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传第二

译屈意任用他为功曹。郡中察举他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司徒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元帝初年镇守江左，上疏荐举虞喜。怀帝即位，公车征召授博士，他没有接受。虞喜的同乡贺循任司空，早已显贵，每次拜访虞喜，常常留宿两夜还舍不得离开，自称不能测知虞喜的学问。太宁年间，他和临海人任旭一起被以博士征召，也没有接受。明帝又下诏征召他，虞喜仍称病不去。咸和末年，诏令公卿荐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荐举虞喜为贤良，但因会稽国有军事，虞喜没有成行。咸康初年，内史何充上疏荐举虞喜，诏令与寻阳人翟汤一同以散骑常侍征召，仍然没有起用。永和初年，有司上奏说，十月举行殷祭，京兆府君应当迁入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的神主初次毁除，内外广泛讨论却不能决定。当时虞喜正在会稽，朝廷派人前往向他咨询，可见他受到的重视。虞喜专心研究经传，同时广泛阅览谶纬，于是撰写《安天论》驳难浑盖，又为《毛诗》作解释，略为《孝经》作注，撰写《志林》三十篇。他所作注释和撰述共有几十万字，流传于世。七十六岁去世，没有子弟；虞预自有传记。刘兆，字延世，是济南东平人，汉代广川惠王的后代。刘兆博学多闻，性情温厚，善于诱导，跟随他学习的人有几千人。武帝时，公府五次征召，三次征召为博士，他都没有接受。他安于贫困而以守道为乐，专心著述，几十年不出家门。因为《春秋》这一部经书，三家传注各有不同，诸位儒者的是非争论纷纷，彼此互相视为仇敌。于是刘兆思考如何会通三家的差异，作《春秋调人》七万多字，全部讨论三家传说的首尾，使其中的大义不相违背。遇到不相合的地方，就列举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来加以会通。他又撰写《春秋左氏解》，题名为《全综》；公羊、谷梁两家的解释，也都收入经传之中，用朱笔加以区别。他又撰写《周易训注》，认为正、动二体可以互相贯通其文义。他所赞述的内容，总计一百多万字。曾经有个人穿着鞋、骑着驴来到刘兆门外，说：“我想见刘延世。”刘兆素有儒德，又一向清白，青州没有人称他的字，因此门人十分愤怒。刘兆说：“听听他进来再说。”客人进来后，坐在床上问刘兆：“听说您学问很大，近来都作了些什么？”刘兆把上述著述回答了一遍，最后说自己还有很多疑惑。客人询问这些疑惑，刘兆便讲完了。客人说：“这只是《易》的解释罢了，于是我来辨析并解释其中疑惑的是非。”刘兆另行提出自己的见解，客人一加诘难，刘兆便不能回答。客人离去，已经走出门外，刘兆想留下他，便让人再次把他叫回来。客人说：“我的亲属正在这里营办葬事，应当先去参加，之后我再来。”客人离去后，刘兆派人去查看办理葬事的人家，却没有找到这个客人，最终不知道他的姓名。刘兆六十六岁去世，有五个儿子：刘卓、刘炤、刘燿、刘育、刘脐。汜毓，字稚春，是济北卢人。家族世代以儒学为业，和睦亲善九族。他们寄居青州，到汜毓时已经七代，当时人称赞他家，说孩子没有固定的父亲，衣服没有固定的主人。汜毓年少时便有高尚操守，安于贫困而有志于学业。父亲去世后，他在墓旁居住三十多年，每逢晦日、朔日，亲自清扫坟墓，巡视墓地封土和树木。回到家中便不出门庭。有人向武帝荐举他，朝廷召补为南阳王文学、秘书郎、太傅参军，他都没有接受。当时青州的隐逸之士刘兆、徐苗等人，都致力于教授学生，只有汜毓不收门徒，清静自守。当时有喜好古学、仰慕德行的人来请教，他也敞开心怀加以启发诱导，用一个方面向他们说明，并合三传为之作解注，撰写《春秋释疑》《肉刑论》，所撰述的文章共七万多字。七十一岁去世。

译徐苗，字叔胄，是高密淳于人。几代相承，家族都以博士身份担任郡守。曾祖徐华有极高的德行，曾经夜宿亭舍，夜里有神人告诉他说亭子将要倒塌，他立即出外，因而得以幸免。祖父徐邵任魏国尚书郎，以防正刚直著称。徐苗年少时家贫，白天拿着锄头耕作，夜里便吟诵读书。二十岁时，和弟弟徐贾到济南博士宋钧那里学习，后来成为儒学宗师。他撰写《五经同异评》，又依照道家学说著《元微论》，前后撰写几万字，都有深刻意味。他性情刚烈，轻视钱财而尊重道义，同时具有识人的才能。他的弟弟患口疮，脓液溃出，徐苗替他吸吮脓液。他的兄长和弟弟早逝，他抚养遗孤，慈爱之名传遍州里。田宅、奴婢，全都推让给他们。乡邻有人去世，他便常常帮助耕作，置办棺椁。门生死在他家中，就在讲堂里为其入殓。他的品行纯正高尚，大多都像这样。远近之人都归附他的义行，以他的行为为师。郡中察举他为孝廉，州里征召他任从事、治中、别驾，又举荐他有特殊德行。公府五次征召他为博士，两次征召，他都没有接受。武惠帝时，计吏到台省，皇帝总要问徐苗是否安好。永宁二年去世，遗命只用水洗头巾、洗涤衣服，用榆木棺材和杂色帷帐，装尸体的车要露天，仅用芦席和瓦器而已。崔游，字子相，是上党人。年少时喜好儒术，聪明明达而恬静安宁，谦逊退让。从小到大，口中从未谈及财利。魏末年被察举为孝廉，授相府舍人，出任氐池长，政绩很好，因病免官，后来成为废疾之人。泰始初年，武帝录用叙任文帝旧府的属官，到他家授为郎中。七十多岁时，仍然勤奋学习不知疲倦，撰写《丧服图》，流传于世。刘渊僭越称帝后，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他坚决推辞不受，死在家中，享年九十三岁。范隆，字元嵩，是雁门人。他的父亲范方，任魏国雁门太守。范隆怀孕十五个月才出生，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四岁时又失去母亲，哀号哭泣的声音使过路人都感到悲痛。他孤苦无亲，连缌麻丧服关系的亲属也没有，疏族范广怜悯他，把他接回家抚养，教他读书，并为他建立祠堂。范隆喜好学习，修身谨慎，把范广当作父亲奉养，博通经籍，没有什么不阅读的。他撰写《春秋三传》，又编撰《三礼吉凶宗纪》，条理和义理都很充分。惠帝时，天下将要大乱，范隆隐遁行迹，不接受州郡的任命，白天勤于耕种，夜里诵读经典，颇为熟悉秘传历法和阴阳之学，知道并州将出现灾异的征兆，因此更加不再出仕。他与上党人朱纪友善，曾经和朱纪一起游山，在深山溪涧旁见到一位老人。老人说：“二位先生为什么在这里？”范隆等人向他行礼，抬头再看时，老人已经不见了。后来范隆与朱纪依附刘渊，刘渊任范隆为鸿胪，任朱纪为太常，都封为公。范隆死在刘聪统治时期，刘聪追赠他为太师。杜夷，字行齐，是庐江灊人。家世以儒学著称，是郡中的著姓。杜夷年少时恬淡寡欲，操守崇尚正直清白，家中十分贫困，不经营产业。他广泛阅读经籍和诸子百家的书，算术历法、图谶纬书，没有不彻底研究的。他寄居汝水、颍水之间十年，脚从不出门。四十多岁时才回到故乡，闭门教授学生，门生有一千人。惠帝时，三次被察举为孝廉，州里任命他为别驾。永嘉初年，公车征召授为博士，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怀帝诏令王公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刺史王敦把贺循举为贤良，把杜夷举为方正，上疏称述他的才能。王敦于是逼迫杜夷赴洛阳，杜夷便逃到寿阳。镇东将军周馥诚心礼遇他，任用他为参军，杜夷以有病为由推辞。周馥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便亲自到杜夷那里，为他建造住宅，供给医药。周馥失败后，杜夷回到旧居，路上遇到兵寇，刺史刘陶告诉庐江郡，派人营护他家，常常用市场租税供给他，不让家人的粮食和俸禄缺乏。杜夷不久又因胡人入寇而迁渡长江，王导派官吏周济赡养他。元帝任丞相时，下教任命杜夷为儒林祭酒，杜夷以有病为由推辞，从未入朝。皇帝曾想亲自拜访杜夷，杜夷陈说万乘之主不应前往庶民之家，皇帝于是写信给杜夷说：“我和您虽然情意相契，达到无需言说的境界，但我多年来一直虚心想见您，正因为您身体羸弱，所以想去探望，哪里还要谈论通常的礼仪呢？” 后来又任命杜夷为国子祭酒。建武年间，诏令说：“国子祭酒杜夷，安于贫困而以守道为乐，静心守志于简陋门庭，整日不得闲暇，即使原宪也没有超过他。应赐给他谷二百斛。”皇太子三次到杜夷府第，拿着经书向他询问义理，杜夷虽然被时势和诏命所迫，也从未入朝拜谒。国家有重大政务，总是到杜夷那里咨询。明帝即位后，杜夷亲自上表请求退职，诏令不许。太宁元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追赠大鸿胪，谥号贞子。杜夷临终时遗命儿子杜晏说：“我年轻时没有出仕，近来虽然被拘束录用，官帽官鞋的装饰却从未穿戴在身上。你们用角巾素衣为我入殓，殡葬事务一律从简从俭，也不必勉强追求奇异。”杜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流传于世。杜晏官至苍梧太守。杜夷兄弟三人，兄长杜崧，字行高，也有志向节操；惠帝时，世俗多浮华虚伪，他撰写《任子春秋》加以讥刺。弟弟杜援，任高平相；杜援的儿子杜潜，任右卫将军。