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略第一

译古人编书，都记载书籍的亡佚和缺失，所以孔仲尼整理《尚书》时，已经把散佚的篇章一并载录下来。王俭撰写《七志》时，又把刘氏《七略》、两汉《艺文志》以及魏《中经簿》中所缺的书，逐条列为一志。阮孝绪撰写《七录》时，也把刘氏《七略》、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中亡佚的书逐条列为一录。隋朝又记载梁朝亡佚的书。唐以前，书籍丰富的人家对于亡佚的书还有所依据，因此可以根据这些线索来寻找书籍：有的前代亡佚而后代又补全了，有的没有出现在某处却出现在另一处。到了唐人收集书籍时，只记载现存的书，不记载亡佚的书，因而使后人失去了书名和传承线索。所以《崇文总目》《四库》所收的书，比隋、唐所记的亡书多得多，而古书的亡佚也更加严重了。古人记载亡佚的书，所以可以根据记载去寻找它们。魏人寻书，有《阙目录》一卷；唐人寻书，有《搜访图书目》一卷，这就是他们能够得到很多书的原因。【此处有缺文】下诏并附书目一卷，可惜施行得不长久，连这一卷书目也没有流传下来。我如今撰写《群书考异》，不只是为了辨别分类条例，也是为了使古今书籍得到广泛搜集而不至遗漏。古人编书，一定探究源流和本末：上面有源流，下面有沿袭，所以学习的人容易学习，寻找的人也容易寻找。比如隋人编纂书目，在历法一类最为详明；凡是撰写历法的人，考察其先后，有所因袭也有所变革，现存的就一并保存，亡佚的也一并记载。唐人不能记载亡书，但还记载本朝作者的先后，一定要使这些情况完备才停止。到了《崇文总目》《四库》，有书就记载，没有书就不记载。不仅古书难以寻找，即使当代的典章制度也不完备。书籍有名目虽亡而实际内容未亡——论一篇。书籍有真正亡佚的，有虽亡而实际并未亡的，有不能不寻找的，也有无法寻找的。《文言略例》虽已亡佚，但《周易》还在；汉、魏、吴、晋的鼓吹曲虽已亡佚，但乐府中还保存着；《三礼目录》虽已亡佚，却可以从三礼中取得；十三代史的目录虽已亡佚，却可以从十三代史中取得；常鼎宝《文选著作人名目录》虽已亡佚，却可以从《文选》中取得；孙玉汝《唐列圣实录》虽已亡佚，却可以从唐代实录中取得；《开元礼目录》虽已亡佚，却可以从《开元礼》中取得；《名医别录》虽已亡佚，陶隐居已经收入《本草》；李氏《本草》虽已亡佚，唐慎微已经收入《证类》；《春秋括甲子》虽已亡佚，不过记载从隐公到哀公的甲子；韦嘉《年号录》虽已亡佚，不过记载从汉后元到唐中和的年号；《续唐历》虽已亡佚，不过记载从柳芳所作的续编直到唐朝末年，也如同《续通典》续杜佑之作直到宋初一样；《毛诗虫鱼草木图》大概依据陆玑的疏而绘成图，今虽亡佚，但陆玑的疏还在，那么它的图也可以据此重绘；《尔雅图》大概依据郭璞的注而绘成图，今虽亡佚，但郭璞的注还在，那么它的图也可以据此重绘。张频《礼粹》出自崔灵恩《三礼义宗》，有崔灵恩《三礼义宗》，那么张频《礼粹》就不能算亡佚；《五服志》出自《开元礼》，有《开元礼》，那么《五服志》也不能算亡佚。有杜预《春秋公子谱》而没有顾启期《大夫谱》，是可以的；有《洪范五行传》而没有《春秋灾异应录》，也是可以的。丁副《春秋三传同异》的内容，可以在杜预《释例》、陆淳《纂例》中看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的内容，可以在杜预《地名谱》中看到；桑钦《水经》、李腾《说文字源》都没有脱离《说文》；《经典分毫正字》没有脱离《佩觿》；李舟《切韵》是取《说文》来划分声韵；天宝《切韵》就是依据《开元文字》编成韵书；《内外转归字图》《内外传铃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可以在《韵海镜源》中看到；《书评》《书论》《书品》《书诀》之类，无不可以在《法书苑》《墨薮》中看到；唐人的小说大多可以在《语林》中看到，近代小说大多可以在《集说》中看到。天文横图、圆图、分野图、紫微图象、度图，只要一幅图就可以概括《大象赋》《小象赋》《周髀》《星述》《四七长短经》《刘石甘巫占》等书；只要一部书就可以具备《开元占经》《象应验录》之类的内容，这样，古今通用的占候书《鉴乾象新书》也就可以看到了。李氏《本草拾遗》删取《本草》的繁杂内容，徐之才《药对》、南海《药谱》《药林》《药论》《药忌》等书以及《证类本草》都已经收录了。肘后方、鬼遗方、独行方、一致方以

