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五十九

译况且学校遍布各地，传授经书、教授学业，学业优秀后出仕，起初从乡邑开始；先做小吏干佐，才逐步升到文学官。’功曹任职累积年岁，才得以察举。人才秀异的，先由公府征辟，升为州牧郡守，入朝任台司。汉代得到人才，在这里最为兴盛。如今士子大约以万计，常常忧虑官职少而人才多。假使秀才回答五道策问能够称职，孝廉回答一道策问能够超过这个标准，那么雕虫小技并不关系到治功的成败。以此求取人才，只是空话罢了。北魏孝文帝时，高祐上疏说：‘如今的选举，不考察见识和义理的优劣，只专门选择任职年限和劳绩的多少，这不能算尽量选取人才。应当停止这种浅薄的技艺，抛弃那种只看劳绩的做法，唯才是取，官场才会和顺。又如勋旧之臣，虽然年资和劳绩值得记录，但如果没有安抚百姓的才能，就可以加给他们爵位赏赐，不应当把地方职任委托给他们。这就是所谓君王可以把财物私下赏给人，却不能把官职私下授给人。’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薛淑任吏部郎中；此前崔亮上奏设立按停年授官的制度，不考察人才，只询问劳绩和旧资。薛淑于是上书说：‘如果让选曹只取年资劳绩，不辨别贤能与否，便等于按礼制排列群雁，依次而行。如果像串鱼一样查阅簿册，点名任用，一个吏员就足够了。只需数人就能任用，还说什么铨衡？如今请求任用郡县职官时，吏部应先充分选择人才，选取品性平和淳厚、正直无私、平素行为有声誉，并且学通古今、通晓治理大体的人，以符合选任要求，不拘泥于入职时间远近、年资勋劳多少。在积累劳绩的人中，有才能够治理百姓的，应当优先任用。至于其余不能担任牧民之职的人，既然在壮年时借用了他们的力量，难道能因为年老便抛弃他们吗？将佐、丞、尉等官，距离百姓较远，稍有不当，也不算失策。应依次补授，以酬答他们的劳绩。’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徐因被引见，又陈说：‘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荐贤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让他们担任长吏，监察抚养百姓。自晋代以来，这种风气就衰落了。如今四方刚刚安定，首要任务在于养育百姓。臣请求依照汉代重新设立四科，令三公和宰贵各自荐举当时贤能之人，以补任郡县官，明确制定条格，防止结党营私的端倪。’诏令下达给公卿议论，此事也搁置了。隋文帝开皇年间，治书侍御史李谔因选才失当，上书说：‘自魏三祖以来更加崇尚文辞，忽视统治人民的大道，喜好雕虫小艺；下面跟随上面，如同回声和影子，竞相施展文采，终于形成风俗。江左齐、梁时期，弊端更加严重，贵贱贤愚只致力于吟咏，于是反而抛弃义理、保存奇异，寻求虚浮、追逐细微，争竞一韵之奇、一个字的巧妙；连篇累牍，写不出月露之外的形状，堆满案几、装满箱笥的，只有风云之类的描写。世俗以此互相夸耀，朝廷依据这些选拔士人；谋求俸禄利益的道路一旦打开，偏爱崇尚这种风气的心情便更加深重。’因此开皇四年普遍诏告天下，公私文书都应当质朴适用。史书实际记载：当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防之上表文辞华艳，被交给有关部门治罪。由此公卿大臣都知道了正道，无不钻研经籍，抛弃华丽文饰，选择先王的良法，在当代推行大道。听说外地州县仍然沿袭弊风，选取吏员、举荐人才，没有遵守典章制度。臣既然有幸任宪司之职，应当负责纠察；如果一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被法网牵连的人太多，请命令各部门普遍搜查访求，有这种情况的，详细列状送到御史台。唐贞观八年三月，诏令进士读一部经。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考功员外郎王师明主持考试。当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都有俊才，声名震动京城，但王师明考察他们的文章，最终没有录取，满朝都不明白原因。等到上奏等第时，唐太宗奇怪没有张昌龄等人的名字，于是召王师明询问。他回答说：‘这些人确实有文辞才华，但文体轻薄，文章浮艳，将来一定不能成为有用的大器。臣如果提拔他们，恐怕后生竞相仿效，会改变陛下所提倡的风雅。’皇帝认为这是名言，后来果然都如王师明所说。高宗显庆初年，黄门侍郎刘祥道认为选举逐渐弊坏，陈奏其中一项说：‘吏部近来选取人才，弊在人数过多而且泛滥；每年入流的人数超过一千四百人，这是人数过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人，六年一千十八人，显庆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加甄别便把杂色人注授官职，这是泛滥【杂色解文、三卫、内外行署、内外番官、亲事、帐内、品子、任杂、掌伎术、直司书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勋官、记室及功曹参军、检校官、屯副、驿长、校尉、牧长】。经学、时务等科与杂色人相比只占二成，能精通一经、品行修洁的人仍然很少；正直之人多被胥徒一类占取，难道能要求他们全都有德行吗？杂色中应当入流的人，请让有关部门考判完毕后，选成四等上奏【衡量才干用途并兼有义行的列为第一等；身体品貌强健、达到第八品以上，以及兵部送来而不属于第一等、按例应送兵部的，列为第二等；其余酌情列为第三、第四等】。第一等交给吏部，第二等交给兵部，第三等交给主爵，第四等交给司勋，并按惯例办理。第二项说：‘古代选官，是为官府选择人才，不是为人选择官职；如今选官虽然也是选择人才，但人才多而官员少，选择便没有准则。官员数量有限，入流人数没有限制，用有限的官职供给无限的人，年年累积，怎么能不有剩余？’第三项说：‘请让杂色人同明经、进士一样参加考试。’充入入流人数，按三份来评定，每两份录取明经、进士，一份录取杂色人【岭南及瘴疠之地，四考不得替换的，不受此例限制。若考绩计算达到五品，以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绩的人，四考期满仍按旧例设置替代。获得替代资格的人，依制度听候选用】。奉诏交给有关部门，召集群臣详细议论。议论者大多认为难以改制。干封二年八月，皇帝列举侍臣，责备他们没有进荐贤良。宰相李安期进言说：‘近来公卿有所荐举引进，便遭到喧嚣诽谤，被说成结党。受压抑的人还没有得到申明，在位的人已经受到损害，所以人人只想苟且免祸，争相保持沉默。如果陛下虚心招纳，致力于搜访，不因亲疏仇怨而有所顾忌，只任用有才能的人，不让谗毁之言进入，谁不会竭尽诚意？这些事情都由陛下决定，不是臣等所能造成的。’皇帝深以为然。武太后临朝时，垂拱年间，纳言魏元同认为吏部选举还没有完全掌握得到人才的方法，上疏说：‘从前的列国，就是如今的州县，士人没有固定君主，而人各有确定的主人；诸侯自行求取臣佐，各自选拔英贤，只是大臣由王朝任命罢了。

译秦朝兼并天下，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汉代沿袭这一做法，有所沿用，也有所变革。诸侯可以自行设置属吏，四百石以下以及傅、相等大官，则由汉朝为他们设置。州郡的掾史、督邮、从事，全都由州牧郡守任用。到了魏晋，才开始归于吏部，递相沿袭，一直到了现在。凭刀笔技艺求取人才，依据簿书考察品行，这种制度的弊病已经很久了。如今各种入流的人每年以千计，各部门排列职位，却不再增加新的官职；官员有固定名额，入选的人没有定数。选集开始时，人如雾聚云集；到最后擢叙时，十个人中收取不到一个。淄水、渑水混杂，玉石不能分辨，用人或不用、留任或罢退，得失各半。既然已经造成弊病，便使后来愈加严重。考察成周的制度，诸侯的臣属并不全由天子任命，王朝的众多官员也不专门由一个部门掌管。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时，告诫他说：‘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不要让巧言令色、善于逢迎侧媚的人混入，只选择贤良之士。’这就是命令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的文辞。太仆正只是中大夫，尚且把属官委托给他，那么三公、九卿也应当如此。《周礼》中，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的废置，司徒、司马分别掌管兴贤和发布政事；这应当是由各部门分任，再由几个职官统领，各自寻求所属范围内的人才，而由君王任命其中重要的官员。’ 这份奏疏上奏后没有被采纳。天授三年，右补阙薛谦光认为当时虽然设置了学校和禁防制度，但风俗流弊仍然背离根本而趋向末流，以矫饰行为、请托奔走为务，于是上疏说：‘自七国以来，虽然夹杂纵横之术，但汉朝兴起后，求取士人以品行为先；先被乡里推重，然后才由府寺征辟。魏氏选取人才，喜爱放达之人；晋、宋以后，只重门第资历；梁、陈之间，尤其喜爱辞赋。因此社会风气把诗酒看得重要，从来不以修身为要务。到了隋代，残余风气仍然存在，文辞日益繁琐，政事日益衰败。隋文帝于是禁止浮华文辞，并治罪司马防之，风俗才开始改变，政治教化大为推行。到了隋炀帝又改变先前的法令，设置进士等科，所以后生又相互仿效，全都以浮华为贵。如今的举人，有的违背实际；有时诏令刚刚下达，命令搜访人才，他们便奔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上表，希望得到权贵一言半语的恩泽，甚至不顾疲劳地奔走，只希望得到提携。因此民间把举人称为‘觅举’。选曹授予官职，礼部贡院喧嚣；州郡贡举士人，在宫门下争讼。诽谤议论纷纷，渐渐形成风俗。如今所谓举人，询问乡里意见，最终不过归于里正罢了。’ 假如一个人的才能足以治理国家，只让他考试策问；武艺能够制服敌人，只检验他弯弓射箭；文章擅长清新奇特，便登上甲科；文思稍差，便判为不第。