董景道，字文博，是弘农人。年少时喜好学习，跋涉千里追随老师，所到之处只是日夜读诵，几乎不与人交往。他精通《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都深入研究其中的大义。关于《三礼》的义理，专门遵从郑氏学说，撰写《礼通论》，不是驳斥诸儒，而是阐发扩充郑氏的义理。永平年间，他知道天下将要动乱，便隐居商洛山，穿树叶做的衣服，吃树上的果实，弹琴歌啸来自我娱乐。毒虫猛兽都绕着他身边而行，因此刘渊和刘聪多次征召，都被阻隔而不能到达。他到刘曜时，才从渭水弯曲处的草庐中出来；刘曜征召他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他都坚决推辞，最终以长寿终老。续咸，字孝宗，是上党人。他性情孝顺谨慎，敦厚稳重，践履正道，清白好学，以京兆人杜预为老师，专攻《春秋》和郑氏《易》，经常教授几十名学生。他博览群书，才华很高，善于撰写文章议论，又修订《陈杜律》，明晓刑法。永嘉年间，历任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在并州承制时，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后来续咸被石勒俘获，石勒任命他为理曹参军，他执法公平详慎，当时人称赞他的清廉宽裕，把他比作于公。他撰有《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都为十卷，流传于世。他九十七岁时死于石虎统治时期，石虎追赠他为仪同三司。

译徐邈，是东莞姑幕人。他的祖父徐澄任州治中，适逢永嘉之乱，于是和乡人臧琨等率领子弟以及乡里的士人百姓一千多家南渡长江，在京口安家。他的父亲徐藻，任都水使者。徐邈性情端正雅正，勤勉修行，努力学习，博闻多识，以谨慎缜密自持。年轻时和乡人臧寿齐名，闭门读书，不到城邑游玩。孝武帝开始阅览典籍后，招纳儒学之士，徐邈既是东州的儒学名士，太傅谢安便举荐他应选。四十四岁时，才补任中书舍人，在西省侍奉皇帝。他虽然不以口授章句为能，却能阐释文义，标明旨趣，撰写并订正五经音训，学者都尊奉他。升任散骑常侍，仍在西省任职，前后十年，每次受到皇帝询问，总有献言，多有匡正补益，深受宠信。皇帝宴集酣饮之后，喜欢亲手写诏书、诗章赐给侍臣，有时文辞率意而作，内容污秽杂乱。徐邈每次都应时收取，拿回官署删改，使文章都值得观览。经过皇帝再次审阅后，才发出。当时侍臣中奉诏者，有人会把原文宣扬出去，所以当时舆论因此多称许徐邈。谢安死后，评论者多有不同意见。徐邈坚持劝说中书令王献之，上奏请求给谢安增加特殊礼遇，同时推崇晋谢石升任尚书令。元帝任用他为徐州刺史时，徐邈转任祠部郎。他上奏说明南郊、北郊和宗庙轮流毁迁的礼制，都有依据。豫章太守范宁想派十五名议曹属官分别到各县采求民情政绩，并让属吏休假回去报告所听所见，询问官长的得失。徐邈写信给范宁说：“知道您派十五名议曹各往一县，又让属吏休假回去报告所听所见，确实说明您留意百姓，所以扩大自己的视听。我认为劝导应当依据实际，不应依靠文饰。十五名议曹想要宣扬什么呢？各种事务和诉讼，您听取裁断能够公允完备，那么事理就足够了。上面有治理事务的心意，下面求治的人自然就会到来。每天直到日偏西还在省察阅览，各种事务没有积滞，那么官吏就会谨慎承担职责，百姓听到的也不会疑惑，哪里需要亲自到县到里，去粉饰游走访察的声势呢？这样做不但不能带来益处，反而会成为蚕食百姓、渔取民财的凭借。而且也不能放纵小吏充当耳目。哪里有善人君子会干预不属于自己的事务，频繁告发报告呢？君子的内心，谁能毁谤，谁能赞誉？如果有所赞誉，必定应当经过反复考验；如果有所毁谤，也必须有明显证据。把这种做法托付给属官，是政治上的大害。自古以来，想做君王左右耳目的，没有不是小人的；他们都先凭借小的忠诚而造成大的不忠，先借小的诚信而造成大的不信，最终使君子之道消亡，善人像载尸一样被抬走。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您选择纲纪属官，一定要得到国士，这样才足以统摄各曹。各曹都是良吏，就足以掌管文案。”又选择公正方正的人担任监司，那么清浊、能否就会随着事务显明。您只要平心静气坐镇宗正之职，何必取用耳目呢？从前明德马皇后从不回头和左右近臣交谈，可以说是有远见。何况大丈夫难道还不能避免这种做法吗？后来升任中书侍郎，专门掌管诏书，皇帝对他十分亲近。最初，范宁和徐邈都受到皇帝任用，共同弥补朝廷的缺失。范宁一向才华很高，处置事务又正直，于是被王国宝所忌恨，出任远郡太守。徐邈孤身做官容易陷入危险，又不敢排斥强宗大族，于是采取了自保的办法。当时皇帝颇为疏远会稽王司马道子，徐邈想调和他们，便从容地对皇帝说：“从前淮南王、齐王的事情，是汉、晋两代的戒鉴。会稽王虽然有沉湎淫逸的过失，但奉事君上专一，应当加以宽赦，消除纷争议论。对外是为国家考虑，对内可以安慰太后的心。”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徐邈曾到东府，遇到众宾客沉醉酣饮，斟酒满杯，喧哗不止。司马道子说：“您有时也有畅快的时候吗？”徐邈回答：“我只是陋巷里的书生，只有节俭清修才是我的畅快。”司马道子因为徐邈平素崇尚道德清白，只笑了笑，并不以为忤。司马道子准备任用徐邈为吏部郎，徐邈认为朋党争竞已经成为风气，不是自己能够节制的，极力推辞，事情才作罢。当时皇太子娶会稽王之女，皇帝十分钟爱太子，所选文武官员都是一时俊杰。任命徐邈为前卫率领、本郡大中正，并授太子经书。皇帝对徐邈说：“虽然还没有下诏让太子以师礼相待，但也不是把您当作普通博士来对待。”古代帝王接受经学教育，必定恭敬；自魏、晋以来，多让地位卑微的人教授，称为博士，不再尊奉为老师。因此皇帝才这样说。徐邈虽然身在东宫，仍然早晚入朝觐见，参与综理朝政，修饰诏书，拾遗补阙，辛勤劳作于皇帝左右。皇帝赞赏他的谨慎缜密，把他比作金日磾、霍光，有托付重任的意思，准备提升他到显要职位。还没有来得及实行，皇帝便突然去世。安帝即位，授徐邈为骁骑将军。隆安元年，徐邈遭逢父丧；他先前已经患病，又因哀伤毁损而病情加重，不到一年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州里乡人都悲伤哀悼，有识之士也为他悲痛。徐邈任官时简约仁惠，通晓从政之道，议论精密，当时人多向他咨询请教，遇到同类问题便能辨析解释，有问必答。过去有人疑惑，岁星在卯位时，这所宅子的左边就是那所宅子的右边，怎么能都忌讳在东方呢？徐邈认为太岁的所属本来就是游行的神灵，好比太阳升起时面向东方都算相逆，并不是说它藏在地中。他所注的《谷梁传》当时受到重视。徐邈的长子徐豁，有父亲的风范，以孝著称，任太常博士、秘书郎。徐豁的弟弟徐浩，任散骑侍郎。镇南将军何无忌请他任功曹，出任西阳太守，和何无忌一起被卢循杀害。徐邈的弟弟徐广，另有传记。孔衍，字舒元，是鲁国人，孔子的第二十二世孙。他的祖父孔文，任魏国大鸿胪；父亲孔毓，任征南军司。孔衍年少时喜好学习，十二岁便能通晓《诗》《书》。二十岁时，公府征召他；本州举荐他有特殊德行、能直言，他都没有接受。为躲避战乱来到江东，元帝任用他为安东参军，专门掌管记室文书。文书诏令繁多，而孔衍每次都因称职而受到认可。中兴初年，与庾亮一起补任中书郎。明帝在东宫时，孔衍兼任太子中庶子。当时各项事务刚刚开始，孔衍经学深厚广博，又熟悉旧典，朝廷礼仪、制度规范多取法于他。因此元帝、明帝都亲近喜爱他。王敦专权时，孔衍私下对太子说：“殿下应当广泛延请朝廷俊彦，搜求选拔才俊，询问谋议时政，以扩大圣上的听闻。”王敦听说后很憎恨他，于是上奏把孔衍调出任广陵郡。时人都为此寒心，但孔衍不形于色。虽然广陵郡邻近西部贼寇，他仍然教导诱掖后进，不因军务而荒废学业。石勒曾骑马到山阳，命令他的党羽说孔衍是儒雅之士，不得任意进入广陵郡境。任职一个周年后，太兴三年死于任上，享年五十三岁。孔衍虽然不以文章才华著称，但博览群书超过贺循，所撰述的文字有一百多万字。他的儿子孔启，任庐江太守。同族人孔夷吾有美好的名声，博学不如孔衍，但在涉历世事和声誉方面超过孔衍。元帝任用他为主簿，转任参军，逐渐升为侍中，调任太子左卫率。死后追赠太仆。

