核【礼部侍郎姚奕奏】。明皇正在弘扬教化，到开元二十九年，才在京师设置崇元馆，各州设置道学生徒，人数各有差等【京都各一百人，诸州没有固定人数；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称为“四子策第”，与国子监相同】，称为道举；举送和考试与明经相同。凡举司考试的办法，帖经时用所学习的经书遮住两端，中间只露出一行，裁纸制成帖；每帖三个字，随时增减，规定并不一致。有的通四字，有的通五字，有的通六字，均称为“通”【后来参加考试的人逐渐增多，所以考试办法更加困难，专门想办法使他们落第；甚至截取孤立的章节、断开的句子，互相参杂疑似的文字来迷惑他们；更有甚者，有时在上面截取抵达注释的文字，下面只留下一个、两个字，使人难以寻找，称为“倒策”。考试已经很难，而举人又驱使县中人搜求偏僻、断绝、幽深隐晦的内容来作诗赋，自己诵习的不过十几篇，于是难题全都能详知；至于平常文章的大义，有的反而多所隔膜】。天宝元年，明经停止学习《老子》，增加学习《尔雅》。天宝十一载，礼部侍郎杨浚开始将帖经分为三行【不得采用截断、断绝、疑似的文字】。明经所试的一大经以及《孝经》《论语》《尔雅》，帖经数量各有差等；帖经合格后，再口头提问其中一经，每经问十义，答对六条的称为“通”。口问合格后再试策，共三道，三项考试都合格的列为一等。进士所试的一大经及《尔雅》【旧制帖一小经并其注，至开元二十五年改为帖大经，《尔雅》也一并命令帖注】；帖经合格后再试文章，赋各一篇，文章合格后再试策，共五道；三项考试都合格的列为一等【经、策全部合格为甲第，通四道以上为乙第；帖经通三帖以下而策问全部合格，且帖经、文章不通四道，或帖经通四道以上而策问不通四道，均为不第】。明法考试律令各十帖，共试策问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部合格为甲等，通八条以上为乙等，七条以下为不第。明书科考试《说文》《字林》，共十帖【《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试没有固定数量，全部合格的列为一等。明算科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缀术》《缉古帖》，各书考试数量不同【《九章》三帖，《五经》等七部各一帖，《缀术》六帖，《缉古》四帖】，还兼试大义，全部合格的列为一等。各类科目中有能够兼学其他科目的，给予超等奖励，不受通常限制。按令，文科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而秀才科很久便废止了；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但自武德以来，明经只有丁科，进士只有乙科。举行考试之前，命令举人拜谒先师；有关官员选择日期，提前在国学设置帐幕，宰相以下官员都到场观看。广泛汇集众人意见，讲论之后退场。礼部阅试之日，都严格设置兵卫，设置荆棘围栏并搜查，检查服饰，盘问出入，以防止作弊和滥取。进士大约一千人中只有一二百人及第，明经及第人数是进士的两倍，大约十人中有一二人及第。凡奉诏举行的考试，举人不列入固定科目，都标明科目名称而加以搜求、选拔。考试之日，有时在殿庭举行，天子亲自临场观看。考试完毕后，将姓名糊住，考察文章和策问，成绩高的特授优良官职，次等的给予出身。开元以后，天下安定，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以不能凭文章通达仕进为耻。应诏参加考试的人多时达到二千人，少时也不少于一千人，而录取的百人中只有一人【武太后很熟悉文史，喜好雕琢辞章的技艺；永隆年间开始以文章选取士人。到了永淳以后，太后临朝二十多年，当时公卿百官无不凭文章通达仕进，沿袭久远，渐渐形成风气】。宝应二年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奏：各州每年贡送的人，应依照乡举里选的办法察举秀才、孝廉。诏令州县每年察举孝廉，选取乡里中有孝悌廉耻品行的人，加以荐举。交给有关官员以礼相待，考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五经之中精通一经，又能对策通达治国之体的，均衡量其德行和才能授官。明经、进士、道举一并停止，不久又恢复旧制。