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传第三

译进入乡里之中，他们以乞食作为生活资粮；在桑梓树荫下休息，动辄就有十多人。燕赵的风俗，这种情形尤其严重。齐朝制度规定各郡都要建立学校，设置博士、助教教授经书，学生都强行差遣来充任名额。士人和豪富人家的子弟都不肯接受调遣。充数入学本来就不是他们所喜欢的，经典书籍当然也不放在心上；又常常被州郡官员驱使，即使有人游荡懒惰，也不加以查察。这些全都是因为上面所喜欢的并非儒学而造成的。各郡都可以察举孝廉，防止博士、助教以及游学之徒中通经的人，推选其中优秀者充任举荐人选。考试经学十条，答对八条以上，便准许以九品官出身；其中特别优异的，也可以破格提拔。周文王受命后，十分重视经典。当时西都动荡，战马在郊外驰骋，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古代圣贤传下来的训诫，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于是从三代中寻找散佚的文章，从千百年前探求至理，废除魏晋制度，遵循周公姬旦的盛美典章。卢景宣学通各种技艺，修补五礼的缺失；长孙绍远才学广博，修正六乐的败坏。由此朝廷典章逐渐完备，学者都受其影响而向往。明皇即位后，敦促崇尚经学。宫内有崇文观，朝廷外部重视成均之职。手持白绢、怀揣铅笔，能够在重席上谈笑解颐的士人，间或出现在朝廷中；头戴高冠、身穿方领衣服、手执经书并背着书箱的学生，都登记在京城学校中。他们人才济济，足以超过从前。到了保定三年，皇帝下诏尊奉太保燕公为三老。皇帝于是穿着衮冕，乘坐碧辂，陈列文物，备齐礼仪仪容，清道来到太学，袒露身体割取牲肉给燕公食用，又奉上酒杯请他饮酒。这确实是一代盛事。后来命使者乘轻车带着玉帛，到南荆聘请沈重；平定山东后，皇帝降低至尊身份亲自慰劳万乘之主般的熊生，给予特殊礼遇。因此天下人都仰慕向往，文化教化远播。穿儒者服装、携带先生之道、开办学校、延请学生的人比肩接踵；激励从师学习的志向、守持专门学业、辞别亲戚而甘愿勤苦的人多如集市。虽然通儒的盛大成就比不上魏晋时期的臣子，但移风易俗，这也算是近代的美事了。自从正朔不统一以来，将近三百年，师传教诲纷杂，没有可以取法校正的标准。隋文帝顺应天命即位，统一天下，张开天罗以网罗人才，用旌帛礼聘他们，设置优厚爵位来笼络他们。于是四海九州强于学问、等待咨询的士人无不汇集而来。天子于是整顿车驾，率领百官，遵循询问道术的礼仪，观看释奠礼。博士们竭尽如悬河般的辩才，侍中穷尽经席上的精奥，考订散佚的文献，研究核对异同，长期积累的疑难一下子如冰消解。于是破格提拔奇才俊士，厚重赏赐诸位儒者。京城的学风传播到四方，各地都开设学校。齐、鲁、赵、魏一带，求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随老师，不远千里而来，讲学诵读的声音在道路上不断绝。中州的兴盛，自汉魏以来，也只有这一时期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精神才华渐渐衰竭，不喜欢儒术，专门崇尚刑名之学。执政者都不是真正笃好儒学。到了仁寿年间，于是废除天下学校，只保留一所国子学，学生七十二人。隋炀帝即位后，又恢复学校。国子学和郡县学校的兴盛，超过开皇初年；征召、聘用儒生，远近都到齐了，让他们在东都城下相互讲论学术得失，由纳言判定等第，一并上报。此时旧儒大多已经凋零死亡，只有信都刘士元、河间刘光伯卓然出众，学问贯通南北，博极古今。后来的学者仰慕他们，他们所撰写的各种经义疏，士大夫都奉为师法。后来对外征伐四夷，战事不停，师生懈怠离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止君子失德，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空有建立学校的名声，却没有弘扬道义的实际。学风逐渐衰败，以至于隋朝灭亡。穿方领衣、迈方步的儒生，也辗转死于沟壑。凡是拥有的经籍，也因此埋没在灰烬之中。于是使后来的士人不再听闻《诗》《书》的教诲，全都怀有侵夺偷窃之心，彼此一起陷入不义。

译《传》说：“求学的人将会兴盛，不学习的人将会衰落。” 这样说来，盛衰所系，兴亡所在，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慎重吗？汉代郑玄为众多经书作注，服虔、何休各自有所解释。郑玄注《周易》《诗》《书》《礼》《论语》《孝经》以及《左氏春秋》；何休所注《公羊传》在黄河以北广泛流行。王肃所注《易》也偶尔流行。晋代杜预注《左氏传》，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宋朝都任青州刺史，传承家学，所以齐地多学习这一学派。北魏末年，大儒徐遵明门下讲授郑玄所注的《周易》，徐遵明把它传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卢景裕又传给权防、郭茂。权防很早进入邺都，郭茂常在门下教授。此后能谈论《易》的人，大多出自郭茂门下。河南以及青州、齐地之间的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的《易》，师承传授大概很少。北齐时儒士很少传授《尚书》之学，徐遵明兼通此学。徐遵明从屯留王聪那里受业，又传给浮阳李周仁、渤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防；所传的是郑玄所注本，不是古文本。下层乡里的学生大略都看不到孔氏的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士元才得到费甝的义疏，于是开始留心研究。至于《诗》《礼》《春秋》，尤其是当时所崇尚的学问，诸生大多兼通。《三礼》的学问都出自徐遵明门下。徐遵明把学业传给李铉、沮儁、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给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给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此后后生中能通晓礼经的人，大多是熊安生的门人。诸生全都通晓《小戴礼》，兼通《周礼》《仪礼》的约有十分之二三。通晓《毛诗》的人大多出自魏朝刘献之门下。刘献之传给李周仁，李周仁传给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传给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此后能讲说《诗》的人，大多出自刘敬和、刘轨思二人门下。河北诸儒中能通《春秋》的，都学习服子慎所注之书，也出自徐遵明门下。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虎、刘昼、鲍长宣、王元则，都获得了服氏学说的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防，虽然不是徐氏门下传授，也能融会贯通。又有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之学，后来兼而改讲杜元凯所注之书。黄河以外的儒生，全都信奉杜氏之学。《公羊》《谷梁》这两种传，儒者大多不放在心上。至于《论语》《孝经》等学问，学徒没有不通晓并讲授的。诸儒如权防、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流，大多各自撰写义疏；虽然说是专门师法一家，也都相互取法学习。总的说来，南北所作章句，爱好和取舍彼此不同。江左讲《周易》用王辅嗣注本，讲《尚书》用孔安国注本，讲《左传》用杜元凯注本；河洛地区讲《左传》用服子慎注本，讲《尚书》《周易》用郑玄注本，讲《诗》都以毛公为宗，讲《礼》都遵从郑氏。南方学者简约，能得到精华；北方学问繁博，穷究枝叶。考察它们的始终，概括其归宿，二者在立身成名方面，虽然地域不同，达到的结果却相同。现在从魏、梁、越以下各人，依照时代编排，以备列入《儒林传》。梁越，字元览，是新兴人。广泛通晓经书和传记，性情纯厚平和。北魏初年任礼经博士，魏道武帝认为他谨慎厚道，升任上大夫，命他教授诸皇子经书。明元帝初年，因师傅旧恩，赐爵祝阿侯，出任雁门太守；捕获白雀进献，授任光禄大夫，后来去世。卢丑，是昌黎徒何人，襄城王鲁元的族人。太武帝监国时，卢丑因博学被召入教授经书。后来因师傅旧日的恩情，赐爵济阴公，官至尚书，加授散骑常侍。死于任河内太守期间。张伟，字仲业，是太原中都人。学问通晓各种经书，乡里来向他求学的常有几百人。张伟儒雅谨慎，广泛接纳学生；即使有人顽愚，反复询问几十次，他仍殷勤地告诫开导，从没有恼怒的脸色。他常常依据经典，教导学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门人感受到他的仁德教化，侍奉他像侍奉父亲一样。他性情清雅，不合礼法的话不说。太武帝时，他与高允等人一起被征召任用，授任中书博士，多次升迁为中书侍郎、本国大中正。奉命到酒泉慰劳沮渠无讳，又出使宋朝，赐爵成皋子。出任营州刺史，晋爵建安公。死后追赠并州刺史，谥号康。梁祚，是北地泥阳人。父亲梁邵在皇始二年归附魏朝，官至济阳太守。到梁祚时，家居赵郡。梁祚专心致志，喜爱学习，历经研习各种经典，尤其擅长《公羊春秋》《郑氏易》，常常以此教授学生，颇有儒者风范，但没有适应当世的才能。他与幽州别驾平恒有旧交，平恒当时常请他讲论经史，征召为秘书中散，逐渐升任秘书令。后来被李彪排斥，退任中书博士。之后出任统万镇司马，又被征召为散令，撰写《并陈寿三国志》，命名为《国统》，又作《代都赋》，在世间颇为流行。他清贫守节，不与权势显贵交往。去世后，儿子梁元吉很有父亲的风范。平恒，字继叔，是燕郡蓟人。祖父平视、父亲平儒，都在慕容氏政权任职，担任通官。平恒沉迷勤奋读书，广泛通晓，博闻强记。自周朝以来直到魏朝，帝王传代的缘由、贵臣升降的次序，他都撰录并加以品评，评论其中的是非，名为《略注》，合计一百多篇。他安于贫困、以道为乐，不因屡屡贫困而改变操守。征召为中书博士，过了很久，出任幽州别驾。他性情贞正，寡欲少求，不经营产业，衣食常常不足，妻子儿女也免不了饥寒。后来升任秘书丞。当时高允任秘书监，河间邢祐、北平阳嘏、河东裴宗、广平程骏、金城赵元顺等任著作郎。高允常说：“博通经籍的人，没有超过平恒的。”平恒有三个儿子，都不继承父业，喜欢饮酒而自暴自弃。平恒常因他们使家世衰落而愤怒，拄着手杖巡视房舍，靠着山冈哭泣；不替他们经营婚姻和仕途，任凭他们去接受那些琐碎而混浊的仕进聘用，结果他们不能进入士流。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他，平恒说：“这些人确实已经衰败困顿了，何必劳烦我呢？”于是另建一所精舍，把经籍都放在里面，由一个奴仆供给自己，妻子儿女不得前往，酒食也不给他们。当时若有珍美食物，他便叫来当时的老友东安公刁雍等人共同饮食，家人不得尝用。太和十年，任命平恒为秘书令，但他坚决请求任郡职，还没有接受任命便去世了。追赠幽州刺史、都昌侯，谥号康。