译范宣，字宣子，是陈留人。十岁时，便能通晓《诗》《书》。曾经用刀割伤手，捧着手改变脸色。有人问他疼不疼，他回答：“这不值得称为疼痛，只是接受于父母的完整身体却使它受到损伤，是不能忍受的。”家人因为他年纪尚小却有这样的认识而感到惊异。他年少时就崇尚隐居，又喜好学习，手不释卷，夜以继日，于是博览融会各种书籍，尤其精通三礼。家中极其贫困俭朴，亲自耕作来供养家人。父母去世后，他背土筑坟，在墓旁结庐居住。太尉郗鉴任命他为主簿，诏令征召他为太学博士、散骑郎，他都没有接受。他在豫章安家，太守殷羡见他的茅屋破败，想替他改建住宅，范宣坚决推辞。庾爰之因为范宣一向贫困，又遇年成荒歉和疾病流行，厚加馈赠供给他，范宣仍不接受。庾爰之问范宣：“您博学而通晓诸家，为什么过于儒学呢？”范宣说：“汉朝兴起后尊崇经术，到石渠阁讨论经学时，确实把儒者看作有弊病的人。正始以来，世人崇尚老庄；到了晋初，竞相把裸露身体当作高尚。我确实过于儒学，但孔丘不会因此改变。”范宣谈论时从不涉及老庄。有人问：“人生和忧患一同产生，不知这句话出自哪里？”范宣说：“出自《庄子·至乐》篇。”客人说：“您说自己不读老庄，怎么会知道这句话？” 范宣笑着说：“小时候曾经读过一遍，当时的人没有谁能看透这一点。”范宣虽然闲居时常常贫困到断炊，却把读书诵读作为事业。谯国戴逵等人都听闻他的名声而尊崇仰慕，从远方前来，诵读之声仿佛齐、鲁之地。太元年间，顺阳人范宁任豫章太守，范宁也博学于儒学，通晓诸家，在郡中建立乡校教授学生，常有几百人。因此江州人士都喜好经学，受到二范的风气感化。五十四岁去世，所著《礼易论难》都流传于世。儿子范辑，历任郡守、国子博士、大将军从事中郎，后来自行免官归家，也以教授学生为业。义熙年间，接连受到征召，都没有前往。韦謏，字宪道，是京兆人。他一向喜好儒学，善于著述，对于群书和秘要中的义理，没有不综合阅览的。他在刘曜属下任黄门郎。后来又归附石虎，署任散骑常侍，历任七郡太守，都以清明教化著名。又被征召为廷尉，有见识的人把他比作张某。前后四次登上九列之位，六次任尚书，三次任侍中，两次任太子太傅，封京兆公。他喜欢直言劝谏，陈说军国大事，很多意见得到采纳。他撰写《伏林》二千多字，后来扩充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是他的著作以及记载世事的文集，共有几十万字，都深广而富有才华义理。到了冉闵时，又署任他为光禄大夫。当时冉闵任命他的儿子冉允为大单于，并把一千名投降的胡人安置在他的部下。韦謏劝谏说：“如今把几千名投降的胡人像旧人一样接纳，确实是招徕诱导的恩惠。然而胡人、羯人本来就是仇敌，如今他们归附，不过是苟且保全性命罢了。倘若刺客发动变乱，片刻之间失败，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过，一个人尚且不可亲近，何况一千人呢？希望诛杀并屏退投降的胡人，去掉单于的称号，深思圣王关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诫。”冉闵志在安抚，急于澄清平定，听到这番话大怒，于是杀了韦謏，又杀了他的儿子伯阳。韦謏性情不庄重，喜欢追求自己的功劳，评论他的人也因此轻视他。他曾对伯阳说：“我祖父高，我曾祖父高，光辉相承，声誉累积；我的祖先和父亲，父父子子相承不绝。你替我回答，正好抵挡恶意诘难。”伯阳说：“伯阳不肖，确实如尊父所教；尊父也正好是软弱地抵挡诘难罢了。”韦謏惭愧得无话可说，当时人把这件事传为笑谈。范弘之，字长文，是安北将军范汪的孙子。承袭武兴侯爵位，性情端正，喜好学习，儒术广博明达，任太学博士。当时卫将军谢石去世，请求议定谥号，交给礼官讨论。范弘之议论说：“谢石凭借门第资历，屡次登上尊显职位，总管百官，辅佐三台，熟悉各项事务，勤劳不懈。朝廷内外共同议论，都说他有才干。在淮肥之战中建立功勋，拯救危急覆亡的局势，虽然是皇帝的威势远播、凶恶的敌寇自行灭亡，但他因时建立功业，谢石也参与其中。又开办学校，延请贵族子弟；虽然盛大的教化还没有完全普及，也算是爱护礼制、保存礼仪。然而古代的贤能辅政之臣，上等的是用道义侍奉君主，终日直言不讳；次等的是磨砺自身、奉献国家，早晚不懈；下等的是爱护百姓、珍惜民力，以此救济时务。具备这几项，才可以免除惟尘的讥刺，堵塞尸位素餐的责难。如今谢石位居朝廷首位，职责是论道，却没有提出忠于国家的谋略，守职不过是保全自身而已，不能说是侍奉君主。他在京城贪污受贿，聚敛无厌，不能说是磨砺自身。他坐拥大批军众，侵夺百姓，巨大的赋役流向远近，怨恨毒害聚集在众人心中，不能说是爱护百姓。工匠徒役劳苦于土木工程，心力耗尽于机巧之事，绫罗绸缎用尽于婢妾，财物耗费于丝竹乐器，不能说是珍惜民力。这些都是臣子的大害，也是国家应当除去的。先王用来端正风俗、治理人伦的，没有什么超过节俭。因此管仲因三归台受到讥谤，晏婴则因约束自己而流芳。近来风俗法度衰败，奢侈僭越没有限度，知耻之心不兴，争逐利益相互奔驰，不能不深究根本，堵塞源头，以断绝末流。汉文帝穿弋绨之服，诸侯仍然更加奢侈；汉武帝焚烧雉头之裘，华靡之风仍没有停止。实在是因为节俭的德行虽然彰明，但威禁并不严肃；道义虽然由我建立，刑罚却没有施加到事物上。如果保存惩罚来约束违犯，废除贬斥来惩治恶行，那么四维必定振作，礼义就会施行。”按照谥法，因事建立功勋叫“襄”，贪婪而败坏官职叫“墨”，应当谥为“襄墨”。范弘之又议论殷浩应当加赠谥号，不能因为桓温贬黜他便把这件事作为国家制度，同时多次叙述桓温篡夺政权的行迹。当时谢氏正显贵，桓氏宗族仍然强盛。尚书仆射王珣是桓温过去的属吏，平素受到桓温宠信。三方面的怨恨交集，于是把范弘之调出任余杭令。临行时，他给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也给王珣写信，极力评论前面的事情，言辞激愤。然而最终因为桓氏、谢氏的缘故，未能调任，死在余杭令任上，享年四十七岁。王欢，字君厚，是乐陵人。他安于贫困而以守道为乐，专心沉迷于学习，不经营产业。他常常靠乞讨食物生活，同时诵读《诗经》；即使家中没有一斗粮食储备，心情仍然安适如常。他的妻子为此忧虑，有时烧毁他的书，要求改嫁。王欢笑着对她说：“你没听说朱买臣的妻子吗？”当时听到的人大多嘲笑他，感叹他守志更加坚定，后来终于成为通晓儒学的学者。到慕容暐袭用伪号时，署任王欢为国子博士，亲自到他那里接受经学，升任祭酒。慕容暐被苻坚灭亡后，王欢死在长安。梁。

译伏曼容，字公仪，是平昌安丘人。是晋代著作郎伏滔的曾孙。他的父亲伏允之，任宋司空主簿。伏曼容幼年丧父，和母亲、兄长寄居南海。年少时笃志学习，擅长《老子》《周易》，卓异豪放，喜欢发表宏大的议论，常说：“何晏对《易》中九件事还有疑惑，以我的看法，何晏根本没有真正学习。”由此可知他认为何平叔有所不足。他聚集门徒教授，以此完成自己的学业。任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喜好《周易》，召集朝臣在清暑殿讲论，下诏让伏曼容执经讲解。伏曼容一向风采俊美，明帝把他比作嵇叔夜，命吴人陆采微绘制嵇叔夜的画像赐给他。任尚书外兵郎时，曾与袁粲退朝后一起谈论玄理，当时舆论认为他们是一台之中的两位绝伦人物。升明末年，任辅国长史、南海太守。到石门时，作《贪泉铭》。齐建元年间，上书劝皇帝举行封禅，高帝认为礼仪难以完备，没有采纳。任太子率更令，侍奉皇太子讲学。卫将军王俭非常喜爱他，让他和河内人司马宪、吴郡人陆澄共同撰写《丧服》及《竟》。又想和他一起制定礼乐，但王俭去世了。建武年间，授中散大夫。当时明帝不重视儒术，伏曼容的住宅在瓦棺寺东面，便在厅事中设置高座，有宾客来就登上高座讲说，学生常有几十至上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梁台建，召入授任司徒司马，出任临海太守。天监元年死于任所，享年八十二岁。曼容多才多艺，精通音律、射御、风角、医术和算术，没有不熟悉通晓的。他撰有《周易》《毛诗》《丧服》集解，以及《老庄》《论语》义。其子暅，字元曜，承传父亲的学业，善于谈论玄理，与乐安任昉、彭城刘曼一同知名。仕于齐，官至东阳郡丞、鄞令。当时曼容已经退休，所以屡次让暅担任外职，使他能够奉养父亲。武帝即位后，暅兼任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共同掌管五礼事务。出任永阳内史，在郡中清廉洁正，政务安定平静。郡人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到州中陈述他的政绩，湘州刺史将此事上报，诏令考察，发现有十五件事受到官吏和百姓怀念，皇帝称许他，于是调任新安太守。在任上像在永阳时一样清廉谨慎，遇到有人不能缴足赋税，便常常用太守田中的米来帮助他们。郡中盛产麻和苎麻，甚至家人都到了没有东西可以搓绳的地步，他的励志清苦就是如此。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同时在他生前为他建立祠庙。征召入朝任国子博士，兼领长水校尉。当时始兴内史何远屡次建立清廉政绩，武帝提拔他为黄门侍郎，不久升任信武将军，监察吴郡事务。暅自认为自己的名望和资历一向在何远之前，而两人任官都被称道；何远屡次得到升迁，暅却只能按资历逐级升迁。他心中不满，多次托病居家。不久请求休假，前往东阳迎接妹妹的丧事，于是留在会稽，修筑宅第，以此表示自己要解除职务。诏令任命他为豫章内史，他才出任书侍御史。虞防上奏说暅心怀怨望、要挟君主，请按大不敬论罪，诏令不予治罪。暅于是得以赴任郡守，后来征召为给事黄门侍郎，兼领国子博士，还未赴任便去世了。当初，暅的父亲曼容和乐安任遥都与齐太尉王俭亲近，任遥的儿子任昉和暅都受到王俭的知遇。不久，任昉的才名渐盛，齐末已经任司徒左长史，只有暅还困滞在参军事一职；到最后，两人的名位大致相当。暅性情节俭朴素，车马服饰粗陋，表面上虽然退让安静，内心却免不了争强好胜，因此受到当时人的讥评；但他能够推荐后进人才，常常谦称自己不如他们，年轻士人有的因此依附于他。其子挺，字士摽，天资聪敏颖悟，七岁便通晓《孝经》《论语》。长大后博学多才，富有文思，能写五言诗，善于仿效谢康乐的诗体。父亲的朋友乐安任昉十分赞叹惊异，常说：“这个孩子在当今世上无人能比。”齐末州里推举秀才，挺被认为是当时第一。