贞元二年，下诏学习《开元礼》的，按通一经的办法举荐；明经学习律令，以代替《尔雅》。贞元六年，下诏礼部侍郎的亲属和故旧改由考功考试，称为“别头”。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上奏请求停止，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元和十三年，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上奏，请恢复考功别头考试。起初开元年间，礼部考试结束后，送中书门下详细复核；后来中途废止。这一年，侍郎钱徽所举荐送去复试的人大多没有入选，因此钱徽被贬官，举人考试的杂文又送中书门下复核。长庆三年，侍郎王起说：“按照旧例，礼部已经放榜，中书门下才开始详细复核；现在请先详细复核，然后再放榜。”议论此事的人认为，王起虽然是为了避嫌，却失去了贡举官的职责。谏议大夫殷侑说：“三史是劝善惩恶的书，地位仅次于六经。近来史学完全废弛，甚至有人身居朝廷班列，却连朝廷旧有的典章都不能了解。因此设置史科和三传科。”在此以前，进士考试诗赋和时务策五道，明经考试策问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于是用箴、论、表、赞代替诗赋，并都考试策问三道。太和八年，礼部又停止进士考试议论，改试诗赋。文宗从宫中命题考试进士，对侍臣说：“我担心文章风格浮华浅薄，昨天亲自出题考试，文章略胜一些。”于是下诏礼部每年录取登第者三十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不必凑足人数。

译这时，文宗好学而嗜好古制，郑覃凭经术位居宰相，十分憎恨进士科的浮薄，多次请求废除进士科。文宗说：“淳厚和浮薄，各种情形都有。进士科取士已经二百年了，不可以仓促废除。”武宗即位后，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科，曾议论公卿子弟难以通过科举。武宗说：“过去听说杨虞卿兄弟勾结贵势，妨碍仕进的道路；昨天贬黜杨知至、郑朴等人，只是抑制得太过分了。有关官员不明白我的意思，不录取公卿子弟，那就错了。但只要选取确有实际才艺的人即可。”李德裕说：“郑肃、封敖的子孙都有才，却不敢参加科举。我没有科举名次，不应当非难进士科。然而我的祖父在天宝末年，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道路，勉强随计赴试，一举登第。从此以后，我家不置备文选，大概是厌恶其中没有根本的实际才艺。但朝廷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为什么呢？他们从小学习这门学业，熟悉朝廷事务、策问和仪式，不用教导就自然能够做到。寒门士人即使有超出常人的才能，本来就不能熟习这些。因此公卿子弟不容易轻视。”到了唐朝末世，进士科更加浮华浅薄，当时人人都知道它不对，却不能更改革除。凡是由诏旨授予的官职，全都出自尚书省；文官隶属吏部，武官隶属兵部，称为“铨选”；只有员外郎、御史以及供奉官不属于此例【供奉官如起居郎、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员，却都由诏令授予，不属于选司】。开元四年开始有这种制度】。凡吏部、兵部主持的文武选任事务，各分为三铨；尚书主管其中一铨，侍郎分掌另外两铨。文选旧制，尚书掌管六品、七品官的选授，侍郎掌管八品、九品官的选授。景云初年，宋璟任吏部尚书，开始将各品官员合并办理、分别掌管，后来遂成为常制。凡选官始于孟冬，终于季春【此前在五月将选官条例颁给郡县，向人们公布科限并召集选人；起初都把履历状报送本郡，或由原任官署说明罢免原因。尚书省规定十日内到省，随后考核资历次序、郡县乡里的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亲姻亲、年龄相貌、优劣考绩、过失刑犯等，必须全部具备。将同一流类的人五人编为一联，以京官五人为保，其中一人为识保人；都列名签署文书，不得有刑犯之家子弟、工匠商贾等不同类别的人，以及冒用假名、承接伪造身份、隐瞒冒充升降资历的人。参加选官的人若知道有人诈冒，并检举查获三人以上，便从优授官。考试之日，除设置考场、援用荆棘、盘问察看和防检等事外，都依照礼部考试举人的办法】。