用这种方法收取人才，恐怕会违背实际。为什么呢？乐广借文章于潘岳，谢灵运的辞藻高于谢庄，平津侯公孙弘的文章不如司马相如，曹植的文采比荀彧华丽。如果凭射策取官，那么潘岳、谢灵运、曹植、司马相如一定排在荀彧、乐广之上；如果考察协助赞襄机谋，那么潘岳、谢灵运也没有辅佐之功。由此说来，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选取。武艺也是这样，所以善于谋略的将领不一定擅长弓马，贤良的宰相难道一定凭借射策吗？臣希望陛下降明法令，颁布严厉刑罚：文士就考察其治理官事的能力，武士就让他负责守御，使那些侥幸求取名声、滥竽充数的人无处隐藏自己的平庸荒谬。又考察汉代法律，被举荐者的主官终身为其保任。扬雄因田仪获罪，是因为责罚他冒昧荐举；成子因为魏相任职而得到报偿，是因为他荐得贤才。赏罚的法令得到实行，请托之心就会断绝；谦让的道义得到彰明，贪求竞争的道路就会堵塞。还请放宽年限，让有关部门考察、甄别；对堪用的人，令其先试任守职，以观察能否胜任，并参照检查其办事情况，以核实是非。称职者给予荐贤之赏，滥举者按欺骗蒙蔽之罪惩处。这样自然能够举得有才有德的人，而君子之道也会兴盛。圣历三年二月，武太后命宰相各自举荐一名尚书郎，狄仁杰独自荐举自己的儿子狄光嗣，因此狄光嗣被授为地官尚书郎，任事很有声誉。太后对狄仁杰说：“祁奚推荐自己的儿子，果然得到了人才。”长安二年，太后下诏求贤，狄仁杰说：“荆州长史张柬之，这个人虽然年老，却确实有宰相的才干。”于是召他任洛州司马。后来有一天，太后又求贤，狄仁杰说：“臣以前说过张柬之，太后说‘已经升迁他了’。臣回答说：‘臣荐举他，是说他可以任宰相；如今却任洛州司马，这不是任用他后又升迁。’”秋官侍郎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书说：‘天下百姓没有不把性命寄托给县令、把生计寄托给刺史的，因此应当慎重选择他们。但如今的刺史、县令，除了京城附近州的刺史还选择合适的人，县令有时只求凑足员额罢了。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地，除了大府之外，逐渐多有不才之人。朝廷只是把京官中有的因自身有牵累、任职没有声誉的人外放为州县官，把牧守之职作为贬逐之地；他们依附权势，竟然忝居高位。等到权势衰落，也会成为刺史。至于武夫和流外人员，积累资历而取得官职，历时长久才形成，却不考察是否有才。’ 像这一类人，全都做了刺史。其余县令以下的官员，更是说不尽。如今朝廷的卿士，入朝后不再外出，外任的人又技痒而求入朝。臣愚见，应当制定科条，确定资历：凡没有任过都督、刺史且考绩优异的，不得入朝任侍郎、列卿；没有任过县令且有良好政绩的，也不得入朝任台郎、给舍。即使是远地的都督、刺史，直到远地县令，也应按等级递次差降，作为出入内外的制度；不得十年之内频繁任京职，也不得十年之内一直任外官。这样制定科条来挽救弊端，内外便能通达治理，百姓都能获得安宁。古代选用贤良，取的是能够称职的人；有的远远听闻其名便征辟召用，有的只见一次便任用。因此士人修养平素品行，不谋求侥幸。如今吏部的条章，动辄多达千万，刀笔小吏辨析细微，先编造簿册，只是为了防备用人时遗忘罢了。如今反而在案牍上追求精细，却不急于求取人才，这与把剑掉入河中却刻船来记号有什么不同？离实际越来越远，实在令人痛心。凡是称赞吏部有能力的人，便说它能按县尉、主簿、县丞的次序选补；这只是选曹掌握文书、熟悉官员次序，依据是否合格与否，多半不论贤能还是不肖。

译陛下如果不认为吏部尚书、侍郎贤能，就一定不会把职事交给他们。尚书、侍郎既然因为贤能而被委任，难道还不能了解那些别人难以了解的人才吗？这虽然自古以来都很慎重，但即使选拔十人只能得到五人，这条道路也可以实行。如今却拘守格式条文，把谨慎遵守规定看得最重要。那些能够自我振作的人，每次选拔也能选出三五人；如果又专门固守成规，就会一个人也不提拔。依据资历配置官职，便自以为能办好事情；为官职选择人，本来没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有人说这是平均配给，官署却没有得到贤才的实效。因此臣认为选部的制度，弊病在于不改变；改变制度并不难，关键在于陛下彻底实行。如今如果刺史、县令精心核实人才，那么每年在所管辖范围内应当有符合选用资格的人；先委曲详尽地考察他们的才干品行，确实适合进入品流，然后送到御史台。御史台再推选，根据所用人数的多少评定州县的优劣。一方面州县会慎重举荐，必定选取能够入仕的人才；另一方面吏部因为已有成效，也不会有许多庸人冒充求进。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汤上言：‘臣听说沿袭以前的规定，每年应举之人常有千数，及第的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私下实在不明白，恐怕三千举徒白白耗费官府粮食，两监博士滥受朝廷俸禄。臣私下看到，各种出身入仕的人，每年将近二千余人，比明经、进士多十几倍。臣微薄的诚意实在不明白其中道理。’如今监司考核考试，十人中已经淘汰八九人；考功考试及第，十人中又录取不了一二人。如果长期以此为限制，恐怕儒学风气逐渐衰落，小道将要兴起。假如因为出身入仕的人太多，就应当把各种出身的人都减少，难道只应压制明经、进士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评论说：‘商鞅劝说秦孝公：“利益从一个孔道出，国家就能称王；从两个孔道出，国家就会强盛；从三个孔道出，国家就会衰弱。”于是秦国下令，不凭战争功劳、不凭农业生产，就不得获得爵位。秦国最终因此能够吞并六国。汉室用战争平定祸乱，崇尚淳朴。高后举荐孝悌、力田之人，文帝、景帝遵守而不改变，所以百姓有固定职业，朝廷被称为人才众多。到了孝武帝察举孝廉，设置五经博士弟子，虽然取士的门路增加到二三种，却还没有失去道德。到了晚年，致力于建立功名，锐意经营四夷，于是权变诡诈的谋略兴起，荆楚之士相继进身军旅。官府用度不足，因此聚敛、计量财物的政令产生，设置险要、兴办利源的臣子出现。番系、严安、徐乐、熊罴等人经由淮水开凿渠道，以疏通漕运。东郭偃、孔仅兴办盐铁等利源，使富人得以冒领爵位、谋求官职，免除刑罚、赦免罪过。’ 公家使用的财物越来越多，而做官的人徇私，上下都来求取，百姓不堪其扰。弊病由此产生，精通经术、才智秀颖的人不再游学，游学的人大多只是研究章句的儒生。因此昭帝时，霍光询问民间疾苦，不以太常所属诸生为依据，而是征召天下贤良文学之士来询访。这说明通常的道路不足以选取人才。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曹魏僭越窃取政权，设置中正官选士，权力归于著姓世族；虽然可以镇服百姓，却不是崇尚贤能的方法。到了晋、宋、齐、梁，接连祖述沿袭，认为善于作赋的人是廊庙之才，擅长雕虫小技的人可以成为台鼎大臣。下面以此自负，上面以此选材，上下都互相防范，把这个当作事业。《周书》说：‘凭言语取人，人们就会竭尽言语；凭行为取人，人们就会竭尽行为。取人的方法，不能不慎重。’隋朝废除中正制，举选不再依据乡里，所以乡里没有豪族，城镇没有士族，人民不安土著居，聚集在京畿；士人不修饰品行，人民变得弱小愚昧。古代任用人的制度，是用勋劳赏赐功绩，用才能任职，所以职位与人相称。近代却用官职赏赐功劳，所以官职与人不相称。古代计算人口而贡举士人，考量吏员而任用人才，所以士人没有不做官的，官府也不缺少吏员。近代官职比古代多一倍，士人却多达官职的十倍，求官的人又多达士人的十倍，于是士人没有官做，官府缺少俸禄供养的吏员。扰乱百姓。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千里以外分封诸侯；诸侯的属吏，从卿以下各自举荐任用。到了汉代，除了保傅、将相之外，其余官员全由州县掌管；州县的佐史，都是州牧郡守征辟任用的。公卿，是宰相所主管的职任；甸外的官吏，则是诸侯、州牧、郡守所负责的事务。这样看来，中央主管部门所选的，只是王畿以内的官吏和公卿府署的属官，难道不是很少吗？所选既少，怎么能不精？近代虽有分封，却没有国邑；五服以内，政令都由王朝决定，一个命令便可授官或免官，必定归于吏部，按名册授予职务，尚且不能及时遣任，哪里还有空闲访求贤良、考察品行才能呢？又说：‘三代的制度，家族有世代相传的事业，国家有世代承袭的官职。’孔子说：‘医生如果不是三代相传，就不要服用他的药。’史墨说：‘古代做官的人世代守其事业，早晚都思考它；一旦失去世业，死后也会受到牵连。’由此可知，事业如果不是世代学习，所掌管的事情就不会精通；这正是周代能够得到人才的原因。从前羲氏、和氏世代掌管天地历法，刘氏世代掌管扰龙之籍，氏世代掌管史职，庾氏、库氏世代掌管出纳，制氏世代掌管铸钟，这些就是例子。到了后代，世卿世禄的家族掌握权柄，更加使私门压倒公室；齐国被田氏夺取，鲁国被三桓削弱。后来革除世卿的弊病，却不再实行世代承业的制度，医、工、卜筮等技艺的道路逐渐衰微，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洋州刺史赵匡发表选举议论说：‘三代建立诸侯的情况与如今不同，请从汉代说起。汉朝用人，除了诏令举荐之外，府寺和郡国的属吏都令其自行署任，所以天下士人在家修养自身，征辟文书交相而至；因此士人致力于名节，风俗也得到修治。魏氏建立九品制度，由中正主管，于是家族势力大的品第高，寒门中的优秀人才反而受压抑。国朝举选采用隋代制度，年岁已久，法令更加讹误。人才和才智因学习而成，这是本来之理。进士当时共同尊崇，主司褒贬，实际依据在诗赋；致力于追求巧妙华丽，以此作为贤能的标准，不仅无益于任用人才，实际上还妨碍正当的学习。不仅扰乱淳厚和平的风气，实际上又助长轻佻浅薄。除非见识器度超然、偶尔有孤特秀异之人，其余都沉溺于所学，完全不明白根本。想用这种方式启发性灵、奖成后进，也很困难。这是士林少有体察国家大体之论的第一项弊病。人的心智大概有一定限度，而九流七略的书籍却无穷无尽。主司出题不设期限，因此学习时只致力于抄录摘要；等到参加考试，偶然碰上期限，学业却没有成就，本来就是由此造成的。这是当代少有人掌握经师之学的第二项弊病。’