武帝的军队到达新林时，挺迎接拜见武帝，武帝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比作颜子，任命为征东行参军，当时他十八岁。天监初年，授任中军参军事。他的住宅在潮沟，曾在家中讲授《论语》，听讲的人几乎包括全朝官员。祖孙三代同时聚徒讲学，少有能与之相比的。屡次升迁后任晋陵令、武康令，免职还乡后，又在东郊修筑房屋，不再做官。挺年轻时就有盛名，又善于应对当时的世务，朝中权贵大多与他交游，所以不能长久隐居，后来终于出仕，授任南台书侍御史。他因事接受贿赂而被弹劾，害怕获罪，于是改换服装出家，法名僧。挺隐匿了很久，遇到赦免才出来。太心寺的邵陵王任江州刺史时，带着挺前往镇所。邵陵王喜好文章义理，对挺恩礼深厚；挺不能忍受吃蔬菜粗食，因此还俗。侯景之乱中去世，著有《迩说》十卷、文集二十卷。其子知命，因为父亲仕途不得志，怨恨朝廷，后来便全心投效侯景。侯景袭击郢州、围攻巴陵时，军中的文书檄文都是知命所写；其中说到西台时，没有不极力斥责的。侯景篡位后，任命他为中书舍人，权势倾动内外；侯景失败后，知命被送往江陵，在狱中被幽禁而死。挺的弟弟棰，也有才名，任邵陵王记室参军。何佟之，字士威，庐江灊人。他是晋豫州刺史何恽的六世孙。祖父何邵之，任宋员外散骑常侍。父亲何歆，任齐奉朝请。佟之年轻时喜好三礼，独自用心学习，勤奋专精，手不释卷。他读过《礼论》二百多篇，大都能熟练背诵。太尉王俭一向推重他。起家任扬州从事，仍兼任总明馆学士。仕于齐，起初任国子助教，为学生讲解《丧服》中结草为绖、屈手巾为冠的礼制。各位公卿有不明白的地方，他都曲折详细地诱导教诲，京城人称他为醇厚的儒者。建武年间，任镇北记室参军，侍奉皇太子讲学。当时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都已经去世，京城的大儒只剩下佟之。当时国家关于吉礼和凶礼的礼制，都取决于他。后来任骠骑司马。永元末年，京城发生兵乱，佟之常常聚集学生讲学，勤勉不懈。他生性喜爱洁净，一天之中洗涤十多次，还嫌不够。当时人称他为“水淫”。他有至诚的孝心，父母去世后，常常设置一间屋子，每逢晦日、朔日便进去拜伏流泪，像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当时人都敬服他的孝行。当时又有遂安令刘澄，性情更加喜爱洁净，在县中扫除城郭街巷，路上不许有横着的草，甚至用水冲洗剪除虫秽，百姓无法忍受，因而获罪免官。

译但他非常坚贞正直，擅长医术，与徐嗣伯、埓名子聪的医术齐名，能够继承他们的家传医业。佟之自从东昏侯即位后，因认为他凶暴残虐，便称病辞谢，终身不进入东昏侯的朝廷。武帝即位后，尊崇重视儒术，任命佟之为尚书左丞。当时各种制度刚开始创建，佟之依据礼制议定制度，给予了很多补益。天监二年死于任所，皇帝非常哀悼惋惜。按照旧例，左丞没有获赠官职的，皇帝下诏特意追赠他为黄门侍郎。儒者以此为荣耀。他所著文章和礼议约有一百篇。儿子有朝隐、朝晦。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祖父严钦，任宋散骑常侍。植之年轻时善于学习《庄子》《老子》，能够谈论玄理，精通《丧服》《孝经》《论语》。长大后，研习郑氏《礼》、 《周易》《毛诗》《左氏春秋》。他性情淳厚孝顺、谨慎厚道，从不凭借自己的长处压倒别人。年轻时遭遇父丧，于是吃蔬菜粗食二十三年。仕于齐，任广汉王国右长侍，仍侍奉广汉王读书。广汉王被诛杀后，国中没有人敢去看望，只有植之奔去哭泣，亲手料理殡殓，赤脚送丧到墓地，替他修筑坟墓并安葬完毕后才回来，当时人认为他很有义气。后来任康乐令。植之在县任职，清廉无私，官民都称道他。天监二年，诏令寻求精通儒学的人修订五礼，有司上奏让植之主持凶礼。四年，初次设置五经博士，各自开馆教授，任命植之兼任五经博士。植之的讲馆在潮沟，学生常有数百人；讲解有条理，层次分明，分析义理清楚。每当他登堂讲授，五馆的学生全都到来，听众有一千多人。升任中抚军记室参军，仍兼任博士。死在讲馆中。植之自从患病后，便不再领取俸禄，妻子儿女生活困窘。到他去世时，丧事没有地方办理，学生们替他买了一所住宅，这才得以办成丧事。植之性情仁慈，喜欢暗中行善，即使在暗室中也从未懈怠。他年轻时曾经进山，见到一个病人，询问姓名，病人不能回答；他便把病人带回去，为他筹办医药，病人六天后死亡，他替他准备棺材、殓尸、停灵并下葬，始终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又有一次沿着栅塘行走，见一个病人躺在塘边，询问后，病人说姓黄，家本在荆州，替人做雇工，病重后船主将他丢弃在岸边。植之对此很悲悯，便把他带回去治疗，经过一年病愈。那人请求终身充当奴仆来报答深厚恩德，植之不接受，只赠给他资财粮食，遣送他离开。植之撰有《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他是晋谯王司马承的七世孙。祖父司马亮，任宋司空从事中郎；父亲司马端，字敬文，任齐奉朝请。始安王萧遥光让他掌管文书，萧遥光失败后，曹虎入城见到司马端，司马端说：“我受始安王深厚的恩德，你应当杀我。”曹虎呵斥让他快走，他回答说：“生死是命运。你见到主上有事却不救援，反而把义军当作贼寇。”曹虎放下他离去，不久军队到来，司马端被杀。司马筠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喜好学习，拜沛国刘瓛为师，勤奋专精，深受刘瓛器重。长大后博通经术，尤其精通三礼。天监初年任暨阳令，有清廉政绩。入朝拜任尚书祠部郎。天监七年，安成国太妃陈氏去世，江州刺史安成王萧秀、荆州刺史始兴王萧憺，都以慈母去世为由上表请求解除职务，诏令不许，命他们回去处理原任事务。但太妃在京城，丧事和祭祀无人主持。中书舍人周舍议论说：“贺彦先说，慈母的儿子不为慈母的亲族服丧，媳妇也不因丈夫而为婆婆服小功丧，这是因为服丧没有相从的关系。”庾蔚之说：“不只是儿子不跟随母亲为她的亲族服丧，孙子也不跟随父亲为他的慈母服丧。由此说来，孙子对慈祖母没有丧服，是很明确的了。” 然而，家门之内的悲哀，不能与通常情况完全相同。按照父亲祥祭、禫祭的礼制，儿子都接受吊唁；现在二王的儿子应当在成服之日，穿一天单衣设位接受吊唁。诏令说：“二王在远方，世子应当代行祭祀之事。”周舍又说：“礼书说：‘缟素、玄武，是子姓所戴的冠。’因此世子的衣服应当与平常不同。可以穿细布衣，衣服用绢作领带，三年内不听音乐。”礼书和《春秋》又说，庶母不世代祭祀，大概是指没有王命加封的庶母。吴太妃既然得到朝廷诏命加封，就可以按照安成国的礼秩，应当附祭于宗庙，五世亲属关系尽了以后才毁庙。陈太妃的命数和礼秩虽然同样尊贵，但慈孙既然不为她服丧，按宗庙祭祀的道理就不应承继祭祀。儿子祭祀、孙子停止，这是凶礼经文的规定。皇帝因此命令礼官议论皇子为慈母服丧的制度。司马筠议论说：“宋朝的五服制度规定，皇子为训养自己的母亲服丧。依礼，庶母慈爱抚养自己，应该按照小功的制度服丧。”他考察《曾子问》说：“子游问：‘为慈母服丧合乎礼吗？’孔子说：‘不合乎礼。’古代男子在外有傅，在内有慈母，都是奉君命来教导孩子的，有什么服丧的呢？”郑玄注说：“这里指的是国君的儿子。假如国君的儿子不服丧，那么王者的儿子不服丧也就可以知道了。” 《丧服经》又说：“君子之子为慈爱抚养自己的庶母服丧。”《丧服传》说：“君子之子，是贵人的儿子。”郑玄引用《内则》中三种母亲的说法，认为只适用于卿大夫。由此推论，慈母之服，上面不适用于五等爵位继承人的儿子，下面也不及于三士的儿子，假如有服丧的话，也只应限于卿大夫。既然诸侯的儿子尚且没有这种丧服，何况还要施用于皇子？我认为应当依礼删去这一条，以纠正前代的错误。武帝认为不是这样，说：“礼书所说的慈母，有三种情况：第一，妾所生的儿子没有生母，让没有儿子的妾抚养他，命令他们成为母子，按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说的慈母，如同母亲一样服丧。第二，嫡妻所生的儿子没有生母，让妾来抚养他，慈爱抚育十分深厚；虽然同样是慈爱，但嫡妻所生的儿子，妾没有成为母亲的名分，而恩情深、事情重大，所以服小功丧。小功章不直接说慈母，而说‘庶母慈爱抚养自己的人’，正是说明它不同于服三年的慈母。第三，儿子并不是没有生母，只是选择地位低下的人照料他，意义与师、保相同，但也不是没有慈爱，所以也称为慈母。师、保既然没有丧服，这种慈母也没有丧服。”《内则》说：“在众妾中选择合适的人，让她担任子师；其次担任慈母；再次担任保母。”