选取人才有四项：一是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是言，取其言辞议论辨析端正；三是书，取其楷书法度遒劲优美；四是判，取其判词文理优长。四项都合格的，先看德行；德行相同则看才能，才能相同则看劳绩。六品以下的官员，计算资历、衡量劳绩后拟定官职；五品以上不考试，只列名上报中书门下，听候诏令处分。选官开始集中时先考试，考察书法和判词；考试后进行铨选，察看仪表和言谈；铨选后进行注拟，询问其任职是否便利，于是拟定官职；注拟后唱名公布，若有人不满意，可以回来陈述理由，改日另换官职再告知他；仍不满意的也这样办理。三次唱名仍不服从，听任其参加冬集。服从者按类别归并，编成甲等，先由仆射审阅，再上报；门下省给事中阅读，黄门侍郎省察，侍中审定；没有通过审定的，都可以驳回。审定后，才上报皇帝听闻，交给主管官员接受诏旨并执行。各自发给符契，并在上面盖印，称为“告身”。上面文字是：“尚书吏部告身之印。”从获得出身的人到公卿，都发给告身。武官则由兵部授予，兵部武选也如此。考试办法依照贡举制度，选取身躯雄伟、应答详明、有骁勇才能和技艺、可以担任统帅的人；如果文官请求参加武选，取身高六尺以上、登记年龄四十岁以下、强健勇武而可以统领人的；武夫请求参加文选，取书法、判词精工，有治理百姓的才能，并且没有殿犯的人。凡官职已经接受任命的人，都在殿庭谢恩。黔中、岭南、闽中郡县的官员，不经过吏部选授，而由京官五品以上的一人充任使者，另派一名御史监临，每四年去一次，称为“南选”。凡任官，都按年资考核。六品以下官员考核，四考为任期届满【武德初年因袭隋朝旧制，从十一月开始选官，到了春季便停止；贞观二年，刘林甫任吏部侍郎，认为选官期限太短，很多事情不能详细考察，于是上奏一年四季都听任选官，随到随即注拟，当时认为很便利。贞观十九年十一月，马周任吏部尚书，认为吏部四季都忙于铨选，几乎没有休息，于是请求收取各方面送来的文书，从十月一日开始办理，到三月三十日结束】。自高宗麟德以后，太平日久，百姓安康，物产丰足，求取仕进的人很多，候选人逐渐增多。总章二年，裴行俭任司列少常伯，开始设置长名、姓历、榜引和铨注的办法，又确定州县官资历的高低升降，作为成例，后来无人能够改变。到明皇开元年间，裴行俭的儿子裴光庭任侍中，认为选人没有固定期限，有人获得出身二十多年仍得不到官禄，于是又制定循资格，确定任用期限和范围：凡官职罢任或任期届满，经过若干次选集便可参加选官，各有等级；低级官多经历选次，高级官少经历选次，贤能与不肖一律按资历，只要符合资格便可铨授；由低级逐级升到高级，限定年限，依次递进，不得越级；长期滞留而不能录用的人也因此得到便利，称为“圣书”。虽然略有固定规矩，但选拔人才的方法丧失了【这是起源于后魏崔亮停年制度】。有特殊才能、品行高尚的人，仍允许破格提拔，不受此制限制；然而制度虽有，实际并未施行，有关官员只守着成文制度，依照资历办理罢了。起初吏部选取人才，将亲自考察本人，并复核其任职政绩；先调取州县案牍中有疑难的案件，考试其裁断判决，观察才能如何，这就是所谓判试【按显庆初年黄门侍郎刘祥道上疏说：如今选人任职期满，只有各曹司考试判词，不区别贤能和不肖，一概注官；这就是判试的起源】。后来时间渐久，候选人很多，案牍浅近，不足以构成难题，于是采集经籍古义，假设甲乙双方让他们判决；后来来的人更加多，即使通晓经书、熟悉正典也不足以出题，于是用僻书和偏门学问中隐晦的义理提问，只怕有人能够知道。判得精工的列入科第，称为“入等”；极其拙劣的称为“蓝缕”，各有升降。选人尚未达到资格年限而能试作文章三篇的，称为“宏词试”；试判三条的，称为“拔萃”，也称为“超绝”；辞藻优美的，可以不受资格限制而授职。起初州县混同，没有等级差别，所有授官有时从大官迁为小官，有时先任近处后来任远处，没有固定制度。后来候选人既多，叙用不能满足，于是屡次增加郡县等级的差别【郡自辅至下