译及各种古方书，《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中都已经收录。纪元书亡佚的很多，不过其大略可以从《纪运图》《历代图》中看到；编年纪事书亡佚的很多，不过其大略可以从《通历》《帝王历数图》中看到。凡属这一类，都是名称虽亡而实际内容并未亡的书。编排时遗失书籍——论五篇。书籍容易亡佚，也由于校勘整理书籍的人失职。大概在编排时丢失了书名和卷帙，书名卷帙既然丢失，书怎么能不亡佚呢？考察《唐志》，天文类有《星书》，却没有日月、风云、气候方面的书；难道唐朝会没有风云气候方面的书吗？这是编排时遗漏了。考察《崇文目》，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方面的书；难道宋朝会没有日月方面的书吗？这也是编排时遗漏了。《四库书目》也没有这些书，却把《星禽洞微》列入天文类；而且《星禽洞微》是五行类的书，和天文有什么关系呢？射覆作为一家学问，汉代就有。世间流传着它的书，《唐志》《崇文目》却都没有收录。为什么？轨革作为一家学问，来源已经很久远。世间流传着它的书，《唐志》《崇文目》却都没有收录。到了《四库》，才把它收入五行类。医方类本来有炮灸一家的书，隋、唐两部书志却都没有收录，为什么？关于人伦的书极多，《唐志》只有袁天纲七卷而已；婚书极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四库》则完全不收。只见书名而未见书——论二篇。编书的人大多草率，有的只看见书名却没有看书，有的只考察前面而不考察后面。尉缭子是兵书，班固却认为它属于诸子类，把它放在杂家中，这就叫只见书名而未见书。隋、唐沿袭了这种做法，直到《崇文目》才收入兵书类。颜师古撰写《刊谬正俗》，其实杂记经史，只是第一篇谈《论语》，《崇文目》就把它列为《论语》类，这就叫只考察前面而不考察后面。应当知道，《崇文》所作的解释，并没有考察全书，多半只看了书帙前面的几行，便任意加以解释罢了。考察《刊谬正俗》，应当把它列入经解类。汉朝关于驳议诸王奏事、魏臣向魏台奏事、诏令议论、南台奏事之类的书，隋人把它们编入刑法类，是因为隋人看到了这些书。如果没有看过书，只根据书名去寻找，怎么会认为它们有刑法的含义呢？考察《唐志》，看见书名是“奏事”，就直接把它当作故事，编入故事类。何况古人所说的“故事”，就是汉代的章程，与近人所说的故事不同。这就叫只见书名而未见书。考察《周易参同契》三卷、《周易五相类》一卷，它们是炉火炼丹的书。《唐志》因为它们取名于《周易》，就认为是卜筮之书，所以收入《周易卜筮类》。这也叫只见书名而未见书。收书很多——论一篇。我曾见乡人方氏望壶楼的藏书颇多，询问他家，才知道是他的先人在任无为军长官时，从一位道士那里传得的，但还不能把那位道士的书全部得到。比如唐人的文集，没有不齐备的。我又曾见僧人慧邃收集古人的简牍，从宋朝开国到崇宁、观间，凡是名臣和高僧的手迹，没有不齐备的。一个道士尚且能够备有整个唐朝的文集，一个僧人尚且能够备有整个宋朝的手迹，何况堂堂天府，怎么会不能收尽天下的图书呢？只是忧虑在于不去寻找罢了。然而观察国家从前文物全盛的时候，民间仍有许多遗书，而秘府没有，这说明寻求书籍的方法还没有达到。缺失的书籍在后世得到补备——论一篇。