译用疏文解释经书，大概只是捕鱼的筌、捕兔的蹄罢了。明经科读书，辛勤背诵以加强口诵，考试义理又背诵疏文，只是白白耗尽精华，学习不急需的事业；而对于当代的礼法，没有不茫然无知的。等到面对百姓、裁决事务，只能听从胥吏的话来办理。这就是所谓所学不是所用，所用又不是所学。因而在任官中少有称职的吏员，这是第三项弊病。举人大致二十人中才录取一人，所以终身不能登科的人很多；事情艰难，道路狭窄。如今却让杂色出身的人广泛开通入仕道路，前者一个，后者十个；前者一百，后者一千，考量其等级次序，毫无差别。因此受官的多是地位低下的人，修习学业的人抱怨生不逢时。对待无才者为什么如此优厚，对待有才能者为什么如此刻薄？崇尚末流、压抑根本，使昏昧得到开启而明智受到堵塞。因此士子放弃学业，趋向末技，这是第四项弊病。录取的人少，于是争夺名次、急于求功，交相奔走于公卿之间，以求援引；又诋毁同类，用来争先。因此学业本来依托儒雅，品行却变得险恶浅薄；不是天性如此，而是形势使然。渐渐形成风俗，损害国家风气，这是第五项弊病。大抵参加选举的人，秋初就上路，春末才回来；休息还没有安定，粮食还没有筹办好，就又到了秋季。事业无法修习，更加使技艺才能浅薄，这是第六项弊病。羁旅往来，耗费确实很大。不仅妨碍本来的生业，也会毁掉旧有产业。没有参加几次考试，家产就已经荡然一空，这是第七项弊病。贫穷困乏的士人身在远方，想尽力赶赴京师，但所希望的前途没有边际；根据这种情形推测，竟至于终身如此。于是这些人抱有受屈的遗恨，国家也有遗漏人才的缺憾，这是第八项弊病。官府运输江淮的储粮，计算五成费用要耗去四成，才能到达京城。柴草薪炭的价格又高出十倍；各地参加举选的人每年聚集，计算他们和牲畜，大概要有数万人。没有成功而回去的，十人中有七八人。白白使关中疲敝耗损，这是第九项弊病。为官职选择人才，本来只等待有才能的人；如今选司却一概用年资来衡量，符合年资标准的，即使考判低劣，也一律收取；不符合标准而参加科目考试的人，即使只有一点小过失，也无不被弃置。因此无能之士按例获得俸禄，才俊之人却坐等成为白头老人。这显然不是古人求贤、审慎授官的道理，也已经很清楚了。这是第十项弊病。选人不限定本州，考试全都集中在京师。人数既多，文书又繁杂，因此在此事上偷漏和滥用，产生各种弊端。所以民间相传说：‘参加考试的不是本人，十人中有三四个；赴任做官的不是本人，十人中有二三个。’这是这些弊病中最严重的。如今如果不能一下子全部革除，举选姑且遵从古制，并逐渐改变制度以平息弊病的根源，那么官府就会有更多的好吏，风俗也可以改变。具体条例如下。举人条例 一、立身入仕，没有比礼更重要的。《尚书》阐明王道，《论语》解释各种品行，《孝经》是德行的根本，都是求学者应当首先学习的。明经科通晓这些，称为两经举。《论语》《孝经》作为辅助。各种试帖一律请求停止，只令考试策问义理并口试。自从策问改为询问时务以来，研习经学的人很少能够撰写连贯文章，因此能通晓的人很少。有关部门知道这种情况，也不以此取人。所以当时人说：‘明经问策，只是礼貌性考试而已。’这就是把实际考试变成虚文，对政事没有益处。如今请求令他们精心学习策问，询问经义和时务各五节，并以通晓四节以上列为合格等第。只令他们直接书写事理，解释清楚，不要空泛地抄写疏文，也不要致力于华丽修饰。这十节总在一道试题之内；其他科目询问时，也依照此例。口试各书，每卷问一节，考察其心中是否真正明白、解释是否清楚；来回问答没有阻滞，不必要求背诵疏文。也以十节中通晓八节以上列为合格等第。其他科目也依此办理。另通晓《周易》《毛诗》的，称为四经举；再加上《左氏春秋》的，称为五经举。不学习《左氏》的，任凭用《公羊》《谷梁》替代。只学习《礼记》以及《论语》《孝经》的，称为一经举。既然设立了差等，就按照等第授予官职，这样就能区分才能高下，人们也知道应当勉励自己。一、明法举，也请求停止试帖，只考策问义理和口试，依照经学科的规定。学习《春秋》的人，能够裁断大事，又兼学三传，参照它们的异同，比较策问，能够取其长处的，称为《春秋》举。策问经义和口试，都依照前面的规定。一、进士所学习的课程，请令其学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以及一部史书。杂文请试作两篇，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试作牋、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助于实用的文体，不考试诗赋。义理通达、文辞雅正的列为上等；义理通达而文辞平常的列为次等；其余列为不合格。所试策问，应在所学经史范围内：经书询问圣人策问的旨趣，史书询问成败得失和时务，共十节。重在观察义理见识，不要寻求隐僻难解、诘问名数等无益的才能。言辞不至于鄙陋，便可列入等第。一、有人在通晓《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又通晓《道德诸经》《通元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称为茂才举、达观之士。既懂经学，又兼有诸子之学，取其长处，舍弃其偏狭滞碍之处，那么对于义理之道就没有不全面了解的。考试策问诸书义理以及时务，共二十节；还要与他们谈论，观察他们通达还是滞塞。一、有人兼通经史，通晓政事体要，策问谋略深刻正确，文辞典雅，称为秀才。举经通晓四经，或者通晓二礼，或者通晓三家《春秋》，并且兼通三史以上，就符合秀才的名目。考试经书策问，询问圣人策问的旨趣；史书询问成败得失以及时务，共二十节；还要同他谈论，以彻底考察他的才能。一、学习加倍，秀才的才能与文辞策问同样具备，谈论贯通，能够深究成败，称为宏才，依照前面三科举荐。其策问应当文辞高雅、义理完备，不能与进士相同。所问每十节中通晓八节以上，列为合格等第。

译一，史书方面，《史记》作为一部史书；《汉书》作为一部史书；《后汉书》连同刘昭所注的志作为一部史书；《三国志》作为一部史书；《晋书》作为一部史书；李延寿的《南史》作为一部史书；《北史》作为一部史书。学习《南史》的，还要兼通宋、齐二代的史志；学习《北史》的，还要通晓后魏。《隋书》的志，自宋代以后，史书繁琐碎杂而冗长，请只询问政事治理成败的原因，以及人物的得失，凡与当代有关的，其余一概不问。本朝自高祖以下直到睿宗的实录，加上《贞观政要》，合起来作为一部史书。一，天文、律历自有专门主管的官署负责学习研究，而且也不是一般学者仓促之间能够探究明白的，请暂且不问。只有五经中所论述的内容，大概了解其主要宗旨，是不可不知道的。一，每年天下举人中在来年秋季入贡的，今年九月由州府按照以前的科目先行考试其策文；考通后注定等第，试官、本司官、录事参军以及长吏在后面连续署押。对于口问，在策题后写上“口问通若干”，随即连同接缝处加盖印章，并按照写解的先后次序，不得错乱。封好题卷后，于十月中旬送交观察使；观察使派人送到都省司，按照路途远近分别办理，必须符合期限。省司重新考定后，凡考中者，于二月内发符文到各道、各州，令其追召，限令九月内全部到达。到达后立即重新考试；其策文都要核对笔迹、文辞义理是否与州试相同，符合者收取；伪造者送交法司审讯。国子监举人也依照前例办理。一，各种出身而取得身份名籍的人，如果完全不涉猎学问，昧于廉耻，凭什么任官？在简试时，虽然说是考试经书并判析事务，但如果草率应付，和不考试没有区别，请一律令其学习《孝经》《论语》。《孝经》口问五道，《论语》口问十道，必须问答熟练精通，懂得其中的义理，并且必须答通八道以上。若先前学习过其他经书，任凭其所学进行考试，不必再考《孝经》《论语》。判问要取时事，考察其能否通晓事理；必须责令其由重保作保，以杜绝替代应试。凡符合外州申解条件的，依照举选的条例处置。一一，经学及第的人，选任时请授予中县尉一类的官职，判入第三等；策文考得高的，授予上县尉一类的官职。通晓两经出身的，授予上县尉一类的官职，判入第三等；策文考得高的，授予紧县尉一类的官职。依策文成绩止于此等；再往上，应当凭才能进用。通晓四经出身的，授予紧县尉一类的官职，判入第三等；授予望县尉一类的官职。通晓五经的，授予望县尉一类的官职，判入第二等；授予畿县尉一类的官职。明法出身，与通晓两经者享有相同资序。进士以及三礼举、春秋举，与通晓四经者享有相同资序。茂才、秀才，请授予畿尉一类的官职。宏词科人才，请将其策文送交中书门下，请求授予谏官、史官等职。礼经举人如果进一步通晓诸家礼论以及汉代以来礼仪的沿革，请立即授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之人，学业既然优秀，也准许按照五经举人的待遇，直接授官。各种杂色出身的人，视其书判成绩授予中县尉一类的官职，判入第三等；策文考得高的，升加一等。凡策文考核，除了解褐官以外，不列入任用限额。一，现在举人所学习的内容既然已经从简易入手，士子趋向学习，必定会比过去多出数倍。每年各种举人，主考官加以选择，通常以五百人为最高限额，超过此数的，任其收取杂色出身者。选人的条例 一，前资官和新出身者，都请不限选任人数，任其聚集，使有才能的人不至于滞留而不得任官，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一，不学习经书，史书便没有立身的根本；不学习法律义理，便无法胜任职务。人取得出身以后，应当学习法律。判问请一律询问时事；疑难案件，令其依据律文作出裁决。凡既依照律文，又结合经义，文理宏大雅正，超然出众的，列为第一等。其断案合乎法理，并参照经史，没有亏失，明白可观的，列为第二等。判断依照法律，颇有文采的，列为第三等。大体依照法式，直截了当地写明可否，言辞虽不够完备，但义理没有错误的，列为第四等。此外一概不收。但如曹判及书题达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不得拘泥于声势和文辞格式，反而失去真实情况。因此，合乎义理的，几句话也收取；违背义理的，言辞再多也舍弃。那些请人暗中代判他人事务的，称为“判罗”。这最为无耻，请张榜示众以惩罚他们。一，授予试官及员外官等职的人，如果完全不准参加选任，恐怕有才能的人会受到委屈；如果一律令其参加选任，侥幸之人又会很多。