译陈奇，字修奇，是河北人。年幼丧父而家贫，却极其孝顺地奉养母亲。刚长乳齿时便聪明有见识，早早显露出成熟的资质。性情刚正明亮，与世俗不同。他博通古代典籍，常常认为马融、郑玄解释经书时有所失误，立志从事著述。五经之中，他首先为《孝经》《论语》作注，颇为流传于世，受到士大夫称誉。他与河间邢祐一同被召赴京。当时秘书省的游雅早就听说他的名声，起初很喜欢他，把他引入秘书省，想授给他史官职务。后来陈奇与游雅讨论典诰，谈到《易经·讼卦》“天与水违行”一句时，游雅说：“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由此推论，从葱岭以西，难道还能向东面望天吗？”游雅性情褊狭短浅，因此对陈奇产生嫌隙，曾当众侮辱陈奇，有时直呼其名，有时指责他是小人。陈奇说：“公自认为是君子，我本人姑且算是小人。”游雅说：“你说自己是小人，那么你的祖父、父亲又是什么人？”陈奇说：“我的祖父是燕国东部侯厘。”游雅追问陈奇：“侯厘是什么官职？”陈奇说：“三皇时代没有流传下官礼官的名称，难道能和过去所称的云师、火正、鸟师等官名相同吗？由此说来，世代变革，官名就会不同；时代改变，礼制也会变化。您身为大魏东宫内侍长，究竟又是什么职务呢？” 因此游雅对他怀恨在心。在此之前，皇帝曾把陈奇交给游雅，命游雅考核补授秘书省官职。游雅既然厌恶他，于是便不再推荐任用。陈奇闲散了好几年，高允常常与他发掘阐扬古籍，赞赏他的深远造诣，称说陈奇的通达见识不是平常学者所能窥见的。高允暗中劝游雅说：“您身负朝廷声望，众人瞻仰，为什么要和乡野儒生争论文书章句呢？”游雅认为高允偏袒陈奇，便说：“您难道也要党附小人吗？”于是取出陈奇所注的《论语》《孝经》，在庭院中烧掉。陈奇说：“公是贵人，并不缺少柴薪，为什么要烧这个呢？”陈奇的《论语》注本被烧后，游雅更加愤怒，于是告诉京师后生不要听从传授；陈奇不肯降低自己的志向，也批评游雅的过失。游雅撰写《昭皇太后碑文》，评论太后名字的美好，把她比作前魏的甄后，陈奇讥刺揭发其中的不当之处，于是传到皇帝那里。诏令下交司徒检验核对，游雅理屈。有人写诽谤书，里面多是怨恨时政的话，颇为称说陈奇怀才不遇。游雅于是暗示主管此事的人说：“这本书说陈奇不得志，应当是陈奇假借他人之手写成的。”按照法律条文，制造诽谤书的人都要连同妻子儿女一起遭到杀戮，于是便把罪名归给陈奇。当时司徒平原王陆丽知道陈奇是被冤枉的，爱惜他的才学，所以拖延了好几年，希望能够得到宽赦。案件最终审结，陈奇被处以大戮，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陈奇在《易》学方面尤其擅长。他在狱中曾亲自占卜，卦还没有完成，便拿起来撕破，叹息说：“我本来料定活不到明年冬季，看来陈奇确实会像卦中所占的那样遭受祸害。”陈奇起初被征召时，夜里梦见星星坠落压在脚上，天亮后告诉别人说：“星星主风，星星主雨。梦见星星压脚，一定不是吉祥的征兆。但时势和命令都严急，不敢不赴召罢了。”陈奇的外甥名叫矫之，曾任意出仕，历任郡守。陈奇所注的《论语》，由矫之传掌，但未能流行于世，其中义理多不同于郑玄，往往与司徒崔浩相同。刘献之，是博陵饶阳人。年幼丧父而贫困，却非常喜爱《诗经》及其传注。曾经向勃海程元学习，后来便广泛阅读各种典籍。看到讲名法的著作，他合上书笑道：“假如杨朱、墨子一类人没有写出这种书，千年以后谁会知道它的浅陋呢？”他曾对亲近的人说：“看屈原《离骚》的作品，他本来就是狂人，死去也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惋惜？孔子说‘无可无不可’，确实合乎我的心意。”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学习，刘献之总是对他说：“人立身处世，虽然有百种行为、各条道路，但按孔门四科来衡量，总的说来以德行居首。你如果能够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忠诚信实、仁爱谦让，不用走出门户，天下自然会知道你。假如不能这样，即使放下帷帐读书、刺股苦学、穿草鞋跟随老师，也不过是博闻多识，像用土龙祈求降雨一样欺惑后人，对于立身之道有什么益处呢？”孔门弟子起初也没有领悟，直到看见旱鱼之叹，才回家奉养父母。唉，先贤为什么觉悟得这样晚呢？因此四方学者无不推崇他的品行义理，争相登门求教。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每次讲《左氏传》，讲到隐公八年便停止，说：“义例已经讲完，不必再解释了。” 因此弟子们不能究尽他的学说。后来本郡举荐孝廉，他到京城后称病返回。孝文帝巡幸中山时，征召他掌管内校书，刘献之长叹说：“我比庄周所说的散木还差得远啊。‘一次已经过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于是坚决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当时中山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天下都称他们为儒学宗师。张吾贵每次讲学，门徒有上千人，但其中品行业绩值得称道的很少。刘献之登记在册的弟子只有几百人罢了，却都是通晓经书的人。于是有见识的人分辨出他们的优劣。北魏承接丧乱之后，五经的大义虽然有师说，但天下学生多有疑惑停滞，都到刘献之那里求决。刘献之对于六艺的文字，虽然没有全部作注，但所标举的宗旨和义理颇不同于旧说。撰有《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流行于世，并撰有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经》尚未完成便去世。有四个儿子：放古、爰古、参古、修古。张吾贵，字吴子，是中山人。年轻时聪明敏慧，能言善辩，身高八尺，容貌奇异伟岸。十七八岁时，本郡举荐他为太学博士。张吾贵起初没有广泛学习，便跟随郦诠学习《礼》，跟随牛天祐学习《易》。郦诠、牛天祐不过粗略地启发他而已。张吾贵读过一遍，便另辟门户，世人争相归附于他。他曾在夏学聚集门徒上千人，却不讲授经传。学生私下说：“张先生对于《左氏传》，好像不能讲解。”张吾贵听见后，对他们说：“我今年夏天暂且停止讲授，日后当讲传文。你们明天都要带着经本来。”学生只是感到奇怪。张吾贵去拜访刘兰，刘兰于是替他讲授传文。三十天之内，张吾贵兼读杜氏、服氏之书，综合括取两家的异同，把其中要点全部提出。诸生后来集合，他便为他们讲说，义例无穷，内容大多新颖奇异。刘兰仍然伏身旁听，学者因此更加惊奇地推重张吾贵。张吾贵辩才足以粉饰错误，喜欢编造诡异的说法，因此他的学业没有长久流传。他气势凌驾于州牧郡守之上，不向王侯屈服，最终没有做官，直到死去。

译刘兰，是武邑人。三十多岁时，才进入小学。他抄写《急就篇》，家人发现他聪明敏慧，于是让他跟随中山王保安的老师学习《春秋》《诗》《礼》。家里贫穷，没有办法供给自己的生活，他一边耕种，一边学习。三年以后，便向哥哥请求讲学。哥哥笑着听他说，为他建立学校，聚集学生二百人。刘兰读《左氏传》，五天读一遍，同时通晓五经。此前张吾贵以聪明善辩超过常人，但他的解说不依据先儒的义旨。只有刘兰能够推究经传的源流、本注作者的意旨，参照纬候和先儒旧事，讲解非常精细周详。从此经义的审察和广博，都归功于刘兰。他又明晓阴阳之学，博闻多识，因此成为儒者所尊奉的人。瀛州刺史裴植征召刘兰到州南馆讲书。裴植主持学业，所以学生非常兴盛，天下都称誉此事。又特别受到中山王英的重视，王英把他引入馆中，命他教授自己的儿子熙、诱、略等人。刘兰前后有几千名学生，学成者很多；但他排斥诋毁《公羊传》，又非难董仲舒，因此受到世人的讥刺。后来任国子助教，曾经静坐读书，有人敲门。刘兰命人引入，那人戴葛巾、穿单衣进来，与刘兰同坐，对他说：“您本来是学士，为什么每次都遭受毁谤侮辱？” 义理上的长短究竟在谁呢？而且过错在于无礼，才被人欺凌。如今我想召见你，应当同你当面辨正此事。”话说完便出去了。兰年轻时就担忧死亡。孙惠蔚，字叔炳，是武邑武遂人。他的六世祖孙道恭，曾任晋朝长秋卿。从孙道恭到孙惠蔚，世代以儒学相传。惠蔚十五岁时，通晓《诗经》《尚书》以及《孝经》《论语》。十八岁，拜董道季为师学习《易经》。十九岁，拜程元为师，学习《礼经》和《春秋》三传。他周游各地的儒学讲舍，在冀州一带很有名声。太和初年，郡里以孝廉〔原文作“孝防”，疑为OCR误字〕荐举他，他在中书省应对策问。当时中书监高闾早就听说惠蔚，称赞他才华出众、辩才敏捷，于是同他交谈，推荐他任中书博士，后改任皇宗博士。高闾奉诏整理、确定雅乐，惠蔚也参与此事。雅乐完成后，高闾上疏请求召集朝廷官员到大乐署，共同研讨其中的是非。秘书令李彪自负才辩，在高闾面前提出难题，高闾命惠蔚与李彪抗辩，李彪不能使他屈服。黄门侍郎张彝常同惠蔚交往，每逢上表疏议论政事，大多都向他咨询。孝文帝十七年，孝文帝南征，惠蔚上议祭告上天的礼仪。太师冯熙去世后，惠蔚监督办理他的丧礼，上书请求让冯熙未成年的儿子都穿成人的丧服。惠蔚与李彪因儒学相互了解，等李彪官至尚书，惠蔚仍任太庙令。孝文帝曾从容地说：“道固已经登上龙门，而孙蔚还沉在沟渠里，我曾认为这是对不起他的事。” 他虽然长期困滞在小官之位，却深知仕途的通塞，并没有孜孜以求进用的愿望，儒者因此推重他的高尚。孝文帝二十二年，任东宫侍读。在此以前，七庙以平文帝为太祖；孝文帝议定祖宗尊号，改以道武帝为太祖。祖宗虽已确定，但昭穆次序尚未改变。孝文帝去世后，将把神主附祀到宗庙，侍中、兼太常卿崔光认为既然太祖已经改变，昭穆也应按次序改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认为，太祖虽然改变，昭穆仍不应更改，于是起草弹劾文书，准备上奏弹劾崔光。崔光对惠蔚说：“这本来就是礼制，可执法官却要弹劾我，我想求助于博学之士。”惠蔚说：“这确实深合礼制的变通。”不久便写信给崔光，赞成并说明此事。崔光把惠蔚的信呈给宰辅，于是召惠蔚和邢峦到朝廷辩论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但邢峦最终理屈，弹劾之事于是搁置。宣武帝即位后，惠蔚仍在皇帝身边，讲授、训导经典。他由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武邑郡中正。惠蔚进入东观后，发现典籍尚不完备，便上疏说：“臣列于秘书省官员之中，专门掌管书籍。旧典原来没有确定的目录，新旧书籍混杂，首尾不全；有的文字损坏、字迹讹误，错误败坏相连。卷帙目录虽然很多，真正校定完整的却很少。” “臣如今依照前任秘书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想补足残缺、校正有无，审定句读，作为定本，按次序统一抄写，永远作为常规。省中原来没有底本的书籍，臣将广泛推寻搜求，使之完备。然而经书典籍浩繁，诸子百家纷杂，部帙既多，篇章次第又有错误，绝不是一两个校书官用几年的时间就能完成的。请求命令四门博士和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心考校，参照厘定字义。”诏令准许后，他升任黄门侍郎，代替崔光任著作郎。他并不擅长文章史学，没有什么撰述，只是亲自翻阅自己传注中的几行文字罢了。后来升任国子祭酒、秘书监，仍掌管史事。延昌三年，朝廷追论他讲学、考定经典的功劳，封为枣强县男。明帝初年，出任济州刺史，回到京城后，授光禄大夫。北魏初年以来，出身寒微的儒生中，惠蔚最为显达。他原来只有一个单名“蔚”；正始年间，在宫禁中侍讲，夜里谈论佛经，有符合皇帝意旨的地方，诏令加给他“惠”字作为名号，于是称为惠蔚法师。他在任上去世，追赠瀛州刺史，谥号戴子。伯礼承袭爵位。伯礼擅长隶书，官至国子博士。徐遵明，字子判，是华阴人。幼年丧父而喜好学习，十七岁时随乡人毛灵和等到山东求学，到了上党，便拜屯留人王聪为师，学习《毛诗》《尚书》《礼记》。一年后就辞别王聪，游历燕赵，拜张吾贵为师。张吾贵的门徒很多，徐遵明虔诚学习了几个月，便私下对朋友说：“张先生名声很高，但义理没有规范；凡是他讲说的，都不能使我心悦，请让我另寻老师。”于是同平原人田猛略一起到范阳，拜孙买德为师。一年后又想离开，田猛略对遵明说：“你年少时每次跟随老师，都不能完成学业。这样用心，恐怕最终一事无成。”遵明于是指着自己的心说：“我现在知道真正的老师在哪里了，就在这里。”于是到平原拜唐迁为师，住在▯舍，研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和三礼，不出院门，整整六年。有时弹笙吹笛来自娱自解。他又得知阳平馆陶人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朝永嘉年间的旧抄本，便前往阅读，又经过数年，于是亲手撰写《春秋》义章三十卷。此后他教授门徒，每次临讲座，先手持经书、执掌疏文，然后开始讲授；这种治学方式至今逐渐成为风俗。