译这是明文所说的“选择众母”，是选择人来担任这三种母亲，并不是选择兄弟的母亲。怎么知道呢？如果指的是兄弟的母亲，那么她先前已经有了儿子，就是长妾；长妾的礼制确实有特殊加礼，怎么能让后来生子的次妾反而降为保母呢？这是不可能的。又有兄弟很多的人家，这种说法或许还勉强讲得通；但如果是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难道就应当三种母亲都缺少吗？由此推论，《内则》所说的众母，显然是指三种母亲，并不是兄弟的母亲。子游所问，自然是师、保一类的慈爱，不是服三年或小功丧的慈母，所以孔子才能这样回答；这难道不是师、保之慈母没有丧服的证据吗？郑玄没有辨析三种慈母，把它们混在一起解释，又引用那种没有丧服的情况来注释“慈爱抚养自己的人”，后人因此产生错误，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经文说“君子之子”，虽然这一条起初针对大夫，但既然大夫尚且如此，从大夫以上的贵人更应当没有差别。所以《丧服传》说：“君子之子，是贵人的儿子。”总的说来称为“贵”，没有什么不包括；经文和传文互相错综，彼此发明，于是可以知道，慈母的意义通用于大夫以上。宋代关于这一条的制度并不违背礼意，却擅自删除，确实是值得怀疑的。于是司马筠等请求依照制度改定：嫡妻所生的儿子母亲去世后由父亲的妾抚养，服丧五月，贵贱一律相同，把它作为永久制度。司马筠后来任尚书左丞，死于始兴内史任上。其子司马寿承传父亲的学业，精通三礼，官至尚书祠部郎、曲阿令。卞华，字昭岳，济阴宛句人，是晋骠骑将军卞壶的六世孙。父亲卞伦之，任齐给事中。卞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喜好学习，十四岁时被征召补任国子生。长大后遍习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防同学并友善。天监年间任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集学生授业。卞华博学多闻，善于机敏辩论，讲解经书、剖析义理，在当时无人能比。自江左以来，钟律成为失传的学问，到卞华才重新通晓。官至尚书仪曹、吴令，去世。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年轻时专心学习，遍习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和三传。崔灵恩先前在北方，仕魏任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附梁朝，武帝看重他的儒学，屡次升迁至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崔灵恩聚徒讲学，听众常有数百人。他性情质朴笨拙，没有风采，但分析经书义理十分精细。京城旧儒都称许敬重他。助教孔佥尤其喜爱他的学问。崔灵恩先学习《左传》，但他对服制的解释不被江东学者采用；后来改为讲杜预的义理，每逢讲到文句，常常申述服虔的说法来驳难杜预，于是撰写《左氏条义》加以说明。当时助教虞僧诞又精通杜预之学，便作《申杜难服》回答崔灵恩，世上同时流传这两部书。虞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授业，听众也有数百人，全面通晓经义和条例，当时无人能及。在此以前，儒者讨论天体，互相执守浑盖二说；讲盖天说的不能同意浑天说，讲浑天说的也不能同意盖天说。崔灵恩提出新的义理，把浑天和盖天说看作一体。出任长沙内史，回来后授任国子博士，听讲者更加多。又出任桂州刺史，死于任上。崔灵恩撰有《毛诗集注》二十二卷、《周礼注》四十卷、《三礼义宗》三十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孔佥，会稽山阴人，年轻时拜何允为师，通晓五经，尤其精通三礼；讲解《孝经》《论语》的文章有数十篇，学生也有数百人。三次任五经博士，后来任海盐、山阴二县令。孔佥作为儒者不长于政务，在县中没有政绩。太清之乱时，死在家中。其子孔淑元，颇为涉猎文学，官至太学博士。孔佥的侄子孔元素，又学习三礼，有很大名声，早年去世。卢广，范阳涿人，自称是晋司空从事中郎卢谌的后代。年轻时通晓经书，有儒学才能。天监年间归附梁朝，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当时从北方来的人中，儒学之士有崔灵恩、孙详、蒋显，他们都聚徒讲学，但发音和言辞粗鄙笨拙。只有卢广言论清雅，不像北方人。仆射徐勉也兼通经术，十分欣赏他。后来任寻阳太守、武陵王长史，死于任上。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他家世代务农，到沈峻时才喜好学习。他与舅父太史叔明一起拜同族人沈麟士为师，在门下学习多年，昼夜自我督促，有时困倦睡着，便用杖打自己。他专心刻苦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出都，遍游讲学场所，于是博通五经，尤其擅长三礼。任兼国子助教。当时吏部郎陆倕写信给仆射徐勉推荐沈峻说：“凡是圣贤所讲的书，必定以《周礼》建立义理。因此《周官》一书，实在是群经的根本。这门学问失传，已经经历多年。北方人孙详、蒋显也曾听习经学，但他们的音调混杂楚、夏之音，所以学生不来。只有助教沈峻特别精通这部书。他常常开设讲席，儒者刘嵒、沈宏、沈熊等人，全都拿着经书坐在下席，面向北方接受教业，没有不叹服的，人们没有异议。” 我认为应当立即任用这个人，让他专门研究这一门学问，周而复始地讲习，使圣人的正统经典由废弃而重新兴盛。徐勉听从了这个意见，上奏让沈峻兼任五经博士。当时他讲授经学，听讲者常有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奉诏撰写《梁官仪》时，便启奏让沈峻和孔子袪补任西省学士，协助撰写记录。书成后，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出任武康令，死于任上。传授沈峻学业的还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他们的官职都做到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是吴太史慈的后代。年轻时善于学习《庄子》《老子》，又通晓《孝经》《论语》《礼记》，尤其精通三礼。每次讲学，听众常有五百多人。任国子助教。邵陵王萧纶喜好文学，出任江州刺史时，带着叔明前往镇所。邵陵王改任郢州刺史后，叔明也跟随王府所到之处，总是讲学授业，所以江州人士都传习他的学问。沈峻的儿子沈文阿，列在《陈史》中。孔子袪，会稽山阴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喜好学习，耕田、种地、砍柴时常把书带在身边，有空便诵读，勤苦自我激励，于是通晓经术，尤其精通古文《尚书》。任兼国子助教，讲授《尚书》四十篇，听众常有数百人。

译任西省学士，协助贺琛撰写记录。书成后，兼任司文侍郎，没有就任。屡次升迁，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加授步兵校尉。武帝撰写五经讲疏和《孔子正言》时，专门派孔子袪查阅群书，把它们作为义理的证据。事情完成后，诏令孔子袪与右卫朱异、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轮流每日执经讲授。后来加授通直正员郎，死于任上。他总共著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义》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皇侃，吴郡人，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年轻时喜好学习，拜贺玚为师，专心致志，完全通晓贺玚的学业，尤其精通三礼、《孝经》《论语》。任兼国子助教，在太学讲学，听众常有数百人。撰写《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后上奏进献，诏令交付秘阁收藏。不久，召入寿光殿讲说《礼记》的义理，武帝称许他，加授员外散骑侍郎。皇侃非常孝顺，每天限定诵读《孝经》二十遍，用来比拟《观世音经》。遭遇母丧，回到乡里。平西邵陵王钦佩他的学问，以厚礼迎接他。到达后，因心疾发作去世。他撰写的《论语义》十卷，与《礼记疏》一起受到世人重视，学者们传习它们。陈 沈文阿，字国衡，是梁武康令沈峻的儿子。文阿性情刚强，有臂力，年轻时学习父亲的学业，精研章句。他的外祖舅太史叔明、舅父王慧兴，都通晓经术，文阿也颇能传承他们的学问。又广泛采集前代儒者的不同说法，自行阐发义理，疏通三礼和三传，考察《孝经》，屡次升迁为国子助教、五经博士。简文帝在东宫时，召他任学士，对他礼遇深厚。撰写《长春义记》时，常常让文阿摘录异闻来增广内容。侯景作乱叛逆时，简文帝另派文阿招募士卒，进入京城援救。台城陷落后，他与张▯保卫吴兴；张▯失败，文阿逃入山野。侯景一向听闻他的名声，急切地搜求他。文阿处境窘迫，不知如何脱身，便登树自缢，恰好被亲近的人救下；他从树上跳下时，摔断了左臂。侯景之乱平定后，陈武帝因为文阿是本州人，上表任命他为原乡令，监察江阴郡。绍泰元年，入朝任国子博士，不久兼领步兵校尉，兼掌仪礼。从太清之乱以来，台阁旧日的礼仪制度没有保存下来的。文阿的父亲沈峻在梁代经常掌管朝廷礼仪，留下了不少旧稿，于是文阿斟酌裁定、撰写礼制，全部出自他的手笔。陈武帝接受禅让后，文阿便弃官返回武康。皇帝大怒，派使者前往诛杀他。当时文阿的同族人沈恪任郡守，请求使者宽免他的死罪，便亲自把文阿反绑双手、锁住脖颈，送到皇帝面前。