应当斟酌实际情况，取其中道。请令所在官府详细审查核验，只要没有作弊和滥冒，就依照出身者的先例考试判文，在送交省司授官时一并办理。九品、八品官，按黄衣选人的例子；七品、六品官，依照前资解褐官的例子；五品、四品官，依照前资第二正官的例子。其任官的优劣，以判文的工拙为依据。一，旧法规定：四品、五品官如果不再考试判文，是因为他们任职已经很久，经过的考试本来就多，而且官阶已经尊崇，众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再伪造滥充。自从兵乱以来，仕进的途径中有许多侥幸超擢之人，与往日不同，请一律考试判文，等三五年后举选途径清明，再任其依照旧法办理。曾经登科及第、具有清白状，曾任台省官以及各司长官，已经经过选拔的，都不再考试，依照常例处置。一，每年天下选人想要参加来年冬季的选任，那么在今年秋季九月，应依照举人的办法召集并审查核验，以杜绝奸伪滥冒。考试时，长吏亲自监临，并且都令应试者彼此远离，以杜绝口头传授和替代应试。考列第四等以上的，封送省司，都依照举人的例子处置。吏部统计完天下的缺员后，再次考核天下送来的判文，审定等第，然后从上等中按照本色人数收取人员，列具姓名，下发给本道观察使追召，限于十月内到达，并在到达后重新考试。取州试判文，比较其笔迹和文体；有伪造滥冒的，依照法律处置。应当留用的，依照科目资序，择便注拟。一，两都的选人不同于外州，请令省司自行考试。隔年先行考试，一如外州。东都选人的判文，也将送到上都考定等第，同时统计人数。第二年依照惯例追召聚集重新考试，再以去年秋季所试的判文来验证笔迹和文辞义理；这样一来，隔年统计判文、替代应试之事，也难以办理。一，自从兴兵以来，士人多有离开乡土的，既然因为避难而寄居各地，就一定要搜罗才能；隔年先试，令他们返回本贯，会使弊端更加严重。各种举选之人，都请准许在寄庄、寄住的地方投状申请考试。举人既然不必担心伪滥，选人只须查验策文、符告，并责令重保作保，知道不是伪滥后，就准许依照条例处置。

译一，宏词、拔萃科是为了甄选杰出人才；进士、明经科是为了增长学业，都请依照常年惯例办理。平常选任时判入第二等的，也任其越级授官。一，各种因策文成绩优良、功劳较多而依照诏敕授官的人，如果判文低劣恶劣，请授予员外官。等到稍微熟悉法律义理，考试判文合格可以留用时，再依照资序授予正员官。一，各种应当授予正员官的人，年龄不满三十岁，请授予没有职事的京官以及州府参军，不得授予有具体职事的官职。后来，有司有人诘问提出这项议论的人说：“吏部所考核的是四项，即身、言、书、判。现在外州只送判文，那么身、言方面有缺失，怎么办？”回答说：“身、言，难道不是《洪范》所说的貌、言吗？貌，是说举止可以观瞻；言，是说言辞合乎道理。这些都只有有才干的人才能做到。现在所考试的判文，不追求浮华，只要求直接写明是非，以观察其见识和对义理的理解。如果连这一点都昏昧不明，那么没有貌、言，也就可以断定了。书，并不是治理事务的工具，只要字体不至于悖谬越格，就算懂得书法。判，是裁决各种事务，确实是吏员最切要的能力，所以观察判文，才可以知道他的才干。身、言、书，怎么能和判文一样作为铨选次序呢？”有司又诘问说：“帝王盛治没有超过尧、舜的。《尚书》称说广泛采纳意见，把言语作为求取人才的通行途径。现在把言语放在后面，也有说法吗？”回答说：“广泛采纳言语，是说引用贤良，把他们提升到通达显要的职位，正要向他们询问各种政务，若没有言语便无法了解他们。唐尧、虞舜时官员不过百人，咨访应答没有多少；其下的小吏和官长，自行求取各自推行广泛采纳意见，事情非常简易。如今吏部所习考的，动辄数千人，三次铨选鉴别，心力和目力都难以遍及，忙于应付喧嚣争竞还来不及，又哪里谈得上广泛采纳意见呢？” 茂才以上的人，学业已经优秀，可以和他们谈论政教，与他们接近交谈，也就近似于广泛采纳意见了。”有司又说：“士人有言语、品行都没有差错，却缺少文学修养的；或者颇有文学修养，但言语、品行尚未修治的，只凭各科来取用，恐怕仍不完备吧？”回答说：“吏部铨选，必定要求言语和品行，详细考察后才授官，那么外州远地考试，未必就能贯通全面。如今铨衡之下，奸伪滥冒聚集，纷争比诉讼还激烈，伪滥比市井还严重；法律本来就导致了这种情形，也没有别的办法。哪里比得上外州先考试，同时考察品行呢？如果居住在本地，邻里都知道，官府的耳目也容易听取采集情况，这和古代乡举里选相近。况且如今的新法，凭学业举荐的，只要通晓一经就收取；凭判文选拔的，只要直写可否，可以说很容易了。修养言语品行的人，内心应当敦厚坚定；连这些也做不到，其余还有什么值得观察的呢？如果有人志向品性超过常人，足以作为激励劝勉；至于亲自做出恶行、不应举荐任用的人，典章已经完备，只须举而行之罢了。”有司又说：“有人任职时公正清廉，并且有治理政务的能力，只因不擅长辞章判文而不能得到褒奖升迁，恐怕有失于考察实际功绩吧？”回答说：“如果确实如此，正是最公正的选官方式；主管官员记录善行，国家有固定的规章，问题只在于没有执行罢了。只要令各道观察使每年年终必定评定官员的优劣，不得越权滥评，善行就不会被埋没了。”有人问：“考试帖经，是为了考察经书是否精熟；如今废除它，有什么道理呢？”回答说：“人学习时，帖经容易背诵，背诵又容易讲解。现在改为口问，令他讲释；如果不精熟，怎么能应对此项考试？既然要考察难的内容，还要帖经做什么？而且专力于帖经，就会不能专心于经义，这不是发挥才智的方法，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帖经是幼童的事，如今正要授予他职务，却在道理上把他当幼童对待，不合适。”有司又说：“旧法口问，兼取答通六道；现在令其答通八道，恐怕不符合从简易入手的原则吧？”回答说：“所学习的内容少，就应当务求精通；只答通六道，弊病在于粗疏草率，所以才这样规定。”又问：“举人考试策文，按例都是五篇答通，现在合并为一篇，有什么道理？”回答说：“事情重在实际，就会有功效；追逐虚浮，收获就少。考试五篇策文，写很多题目，屡次设置篇章首尾，追求虚浮的地方太多了，哪里比得上在一篇策文中一并提问呢？” 杂议论下 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议论说：“近代以来，爵禄失当已经很久了。这种失当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四件事太过分罢了。是什么呢？入仕的门路太多，世袭贵族之家待遇太优厚，俸禄利益的资给太丰厚，督促责罚的法令太宽薄。入仕的人多，农民和工匠就会更加少；农工少，物资就不足；物资不足，国家就贫穷。所以说入仕的门路太多。《礼记》说：‘天子的长子，也只是士。’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那么即使是储君的尊贵，也和士人同列。所以汉王良以大司徒的身份免职回到兰陵，后来光武帝巡幸时，才恢复其子孙在邑中的徭役免除。丞相的儿子尚且不能免除户课，而近代以来，九品官员之家都不征收其高门荫子弟的赋役，他们重重承受恩宠奖赏，安坐在家而役使财物，坐食百姓，他们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呢？所以说世袭贵族之家待遇太优厚。先王的制度是：士人之所以治理事务，是因为设置俸禄来代替他们耕作。农、工、商有经营劳作的辛苦，士人有勤劳百姓、成就治理的忧劳。虽然风教、谋略、道义方面，士人最为尊贵，但他们的苦乐利害与工农商相差并不很远。后代的士人却撞钟击鼓，修筑台榭，来极尽欢乐；而农民和工匠被鞭打臀背，劳役筋力，以供养他们。得到仕进的人如同升仙，不能仕进的人如同沉入深泉，欢乐与忧苦相差如同天地。所以说俸禄利益的资给太丰厚。俗语说：‘贡献自己的力量，任职于相应的职位；不能胜任的就停止。’从前李膺、周举担任刺史、守令时，官员畏惧他们的声望和作风，有四十多座城的官员投还印绶。这难道是因为他们不留恋俸禄、不安于荣宠吗？只是因为汉代的法律不能被轻忽。自从隋代改变选官法，即使非常愚笨的人，也蠕动着只要完成一次劳绩、结成一次课考，取得入选叙用的资格，就循资授职，同族同列的官员随着班次行礼拜揖，积藏俸禄，四周任期满后便罢职，其中又有因缘侵吞掠取的。罢职之日，妻子儿女衣饰华丽，仆人马匹肥壮，在士林之间安然自得。到了期限又参加选任，终而复始；不是犯下大害，就一直到死也不黜退。所以乡里俗语说，人做官就像死去一样，没有不做完任期后倒退回来的。做官如此容易，享受俸禄如此丰厚，对上遵循的法律如此宽松，对下征敛却如此沉重，那么人谁不避开它的危害而趋向它的利益呢？所以说督促责罚的法令太宽薄。沈既济认为，应当减轻俸禄利益，严加督促责罚，使无才之人即使虚设座位、在旁放置印绶，请他作揖授予，也不敢接受。