译共八等；县自赤至下，共八等】。折冲府也有等级差别。按格令，内外官共有一万八千零八十五员，而符合入仕资格、等待授官的，从各馆学生以下，共有十二万余员【弘文馆、崇文馆学生五十员；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诸学共二千二百一十员；州县学生六万七百一十员；两京崇元馆学生二百员；各州学校学生不计；太史历生三十六员；天文生一百三十员；太医童、科呪诸生二百一十一员；太卜卜筮生三十员；千牛备身八十员；备身二百五十六员；进马十六员；斋郎八百六十二员；三卫、监门、直长等共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员；各屯主、副一千九百八十四员；各折冲府录事、府吏一千七百八十二员；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员；执杖、执乘每府六十四员；亲事、帐内一万人；集贤院御书手一百员；翰林药童数百员；各台、省、寺、监、军、卫、坊、府的胥吏，以及上州的市令、录事和由省司补授的人员，约六千余员】。此外，文武贡士以及应制、挽郎、辇脚、军功、使劳、征辟、奏荐、神童、陪位等因亲属关系而获得出身的人，还有艺术人员、百司杂役，以及因恩赐而获得出身、授职但不列入固定员额的人，无法全部计算。大致约有八九个人争夺一个官职。起初武德年间，天下战乱刚刚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士人不求取俸禄，官员也没有补足员额，吏曹于是发文书给州府，督促人们前来参加选集；到了以后便授官，没有退回遣散的。四五年间，求官的人渐渐增多，才稍微加以淘汰。贞观年间，京师粮价昂贵，开始分派一部分人到洛州参加选集；参加选官的有七千人，得到官职的有六千人。这时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如今吏部选取人才，只取他们的言辞和刀笔之才，却不详细考察才能品行；有人授职数年后，罪行才暴露出来，虽然接连受到刑罚，但人民已经受到损害了，这该怎么办呢？”杜如晦回答说：“过去两汉选取人才，必定以乡里为根本，先在乡里选拔，然后进入官府，因此被称为人才众多。如今每年选集，动辄超过几千人，外表厚重、言辞修饰，怎么能够了解其真实情况呢？选官部门只核对他们的品级罢了；如果要选拔人才、辨别品行，还没有看见有效的办法。”皇上因此准备依照汉代的办法，命本州辟召人才；因为功臣们议论实行分封建国的事，这件事于是搁置了。后来有一天，皇上又说：“古今要达到治理，都在于得到贤才。如今公不能识人，朕也不能遍知天下人才，日月不断流逝，而人才将渐渐远去。我准备让人自己推荐自己。” “该怎么办呢？”魏征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能认识自己就是聪明。识人确实困难，认识自己难道容易吗？况且让士人、女子自己夸耀、推荐自己，是士女的丑行，只会助长浮薄争竞之风，所以这件事又搁置了。当时吏部制度实行才二十多年，虽然已经产生弊病，却还没有严重泛滥，所以公卿辅弼中有些人还没有察觉【贞观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辅主持选官，凡是他所铨量综合的，当时都称为公允恰当。十八年，他独自主持选官事务，太宗赐给他一面金背镜，以表彰他的清明鉴识】。太宗起初已经察觉到其中的细微弊端，却来不及更改；因循到永徽年间，官吏制度已经紊乱。到了麟德以后，弊端更加无法承受。武太后临朝后，致力于取悦人心，不问贤能愚劣，参加选集的人大多收取；官缺不足，于是命吏部大量设置试官来安置他们，所以当时有‘车载斗量’的谣言。又任命邓元挺、许子儒为侍郎，他们没有鉴别人才的能力，把事情交给令史，依照资历平均分配。后来各类门人出仕的数量极多，无法禁止；有伪造符契、告身的，有冒接他人姓名的，有远方来人无亲属而花钱买保人的，有在试判之日找人代作的；这种弄虚作假、滥取冒进的情况，无法一一列举。武太后又认为吏部选人多不真实，于是削除、改革这些弊端【神功元年诏令：从今以后，本色出身的人，懂天文的升官不得超过太史令，通晓音乐的不得超过太乐鼓吹令，精通医术的不得超过尚药奉御，懂阴阳卜筮的不得超过太卜令，懂制作饮食的不得超过司膳令。有以勋官、品子、流外官、参佐、视品等身份出身的人，从今以后不得任京官中的清要职位。如果按资历积累本应升到三品，不必再进升品阶，每升一阶用两转来酬答功勋】；于是繁琐地设置等级，逐层制定选官策问，从多方面加以压制。神龙以来，又设置员外官二千余人，此外因恩宠而越级授予宦官员外官的又有一千余人。当时中宫掌权，恩宠横行，任官有不经过宰相机构的，特地下诏斜封、立即授职；于是内外官员充斥，甚至没有官署可居，当时人称为“三无坐处”，意思是宰相、御史和员外官都没有办公处所。