译古代的书籍，有前代不足而后代却齐备的。考察《唐志》所得到的旧书，全部超过《梁书》所记的卷帙，也多于《隋志》。大概《梁书》到隋代时，已经遗失了很多，其中卷帙不完整的也很多。唐人依据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代，又有许多比梁代更多的书。比如《陶潜集》，梁代有五卷，隋代有九卷，唐代竟有二十卷。像这样的书很多，谁能说前代亡佚的书不可以在后代补备呢？亡佚的书在后世出现——论一篇。古代的书籍，有的当时没有出现，却在后代出现。考察萧何的律令、张苍的章程，都是汉代的大典。《七略》、班固《汉志》全都没有收录。考察晋代的故事，就是汉代的章程。有《汉朝驳议》三十卷、《汉名臣奏议》三十卷，都是章程一类的书。到了隋、唐仍然存在，为什么在汉代书目中反而缺失呢？《刑统》这类书，本来出自萧何律令，历代不断增修，却没有失去旧典，难道可以在当时的书目中缺失吗？何况兵家一类，任宏所编的书中有《韩信军法》三篇、《广武》一篇。难道《韩信军法》还在，而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反而没有吗？这是刘氏、班氏的过失。孔安国《舜典》不是在汉代出现，而是在晋代出现；《连山》之《易》不是在隋代出现，而是在唐代出现。应当知道，亡佚的书籍，都是校勘整理书籍的官员失职造成的。亡佚的书籍从民间出现——论一篇。古代的书籍，有上代没有而如今从民间出现的。《古文尚书音》在唐代和宋代都没有，如今却从漳州吴氏那里出现。《陆机正训》在隋、唐两部书志中都没有，如今却从荆州田氏那里出现。《三坟》本来就是一种古书，到熙宁、元丰年间，才从野堂村的校书中出现。考察漳州吴氏的书目：算术一类有几部古书，都是三馆、四库所没有的。我已经把它们收入《求书类》了。又有《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仪》十卷、《京房易钞》一卷。如今世间流传的这些书，都是从吴氏那里传出的。应当知道，散落在人间的古书，哪里数得清呢？只是寻找它们的方法还没有达到。寻访书籍应当派遣使者，校勘书籍应当长期专任——论一篇。负责寻访书籍的官员不可不派遣，负责校勘书籍的职务不可不专任。汉代废除挟书之律，开放献书的渠道，已经很久了。到成帝时，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寻求遗书，于是有了《七略》所藏的书。隋开皇年间，奇章公请求分别派遣使者搜寻访求异本，后来嘉则殿收藏的书达到三十七万卷。安禄山之乱后，一尺长的简牍也没有保存下来，于是命苗发等人到江淮搜集寻访。到文宗朝，便有了十二库的藏书。唐朝末年，仍然派遣监察御史到各道搜求遗书。由此可知，古人想广泛寻求书籍，一定要派遣官员，这样山林水泽之间的书籍才可以不被遗漏。司马迁世代担任史官，刘向父子在天禄阁校勘书籍，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承担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没有离开学校之官。如果想使图书完备、文物兴盛，那么校勘书籍的官员怎么可以不长期任职呢？寻求书籍的方法有八种——论九篇。寻求书籍的方法有八种：一是按本类去寻找，二是从旁类去寻找，三是根据地域去寻找，四是根据家族去寻找，五是从公家去寻找，六是从私人去寻找，七是根据有关人物去寻找，八是根据时代去寻找。不能只用一种方式去寻找。凡是星象、历法方面的书，应当向灵台郎寻找；乐律方面的书，应当向太常寺的乐工寻找。灵台郎那里没有，然后再访问民间懂得星历的人；太常寺那里没有，然后再访问民间懂得音律的人。治疗眼病的方书，眼科医家大多可能有；治疗疽疡的方书，外科医家大多可能有。