译遵明在外讲学二十多年，海内没有不尊崇仰慕他的。他很喜欢聚敛钱财，与刘献之、张吾贵都在河北聚集门徒讲学，悬挂收取丝帛粮食，留下衣物等待学生来取，称为“影质”，这有损儒者的风气。遵明见郑玄《论语序》说“书以八寸”，有人误写成“八十”，宗因便曲意替这种说法作解释，他的偏执都像这样。刘献之、张吾贵比他更加严重。遵明不喜欢京城，因为在兖州有旧交，便迁居并隶属兖州。元颢进入洛阳后，任城太守李湛将要举兵起义，遵明参与其事，夜里到民间躲避，被乱兵杀害。永熙二年，遵明的弟子、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上表请求追赠谥号，最终没有得到赠谥。董征，字文发，是卫国顿丘人。身高七尺二寸，喜好古学，崇尚雅正朴素。十七岁时，拜清河人监伯阳为师，学习《论语》《毛诗》《春秋》《周易》。又向河内高望崇学习《周官》，后来在博陵刘献之那里遍学诸经。几年之内，他对经书大义精熟，开始讲学授徒。太和末年，任四门小学博士。后来宣武帝征召他进入璇华宫，命孙惠蔚以六经考问他，又诏令他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来任辅军将军，授安州刺史。因进京述职，途中经过家乡，便置酒于高台，大宴乡里的老人。他说：“佩龟绶返回故国，古人称为荣耀；手持符节回到家乡，怎么会不快乐？”于是又告诫几个子弟说：“这样的富贵，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勤学所取得的。”当时人都以此为荣。他入朝任司农少卿、光禄大夫，后来因年老退休。董征出任州官、入任郡官，虽说是凭学业取得，也由于汝南王元悦以师资之谊上表为他请求。永熙二年去世。孝武帝因为董征过去教授自己学业，优厚追赠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号文烈。儿子董仲曜。李业兴，是上党长子人。祖父李蚪、父亲李元纪，都因儒学被荐举为孝廉〔原文作“孝防”，疑为OCR误字〕。李元纪死于金乡令任上。业兴年轻时耿介，有求学志向，晚年才在赵魏之间拜徐遵明为师。当时有渔阳人鲜于灵馥，也聚集门徒讲学，但遵明的声誉还不高，登记入学的学生很少。业兴便到鲜于灵馥的学舍，混在求学者中听讲。灵馥对他说：“李先生长期追随羌博士，究竟学到了什么？”业兴默然不答。等灵馥讲《左传》时，业兴问了几条大义，灵馥不能回答。于是业兴拂袖起身说：“羌人的弟子就是这样罢了。”随即径自返回。从此鲜于灵馥的学生纷纷放弃学业，转而投奔徐遵明，遵明的学生大为增多。这是李业兴促成的。后来他广泛涉猎百家学说、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没有不精通的，尤其擅长推算历法。虽处贫贱之中，常常自负自矜；如果礼遇不足，即使面对权贵也不屈服。后来任王遵业的门客，被荐举为孝廉〔原文作“孝防”，疑为OCR误字〕，任校书郎。由于世间通行的赵匪历把节气推算到后辰，延昌年间，业兴便制定《戊子元历》进呈。当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详等九家，也各自献上新历。宣武帝诏令他们共同编制一部历法，张洪等后来共同推举李业兴主持，完成了《戊子历》。正光三年，奏请施行。业兴认为《殷历》的甲寅、《黄帝》的辛卯，只是有积元术数而已，后来又加以修订，各成一卷，流传于世。建义初年，奉诏掌管礼仪制度，未几授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因制定历法的功劳，赐爵长子伯。后来孝武帝即位初年，他预先参与礼仪事务，封屯留县子，授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行释奠礼，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瑗担任摘句官。后来入朝任侍读。迁都邺城之初，起部郎中辛术上奏说：“如今皇居迁徙，百事重新开始，营建一旦兴起，必定应当合乎制度。李业兴是博学通儒，见闻广博、知识丰富，关于万门千户的营建，正应当向他咨询。如今请求召他前来，披阅图样、考察记录，辨明是非，参考古今，折中制定制度。”诏令准许。此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匠高隆之奉诏修治三署的乐器、衣服以及百戏等物，便上奏请求业兴共同参与。天平四年，他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吏部郎卢元明出使梁朝。梁朝散骑常侍朱异问业兴：“魏国洛阳城中的委粟山，是南郊还是圆丘？”业兴说：“委粟山是圆丘，不是南郊。”朱异说：“近来听说郊坛和圆丘在不同地方，这是采用郑玄的说法；我们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业兴说：“洛京郊坛和圆丘的位置，采用的是郑玄的解释。”朱异说：“如果这样，那么女子逆降、旁亲也都采用郑玄的说法吗？”业兴说：“这件事也不能完全遵从。如果你们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除服后的禫祭就应当用二十五个月。为什么王俭的丧礼却在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呢？”朱异于是无言以对。业兴说：“我昨天看见明堂四根柱子、屋顶方正，没有五九之室，这应当是裴頠所制定的。明堂上圆下方，裴頠只是取消了室。如今上面不圆，这是为什么？”朱异说：“圆形方形是世俗说法，经典没有这样的文字，为什么责怪方形？”业兴说：“关于圆方的说法，出处十分明确，只是你没有看见。我看过你记录梁主《孝经》义的书，也说上圆下方。你这样说，岂不是自相矛盾？”朱异说：“如果这样，圆方究竟出自哪部经书？”业兴说：“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纬候之书，怎么可以相信呢？”

译业兴说：“你如果不相信，那么灵威仰、叶光纪这一类名称，经典中也没有出处，你还相信不相信？”朱异不答。梁武帝问业兴：“《诗经》中的《周南》写王者的教化，却归属于周公；《召南》写仁贤的风俗，却归属于召公。为什么称作‘系’？”业兴回答：“郑玄注《仪礼》说：‘从前太王、王季住在岐阳，亲自实行《召南》的教化，以兴起王业。到了文王，实行今天《周南》的教化，在鄷地接受天命、建立都邑。文王作为诸侯，占有并教化诸侯之国。如今既然登上九五之尊，不能再守着诸侯的领地，所以分封给周公、召公，称为“系”。’”梁武帝又问：“《尚书》说正月上日，在文祖接受帝位，这是什么正月？”业兴回答：“这是夏历正月。”梁武帝说：“怎么知道？”业兴说：“考察《尚书·中候运衡篇》说‘日月开始运行’，所以知道是夏正。”梁武帝又问：“尧以前以哪一月作为正月？”业兴回答：“尧以前，书典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就是二月。这些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时不知道采用哪种正朔？” 业兴回答：“虽然三种正朔不同，但凡是说到时节，都依据夏历正月。周礼所说仲春二月，禁止男女没有夫家者失婚。虽然用的是周历月份，其实也是夏历时令。尧时的日月，也应当如此。只是我所见不深，无法辨析。”梁武帝又问：“《礼记》说，原壤的母亲死了，原壤敲着树唱歌。孔子是圣人，却同原壤交朋友。”业兴回答：“孔子自己已经解释过，说亲近的人不能失去亲近之情，旧交不能失去旧交之情。”梁武帝又问：“原壤是什么地方的人？”业兴回答：“注说，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是鲁人。”梁武帝又问：“原壤不孝，违逆人伦，为什么保存旧交的小节，却废弃不孝的大罪？”业兴回答：“原壤所做的事自有明显表现；孔子年轻时的交往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既然目前没有什么大变故，怎么能抛弃他呢？”梁武帝又问：“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还要记录原壤的事，垂示给万代作为法则？”业兴回答：“这是后人记录的，不是孔子亲自制定的；就像合葬孔子父母之类的事情，《礼记》中这样的例子动辄有上百条。”梁武帝又问：“《易经》中有太极，太极究竟是有还是无？”业兴回答：“传说中的太极是有。”他还兼任散骑常侍，加授中军大将军。业兴家世是农民，虽然学问深厚，旧日口音却没有改变。梁武帝问他宗族有多少家，他回答：“萨四十家〔原文如此，含义不明〕。”出使回来后，孙腾对他说：“你为什么被吴人嘲笑？”业兴回答：“我尚且被嘲笑，试着派您去一趟，必定会挨骂。”邢子才说：“你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有人问是真的吗？”业兴说：“你太糊涂了，只说这个人一半怀疑、一半相信，谁去检查呢？”兴和初年，他又制定《甲子元历》，当时得到施行。武定元年，授国子祭酒，仍任侍读。神武帝知道业兴精通术数，出兵时常询问他。业兴说：“某日某地会取胜。”又对亲近的人说：“他们如果报告胜利，自然会奖赏我；如果报告失败，怎么能怪罪我呢？”芒山之战时，有风从西方吹来，进入军营，业兴说：“小人的风来了，应当大胜。”神武帝说：“如果获胜，就任命你为本州刺史。”后来任命他为太原太守。武定五年，齐文襄帝征召他任中外府谘议参军。后来因获罪被禁锢，业兴于是制定《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一章，以四千四十为一蔀，以九百八十七为升分，又以己未作为历元，使始终相维，不再移动转变，与当时历法的计算方法不同。至于节气次序的交接、日影长度的度数盈缩，则没有差异。文襄帝征讨颍川时，业兴说：“此去一定取胜。”取胜后，文襄帝想让业兴承担此前的预言，便杀了他。业兴喜爱坟典书籍，不断搜集，亲手补修，亲自加题签。他家中藏书将近一万卷，昼夜阅读不止，知道很多奇异见闻，诸儒都佩服他的深博。他性情豪侠，重视意气；别人有急难，把性命托付给他，他便能收容藏匿；同他交好的人，他竭尽全力相助而毫不吝惜。有人违逆他，他就责骂毁谤，甚至在言语神色上加以辱骂。他性情又急躁狭隘，到了辩论的时候没有儒者风度，常对人说：“你们只管说我好，即使明知是妄言，也故意胜过说我的坏话；只顾排斥嫉妒我的人，不顾日后的祸患。”当时人因此厌恶他。至于学术精深，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业兴有两个儿子：崇祖、遵祖。崇祖字子述，继承父业。文襄帝召集朝士，命卢景裕讲《易经》。崇祖当时十二岁，与卢景裕往复辩难，卢景裕很害怕他。业兴帮助儿子成就学业；到了争论激烈时，文襄帝的脸色十分难看。崇祖平息姚文安的辩难，佩服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为《驳妄》。崇祖为服氏辩明，名为《释谬》。齐文宣帝营建三台，材料、瓦木和工程数量都由崇祖计算。崇祖被封为屯留县侯。遵祖在齐天保初年，辩驳宗景的历法，十分精通。崇祖为元子武选择墓地时，醉后对他说：“改葬以后，应当不同于孝文、武成。”有人把这话告发，兄弟二人都依法受刑。北齐 李铉，字宝鼎，是渤海南皮人。九岁入学，学习《急就篇》，一个多月便通晓。家里一向贫苦，常在春夏从事农作，冬天才入学。十六岁时，跟随浮阳李周仁学习《毛诗》《尚书》，向章武刘子猛学习《礼记》，向常山房蚪学习《周官》《仪礼》，向渔阳鲜于灵馥学习《左氏春秋》。因乡里没有可以拜师的人，便与州里的杨元懿、河间宗惠振等结伴，到大儒徐遵明那里求学。在徐遵明门下住了五年，常被称为高才。二十三岁时，便独自隐居，讨论经义是非，撰定《孝经》《论语》《毛诗》及三礼义疏、三传异同和《周易》义例，共三十多卷。他用心精苦，曾经三个秋冬都不置枕头，到了睡觉时只稍作假寐。二十七岁时，回家奉养父母，同时教授乡里，学生常有几百人。燕赵之间能够讲说经书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因为乡里书籍很少，便来游学京师，阅读过去没有见过的书。州里荐举他为秀才，授太学博士。李同轨去世后，神武帝命文襄帝留在京城，精选博学之士来教授诸王子弟。文襄帝以李铉应选，征召他到晋阳。