当时郑愔任吏部侍郎，大量接受财货贿赂，留滞选人过多，没有官缺可以注拟，竟然预先挪用三年的官缺，因此纲纪制度大为紊乱。先天以后，宋璟任尚书，李义、卢从愿任侍郎，才着手革除以前的弊端，按照官缺留用人才；即使资历高、考绩久而没有实际才干的人，也一律停止选用。当时参加选官的人十人中录取不到一人，于是吏曹的职务又恢复了秩序。自唐朝以来，任职吏部而最称职的，只有马载、裴行俭、崔元暐、韦嗣立四人。开元十三年，明皇又认为吏部选官考试不公平，于是设置十铨来考试人才【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兼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长史韦虚心、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丘各掌管一铨】。

译左庶子吴兢上表劝谏，于是停止这十铨，分掌选官仍依旧制，以三铨为定制】。第二年仍然实行，所以到了天宝八载六月，诏旨规定授官应当设置攒符，下发各郡府。天宝十一载，杨国忠任吏部尚书，因为是皇帝的亲信而任宰相，害怕招致众议，便用取悦人心的办法：除了选人不是特别优异就应留任，以及特别拙劣就应放出之外，其余普通选人凡资历较深的，大多留用，因此愚钝无能、长期滞留的人也都得到好处。第二年，三铨注官都由他独自决定，在尚书都堂与左相相对唱名注官，二十天便结束，不再经过门下省复核审查。旧制是中书门下共同除授官员。贞元四年正月，颁制春秋两季举行举荐。贞元五年六月，诏令在外地的，交给各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官；在京城的，交给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以及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县令、万年县令、著作佐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举荐一次，上报朝廷。到贞元八年正月，诏令说近来被举荐的人数很多，从今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当举荐人才的官员，每人举荐不得超过二人，其余官员不得超过一人。到贞元九年十一月，诏令每年冬季举荐官员；吏部依照格式审核查验，合格的，命令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在都堂引见，询问治国之术，并商议时务状况；考察其见识通达程度以及考第、事迹，定为三等，同时列出举荐者的姓名记录上奏。考试之日，仍命令一名御史监督考试。考绩 周代制度是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其训文说：三年进行一次小考，考察功绩。所谓小考，就是考察官员是否端正履行职务。九年进行一次大考，考察是否有功。所谓大考，就是黜退没有政绩的，奖赏有功劳的。汉元帝建昭年间，西羌反叛，发生日食而且持续很久，天空青色却没有光。皇帝召京房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根据功绩举拔贤才，所以各种教化都能成功，祥瑞也显现出来。末代凭毁誉来取人，所以功业荒废而招致灾异。应当命令百官各自接受功绩考核，灾异就可以平息。”皇帝诏令京房制定这件事。京房上奏考功考核官吏的办法【晋灼说：县令、县丞、县尉治理一个县，崇尚教化，没有人犯法的，便升迁。有盗贼满三天而没有察觉，是县尉的责任；县令察觉后，便解除两名县尉的职务，由他们承担罪责，大体都依照这个办法】。皇帝命令公卿和京房共同讨论，众人都认为京房的说法烦琐细碎，使上下互相牵制，不能同意。皇帝的意见倾向于京房。当时各部刺史到京师奏事，皇帝召见他们，让京房向他们说明考核事务。各刺史又都认为不可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说好。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朋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与京房同师经学，议论时互相非难。当时五鹿充宗嫉恨京房，便把他调出任魏郡太守。