紫堂方面的书，多已亡佚，但有传授紫堂之学的人；九曜方面的书，多已亡佚，但有传授九星之学的人。《列仙传》之类，可以从道藏中寻找。这叫按本类去寻找。凡是性命、道德方面的书，可以向道家寻找；小学、文字方面的书，可以向佛教徒寻找。比如《素履子》《元真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都有；比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迻音诀》《图字母》之类，佛教徒都有。《周易》方面的书，多收藏在卜筮家；《洪范》方面的书，多收藏在五行家。又如邢璹《周易略例正义》，如今道藏中有；京房《周易飞伏例》，卜筮家中有。这叫从旁类去寻找。《孟少主实录》说：蜀中一定有《王审知传》，闽中一定有《零陵先贤传》，零陵一定有《桂阳先贤赞》，桂阳一定有《京口记》；《润州记》记的是润州，《东阳记》记的是婺州；《茅山记》一定可以在茅山观中看到，《神光圣迹》一定可以在神光寺中看到。像这一类书，可以根据地域去寻找。钱氏《庆系图》，可以到忠懿王的家族中寻找；章氏家谱，可以到申公的后代中寻找。黄君俞《尚书关言》虽已亡佚，但君俞的家在兴化；王棐《春秋讲义》虽已亡佚，但棐的家在临漳；徐寅《文赋》，如今莆田还有，因为他的家在莆田；潘佑《文集》，如今长乐还有，因为他的后代居住在长乐。像这一类书，可以根据家族去寻找。礼仪方面的书、祠祀方面的书、断狱方面的书、官制方面的书、版图方面的书，如果如今官府中有未遭兵火的地方，那里一定有保存下来的书。这叫从公家寻找。没有保存于秘府而出现在民间的书很多。比如漳州吴氏，他家很微贱，官职也很低，但一生都在文字之间，到老也不停止，所以得到的书很多是蓬山所没有的。藏书之家通常有两份目录，用来给别人看的那份，从来不记载珍异之书。如果不对人竭尽诚信和礼节，他们哪里肯拿出所秘藏的书呢？这叫从私人处寻找。乡人李氏曾任和州长官，他家或许有沈氏的书。前年所进献的褚方《回清慎帖》，得到赏赐绢帛百匹，这就是沈家的旧物。乡人陈氏曾任湖北监司，他家或许有田氏的书。我曾见他家有荆州田氏的目录；如果考察他的任官经历，就知道书籍的来源，或许还会有保存。这叫根据人物去寻找。胡旦撰写《演圣通论》，余靖撰写《三史刊误》。这类书虽然卷帙很多，但只在一时流行，实际上是近代人的著作。书籍难以寻找，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无法追查。如果出自近代人之手，又有什么难以寻找的呢？这叫根据时代去寻找。编排时的错误——论十五篇。

译《隋志》的分类没有不合乎道理的，但也有错误收录的。《谥法》三部已经见于经解类，汝南君《谥议》却又见于仪注类，为什么？后人不再考察其中的错误，反而又沿袭了它。考察《唐志》，经解类已经有《谥法》，仪注类又列出魏、晋《谥议》，大概是沿袭《隋志》。同一类书的内容应当集中在一处，不可以有所间隔。考察《唐志》，《谥法》见于经解一类，却被分列在两个地方；《四库书目》把它列入礼类，也分成两处。《唐志》在仪注类中有《玉玺》《国宝》两部书，在传记类中又重复列出这两部书。《四库书目》既设立命书类，却又把三命、五命之书收入五行卜筮类。遁甲本来只是一种书。《四库书目》却把它分入四类：兵书类中有，五行卜筮类中又有，壬课类中又有，命书类中又有。既然设立了壬课类，遁甲书就应当归入壬课类。《月令》本是礼家的一类，因为这类书很多，所以另立专类。不知《四库书目》为什么把它既列入礼类，又列入兵家、农家和月鉴类。考察起来，它应当列在岁时类。《太元经》因为避讳，改称为《太真》；如今《四库书目》把《太元》《太真》分作两家书。货币方面的书属于农家类。《唐志》把顾烜《钱谱》列入农家，至于封演《钱谱》却列入小说家，这是什么道理呢？恐怕也是错误。 《崇文》《四库》沿袭了这一做法，都把货泉类书列为小说家书。