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八上

译列传第二十八上。魏。崔琰【许攸、娄圭】；毛玠、徐奕、何夔、邢颙、鲍勋【父鲍信】、司马芝【子司马岐】、钟繇【子钟毓】、华歆、王朗【子王肃】、程昱【孙程晓】、郭嘉、董昭、刘煜【子刘陶】、蒋济【子蒋苗】、刘放【孙刘资】、刘馥【子刘靖】、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李孚、杨沛、任峻、苏则、杜畿【子杜恕】、郑浑、仓慈【颜斐、令狐邵、孔乂】、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朱灵】。崔琰，字季珪，是清河郡东武城人。年轻时质朴木讷，喜欢击剑，崇尚武事。二十三岁时，乡里推举他为正始；他受到激励，开始研读《论语》《韩诗》。到二十九岁时，才与公孙方等结伴到郑玄那里求学。学习还未满一年，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郑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当时谷物粮食缺乏，郑玄遣散并辞别诸生。崔琰接受遣散后，盗贼遍地，向西的道路不通，于是在青、徐、兖、豫四州的郊野间辗转，向东下到寿春，向南遥望江湖。离家四年后才回来，以弹琴读书自我娱乐。大将军袁绍听说后征召他。当时士卒凶暴横行，挖掘坟墓，崔琰劝袁绍应命令郡县掩埋尸骨，显示怜悯悲痛的仁爱，追法周文王的仁德。”袁绍任他为骑都尉。后来袁绍在黎阳整治军队，驻扎在延津，崔琰又劝说：“天子在许都，百姓希望帮助顺从天命的一方，不如守住边境、履行职守，以安定天下。”袁绍没有听从，于是在官渡失败。袁绍死后，两个儿子相互争斗，都想得到崔琰，崔琰称病坚决推辞，于是获罪被囚禁在监狱中。依靠阴夔、陈琳营救，才得以免罪。太祖攻破袁氏，兼任冀州牧，征召崔琰为别驾从事，对他说：“昨天查阅户籍，可以得到三十万民众，所以是大州。” 崔琰回答：“如今天下分崩离析，九州四分五裂，袁绍、袁谭兄弟亲自发动战争，冀州百姓的尸骨暴露在原野上。没有听说王师先以仁德之声安抚百姓，存问风俗，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却先去核计甲兵，难道这就是鄙州男女对明公的期望吗？”太祖改变脸色，向他道歉。当时宾客都伏身在地，脸色大变。太祖征讨并州，留下崔琰在邺城辅佐文帝。世子喜欢打猎，崔琰写信严厉劝谏，请求焚毁遮蔽用具、舍弃褶衣，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世子回信向他致谢。太祖任丞相时，崔琰又任东曹掾属征事。起初授任东曹时，太祖下教说：“您有伯夷的风范、史鱼的正直，贪婪的人会羡慕您的声名而变得清廉，壮士会崇尚您的声誉而更加奋发，这样就可以率领时人了，所以授任您为东曹，前去履行您的职务。”魏国建立之初，任尚书。当时还没有确立太子，临菑侯曹植才华出众而受到宠爱，太祖犹疑不决，便用密函命令外廷秘密询问。只有崔琰公开署名答复：“听说《春秋》的义理是立嫡长子，加上五官将仁爱孝顺、聪明，应当继承正统。”崔琰以死坚持这一意见。曹植是崔琰兄长的女婿。太祖看重他的公正明亮，感叹不已。崔琰升任中尉。他声音姿态高亢明朗，眉目疏朗，胡须长四尺，很有威严，朝廷官员都仰望他，太祖也敬畏他。崔琰曾经举荐钜鹿人杨训。杨训才干虽然不足，但清廉坚贞、守道不移，太祖立即以礼征召他。等到太祖成为魏王，杨训上表称颂太祖，盛赞他的功劳、征伐和美德，当时有人嘲笑杨训浮夸虚伪，认为崔琰举荐错了人。崔琰听说后，从杨训那里拿来表文草稿查看，并给杨训写信说：“看了表文，事情写得很好。时机啊，时机啊，正应当在时机发生变化的时候。”崔琰本来的意思，是讥讽那些喜欢责骂批评却不探究实情的人。有人得到崔琰的信，用它包帽子、做笼子，提着这个笼子在都城道路上行走。当时有与崔琰一向结怨的人，远远看见帽笼上写着崔琰的名字，便跟随查看，随后报告太祖。太祖大怒说：“俗话说‘生女耳耳’，不是好话。”把“时机发生变化”的意思理解为言辞不恭，于是逮捕崔琰交付狱吏，剃去头发，发配服劳役。此前告发崔琰的人又来报告，说崔琰成为徒役后，虬髯直视，言辞神色没有屈服，内心似乎不平。太祖也认为如此，于是想杀掉他，便派清廉公正的官吏去处置崔琰。太祖命令官吏：“三天后报告情况。”崔琰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过了几天，官吏故意报告崔琰平安。太祖愤怒地说：“崔琰难道一定要让我亲自动刀锯吗？”官吏把这道命令告诉崔琰。崔琰向官吏道谢说：“我实在不应该这样，不知道您的意思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于是崔琰自杀了。起初崔琰与司马朗交好，司马朗的弟弟司马懿正当壮年，崔琰对司马朗说：“您的弟弟聪明明达，刚毅果断、英姿卓异，恐怕不是您所能比得上的。”司马朗认为不是这样，但崔琰始终坚持这一看法。崔琰的堂弟崔林年轻时没有名望，即使姻亲族人也大多轻视他，但崔琰常说：“这就是所谓大器晚成的人，最终一定会有远大的成就。”涿郡人孙礼、卢毓刚进入军府时，崔琰又评价说：“孙礼明亮刚烈、刚正简约，能够决断；卢毓清正机警、明白事理，经过百炼也不会消损，都是公卿之才。”后来崔林、孙礼、卢毓都做到三公辅弼的高位。崔琰的朋友公孙方、宋阶早逝后，崔琰抚养他们的遗孤，恩爱如同自己的儿子；他的鉴识和笃厚守义，大多都像这样。后来明帝时，崔林曾与司空陈群共同评论冀州人士，称崔琰为第一，陈群认为他有才智却不能保全自身，便贬低他。崔林说：“大丈夫只是偶然遭逢罢了，像您这些人，难道就真值得尊贵吗？”起初太祖生性猜忌，对于不能容忍的人，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都因为倚仗旧交而不加防备，最终被诛杀。崔琰尤其令世人痛惜，直到今天人们仍为他鸣冤。孔融的传记列在汉史中。许攸，字子远，年轻时与袁绍、太祖交好。初平年间跟随袁绍在冀州，曾讨论官渡之战，劝袁绍用轻装部队袭击许都，袁绍没有听从，详情记载在《袁绍传》中。

译正逢许攸的家人犯法，被审配拘捕，于是许攸逃奔太祖。太祖攻破袁绍并夺取冀州，许攸出了很大力气。许攸自恃功劳，经常与太祖开玩笑，甚至直呼太祖的字说：“曹阿瞒，如果没有我，您就得不到冀州。”太祖笑着说：“你说得对，但我心里已经厌恶你了。”后来许攸随太祖从邺城东门出行，回头对身边人说：“这个人家如果没有我，怎么能进出这座门呢？”有人把这话报告太祖，许攸便被收捕。娄圭，字子伯，年轻时就有勇猛的志向，常常叹息说：“男子活在世上，应该得到几万军队、千匹战马，身后才有名声！”同辈都嘲笑他。后来他因藏匿逃亡者获罪，被捕应当处死，得以越狱逃出，追捕他的官吏追得很急。娄圭于是换上衣服，伪装成协助追捕的人，官吏没有察觉，他便得以逃脱。天下义军兴起时，娄圭也在荆州北部边界聚集部众，依附刘表。在此以前，娄圭与太祖有旧交，后来便归附太祖。太祖任他为大将，却不让他掌管军队；但军国大事常常与他共同谋议。刘表去世，太祖向荆州进军，刘表的儿子刘琮投降，手持符节迎接太祖。诸将都怀疑，认为这是诈降。太祖拿这件事询问娄圭，娄圭说：“天下纷乱不安，各人都贪求王命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如今他拿符节前来，一定是真心诚意。” 太祖说：“太好了。”于是进军。太祖宠爱并赏赐子伯，累计达千金，说：“娄子伯的富贵快乐超过我，只是权势不如我罢了。”子伯跟随太祖击破马超等人，功劳很多。太祖常叹息说：“子伯的计谋，我比不上。”后来子伯和南郡人习授同车，看见太祖出来，习授说：“曹公父子竟能这样，真是多么快乐啊！”子伯说：“大丈夫应当亲自去做，难道只看别人吗？”习授便把这话告诉太祖，于是子伯被杀。毛玠，字孝先，是陈留平邱人。年轻时担任县吏，以清廉公正著称。他准备到荆州避乱，还没到，听说刘表政令不明，便停留在鲁阳。太祖任兖州牧时，征召他为治中从事。毛玠对太祖说：“如今天下分崩离析，国君迁徙，百姓丧失产业，饥荒流亡；公府没有能维持一年的储备，百姓没有安定固守的心志，形势难以长久。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士民众多、势力强盛，却都没有长远谋划，尚未有人建立根基。用正义出兵才能取胜，守住地位要依靠财富；应当奉迎天子来号令不臣之人，修治耕种，储备军资。这样，霸王之业就可以成就。”太祖敬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调任他为幕府功曹。太祖担任司空、丞相时，毛玠曾任东曹掾，与崔琰共同主持选拔官吏。他们所举荐任用的都是清廉正直之士；即使当时声名很大，但行为不合根本原则的人，最终也不能得到任用。他们致力于以俭朴作表率，因此天下士人无不以廉洁自我勉励；即使贵宠之臣，车舆服饰也不敢超过规定。太祖叹息说：“用人如果都这样，使天下人自己治理自己，我还做什么呢？”文帝任五官将时，亲自去见毛玠，托付他任用自己的亲近亲属。毛玠回答说：“老臣因为能够守住职分，幸而免于获罪；如今您所说的人不合升迁次序，因此不敢奉行您的命令。”大军返回邺城，商议合并裁省官署，毛玠请求谒见而未获准。当时人们畏惧毛玠，都想裁省东曹，便共同禀告说：“旧制以西曹为上，东曹为次，应当裁省东曹。”太祖知道其中的实情，下令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月亮在东方最盛；凡人谈论方位，也总是先说东方，为什么要裁省东曹？”于是裁省了西曹。当初太祖平定柳城，分配缴获的器物时，特意把素屏风、素冯几赐给毛玠，说：“您有古人的风范，所以赐给您古人的用物。”毛玠身居显位，却常穿布衣、吃粗食，对兄长的孤儿抚养得十分尽心；所得赏赐都用来救济贫困的族人，家中没有剩余财物。毛玠升任右军师，魏国初建时，任尚书仆射，又主持选拔官吏。当时太子尚未确定，而临菑侯曹植受到宠爱，毛玠秘密进谏说：“近来袁绍因为嫡子与庶子不分，导致宗族覆灭、国家灭亡。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应听到这样的议论。”后来群臣聚会，毛玠起身更衣，太祖用目光指着他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国家司直，是我的周昌啊！”后来崔琰死后，毛玠内心不满。又有人告发毛玠出门时看见脸上刺字的反叛者，其妻子儿女被没入官府为奴婢，毛玠说：“使上天不下雨的，大概就是这件事吧。”太祖大怒，把毛玠收捕交付狱官。大理钟繇责问毛玠说：“自古圣明的帝王，罪责都牵连妻子儿女。”