皇帝看着他笑道：“腐儒又能做什么呢？”于是赦免了他。武帝去世后，文阿与尚书左丞徐陵、中书舍人刘师知等人讨论大行皇帝灵座旁侍御衣服的制度，详情记载在刘师知传中。文帝即位后，确定日期拜谒宗庙，尚书左丞庾持奉诏派博士议定礼仪。文阿议论说：“从前盛周之时，周公旦是叔父，吕侯、召公是辅佐武王的爪牙；成王居丧时，祸乱几乎倾覆国家，所以已经下葬便有公冠的仪式，开始殡葬便接受麻冕的制度，这大概是向天下表示国家有君主，同时考虑社稷面临的艰危。周代末叶各国纵横争战，汉朝承受了这种弊病，虽然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刑罚几乎废置，但七国仍然连年用兵；有的过了一个月就登上尊位，有的在先帝去世当天便发布诏令。这些都是有所作为才这样做，并不是完全不考虑礼制。如今在国丧之日，虽然因玺印服饰的重要而压抑哀情，却还没有安排君臣相见的礼仪。古礼是朝拜宗庙后退居正寝，听取群臣政事；如今皇帝拜谒宗庙回来，应当登临太极前殿，以端正面南而王的尊位，这就像周康王朝见一两位臣卫一样。至于奠献的礼节，《周礼》以玉作为贽礼，公侯拿珪，子男执璧，这是把玉作为瑞信。奠献贽礼完毕，又再次进献享礼；天子用璧，王后用琮。秦朝焚烧经典，威仪礼制散失毁灭，叔孙通制定礼仪时又尤其有失误。前代的制度是奠献贽礼不用珪，进献享礼不用帛，公爵、王爵都用璧。鸿胪官奏报庆贺，像这几件事，古代没有听说过，后来却相沿成习。到了梁朝实行这种礼制，举杯祝寿是国家大庆时的礼仪，四厢雅乐歌奏欢欣。如今君臣都在哀痛之中，百姓也在抑制悲情，难道能与革故鼎新时的礼制相同吗？况且周康王朝会时，宾客称颂并奉上珪玉，没有献上万寿酒，这就是前代的明确准则。我认为如今登临正殿，只举行进献璧玉的仪式，不举行庆贺饮酒的礼仪。谨拟定拜谒宗庙后返回登临正殿、群臣陪同进献的仪注，另行下诏即可施行。不久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领羽林监，仍令他在东宫讲授《孝经》《论语》。天嘉年间去世，追赠廷尉卿。他撰有《仪礼》八十多条、《春秋》《礼记》《孝经》《论语》义记七十多卷、《经典大义》十八卷，都流行于当时，儒者多传习他的学问。沈洙，字弘道，吴兴武康人。祖父沈休季，任梁余杭令。父亲沈山卿，任梁国子博士、中散大夫。沈洙年轻时端方雅正，喜好学习，不随意交游，通晓三礼、《春秋》《左氏传》，精于识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回答。仕于梁，任尚书祠部郎，当时大约二十多岁。大同年间，学者大多涉猎文史而不专心章句，只有沈洙专心思考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都十分赞赏他。朱异、贺琛在士林馆讲授制诏义理时，常让沈洙担任都讲。侯景之乱时，沈洙逃到临安，当时文帝在那里，亲自到沈洙处学习。武帝入朝辅政后，授任国子博士，与沈文阿共同掌管仪礼。武帝接受禅让后，加授员外散骑常侍，官至扬州别驾从事史、大匠卿。有司上奏说：“建康令沈孝轨的门生陈三儿呈上文书说，主人的父亲灵柩在周国，主人奉命出使关右，本来一定想迎接灵柩回来，但很久仍未成功。三月月底就是第二个周年祭日，主人在此的弟弟，到了月底应当除去灵位、内外都恢复吉服；但又想等主人回来，使情理和礼制都得到充分处理。”有司把此事询问左丞江德藻。江德藻议论说：“王卫军说，长期停丧不葬，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其他亲属各自服满应服的月份便除服。

译这大概是引用礼书文字，所讨论的是家中因事故不能下葬的情况。沈孝轨既然身在异域，即使已经迎接灵柩，返回的日期也没有确定；如果他的弟弟们最终不除服，就会永远断绝婚嫁，这在人的情理上或许不合适。中原沦陷以后，按道理应当有类似的先例，应当询问沈常侍，让他详细议定。”沈洙议论说：“礼制有常规，也有因时制宜。《丧服小记》说：‘长期不下葬的，只有主丧之人不除服，其余穿麻服满月份后除服。’《丧记》的注说：‘其余是指旁亲；按照郑玄的解释，众子都应当不除服。’王卫军所引用的，大概是礼制的常规。但魏氏东关之战，既然遗失了尸体和棺柩，下葬没有日期，当时的议论认为礼制没有终身服丧的规定，所以制定制度让人除服。晋朝丧乱时，有的人死在敌虏境内，无法迎回灵柩，江左因此又重新申明这项制度。李允的祖父、王华的父亲，生死都无法确定，他们的子孙服丧，依当时制度解除衰服，这些都是变通礼制的适宜做法。沈孝轨虽然因为奉使在外，本想迎丧回来，却一直未能确定归期，应当依照东关的旧例，在此的人都应脱去衰服和麻带，毁掉灵位和祭器。如果丧柩能够回来，再另外举行改葬的礼仪。自从天下遭受寇乱、西朝覆亡以来，像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止一两起，难道可以因为丧期没有确定，就始终不除衰服吗？朝廷自然应当为此制定限制，以礼义裁断恩情。”江德藻依从沈洙的意见上奏，皇帝批准了。文帝即位后，沈洙屡次升迁至光禄卿，侍奉东宫讲读。废帝继位后，历任尚书左丞、衡阳王长史，代理王府和封国事务。梁代旧律规定拷问囚犯的方法，每天进行一次，从晡鼓响起开始，到二更结束。后来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认为依照旧法拷问时间太长，不是人所能承受，于是分开时刻，每天进行两次。廷尉认为新制度过于宽松，请求召集八座丞郎以及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到尚书省详细议论。当时宣帝录尚书，召集众人讨论。都官尚书周弘正议论说：“凡是大小案件，都应当按照实情处理。政令说要依照五听来审察，验证虚实，怎么可以任意拷打来判定刑罪？况且拷问人的时限，本来不是古代制度，近代以来才有这种办法。从晡鼓到二更，难道是普通人能够忍受的吗？所以在重刑器械之下、危险坠落之中，没有人不屈服，受到诬枉的人很多。早晚各两次，刻数相等，从进退取舍来看，对案件都合适。如果说时间太短，提前结束，次数多而仍不能得到实情；如果再延长时限，就会出现没有过错的人被迫招供的情况。而且人的承受能力有强有弱，人的意志本来就各不相同。至于贯高遭受榜笞、身体被刺烧而没有完整之处，戴就遭受熏灼和针刺，都已经极其困苦危重；他们不肯改变供词，难道与拷问时间长短、刑讯轻重有关吗？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规；罪行有疑应当从轻，功劳有疑应当从重，这就是古代圣王留下的明确法则。我认为依照范泉制定的制度最为恰当。”沈洙议论说：“夜间拷问，缓急容易被人欺骗；兼用白天的漏刻来审讯，在事情上较为合适。但漏刻的长短，古今不同。《汉书》的律历、何承天和祖冲之、祖暅父子的漏刻制度，都从关鼓到下鼓、从晡鼓到关鼓，各有十三刻，冬夏四季都不改变。如果白天有长短，就分配在中间时段的前后。如今采用梁末改定的漏刻，在下鼓以后分配昼夜长短；夏至日各十七刻，冬至日各十二刻。廷尉现在的文书说时刻短促，导致罪犯不肯招供。我认为应当去掉夜间拷问的昏暗，采用白天漏刻的明白做法，斟酌古今制度，参照两种漏刻的意见，舍弃秋冬较少的刻数，采用夏日较长的日影。不论寒暑，都依照现在夏至的标准，早晚每次拷问各十七刻。与古代漏刻相比，每次增加四刻；即使按照现在的漏刻，冬至也增加五刻。虽然冬至时会有几刻延伸到夜间，但正因为白昼短，这对案件并无妨碍，希望罪人不会因为漏刻短少而不招供，也使狱囚不致因在夜间受审而被诬枉。按我的浅见，私下认为应当依照范泉以前制定的制度。”宣帝说：“沈长史的议论得当，应当再广泛讨论。”左丞宗元饶议论说：“沈洙的议论并不突然改变制度，区别于范泉的正是想使四季的刻数均等，请把他的意见写出送还删定官。”曹详修改了原先的制度，宣帝依照这件事施行。沈洙在太建元年去世。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年轻时聪明敏慧，游学京城，在国子助教刘文绍那里学习三礼，一两年中便大致掌握了大义。十九岁时，梁武帝诏令讲授《孔子正言》以及《周礼》《礼记》的义理，戚衮答对成绩优等，授任扬州祭酒从事史。他向国子博士宋怀方询问《仪礼》的义理。宋怀方是北方人，从魏朝带来《仪礼》《礼记》的疏，却秘藏珍惜，不肯传授。临死时，他对家人说：“我死后，如果戚生前来，就把《仪礼》《礼记》的义理底本交给他；如果他不来，就应当随我的尸体一起下葬。”他受到儒者推许到了这种程度。不久兼任太学博士。简文帝在东宫时，召戚衮讲学。又曾设宴聚集玄学儒者，先命道学之士互相质疑诘难，接着让中庶子徐摛纵横发挥大义，间或穿插激烈的谈论。徐摛辞锋纵横，难以抗答，诸儒都为之气馁。当时戚衮讲说朝聘之礼，徐摛与他往复辩论，戚衮神采自若，领会问题后应答如流。简文帝对他深为赞叹赏识。敬帝即位后，任江州长史，仍随沈泰镇守南豫州。沈泰逃奔齐国时，强迫戚衮一同前往。后来戚衮从齐国逃回，又随程文季在吕梁作战，军队失败后进入北周。过了很久才得以回归，死于始兴王府录事参军任上。戚衮在梁代撰写《三礼义记》，逢乱失传；《礼记义》四十卷流传于世。