译宽减他们的征税徭役，使他们安居田里，让农、商、百工各自乐于本业；即使拿官职来诱惑他们，也没有人肯改业。这样一来，谋求仕进的志向无需禁止就会自行止息，仕进门路无需关闭就会自行闭塞。古今选用人才的方法，九流各有常规次序，不过三种标准罢了：一是德，二是才，三是劳。而如今选官机构一个也没有做到，为什么这样说呢？吏部的根本，在于甲令。虽然说衡量德行来安排官职，任用才能来授予职务，计算功劳来升迁叙用，条文都具备了。然而考核检验的方法，全在书判簿历、言词举止之间。侍郎若不是通神，就无法真正知道这些。于是安静行走、缓慢说话，并不等于有德；辞藻华丽、翰墨优美，并不等于有才；资历累积、考第增加，也不等于有功劳。考察前代选用人才，都是由州府察举；但年代久远以后，讹误失实越来越严重。到了齐、隋，弊端多得无法胜数，凡是任命设置官员，大多由于请托。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与其任凭私情，不如由本人自行举荐；与其让外部滥举，不如由内部收取。于是废除州府的权力，把它归给吏部；这是纠正时弊、惩治弊端的权宜之法，并不是治理国家永远不变的常典。如今吏部的法令已经窘迫，也应当彻底扫除而重新制定，不能因循沉默地坐守残弊。有人认为，如今选举之人尚未成为当地土著，不必以乡里为根本；鉴察不能只靠一方明察，不可专门委任给吏部。我谨慎地考察、详尽地衡量古代制度，并斟酌当今适宜的办法：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各司长官，应当让宰臣进叙，吏部得以参与议定可否。六品以下官员，或属僚佐之类，准许州府辟召任用。这样，铨选的责任全都委托给四方，州府结奏完成后，统一归入吏部、兵部二部。必须先选择牧守，然后授予他们权力。地位高的，先行署任后再奏闻；地位低的，听凭版授而不由朝廷正式任命。牧守将帅如果选用不公，吏部、兵部可以察举弹劾。这样一来，接续假名伪命的人、才能浅薄品行低劣的人、贪婪索取财货的人、懦弱而奸邪的人，在诏令下达之日，便会随声废黜。大略计算，十项任命中除去八九项，则人员减少而官员宽裕，事务详备而官吏审慎；贤能之人自然进用，不肖之人无需压制也会自行退去。除去隋代的权宜办法，恢复古代美好的制度，那么众多人才都能得到任用，天下将非常幸运。” 关于选举的杂议七条 一，有人说：“按照国家的甲令，凡是贡举人，本来是求取有才德的人，并不是选取文辞。所以法律说：‘各种贡举如果举荐的不是合适之人，处徒刑。’注释说：‘指德行乖僻的人。’在州郡任职，就由观察使上报其名声；在朝廷任职，就按时黜退或升迁。用这种办法来惩罚和劝勉，足以达到治理。只是有司因循敷衍，没有修明自己的职务，逐渐造成讹误，使制度衰败。如今只须修整旧令，举行政旧，人民就会服从，何必改制呢？”回答说：“州郡以德行贡士，礼闱以文辞选才，试官以帖经口问求取学业，铨曹以书判选择吏员，这些都写在甲令中，究竟应当修整哪一条法令？而且只有德行没有形迹，只有才能没有固定器具，想要聚集考察却无法取得，想要听闻也无法听见；若不是亲自了解，怎么能够辨别并任用呢？如今礼部、吏部一概以文辞贯穿始终，那么就离人才的实际情况远了。使臣察举，只能得到善恶中特别突出的那些人。每道积累数年，也很少能够得到一个人。至于平常循规蹈矩、愚昧鄙陋的人，或许外表十分谨慎，实际政绩却被人蒙蔽；有的人善于制造奸伪滥冒，隐藏而不显露。听说一个州有几十人，什么时候真正听闻过他们呢？如果铨选不把责任交给外任官员，不责成他们办成实事，不疏通源头以引导下游，而只凭文字选士、循资授职，即使让他们口诵律文，手拿斧钺来治理百姓，也没有用处。非改不可。二，有人说：“从前后汉贡举士人，诸生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笺奏；那么举人考试文章，正是前代帝王的典章旧制，为什么唯独对今天加以否定呢？”回答说：“汉代所贡举的只是王官。汉代各郡国每年贡士，都授为郎官，分别居于三署，储备人才等待诏令，没有固定职务，所以初到时一定要考试其艺业，观察能否胜任。至于郡国的僚吏，都由府主署置，发布版檄召用，到了便授予职务，哪里有常规贡士也不加以试炼的呢？那些偏远州、鄙陋县中的一名属官、一名县尉，或者津渡官、戍守吏，都要登名铨省，接受考试后离去，这是从隋代才形成的，并不是旧典。” 三，有人说：“如果让外州辟召，一定是牧守的亲故，或者是权势人物托请，或者是旁州邻郡互相交换人情，大多不是实际有才的人，怎么能处理这种滥用呢？”回答说：“确实有这种情况。然而，这种滥用和吏部接受请托相比，哪一个更多呢？比较二者的优劣，况且州牧郡守，古人称为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政绩能够表现出好坏，法令也有考核优劣的科条。既然分担忧劳、责成政绩，谁敢滥举？假如年久以后人心懈怠，法令日久而产生弊端，天网疏漏，容许奸伪错误，举荐亲属、旧交，有请托、有私情，那么十个人中即使有五个极其滥冒，仍有一半能够保持公道；像吏部那样，十个人中连一个也没有。请让我试着说明：凡在铨衡任职，只征求书判；到了补授官职时，只核对官资。书判写得好，未必有吏治才能；资历履历漂亮，难道就妨碍他贪婪暴戾吗？假使官资完全合适，刀笔也都精通，这才是吏曹最公正的选拔。那么在补授之际，官员的才能并未详细了解：有的人品性善良、善于安辑人民，却被授予主管事务的职位；有的人才能足以治理繁剧事务，却被授予散员官；有的人偶然与职位相当，也只是侥幸碰中罢了，并不是吏曹平素已经知道他的才能。有文才而无赖的人，计算日子就可以升迁；有实际才干而无文才的人，终身不能进用。何况他们的书判大多是假手完成，有的让他人代写，有的让旁人代作，有的临到事情发生才脱衣匆忙拟作，有的事先约定日期、议定价钱。才能优秀的人一人兼写四五份，亲自制作的十人中只有两三人。何况伪造作弊、冒用姓名、接替应试的，又在这些情况之外。令史收受贿赂，即使积累了许多谬误，又有谁来追究呢？选人没有资历，即使名义上端正，仍然会被剥夺。又听说过去公卿子弟、亲戚，按照官位高低各有一定名额，有的可以得到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受放限；礼部明经等科也如此。世俗称为“省例”，这难道不是滥用吗？如果说这也是滥用，那么它比前面所说的多出百倍。”

译四，有人说：“吏部的滥用，只出自一个门路；州郡的滥用，门路却很多。若同样都是滥用，难道不如堵住众多门路而归并到一个门路吗？”回答说：“州郡的滥用，虽然门路多，却容易改革；吏部的滥用，虽然只有一个门路，却无法改革。为什么呢？如今所有选官之法，都是在吏部选择才能，在州郡考察任职。如果才能和职务不相称，就会混乱而无法任用。责问刺史，他就说：‘官职任命出自吏曹，不敢废弃。’责问侍郎，他就说：‘我是衡量书判、资历、考第后授官的，不能保证他以前的情况。’责问令史，他就说：‘我是按照履历出入办理的，不知道其他情况。’百姓受其弊害，谁来承担罪责？如果守牧自行任用，那么罪过又能逃到哪里？州郡的滥用，只要换掉一个刺史就革除了；吏部的滥用，即使更换侍郎，也没有益处。这是因为九流之人浩繁无尽，不可能全部了解，是法令使其如此，并不是主司个人的过错。所以说：‘门路虽多却容易改革，门路虽一却不能改革’，原因就在这里。” 五，有人说：“如今人情关系很多，所以我担心一旦准许他们参加选任，吏治必然纲纪紊乱，不如现在这样还有秩序。”回答说：“不必借用古义，请就眼前的事来说。如今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从判官、副将以下，都是由使府自行铨选。即使其中有些人情关系，扩大来统计，大约十人中还有七人是合宜的。可见辟召属吏的办法已经实行于今日，只是还没有推及州县罢了。利弊的道理，明白可见。纲纪有什么会丧失？秩序有什么会紊乱？假如过去各使的僚佐都要由选曹书面授予，怎么能够获得镇守四方边隅的重任，治理繁多的财赋呢？” 六，有人说：“近年常常看见州县有摄官，都是牧守自行署置的，政事大多苟且敷衍，不考虑长远。刚刚到官，已经开始经营生计；迎接新官、送别旧官，劳苦疲敝到了极点。现在如果令州郡自行召辟，弊病也会如此，怎么办呢？”回答说：“国家的正式职员，都承受朝廷命令；摄官只是暂时代理以补缺，不能久任，事情必定会被停止或裁省。人虽然流动而责任却不及身，功绩即使显著，官职也不能成为正式任命，只求自身便利而行事不苟且，能等待什么呢？如果职务不再调换或夺免，由州邦任命的摄官便成为自己的职责；对上报答知己，对下有利于班次荣誉，人人争相竭尽才力，谁会不尽心呢？如今常调之人，远方授予一个职务，已经要行走数千里赴选集；又到数千里之外任官，携带妻子儿女再次劳苦，必定一年都在路上，估计要过几年才能停官成名。若不是知己的恩惠，后来任职还可以按考第取得；这样的行事还不苟且，那么谁才算苟且呢？” 七，有人说：“如今四方诸侯中还有没有朝觐的；如果天下士人既没有固定的调选，又长久得不到俸禄，人人怨叹，一定会相率离开我们，进入别的境地，那该怎么办？”回答说：“问得好！辟举法实行以后，人才搜罗就会全部完成，中等人以上都有职位了。那些得不到俸禄的人，都是低劣而不能任职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当今天下凋敝的根本，实际上正是士人太多。为什么呢？凡是士人之家，都不耕作却要吃饭，不织布却要穿衣，使下层供养上层，这是因为物资不足。大概有一家供养百口的，也有一家供养十口的，多少通计，一家不下二十人。一万家大约有二十万口。现在有才能的人既然为我所用，愚劣的人全都归于他人。有一万家归附他人，就有二十万人跟随而去，吃他的黍粟，穿他的缣帛，享受他的禄廪，役使他的百姓。我收取贤能之人，他得到愚劣之人。我减少二十万张浮食之口，他增加二十万张浮食之人，那么我的弊病更加减少，而他人的困乏更加严重。自古以来兴邦制敌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只怕他们离开我们还不够快，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请改革选举事务 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应由选司注拟者除外】以上请由宰相总管其进叙，吏部、兵部得以参与议定可否。吏部尚书【侍郎】以上请掌管议定文官五品以上的除授任命，六品以下的集中奏报，并兼察举选用不公正的人【各京司长官及观察使、刺史举用僚佐，如有才能与职务不相称、背公任私的，得以察举弹奏；不是选用方面的滥失，不得举奏】。凡有所察举，郎中负责刺举，员外郎负责判定完成，侍郎、尚书署名后再施行【各官长若犯有其他过错，由主管机构自行弹奏，并非吏部所察，所以说不是选用方面的滥失不得举奏】。其余所掌事务依照旧制。如果听说官长选用有滥失而吏部不举，请交御史台弹劾；御史台不举，再由左右丞弹劾【按《六典》，御史有纠举不当之事，左右丞即可弹奏】。兵部尚书【侍郎】以上请掌管议定武官五品以上的除授任命，六品以下的集中奏报，并兼察举选用不公正的人【各军卫长官及节度使、都团练使举用将校，如有才能与职务不相称、背公任私的，得以察举弹奏；不是选用方面的滥失，不得举奏】。凡有察举以及台省纠举弹劾，都依照吏部的办法，其余所掌事务依照旧制。礼部每年贡举人 以上请分别停止、废除；对于必须通晓经艺的人，请在国子监六学中选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兵部选举 以上请停止、废除【从前隋代设置折冲府，分镇天下，是为了分散兵力。到唐代武后升平年间，设置武举，是担心人们忘记战争；由此可知武官、武选的本末。如今内外邦畿都有军队，偏将、裨将、将校所在多有，实在应当设法减少、裁除，岂能再扩大门路诱导人们进入？何况这些人又不是勇猛强悍之士，只是徒然称作武官，不足以守御。即使学习弓箭，也不能胜任战斗，却坐享俸禄，图谋逃避征税徭役。现在请求全部停止，以杜绝奸利】。京官六品以下【应当由选司注拟者】以上请各自委托本司长官自行选用，初次补授时称为摄官，然后申报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报完成后，才下达敕牒以及符告到本司，这才成为正官。考课从奏报完成之日起计算，所有摄官的俸禄一律发给一半。府州佐官【别驾、少尹、五府司马、赤令不在此例】以上从长史以下直到县丞、县尉【各州长史、司马即使是五品以上官，也同样依照六品官的办法】请各自委托州府长官自行选用，不限本地人或外地人。申报正官、摄官的制度，与京官六品以下相同。边远的羁縻等州，请兼任本道观察使共同铨选补授。上州的省事、市令，中州的参军、博士，下州的判司【录事参军不在此例】。中、下县的县丞以下官员，以及关、津、镇、戍等官。