译《尚书》说：‘左边的人不与右边的人同罪，右边的人也不与左边的人同罪；否则我就把你和你的家属杀戮掉，交给女司寇处理。’ 男子被列入罪隶，女子被送去舂米。汉代法律规定，罪犯的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并在脸上刺字；汉法实行的黥墨之刑，在古代典籍中也有依据。如今真正的奴婢，祖先即使有罪，哪怕历经百世，仍然有脸上刺字、供官府役使的；一方面是为了宽免良民的性命，另一方面是为了赦免连坐之罪。这怎么会违背神明的意旨而导致旱灾呢？按典籍所说，谋划急迫就常有寒冷，宽缓就常有温暖；过于宽缓便会阳气亢盛，所以形成旱灾。毛玠说这些话，是认为刑罚宽缓吗，还是认为刑罚急迫呢？如果是刑罚急迫，应当阴雨连绵，为什么反而会旱灾呢？成汤的圣明时代，田野中没有青草；周宣王这样的贤君在位时，旱魃也曾肆虐。自从大旱以来，积累已有三十年，却把罪责归于脸上刺字的官员，说他们彼此相倚而不能护卫百姓；后来出兵攻打邢国，雨就下了。既然罪恶没有得到验证，怎么能说这是应天而降灾呢？毛玠讥讽诽谤的话流传到下民之中，不满的声音也传到了圣上耳中。毛玠说这些话，势必不只是独自一人听见；当时他见到脸上刺字的人总共有几个？他认识那些刺字奴婢吗？凭什么能够见到他们？他当面叹息时，又把话告诉了谁？如果回答说：“什么时候、在哪一天、哪一月、什么地方见到的？”事情已经败露，就不能隐瞒欺骗。毛玠便把情况逐一回答。毛玠说：“臣听说，萧生被石显困逼而自缢；贾谊被放逐到外地，是因为绛侯、灌侯进谗；白起在杜邮被赐剑，晁错在东市被杀，伍员在吴都结束生命。这几个人，有的是前人嫉妒他，有的是后人陷害他。臣自幼束发读书，长期勤勉以求仕进，任职于机要近侍之地；对于人事中被诬陷牵连的事情，臣并非因为私情和权势而置之不理。有人把冤屈告诉臣，没有大小臣都加以审理；人情中贪利而违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禁止，而法律禁止获利，权势便能够因此加害臣。青蝇般的谗言横生，替臣制造诽谤。诽谤臣的人，势力并不在别人那里。从前王叔、陈生在王廷争论正直与否，宣子公正处理，把双方的文契拿来核对，是非各有依据，曲直各有所归，《春秋》赞许这件事，所以把它记载下来。臣若没有说过这些话，本来就没有这回事。如今有人说臣讲过这些话，一定应当有证据，请防备宣子的辨析，寻求王叔的对答。如果臣确实有过错而被听闻，那么受刑之日，把它同安车驷马的赏赐、赐剑的恩典相比，也同重赏的恩惠相比，臣都甘愿接受。臣谨将情况如实回答。”当时桓阶、和洽进言救助毛玠，于是毛玠免于贬黜，最终死于家中。太祖赐给他棺材、器物、钱帛，任命他的儿子毛机为郎中。徐奕，字季才，东莞人。到江东避难时，孙权以礼征召他。徐奕改名换姓，穿着便服悄悄返回本郡。太祖任司空时，征召他为属官，跟随西征马超。马超军队被击破后，军队返回；当时关中刚刚归附，还很不安定，便留下徐奕任丞相长史，镇守安抚西京。西京人称赞他的威望和信义，调任雍州刺史，又回任东曹属。丁仪等人当时受到宠信，一起嫉害徐奕，但徐奕始终不为所动。出任魏郡太守。太祖征讨孙权时，调任留府长史。太祖对他说：“您的忠诚明达，古人也不过如此。但您略嫌过于严厉；从前西门豹佩戴熟牛皮来使自己宽缓，能够以柔克刚的人，就要看您了。如今让您统领留守事务，我就不再有不能回顾后方的忧虑了。”魏国建立后，任尚书，又主持选举，升任尚书令。太祖征讨汉中时，魏讽等人谋反，中尉杨俊被贬职。太祖叹息说：“魏讽之所以敢生出作乱之心，是因为我的爪牙之臣中没有能够遏制奸邪、防备谋反的人。哪里能得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让他代替杨俊呢？”桓阶说：“徐奕就是这样的人。”太祖于是任命徐奕为中尉，亲手写诏令说：“从前楚国有子玉，晋文公为他侧身而坐；汲黯在朝廷任职，淮南王因此收敛谋划。《诗经》称‘国家的正直官’，说的不就是您吗！”徐奕任职几个月，病重，请求退职，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后来去世。何夔，字叔龙，陈郡阳夏人。他的曾祖父何熙，汉安帝时官至车骑将军。何夔年幼丧父，与母亲、兄长居住，以孝顺友爱著称。他身高八尺三寸，容貌庄重严肃。到淮南避乱，后来袁术来到寿春，征召他，何夔没有应召。但袁术仍把他留下，过了很久。袁术和桥蕤一起攻围蕲阳，蕲阳由太祖坚守。袁术因为何夔是当地人，想胁迫他去劝说蕲阳投降。何夔对袁术的谋臣李业说：“从前柳下惠听到攻伐国家的谋划，面有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国家不问仁人。’这句话为什么竟然临到我身上呢？”于是逃到灊山隐藏起来。袁术知道何夔最终不会为自己所用，便停止了逼迫。袁术的堂兄、山阳太守的母亲，是何夔从姑；因此袁术虽然怨恨何夔，却没有加害他。建安二年，何夔将要返回乡里，料想袁术一定会紧急追赶，便从偏僻小路行走而得以逃脱。第二年到达本郡。不久，太祖征召他为司空属官。当时有人传言袁术军队发生骚乱，太祖问何夔：“您认为这消息可信吗？”何夔回答说：“上天帮助顺从者，人们帮助守信者。袁术没有顺从和守信的实际，却希望得到天地和人的帮助，不可能在天下实现志愿。失道的君主，亲戚都会背叛他，何况身边的人呢？” 由此看来，袁术的祸乱必然发生。太祖说：“治理国家却失去贤才就会灭亡；您不被袁术任用，他发生祸乱不也是应该的吗？”太祖性情严厉峻急，属官办理公事，往往会被杖打。何夔常常藏着毒药，发誓宁死也不受辱，因此始终没有遭到杖责。出任城父县令，升任长广太守。该郡濒临山海，黄巾尚未平定，豪强多有背叛。袁谭便授予他官位。长广县人管承，聚集三千多家徒众为害。议论的人想出兵攻打他。何夔说：“管承等人并不是生来就喜欢作乱，只是习惯了混乱，不能自行回头，又没有受到德教，所以不知道返归善道。现在用军队逼迫他们，他们害怕被全部消灭，一定会合力作战。攻打他们本来就不容易防备，即使取胜，也一定会伤害官吏百姓。不如慢慢用恩德晓谕，使他们能够自行悔改，这样可以不动用军队而平定。”于是派郡丞黄珍前往说明成败利害，管承等人都请求服从。何夔派遣属吏成弘率领校尉，长广县的管承等人在郊外迎接，带着牛和酒到郡府。牟平的贼寇从钱聚集的部众也有几千人，何夔率领郡兵与张辽共同讨平他们。东牟人王营聚集三千多家，胁迫昌阳县作乱。何夔派属吏王钦等人授以计策，使他们离散，十多天、一个月内便全部平定。当时太祖刚开始制定新科，颁布到州郡，又征收租税和绵绢。

译何夔认为该郡刚刚建立，又处在战乱之后，不可立即用法律严加约束，于是向太祖进言，请求让自己所管辖的六县依照远方新建邦国的制度办理民间小事：让长吏临时根据情况酌情处理，对上不违背正法，对下能够顺应百姓的心意。等到三年之后，百姓安于自己的产业，再用法律统一治理，那时便没有什么不能达到的了。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征召他回来任参丞相军事。海贼郭祖在乐安、济南边界作乱，州郡都为之困苦。太祖因为何夔先前在长广有威望和信义，任命他为乐安太守。他到任几个月，各城全都平定。入朝任丞相东曹掾。何夔对太祖说：“自从兴兵以来，制度草创，用人还没有详察根本，因此各自援引同类，有时忘记了道德。”何夔听说：“根据贤能来授爵，百姓就会谨慎修德；根据平庸来授禄，百姓就会争相建立功劳。”他认为从今以后任用官员，一定要先在乡里核实考察，使长幼尊卑依次而行，不相逾越；彰明对忠直者的奖赏，明确对公正真实者的报答，那么贤与不肖的区别就会清楚分明。还可以修订保举制度，因此不应只以实际功劳为依据的法令，使有关官员分别承担相应责任。在朝廷任职的臣子，有时接受教令，与各曹共同选任官吏，也都各自承担责任；对上可以观察朝臣的操守，对下可以堵塞争竞的根源，用来督促群臣，率导万民。这样做，天下就幸甚了。”太祖称善。魏国建立后，任尚书仆射。文帝为太子时，以凉茂为太傅，何夔为少傅，特意命令两位傅与尚书东曹共同选任太子的诸侯官属。凉茂去世后，由何夔代替他。每月初一，太傅入朝拜见太子，太子穿着正式礼服行礼。其他日子没有会见的礼仪，何夔升任太仆。太子想同他告辞，并准备住宿告戒之礼，何夔没有前往的意思，太子便写信邀请他。何夔认为国家有固定制度，于是没有前往；他奉行正道就是如此，但在崇尚节俭的时代，他却最为奢侈。文帝即位后，封为何夔成阳亭侯，食邑三百户。他因疾病多次请求退位，诏书答复不许。去世后，谥号靖侯。儿子何曾继承爵位。咸熙年间，任司徒。邢颙，字子昂，河间鄚人。被举为孝廉，司徒征召他，都没有就任。他改换姓名，前往右北平，与田畴交游。过了五年，太祖平定冀州。邢颙对田畴说：“黄巾起兵已有二十多年，天下像鼎沸一样，百姓流离失所。如今听说曹公法令严明，百姓已经厌恶混乱。混乱到了极点就会趋于平定，请让我以自身先行。”于是收拾行装回乡。田畴说：“邢颙是百姓中最早觉悟的人。”便请求拜见太祖，请求担任向导，以攻克柳城。太祖征召邢颙为冀州从事，当时人称赞他说：“德行堂堂，邢子昂。”授任广宗县长，因旧日主君去世而弃官。有司要依法举劾，太祖说：“邢颙忠于旧君，有始终如一的节操，不要追问了。”又征召他为司空掾，授任行唐县令。他劝导百姓从事农桑，教化大为推行。入朝任丞相门下督，升任左冯翊，因病离职。当时太祖的几个儿子都精心选置属官，太祖下令说：“侯王家的属吏，应当得到像邢颙这类深沉有法度的人。”于是任命他为平原侯曹植家丞。邢颙以礼防范约束曹植，没有任何屈服动摇，因此与曹植不合。庶子刘桢写信劝谏曹植说：“家丞邢颙，是北方的俊彦，年轻时就秉持高尚节操，质朴安静、淡泊自守，说话少而道理多，真是雅士。” 我刘桢确实不配与这样的人同列，却和他一同在您身边任职；而您对我礼遇特别，对邢颙却反而防范简慢。我私下担心旁观者将会说君侯亲近不肖之人，礼待贤才不足，采纳庶子的表面才华，却忘记家丞的实际功绩，给上面招来诽谤，这个罪过可不小。因此我感到不安。”后来邢颙入朝参与丞相府军事事务，调任东曹掾。当初太子尚未确定，临菑侯曹植受到宠爱，丁仪等人都称赞并辅佐他。太祖询问邢颙，邢颙回答说：“以庶子代替宗子，是先代留下的戒训。希望殿下慎重察看。”太祖明白他的意思，后来便任命他为太子少傅，升任太傅。文帝即位后，任侍中、尚书仆射，赐爵关内侯。出任司隶校尉，调任太常。黄初四年去世，儿子邢友继承爵位。鲍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是汉代司隶校尉鲍宣的九世孙。鲍宣的后代中有人从上党迁到泰山，于是便在那里安家。鲍勋的父亲鲍信，年轻时就有高尚气节，沉着坚毅而有谋略。灵帝时，大将军何进征召并任命他为骑都尉，派他回乡招募士兵，得到一千多人后返回。到达成皋时，何进已经遇害。鲍信来到京师，董卓也刚到。鲍信知道董卓必将作乱，劝袁绍袭击董卓，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动，事情记载在《袁绍传》中。鲍信于是率军返回乡里，收集徒众二万人、骑兵七百人、辎重车辆五十多乘。这一年，太祖刚在己吾起兵，鲍信与弟弟鲍韬带兵响应太祖。太祖和袁绍上表任命鲍信代理破虏将军，鲍韬任裨将军。当时袁绍势力最盛，豪杰大多归附他，只有鲍信一心归向太祖，太祖也亲自对他另眼相待。汴水战败时，鲍信受伤，鲍韬在阵战中战死。袁绍劫夺韩馥的职位，于是占据冀州。鲍信对太祖说：“奸臣乘机而起，倾覆王室，英雄奋发守节，天下向往响应，这是义举。如今袁绍成为盟主，凭借权势专行其利，将要自行制造祸乱，这又是一个董卓。如果压制他，力量又不能制服，只会结下祸难，又怎么能成事？不如暂且谋取黄河以南的地方，等待他的变化。” 太祖认为他说得对。太祖任东郡太守时，上表任鲍信为济北相。正逢黄巾大军进入州界，刘岱想与他们交战，鲍信劝止他，刘岱不听，终于战败。太祖认为贼军仗恃胜利而骄傲，想在寿张设置奇兵诱击他们，先与鲍信出行察看战地，后续步兵尚未到达，军队就突然与贼军相遇，于是接战。鲍信拼死作战救援太祖，太祖仅仅得以冲破包围逃出，鲍信于是战死，当时四十一岁。建安十七年，太祖追录鲍信的功劳，上表封鲍勋的兄长鲍邵为新都亭侯，并征召鲍勋为丞相掾。建安二十二年，立太子，任鲍勋为中庶子，调任黄门侍郎，出任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的弟弟任曲周县吏，截断盗取官布，按法律应当弃市。太祖当时在谯，太子留在邺，几次亲笔写信为他请求免罪；鲍勋不敢擅自放纵，便把情况全部列明上报。鲍勋先前在东宫任职，守持正道而不屈服，太子本来就不能高兴；到这次事情加重之后，怨恨更加深了。正逢郡界有休兵而误期的人，太子秘密命令中尉奏请免去鲍勋的官职。过了很久，任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去世，太子即王位，鲍勋以骑都尉兼任侍中。文帝接受禅让后，鲍勋多次陈说当今最急迫的事务，认为只有军务和农事，应该宽厚惠及百姓，台榭苑囿应当留待以后。