译当时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以及擅长书法的韩毅，都在东馆。李铉给诸王讲授并与他们交游，认为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文字多有乖谬，感慨于孔子“如果一定要做，就正名”的话，便有了刊正文字的打算。在讲授之余，他于是考察文字，旁及《仓颉》《尔雅》，删正经书注疏和文章中的错误字，名为《字辩》。天保初年，诏令李铉与殿中尚书邢邵、中书令魏收等共同议定礼制和律令，仍兼任国子博士。当时诏令北平太守宋景业、西河太守綦毋怀文等起草、制定新历，录尚书平原王高隆之命李铉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博士刁柔参考得失。不久，李铉正式任国子博士。废帝在东宫时，文宣帝诏令李铉以经书入宫授课，受到特别优厚的礼遇。李铉因病去世，特赠廷尉少卿。等到运回安葬时，王室使者将要送葬，儒者都以此为荣。杨元懿、宗惠振的官职也都升至国子博士。孙灵晖，是武邑武遂人，魏朝光禄大夫惠蔚的族曾孙。灵晖年轻时聪明敏捷，器度不凡，得到惠蔚亲手抄录的章疏，精心研读、考寻，又寻求老师朋友。三礼、三传都通晓。宗防然〔原文作“宗防然”，疑有讹误〕开始向鲍季详、熊安生询问疑难，他所阐明的道理，熊安生和鲍季详都不能超过。灵晖被荐举为冀州秀才，应对策问取得高等成绩。仕于北齐，逐步升至国子博士，授南阳王绰府谘议参军。元绰任定州刺史，灵晖仍随他赴任。元绰行为狂妄暴戾，灵晖只是默默忧愁憔悴，不能劝止；元绰上表请求任灵晖为王师，以管记马子结为谘议。朝廷认为王师三品的奏启不合规制，后主在奏启下亲笔诏书说：“只管任用他，儒者认为这很荣耀。”元绰任大将军后，灵晖以王师身份兼领大将军司马。元绰被诛杀，灵晖也被停职废黜。元绰死后，从七日至百日，灵晖每次都为元绰请僧设斋、诵经行道。北齐灭亡后，马子结去世。马子结的祖先是扶风人，世代在凉地做官。魏太和年间进入洛阳，父祖都任清正官职。马子结及其兄长马子防、马子尚三人都涉猎文学。阳休之治理西兖时，马子防、马子尚、马子结与诸朝士各有赠诗。阳摠把这些诗合为一篇酬答诗，说：“三匹马都是白眉。”马子结任南阳王绰的管记，随元绰到定州。元绰每次出游打猎，必定命马子结骑马追逐禽兽。子结既是儒生，行动迟缓，衣服下垂、帽子脱落；元绰有时叫喊，有时催逼，让骑兵驱赶他，直到他坠马才停止。元绰以此为笑，于是渐渐亲近狎昵他，奏请任他为谘议。石曜，字白曜，是中山安喜人，也因儒学入仕，任官清廉节俭。武平年间任黎阳郡守。当时丞相咸阳王世子斛律武都出任兖州刺史，性情贪婪暴虐，先经过卫县令、县丞以下官员那里，收取绢一千匹送给他。到了黎阳，又让身边人暗中示意石曜和县官。石曜手拿一匹绢，对武都说：“这是老石家织机织出的东西，姑且拿来奉送。”除此以外的绢，都必须由官吏百姓拿出；官吏百姓的财物，他一丝一毫也不敢擅自侵犯。武都也知道石曜清白朴素、纯粹是儒者，便笑着没有责怪他。石曜著有《石子》十卷，言论很浅近鄙俗，官终谯州刺史。冯伟，字伟节，是中山安喜人。身高八尺，衣冠壮伟，见到他的人都肃然起敬。年轻时跟随李宝鼎学习，李宝鼎看重他的聪敏，常常另出题意考问他，他多能通晓解释，尤其精通礼传。后来回到乡里，闭门不出将近三十年，不经营产业，不交接宾客，专心深思，没有什么不通晓的。赵王出镇定州，以礼迎请他，三次派人送信，县令也三次到他家门，他仍称病推辞不起。赵王将亲自驾车前往迎请，命佐吏先后飞驰报信，县令又亲自替他整理冠履，他不得已才出门。赵王下令迎接，阻止他拜伏，分开台阶让他上来，留在宾馆，对他非常礼敬。赵王想荐举他为秀才，他坚决推辞不去。一年多后，他请求回乡，赵王知道他不愿受拘束，便按礼送他离开，赠送很丰厚，他一件也不接受，只收下当时的衣服而已。回去以后，他不与人交往，郡守、县令常亲自到他家，逢年过节有时送羊和酒，他也推辞不受。门徒送的束脩，一丝一毫也不接受。他以▯为衣，以耕作为食，粗陋的饭食和瓢水也不能改变他的快乐，终于长寿而死。张买奴，是平原人。经学义理广博，门徒有一千多人。诸儒都推重他。仕于北齐，历任太学博士、国子助教，后来去世。刘轨思，是勃海人。讲说《诗经》非常精通，年轻时跟随同郡刘敬和学习。刘敬和曾跟随同郡程师则学习，因此他的乡里人多学习《诗经》。刘轨思仕于北齐，官至国子博士。鲍季详，是勃海人。十分精通礼学，同时通晓《左氏春秋》。年轻时常为李宝鼎担任都讲。后来自己也有门徒，诸儒都称许他。仕于北齐，死于太学博士任上。他的堂弟长暄，也兼通礼传，任任城王湝的丞相掾，常在京城教授贵族子弟。北齐灭亡后，死于家中。邢峙，字士峻，是河间鄚人。年轻时喜好学习，通晓三礼和《左氏春秋》。仕于北齐，起初任四门博士，升任国子助教。他以经书入宫教授皇太子。邢峙正直方正、淳厚朴实，有儒者风度。厨师给太子进献饭菜，里面有邪蒿，邢峙命人去掉，说：“这种菜有‘不正’的名称，不适合殿下食用。”文宣帝听说后称赞他，赐给他被褥和缣纩，授国子博士。皇建初年，任清河太守，有惠民政绩。年老回乡，死于家中。刘昼，字孔昭，是勃海阜成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喜爱学习，专心不倦，常闭门读书。暑月只穿犊鼻裈。他与儒者李宝鼎同乡，彼此十分亲爱。李宝鼎向他学习三礼，又到马敬德那里学习服氏《春秋》，都通晓大义。他遗憾乡里坟籍太少，便拄杖进入京城。得知邺令宋世良家有五千卷书，便请求做他儿子的博士，任意翻阅，昼夜不停。回去后被荐举为秀才，但屡次没有考中，于是悔恨自己没有学习属文，才又开始编缀辞藻，文辞很古拙。他写了一篇赋，以“六合”为题，自认为天下无双，于是感叹儒者劳苦而功效很少。曾把这篇赋呈给魏收却不下拜，魏收很生气，对他说：“赋名叫六合，已经是大愚蠢；文章又比六合更加愚蠢，你的四肢又比文章更加愚蠢。”刘昼并不生气，又把赋给邢子才看。邢子才说：“你这篇赋正像一头长满疥疮的骆驼，伏在那里，毫无妩媚。”刘昼求取秀才十年未得，发愤撰写《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见到后，才荐举刘昼；当时他四十八岁。刺史、陇西人李璵也曾想以刘昼应诏，事先告诉他。刘昼说：“您是替国家荐举人才，何必劳烦告诉我？”

译河南王孝璵听说刘昼的名声，每次召见他，总是让他靠近座位同饮。后来有一次遇到秘密的亲信使者，刘昼当时正在斋中坐着，片刻之间便径自离去；孝璵追赶并道歉，请他回来，他始终不肯屈从。孝昭帝即位后，喜欢接受直言。刘昼听说后，高兴地说：“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仕了。”于是步行到晋阳，上书进言，言辞也切直，但多不符合当时权要的意旨，最终没有被采纳。他把所上奏书编录起来，名为《帝道》。河清年间，又撰写《金箱璧言》，大概是用来指责当时政事的不善。刘昼常自称博物奇才，说话喜欢自我夸大，常说：“假如我的几十卷书流传于世，即使拿齐景公的千驷马来换，也不值得。”他仪容举止疏缓，行动不合常规，因此终身没有做官，死于家中。刘昼曾梦见贵人，像吏部尚书一类的人，授予他交州兴俊令；醒来后秘密记下此事。死后十多天，他家中一个婢女忽然说鬼话，声音像刘昼，说：“我被任用为兴俊令，暂且回来告别。” 马敬德，是河间人。年轻时喜好儒术，背着书箱跟随徐遵明学习《诗》《礼》，大略通晓大义，却不能精通，于是专心研究《春秋左氏传》，深思探究，昼夜不倦。他在燕赵之间教授学生，跟随他的人很多。后来到州里请求荐举秀才，州将认为他是纯粹的儒生，没有意愿推荐。他请求考五条方略，篇篇都有文理，于是州将高兴地荐送他。到了京城，只考中了下等。请求再考经学，十道题全部通晓，于是提升为国子助教。又升任国子博士。武成帝成为后主时，选择师傅，赵彦深推荐他，入朝任侍讲。他的妻子曾在夜里梦见老虎将要扑来，马敬德奔跑越过丛生的荆棘，妻子伏在地上不敢动。马敬德占卜说：“我将成为大官，越过荆棘就是超过九卿。你伏在地上，就是夫人。”后来后主不好学，马敬德侍讲很少，只是常常以《春秋》入宫授课；仍因师傅的恩遇，拜国子祭酒、仪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他去世后，门徒说：“马先生胜过孔子，孔子还没有做到仪同。”不久追赠开府、瀛州刺史。后来侍书张景仁封王，赵彦深说：“怎么能侍书封王，侍讲反而没有爵位？” 于是又追封马敬德为广汉郡王，命他的儿子马元熙承袭。元熙字长明，年轻时继承父业，同时擅长文章，以通直郎身份待诏文林馆。武平年间，皇太子将要讲《孝经》，有关官员请求选择老师，皇帝说：“马元熙是朕老师的儿子，文学也不差。”于是让元熙以《孝经》入宫教授皇太子，儒者以世代相传为荣。他性情温和厚重，在宫中很有声誉。隋开皇年间，死于秦王文学任上。张景仁，是济北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学习书法为业，于是精通草书、隶书。被选补为内书生，与魏郡姚元标、颍川韩毅、同郡袁买奴、荥阳李超等齐名。文襄帝一并召他们为宾客。天保八年，奉诏教授太原王高绍德书法。后主在东宫时，武成帝命他任侍书，于是受到引荐提拔。他小心恭谨，后主很喜爱他，称他为博士。后主即位后，景仁屡次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常在皇帝身边，皇帝同他说话仍称他为博士。胡人何洪珍受到后主宠爱，想与张景仁结为婚姻。朝廷官员认为景仁在内官中的地位稍高，便替何洪珍的兄长之子娶景仁次子张瑜的女儿，借此内外互相援助，恩遇日益深厚。景仁多病，皇帝常派徐之范等为他诊治，供应药物和珍贵食物，宫中使者问候病情，往来不断。此后诏令有关官员常到他家送御膳，皇帝车驾有时出行，夜宿在路途中，也常送去步障为他遮挡风寒。张景仁升任仪同三司，加开府，仍任侍书。每天早晨需要入朝参见时，他就住在东宫。设立文林馆后，宦官邓长颙迎合后主旨意，上奏命他总管文林馆事务，授侍中，封建安王。何洪珍死后，邓长颙仍保存旧日交情，彼此为他弥缝周全，使他没有失势退落，于是授中书监。去世后，追赠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还是儿童时，在洛京曾到国学摹写石经。许子华遇见他，在学中拉着景仁的手说：“张郎的风骨，必定会通达显贵；不只是官爵升迁显达，还会与天子共用笔砚，得到传衣传履。”许子华去世二十多年后，景仁官至开府，皇帝多次赐给他衣冠、笔砚，正如许子华所说。景仁出身寒微，本来没有见识；一旦成为开府、侍中、封王，他的妻子姓奇，没有人知道她出自哪一氏族，仪容、制度、声音、言辞，事事都庸俗鄙俚。她被立为王妃后，与诸公主、郡君一同列入朝见行列，见到她的人都替她惭愧惊恐。景仁本性卑谦，后来借助胡人巷伯的势力而获得显贵，志向操守很有改变，渐渐变得骄傲。良马轻车，随从拥挤，宅门高大、房屋宽广，正对着道路和街巷。他的几个儿子不思考根本，自以为是贵族子弟。自仓颉以来，以八体书法取得进身资格的，只有他一人。权会，字理正，是河间鄚人。志趣高远沉静，举动都遵循礼法。年轻时学习郑玄的《易》，探究深奥隐微之理，把幽深微妙之处研究得极为精妙。《诗》《书》和三礼，文义广博融通，同时通晓风角，精于辨识天象。天保初年，郡里荐举他为孝廉〔原文作“孝防”，疑为OCR误字〕，在对策中名列上等。除授四门博士后，仆射崔暹引荐他为馆客，非常敬重。崔暹命世子高达拏行弟子礼，全部遵从师傅之礼。崔暹想荐举权会和马敬德等为诸王师，权会性情恬静，不羡慕荣势，以任低微官职为耻，坚决推辞。崔暹知道他的心意，于是停止荐举。不久奉召修撰国史，监掌太史局事务，后来升任国子博士。权会参与掌管的事务虽多，教授却从未中断。他性情非常柔弱迟钝，似乎不善言辞；等到临机答问，回答却像回声一样迅疾。因此受到诸儒推重。贵族子弟中仰慕他德义的，有的到他家求学，有的寄宿邻家，昼夜承接间隙学习他的学业。权会欣然讲解，从未懈怠。虽然通晓风角和天象，但在私室中绝不谈及。学生有来请问的，他始终不作说明，常说：“这门学问可以知道，却不可以说。诸位都是贵游子弟，不靠这种学问进身，何必来问呢？”权会只有一个儿子，也不把这种术数传授给他，谨慎秘密到这种程度。