只允许京房到郡中自行施行考核政绩的办法。魏明帝时，认为士人的毁誉是非混杂，难以辨别，于是命散骑常侍刘邵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大意是想使州郡考察士人必须依据四科，全部有实际成效后才予以察举；有的征召到公府，任职掌管百姓的长吏，后来再按功劳次序补任郡守；有的在原有秩禄上增加爵位赏赐。至于公卿和内职大臣，大多将考核事务交给三府。由此大规模讨论考课制度，但后来也没有实行。晋武帝泰始初年，致力于尊崇治理的根本，下诏命河南尹杜预制定黜陟考核办法。其大意说：“臣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虚心而委托诚信；信任顺从的道理能够感通神明和人心，事理贯通，天下的治理便可实现。到了末代，不能掌握长远的纲纪，只能在细微隐秘处求取；心中怀疑，便相信耳目；耳目有疑，又相信简牍文书。简牍文书越繁多，官府制度就越虚伪；法令越彰明，巧于粉饰的情况就越多。过去汉代的刺史，也在年终奏报政事，不制定详细的计算考核办法，但清浊优劣大致能够分明。魏代的考课，是京房遗留下来的思想，其文字可以说极其周密，然而由于过于琐细，所以历代都不能贯彻。哪里比得上申明尧舜的旧典，去掉繁密而趋向简约，使人容易遵行呢？如今考核优劣，最好把事务委托给通达的官员，让他们分别考核自己所统辖的属官；任官满一年以后，每年把优者一人列为上第，把劣者一人列为下第，随着计吏一同把姓名上报。六年后由主管官员总合收集资料并加以考察。六年中多次列为优等的，越级任用；六年中多次列为劣等的，奏请免职；优等多、劣等少的，按次序升用；劣等多、优等少的，降职。如今考课的品第，所对应的事务并不均等，确实有难有易。如果因为事务难而取得优等，因为事务易而列为否等，主管官员本来就应当衡量轻重，略加升降，不必再曲从法书。后魏孝文帝太和年间下诏说：三年考核政绩，这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制度；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以彰明能干和无能。现在如果三次考核后才黜陟，可以被黜退的人不算迟缓，但可以升迁的人就太过拖延。我如今三年考核一次，考核后立即黜陟，是想使愚钝迟滞的人不妨碍贤能，使有才能的人不被困在下位。冬季命令主管官员考察优劣，列为三等。六品以下由尚书复核询问，五品以上我将亲自同公卿讨论其善恶。上上等升迁，下下等黜退，中中等留任原职。当时无论善恶都必须举报，赏罚大为施行；即使是较轻的赏赐，也还赐给车马器物和服饰，以表示奖励和劝勉。” 后来皇帝临朝，回头对录尚书、兼廷尉卿广陵王元羽说：“凡考绩的上、下两等，可以各分为三品；中等只设一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下等属于黜陟的科目，所以要表彰丝毫的善恶；中等只是守住本职而已。”皇帝又对尚书等官说：“你们任职将近二十年，却从未进用一个贤能、退黜一个不肖，这是罪过中最大的两件事。”他对元羽说：“你身居枢要之职，任职以来，功劳勤绩没有在朝廷听闻，阿谀结党的声音却频繁传到朕耳中。现在黜退你录尚书、廷尉的职务，只保留特进、太保职位。”从尚书令、仆射以下，共黜退二十多人，都是略举其过失。像这样被黜退的官员，命令一年以后仍可像原来一样任官。宣武帝时，徐州刺史萧宝夤议论说：如今郡守、县令所负职责并不轻，却都以六年作为考核期限；期满代任回京后，又只需经过六年轻微的资历便可叙用。这样一来，十二年才得到一个品阶。至于东西两省的文武闲职、公府的散佐和无事的冗官，有的几十天才轮到一次值班，有的只在弦日、朔日短暂朝见；到了考核之日，反而只需再经过四年便可升迁。这样一来，十二年之内就能升三级。那些以实际劳绩担任繁重职务的人，升到显贵的道路却极其艰难。