译以上请由本任刺史补授完毕后，申报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发给牒文后，才成为正式官员，并且不必上报朝廷。员额不得超过旧制；即使吏部尚未答复，也要全部发给俸禄。如果承受省司牒文，在任时与正官相同；离任以后不得再称用该官名。如果州司认为其功劳尚未显著而不申报，请不限年月，听凭办理。州县 以上请依照旧令，州分为三等【上、中、下】，县分为五等【赤、畿、上、中、下】；其余“紧、望、雄、辅”等名目，请废除【等级名目过多，就会使仕进迟滞；使人周遍任职只求事务完成，急于升迁而不能长久安定，政事也会苟且。请减少等级，以惩戒侥幸之心，这样仕途通达可以期待，众多人才也不会受阻】。六品以下官员的资历考课 以上请一律以五周为期满【唐虞时代升迁官员必定以九年为期；魏、晋以后都经过六周；唐朝沿用隋制为四周，近来又削减为三考。如今三、四周太少，六、九周太多，请限定为五周，大概可以折中】。其迁转资历，请参照修订后的旧制【所谓修订旧制，就是迁转资次；只是如果一任官职尚未期满便被征召任用，也不计入选数】。如果才能、品行、治理功绩特别优异，请准许越级升迁。每逢长官更换，原有僚属中如果有人犯罪或不称职，任凭替换；如果没有犯罪，就都等到考期届满，未满期者不得替换。各道使管辖之内的人以及州县官属中，有治理政务特别优异、见识谋略宏大通达、操行学业精纯、技艺才能超绝，或怀有才能而未能显达、在丘园隐居而有德行的人，或者适合充任内官而不适合任州县官的，都申送吏部。将校、偏裨中有军事谋略和武艺，或者适合充任宿卫、可以担任统帅的，申送兵部。以上请不限人数多少，都令长官详细陈述其才干、品行和谋略，举荐送交朝廷，并分别申报吏部、兵部；各自设置官署来安置他们，审察衡量才能，铨定等第高下。每逢官职有空缺或另有任使需要，就随其才能提拔任用【如汉代光禄勋统领三署郎】。被举荐者的举主加阶进爵；能够得到贤俊之人的，升迁其官职【如果自行任用僚属，即使得到贤能者也不奖赏】。禁止约束的杂项条文 一，各使以及各司、州、府长官举用僚属，请明确写明事迹、德行、才能，请求授予某官、某职，都必须先申报吏部、兵部【如果各使奏请官员兼带职掌，就按职掌分别归入文职、武职；不计本官所兼带的州县职务，申报吏部；兼带军职，申报兵部】。吏部、兵部抄录其文辞后奏报【说取得某使、某曹司、某州府的状文所称情况】，并以原状中的人员列入案籍；每一使、每一司、每一州各立一簿。一，被举荐的官吏在任职期间，若行为乖谬、不如举状所称，或者犯罪达到徒刑以上，请连同举主一并治罪【被举荐者本人仍依照常法、本条处置】。一人，夺禄一年【各使没有俸禄的，准照三品官，以料钱折纳，依当时估价计算】；二人，夺赐【没有赏赐的，降其服色，紫降为绯，绯降为绿，绿降为碧】；三人，夺阶及爵【有爵无阶、有阶无爵的，加夺赏赐及勋】；四人，解除现任职事官【已经上任的，一并追而解除】；五人，贬官【节度使、观察使降为刺史，刺史降为上佐，并且都安排到边州】；六人，除名。有犯贪赃罪达到流刑以上的，加倍论罪【所谓加倍，是一人按二人的法令处理，二人按四人的法令处理，三人按六人的法令处理，罪责止于三人】。如果举用以后后来知道其有过错，能够具状申述并自行按劾，请不要论罪【这是指原先了解不审慎、举用失误的情况】。一，被举荐的官员中，有因奸邪收受贿赂而举荐的，有因亲属故旧而举荐无才之人的，有因接受请托而举荐的，有明知其品行不好却故意举荐的，凡犯其中一科，都请按欺罔皇上的罪论处，不得以官赎罪。请托举荐的双方都作为首犯；谋求请托者作为从犯。杜佑评论说：“人生来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发生混乱；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所以设置众多官职。从前唐尧、虞舜时代，都向众人访求人才；舜举荐八元、八恺、四岳，任用防龙、稷、契，大概就是用人的大略。到了夏、商、周三代，在乡学中选择人才，然后授予职任，制度逐渐完备。秦、汉的道路虽然不以古制为师，乡里学校所推举的，仍然以品行为根本；郡国的佐吏，也都自行奖拔，经过多次试用考效，才登上王朝。内官有僚属的，也可以征求俊彦。到了东汉，开始设置选官职务，推选的制度仍沿袭前代规制。左雄议定年龄限制，当时不敢错误举荐，所以两汉号称人才众多。魏、晋设置九品，置中正官，大概只评论门阀资历，很少考察品行才能。选曹的职责更加尊重；州郡的刺史、太守，内官的卿、尹、大夫，都由吏部署任，而辟召以及乡里的举荐，旧有形式并未废止。永嘉以后，天下分裂，三百多年，才终于重新混一。其间各自承奉正统名号，共有九姓，大体都没有改变魏、晋的制度，都是乱多治少，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文质相互矫正，如同循环往复；教化由此兴盛还是衰败，也系于此。” 自魏国三位君主都喜好写文章以来，晋、宋、齐、梁的风流文采越来越盛行，但文体不够典雅，文辞崇尚绮丽浮艳，浮薄讹滥的弊病，到隋代达到了极点。况且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代制度法令能够数说的，只有汉朝最为可称；继承汉朝的盛况，没有比得上唐朝的。可惜唐朝在创业之初，承受了文风弊病达到极点的局面，可以说是正逢这样的时势。群臣不讨论怎样救正文风弊病、使之归于质朴，反而因循当时风尚而崇尚文饰，风俗教化不能淳厚，恐怕原因就在这里。远观往昔，讨论选举制度的人，没有哪个朝代没有：有人说官职太多、百姓困苦，应该省减吏员；有人说等级太多，弊病在于升迁太快；有人说郡守、县令的职位，选任得过于轻率；有人说根据言辞取人，不如考察实际品行。这些说法都能知道弊病所在，却没有探究弊病产生的原因。考察秦朝的法令，只有从事农耕和战争才能进入仕途；汉朝有孝悌、力田、贤良方正等科目，又按时征召和征辟人才，而每年郡国大约每二十万户口贡举一人。大略计算当时天下推荐的人才不过一百多人，因此考核精细、选择审慎，一定能得到有才干的人。此后，选举逐渐变得更加繁杂广泛。开元、天宝年间，一年贡举的人总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等众多名目和杂类途径，入仕的人多得无法计数，比汉代增加了几十倍、上百倍，怎么能不加重设置吏职、多设等级、逐级规定选限来抑制它呢？

译人的通常心情是追求进取，共同仰慕荣华显达；从低位升到高位，由近处升到远方，本来应当迅速经历升迁才能达到目标，哪里有空闲长久停留来建立功绩呢？秦朝设置郡四十二个。汉朝郡国一百多个，太守入朝可以任公卿、郎官，出任可以治理县邑，遇事能够便宜行事，宽略地执行文书，不必事事表示可否，只以成效责成；所寄托和委任的权力很重，酬报和奖赏也很高。如今分掌符信、治理三百五十个郡县的官员，差等降低，又只能成为八九个属邑中较优秀的人，不能掌握任事的利弊，也不能专断处理。八使、十连，举动都要请示禀报；地位卑下，礼遇微薄，势位低、任职轻，确实可以说是徒劳，既难以获得越级升擢，也容易授予治理之职，本来就是这样的。起初后魏崔亮任吏部尚书，不问贤能或愚钝，只以停留、解除任职的年月作为判断标准，当时那些久困不得进用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魏国丧失人才，实在是从崔亮开始的。到了隋文帝，他一向不重学术，窃取天下后又不愿分散权力，于是取消州郡的征辟，废除乡里的举荐，内外官员凡是一命以上的任命，全都归吏曹掌管。人才一旦列入官班，全由执政决定；这样执政参与了吏部的职权，吏部总揽州郡的权力，都没有考究治理国家、推诚任人的本意。因此铨选失去条理，接受任命的人大多泛滥。天下有万里疆域、九流人物汇聚，却把选拔人才、授予官职全都仰赖吏曹，凭片刻之间的周旋来判定才干品行的优劣，想要没有错误，不也是荒谬吗？此后，有关官署尊重贤能的原则，反而把文采华美放在首位；辨析论定人才的方法，则只在书判中选择，众人纷纷趋附这种风尚。其流弊便是琐碎混杂：考阅经书被称为“倒拔”，考察文辞同于猜射覆；设置按资历循序升迁的资格，建立选任人数的制度，压定常例以显示固定期限，平均配给以断绝超越界限；有时糊去姓名进行考核，有时分成十个铨选机构分别掌管。只求勉强补救末端，不清理根源，那么由吏部专门总管，就是造成这些程式弊病的原因；以文辞取士，是考察人才的末端；书判，又是文辞取士的末端。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依靠的是百姓；百姓的利害，取决于官府的政事。想求得政治清明，在于让官员长期任职；想使任期长久，在于减少等级；想减少等级，在于精心选择；想精心选择，在于减少名目，使读书做官的人少，而农、工、商三类人多，这样才可以省减吏员，才可以使百姓安定。确实应当斟酌治乱得失，详细考察古今，推行秉持至公的原则，纠正过去的错误；或者允许征辟召用，或者命令荐举延聘，举荐有否定和褒贬，论定其诛罚和奖赏，以考核成绩来考察他们，以升迁和贬黜来激励他们，挽救这种残败弊病，成效会非常迅速，这实在是国家的大政，难道可以不努力实行吗？