译权会曾派家人远行，过了很久还没有回来。那人将要回来时，遇上寒雪，寄住在别人家中。权会正在学堂里，忽然有一阵旋风倏然把雪吹进屋里，权会便笑着说：“行人到了，为什么中途停留？”于是派人到那里追寻，果然如他所说。权会每次占筮，无论大事小事都很准确；但他只用爻辞、彖辞、象辞来辨别吉凶，关于《易》占的其他说法从不出口。权会本来是贫寒士人，没有童仆，刚任助教那天，常骑驴上下班。他的职务多，往往到晚上才回家。曾有一夜出城东门，钟漏已经结束，权会独自骑一头驴，忽然看见两个人，一个牵着驴头，一个跟在后面，好像在相助。他们回转移动轻飘飘的，不像活人，权会渐渐迷失道路，不再沿着原路走。他心中非常奇怪，于是诵读《易经》上篇一卷，还没有读完，前后两个人忽然离散，权会也不知不觉从驴上跌落，于是昏迷到天亮才醒来，才知道跌落的地方已经在城郭之外，距离家不过几里。有一个儿子，字子袭，聪明敏捷、精勤好学，权会认为他有成人的器量。儿子先去世，临送葬的人都为他悲痛，权会只哭了一次便停止。当时人认为他能通达于命运。武平末年，他从府中回家，马无缘无故跌倒，他于是不能说话，随即突然死亡。他注释的《易》一部流传于世。权会一生害怕马，官位声望达到一定地位后不得不骑马，最终果然因此而死。张思伯，是河间乐城人。善于讲解《左氏传》，次于马敬德。撰写《刊例》十卷，当时流传。他也撰写《毛诗》章句，以这两部经书教授学生。齐安王高廓时，官至国子博士。又有长乐人张奉礼，擅长三传，与张思伯齐名，官至国子助教。张雕虎，是中山郡北平人。家世寒微，他的哥哥兰虎任尚书令史，略有些产业。此前防军长史王元则当时还是书生，曾借住在他家。雕虎年轻时容貌俊美，受到王元则喜爱，因此得到偏重教导。于是他喜好学习，精力超过常人，背着书卷从师求学，不远千里，遍通五经，尤其精通三传。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数以百计。各位儒者都佩服他的强辩。神武帝召他进入霸府，命他给诸位皇子讲学。干明初年，他屡次升迁为平原太守，因贪赃受贿获罪而丢官。武成帝即位后，因旧日恩情授任通直散骑常侍。琅邪王高俨求博士，有关官员以雕虎应选，当时人称为选得了合适的人。后来历任泾州刺史、散骑常侍。等到皇帝的侍讲马敬德去世，雕虎便入宫传授经书，皇帝非常器重他，任为侍讲。他与侍书张景仁一起受到尊礼，同入华元殿，共同讲解《春秋》。加授国子祭酒，代理仪同三司，任文林馆待诏。张景仁是宗室，托身于他的亲族何洪珍；无论公事私事，雕虎经常为他指点。张景仁和雕虎被称为“二张博士”。当时穆提婆、韩长鸾与何洪珍一同在帷幄中侍奉皇帝，知道雕虎是何洪珍的主要谋士，便嫉恨他。何洪珍又奏请让雕虎监修国史，不久授任侍中，加授开府，负责奏报度支事务，受到很大的委任。他所说的话多被采纳，特许他奏事时不用趋走，称他为“博士”。雕虎自认为出身微贱，却获得大臣之位，于是竭尽精力奉公，有不顾自身的节操；议论政事毫不回避，对左右那些放纵恣意的人一定加以禁止约束，多次讥刺切责受宠的权贵，向皇帝进言规劝。皇帝也非常倚重他，正准备把朝政交给他处理。雕虎便把澄清政治当作自己的责任，意气十分高昂。他曾在朝堂对郑子信说：“刚才我进入尚书省，看见贤家唐令处理事务极不得法。若论部署几行军帐，雕虎不如邕；若论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自己成为稷、契那样的臣子，邕就不如我。”韩长鸾等暗中谋害他。后来他与侍中崔季舒、黄门侍郎郭遵一起进谏皇帝幸晋阳，被韩长鸾诬陷而杀。临刑时，皇帝派段孝言责问他，雕虎说：“臣起初只是一个书生，得到的荣宠已经非常深厚。今天的进谏，确实是臣首先谋划的；心意虽善而结果有罪，臣无处逃避死刑。希望陛下珍惜金玉般的人才，开启圣明的心智，多多召见贾谊一类的人，和他们谈论治国之道，使您听取阅览政务时没有任何阻塞蒙蔽，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还活着一样。”说罢抽泣流泪，低头接受杀戮，左右之人无不怜悯并敬重他的壮烈。他的儿子德冲等人被迁徙到北方边地。南安王高思好反叛时，德冲和弟弟德揭都得以免罪。德冲聪明敏捷，喜好学习，因为是皇帝老师的儿子，很早就受到表彰提拔，官至中书舍人。他父亲被杀时，德冲也在殿庭中；在被捕的那天，他看见父亲遭受冤屈和酷刑，号哭不止，倒在地上昏死过去，过了很久才苏醒。郭遵，是钜鹿人。齐文宣帝还是太原公时，郭遵任国常侍。皇帝的家人中有个叫盖丰洛的人，主管家务，被称为“盖将”。郭遵因他处理事务的方式，曾抗拒过他，因此受到高德正的器重。齐接受禅让后，郭遵因此被提拔为主书，专门负责访察。中书舍人朱谓任钜鹿太守时，郭遵替弟子求官，朱谓向文宣帝禀告，文宣帝将郭遵鞭打二百下，交给京畿处理。过了很久，授任并省尚书都令史、建州别驾。防守韩长鸾的父亲韩永兴任刺史时，郭遵因此与他互相依附。后来郭遵升任黄门侍郎，最终被杀。郭遵出身微贱，容易骄盈自满。他在宫门遇到各位贵人，常常直呼其姓和名字，说话办事极其轻率。他曾在宫门拉住韩长鸾，说：“王公身居可以进言的位置，皇上这样放纵，您却从不规谏，还称什么大臣？”韩长鸾嫌他过于率直，便甩手离去。从此没有帮助他，所以郭遵也遭遇了这场灾祸。后周 沈重，字子厚，是吴兴郡武康人。天性聪明颖悟，有非同寻常之处。年幼时父亲去世，居丧合乎礼法。长大后专心学习儒学，跟随老师求学不远千里，于是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诗经》和《左氏春秋》。入仕后历任王国常侍。梁武帝想提高学馆的地位，以崇尚儒教；中大通四年，于是改选人才，任沈重为国子助教。后来授任五经博士。梁元帝还在藩国时，就非常赞叹和惊异他的才学。即位后，便派主书何武迎接沈重西行。魏军攻陷江陵后，沈重留下来侍奉梁王萧詧。多次升迁至都官尚书。萧詧又命沈重在合欢殿讲授《周礼》。周武帝认为沈重经学精通、品行修养高，于是派宣纳上士柳裘到梁国聘请他，并给沈重送去书信。又诏令襄州总管卫公直诚恳劝说，派遣他前来，沿途供给务求优厚。保定末年，沈重来到京师，诏令他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天和年间，他又在紫极殿讲解三教义理，朝廷官员、儒生、桑门、道士听讲的有两千多人。沈重言辞义理优美周详，关键处明白善辩，凡是他所解释的内容，都得到各位儒者推重佩服。天和六年，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在露门馆为皇太子讲授《论语》。

译建德末年，沈重上表请求返回梁国，周武帝下优诏不准。他坚持请求，皇帝才答应，并派小司门上士杨汪护送他。梁主萧岿任命沈重为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沈重来京师朝见。开皇三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隋文帝派舍人萧子宝用少牢祭祀他，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沈重学业广博，是当时儒学宗师；至于阴阳图纬、道经佛典，没有不通晓涉猎的。他撰有《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樊深，字文深，是河东郡猗氏人。他侍奉继母非常谨慎，二十岁时喜好学习，背着书到河西跟随老师，讲习五经，昼夜不知疲倦。魏永安年间，他随军征讨，因功劳多次升迁为中散大夫。曾经读书时见到《吾邱子》，于是回家侍奉母亲。孝武帝西迁时，樊、王两姓起兵反抗，被东魏杀害；樊深的父亲保周、叔父欢周也一同被害。樊深因此逃避灾难，坠崖伤了脚，绝食两夜。后来得到一箪饼，正想吃它，却想到继母年老而患痹病，也许已经逃脱俘掠，于是没有吃。夜间他匍匐着寻找母亲，找到母亲后，便把饼给母亲吃，自己又逃走了。他改换姓名，在汾水、晋地之间游学，学习天文和算历之术。后来被人告发，囚禁后押送到河东。恰逢东魏将领韩轨的长史张曜看重他的儒学，邀请樊深到家中，因此他得以逃脱隐居。周文帝平定河东后，追赠保周为郢州刺史，欢周为仪同三司。樊深回去安葬父亲，背土筑成坟墓。不久于谨征召他为府参军，命他在馆中教授自己的子孙。周文帝在东馆设置学校，教育诸将的子弟，任樊深为博士。樊深经学通达广博，每次解释经书，常常引用汉魏以来各家的义理来讲解，所以后来听他说讲的学生不能理解，反而讥笑他说：“樊先生讲书分门别派太多，无法理解。” 然而儒者都推重他博学多闻。他性情喜好学习，年老也不懈怠，早晚往来时常常骑在鞍上读书，甚至因马受惊跌落地上，摔断肢体，最终也没有改变。后来授任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六官建立后，授太学博士。天和二年，升任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上表请求退休，诏令准许。朝廷有疑难议论时，常常召他询问。后来因病去世。樊深既专治经学，又读各朝史书以及《苍颉篇》《尔雅》、篆书隶书、阴阳卜筮等书。他的学问虽然广博丰赡，但不善言辞辩说，所以不被当时人称誉。撰有《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七经异同说》三卷、《纲略论》及《目录》三十一卷。儿子樊义纲。熊安生，字植之，是长乐郡阜城人。年轻时喜好学习，振奋精神而不知疲倦。起初跟陈达学习三传，又跟房纮学习《周礼》，侍奉徐遵明，专心服膺多年；后来向李宝鼎学习《礼》，于是广泛通晓五经，但专门以三礼教授学生。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有一千多人。熊安生于是研究图纬，搜集异闻，前代儒者没有领悟的地方，他都加以阐明。齐河清年间，阳休之特意奏请任他为国子博士。当时西朝已经实行《周礼》，公卿以下大多学习这门学问，其中有几十条长期疑惑、深奥难解的问题，都没有人能够详细辨析。天和三年，周、齐通好，兵部尹公正出使齐国。他与齐人谈到《周礼》时，齐人不能回答，便让熊安生到宾馆与尹公正谈论。尹公正很有口才，熊安生的话还没有说到的地方，他便抓住关键突然发问。熊安生说：“礼的义理广大深奥，自有条理贯通；如果一定想登堂看见深奥之处，难道可以扰乱它的先后次序吗？只要您肯留心，我应当按次序为您陈述。”尹公正于是询问疑难，熊安生都逐一推演讲解，完全探究到根本。尹公正叹服，回来后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周武帝。皇帝大为钦佩器重他。周军进入邺城时，熊安生急忙让人打扫门庭，家人觉得奇怪而询问。熊安生说：“周帝重视道术、尊崇儒者，一定会来见我。”不久皇帝来到他的宅第，诏令不许他下拜，亲自握住他的手，拉他同坐，对他说：“朕还不能停止用兵，因此感到惭愧。”熊安生说：“黄帝尚且有阪泉之战，何况陛下奉行上天的惩罚呢？”皇帝又说：“齐氏的赋税徭役频繁增加，耗尽百姓财力。朕如今救济百姓于焚烧和溺水之中，想革除它的弊病，打算把府库和三台的杂物散发给百姓，先生认为怎么样？” 熊安生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散发鹿台的财物，发放巨桥的粮食；陛下这道诏令与古代相比，同样美善。”皇帝又说：“朕比武王怎么样？”熊安生说：“武王讨伐纣王，曾把纣王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陛下平定齐国，兵器没有沾血，我认为您的圣明谋略更高。”皇帝大为高兴，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第一区，又赐象笏和九环金带，其余各种器物也都按这个规格赏赐。又诏令主管官员供应安车、驷马，命熊安生随驾入朝，并诏令沿途各处供给。到京后，诏令他在大乘佛寺参与讨论五礼。宣政元年，授露门文学博士下大夫。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不久退休后去世。熊安生既然学问足以成为儒学宗师，当时接受他学业、后来以此著名的人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都是他的门人。他撰写的《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都流行于世。熊安生与同郡的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人，都是儒学祖师。宗道晖喜欢戴高翅帽、穿大木屐，州将初到任时，他总是穿戴这些去拜见；他仰头抬肘，拜倒在木屐上，自称为学士，地位可比三公。后来北齐任城王高湝鞭打宗道晖，宗道晖慢慢呼喊安伟。安伟出来对人说：“我挨了鞭打，却没有损伤汉人的体貌，又穿着木屐离去了。”冀州人因此编成一句话说：“显公的钟，宋公的鼓，宗道晖的木屐，李洛姬的肚子。”把它们称为“四大”。显公是沙门，宋公是安德太守，洛姬是妇人。熊安生在山东时，年年出游讲学，跟随他的人遍及郡县。有人欺骗他说：“某村有一座古墓，是晋朝河南将军熊光的墓，距离这里已经七十二代；过去有碑，被村民埋藏起来了。”熊安生挖地寻找却没有找到，连续多年为此诉讼。冀州长史郑大欢判决说：“七十二代，那已经是伏羲以上的人了；河南将军是晋朝没有的官号，你所控诉的事情没有道理。”熊安生仍然带领宗族到墓前哭号。他曾递名求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因徐之才名中有“防”字、和士开名中有“安”字，便称他们为“触触”。众公卿都嘲笑他。