译文帝将要外出游猎，鲍勋停车在路上直言切谏。文帝亲手毁掉他的奏表后仍然出行。打猎途中停下来休息，文帝问侍臣：“打猎的快乐，和八音之乐相比怎么样？”侍中刘晔回答说：“打猎胜过音乐。”鲍勋直言说：“音乐上可以通达神明，下可以调和人的伦理，使政治兴盛、教化形成，万国都得到治理。所以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何况打猎把华盖暴露在原野，伤害生养万物的根本道理，冒着风雨奔波，难道不应该选择时机和空闲吗？从前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春秋》认为这是讥讽。陛下虽然把打猎作为要务，但这是愚臣所不愿看到的。”于是上奏指责刘晔谄媚逢迎、不忠，迎合陛下把戏言当作过失的说法；从前梁丘据在遄台取悦君主，说的就是刘晔这种人。请有关官吏议定他的罪行，以肃清朝廷。文帝大怒变色，停止游猎返回，当即把鲍勋调出任右中郎将。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懿共同举荐鲍勋任宫正，宫正就是御史中丞。文帝不得已任用他，百官都严肃畏惧，无不肃然。黄初六年秋，文帝想征讨吴国，群臣举行大议。鲍勋当面进谏说：“王师多次出征却没有取胜，大概是因为吴、蜀唇齿相依，又凭借山川险阻，形成难以防备的形势。往年龙舟漂荡，被隔在南岸，圣上的身体亲自陷入危险，臣下吓得胆裂；当时宗庙几乎倾覆，这应成为百代的戒鉴。” 如今又要劳师远征，每天耗费千金，中原空虚损耗，反而让狡黠的敌人轻视国威，臣私下认为不可。文帝更加愤怒，把鲍勋降为治书执法。文帝从寿春返回，驻扎在陈留郡境内。太守孙邕经过鲍勋营地时，营垒尚未修成，只立了标志和篱障。孙邕斜行而不走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想把他推出去，鲍勋认为壕沟营垒尚未修成，便解劝阻止，没有举发此事。大军返回洛阳后，刘曜有罪，鲍勋上奏请求罢免遣送他。但刘曜秘密上表，说鲍勋私自替孙邕解脱，诏令说：“鲍勋指鹿为马，收捕交给廷尉。”廷尉依法议定判处五年徒刑，三官驳议改定，依律罚金二斤。文帝大怒说：“鲍勋没有活命的余地，你们竟敢放纵他！”于是收捕三官以下的官员，交给刺奸官，命令让十个人同穴而葬。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代理廷尉高柔等人，都上表说明鲍勋父亲鲍信对太祖有功，请求赦免鲍勋的罪。文帝不许，于是杀了鲍勋。鲍勋内在品行修养很好，廉洁而能施舍，死时家中没有剩余财产。过了二十天，文帝也去世了，人们无不替鲍勋叹息遗憾。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年轻时是书生，到荆州避乱，在鲁阳山遇到贼兵，同伴都抛下老弱逃走，只有司马芝独自坐守老母。贼兵到来，用兵器逼近司马芝，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年老，只能托付给诸位了。”贼兵说：“这是孝子，杀他不合义。”于是免于杀害。司马芝用鹿车推载母亲，住在南方十多年，亲自耕种，守持节操。太祖平定荆州后，任司马芝为管县县长。当时天下刚刚建立秩序，很多人不奉行法令。郡主簿刘节出身旧族，豪强任侠，门客有一千多家；出门便作盗贼，入内便扰乱吏治。不久，司马芝差遣刘节的门客王同等人担任兵掾史，据实核查刘节家前后从未缴纳徭役，若到征发之时还藏匿他们，必定会留下拖欠。司马芝不听从刘节的请求，写信给他说：“您是大宗族，又是郡里的股肱，但您的门客常常不服徭役，既使百姓怨望，有时也会使声名传到上面。如今已经列出王同等人服兵役，请及时发遣。”兵员已经在郡中集合，刘节却藏匿王同等人，于是命令督邮以军务兴起为名责问县吏，县中掾史困窘，请求代替他们同行。司马芝于是驰檄济南，把刘节的罪行全部陈述。太守郝光一向敬重信任司马芝，便让刘节代替王同等人服役。青州人因此称司马芝以郡主簿身份征发兵役，升任广平县令。征虏将军刘勋贵宠而骄横，他又是司马芝旧日郡中的长官，门客子弟在郡界内多次犯法。刘勋写信给司马芝，信上不署姓名，却多方托请；司马芝不答复他的信，全部依法处理。后来刘勋因谋反被杀，与他交往勾连的人都获罪，司马芝因此受到称誉。升任大理正。有盗贼把官绢放在厕所上，官吏怀疑是女工所为，便将她拘捕交付狱官。司马芝说：“刑罚定罪的过失，在于苛刻暴虐。如今先找到赃物，之后才审问供词；如果经不起拷打，可能会被迫诬服。诬服的供词不能用来断狱。况且简约而容易遵从，是大人的教化。不遗漏有罪之人，只是平庸时代的治理罢了。如今宽赦所怀疑的人，以发扬容易遵从的道义，不也可以吗？”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任甘陵、沛、阳平太守，任职之处都有政绩。黄初年间，入朝任河南尹，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私下请托一概不能通行。正逢宦官想托司马芝办事，却不敢直接开口，便通过司马芝妻子的伯父董昭；董昭仍然畏惧司马芝，不肯为之传达。司马芝发布教令对属下说：“君主能够设置教令，却不能使官吏一定不违犯；官吏能够违犯教令，却不能使君主一定听不到。设置教令而有人违犯，是君主的过失；违犯教令而被君主知道，是官吏的祸患。” 君主在上面有过失，官吏在下面遭祸，这就是政事不能治理的原因。难道不可以各自勉励吗！”于是属吏没有不自我勉励的。门下巡行官曾怀疑门干偷盗簪子，门干的供词与事实不符，官曹便拘执他审理。司马芝教导说：“凡是事物有相似之处而难以分别，若不是离娄那样的明察之人，很少有人不会迷惑。应当查明实情，然而巡行官为什么忍心这样做？过分珍惜一支簪子，却轻易伤害同类吗？把这件事搁置，不再追问。”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不久，任特进。曹洪的乳母本应与临汾公主的侍者共同办事，无涧神被拘捕下狱。卞太后派黄门到府中传令，司马芝没有接通，立即命洛阳狱审讯完毕上报。有人上言此事，明帝亲手写信嘉奖他。司马芝任官十一年，多次议论法令中不便实行的条款。他身处公卿之间，始终按正道行事。正逢诸王入朝，与京城人交往相通，因此获罪免官。后来任大司农。在此以前，各典农官分别管理吏民，经营副业以求利，把收入纳入各自部门。司马芝上奏说：“君王治理天下，应当尊重根本、抑制末业，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王制说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不像国家。管子也说，积蓄粮食是急务。如今吴、蜀二虏尚未消灭，战事不断，国家的要务，只有粮帛。”