译学校 有虞氏把大学称为上庠，把小学称为下庠；夏后氏把大学称为东序，把小学称为西序；商代制度把大学称为右学，把小学称为左学。又称为瞽宗；周代制度把大学称为东胶，把小学称为虞庠。又说：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王太子、王子、群侯的太子、卿大夫和元士的嫡长子，以及国家选拔的俊秀之士，都到那里求学。古代施教，家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国中有学。汉高帝任叔孙通为奉常，那些共同制定礼仪的弟子，都成为选拔人才中的首位。此后也无暇顾及兴办庠序。到孝文帝时，较多地任用了有文学才能的人，但皇帝本来喜好刑名之学；到了孝景帝又不任用儒学之士，窦太后还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具备官职、等待询问，没有得到进用的人。武帝即位后，后来窦太后去世，田蚡任丞相，贬斥黄老、刑名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延揽儒生百余人，于是依照旧有博士制度设置弟子五十人。太常选择年满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为博士弟子。昭帝选拔贤良文学之士，将博士弟子的名额增加到满一百人。到成帝时，刘向请求兴建辟雍、设置庠序，皇帝下令公卿商议。刘向不久病死，成帝末年增加弟子名额到三千人，但过了一年又恢复原状。到王莽任宰衡时，为了向百姓炫耀，于是兴建辟雍，并增加元士的子弟，使他们能够像甲乙等第的弟子一样接受学业。后汉质帝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大将军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的子弟，都全部送去求学；每年春秋两季，常常在乡里举行乡射礼，每月举行一次享会，把这些作为常规，以此作为劝勉学业、进用人才的开端。于是游学的人增加到三万多名学生。然而经书章句逐渐疏略，许多人崇尚浮华，儒者的风气大概衰落了。桓帝建和初年，下诏让各位学生参加考核考试，以补授官职；永寿二年，又考核考试诸生，补授郎、舍人。献帝建安年间，侍中鲍衡上奏说：按照《王制》，设置大学和小学，从王太子以下都教以《诗》《书》，学成后升入司马那里，称为贤者，任用他们担任官职，所以能够达到刑罚不用的盛况，建立太平的教化。如今学校中的博士虽然都已设置并有表章，却没有实际教授；战争尚未平息，人人都在公事上，而求学的人很少。可以允许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官员在家的子弟，以及将校子弟中现任郎、舍人的，都到博士处学习；其中才智高、品行秀异、学通一经的，由太常制定格式。皇帝听从了。晋代挚虞《决疑》说：汉初设置博士而没有弟子，后来设置弟子五十人，与博士共同学习礼仪；又增加到五百人，汉末达到数千人。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建立太学。当时仰慕学问的人开始到太学求学，称为门人。满两年后考试，能够通晓一经的，称为弟子；不能通晓的，遣返回去。弟子满两年后考试，能够通晓二经的，补为文学掌故；不能通晓的，允许等到后辈考试时再考。考试通晓二经的，也可以补为掌故。满三年后考试，能够通晓三经的，选拔其中成绩优异者为太子舍人；没有考中的，等到后辈考试时再考。考试通晓的，也任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两年后考试，能够通晓四经的，选拔其中成绩优异者为郎中；不能通晓的，等到后辈考试时再考。考试通晓的，也任为郎中。郎中满两年后，能够通晓五经的，选拔其中成绩优异者，按照才能分别叙用；不能通晓的，等到后辈考试时再考。考试通晓的，也予以叙用。晋武帝初年，太学生有三千人。泰始八年，有关官署上奏，太学生有七千多人，其中才能足以任四品官的，允许留在学中。皇帝下诏说：“已经考试通晓经书的留下；大臣的子弟中能够接受教育的，令其入学；其余遣返回郡国。”咸宁二年，兴办国子学。《周礼》说，国中贵族游宦的子弟，所以称为国子。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省承受符命，按每经设置博士一人，但经书太多，所以历代以来儒学荒废，能够兼通经义的学者很少。如今应当《周礼》《仪礼》两经设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设置三人，其余每经设置一人，共八人。” 太常车允上言：“考察两汉旧事，博士的职责只是推举通晓经书的人，迁转各按本人的资历，起初没有固定班次。魏代以及西晋，多以侍中、常侍中儒学最优者兼领博士。如今博士八人，我认为应当依照魏代旧例，选择朝臣中一位经学最优的人，不拘其职位高低，常任其统领博士。每次选举时，太常共同研究折中办法；其余七人则按照通常的铨选制度选任。”大兴初年，想要修治建立学校，只设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氏《易》都裁省而不设置博士。孝武帝太元初年，在中堂暂时建立太学，举行释奠礼。当时已不再有国子生，设置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则暂时选取大臣子孙六十人。仪式办完即罢除这些设置。《其国子生见祭酒、博士时，穿单衣、戴角巾，手执一卷经书代替手版。》自穆帝到孝武帝，一直都把中堂作为太学。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求兴办国学，用来教导贵族子弟，并下令各州郡普遍修建乡校。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选公卿、二千石官员的子弟入学。然而品第考核没有章法，君子以同他们列名为耻。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说：臣听说旧制，国学生都选取高门贵族子弟，地位可与皇太子相列；后来却把良莠混杂在一起，于是使人产生羞耻之情。诏书虽然褒奖并采纳了这一建议，最终却没有施行。宋武帝下诏令有关官署建立学校，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文帝元嘉二十年建立国学，二十七年废除。明帝泰始年间，初次设置总明观，置祭酒一人，分有道、儒、文、史四科，每科设置学士十人。齐高帝建元四年下诏建立国学，设置学生一百五十人，选取王公以下的子孙，年龄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以家距都城二千里为限。皇帝去世后，因避国讳而废除学校。武帝永明三年下诏建立学校，于是裁省总明观，召集公卿以下官员的子弟，设置学生二百二十人。这年秋季，学生全部集合。东昏侯永元初年，下诏依照永明旧事废除学校。当时有关官署上奏，国学、太学可以同时存在。《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太学和国学，是晋代用来区别士人与庶人、分别贵贱的制度。然而无论贵贱、士庶都必须接受教育，国学、太学同时存在也是可以的。当时太尉王俭又依照晋代制度，国子生穿单衣、戴角巾，手执经书代替手版。》后魏道武帝初年平定中原，开始在平城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一千多人。天兴二年春，增加国子、太学生三千人。

译太武帝始光三年，另在城东建立太学。后来征召卢元、高允等人，命令州郡各自举荐有才学的人，于是人们多磨炼儒术，儒学逐渐兴盛。献文帝天安初年，建立乡学；郡中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命令大郡学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三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郡县设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孝文帝太和年间，改中书为国子，又开设皇子之学。迁都洛邑以后，建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小学。隋文帝开皇年间，国子寺不隶属于太常；此前历代都隶属于太常。唐武德元年，下诏在秘书省外省另为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建立小学。武德七年，下诏各州县以及乡里都设置学校；有能够通晓一经以上的，主管官署考试后，增加阶品并依次叙用。贞观五年，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学，于是增建校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也增加学生名额；书学、算学各设置博士，共有三千三百六十名学生。一百六十名，其屯营飞骑也设置博士，教授他们经学。不久，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的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进入国学学习，共有八千多人。国学的兴盛，近古以来从未有过。龙朔三年，东都设置国子监丞、主簿、录事各一人，四门博士、助教，四门学生三百人，俊士二百人。在上台设置弘文馆，学生三十人；在东宫设置崇文馆，学生二十人。