译乐逊，字遵贤，是河东郡猗氏人。他很早就有成人般的操守，跟随徐遵明在赵、魏之间学习，接受《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的大义。不久山东发生寇乱，求学的人四散逃亡，乐逊仍在动荡之中立志于道而不懈怠。大统七年，授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请乐逊教授自己的子弟。后来周文帝大规模选拔贤良，守令、相府户曹栁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荐乐逊，称说他有治理百姓的才干。李弼请求留下他，不让他前往。魏废帝二年，周文帝召乐逊教授诸子；他在馆中六年，与各位儒者分头教授经学，讲授《孝经》《论语》《毛诗》以及服虔所注的《春秋左氏传》。周闵帝即位后，因乐逊有处理政务的才能，授秋官府上士，转任小师氏下大夫。从谯王宇文俭以下，都束修行弟子礼。乐逊以经学教授学生，很有训导的方法。卫公宇文直镇守蒲州时，乐逊任宇文直的主簿。武成元年六月，因为连日下大雨，诏令百官上密封奏事；乐逊陈述时政适宜的十四条，其中五条切中政务要害：一是崇尚教化，二是减少营造，三是明确选举，四是重视战争，五是禁止奢侈。保定二年，因训导有功，屡次得到赏赐，升任遂伯中大夫。五年，诏令鲁公宇文斌、毕公宇文贤等人，都按照束修的礼节，一同接受他的学业。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纯以贤良推荐乐逊。五年，乐逊因年纪已到悬车之年，上表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准。于是赐给他粮食、帛和钱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湖州人多属蛮夷，尚未熟习儒家风俗，乐逊劝勉学生，加以考核试验，几年之间，教化遍及州境。当地蛮俗是孩子长大后多与父母分居，乐逊常加以劝导，许多旧有弊俗因此改变。在任数年，多次受到褒奖赏赐。任期届满回朝，授皇太子谏议，又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年，进爵崇业郡公，又任露门博士。大象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任汾阴郡守。乐逊因年老多病坚决推辞，诏令准许，于是改授东扬州刺史，仍赐安车、衣服和奴婢等，又在本郡赐田十顷，儒者都认为这是荣耀。隋开皇元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原官，加赠蒲州、陕州二州刺史。乐逊性情柔和谨慎，交游很少，以忠信作为立身根本，不自我夸耀崇尚；每次在众人中谈论，从不抢在人前，学者因此称道他。他所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余篇，又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辞》，其中义理都值得观览。北周初年，又有黎景熙以古学著名。景熙，字季明，是河间郡鄚人，年轻时因孝行闻名于世。曾祖黎嶷，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赐爵容城男，后来任燕郡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承袭爵位。季明年轻时喜好读书，天性记忆力强，默默便能记住，但没有应对的才能。他的从祖黎广，魏太武帝时任尚书郎，精通古学，常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文字义理，又跟司徒崔浩学习楷书和篆书。从此黎家世代传授这种方法，季明也传习它，但与许慎一派颇有不同。他又喜好天文星象，略知术数，却潦倒失意，不经营生计。他有一千多卷书，虽然贫困独居，也不因饥寒而改变操守。与范阳人卢道源是莫逆之交。永安年间，卢道源劝他出仕，他才开始任威烈将军。孝武帝西迁后，季明寄居伊水、洛水之间。侯景攻取河外地区，召季明随军，逐渐升任黎阳郡守。季明随侯景到悬瓠，察觉侯景最终不值得依靠，便离开了他，寄居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人召请季明，把他留在内馆一个多月。周文帝又征召他，黎季明于是进入关中，便命他在东阁校正古今文字。大统末年，授著作佐郎。当时同辈都兼任常伯，车马服饰华美显盛，只有季明独自以贫寒俭朴自处，却没有惭愧之色。他又勤勉于职务，撰述著作从不懈怠。然而他性情尤其专一固执，不合时宜，因此一旦任史官，竟十年没有调动。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大规模营造宫室，春夏大旱，诏令公卿百官极力陈述政治得失。季明上密封奏事说：《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这是因为那一年一年之中三次筑台，奢侈而不顾百姓。僖公二十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当时正在营造南门，劳民兴役。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大旱，江河水量减少，溪涧断流，《五行传》认为，此前曾征发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征发天下旧吏开凿昆明池。这样看来，土木工程一兴动百姓、发动劳役，上天就必定以灾异回应。如今如果让百姓休息、减少劳役，以回应上天的谴责，或许神灵的恩泽会按时降临，嘉谷也会按时成熟，那么丰年就可以希望了。当时豪富之家争相营造奢华华丽的住宅，而朝廷选拔任用人才的道路仍然不够公正。季明又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克制自己、节省费用，仰慕质朴而去除华饰，这已经是很好的了。然而朱衣紫服仍在道路上显得奢侈，精美的绮罗和丝绸仍在宅第中耀眼。粗布短衣还不能满足平民，糟糠还不能使编户百姓吃饱，这说明劝导教化的道理仍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如今虽然用礼来引导他们，用刑来整齐他们，风俗本来就很难统一。从前汉文帝收集奏书的袋子来做帷帐，爱惜价值十金的财物而不建露台，后宫所宠爱的妃嫔衣服也不拖地。与今天相比，富室的装饰竟应当不如奴仆的服饰。然而他以自身率领臣下，国家富足，刑罚清明，宗庙谥号称为太宗，确实是有原因的。臣听说圣人长久坚持自己的道术，天下才会教化成功。如今国家承接魏氏衰败动乱之后，贞信的风气尚未兴起，应当首先尊崇五种美德，屏弃四种恶行，革除浮华的习气，抑制相互奔竞的风气，查禁鸿都的小技艺，焚毁雉头的奇异服装。没有益处的货物，不要让它在当世受到尊重；损害德行的器物，不要陈列在身边，这样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是德行。臣又听说，治理政事的关键在于选举人才。如果差之毫厘，就会造成千里之失；后来者居上，就会招致积薪的讥讽。因此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像串联鱼一样依次任用，任官一定根据才能，在朝廷授爵不凭个人偏爱，选取有才干的人授予相应官职，衡量能力来任用他们。”

译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任用与器量相当，六辔调和，就可以坐等行驶千里。虞舜把不仁的人排除在选任之外，于是各项政事都安定，人们知道他的教化了。皇帝读到奏章后称赞他。当时外史的官署多次迁移，一直没有固定地点，季明又上言说：“外史的职务，就是汉代的东观，是帝王珍视之处，典籍就存放在那里。从魏到周，官署都没有建立。臣曾经奏请修建营造，到现在仍未开始用功。臣既然担任此职，心中忧虑这件事，怎敢不再次请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外史官署才建立起来。天和二年，进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因病去世。周文帝初年，天下正处于分崩离析之时，当时学术之士很少，因此偏僻的学问和末流技艺也都被征召接纳。至于冀儁、赵文深这些人，虽然才华比不上前人，但名声著于世间，也都被收用。冀儁，字僧儁，是太原郡阳邑人。性情沉静谨慎，擅长隶书，尤其精于摹写。起初任贺拔岳的墨曹参军，贺拔岳被害后，周文帝任用他为记室。当时周文帝有志于平定侯莫陈悦，便命冀儁伪造魏帝给费也头的诏书，命他出兵帮助周文帝讨伐侯莫陈悦。冀儁很快摹写旧诏书中的敕字以及代舍人、主书等人的署名，与真迹没有差别。周文帝非常高兴，费也头见到诏书也没有怀疑，于是派兵接受周文帝的节制。大统初年，封长安县男。随军征讨弘农，在沙苑交战，进爵为子。多次升迁为襄乐郡守，不久被征召回京，教授明帝和宋献公等人隶书。当时民间进入书学求学的人，也行束修之礼，称为谢章儁。冀儁认为书法文字的兴起源自苍颉，如果也像普通风俗那样行礼，未必合乎礼法，于是向周文帝进言，请求为苍颉以及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礼。授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多次升迁为湖州刺史。冀儁沉静退让，总是以清廉俭约自处，前后所任官职，都颇有声誉。不久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来进爵为昌乐侯，去世。赵文深，字德本，是南阳郡宛人。他的父亲赵遐凭医术受到提拔，在魏任尚药典御。文深年轻时学习楷书、隶书，十一岁时向魏帝献书。后来因立义归附周朝，授大丞相府法曹参军。文深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笔势值得观赏。当时碑刻和榜书，只有文深和冀儁而已。大统十二年，追论他立义的功劳，封白石县男。周文帝认为隶书有错误，命文深与黎景熙、沈遐等依据《说文》和《字林》刊定六种字体，成书一万多字，流行于世。平定江陵后，王褒进入关中，贵族游士等人都一齐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远远弃置。赵文深惭愧怨恨，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后来知道时人的爱好难以改变，也改学王褒的书法，但最终没有成就，反而受到讥议，被说成是在学习邯郸人走路。至于碑刻榜书，其他人仍然没有谁能赶上他，王褒也常常推重他在自己之前。宫殿楼阁的题字，都是他的笔迹。授县伯下大夫，明帝命他到江陵书写景福寺碑，汉水以南的人也认为他的书法精美。梁主萧詧观看后赞美他，赏赐赠送十分优厚。天和元年，露寝初建成，赵文深因题写匾额的功劳，授赵兴郡守。文深虽然任职外地，每当需要题写匾额，总是又把他召回。后来因病去世。隋 辛彦之，是陇西郡狄道人。他的祖父世叙，任魏凉州刺史；父亲灵辅，任北周渭州刺史。辛彦之九岁时成为孤儿，不与品行不端的人交往，广泛涉猎经史，与天水人牛弘志趣相同，一同勤奋学习。后来进入关中，于是定居京兆。周文帝见到他，认为他是可造之才，任用他为中外府礼曹，赐给他衣服、马匹和珠玉。当时国家刚刚创建，各项制度刚开始建立，朝廷贵臣多出身武人，修订礼仪制度，只有辛彦之一人而已。不久授中书侍郎。周闵帝接受禅让后，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门掌管礼仪制度，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授小宗伯。当时皇帝要立五位皇后，辛彦之极力进谏，因此触犯皇帝，被免官。隋高祖接受禅让后，授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不久授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共同撰修新礼。吴兴人沈重号称博学，高祖曾命辛彦之与沈重辩论，沈重不能抗辩，于是离开座位谢罪说：“辛君所说的，犹如金城汤池，形成了不可攻破的形势。”高祖非常高兴。后来授随州刺史。当时州牧大多进贡珍奇玩物，只有辛彦之所进贡的都是祭祀用品，高祖称许他，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呢？辛彦之所进贡的东西，是考究古制的力量。” 后来升任潞州刺史，前后任职都有惠民政绩。辛彦之又崇信佛教和道教，在城内建立两座佛塔，都有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突然死亡，几天后才苏醒，说自己游历天上，看见新建的一座厅堂，形制极其高大华丽。张元问其中缘故，天上的人说：“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座厅堂来等待他。”辛彦之听说后很不高兴。这一年，他死在任上，谥号宣。辛彦之撰有《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行于世。他有儿子孝舒、仲龛，都很早就有美好声誉。仲龛官至猗氏令。何妥，字栖凤，是西域人。他的父亲细脚胡通商进入蜀地，于是定居郫县。侍奉梁朝时，武陵王萧纪掌管事务，金帛因而积累到巨富，号称西州大商人。何妥年轻时机敏警觉，八岁进入国子学，助教顾良戏弄他说：“你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何妥随声回答：“先生姓顾，是新旧的‘故’，还是眷顾的‘顾’？”众人都认为他奇异。十七岁时，凭借技艺侍奉湘东王；后来湘东王知道他聪明，召他为诵书左右。那时兰陵人萧眘也有俊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当时人编成话说：“世上有两个俊才，白杨的何妥，青杨的萧眘。”他受到赞美就是这样。江陵平定后，何妥进入北周，周武帝尤其器重他，授太学博士。宣帝初年，想立五位皇后，向儒者询问，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匹配，地位同等尊贵，不应当有五位。”何妥驳斥说：“帝喾有四位妃子，舜又有两位妃子，难道还有固定的数目吗？”因此封襄城县伯。隋高祖接受禅让后，授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何妥性情刚强急躁，有口才，喜欢议论人物的是非。