译武皇帝特意设置屯田官，专门以农桑为业。建安年间，天下仓廪充实，百姓富足。自黄初以来，听任各典农官经营副业，各自为所属部门谋划，确实不是国家大政所应有的。君王把四海之内当作一家，所以古书说：‘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富足？’富足的来源，在于不失农时并充分利用土地。如今商旅所追求的利益，虽然表面上有加倍的高额收益，但对于国家统一的大计来说，已经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不如开垦田地，增加一亩的收成。农民从事田事，从正月耕种、除草、锄地，修整桑树，耕地烧田，播种小麦直到收割，筑场，到十月才结束。修治仓廪、架设桥梁、运输租赋、修整道路桥梁、涂抹修补房屋，因此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不从事农事。如今各典农官都说留下的人是为外出者经营公田、计算课额；他们势力所迫，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不是废弃农事，就应当原本有剩余力量。臣愚以为不应再用商业事务混杂扰乱农事，专心从事农桑，这对国家的计策有利。”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每当上级官员召见询问时，常常先召见掾史来推测他们的意图，因此先教给属下应当如何回答应对，结果都如他所料。司马芝性情明达刚直，不以廉洁自矜；与宾客谈论时，遇到不合意的事情，便当面指出对方的短处，退下后也没有其他议论。司马芝死于任上，家中没有剩余财产。自魏以来直到当时，担任河南尹的人没有能比得上司马芝的。司马芝死后，儿子司马岐继承爵位。司马岐从河南丞调任廷尉正，升任陈留相。梁郡有囚犯被拘押，牵连了很多人，几年都没有判决，诏书把案件移到司马岐所属的县审理。县里请求预先修治牢狱器具，司马岐说：“如今囚犯有几十人，他们既然狡诈难以与事实相合，又已经厌倦了刑讯，其真实情况很容易看出，难道还应当长期关在牢狱中吗？”囚犯到达后，他审问他们，大家都不敢隐藏欺诈。朝廷当天判决完毕，于是破格升任廷尉。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尚书何晏、邓飏等人辅佐他。南阳人圭泰曾因言语触犯曹爽的意旨，被拷问拘押在廷尉狱中。邓飏审理此案，将要给圭泰判处重刑。司马岐多次责备邓飏说：“身居枢机的重臣，是王室的辅佐；既不能辅佐教化、成就德政，与古人相媲美，反而放纵自己的私愤，枉加罪名于无辜，使百姓心怀危险，这种事还能在哪里呢？”邓飏于是惭愧而愤怒地退下。司马岐最终担心长期获罪，以疾病离职，在家未满一年便去世，时年三十五岁。儿子司马肇继承爵位。司马肇在晋太康年间任冀州刺史。尚书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他曾与族父钟瑜一同到洛阳，路上遇到相面的人说：“这个孩子有显贵之相，但将会在水中遭难，要努力谨慎防备。” 走了还不到十里，渡桥时马受惊，钟繇跌入水中，几乎死亡。钟瑜因为相面者的话应验，更加看重钟繇，供给他资费，使他能够专心学习。钟繇被举为孝廉，授任尚书郎、阳陵令。因病离职，三府征召他任廷尉正、黄门侍郎。当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人在长安作乱，中原与关东断绝。太祖任兖州牧后，才开始派使者上书。李傕、郭汜等认为关东想要自行另立天子；如今曹操虽然奉有使命，却不是他的真实意图，便商议扣留太祖的使者，以拒绝他的意愿。钟繇劝说李傕、郭汜等人：“如今英雄纷纷起兵，各自假托诏命而专擅行事，只有曹兖州一心向着王室；违背他的忠诚和诚意，不是用来符合将来希望的办法。”李傕、郭汜等采纳钟繇的话，优厚地答复太祖。因此太祖的使者和使命终于得以通行。太祖既多次听荀彧称赞钟繇，又听说他劝说李傕、郭汜，更加虚心敬重他。后来李傕胁迫天子，钟繇与尚书郎韩斌共同谋划，天子得以逃出长安，钟繇出了很大力量。任御史中丞，升任侍中、尚书仆射，并记录他先前的功劳，封东武亭侯。当时关中诸将马腾、韩遂等各自拥兵强盛，互相争斗。太祖正在山东办事，把关右视为忧患，于是上表任钟繇以侍中身份代理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把后方事务委托给他，特意让他不受一般法令制度的约束。钟繇到长安后，发文书给马腾、韩遂等人，陈说祸福利害。马腾、韩遂各自派儿子入朝侍奉。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时，钟繇送来两千多匹马供给军队。太祖写信给钟繇说：“收到您送来的马，正好解决了急需。关右平定后，朝廷没有西顾之忧，这是您的功劳。从前萧何镇守关中，供应充足而成就军队，也正是这样。”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作乱，钟繇率领各军包围他。还未防备妥当，袁尚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到了河东，兵力十分强盛。诸将商议想要放弃围攻离开，钟繇说：“袁氏正强，郭援到来，关中暗中与他交通；之所以还没有全部反叛，只是顾忌我的威名罢了。如果放弃离去，就向他们显示我们的软弱，各处百姓谁不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即使我们想回去，难道还能到达吗？这就是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好胜，一定会轻视我军。如果让他渡过汾水扎营，趁他尚未渡完时攻击，就可以大获全胜。”张既劝说马腾一同攻击郭援，马腾派儿子马超率精兵迎击。郭援到达后，果然轻率渡汾水，众人阻止他，未能渡过。水渡到一半时，钟繇发动攻击，大败郭援，斩杀郭援，降服单于。事情记载在《张既传》中。后来河东人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以及高干等一同为寇，钟繇又率领诸将讨伐平定他们。自从天子西迁洛阳后，人民大量流失，钟繇迁徙关中百姓，又招抚接纳逃亡叛离的人来充实当地，几年之间民户逐渐充实。太祖征讨关中时，得以把那里作为军资来源。上表任钟繇为前军师，魏国初建时任大理，升任相国。文帝在东宫时，赐给钟繇五熟釜，并为此作铭文说：“赫赫大魏，成为汉室的藩辅。它的相国只有钟繇，实为心腹和股肱。早晚恭敬勤勉，不敢安然居处。百官都端正勤勉，以此作为法度准绳。”几年后，钟繇因西曹掾一事获罪。魏讽谋反，文帝筹划罢免钟繇，让他回府第。文帝即王位后，钟繇恢复任大理。文帝即皇帝位后，改任廷尉，进封崇高乡侯，升任太尉，又改封平阳乡侯。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都是先世著名的臣子。文帝退朝后对左右说：“这三位三公，都是一代伟人，后世恐怕很难继承他们了。”明帝即位，进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原有共一千八百户，升任太傅。钟繇患有膝疾，拜起不便；当时华歆也因年高有病，上朝拜见时都让他们乘坐舆车，由虎贲抬上殿就座。此后，三公有病，便以此成为惯例。当初太祖下令让群臣平议死刑中可以施宫刑、割刑的罪人，钟繇认为古代的肉刑经过历代圣人，应当恢复施行，以代替死刑。

译议论者认为这不是取悦百姓的办法，于是暂时搁置。后来文帝设宴款待群臣，诏令说大理想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的法令，公卿应当共同审慎议论。议论尚未确定，正逢军事事务，又暂时搁置。太和年间，钟繇上书说：“大魏承受天命，继承虞、夏的踪迹；孝文帝改变刑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本来就是上天所纵任的；古代典籍所载的事业，一贯相承。因此先帝接连发布明诏，考虑恢复古代刑罚，作为一代法制。只是连续发生军事事务，所以一直没有施行。陛下远远追念二位先帝的遗志，惋惜砍脚可以禁绝邪恶，痛恨无辜之人被投入死刑，想让熟习法律的官员与群臣共同议论。对于本来应当砍右脚而后来判处死刑的人，恢复施行这种刑罚。《尚书》说：‘皇帝清楚地询问臣下。’百姓中的鳏夫寡妇也曾对苗民之事提出意见；这句话是说尧应当除去蚩尤、苗民的刑罚，先向下民中有意见的人询问。如果现在审理疑难案件时，询问三槐、九棘之臣、群吏和万民，像孝景帝下令那样，凡应当弃市的人，愿意只斩右脚的就允许；至于黥刑、劓刑、斩左脚和宫刑，仍照旧。孝文帝把肉刑改为髡刑和笞刑，能够作奸犯科的人，大多年龄在二十岁到四五十岁之间；即使砍掉他的脚，仍然可以承担生育。如今天下人口少于孝文帝时代，保守估计每年可以保全三千人。” 张苍废除肉刑，每年因而被杀的人以万计。臣请求恢复肉刑，每年可以使三千人获得生存。子贡问：“救济百姓，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哪里只是仁，必定是圣人的事业！即使尧舜对此恐怕也感到困难。”孔子又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行仁，仁就到来了。”如果确实实行这件事，百姓就可以永远得到救济。奏书上报后，诏令说：“太傅学问优长、才华高明，又专心于政事，对刑法义理的见解深远。这是大事，公卿群臣应当共同平议。” 司徒王朗议论说：“钟繇想减轻死刑条文，增加砍足刑的数量，这就是把偃卧的人扶成直立，把尸体变成活人。”然而臣愚昧，仍有与钟繇意见不合之处。五刑所属的各类罪名，都写在科律中；科律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法律，既然不判死刑就是减刑，施行已经很久，不必再从远古借取斧凿施加肉刑，然后才有罪行等级。前代仁人不忍肉刑的惨酷，所以废弃不用。废弃以来经历数百年，如今重新施行，恐怕减死的文书还没有明白显示在万民眼前，肉刑的消息却已经传到敌寇耳中，这不是招徕远方人的办法。现在可以按照钟繇想要减轻的死罪，改判减死的髡刑、刖刑；如果嫌刑罚太轻，可以加倍服役年数。这样内部有用生存来代替死亡的巨大恩德，外部又没有用刖刑替代死刑而使人惊骇的声名。”议论的人有一百多人，赞同王朗的很多。明帝因为吴、蜀尚未平定，暂且搁置此事。太和四年，钟繇去世，明帝穿素服亲临吊唁，谥号成侯。儿子钟毓继承爵位。当初文帝分封钟毓的户邑，封钟繇的弟弟钟演以及儿子钟劭、孙子钟豫都为列侯。钟毓，字稚叔，十四岁任散骑侍郎，机敏善辩、谈笑风生，有父亲的风范。太和初年，蜀相诸葛亮包围祁山，明帝想亲自西征，钟毓上疏说：“谋略贵在朝廷预先取胜，功业重在帷幄筹划；不必走出殿堂之上，也能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 皇帝应当镇守中原，作为支援四方、显示威势的依托。如今大军向西征讨，虽然有百倍的威势，但对关中所造成的耗费损失实在不小；况且盛暑出兵，正是《诗经》所重视的时令，实在不是至尊出行的时候。于是调任黄门侍郎。当时正在大规模兴建洛阳宫室，皇帝便前往许昌。天下正当朝廷整顿之时，许昌城南地势狭窄，便用毡搭成殿宇，陈设了鱼龙曼延等百戏。百姓疲于劳役，毓上疏劝谏，认为水旱灾害发生没有定时，国库又空虚，像这类工程都应等到丰年再办。他又上疏说，应当恢复关内荒地的开垦，使百姓尽力从事农业，于是朝廷实行了这项建议。

译正始年间，任散骑侍郎。大将军曹爽在盛夏出兵攻打蜀国，蜀军据险防守，魏军不能前进。曹爽正想增兵，毓写信劝阻，曹爽不听，最终无功而返。后来因为违背曹爽的心意，毓被调任侍中，出任魏郡太守。曹爽被诛杀后，毓入朝任御史中丞，又任侍中、廷尉。允许君主和父亲已经去世后，臣子可以为他们申理诽谤之事；以及丈夫死后，妻子不得再改嫁，这些都是毓创立的制度。正元年间，毌丘俭、文钦反叛，毓持节前往扬州、豫州，颁行赦令，告谕士民。回来后任尚书。诸葛诞反叛，大将军司马昭商议亲自前往寿春讨伐诸葛诞。适逢吴国大将孙壹率众投降，有人认为吴国刚刚发生内乱，必定不能再次出兵；东方的军队已经很多，可以等以后再作打算。毓认为，评论事情、估量敌情，应当用自己的情况来推测别人。如今诸葛诞把淮南之地献给吴国，孙壹所率的人口不到一千，士兵不过三百，吴国所得到的损失大概没有多少。如果寿春之围尚未解除，而吴国内部反而安定下来，就不能断定吴国一定不会出兵。司马昭说：“好。”于是带着毓一同出征。淮南平定后，毓任青州刺史，加授后将军，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持节。后来又转任都督荆州。景元四年去世，追赠车骑将军，谥号惠侯。儿子骏承袭爵位。毓的弟弟会，另有传记。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高唐人。高唐是齐国著名的都会，士大夫没有不在市里来往的。华歆任官时，休假离开官府便回到家中，闭门议论政事，持论公平，始终不诋毁伤害别人。华歆与北海的邴原、管宁一同游学，三人关系友善，所以当时人把三人称为“一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当时同郡的陶丘洪也很有名，自认为见识超过华歆。那时王芬与豪杰谋划废黜灵帝，王芬暗中召华歆、陶丘洪共同定计。陶丘洪想要前往，华歆制止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即使伊尹、霍光也认为困难。” 王芬性情疏阔而没有武略，这件事一定不能成功，祸患还将连累全族，你还是不要去。”陶丘洪听从华歆的话而停止行动。后来王芬果然失败，陶丘洪才佩服华歆。华歆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因病离职。灵帝去世，何进辅政，征召河南郑泰、颍川荀攸以及华歆等人。华歆到任后任尚书郎。董卓把天子迁到长安，华歆请求出任下邳令，因病没有成行，于是从蓝田到了南阳。当时袁术驻在穰地，留住华歆。华歆劝说袁术出兵进讨董卓。朝廷军队讨伐董卓，袁术不能任用华歆，华歆想要离去。适逢天子派太傅马日磾安抚、集结关东地区，马日磾征召华歆为属官。马日磾向东到徐州，诏令立即任命华歆为豫章太守。华歆处理政务清廉简静，不烦扰百姓，官吏和百姓感激并爱戴他。孙策攻略江东，华歆知道孙策善于用兵，便裹巾出迎。孙策把他当作长者，以接待上宾的礼节对待他。后来孙策去世，太祖在官渡，上表请天子征召华歆。孙权想不遣送华歆，华歆对孙权说：“将军奉行王命，刚开始与曹公交好，彼此的名分和情义还不牢固。假使我能够为将军尽心效力，难道不是有益吗？如今只是把我空留在这里，这是养着无用之物，不是将军的好计策。”孙权很高兴，于是遣送华歆。送行的宾客和旧交有一千多人，赠送给他的财物有数百金，华歆全都没有拒绝，并暗中分别作了标记。临行时，华歆把所有物品聚集起来，对宾客们说：“我本来没有拒绝各位的意思，但接受的东西竟然这么多。想到我将单车远行，若因怀璧而获罪，希望各位替我想个办法。”众人于是各自留下原来赠送的东西，都佩服他的德行。华歆到达后，任议郎，参与司空府的军事事务，入朝任尚书，转任侍中，代替荀彧任尚书令。太祖征讨孙权，上表任华歆为军师。魏国建立后，任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任命他为相国，封安乐乡侯。文帝接受禅让时，华歆登坛主持仪式，奉上皇帝玺绶，使接受天命的礼仪得以完成。当时朝臣从三公以下都接受了爵

