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第一百十六

译《通志》卷第一百十六 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 《通志》卷一百十七 宋朝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列传第三十 魏 韩暨【韩宣】、崔林、高柔、孙礼、王观、辛毗、杨阜、高堂隆、满宠、田豫、牵招、郭淮、徐邈、胡质、王昶、王基、王凌、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唐咨】、邓艾【州泰】、钟毓【王弼】韩暨，字公至，是南阳堵阳人。是韩王信的后代，祖父韩术，任河东太守；父亲韩纯，任南郡太守。起初，同县的豪强陈茂诬陷韩暨的父兄，使他们被判死刑。韩暨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靠出卖劳力积攒钱财，暗中结交敢死之士，终于追捕呼喊着捉拿陈茂，不久擒获陈茂，砍下他的头到父亲墓前祭奠。由此声名显扬，被举为孝廉，又受到司空征辟，但都没有赴任。于是改名换姓，隐居在鲁阳山。中山百姓结党，想要劫掠，韩暨散尽家财，供给牛肉和酒，请来他们的首领，为他们陈说安危利害，山民因此受到感化，最终没有作乱。为躲避袁术的征召，韩暨迁居到山都县的山中。荆州牧刘表以礼征辟他，于是韩暨逃走，南下居住在孱陵境内。他所到之处都受到敬爱，刘表却深深恨他。韩暨害怕了，接受任命，授为宜城长。太祖平定荆州后，征辟他为丞相士曹掾。后来升任乐陵太守，调任监冶谒者。过去冶炼时使用马排【“蒲拜”二字反切，用排来吹炭】，每炼成一炉铁，就要用一百匹马；后来改用人力排风，又耗费劳力。韩暨于是利用长流水制作水排，计算其效益，比以前增加三倍。在任七年，器具用品充足，朝廷下制书褒奖感叹，就地加授司金都尉，地位仅次于九卿。文帝即位后，封为宜城亭侯。黄初七年，升任太常，进封南乡亭侯，食邑二百户。当时新建都城洛阳的制度尚未完备，而宗庙的神主都在邺都。韩暨上奏请求迎接邺都四庙的神主，在洛阳建立宗庙，春夏秋冬按时举行蒸尝祭祀，亲自奉上祭品，尊崇彰明正礼，废除淫祀，匡正了许多事情。在官任八年，因病辞去职位。景初二年春，诏令任韩暨为司徒；夏四月去世。遗令入殓时使用当时的衣服，埋葬时只作土葬，谥号恭侯。儿子韩肇继承爵位，韩肇去世后，儿子韩邦继承。韩暨曾任大鸿胪，后来勃海郡有个韩宣接任此职，两人都被称为称职，因此鸿胪官员中流传一句话：“大鸿胪、小鸿胪，前后治理政务谁更相当？”韩宣，字景然，是勃海人。为人身材矮小。建安年间，太祖召他署理丞相军谋掾，闲散居住在邺城。他曾在邺宫出入东掖门内，遇见临菑侯曹植。当时天刚下过雨，地上泥泞积水，韩宣想躲开，却被积水阻住不能离开，于是用扇子遮住自己，停在道路旁边。曹植嫌韩宣既不离开，又不向自己行礼，便停下车，让他的侍从问韩宣是什么官。韩宣说：“丞相军谋掾。”曹植说：“按理应当冒犯列侯吗？” 韩宣说：“按照《春秋》的义理，王室使者虽然地位微贱，也列在诸侯之上；我没有听说过对宰府属官应当行低于地方诸侯的礼。”曹植又说：“既然按你所说，做人父亲的官吏见到他的儿子，应当行礼吗？”韩宣又说：“按照礼制，君臣、父子属于同一类关系，而我年纪又比您大。”曹植知道自己理屈词穷，便放他离去。曹植把这件事完整地告诉太子，认为韩宣善于辩论。黄初年间，韩宣任尚书郎。曾因职务上的事情应当在殿前受罚，已经捆好，准备杖打。文帝乘辇经过，问这是谁。左右回答：“是勃海韩宣，尚书郎。”文帝回想起先前临菑侯所说的话，才明白，说：“这是子建所说的韩宣吗？”特意赦免了他，于是解开他的束缚。当时天气很冷，韩宣先前因为将要受杖打，预先脱下裤子、系好裈，面向前被捆绑。等到获赦时，裈腰还没有拉下去，于是快步离开。文帝注视着他离去，笑着说：“这个人家有个大胆而诚实的人。”后来出任清河东郡太守。明帝时，任尚书、大鸿胪。几年后去世。崔林，字德儒，是清河东武城人。年轻时成才较晚，宗族中没有人了解他，只有堂兄崔琰认为他不同寻常。太祖平定冀州后，征召他授任邬长；他贫穷没有车马，独自步行赴任。太祖征讨壶关时，询问长吏中谁的德政最好，并州刺史张陟以崔林回答，于是提拔他为冀州主簿，调任署理别驾、丞相掾属。魏国建立后，逐渐升任御史中丞。文帝即位，授尚书，出任幽州刺史。当时中郎将吴质统领河北军事，涿郡太守王雄对崔林的别驾说：“吴中郎将是皇上亲近重视的人，是国家的贵臣，持节统领事务，州郡没有不奉上书信表示敬意的；而崔使君竟然从不和他通消息。如果他以边塞没有修治为理由杀了你们使君，难道还能保护你吗？”别驾把这话全告诉崔林。崔林说：“刺史看待离开这个州，就像脱掉鞋子一样轻易，难道应当牵累自己吗？这个州与胡虏接壤，应当用安静来镇抚；扰动它就会激发他们的叛逆之心，特别会替国家制造北方忧患。我要以此为国家寄托。”在任一年，盗贼逐渐平息，但仍因不侍奉上司而被贬为河间太守。清议大多替崔林抱不平。后来升任大鸿胪。当时龟兹王派侍子来朝，朝廷嘉奖他远道而来，对龟兹王给予很厚的褒赏；其余各国也纷纷派儿子来朝，间或派使者接连不断。崔林担心所派来的人有的并非真正的王子，于是暂且利用关系疏远的商胡来沟通使命，获得印绶的利益，而沿途护送所造成的损耗更加严重，被夷狄讥笑。于是写信给敦煌，晓谕边防，并记录前代接待各国厚薄的旧例，使之有固定制度。明帝即位后，赐爵关内侯，转任光禄勋、司隶校尉，所辖郡县都停止非法任用超额官吏。崔林处理政务推诚相待，简约而顾全大体，所以他离任后，人们总是思念他。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度下达给百官，崔林议论说：“考察官吏的功绩，按照《周官》记载，文字已经很完备了。自康王以下，制度便逐渐衰败，这说明考课之法是否有效在于使用它的人。到了汉代末年，它的弊病难道在于佐吏的职责不够严密吗？如今军务有时繁多，有时仓促，用条文来完备它，用内外制度来约束它，增减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况且各种细目不能全部展开时，就要抓住纲领；众多毛发不能整齐时，就要提起衣领。皋陶在虞任职，伊尹在殷为臣，不仁的人便被疏远。五帝三王的制度未必完全相同，却都能因此治理或导致乱局。《易》说：‘简易而天下的道理便能获得。’太祖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和任用官职，留给后世和当今，不必担心不合古法。我认为如今的制度并不算疏略，关键只在于守住统一的原则而不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