译郑灼，字茂昭，东阳信安人。天资聪敏，励志学习儒学，年轻时向皇侃学习。梁简文帝在东宫时，一向喜爱经术，召郑灼任西省义学士。承圣年间，任兼中书通事舍人。仕于陈武帝、文帝时，屡次升迁至中散大夫。后来兼任国子博士，还未正式就任便去世。郑灼性情精勤，尤其精通三礼。年轻时曾梦见在路上遇到皇侃，皇侃对他说：“郑郎，张开嘴。”于是向郑灼口中吐唾沫，从此以后郑灼的义理学问更加进步。郑灼家境贫寒，抄写义疏，日夜不停，笔毫用尽后，常常削短笔杆继续使用。他常吃蔬菜粗食，讲学受业很是苦心；炎热时便仰卧，用瓜压在心口降温，起身后就继续讲诵，他专心刻苦到了这种程度。当时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都以礼学自许。张崖从同郡刘友绍那里传授三礼，天嘉元年任尚书仪曹郎，增广沈文阿的仪注，撰写五礼，后来任国子博士。陆诩年轻时学习崔灵恩的三礼义，梁代百济国上表请求讲礼博士，诏令让陆诩前往。天嘉年间，官至尚书祠部郎。沈德威，字怀远，年轻时便有操守，梁太清末年隐遁到天目山，筑室居住，虽然身处乱离仍专心学习而不厌倦。天嘉元年被征召出山入都，后来任国子助教。他每次从官学回到私室，都讲学授业，前来受业的僧俗有数百人，通常都是如此。升任太常丞，兼五礼学士，后来任尚书祠部郎。陈朝灭亡后进入隋朝，官至秦王府主簿，五十五岁去世。贺德基，字承业，世代传授礼学。祖父贺发，父亲贺淹，仕于梁时都任祠部郎，在当时都有名声。贺德基年轻时游学京城，多年不回家，衣物和钱财都用尽了，又以穿旧衣破衣为耻，严冬时只穿夹裤。曾在白马寺前遇到一位妇人，容貌服饰十分华盛，她招呼贺德基进入寺门，脱下白纶巾送给他，并说：“您将来正要成为国家重器，不久就不会再贫寒，所以把这件东西送给您。”贺德基询问她的姓名，她不回答便离去。贺德基在《礼记》方面被称为精通明达，官至尚书祠部郎。虽然没有做到很高的官职，但祖孙三代都以儒学著名，并且都任祠部郎，当时舆论赞美他家学没有衰落。全缓，字弘立，吴郡钱唐人。拜博士褚仲都为师学习《易》，专心钻研玩味，领会了其中精微。大建年间，官至镇南始安王府谘议将军。全缓通晓《周易》《老子》《庄子》，当时谈论玄学的人，都推重他。张讥，字直言，清河武城人。祖父张僧宝，任梁太子洗马；父亲张仲悦，任梁尚书祠部郎。张讥幼年聪明俊秀，富有思考和条理。十四岁时通晓《孝经》《论语》，专心喜好玄学。拜汝南周弘正为师，每有新颖见解，都受到前辈推重佩服。梁大同年间，召补为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在文德殿讲解《乾》《坤》卦的《文言》，张讥与陈郡袁宪等人参加。皇帝下令让众人议论，儒者没有谁敢先发言，张讥于是整肃容貌上前，反复询问审察，言辞温和雅正。皇帝非常惊异，赏赐他裙襦、绢帛等物，并说：“这是表彰你考究古事的功力。”张讥幼年丧母，留下了一块有错纹的经帕，就是母亲生前制作的遗物。等到他稍微懂事后，家人把这件事详细告诉他。每到年节时令，他总是面对经帕哽咽，悲痛得不能自胜。父亲去世后，他服丧居丧超过礼制规定。升任士林馆学士。简文帝在东宫时，出题考察《孝经》，张讥与之往复辩论，深受赞叹赏识。每次有讲学集会，简文帝一定命人召张讥参加。侯景作乱叛逆时，张讥在围城之中，独自侍奉哀太子，在武德后殿讲授《老子》《庄子》。台城陷落后，张讥艰难逃难，始终不侍奉侯景。天嘉年间，任国子助教。当时，周弘正在国学讲授《周易》，张弘正的第四弟张弘直也在讲席上。张讥常常与弘正辩论，弘正理屈时，弘直便正襟危坐，提高声音帮助弘正申辩。张讥严肃地对弘直说：“今天集合讨论，是为了辨明名分和义理；即使兄弟有急难，四公也不应当相助。”弘直回答说：“我是在帮助君师，有什么不可以？”满座都把这件事当作笑谈。弘正常对人说：“我每次登堂讲学，看见张讥在座，就使人心中凛然。”宣帝时，张讥任武陵王限内记室，兼任东宫学士。后主在东宫时，召集宫中属官设宴。当时新制成一柄玉柄麈尾，后主亲自拿着它说：“如今即使人才多得像树林一样，至于能够拿得住这柄麈尾的，只有张讥一人。”于是亲手交给张讥，又命他在温文殿讲授《庄子》和《老子》。宣帝来到宫中旁听，赐给他一套御服。后主即位后，张讥任国子博士、东宫学士。后主常到钟山开善寺，召随从大臣坐在寺西南的松林下，又召张讥树立义理进行讲说。当时麈尾还没有送到，后主命人折取松枝，亲手交给张讥，说：“可以代替麈尾。”又回头对群臣说：“这就是张讥。”陈朝灭亡后，张讥进入隋朝，死在长安，享年七十六岁。张讥性情恬淡安静，不追求荣华利禄，常常羡慕闲适隐逸的生活。他在居宅中营造山池，种植花木果树，讲授《周易》《老子》《庄子》并以此教授学生。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僧人法才、法云寺僧人慧拔、至真观道士姚绥，都传承了他的学业。张讥撰有《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庄子外篇义》二十卷、《庄子杂篇义》十卷、《元部通义》十二卷、《游元桂林》二十四卷。后主曾下令到他家抄写，收入秘阁。他的儿子张孝则官至始安王记室参军。

译顾越，字思南，是吴郡盐官人。他居住的新坡黄冈一带，世代都有乡校，因此顾氏家族中有许多人精通儒学。祖父顾道望，任齐朝散骑侍郎；父亲顾仲成，任梁朝防军司马、豫章王府谘议参军。家中世代传授儒业，并专门从事教学。顾越年幼丧父，凭勤苦自立；聪明而有口才，努力钻研学业，昼夜不懈。二十岁左右到京城游学，凡是通晓儒学的硕学之士，他一定登门请教疑难，讨论从不厌倦。至于方言、玄学、九章算术、七曜、音律、图纬等学问，他都穷尽其精微。当时太子詹事周舍因儒学受到尊重，又以知人著称，一见顾越便惊叹其才异，命他与自己的兄子弘正、弘直交游，对他厚加谈论。因此顾越的声誉日益提高。当时又有会稽贺文发，学问兼通经史，与顾越名望相当，所以郡中称他们为“发越”。顾越起初任南平元襄王伟国右常侍，与贺文发一同进入王府，都受到礼遇和重视。不久转任行参军。大通年间，诏令飙勇将军陈庆之护送魏北海王元颢返回北方，元颢请陈庆之让顾越参与军事。当时陈庆之所向克捷，一直打到洛阳。后来元颢终于骄纵起来，上下离心，顾越料定他必败，便以生病为由返回，刚到彭城。陈庆之果然遭到挫败，顾越最终得以先行返回，当时人称赞他能预见事机。后来授任安西湘东王府参军。武帝撰定《制防新义》时，选取诸儒在各地流传，派顾越回吴地宣讲。顾越遍通经学，深明《毛诗》，旁通异说，尤其擅长《老子》《庄子》，最精于辩论，又善于撰写文章，熟悉尺牍。身高七尺三寸，须眉美好。武帝曾在重云殿亲自讲授《老子》，仆射徐勉推举顾越辩论义理。顾越昂首请求发言，声音洪亮如钟，仪容举止很有可观之处。武帝深深赞美他，因此提拔为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不久授任五经博士，仍命他侍从宣城王讲学。大同八年，转任安西武陵王府内中录事参军。不久升任府谘议。侯景之乱时，顾越与志同道合的沈文阿等人逃难向东返回，贼党多次授给他爵位，顾越发誓不接受。承圣二年，诏令授任宣惠晋安王府谘议参军，兼任国子博士。顾越认为时局尚未平定，没有心思出仕求进，于是回到家乡，隐居在虎丘山，与吴兴沈烱、同郡张种、会稽孔奂等人，常常撰写文章相互唱和。绍泰元年，再次征召为国子博士。天嘉年间，诏令他侍奉东宫讲读，授任东中郎鄱阳王府谘议参军，受到十分优厚的礼遇。不久兼任羽林监，升任给事中、黄门侍郎、国子博士，仍旧侍读。当时朝廷刚刚创建，许多疑难议论都由他裁决，提出的意见全被施行。每次在东宫侍讲，皇太子总是虚心礼敬地接待他。顾越认为宫中属官没有都用当时的俊彦，而且太子仁弱，宣帝已经显露出要夺取嫡统的征兆，心中愤懑激切，于是上书说明原因。宣帝深受感动，却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废帝即位后，授顾越散骑常侍，兼任中书舍人，黄门侍郎仍旧，兼领天保博士，掌管仪礼；仍然早晚为皇帝讲授，受到极大的尊敬和宠爱。当时宣帝辅政，华皎起兵不服，顾越便请求休假回到东方。有人诬陷他，宣帝说顾越将要煽动藩镇，于是免去他的官职。大建元年，顾越死于家中，享年七十岁。他所著《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多卷，诗、颂、碑、志、笺、表共二百多篇。当时有东阳人龚孟舒，也通晓《毛诗》，善于谈论名理，仕于梁朝，官至寻阳郡丞。元帝在江州时，遇到他，十分敬重，亲自以师礼相待。天嘉年间，官至太中大夫。沈不害，字孝和，是吴兴武康人。家世是显贵大族。沈不害幼年丧父，却修养立身，喜爱学习。梁朝时任太学博士。天嘉初年，授任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任嘉德殿学士。自梁朝末年发生丧乱以来，到这时国学尚未建立，沈不害上书请求建立儒宫，诏令交付外廷议论，依照此事施行。又上表请求改定乐章，诏令他制作三朝乐歌词八首，共二十曲，施行于乐府。升任国子博士，兼领羽林监，奉诏修订五礼，掌管防文、谥议等事。大建年间，官至光禄卿、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尚书左丞，后来去世。沈不害通晓经术，善于写文章，虽然博览贯通经典，但家中没有书卷，每次写文章拿起笔便能立即写成，从来不需翻检。