译位，华歆因为面色神态违逆皇帝旨意，被改任司徒，却没有进爵。文帝很久都不高兴，问尚书令陈群说：“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百官群臣没有一个不欢喜，喜悦都表现在声音和脸色上，唯独相国和你显得不高兴，这是为什么？”陈群起身离席，长跪说：“臣和相国都曾经是汉朝的臣子，内心虽然喜悦，但仍然让义理表现在脸色上，也担心陛下确实是顺应天命而又憎恶汉朝。”皇帝非常高兴，于是更加敬重他们。华歆一向清贫，俸禄和赏赐都拿来救济亲戚故旧，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藏。公卿曾经一起被赐给没收入官的男女奴婢，只有华歆把他们放出来并为他们嫁娶。

译皇帝听说后叹息，下诏说：“司徒是国家的俊杰元老，是与朕调和阴阳、治理各种事务的人。如今太官供应丰盛膳食，而司徒却吃蔬食，实在没有道理。特赐给他御衣，并为他的妻子、儿子、女儿都制作衣服，又赐给他婢女、奴仆五十人。”三府商议推举孝廉，本来依据德行，不再以经书考试作为限制。华歆认为，自从丧乱以来，六经废弃散失，如今应当致力于保存和重建，以尊崇王道。制定法令，是用来调节盛衰的。如今允许孝廉不经经书考试，臣担心学业从此就会废弃。如果有才华卓异的人，可以特别征召任用；担心的是没有这样的人，何必担心得不到他们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黄初年间，诏令公卿推举品行独特的君子。华歆举荐管宁，皇帝用安车征召他。明帝即位，进封华歆为博平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原有共一千三百户，转任太尉。华歆称病请求退职，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准许。临近朝会时，皇帝派散骑常侍缪袭带着诏书说明旨意，命令他即使勉强支撑病体也要参加朝会。诏书说：“朕要等你到来，然后才登御座。”又命缪袭一定要等华歆起身后再回来。华歆不得已，只好起身。太和年间，派曹真从子午道攻打蜀国，皇帝向东前往许昌。华歆上疏劝谏说：“吴、蜀凭借险要地势延续国命，还没有出现可乘之隙，应当暂且专心治理国政，把征伐放在以后。” 治理国家要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衣食为根本。一定要使中原没有饥寒之患，百姓没有离弃君上的心，那么对两个敌国的可乘之隙就可以等待了。”皇帝下诏答复，称赞他的话。当时秋季下大雨，皇帝立即下诏让曹真率军返回。太和五年，华歆去世，时年七十五岁，谥号敬侯。儿子华表承袭爵位。起初，文帝分割华歆的食邑，封华歆的弟弟华缉为列侯。华表在咸熙年间任尚书。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郯人。因为通晓经书而任郎中，授任菑丘长，拜太尉杨赐为老师。杨赐去世，王朗辞去官职服丧。被举为孝廉、征召入公府，他都没有应命。当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军队兴起。徐州刺史陶谦察举王朗为茂才，任命他为治中。王朗与别驾赵昱等劝说陶谦：“《春秋》的义理是，请求诸侯出兵，没有比勤王更重要的。如今天子远在西京，应当派使者奉行和承受王命。”陶谦于是派赵昱带奏章到长安。天子嘉奖他的心意，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任赵昱为广陵太守，任王朗为会稽太守。会稽过去祭祀秦始皇，把木头雕成他的像，与夏禹同庙祭祀。王朗到任后认为秦始皇是没有德行的君主，不应当享受祭祀，于是将其像除去。他在郡中任职四年，恩惠和仁爱施于百姓。孙策渡江攻略土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力量不能抵挡，不如避开。王朗自认为是汉朝官吏，应当保全城邑，于是发兵与孙策交战，失败后渡海到东冶。孙策又追击，大败王朗。王朗于是到孙策那里，孙策因为他儒雅，只责问而不加害，把他留在曲阿。王朗虽然流离困顿，朝不保夕，却仍然收养救济亲友，自己多取少留，行义十分显著。太祖上表征召王朗，孙策遣送他。王朗从曲阿辗转于江海之间，过了多年才到达。见到太祖后，任谏议大夫，参与司空府军事事务。太祖问王朗：“孙策凭什么能发展到这种地步？”王朗说：“孙策勇力冠绝一世，有杰出的才能和远大的志向。张子布是百姓所仰望的人，面向北方辅佐他；周公瑾是江淮的豪杰，挽起衣袖做他的将领。他善于谋划而且能够成功，所图谋的事情并不小，最终会成为天下的大盗，不只是一个偷鸡摸狗之徒。”太祖认为他说得对。魏国刚建立时，王朗以军祭酒身份兼任魏郡太守，后升任少府、奉常、大理，处理政务着重宽恕，对罪行有疑问的从轻处理。当时钟繇明察，依法断狱，两人都因治理狱讼而受到称誉。文帝即王位，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他上疏劝谏皇帝养育百姓、减少刑罚。文帝即位后，改任司空，进封乐平乡侯。当时皇帝常常外出游猎，有时在昏暗夜色中才回宫，王朗上疏严厉劝谏，皇帝优厚地答复他。建安末年，孙权开始派使者称藩，同时与刘备交战，皇帝下诏议论是否应当出兵与吴国联合攻取蜀国。王朗认为：“天子的军队应当观察时机后再行动，选择地势后再出兵。如今孙权的军队还没有行动，那么援助吴国的军队没有必要先行出征；况且雨水正盛，也不是出兵动众的时候。” 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黄初年间，鹈鹕聚集在灵芝池，皇帝诏令公卿推举品行独特的君子。王朗举荐光禄大夫杨彪，并且称病请求把职位让给杨彪，皇帝不准，于是给杨彪设置属吏和卫卒，使他的位次在三公之上。孙权想要遣送儿子孙登入朝侍奉，孙登却没有到达。当时皇帝迁往许昌，大规模兴办屯田，想要发兵东征。王朗上疏说：“过去南越守善，婴齐入朝侍奉，后来成为太子，回国后继承王位。康居骄横狡黠，内心并不符合言辞。都护府上奏议论，认为应当遣送侍子，以斥责其无礼。况且吴王刘濞的祸乱，萌芽于儿子入朝；隗嚣的叛乱，也没有顾及儿子。过去曾听说孙权有遣子入朝的言语，但至今仍未到达。如今六军戒严，臣担心百姓还没有充分明白圣旨，反而会认为国家因孙登滞留不来而恼怒，所以才发兵。如果军队已经出发而孙登才到，那么因小事而发动的行动就太大，而得到的结果又太小，仍然不足以庆贺。如果孙权傲慢狠戾，根本没有送子入朝的意思，臣又担心那些尚未明白实情的百姓都会忧惧不安。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另外命令诸将征调军队，分别明令禁约，谨慎守卫各自辖区；对外显示威势，对内扩大耕种，使国家安静如山、深沉如渊，形势不可撼动，谋略不可测度。”当时皇帝认为军队已经成形，于是出征，孙权的儿子最终没有到来。皇帝到达长江后返回。明帝即位，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原有共一千二百户。王朗奉使命到邺地察看文昭皇后的陵墓，看到百姓中有的人生活不足。当时正营建修缮宫室，王朗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恩诏多次颁布，天下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的。臣近来奉命出使向北行走，往返于道路之间，听说百姓承担的徭役中，有许多可以免除、减少的。希望陛下更加重视从早到晚听取政事，谋划制定对策。”从前大禹将要拯救天下的大患，所以先降低宫室的规格，节俭衣食器用，才能完全拥有九州，辅助成就五服之治。勾践想要扩大御儿的疆域，在姑苏擒获夫差，也约束自身并连及家人，节俭其家以施用于国家，因此能够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取得威势，安定华夏。汉文帝、汉景帝也想要恢复光大祖业、增崇宏大的基业，所以能够割舍修建价值百金的高台，明示节俭，穿弋绨之衣，内则削减太官供给而不接受贡品，外则减少徭役赋税而专心农桑，因此能够号称升平，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汉武帝之所以能够振奋军势、拓展疆域，实在是因为祖先积蓄一向充足，所以能够成就大功。

译霍去病只是中等才能的将领，尚且因为匈奴没有消灭，不修建宅第。考虑长远的人会忽略眼前小事，处理外部事务的人会简省内部事务。汉朝初年以及中兴时期，都是在战争大致停止之后，才建造鳯阙、扩建德阳宫。如今，建始殿以前的宫室足以排列朝会；崇华殿以后足以安排内官；华林园、天渊池足以供游宴。如果暂且先建成阊阖门的象魏，足以接待远方人的朝贡；增加修缮城池，足以阻绝逾越，形成国家险要；其余一切都应等待丰年，把勤于耕农作为要务，把操练军备作为事务。这样还要说国家没有怨恨失职、户口日益增多、百姓充实而士兵强盛、戍守边防而外族不来朝贡、和谐安宁而祸乱不生，是不可能的。后来王朗转任司徒。当时屡屡失去皇子，而后宫临产者又少，王朗上疏说：“从前周文王十五岁便生了武王，于是享有十个儿子的福祚，使姬姓后代得到扩大。周武王年老后才生周成王，所以成王兄弟很少。这两位君王各自树立圣德，不能说谁超过谁；但比较他们子孙的福祚，却并不相同，大概是生育有早有晚，生子有多有少。陛下的德行和福祚已经兼有那两位圣王的优长，年纪也超过姬昌生育武王的时候了，但皇子还没有出生于椒兰深宫之中，藩王也没有在后宫众多的宫室中繁衍。” 以周成王作比，虽然还不能说晚；拿伯邑考作比，也不能说早。周礼规定六宫内官有一百二十人，而各部经典通常都说以十二人为限；到了秦汉末年，有时甚至以数百、数千计算。然而人数即使更加增多，及时临幸吉祥宫馆的人，有时仍然非常少。生育众多男儿的根本，确实在于专心一意，不只在于追求人数多。又年幼的人常常苦于被褥过于温暖，过于温暖就不能使皮肤柔软、身体强健，因此难以抵御疾病而容易受到感触。若经常让年幼者所穿的细毛衣不至于过厚，那么他们必定都能保有金石般的体质，寿命可以和南山一样长。”皇帝回诏表示采纳。王朗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的传，以及奏议、论说，都流传于世。太和二年去世，谥号成侯。儿子王肃承袭爵位。起初，文帝分割王朗的食邑，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列侯。王朗请求把爵位封给哥哥的儿子王详，诏令准许。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跟随宋忠学习《太元》，又为这部书作注解。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二年任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讨蜀国，王肃上疏说：“前代记载说，运粮千里，士兵就会面有饥色；砍柴烧火要等到后续部队，军队不能一夜吃饱，这说的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 何况深入险阻之地，开凿道路向前推进，劳苦必定要增加百倍。如今又遇上连绵大雨，山坡陡峭湿滑，军队受到逼迫而不能展开，粮食悬置在远处而难以接续，这实在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经一个多月，而行程才走了一半；修治道路的工夫，战士全都参加了，于是敌人得以凭借安逸等待疲劳的我军，这是兵家所忌惮的。说到前代，周武王伐纣，出了函谷关便返回；谈到近事，武帝、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却没有渡过去。难道不是所谓顺应天命、知晓时势、通晓权变吗？百姓知道圣上因为水雨造成的艰难困苦而让军队休息，他们会感到安慰。以后如果出现可乘之隙，再乘机使用军队，就会达到所谓使人喜悦而冒险犯难、百姓忘记死亡的境地。”于是大军停止进军。王肃又上疏说：“应当遵循旧礼，为大臣发哀，荐献果品，宗庙中的各项事务都应照常施行。”又上疏陈述治国根本说：“应当撤除无事可做的官位，减少不急需的俸禄，停止浮食之人的费用，合并从容闲散的官职，使每个官职必定有职责，每项职责都有人承担，每件事务都领取俸禄，以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一贯的制度，也是当今所应实行的。官职少而俸禄优厚，公家的费用就少，出仕做官的志向就会受到鼓励。出仕的志向受到鼓励，人人都能施展才力，不会彼此依赖。” 用言辞陈述政务，明确考核其是否有功效，都由皇帝心中裁定。因此唐尧、虞舜设置官职、划分职责，郑重任命公卿，各自负责相应事务，然后考察他们的成效。惟有龙负责传达纳受言论，和今天的尚书相同，只是出纳皇帝的命令而已。夏、商的制度无法详细考知，《甘誓》说：“六事之人”，这也说明六卿都是掌管事务的人。周代官制就完备了，每五日举行一次朝会，公卿大夫一同入朝，由司士辨别他们的位次。记载说：“坐而论道，称为三公；起而施行，称为士大夫。”到了汉朝初年，依照前代制度，公卿都亲自带着事务上朝，所以汉高祖亲自追回逃走的周昌，汉武帝远远认可奉上奏章的汲黯，汉宣帝让公卿每五日入朝一次，汉成帝才开始设置五名尚书。从此制度逐渐衰落，朝会礼仪也就废缺了。可以恢复每五日举行朝会的仪式，使公卿、尚书各自带着事务入朝，废弃的礼制重新兴起，光大并宣扬圣明的事业，这实在是名义美好而实际厚重的做法。青龙年间，山阳公去世。山阳公原是汉朝皇帝。王肃上疏说：“从前唐禅让给虞，虞禅让给夏，都服满三年丧期，然后才登上天子尊位，因此帝号没有亏损，君主的礼制仍然存在。山阳公顺应天命进献禅让，退处于宾客之位，不能与唐、虞相比。按照汉朝制度，总括帝王的称号称作皇帝；有单独称‘帝’的，没有单独称‘皇’的，那么‘皇’就是等级稍轻的称号。” 所以汉高祖时，天下没有两个王，他的父亲还在世却被称为皇，正说明这并不构成两个王的嫌疑。何况如今是以赠号终其身，可以称为皇，以便与他的谥号相配。”明帝不采纳，仍然让他称皇，后来追谥为“孝献皇帝”。后来王肃以常侍身份兼领秘书监，又兼任崇文观祭酒。景初年间，宫室大规模兴建，百姓失去农业生产，期限和信用不能得到遵守，刑罚杀戮仓促施行。王肃上疏说：“大魏承接历代帝王的基业，百姓人数不多，战争还没有停止，实在应当致力于积蓄物资、减少徭役。如今宫室尚未完工，成年男子疲于劳作，农民离开田地，播种谷物的人很少，旧粮已经吃完，新粮还没有接上，这是国家的大患，不是预先防备的长久策略。如今看起来参加工程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已经可以安置圣上的身体，宫内足以排列六宫，显阳殿也将要完工。只是泰极殿以前的工程，所需劳力仍然很多。不如征用平常领取粮食俸禄的士人中非紧急要用者，挑选其中壮丁，留下万人，使他们一年轮换一次。计算一年的劳力有三百六十万人，也不算少。凡是一年可以完成的工程，听任它暂且用三年完成，分批遣散其余的人，使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这是无穷尽的办法。信用对于百姓，是国家的珍宝。”