正如班固认为《太元》是扬雄所作，却把它列入儒家，后人沿袭下来，于是把《太元》一家的书列为儒家类。因此君子重视最初的编定；如果最初编定错了，后人就再也不能纠正了。有历学，也有算学。《隋志》以历数为主，并附列算法，虽然没有分别列条，实际上已经自成两类。后人才开始把历数分成两家。不知《唐志》为什么把历与算两种书混杂为一类？虽然可以说历算都归于数术，但它们各自都应当自成一家。李延寿《南北史》，《唐志》把它列入集史，《崇文》把它列入杂史，并不是《吴纪》九卷。《唐志》把它列入编年，《隋志》把它列入正史，并不是《海宇乱离志》。《唐志》把它列入杂史，《隋志》把它列入编年，并非如此。《唐艺文志》和《崇文总目》既然已经把外丹煆炼之法列为道家书，为什么《艺文》又在医术类中列出《太清神丹经》等关于丹药的数条，《崇文》又在医书中列出《伏火丹砂》《通元秘诀》等数条？大体说来，炉火炼丹和服食丹药是两种学问，向来道家、医家混杂收录，不只是《艺文》和《崇文》，即使《隋志》也是如此。我如今把它们分为两类，列在道家，或许可以避免混杂。岁时本来是一家书，例如《岁时广记》一百十二卷，《崇文总目》不列入岁时类，却列入类书，为什么？类书，是说总括众多类别、无法分别归类的书。如果可以分入某类，就应当列入其他专类。比如天文有类书，自然应列入天文类；职官有类书，自然应列入职官类。怎么可以因为它是类书，就一概收入类书类呢？谏疏、时政以及论述君臣之事的书，《隋志》《唐志》都收入杂家类。我如今把它们析出。考察起来，这些书应当列入儒家类。大体上说，《隋志》《唐志》没有分清儒家和杂家。古今编书无法分清的有五类：一是传记，二是杂家，三是小说，四是杂史，五是故事。这五类书很容易彼此混乱。又如文史和诗话，也能够互相混杂。凡是编书，每完成一类，一定要在后面统计卷帙。为什么这样做？《唐志》统计集史的卷数，却不统计正史的卷数；实录和诏令统计卷数，却不统计起居注的卷数。凡是书籍统计卷帙，都有空缺和分别。《唐志》没有注明空缺和分别，多半是抄写时移乱造成的。《隋志》最为可信，但由于分类时没有考察清楚，所以也有重复。 《嘉瑞记》《祥瑞记》两书，既见于杂传，又见于五行类。《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曹大家女诫》《正顺志娣姒训》《女诫》《女训》等几种书，既见于儒类，又见于总集。 《众僧传》《高僧传》《梁皇大舍记》《法藏目录》《元门宝海》等书，既见于杂传，又见于杂家。像这三类情况，实在是由于分类不清，因而造成错杂。至于陶弘景《天仪说要》，在天文类中重复出现两次；赵政《甲寅元历序》，在历数类中重复出现两次；《黄帝飞鸟历》和《海中仙人占灾祥书》，在五行类中重复出现两次；庾季才《地形志》，在地理类中重复出现两次。这五部书的重复，是没有校勘的过错。《隋志》尚且如此，后来编书出自多人之手，又没有经过校勘的，哪里说得尽呢？于是撰写《书目正讹》。《崇文》有两类书很明晰——论一篇。《崇文总目》由许多人共同编成，其中有两类书编得极有条理，古人比不上，后人也无法再超过。道书一类分为九节，九节彼此相承而没有杂乱；杂史一类虽然没有标明分别，但分为上下两卷，实际上就是两家，不至于冗杂泛滥。看到《崇文》的九节，正如大热天用清风洗涤一样舒畅。杂史一类，隋、唐两部书志都没有形成条理，如今看《崇文》的编法，比两部书志高明得多。这两类往往出自同一个人的编纂，可惜当时没有把所有相关书籍都归入其中。泛泛解释而没有意义——论一篇。古人编书，只标明类别，从来不作注解。所谓著注的，只是人的姓名。经书收入经类，何必再说是经？史书收入史类，何必再说是史？只要随着总目列出，书的性质自然显明。只有《隋志》对于含义疑晦的书才加以解释，对于没有疑晦的书就按类别列出。如今《崇文总目》另出新意，每部书下面一定写一段说明。既然从类别就能看出书的性质，何必再作说明？而且已经作了说明，就显得繁琐了，何必还要一一说明？至于没有必要说明的，或者后书与前书没有差别的，也强行加以解释，使人读起来意兴衰减。比如《太平广记》，是从《太平御览》中另行编出的广记一书，专门记载奇异之事。为什么《崇文》的说明没有涉及这个意思？只说它广泛采集群书，按类别分门。凡是类书都可以广泛采集群书、按类别分门；却不知道《御览》和《广记》又有什么区别。大体上，《崇文》的解释就是这样。举出这一条，其他情况也可以看到了。