他常说：“沈先生可以说是领会圣人之意了吗？”著有《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他的儿子沈志道，字崇基，年少时就有名声，授任安东新蔡王记室参军。陈朝灭亡后进入隋朝，后来去世。王元规，字正范，是太原晋阳人。祖父王道实，任齐朝晋安郡守；父亲王玮，任梁朝武陵王府中记室参军。王元规八岁丧父，兄弟三人随母亲投靠舅父，住在临海郡。当时他十二岁，郡中土豪刘瑱资财数万，想把女儿嫁给他。母亲因为他的兄弟年幼弱小，想借此结交强有力的援助。王元规哭着请求说：“因不失亲，是古人所看重的，怎么能苟且安居在异乡，随便与异类通婚呢？”母亲被他的话感动，便作罢。王元规生性孝顺，侍奉母亲十分谨慎，早晚从未离开母亲身边。梁朝时，山阴县发生暴洪，水流冲走房屋，王元规只有一条小船，仓促间把母亲、妹妹以及姑母和侄子都拉进船中，自己拿桨划船离开，把那三名男女留在树上；片刻后水退，三人都得以保全，当时人称赞他的至孝行为。年轻时跟随吴兴沈文阿学习，十八岁便通晓《春秋》《孝经》《论语》《丧服记》，考试取得高等名次，授任中军安成王府记室参军。天嘉年间，任镇东鄱阳王府记室参军，兼任国子助教。后主在东宫时，召他为学士，亲自接受他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理，升任国子祭酒。

译新安王伯固有一次因入宫，恰逢王元规将要讲学，便请求捧持经书听讲，当时舆论认为这是王元规的荣耀。不久授任尚书祠部郎。自梁代以来，诸儒相传研究《左氏》之学，都用贾逵、服虔的义理来驳难杜预，共有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并贯通分析，使其中不再有疑滞。每当国家讨论吉礼、凶礼等大礼，他常常参与其中。后来任南平王府限内参军，南平王任江州刺史时，王元规随王府赴任，四方学徒不远千里前来请教，求道者常有数十至上百人。升任散骑常侍。陈亡后进入隋朝，死于秦王府东阁，官为祭酒。著有《春秋发题辞》和《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二卷。他的儿子王大业，聪明敏捷而有名声。当时有吴郡人陆庆，年轻时喜爱学习，遍通五经，尤其精通《春秋》和《左氏传》，节操很高。仕于梁朝，任娄县县令；天嘉初年征召为通直散骑侍郎，他没有就任。永阳王任吴郡太守时，听说他的名声，想与他相见，陆庆以生病为由推辞。当时同族人陆荣任郡中三官掾，陆庆曾到他那里去，永阳王于是乔装前往陆荣的宅第，凿穿墙壁来观看陆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王对陆荣说：“我看陆庆的风采神情凝重峻拔，几乎不可测度，严君平、郑子真怎么能比得上他？”鄱阳王、晋安王都以记室的职位征召他，他没有就任，于是筑室隐居，以参禅诵经为业，因此前来传经受业的人大概很少。《通志》卷一百七十三 《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宋朝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儒林传》第三 后魏 梁越、卢丑、张伟、梁祚、平恒、陈奇、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孙惠蔚、徐遵明、董征、李业兴【儿子崇祖】。北齐 李铉、孙灵晖【马子结、石曜】、冯伟、张买奴、刘轨思、鲍季详【堂弟长暄】、邢峙、刘昼、马敬德【儿子元熙】、张景。仁、权防。张思伯【张奉礼】、张雕虎。后周 沈重、樊深、熊安生【宗道晖】、乐逊【黎景熙、冀儁、赵文深】。隋 辛彦之、何妥【萧该、包恺】、房晖远、马光、刘焯、刘炫【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后魏 李延寿说：儒者所施行的教化是宏大的，对万物的益处是广博的。它使父子关系笃厚，使君臣关系端正，开启政治教化的本源，开拓百姓的耳目。历代君王对制度有所损益，但始终贯通一理。虽然世道有时兴盛、有时衰败，而这种文化却没有坠落。自永嘉以后，天下分裂崩溃，礼乐文章几乎扫地殆尽。魏道武帝刚平定中原时，虽然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开始建设都邑，便把经学作为首要之务，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有一千多人。天兴二年春，增加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可以在马上取得，却不能在马上治理吗？圣人通达经世之谋，考虑得大概是长远的。天兴四年春，命乐师进入学校学习舞蹈，在先师前行释菜礼。明元帝时，改国子为中书学，设置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春，在城东兴建太学。后来征召卢元、高允等人，又命州郡各自举荐有才学的人。于是人们大多磨砺并崇尚儒术，儒学逐渐兴盛。献文帝天安初年，诏令建立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诏令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改中书学为国子学，修建明堂、辟雍，尊奉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之学。迁都洛邑后，诏令建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和小学。孝武帝钦敬明达，考察古事，笃爱古代典籍，即使坐在车中、倚着马鞍，也不忘讲论经道。刘芳、李彪等人凭经书学问得到进用，崔光、邢峦等人凭文章史学显达；其余涉猎典章、闲暇撰写文章的人，无不以优厚爵位加以笼络，动辄得到赏赐和恩宠。于是儒学文化蓬勃兴盛，可以与周、汉相媲美。宣武帝时，又诏令营建国学，在四门设置小学，大量选拔儒生，任为小学博士，名额四十人。虽然学校房舍尚未建成，但经学更加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业大盛，所以燕、齐、赵、魏之间，横持经书、著录求学的人数不胜数，大的有一千多人，小的也有几百人。州里举荐茂才异能之士，郡中贡举孝廉，入朝应对、称扬王庭的人，每年都超过前一年。神龟年间，将要建立国学，诏令三品以上官员及五品清官的子弟充任生员候选人；还没来得及选定设置，事情便又停止了。正光三年，才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以后，天下混乱，学校没有秩序。齐神武帝出生在边塞北方，成长于军旅之中，凭借义理树旗起兵，扫平各地；由于魏氏遭逢丧乱，又遇到尔朱氏的残酷统治，文章典籍全都荡然无存，礼乐制度也一同流失。弦歌之声将要断绝，祭祀礼器和礼仪姿态也将尽失。永熙年间，孝武帝再次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又在显阳殿诏令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并重新设置学生七十二人。永熙年间向西迁都、天平年间向北迁徙时，虽然学校制度无暇顾及，但儒雅之道很快便在内心中形成。当时刚迁都邺城，国子学设置学生三十六人。到兴和、武定年间，儒业又兴盛起来。天平年间开始，范阳卢景裕与堂兄卢仲礼在本郡起兵叛乱，齐神武帝免除卢景裕的罪，把他安置在宾馆中，令他用经学教授太原公以下的人。卢景裕死后，又让赵郡李同轨接替他。两位贤人都深受恩遇，享有特殊礼遇。李同轨死后，又征召中山张雕虎、渤海李铉、刁柔、中山石曜等人，轮流担任诸王子弟的师友。到了天保、大宁、武平年间，也引进名儒，教授皇太子和诸王经学。然而从齐朝开始建立直到末世，只有在储宫的济南王性情聪敏，颇能自我砥砺，从而成就他的美德。其余人大多骄纵任性，傲慢乖戾，动辄违背礼法，日积月累，终于一无所闻。像雕刻冰块、雕琢朽木一样，最终毫无成就，大概是有原因的。帝王子孙本来就容易习染骄奢放逸，何况教导他们合乎义方的情意不深，邪僻之路又竞相敞开。如果不是天生有德，智慧和器量包容上等才智，却在内沉溺声色娱乐，在外又多爱好犬马，怎么能做到入朝便笃实行善，出外便亲近贤人呢？徒然具备师傅的资历，终究没有切磋琢磨的实际效果。贵族子弟之流，用通晓经典来装饰自己，可以说像稽山的竹箭经过括羽加工，俯身拾取青紫官服，结果是完全可以预知的。然而齐朝掌管这些事务的人，有时失守职责；师保、疑丞等官职，都授给有功旧臣。国学博士只是徒有虚名，国子学中也只有几十名学生。贵族子弟中凭通经取得进士资格的，只有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罢了，此外再没有见到这样的人。当时朝廷的典章宽松简略，政令法网稀疏，游荡懒惰的人十家中有九家。因此横持经书求学的同伴遍布乡邑，背着书箱出外求仕的人，也不远千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