译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但百姓没有信用，国家就不能立足。”从前皇帝前往洛阳，征发百姓修营，主管官吏下令工程完成就停止劳役。工程完成后，又贪图他们的劳力，不按时遣散，主管官吏只顾眼前营造的利益，不顾治理国家的大体。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征用百姓，应当明确宣布命令，使他们一定按期完成。若有事情按次序接续进行，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有一次失信。凡是陛下临时施行刑罚，都是有罪的官吏，是应当处死的人。然而百姓不知道实情，便说刑杀仓促。因此希望陛下把案件交给有关官吏审理，公开他们的罪状，使他们受到同等的死刑，不要让罪行沾污宫廷，也不要使远近之人产生疑惑。况且人的生命极其重要，生命难以重新获得而容易被杀死，气息断绝后就不能再次延续。汉代有犯了警跸、惊扰皇帝车驾马匹的人，廷尉张释之上奏只罚金。汉文帝认为刑罚太轻，张释之说：“当时皇上如果下令杀他，也就完了；如今既然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就是天下执法公平的官。一旦使公平有所倾斜，天下运用法律都会有轻重失当，百姓将把手脚安放在哪里呢？”臣认为这实在严重违背道理，不是忠臣应当陈述的话。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天子本人反而可以被迷惑而谬误吗？” 这就是对自己反而看重，对君主反而轻忽，是极其不忠的行为，不可不明察。王肃又陈述各种没有用的鸟兽，以及饲草、粮食和人工的费用，认为都可以免除。皇帝曾问王肃：“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审察明辨的意思’，假如皇帝想要不审察明辨，怎么能不把他处死呢？”王肃回答：“他只是言辞失去了逆顺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尽心思虑，保存并补益国家。况且皇帝的威势超过雷霆，杀一个平民就像杀蝼蚁一样；宽恕他，可以显示能够容纳直切的言论，使德泽扩大于天下。所以臣认为杀掉他未必正确。”皇帝又问司马迁受刑的原因，以及他内心怀有隐痛而写《史记》，是否是在贬低孝武帝，令人痛恨。王肃回答：“司马迁记事，不虚饰美好，也不隐瞒丑恶。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事，认为他有良史之才，所写是实录。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叙述《史记》，取来《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读，于是大怒，将它们删削后扔在地上。今天这两篇本纪有记载却没有成书，后来又遇到李陵之事，于是被投入蚕室受刑。这里所说的隐痛在汉武帝，而不在史迁。”正始元年，王肃出任广平太守，因公事被征召回朝，任议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不久，王肃任侍中，升任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谈论清明政治，王肃正色说：“这些人就是弘恭、石显一类的人，难道还要称赞他们吗？”曹爽听说后，告诫何晏等人说：“应当共同谨慎，公卿已经把你们比作前代的恶人了。”王肃因宗庙事务获罪免职，后来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鱼，长一尺，聚集在武库屋顶上，主管官吏认为这是吉祥。王肃说：“鱼生在深渊，却升到屋顶上，这是有鳞甲之物失去了自己的处所。边将恐怕将有丢弃铠甲的变故吧？”后来果然发生东关之败，王肃被调任河南尹。嘉平六年，持节兼任太常，奉法驾到元城迎接高贵乡公。这一年，白气横贯天空，大将军司马师问原因，王肃说：“这是蚩尤之旗，东南方恐怕有叛乱吧？您如果修养自身来安定百姓，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人就会归附德政，倡导叛乱的人将首先灭亡。”第二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叛。司马师对王肃说：“霍光因为夏侯胜的话，才开始重视儒学之士，确实是有道理的。安定国家、安抚君主的方法在哪里？” 王肃说：“从前关侯率领荆州军队，在汉水边使于禁投降，于是产生了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击并夺取了关侯部将的家属，他的将士就一下子瓦解了。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内州，只要迅速前往抵御他们，使其不能前进，就一定会出现关侯军队土崩瓦解的形势。”司马师听从了他，于是击败毌丘俭、文钦等人。后来王肃升任中领军，加授散骑常侍，增加食邑三百户，连同原有共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去世，门生中穿丧服的有数百人。追赠卫将军，谥号景侯。儿子王恽承袭爵位，王恽去世后没有儿子，封国断绝。景元四年，封王肃的儿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位，因王肃在前朝建立功勋，改封王恂为承子。王肃的女儿嫁给司马昭，就是文明皇后，生下晋武帝和齐献王司马攸。起初，王肃擅长贾氏、马氏的学说，不喜欢郑氏学说，综合各家异同，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作解，又撰定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都列入学官。关于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以及丧服等级所作的考辨，共有一百多篇。当时乐安人孙炎字叔然，师从郑玄的门人，被称为东州大儒。朝廷征召孙炎任秘书监，他没有接受。王肃汇集《圣证论》加以讥刺，批评孙炎并驳斥他的观点，同时为之解释。后来他撰写《周易》《春秋》条例，作《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的注解，又著书十余篇，颇为流传于世。程昱字仲德，是东郡东阿人。身高八尺三寸，长着漂亮的胡须。黄巾军起事时，县丞王度反叛响应，烧毁仓库，县令翻城逃走，官吏和百姓背着老人向东逃往渠丘山。程昱派人侦察，得知王度等人占据空城无法防守，出城向西五六里停下扎营。程昱对县中的大姓薛房等人说：“如今王度等人得到城郭却不能居守，从他们的形势就可以看出，他们不过是想抢掠财物，并没有攻守的志向。现在为什么不互相率领着回城守卫呢？况且城高墙厚，粮米很多；如今若回去请求县令与我们共同坚守，王度一定不能长久攻打，可以将他击破。”薛房等人认为有道理，但官吏百姓不肯听从，说：“贼人在西边，我们只有向东逃。”程昱对薛房等人说：“愚民不能商量大事。”于是暗中派几名骑兵在东山上举起旗幡，让薛房等人看见，大声喊说贼军已经到了，便下山奔向县城，官吏百姓跟随而来，找到县令，于是共同守城。王度等人来攻城，不能攻下，想要离去；程昱率官吏百姓打开城门急攻，王度等人败逃，东阿因此得以保全。初平年间，兖州刺史刘岱征召程昱，程昱没有应召。当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和亲，袁绍让妻子儿女住在刘岱那里，公孙瓒也派从事范方率骑兵帮助刘岱。

