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五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五十九宋 右 廸 功 郎 郑 樵 渔 仲 撰选举略第二杂议论上【举人条例选人条例】杂议论下【选举杂议七条】请改革选举事件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应非选司注拟者】吏部尚书【侍郎】兵部尚书【侍郎】礼部每年贡举人兵部选举京官六品以下【应合选注拟者】府州佐官【别驾、少尹、五府司马、赤令不在此例】中下县丞以下及关津镇戍官等州县六品以下官资厯诸堪充内官及宿卫统帅禁约杂条学校杂议论上汉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时丞相王嘉上疏曰：“古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代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而轻易之，可乎？孝文帝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庾氏，则仓、庾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无茍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又数以改更政事。司▯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隂私，吏或居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茍容，求全下材，懐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孝宣爱良吏，有常劾事，留中防赦，一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徴验系理，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陛下留神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循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后汉光武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韦彪上议：“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得其人矣。”帝深纳之。张衡上疏曰：“古者取士，诸侯嵗贡。孝武之代，郡举孝防，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皆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游意篇章，当代博奕，以此取士，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髙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于义已加，不可复使理民及仕州郡。”魏文帝时诏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其后士人多务进趋，防逊道缺。时刘寔乃着《崇让论》以矫之。晋始平王文学李重以为等级繁多，又外官轻而内官重，议曰：「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外内事。任尚轻，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汉宣所与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赐爵进秩，谅得为治大体，所以逺比三代也。及于东京，尚书虽渐优重，然令仆出为郡守，便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节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茍善其事，虽没世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于今最崇，而百官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此为治之大弊也。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帝虽善之，而不能行。齐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彦回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竒才絶智所以见遗于草泽也。」彦回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梁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髙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慿借世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髙门，上品无贱族」也。嵗月迁讹，斯风渐笃。天监中，约又上疏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