译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高祖说：“臣的先人常常告诫臣说：只要读一卷《孝经》，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读那么多书呢？”高祖也认为这话有道理。何妥进言说：“苏威所学不只是《孝经》。如果他的父亲确实说过这话，苏威不听从教训，就是不孝；如果没有说过这话，苏威当面欺骗陛下，就是不诚。不诚实、不孝顺，凭什么侍奉君主？况且孔子说过：‘不读《诗》，就无法说话；不读《礼》，就无法立身。’难道苏绰教导儿子，竟独自违背圣人的教诲吗？”苏威当时兼任五种职务，高祖非常亲近器重他。何妥于是奏说苏威不值得信任，又说他掌管天文、律度等事务都不称职。何妥因此上奏八件事加以规谏，其中第一件说：“臣听说能知人就是明智，但只有帝王最难做到。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曲的人，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由此说来，政事的安危，一定要慎重选择所举荐的人。因此进用贤能的人应受上等赏赐，蒙蔽贤能的人应受明显惩罚。观察如今举荐人才的情况，实在与此不同：不论谄媚还是正直，也不选择贤能还是愚劣；如果内心想抬高某人，就让他一出仕便担任喉舌之职；如果有意压抑某人，就必定让他到白头还只是郎署的官。人们不服，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臣听说在朝廷授爵，要与士人共同商议；在市上施刑，要让众人共同弃绝他。臣看到陛下留心狱讼，爱民如子，每次应当判决案件，没有不询问群臣的，因此刑罚不至于滥用，这是君主的明察。刑罚既然如此，授爵也应当如此。如果有人功劳卓著，为皇帝所知，就可以提拔任用；从这以下，如果选授重要官职，一定要参考众人的议论，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举荐。这样上面不会偏私，下面也没有怨望。第二件事说：孔子说：‘要考察阿党之人，使罪恶没有被掩盖。’又说：‘君子合群而不结党，小人结党而不合群。’所谓结党，就是阿党。对于心中所喜爱的人，既然已经让他显贵荣耀，仍然像提携一样不断扶助；对于心中所厌恶的人，既然已经让他沉沦困顿、受到屈辱，稍有言语就必定发怒。提携既然形成，就一定互相遮掩，于是欺骗皇上的心思便产生了；屈辱既然加于其身，怨恨和诽谤的言语便会出现。伏愿陛下广泛加以访察，不要让朋党之路开启。把威权恩宠都交给一人，是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第三件事说：臣听说舜举用十六个家族，就是所谓八元、八凯。计算他们的贤明和治事能力，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可以选择人才、授予职任，不相互侵夺混滥，所以能够使四方和睦，各项功业都兴盛。如今官员极多，任用的人却很少，一个人竟兼任几个职务。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吗？还是因为人才不贤能呢？如今是万乘大国，俊彦并不少，即使有明智贤哲，也没有途径自行显达。东方朔说：‘尊重他就可以任将领，轻视他就只能成为俘虏。’这话确实如此。如今任官的人，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既没有吕望、傅说那样的才干，却自负有傅岩、滋水之间的气概；不考虑忧患深重、责任重大，只担心自己统领的职务不多，安然享受这种宠任，轻视那些掌握权柄的职位，最终颠沛跌倒，实在就是这个原因。《易经》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美食，鼎身沾满污渍，凶。’说的就是不能胜任职责。臣听说用尽力量举起重物，若力量不够，就不能发挥作用。伏愿重新任用贤良，分开职权、共同掌理，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力量，那么各项政事就可以安定了。第四件事说：臣听说《礼》说：‘分裂言辞、破坏法度，扰乱名分、任意改作，执持邪道以扰乱政事的人应当处死。’孔子说：‘沿用旧有制度，何必改作。’臣看到近年来改作者很多。例如范威制造漏刻，十年没有完成；赵翊制造尺和秤，七年才解决；公孙济提出迂诞的医方，耗费超过巨万；徐道庆混乱子午方向，糜费饮食；常明破坏法度，经历了许多年月；王渥扰乱律法，曾经没有止境；张山居不知道星位，先前已经践踏、侵扰太常的职掌；曹魏的祖某不认识北辰，如今又来践踏太史的职掌。没有一个不是凭自己的短浅见解行事，又自我夸耀，邀取、射取名誉，厚颜互相欺骗。请从今以后，凡有这样的人，如果他的说法不能验证，必定加以重罚，希望使他们有所畏惧顾忌，不敢轻率上奏狂妄简陋的意见。其余奏文很多，这里不再记载。当时苏威兼掌数职，过去曾隐瞒武功，所以何妥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气概”，是借此指斥苏威、激怒皇帝。奏书上达后，苏威非常怨恨他。开皇二年，苏威主持考核文学之士，何妥又与他互相呵斥诋毁。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没有博士。”何妥随声回答：“没有苏威，又何必担心没有执事？”因此与苏威结下嫌隙。后来皇帝命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说：“臣听说，明处有礼乐，幽冥有鬼神。这样看来，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接近的了。又说，音乐达到和谐便没有怨恨，礼制达到完善便没有争斗，以揖让之礼面对天下，说的就是礼乐。臣听说音乐有两种：一是奸邪之声，二是正当之声。奸邪之声感动人，逆气就会随之响应；正当之声感动人，顺气就会随之响应。顺气形成祥瑞之象，所以音乐施行而伦理清明，耳目聪慧，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都安宁。孔子说：‘放弃郑声，远离谄佞之人。’所以郑、卫、宋、赵的乐声，从内发出就会使人得病，对外则会伤害他人。因此宫声紊乱就会荒废，说明国君骄傲；商声紊乱就会险陂，说明官员败坏；角声紊乱就会忧愁，说明百姓怨恨；徵声紊乱就会悲哀，说明政事劳苦；羽声紊乱就会危险，说明财用匮乏。这五者全都紊乱，国家很快就会灭亡。”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戴端正的冠冕听古乐，就想睡觉；听郑、卫之音却不疲倦，这是为什么？”子夏回答：“古乐开始演奏时以文德为主，之后又以武功调节，能够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使天下平均。郑、卫之音则用奸邪之声来扰乱人，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停止，男女混杂，甚至忘记父母。如今君主所问的是乐，所喜爱的是音。乐与音相近却不同，做人君的，应当谨慎审察自己的好恶。考察圣人制作音乐，并不只是姑且使耳目愉悦而已，而是希望在宗庙之内，君臣共同听它，就无不和谐恭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共同听它，就无不和谐顺从；在闺门之内，父子共同听它，就无不和睦亲爱。这就是先王建立音乐的原则。所以只知道声而不知道音的，是禽兽；知道音而不知道乐的，是普通百姓。

译因此，黄钟、大吕之声，配合弦歌、干戚舞，儿童都能跳；真正能够懂得乐的，大概只有君子。不懂声，就不能和他谈音；不懂音，就不能和他谈乐；懂得乐，就接近于道了。”纣王无道，太师抱着乐器逃奔周朝。晋国国君德行浅薄，师旷始终珍惜清徵之声。上古时代还没有音乐，人们击腹、敲击土块，欢乐就在其中。《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以崇尚德行，把它隆重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至于黄帝制作《咸池》，颛顼制作《六茎》，帝喾制作《五英》，尧制作《大章》，舜制作《大韶》，禹制作《大夏》，汤制作《大濩》，武王制作《大武》。从夏代以来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已经无法听到。从殷代到周代，音乐完备地保存在《诗经》和诵读之中。因此从圣贤以下，大多有人学习音乐。至于伏羲减少瑟弦，文王增益琴弦，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沿用秦代音乐制度，制作宗庙之乐，在庙门迎神，演奏《嘉至》之乐，这仍然是古代降神之乐。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之乐，用来作为行步的节拍，这仍相当于古代的《采荠》《肆夏》。进献干肉、肉酱等祭品时，演奏《登歌》之乐，这仍相当于古代《清庙》的歌辞。登歌演奏两遍后，奏《休成》之乐，以赞美神灵享用祭祀。皇帝到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以赞美礼仪完成。《休成》《永至》两曲，是叔孙通所制。汉高祖庙中，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逃奔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所以齐国有《韶》乐。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说的就是这件事。秦始皇灭掉齐国，《韶》乐传入秦国；汉高祖灭掉秦国，《韶》乐又传入汉朝。高祖改称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旧名。《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大武》乐。秦始皇改称《五行》；到孝文帝时，又制作《四时》之舞，以表示天下安定和谐、四时运行顺利。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为《昭德》；孝宣帝又采用《昭德》，改为《盛德》。虽然名称有所变更，大体上都因袭秦代旧制。到了晋、魏，都使用古乐。魏国的三位祖先皇帝都制作了乐辞。自永嘉年间发生战乱、五都倾覆以后，乐声传到南方，因此江东的音乐得以完备。宋、齐以来直到梁代，所实行的音乐制度，还都传承古代的“三雍四始”，确实称得上极为盛大。到侯景篡逆时，乐师四散，这四种舞、三种调，全都传到了伪齐。齐氏虽然知道传承得到了曲谱，却不把它们用于宗庙和朝廷。我年轻时就喜爱音律，留心管弦乐器；虽然年老了，仍大都记得。等到东部平定，乐人全都归来，我询问他们为何滞留，他们果然说是梁人教给他们的。如今三调、四舞，都还有人能够演奏；虽然不能精熟，也颇具雅正的声调。若命令他们教习传授，希望能够使古乐流传下去，然后取其精华，撮取要旨，沿袭而有所损益，再制定美好的名称，用来歌颂当今的盛德，向后世传布雅正之乐，岂不是很好吗？谨此录下三调、四舞的曲名，另行制作歌辞。那些声调曲折流荡、不宜陈列在殿庭演奏的，也全都附在后面。书奏另行送交太常，采取妥当的节奏。于是制作《清平瑟》三调之声，又制作八佾舞所用的鞞、铎、巾、拂四种舞。此前太常所传的宗庙雅乐，历经数十年，只演奏大吕，废弃黄钟。何妥认为这深深违背古意，于是上奏请求使用黄钟。诏令交给公卿议论，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任秘书郎，因有罪应受刑，皇上怜悯他，减免死罪。此后何妥所受的恩宠和礼遇渐渐减少。开皇六年，出任龙州刺史。当时有背着书箱来游学的人，何妥都为他们讲授教导。他又任刺史时，在州门外刻写箴言。任职三年后因病请求回乡，诏令准许。后来又掌管学务。当时皇上正派苏防在太常参与议定钟律，苏防有所建议请求，朝廷官员大多赞同，只有何妥不同意，常常指出苏防的缺点。高祖把这件事交给群臣议论，朝臣大多排斥何妥。何妥又上密封奏章，指明陈述政事的得失，大体议论当时政务的利弊，并且指斥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这件事获罪，被授为伊州刺史，但没有赴任。不久，何妥任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他撰有《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以及与沈重等合撰的《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都流传于世。当时从江南来的学士，还有萧该、包恺，都很有名。萧该是兰陵人，梁朝都阳王萧恢的孙子，年轻时封为攸侯。荆州平定后，他与何妥一同来到长安。他性情专心好学，《诗》《书》《礼记》《春秋》都通晓大义，尤其精通《汉书》，很受贵族子弟礼敬。开皇初年，赐爵山阴县公，授国子博士，奉诏与何妥校正经史；但两人各自坚持见解，互相非难，长久不能完成，皇上斥责他们，罢免了此事。萧该后来撰写《汉书》及《文选》的音义，都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包恺字和乐，是东海人。他的哥哥包愉通晓五经，包恺全都继承了他的学业；又跟随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尤其以精深研究著称。大业年间任国子助教。当时研究《汉书》的人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师，远近聚集门徒前来授业的有数千人。包恺死后，门人为他起坟立碑。房晖远字崇儒，是恒山真定人。世代传习儒学。晖远自幼有志向操守，通晓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且精通图纬，常以教授为事业。远方背着书箱前来跟随他学习的，动辄以千人计。齐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时，听说他的名声，召他任博士。周武帝平定齐国，搜访儒学俊杰，晖远首先接受征召，授为小学下士。高祖受禅后，升任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常称他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他，升任太学博士。不久，他与沛公郑译修订乐章，又任太常博士。没有多久，升为国子博士。此前皇上命令国子学生中通晓一经的，都一律荐举，准备提拔任用。询问结束后，博士们不能及时判定优劣。祭酒元善感到奇怪，询问其中缘故。晖远说：“江南、河北的义理和条例不同，博士不能全部涉猎；学生们都坚持自己所短的方面，称说自己所长的方面，博士们也各自疑惑，所以长久不能决定。”祭酒于是命令晖远考核判定。晖远一览试卷便下笔判定，起初没有一点疑滞。有人不服，晖远就询问他所传习的义疏，往往把始末全部背诵出来，然后指出其中的不足。