译有些书不应当解释——论三篇。实录本来就是当代人所撰。《崇文总目》中有唐实录十八部，既然称为唐实录，难道不是唐人所作吗？何必一一解释说是唐人撰写？唐人撰书，凡是编书都想使类别完备，取其简明易懂。比如文集很多，唐人所作自成一类，宋朝人所作自成一类，只记作者姓名就可以了。何必一一说是唐人撰写，又一一说是宋朝人撰写？然而《崇文》这样做，成为多余文字，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这并不是不通晓道理，只是著书时原本没有用心罢了。有应当解释的，有不应当解释的。《崇文总目》却一定要一一加以解释，其中有些书看见书名就知道含义，也强行作解释。比如郑景岫撰写《南中四时摄生论》，书名本身就可以看出内容，何必解释？又比如陈昌允撰写《百中伤寒论》，书名也可以看出含义，何必说“百中”是取其一定能够治愈的意思呢？有些书应当解释——论一篇。《隋志》对于其他类别，只注明人的姓名，不解释书义，因为看类别就可以知道书的大致含义。比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史都分别按朝代排列，容易明白，不必说明，自然显现。至于杂史，其中可能有混杂的内容，所以为它们作注释；容易知道的就不作说明。只有霸史一类，内容纷杂，所以一一详细注释。可见有应当解释的，有不应当解释的，不能拘泥于一种概括性的说法。考察《唐志》，有应当解释的却一概不解释，可以说是简略；《崇文》有不应当解释的却一概解释，可以说是繁琐。如今应当看具体情况，判断哪些该解释、哪些不该解释。不按书分类而按人分类——论三篇。古人编书，是按书的性质分类，哪里曾经按作者来给书分类？提到作者，只需在书名下注明姓名。唐志一律删去注文，一律把作者大字写在书名上，于是变成了按人给书分类。比如别集自成一类，总集自成一类，奏集自成一类。令狐楚《集》一百三十卷，应当收入别集类；《表奏》十卷，应当收入奏集类。为什么要按令狐楚来分类，而不把别集和奏集分开？皮日休的文章数十卷，应当收入总集类；《文集》十八卷，应当收入别集类。为什么要按皮日休来分类，而不区别总集和别集？诗自成一类，赋自成一类。陆龟蒙有诗十卷、赋六卷，为什么不分诗和赋，却要按陆龟蒙来分类？考察《隋志》，对于书籍，是把撰作之人或注解之人的姓名注在书名下；文集则把作者姓名大字写在上面，称为“某人文集”，不另下注。唐志沿袭《隋志》把人名列在文集上面的做法，于是对其他书也一概如此。至于《春秋》一类的学问，应当依附《春秋》而显明，例如说“刘向有什么义理”；《易》一类的书，应当依附《易》而显明，例如说“王弼有什么义理”。《唐志》把作者列在书名上面而不加注文，造成很大的妨碍。比如管辰撰写《管辂传》三卷，按照唐代省略文字的格式删去“作”字，就应写成“管辰管辂传”，这就成了两个人合写的传记。比如李邕撰写《狄仁杰传》三卷，删去“作”字，就应写成“李邕狄仁杰传”，这也成了两个人合写的传记。又如李翰撰写《张巡姚訚传》三卷，删去“作”字，就应写成“李翰张巡姚訚传”，这就成了三个人合写的传记。若是文集把作者列在上面，就没有妨碍，写作“某人文集”即可，因为不存在“某人作某人文集”的道理。只有文集把作者列在上面，可以删去“作”字，也可以不加注文，而不妨碍意义。又如卢槃佐撰写《孝子传》三卷，又撰写《高士传》二卷；高士与孝子本来不同，怎么能因为作者相同就合在一起？类似的情况很多。