译钦定四库全书 《通志》卷五十九 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 选举略第二 杂议论上【举人条例、选人条例】杂议论下【选举杂议七条】请求改革选举事务 内外文武官五品以上【应由选司注拟的除外】；吏部尚书【侍郎】；兵部尚书【侍郎】；礼部每年贡举人；兵部选举京官六品以下【应合于选司注拟的】；府州佐官【别驾、少尹、五府司马、赤县县令不在此例】；中下县县丞以下以及关津、镇戍官等；州县六品以下官的资历；一切能够充任内官及宿卫统帅的人员；禁约杂条；学校 杂议论上 汉哀帝刚即位时，想要匡正成帝的政事，进行了许多变动。当时丞相王嘉上疏说：“古代继承世代建立诸侯国，是为了使贤能者相承。即使不能全都贤能，天子也为他们选择臣属，任命卿来辅佐；居于这个国家，经过几代仍受到尊重，然后士人和百姓才会归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治功得以建立。如今郡守的地位比古代诸侯还重要，却轻易地更换他们，难道可以吗？孝文帝时，任官的吏员有的长期任职，甚至子孙相承，以官职为姓；仓氏、庾氏，就是仓官、庾官的后代。那些二千石官和长吏，也都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于是上下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思。后来逐渐改变，公卿以下的官员互相催促逼迫，又屡次更改政事。司隶校尉所属部刺史察访过失，全部弹劾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职数月便被罢退；送旧官、迎新官，交错于道路，中等才干的人苟且求容，才力低下的人只求保全自己，而一味经营私事的人很多。二千石官更加被轻视，吏民都轻慢他们。孝宣帝爱惜良吏，对弹劾之事有固定的处理办法，留在宫中审查以防止赦免；一旦解除旧例，尚书很少再下发奏章，因为害怕烦扰百姓，追查验证、拘捕审理，有的人死在狱中；奏章中必须有‘敢告’这样的字样，才予以下发。陛下应当留意选择贤能，记住善行而忘却过错，宽容臣下，不要要求他们事事完备。二千石官、部刺史和三辅县令中有才能、能够胜任职务的人，按人情不能没有过失，应该宽缓地对待他们，使尽力办事的人得到鼓励；这是当前的急务，也是国家的利益。”王嘉于是举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吏萧咸、薛循等人，他们都是从前担任二千石且有声名的人。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用了他们。后汉光武帝时，上书陈事的人多说各郡国贡举的人大多不是按功劳和资历选出的，所以守职者更加懈怠，吏治日益疏弛，过错在州郡。皇帝下诏让公卿和朝臣议论此事，韦彪上议说：“士人应当把才能和品行放在首位，不能完全依据门第资历。但关键在于选好二千石官；二千石贤能，贡举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张衡上疏说：“古代选取士人，由诸侯每年贡举。孝武帝时，各郡举荐孝廉，又有贤良文学的选拔，于是名臣纷纷出现，文治武功一同兴盛。汉代得到人才，不过有几条途径罢了。至于书法、绘画、辞赋，只是小才；把心思放在篇章上，以当代的博弈之技相竞，以此选取士人，诸生争逐利益，写作者沸沸扬扬。上等的还略微引用经书训诫和讽喻之言，下等的则连缀俚俗语句，近似俳优；有的偷取成文，虚冒他人姓名。臣每次在盛化门奉诏，按差等登记名次，那些未被选上的人也跟随同辈，一并得到拜授提拔。既然已经施加恩典，就难以再收回更改；他们只守着俸禄，在道义上已经过分，不能再让他们治理百姓或任职州郡。” 魏文帝时下诏说：“选举不能只取有名声的人，名声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拿来吃。”吏部尚书卢毓回答说：“名声不足以招致奇异人才，却可以得到普通士人。普通士人畏惧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会有名声。”此后士人多致力于求取进身，谦让之道缺失。当时刘寔于是撰写《崇让论》来纠正这种风气。晋代始平王文学李重认为官员等级过于繁多，而且外官地位轻、内官地位重，议论说：“秦朝采纳古代制度，汉朝沿用秦代旧制，倚重丞相，任用九卿。虽然设置五曹尚书，但令、仆射的职务起初只是掌管封奏，用来宣布内外事务，职权还较轻，而郡守这种治理百姓的官职很重要。汉宣帝与之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有政绩特别突出的，有的赐予爵位、提升秩禄；确实是因为能够治理国家的大体，所以远远比拟于三代。到了东汉，尚书虽然逐渐受到优待和重视，但令、仆射出任郡守，后来便入朝成为三公，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就是这样。近至魏朝，著名的郡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人任职郡中，有的十多年，有的二十年，有的加秩、授假节而不离开郡府；这也符合古人只要把事情办好，即使终身不迁官的道理。汉魏以来，内官的尊贵在如今最为崇高，百官等级于是越来越多，升迁补授和调动迁转像流水一样，才干高低无法显现，黜退升用不能彰明，这是治国的大弊病。官阶等级繁多，却希望官员长期任职；官员任期并不长，却希望治理功效能够成就，这是不可能的。”皇帝虽然认为他说得好，却不能实行。齐代左仆射王俭请求解除兼领选举之职，对褚彦回说：“选曹制度的起源，近自汉末。如今如果恢复古制，让州郡贡举、三府征辟士人，与众人共同办理，仍然胜过只凭一人的意见。古代由众人选拔，如今却不是这样，奇才绝智因此被遗弃在民间。”褚彦回说：“确实如您所说，只是实行此制已经很久，最终很难改动。”梁代尚书左仆射沈约评论说：“汉末天下丧乱，魏武帝开始在军中仓促创立九品制，原本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并不是要区别世族的高低；但后来沿袭下来，竟成为成法。从魏到晋，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州都、郡正依据才品评定人物并加以举荐，世家人才的升降大多很少，往往只是凭借世代资历互相凌驾。州都、郡正中的俗士斟酌时宜，评定品目多少，随着事情俯仰变动。刘毅所说的‘下品没有高门，上品没有寒族’，正是这种情形。年岁流逝，风气逐渐加重。天监年间，沈约又上疏说：‘近来从汉代起，原本没有士人与庶民的区别；除非做官，否则不能到京师。罢免公卿、州牧郡守，让他们都返回乡里，使小民有所瞻仰，从而形成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