译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掩饰错误。所考试的四五百人，几天便判定完毕。各位儒者无不推许他学识通博，都自认为无法测知他的深浅。不久，他奉诏编修法令格式。高祖曾对群臣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的人都不知道依据，于是说没有女乐。晖远说：“臣听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王者宫房中的音乐，见载于《雅》《颂》，不能说没有。”高祖非常高兴。仁寿年间死于任上，时年七十二岁。朝廷叹惜，赠送助丧财物十分丰厚，追赠员外散骑常侍。马光字荣伯，是武安人。年轻时喜好学习，跟随老师数十年，昼夜不止；图书、图纬没有不全部阅览的，尤其精通三礼，是儒者所宗仰的。开皇初年，高祖征召山东研究义学的人，马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一同来到，都授为太学博士。当时人称为“六儒”，但他们都鄙陋乡野，没有仪范，朝廷并不重视他们。窦士荣不久病死，张仲让不久告假回乡，著书十卷，自称此书如果上奏，自己一定会成为宰相。他又多次谈论天象，州县把他的情况逐级上报，最终获罪被杀。孔笼、张黑奴、刘祖仁不久也被谴责遣去，只有马光留存下来。有一次举行释奠礼，高祖亲自到国子学，王公以下全部聚集。马光登座讲解礼义，启发章句；随后各位儒生依次前来辩论诘难的有十多人，都是当时的大学者。马光都为他们剖析疑难滞碍，虽然言辞并不俊逸善辩，但道理义旨宏大丰富，论辩的人无法测知他的深浅，全都共同推服。皇上嘉奖他并慰劳他。山东研究三礼的人，自熊安生以后，只有马光一人受到宗仰。当初他在嬴、博一带教授学生，门徒有上千人；到这时，许多人背着书箱跟随他进入长安。几年以后，母亲去世，他回乡守丧，从此有终老乡里的打算，因病死在家中，时年七十三岁。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父亲刘洽，任郡功曹。刘焯额头突出如犀，背部隆起如龟，声望很高，目光远大，聪敏深沉；年少时不喜欢嬉戏。他年轻时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一同向同郡刘轨思学习《诗》，向广平郭懋学习《左传》，又曾向阜城熊安生请教礼学，都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中素来藏有很多坟籍，刘焯与刘炫到那里读书，前后将近十年；即使衣食不能接续，也安然自若。于是因儒学知名，任州博士。开皇年间，刺史赵煚引荐他任从事，举为秀才，射策考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共同修撰国史，兼参与议定律历，仍在门下省值班，以等待皇上顾问。不久授为员外将军。后来与各位儒者在秘书省考定群书言论，因请假回乡，县令韦之业引荐他任功曹。不久又进入京城，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以及晋王文学崔赜等，在国子学共同讨论古今疑滞的义理和前贤不能通晓的问题。每次登座论辩，锋芒交接，没有人能够使他屈服，杨素等无不佩服他的精深博大。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到京师，文字已经磨灭，没有人能够辨认，奉诏与刘炫等考核校定。后来借国子释奠之礼，与刘炫二人辩论义理，大大挫败各位儒者，众人都嫉妒怨恨他，于是被诬告的飞章所诽谤，除名为民。此后他优游于乡里，专心以教授和著述为事。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的章句，他多有辨正。《九章算术》《周髀》以及《七曜历书》等十多部书，推算日月运行的经度、测量山海的方法，没有不考察其根本、穷究其奥秘的。他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十卷，都流传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称为“二刘”。天下的名儒，以及后辈前来质疑、求学，跋涉不远千里而来的人，数也数不清。评论者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达的儒者，没有人能超过他。然而他胸襟不够开阔，又吝惜钱财；不送束脩的人，他从来不给以教诲，当时人因此轻视他。被废的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还没来得及进谒，诏令却命他办事。蜀王杨秀不喜欢他，他久久不到，杨秀听说后大怒，派人给他戴上枷锁送往蜀地，配隶军籍。后来命他主管校勘书籍，杨秀因获罪被废。刘焯又与各位儒者修订礼制和律令，授为云骑尉。炀帝即位后，升任太学博士。不久因品秩低而离职，数年后又被征召，等待顾问。他把所著历书进献上去，与太史令张胄元有许多不同，被驳回不用。大业六年去世，时年六十七岁。刘炫为他请求谥号，朝廷没有答应。刘炫字光伯，是河间景城人。年轻时以聪敏著称，与信都刘焯闭门读书，十年不出。刘炫眼珠精明，直视太阳也不眩晕，记忆力极强，默识能力过人，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诵读，眼睛计算，耳朵聆听，五件事同时进行，没有遗漏。周武帝平定齐国后，瀛州刺史宇文亢引荐他任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又任命他为礼曹从事，以办事才能知名。开皇年间，奉诏与著作郎王劭共同修撰国史。不久在门下省值班，等待皇上顾问。又与各位术士修订天文、律历，并在内史省考定群书言论。内史令博陵人李德林非常礼遇他。刘炫虽然遍任三省的值班官，最终却没有得到正式官职，县司还催促他承担赋役。刘炫向内史申诉，内史把他送到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所能做的事，刘炫自己列述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氏、郑氏、王氏、何氏、服氏、杜氏等注，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都足以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稍少。史书、诸子、文集以及嘉言美事，全都诵记在心。天文、律历，能够穷究其精微奥妙。

译至于公私文书，从来不曾借助别人代笔。”吏部最终没有详细考核试验他，但朝廷中知名人士有十多人担保说明刘炫所说不虚，于是授为殿内将军。当时牛弘奏请搜求天下散佚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送官府领取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遇到赦令免除死罪，但因罪被除名，回到家中，以教授为业。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他到京师后，诏令他到蜀王杨秀那里办事，他拖延不去，杨秀大怒，把他戴枷送往益州。不久配隶为帐内，每次都让他拿着兵器在门口守卫；不久释放他，命他与刘焯共同主管校勘书籍。刘炫于是仿照屈原《卜居》写《筮涂》，以寄托自己的心情。杨秀被废后，他与各位儒者修订五礼，授为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说：“礼制规定，诸侯断绝旁亲期服，大夫降一等。如今的上柱国虽不同于古代诸侯，但可以比照大夫。官位在第二品，旁亲应降一等。”议论者多认为有理。刘炫驳斥说：“古代做官的人，只尊宗子一人，庶子不得进用，因此先王重视适子作为宗子，有分给俸禄的道义。族人与宗子虽然关系疏远，仍然服丧三个月，确实是因为接受过宗子的恩惠。如今做官的人，职位因才能而升迁，不限制嫡子庶子，这与古代已经不同，还有什么理由要降等呢？现在的贵人多半忽视近亲，如果从降等的人开始使人道关系疏远，恐怕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于是这件事被搁置。开皇二十年，废除国子学、四门学以及州县学校，只设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说学校不应废除，感情和道理都十分恳切，高祖没有采纳。开皇末年，国家富盛，朝廷内外都把辽东作为关注目标。刘炫认为辽东不可攻伐，撰写《抚夷论》加以讽谏，当时没有人醒悟。到大业末年，三次征伐都没有成功，刘炫的话才得到验证。炀帝即位后，牛弘引荐刘炫修订律令。起初在高祖时期，认为刀笔吏一类大多是小人，任职年久便滋长奸弊，这是形势造成的；又因为风俗日益衰败，妇女没有节操，于是制定条例，州县佐吏三年更换一次，九品官员的妻子不得再嫁。刘炫撰文认为不可，牛弘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各郡设置学官以及给流外官供给廪禄，都由刘炫提出。牛弘曾从容问刘炫说：“按照《周礼》，士多而府史少；如今令史比以前多百倍，判官减少便无法办事，这是什么缘故？”刘炫回答：“古人委任官吏而责成其事，年终考核功过，不反复查验案卷，文书也不繁琐详尽，府史的职责只是掌握要点。如今的文书簿册，常常担心被查验复核，锻炼文辞如果不严密，就要到万里之外追查证人，甚至追究百年前的旧案，所以俗话说‘老吏抱案死’。古今差别竟然如此悬殊。事务繁多、政务弊病丛生，原因就在这里。”牛弘又问：“魏、齐时期，令史还很从容；如今却没有闲暇安坐，这是什么原因？”刘炫回答：“齐氏设置的州不过几个，十三个府和行台依次统领，文书下达不过十条。如今州有三百个，繁杂的第一个原因就在这里。过去州只设置纲纪，郡设置守、丞，县只设置县令；其余属官由长官自行征辟，接受诏令赴任，每州不过几十人。如今却不是这样，大小官员全都由吏部任命，细小的事迹也都归考功考核，繁杂的第二个原因就在这里。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官事不减少，却希望从容办事，怎么可能呢？”牛弘十分赞同他的话，却不能实行。纳言杨达举荐刘炫，说他博学有文章，射策考取高等，授为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因品秩低而离任，回到长平时，奉诏追赴行在所。有人诬告他没有操行，皇帝于是罢免他，他回到河间。当时盗贼蜂起，谷物价格飞涨，经籍流传断绝，教授之业无法进行。刘炫与妻子儿女相隔百里，音信断绝，忧郁不得志。因为前代通达之士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都自己叙述美德，流芳后世，所以他也自己作赞来表达志向；然而文辞浅陋，没有值得采录之处。刘炫当时住在郡城，粮饷断绝，他的门人许多跟随了盗贼。门人怜悯刘炫贫困，到郡城下索取刘炫，郡官于是把刘炫交给他们。刘炫被盗贼挟持，经过下城堡时，不久盗贼被官军击败。刘炫饥饿无所依靠，又投奔县官。县官以为刘炫与盗贼相识，担心他日后生变，于是闭门不接纳他。当时夜里冰寒，他因此冻饿而死，时年六十八岁。后来他的门人谥称他为宣德先生。刘炫性情急躁好胜，很喜欢诙谐戏谑，又颇为自我夸耀，喜欢轻视侮辱当时的人，因此被执政者厌恶，仕途不能顺利。他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以及所著文集，都流传于世。当时儒学之士还有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都很有名。褚晖字高明，是吴郡人，因三礼学问在江南著称。炀帝时征召天下精通儒术的人，都聚集在内史省，依次讲论。褚晖当时博学善辩，没有人能使他屈服，因此升任太学博士，撰写《礼疏》一百卷。顾彪字仲文，是余杭人，通晓《尚书》《春秋》。炀帝时任秘书学士，撰写《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鲁世达是余杭人，炀帝时任国子助教，撰写《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流传于世。张冲字叔元，是吴郡人，在陈朝任左中郎将，但这不是他的爱好，于是深思经典，撰写《春秋义略》，与杜氏学说不同的有七十多处；又撰《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王孝籍是平原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博览群书，遍治五经，颇有文章才华，与河间刘炫志趣相同，友善亲近。开皇年间召入秘书省，协助王劭修撰国史；王劭不礼遇他，使他在省中七年仍不能免除输纳租税、承担徭役。王孝籍郁郁不得志，写奏记给吏部尚书牛弘，希望得到申拔，言辞酸楚，见到的人都替他感到委屈。牛弘也知道他有学业，但最终没有得到调任。后来他回到乡里，以教授为业，死在家中。他所注释的《尚书》和《诗》，因遭逢战乱而散佚。《通志》卷一百七十四。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一百七十五。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