《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叡撰写的。如果按照《唐志》的做法，就应写成“王叡《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这就成了王叡再次担任注解者。如果采用《隋志》的做法，把他的姓名注在书名下面，就没有不妥当的地方。编书不能明辨分类——论三篇。《七略》只有兵家一略，是任宏校订的；他把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分成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这些书并列。考察它的分类条例，也可以知道兵家学说，何况还能看到它的书呢？其次，尹咸校订数术类，李柱国校订方技类，也都有条理。只有刘向父子所校订的经传、诸子、诗赋，杂乱而不清楚，什么语言都采录，却不保存图谱。因为刘氏是章句之儒，心中本来没有分类条理，班固又不知道它的过失，致使后世亡书很多，而学者不知道源流。所以凡是编书，细致分类最难；如果不用心精微，就不能做到。兵家一略极其明晰，如果其他各略也都这样，还忧虑什么斯文的兴衰呢？史家以孟坚为本。孟坚起初并没有独立裁断的学问，只是依凭、沿袭他人而形成自己的体系：纪、志、传追随司马迁的踪迹，律历、艺文承袭刘氏的做法；只有地理志和古今人物表出自他的胸中。地理这一学问，后代很少有著名的专家，是因为班固修撰它没有功绩；古今人物表也不值得称道。古代修书，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成就于一家之学，班固、司马迁这一类人就是如此。到了唐代，才开始采用多人合作的方式，晋书、隋书就是这样。然而也都是根据各人的学术所长来分派任务，从不夺取别人所擅长的工作，强迫别人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像李淳风、于志宁一类人，就把志交给他们；像颜师古、孔颖达一类人，就把纪传交给他们。颜师古、孔颖达博通古今，李淳风明晓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书、隋书二志高于古今各代，而《隋志》尤其详明。编排时的次序——论二篇。《隋志》对于一部书有多个部分的情况，虽然不特别标明分别，但也有次第。比如《春秋》三传，虽然没有分为三家，却有先后次序：先是左氏，其次公羊，再次谷梁，接着是《国语》，可以按次序寻找类别。《唐志》则不是这样，《三传》《国语》混杂出现，四家的学说，犹如方与圆、冰与炭互不相同。不知道《国语》的文章可以和公羊、谷梁相同，公羊、谷梁的义理可以和左氏相同吗？《隋志》在礼类中有《丧服》一种，虽然没有另列出来，却排在《仪礼》之后，自成一类。因为《丧服》是《仪礼》中的一篇，后代议论礼制的人因而加以研究，遂成为一家之书，数量甚至超过三礼，所以特意把它区别开来；这样可以看出先后次序，也可以看出因袭变革的适宜之处，而不会混乱泛滥。如今《唐志》把它和三礼混杂列出，可以吗？编排时不明辨类别——论七篇。班固《艺文志》出自《七略》。《七略》虽然疏略，却不混乱；如果班氏步步趋随，始终不离《七略》，看不出有什么过失。偶尔有《七略》没有而班氏杂乱列出的，就出问题了。扬雄所作的书，刘氏大概没有收录，班氏才开始列出；为什么把《太元》《法言》《乐箴》三部书合成一类，总称为“扬雄所序三十八篇”，收入儒家类呢？考察儒家旧有五十二种，班固新增的一种，就是扬雄这三部书。而且《太元》属于《易》类，《法言》属于诸子，《乐箴》属于杂家，为什么要合在一起成为一家？由此可知班固心中本来没有分类条理。