《这些人都从皇族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和皇后大功以上亲属、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尚书、身受实封的功臣、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以及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中选取，由尚书省补授。》西京国子监统领六学。《学生都由尚书省补授。》一是国子学，学生三百人。《分别学习五经，每经六十人；由文武官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以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充任。》二是太学，学生五百人。《每经一百人；由四品、五品官员以及郡公、县公的子孙和从三品官员的曾孙充任。》三是四门学，学生一千三百人。《分经设置的制度与太学相同；其中五百人由六品、七品官员以及侯、伯、子、男的儿子充任，八百人由庶民中才俊优秀的人充任。》四是律学，学生五十人。《选取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人，由八品、九品官员的子孙以及庶民中学习法令的人充任。》五是书学，学生三十人。《由学习文字的人充任。》六是算学，学生三十人。《由学习计算的人充任。》总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县学校的学生名额各有差等。《州县学生的门资，与律学、书学、算学相同；各类学生都限定在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均由郡县自行补选。京师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人，下郡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三十人，下县二十人。》各类学校都有博士、助教教授经学技艺。每年仲冬，郡县的馆、监考核学生中有成就的人，长吏和属官设乡饮酒礼，为他们荐举和遣送。开元七年十月，皇太子到国学举行齿胄礼。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下敕命天下州县，每个乡里分别各设置一所学校，并选择师资。教授内容包括《尔雅》；天宝初年，明经、进士学习九年后，国子监设置广文馆，掌管进士学习事务，设博士、助教各一人。天宝十二年七月，举人不得充任乡贡生，全部补为学生，四门俊士也停止设置。永泰二年正月，下敕命各道节度使、观察使、都督、防御使等的子弟，以及宰相、朝官和神策六军的子弟，想要学习的，从今以后都令其补为国子学生。如果希望他们重视学业，如同箧中藏金、器物将成、玉在其中等待雕琢；即使本人已有官职，想要附入学校读书的，也听凭学校官员报请中书门下，选择其中品行业术足以作为师表的人补足名额。学生人数的多少、所学习的经书、考试等第以及所供给的粮食物料，都由有关部门分别拟定事项后上奏。《通志》卷五十九 《史部·别史类·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 《通志》卷六十 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刑法略第一 历代刑制、肉刑议、赦宥 历代刑制 黄帝凭借武力平定天下，这是刑罚中最重大的事情。陶唐氏以前，没有听说有刑制。虞舜圣德聪明，建立法制说：“用象征刑罚的图像来显示常刑；以流放宽赦五刑，以鞭刑作为官府刑，以扑刑作为教化刑，以金钱作为赎刑；因过失和灾害而犯罪的，宽大赦免；倚仗过错而最终不改的，施以贼刑。谨慎啊，谨慎啊，只有对刑罚要特别忧恤啊！”于是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兠放逐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诛罚于羽山。惩处四人，天下都服从了。又规定五种流放各有安置之处，五种安置又分为三等，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允。夏启即位后，有扈氏不遵守正道，他向众人发誓说：“不听从命令的，在社坛之后处死。”又制定《禹刑》。商代制定《汤刑》；到了纣王无道时，便加重刑罚，有炮烙之刑。周代秋官的职掌，建立三种法典；每年正月初一，开始调和并向邦国、都邑和乡野公布刑法，随后把刑法图像悬挂在象魏，让百姓观看。十天后收回，又手持旌节向四方宣布，公布国家的刑罚和禁令。一是刑罚用于新建国家，采用轻典；二是刑罚用于安定国家，采用中典；三是刑罚用于混乱国家，采用重典。凡盗贼侵扰军队、乡邑以及家人的，杀死他们而无罪。凡替人报仇的，向士官登记后，杀死他们而无罪。凡杀死亲属的，焚烧其尸体；杀死君王亲属的，肢解示众。杀人的，在市中陈尸三天。伤人见血却不报官的，侵扰狱讼、阻止诉讼的，告发后都处死。因犯盗贼罪而获罪的人，其家属中男子收入罪隶，女子收入舂槀。凡有爵位的人、七十岁以上的人以及尚未加冠的人，都不作为奴隶。五刑的规定是：墨刑五百条，劓刑五百条，宫刑五百条，刖刑五百条，髡刑五百条，共二千五百条。这就是所谓刑罚用于安定国家、采用中典。受墨刑的人让他守门，受劓刑的人让他守关，受宫刑的人让他守内，受刖刑的人让他守园囿，受髡刑的人让他守积聚之物。《王的同族不处宫刑，是因为不剪断同类，只剃去头发而已。凡王族都在隐蔽处处罚，所以让他们守积聚之物，音为“恣”。》周穆王在位一百年，年老昏乱，命吕侯制定刑法，训示夏禹赎刑之法。《这是按照夏禹赎刑的法则从轻处理。》墨刑一类一千条，劓刑一类一千条，剕刑一类五百条，宫刑一类三百条，大辟刑一类二百条，五刑共三千条。《比原来的制度多五百章。》后来又制定九刑。《即五种正刑以及流刑、赎刑、鞭刑、扑刑。》孔子说：“重大罪行有五类，而杀人罪反而是其中最轻的。违背天地的，罪及五代；诬蔑鬼神的，罪及四代；违背人伦的，罪及三代；扰乱教化的，罪及二代；亲手杀人的，罪只及本人。”又说：“分析言辞、破坏法律，扰乱名分、改变制度，操持左道来扰乱政事的，处死。制作淫靡声乐、制造奇异服饰、设置怪异技艺和奇巧器物来动摇君心的，处死；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所学不正却广博，顺从错误并加以润饰，用来迷惑众人的，处死；借助鬼神、时日、卜筮使人疑惑的，处死。这四种诛杀，不等待时日，也不加审听。秦文公二十年，法律开始有夷灭三族的罪名。《张晏说：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淳说：父族、母族、妻族。》秦武公三年，诛杀三父等人并夷灭三族，因为他们杀了出子。《宁公有三个儿子：武公为太子，其次是德公，再次是出子。宁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掉太子，拥立出子为君；后来三父等人又共同杀死出子，拥立武公。》秦孝公初年，卫鞅请求变更法令：把百姓编为什伍，互相收容监督，实行连坐；不告发奸邪的腰斩，告发奸邪的与斩获敌人首级同样奖赏，隐藏奸邪的与投降敌人同样惩罚；一家有两个男子以上而不分家另居的，加倍征收赋税；有军功的，各依法律授予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按轻重分别受到大小不同的刑罚；努力从事农业这个根本事业，耕田织布、缴纳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其本人徭役；从事末业牟利以及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收捕为奴。宗室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列入宗室谱籍；明确尊卑、爵位、俸秩和等级，各按差等次序确定；按照家等登记田地、住宅、臣妾和衣服；有功的人尊贵荣耀，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什么光彩。命令已经制定完毕，还没有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招募能够把它移走的人，赏给五十金，以表明没有欺骗。秦人起初说法令不便的，以千人计。于是太子触犯了法律，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因为上层有人触犯它。将要依法惩罚太子，但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不可以施刑，于是刑罚他的老师公子虔，给他的师傅公孙贾施墨刑。”第二天，秦人都赶来执行法令。法令刚下时，有人说法令不便，也有人来说法令便利。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把他们全部迁到边城。此后没有人敢再议论法令。甘龙、杜挚极力反对。法令刚制定时，有一天卫鞅到临渭，一天之内处刑七百多人，百姓都以此为苦。过了三年，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给足、人各自丰足；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斗殴，秦国大治，百姓非常高兴。《魏文侯以李悝为老师，编次各国法律，撰成《法经》，都是关于罪名的制度。商君接受了这部《法经》，以它辅佐秦国，相关内容详见《相秦具魏世语》。秦始皇即位，派将军成蟜攻打赵国；成蟜反叛，死于屯留，军吏都被斩杀，并且还陈列成蟜的尸体。《士卒死亡的，也都陈列尸体。》后来嫪毐发动叛乱，击败他的党徒二十人，全部斩首并车裂，巡行示众，夷灭他的宗族；罪轻的人罚作鬼薪。《取柴薪供给宗庙，称为鬼薪；法律规定鬼薪服刑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