译后来袁绍与公孙瓒发生嫌隙，公孙瓒击破袁绍的军队，于是派使者告诉刘岱，命令刘岱遣送袁绍的妻子儿女，使他们与袁绍断绝关系，并命令范方说：“如果刘岱不遣送袁绍的家属，你就带骑兵回来，我一定会攻打刘岱。”刘岱连续多日商议不能决定，别驾王彧告诉刘岱：“程昱有谋略，能够决断大事。”刘岱于是召见程昱询问计策。程昱说：“如果放弃袁绍这个近处的援助，却求取公孙瓒这个远处的援助，就像借越国人的力量来救溺水的孩子。公孙瓒不是袁绍的对手，如今虽然击败了袁绍的军队，但最终一定会被袁绍擒获。只顾一时的权宜而不考虑长远谋略，将军最终一定会失败。”刘岱听从了他，范方率领骑兵回去；还未到达，公孙瓒就被袁绍大败。刘岱上表任程昱为骑都尉，程昱以有病为由辞谢。刘岱被黄巾军杀死，太祖到兖州后征召程昱。程昱将要动身时，同乡人问他说：“你前后为什么态度相反呢？”程昱笑而不答。太祖与他交谈后很喜欢他，让程昱守寿张令。太祖征讨徐州，派程昱与荀彧留守鄄城。张邈等人反叛，迎接吕布，郡县纷纷响应，只有鄄城、范县、东阿没有动摇。吕布军中投降的人说，陈宫想亲自率兵夺取东阿，又派泛嶷攻取范县，官吏百姓都很恐惧。荀彧对程昱说：“如今兖州反叛，只有这三座城，陈宫等人率重兵逼近，如果没有办法深深团结他们的心，这三座城一定会动摇，君主和百姓的希望也就断绝了。” 回去劝说他们，大概可以成功。”程昱于是回去，经过范县时劝说县令靳允。他说：“听说吕布拘捕了您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孝子实在不能不放在心上。如今天下大乱，英雄一同兴起，必定有承受天命、能够平息天下乱事的人，这是有智慧的人应当仔细选择的。得到贤主就昌盛，失去贤主就灭亡。陈宫叛变而迎接吕布，百城都响应，似乎很有作为。然而依您看，吕布是怎样的人呢？吕布内心粗疏，缺少亲信，刚强而无礼，不过是匹夫中的雄杰罢了。陈宫等人只是因形势而暂时结合，不能辅佐您成就大业。他的兵力虽然多，最终一定不会成功。曹使君的智谋是当世罕见的，大概是上天所授。您如果坚守范县，而我守住东阿，那么田单的功业就可以建立。违背忠义而跟从恶人，使母子都死去，这两者哪一个更好？请您仔细考虑。”靳允流着泪说：“我不敢再有二心。”当时泛嶷也已经在县中，靳允于是召见泛嶷，埋伏士兵将他刺杀，然后回去整顿军队守卫程昱。又派另一队骑兵截断仓亭津。陈宫到达后，无法渡河。程昱到东阿时，东阿令枣祗已经率领严整的官吏百姓拒守城池。兖州从事薛悌又与程昱共同谋划，最终保全三城，等待太祖。太祖回来，握着程昱的手说：“没有您的力量，我就无处可归了。” 于是上表任程昱为东平相，驻军范县。太祖与吕布在濮阳交战，多次失利；又发生蝗灾，于是双方各自退兵。此时袁绍派人劝说太祖，想要结盟讲和，并想让太祖把家属送到邺地居住。太祖刚刚失去兖州，军粮也用尽，正要答应时，程昱恰好回来，太祖召见他。程昱趁机说：“我私下听说将军想把家属送给袁绍，以此结盟讲和，确有这件事吗？”太祖说：“是的。”程昱说：“想来将军大概是临事害怕了，否则为什么考虑得不够深呢？袁绍占据燕、赵之地，有吞并天下的心愿，但智谋不足以实现。将军自己估量，能甘居他之下吗？将军凭龙虎般的威势，难道不能成就韩信、彭越那样的事业吗？如今兖州虽然残破，但还有三座城，能作战的士兵不少于一万人。凭将军的神武，与文若、我等收集并使用这些力量，霸王之业就可以成功。希望将军重新考虑。”太祖于是停止了这件事。天子迁都许县，任程昱为尚书。兖州还没有安定，又任程昱为东中郎将，兼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务。刘备失去徐州后投奔太祖，程昱劝太祖杀掉刘备，太祖没有听从，相关情况记载在《武纪》中。后来又派刘备到徐州阻击袁术，程昱与郭嘉再次劝太祖说：“您前些日子没有图谋杀掉刘备，是我们确实不如您。” 如今借给他军队，他一定会有异心。”太祖后悔，但追赶已经来不及了。适逢袁术病死，刘备到徐州后，于是杀死车胄，发兵背叛太祖。不久，程昱升任振威将军。袁绍在黎阳，将要渡河南下，当时程昱带七百名士兵守鄄城。太祖听说后，派人告诉程昱，想增加两千士兵。程昱不肯，说：“袁绍拥有十万大军，自以为所向无敌；如今看见我的兵少，一定会轻视我而不来进攻。如果增加我的兵力，超过一定数量就不能不攻；一旦进攻必定取胜，只会徒然损害双方的形势，希望您不要疑虑。”太祖听从了他。袁绍听说程昱兵少，果然没有前来进攻。太祖对贾诩说：“程昱的胆量，超过孟贲、夏育。”程昱于是收集山泽间的亡命之徒，得到数千精兵，便率军在黎阳与太祖会合，讨伐袁谭、袁尚。袁谭、袁尚败逃，程昱任奋武将军，封安国亭侯。太祖征讨荆州，刘备逃往吴国，议论的人认为孙权一定会杀掉刘备。程昱料定说：“孙权刚刚即位，还没有受到天下人的畏惧；曹公在天下无敌，刚刚攻取荆州，威势震动江表。孙权虽然有谋略，却不能独自抵挡曹公。刘备有英名，关侯、张飞都是万人敌，孙权一定会借助他们来抵御我军。形势难以解除、力量有所分散；刘备借此资助自己成就事业，又不可能被孙权杀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孙权果然给了刘备很多军队，用来抵御太祖。此后中原逐渐平定，太祖拍着程昱的背说：“兖州失败时没有采用您的意见，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宗族中人带着牛和酒举行大会，程昱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我可以退隐了。”于是亲自上表交还兵权，闭门不出。程昱性情刚强暴戾，与人多有抵触。有人告发程昱谋反，太祖反而赐给他的待遇更加优厚。魏国建立后，任卫尉，因与中尉邢贞争论威仪而被免职。文帝即位后，又任卫尉，进封安乡侯，增加食邑三百户，连同原有共八百户，把爵位分封给小儿子程延和孙子程晓为列侯。正要任他为公时，程昱去世，时年八十岁。皇帝为他流泪，追赠车骑将军，谥号肃侯。儿子程武承袭爵位，程武去世后儿子程克承袭，程克去世后儿子程良承袭。程晓字季明，有广博通达的见识，嘉平年间任黄门侍郎。当时校事官放纵横行，程晓上疏说：“《周礼》说：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成为百姓的准则；《春秋左氏传》说：天有十个等级，人有十个等级，愚者不能凌驾贤者，卑贱者不能凌驾尊贵者。于是并立圣哲，树立他们的声誉，明确考核功劳，九年考核政绩，各自修治本职，不越出职位范围。所以栾书想要救助晋侯，他的儿子不听从，结果死人横陈在街道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日〕

译邴吉不追问，上级不责备不属于自己职分的功劳，下级不谋求分外的赏赐，官吏没有兼管多方面事务的权势，百姓没有承担两重事务的劳役，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重要道路，也是治乱的根由。向远处看历代典籍，近处观察秦汉，虽然官名改易、职掌不同，但至于尊崇上级、抑制下属，明确划分等级和界限，其根本道理是一致的。起初并没有校事官干预各种政务。过去汉武帝开创大业之初，众官尚未完备，军旅劳苦，民心不安，于是认为小罪不能不察，便设置校事官，只是权宜取用而已；但当时约束监察有方，还没有达到放纵专横的地步。这是霸世的权宜办法，不是帝王的正统制度。后来逐渐失去防范，现任的校事官又成为祸患，彼此因循沿袭，没有人纠正根本，于是上面监察宫庙事务，下面侵夺众官职权，官员没有固定事务，职掌没有明确界限，随意任性，只按自己的心意行事；法令出自笔端，不依照科条诏令，案件在门下形成，不顾复核审讯。他们选用属官，把谨慎说成粗疏，把轻佻诡诈说成贤能；处理事务时，把刻薄暴虐说成公正严明，把遵循法理说成怯弱。对外借托天威来造成声势，对内聚集群奸作为心腹。大臣以与他们分争权势为耻，含忍不说；小人畏惧他们的锋芒，内心郁结而无处申诉。直到让尹模在眼前任意施展他的奸邪，罪恶昭著，连行路的人都知道；而那些细小隐微的过失，却多年无人听闻。这既不是《周礼》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是《春秋》所说十等爵秩的意义。如今外有公卿将校，总领各署；内有侍中、尚书，总理万机；司隶校尉督察京城；御史中丞主管宫殿；这些职位都选拔贤能充任，并申明法令诏书来督察违犯。假如这些贤能之人尚且不足以任用校事，那么小吏就更加不可信了；假如这些贤能之人都想着竭尽忠诚，那么区区校事也同样没有益处。若再选拔国士来担任校事，那就等于使中丞、司隶校尉之外又增设一官而已；若仍像过去那样选用尹模之类的奸人，今天的祸患还会再次发生。无论进退推算，都没有可取之处。从前桑弘羊替汉朝谋求财利，卜式认为只有把桑弘羊烹杀，上天才会下雨。假如政事的得失必然感动天地，我恐怕水旱灾害未必不是校事造成的。曹共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国风》借此加以讥刺；卫献公舍弃大臣而与小臣谋划，定姜认为他是有罪的。即使校事对国家确有益处，按照礼义来说，也还会伤害大臣之心；何况奸邪暴露之后仍不罢免，这就像君主礼服上的破损不加修补，迷失了还不回头。于是最终废除了校事官，晓迁任汝南太守，四十多岁时去世。郭嘉，字奉孝，是颍川阳翟人。起初他北上拜见袁绍，对袁绍的谋臣辛评、郭图说：“有智慧的人选择君主时很慎重，所以所做的事情都能成功，功名也可以建立。袁公只是想仿效周公礼贤下士，却不知道用人的关键；谋划多而要领少，喜好谋略却缺乏决断。想和他一起渡过天下的大难、建立霸王之业，很难。”于是便离开了袁绍。此前，颍川人戏志才是善于筹划的谋士，太祖很器重他，但他早早去世。太祖写信给荀彧说：“自从志才去世以后，再没有可以和我谋划事情的人。汝南、颍川一带本来就有很多奇士，谁可以接替他呢？”荀彧推荐郭嘉，太祖召见他，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太祖说：“使我成就大业的，一定就是这个人。”郭嘉出来后也高兴地说：“这才真正是我的君主。”太祖上表任命他为司空军祭酒。太祖对郭嘉说：“袁本初拥有冀州的军队，又兼有青州及其以东的土地，兵力广大而强盛，屡次表现得傲慢无礼。我想讨伐他，力量却敌不过他，该怎么办？”郭嘉回答说：“刘邦和项羽力量不相敌，这是您所知道的。汉高祖只是凭智慧胜过项羽，项羽虽强，最终还是被他擒获。依我看，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即使他的兵力强大，也不能有所作为。” 袁绍繁文缛节、礼仪过多，而您任性自然，这是道义上的第一胜。袁绍采取逆势行动，您奉行顺应天意来率领天下，这是义理上的第二胜。汉末政治失误在于宽纵，袁绍用宽纵来挽救宽纵，所以不能整治；您用严猛纠正它，使上下都知道约束，这是治理上的第三胜。袁绍内心猜忌而表面宽厚，用人却疑心，所任用的只是亲戚子弟；您外表简易而内心明察，用人不疑，只根据才能是否适宜，不分远近，这是气度上的第四胜。袁绍谋划多而决断少，常常错失后续行动；您谋略一经确定就立即实行，应变无穷，这是谋略上的第五胜。袁绍凭借累世资业，高谈揖让，以此收取名誉，所以喜好夸饰外表的人多归附他；您以至诚对待人，推心置腹地行事，不追求虚假的美名，以俭朴率领下属，对有功者也毫不吝惜，所以忠正、有远见而且务实的人都愿意为您效力，这是德行上的第六胜。袁绍见到别人饥寒便怜悯，感情表现在脸色上；但对他没有见到的事情，考虑有时就不周全，这只是所谓妇人之仁；您对于眼前的小事有时会忽略，但遇到大事以及和天下交往时，所施加的恩德都超过人的期望，即使是没有见到的事情，也能周详考虑，没有不能救济的，这是仁爱的第七胜。袁绍的大臣争权，谗言使局势混乱；您按照治人的道理驾驭下属，使逐渐浸润的谗言无法流行，这是明察上的第八胜。袁绍分不清是非；您认为正确的就以礼进用，认为不正确的就依法纠正，这是文治上的第九胜。袁绍喜欢制造虚假的声势，不懂用兵的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军人倚仗您，敌人畏惧您，这是武力上的第十胜。”太祖笑着说：“像你所说的这样，我有什么德行能够承受呢？”郭嘉又说：“袁绍现在正向北攻打公孙瓒，可以趁他远征之时向东攻取吕布。如果不先取吕布，等袁绍来防守、吕布来援助，这将是很大的祸患。”太祖说：“对。”于是征讨吕布，三战将其击败。吕布退守坚城，当时士卒疲惫，太祖想带兵返回，郭嘉劝太祖说：“从前项羽作战七十次从未失败，后来一旦失势便身死国亡，是因为只凭勇力而没有谋略。如今吕布每战都被击败，士气衰竭、力量耗尽，内外都失去防守；吕布的威势不如项籍，却困窘失败得比他更厉害。若乘胜进攻，就可以将他擒获。”太祖听从了他，于是擒获吕布。当时孙防转战千里，完全占有江东。听说太祖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准备渡江向北袭击许都，众人听后都很害怕。郭嘉分析说：“孙防刚刚兼并江东，所任用的都是英雄豪杰，是能够使人拼死效力的人。