译旧有道家，也有道书。道家就是老子、庄子一类；旧有法家，也有刑法。法家就是申不害、韩非一类。道家在前，法家在后。至于刑法、道书，则另列条例：刑法就是律令，道书就是法术。怎么可以把法术和老子、庄子列在同一条，把律令和申不害、韩非贯在一起呢？不得不分开。唐志却把道家、道书、释氏三类合为一类，命名为道家，可以吗？凡是分类条例的书，古人有草创不完备的，后世也有详细明白的。没有理由舍弃古人详细明白的分类，而跟从后人的混乱。唐志大概认为释氏之书难以分类，地位在名家、墨家、兵家、农家之上，所以把它合入道家。却不知道书目只要明白易懂，不应当这样议论高低。何况释家、道家两家的书本来互相矛盾，怎么可以合为一家呢？《汉志》在医术类中有经方、医经；在道术类中有房中、神仙，也略微作了区分。为什么后人却不以此为依据，把所有医方归为一类、所有道家书归为一类呢？足以看出后人的苟且。《唐志》另列明堂经脉一条，《崇文总目》却把它合并到医书类。考察明堂一类，本来也有几家，把它们合成一条，已经很疏略了；何况又合入医书，而各类之间还不相承接，可以吗？《汉志》把《司马法》列为礼经，把《太公兵法》列为道家，这是什么道理？我怀疑这两条不是任氏、刘氏所收，大概出自班固的意思，也如同把《太元》《乐箴》列入儒家类一样。《汉志》把《世本》《战国防秦大臣奏事》《汉著记》列为《春秋》类，这是什么道理？《唐志》把《选举志》列入职官类；《崇文总目》把《选举志》列入“传记”类，这不对。《通志》卷七十一。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七十二。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图谱略》第一。索象、原学、明用、记有、记无。索象。黄河出现河图，说明天地间有自然形成的形象；洛水出现洛书，说明天地间有自然形成的道理。天地显现这两种东西，是用来给圣人看的，使后世百代制定典章法度时，必定以此为根本，不可偏废。图，是经；书，是纬。一经一纬，交错而形成文章。图，像植物；书，像动物。一动一植，相互配合而形成变化。只见书而不见图，就像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形体；只见图而不见书，就像见到它的人，却听不到他说的话。图最为简约，书最为繁博。根据图来求取《易》的道理，就容易；根据书来求取道理，就困难。古代求学的人，学习有要领：把图放在左边，把书放在右边，从图中探求形象，从书中探求道理。所以人也容易学习，学习也容易见成效，拿来施行，就像拿着左契一样。后世的学者，离开图而只读书，崇尚文辞，致力于辩说，所以人难以学习，学习也难以见成效。即使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等到把它们用于处理事务时，却茫然无措，不知道方向。秦人虽然抛弃了儒学，却也未曾抛弃图书，确实是因为把它们看作治理国家的工具，不可一日没有。萧何知道夺取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在众人争相夺取天下时，萧何却进入咸阳，首先取得秦国的图书，用来筹划守天下的办法。一旦战争平定，礼乐制度和典章文物都建立起来，因此萧何制定律令，使刑罚清明；韩信申明军法，使号令严明；张苍制定章程，使典故有条理；叔孙通制定礼仪，使名分有所区别。况且汉高祖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一时间那些武夫和役徒，哪里知道诗书是什么东西；而这几位公卿又不是精通古今的老儒。如果不是图书还在，能够像在手掌中一样清楚明白，那么一代的典章制度也很难建立起来。然而当时禁携书籍的法律尚未废除，藏在屋壁中的书也尚未开启，所谓书籍受到防禁，不过是依靠图来施行的结果罢了。后世书籍越来越多，儒生接踵而来，到了讨论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