译这就造成凭散官的虚名升迁反而非常容易。为什么内外官员相差如此遥远，升降厚薄又如此不均呢？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准备大考百官，散骑常侍、领三公郎中的崔鸿认为考令与体例不相通，于是建议说：古代设置官职是为了求取人才，早晨升任、晚上进用，难道拘泥于一阶半级，被同僚的品位限制吗？两汉以来直到太和以前，只要官职确实需要这个人，而人们也称许他胜任职务，有的越级迁转，几年便升到公卿；有的长期兼任、试用、守职，声称相称后便升迁。翻阅文书，人人都是这样；举目所见，朝廷显贵也都是这样。所以当时能够获得人才众多的称誉，国家也有贤才充盈的美名。我私下看到景明以来，考核制度规定三年完成一次考核，完成一次考核便升一阶；无论贵贱、内外，共有一万多人，除非犯罪，不问贤愚，都列为中上等，才与不肖并肩一同升迁。即使有像龚遂、黄霸那样的善政，像王充、郑玄那样的儒学，像班固、司马迁那样的才史，像张衡、蔡邕那样的文章，得到一分一寸，也一定被庸常之流攀附；选官部门也把他们压低为同一等，从不加以甄别。琴瑟不协调，就应当改弦更张；即使明确的诏旨已经施行，也应当斟酌变通。”当时没有采用唐代的考课法，其中规定有德义、清慎、公平、恪勤四种善行；从近侍官直到镇守防御官，都根据职务分别列出“最”，共二十七项。有一项“最”以上并具四善的，列为上上；有一项“最”以上并具三善的，或没有“最”而具四善的，列为上中；有一项“最”以上并具二善的，或没有“最”而具三善的，列为上下；有一项“最”以上并具一善的，或没有“最”而具二善的，列为中上；有一项“最”以上，或没有“最”而具一善的，列为中中；职务大体办理，无善行和功绩可闻的，列为中下；任凭个人爱憎，处理裁断违背事理的，列为下上；背公向私，废弛职务、造成缺失的，列为下中；任官谄媚欺诈，并且贪污浑浊已有事实的，列为下下。如果在善行和功绩之外，另有值得嘉奖的表现；或者罪过虽已构成殿失，但情状值得怜悯；或者虽未构成殿失，但情状值得责备，在省中审核时，都听任考官根据具体情况酌量确定。各州县官员，如果安抚养育百姓，使户口增加达到一万户的，分别按照现有户数分为十分计算；每增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一等【增加户口，是说按课丁计算，每一丁等同一户；增加不承担课役的人口，每五口等同一丁。有减少、破除的，可以相互抵销】。州的户口不满五千、县的户口不满五百的，分别按照五千户、五百户的办法计算分数。如果安抚养育不得其法，使户口减少，就依照增加户口的办法计算；每减少一分，降低考第一等。劝课农田，能够使田地丰茂增加的，也按照现有土地分十分计算；每增加二分，各进考一等【这是指在永业田、口分田之外，另能开垦、兴起公私荒田】。如果不加以劝课，以致田地减少【是说永业田、口分田以内有荒废的】，每损失一分，考第降一等。如果有几项都立有功劳，并且都应当进考，听任累计加等。神龙年间，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说：“俗语说三年才有成效，《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子产是贤能的人，他治理政事尚且要多年才使教化成功，何况普通才干的人呢？我私下看到近来州县官员和属官一到任便施行政令，任期长的不过一两年，短的只有三五个月，便仓促升迁调职，根本不论考核成绩。有的任职时间还没有改变，便侧耳听候，踮脚观望，争相求取冒进，不顾廉耻；又哪里有闲暇宣扬风化、施行教化，访求民间疾苦、体恤百姓呢？户口流散，百姓凋敝，原因正是这个。为什么呢？百姓知道官吏任期不会长久，便不服从他的治理；官吏知道升迁不会遥远，也就不能尽力施政，只是偷安苟且、圆滑敷衍罢了。古代做官的人，能够使子孙长期留任，仓氏、庾氏就是这种情况的后代。臣请求：都督、刺史、上佐、两畿县令等，在任未满四考，不得升迁调职。考察其政绩特别优异的，有时赐给车和裘，有时就地增加俸禄品秩，有时派使者前往慰问，并赐玺书加以慰勉。如果公卿职位有空缺，就提拔他们，以奖励能干的人。政绩没有声誉，触犯贪污暴虐罪行的，遣返回乡里，以彰明赏罚。要达到治理、挽救弊端，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令各道采访使考核官员；有优良政绩的，三年上奏一次，永远作为常规。到开元二十七年二月，赦文说：“三年考核政绩，黜退或升用贤能与不肖，确实符合治国的大道，用来劝勉天下。近来各道上报的优良政绩，只是给那些求取仕进的人增加升迁资历，责求实际却只循着名声，有时违背古代的本义。从今以后，各道使者不必再上报优良政绩；每到三年，朕亲自选择使臣去观察风俗，对清白而政绩显著闻名的人，应当另行提拔任用。” 《通志》卷五十八 史部，别史类，《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