译然而孙策轻率而没有防备，即使拥有百万之众，也和独自一人行走在中原没有区别；如果有刺客埋伏突然发动袭击，他不过只能抵挡一个人罢了。依我看，他一定会死在匹夫手中。”孙防来到江边还没有渡江，果然被许贡的门客刺杀。太祖击败袁绍后，袁绍去世，郭嘉又跟随太祖在黎阳讨伐袁谭、袁尚，接连多次获胜。诸将想乘胜立即进攻，郭嘉说：“袁绍喜爱这两个儿子，没有确定谁继承。郭图、逄纪又是他们的谋臣，一定会在二人之间互相争斗，最终彼此离间。逼迫他们，他们就会联合抵抗；暂缓进攻，以后他们必然争斗。不如向南进攻荆州，假装要征讨刘表，以等待他们发生变化，然后再进攻，就可以一举平定。”太祖说：“好。”于是向南征讨。军队到了西平，袁谭、袁尚果然争夺冀州。袁谭被袁尚的军队击败，逃到平原固守，派辛毗请求投降。太祖回军救援他，于是跟随太祖平定邺城。又跟随太祖在南皮攻打袁谭，冀州平定，郭嘉被封为洧阳亭侯。太祖将要征讨袁尚及三郡乌丸，诸将大多害怕。刘表派刘备袭击许都，以讨伐太祖。郭嘉说：“您虽然威震天下，但胡人倚仗路途遥远，必然没有防备。趁他们没有防备，突然袭击，可以将他们击灭。况且袁绍对民众和夷人有恩，而袁尚兄弟还活着。如今四州的百姓只是因为畏惧威势而归附，恩德还没有施加给他们。您舍弃他们而向南征讨，袁尚就会借助乌丸的力量，招集那些愿意为他拼死的臣属；胡人一旦行动，汉人和夷人都会响应，从而滋长蹋顿的野心，助成他的觊觎之计。我担心青州、冀州就不再属于您了。”刘表只是个坐而谈论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给刘备重任，又恐怕不能控制他，给他轻任，刘备又不会为自己效力。即使刘表倾尽国力远征，您也不必担忧。”太祖于是出兵。到了易地，郭嘉说：“用兵贵在神速，如今跋涉千里袭击敌人，辎重太多，难以迅速取得有利形势。而且他们听说消息后，一定会有所防备。不如留下辎重，带轻兵兼程赶路，出其不意。”太祖于是秘密从卢龙塞出兵，直指单于庭。敌人突然听说太祖到来，惊慌恐惧，集合交战，结果被大败，蹋顿及名王以下都被斩杀。袁尚和他的兄长袁熙逃往辽东。郭嘉深通谋略，通达事情的实情。太祖说：“只有奉孝能够懂得我的心意。”从柳城返回后，郭嘉病重。太祖派去问候病情的人络绎不绝，郭嘉最终去世，享年三十八岁。太祖亲临他的丧事，悲痛异常，对荀攸等人说：“诸位的年纪都和我相仿，只有奉孝比我年轻。天下的事情正想以后托付给他，他却中年夭折，这是命啊。” 于是太祖上表增加郭嘉封邑八百户，连同原有的共一千户，谥号为贞侯。其子郭奕继承爵位。后来太祖征讨荆州，从巴邱返回，遇到疾疫，烧毁船只，感叹说：“郭奉孝在的话，不会让我到了这个地步。可悲啊，奉孝！痛惜啊，奉孝！惋惜啊，奉孝！”郭奉孝在世时，陈群认为郭嘉品行不够端正，多次在朝廷上告发他，但郭嘉神色自若。太祖更加器重他；同时因为陈群能够坚持正道，也很喜欢他。郭奕任太子文学，早逝。其子郭深继承爵位。郭深去世后，其子郭猎继承爵位。董昭，字公仁，是济阴定陶人。被举荐为孝廉，授任廮陶长、栢人令。袁绍任命他为参军事。袁绍在界桥迎击公孙瓒，钜鹿太守李邵以及郡中的显贵官吏因为公孙瓒兵力强大，都想归附公孙瓒。袁绍听说后，派董昭统领钜鹿。袁绍问他准备采用什么办法，董昭回答：“凭我一人微薄的力量，不能消除众人的谋划。想要诱使他们归心，就应先假装赞同他们的意见，等摸清他们的实情，再根据情况加以控制。具体计策要临机决定，现在还不能说。”当时郡中右姓孙伉等数十人，专门充当谋主，惊扰官吏百姓。董昭到郡后，假造袁绍的檄文告知全郡，说已经得到贼人罗候安平张吉的供词，应当进攻钜鹿的贼人，因此孝廉孙伉等是内应。檄文传到后，便按军法逮捕处置，只惩罚本人，不连坐妻子儿女。董昭按照檄文发布告令，把他们全部斩杀。全郡惊恐，于是再按次序加以安抚，最终全都安定聚集。事情办完后，他报告袁绍，袁绍称赞做得好。恰逢魏郡太守栗攀被军队杀害，袁绍任命董昭兼任魏郡太守。当时郡界大乱，贼人有数万人，彼此派使者往来，进行交易买卖。董昭厚待他们，趁机利用他们作为间谍，乘虚袭击讨伐，往往大获全胜。两天之内，紧急军书接连三次送到。董昭的弟弟董访在张邈军中，张邈与袁绍有嫌隙，袁绍听信谗言，准备加罪于董昭。董昭想去拜见汉献帝，到了河内，被张杨留住，于是借张杨之手上交印绶，被任命为骑都尉。当时太祖兼领兖州，派使者去见张杨，想让他借道向西到长安，张杨不同意。董昭劝张杨说：“袁、曹虽然现在是一家，形势却不会长久。曹公如今虽然弱小，实际上却是天下的英雄，应当有意与他结交。何况现在正有机会，应该把他的奏事送上去，同时上表推荐他。如果事情成功，就能永远结下深厚的情分。”张杨于是把太祖的奏事送上去，并上表推荐太祖。董昭替太祖写信给长安的诸将李傕、郭汜等人，按照关系轻重分别致以殷勤之意。张杨也派使者去拜见太祖。太祖赠给张杨犬马、金帛，于是和西方建立往来。天子在安邑，董昭从河内前往，诏令任命他为议郎。建安元年，太祖在许平定黄巾，派使者到河东；适逢天子返回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彼此违忤不和。董昭认为杨奉的兵马最强却缺少党援，于是替太祖写信给杨奉说：“我和将军早已听闻您的名声、仰慕您的义举，因此立即推诚相待。如今将军承担护卫万乘、解除国家艰难、使天子返回旧都的责任，辅佐的功劳超越当世，无人可比，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现在群凶扰乱华夏，四海还没有安宁，必须依靠众多贤能来清理王室秩序，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建立的。心腹和四肢本来就要彼此依靠，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有所欠缺。将军应当成为内里的主力，我作为外部援助。如今我有粮食，将军有军队，彼此互通有无，就足以互相救济；无论死生离合，都共同承担。”杨奉得到书信后十分高兴，对诸将说：“兖州的军队就在许都附近，既有兵又有粮，是国家应当依靠的力量。”于是共同上表任命太祖为镇东将军，承袭其父的费亭侯爵位。董昭升任符节令。太祖在洛阳朝见天子，带董昭一同入座，问他：“我如今来到这里，应当施行什么计策？”董昭说：“将军兴起义兵，诛灭暴乱，入朝拜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是五霸的功业。下面的诸将各有不同心思，未必服从。如今如果留下来辅弼天子，事情和形势都不便利，只有迁移车驾到许都去。但朝廷颠沛流离，刚刚返回旧京，远近之人都盼望能够早日安定；现在又迁移车驾，恐怕不能满足众人的心愿。然而，施行非同寻常的事情，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希望将军多加权衡。”太祖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志向。杨奉就在梁地附近，听说他的军队精锐，难道不会成为我的累赘吗？”董昭说：“杨奉党援很少，将会独自把自己托付给镇东将军、费亭侯的事情，都是杨奉所决定的。

译又听说您的书信和命令已经反复申明约束，这足以表明您的信用。应当立即派使者带着丰厚礼物答谢他，以安定他的心意。”董昭又说，京城没有粮食，想让车驾暂时前往鲁阳；那里离许都较近，转运稍微容易，可以避免县邑供应不足的忧虑。杨奉为人勇猛却缺乏谋虑，一定不会产生怀疑。等到使者往来之后，就足以确定计策。杨奉又能做什么呢？”太祖说：“好。”立即派使者去见杨奉，迁移天子的车驾到许都。杨奉因此失望，与韩暹等人在定陵一带抢掠作乱。太祖没有回应，秘密前往进攻他们在梁地的营寨，降服并诛杀他们，于是杨奉、韩暹失去部众，向东投降袁术。建安三年，董昭升任河南尹。当时张杨被他的部将杨丑杀死。张杨的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据城防守，等待袁绍救援。太祖命董昭单独进入城中，晓谕薛洪、缪尚等人，当天便率众投降。太祖任命董昭为冀州牧。太祖命刘备抵御袁术。董昭说：“刘备勇猛而志向远大，关侯、张飞是他的羽翼，恐怕刘备的心思不能轻易推测。”太祖说：“我已经答应他了。”刘备到下邳后，杀死刺史车胄，反叛。太祖亲自征讨刘备，调任董昭为徐州牧。袁绍派部将颜良进攻东郡，又调任董昭为魏郡太守，跟随太祖讨伐颜良。颜良死后，太祖进军包围邺城。袁绍的同族袁春卿任魏郡太守，正在城中；他的父亲袁元长在扬州。太祖派人迎接袁元长，董昭写信给袁春卿，劝他改变立场、另作谋划，奉戴天子、奉养天子的父亲，委身于曹公，这样忠孝都不会失去，荣耀的名声也会显扬。信辞和意旨都很得体。邺城平定后，任命董昭为谏议大夫。后来袁尚依附乌丸蹋顿，太祖将要征讨他，担心军粮难以运到，于是开凿平虏渠、泉州渠通入大海以运输粮运，这是董昭提出的建议。太祖上表封他为千秋亭侯，转任司空军祭酒。后来董昭建议应当修明古制，建立五等爵位。太祖说：“建立五等爵位的是圣人，而且这也不是人臣所能制定的，我怎么承受得起呢？”董昭说：“自古以来，人臣匡正天下，从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功劳；有了今天这样的功劳，也从没有人能够长久处在人臣的地位。如今明公以有惭德为耻，认为自己的善行还没有达到尽善；又乐于保全名节，不愿承担过大的责任，德行美盛超过伊尹、周公，这是至德的极致。然而，太甲、成王未必能够再次遇到；如今百姓比殷、周之时更难教化，处于大臣的地位，却使人因大事而怀疑自己，实在不能不慎重考虑。明公虽然威德远迈，明晓法术，却不确定根本所在，不为万世谋划，仍然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确定根本的关键，在于土地和人民，应当逐渐建立基础来作为自己的藩卫。”耿弇在床下所说的话、朱英没有妄言的议论，都不应当只当作耳边风。董昭受到的恩遇非同寻常，不敢不把这些话陈述出来。后来太祖最终接受魏公、魏王的称号，都是董昭创议的。关侯在樊城包围曹仁时，孙权派使者以派兵西上为辞，想要袭取关侯在江陵、公安的军需重地；一旦关侯失去这两座城，必然自行奔走，樊城的包围不救自解。孙权请求对这件事保密，不要泄露，使关侯有所防备。太祖询问群臣，群臣都说应当严守秘密。董昭说：“军事崇尚权变，以合宜为目的，应当顺应权变，表面保密而暗中泄露。关侯听说孙权西进，如果回军防守自己的包围地，就会迅速解除樊城之围而获得利益；这样可以让两个敌人彼此牵制，我们坐等他们的弊病。如果秘而不宣，使孙权实现意图，就不是上策了。况且包围中的将吏不知道有援军，计算粮食后感到恐惧，倘若另生他意，麻烦就不小；泄露消息反而有利。而且关侯为人强悍自负，倚仗两座城池坚固，必定不会迅速退走。”太祖说：“好。”立即命令救援的将领徐晃，把孙权的书信射进包围圈内和关侯的营寨中。包围圈内的人得知后，志气增加百倍。关侯果然犹豫不决，孙权的军队到达后夺取了那两座城，关侯于是失败溃散。文帝即王位，任命董昭为将作大匠。登上帝位后，升任大鸿胪，进封右乡侯。黄初二年，分封邑一百户，赐董昭的弟弟董访关内侯爵位，调任董昭为侍中。黄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来到江边，在洞浦口上表请求率领精锐士卒勇猛地进军江南，趁敌取资，事情一定能成功；如果没有臣下参与，也不必挂念。皇帝担心曹休贸然渡江，便骑驿马下诏制止。董昭当时在皇帝身旁，于是说：“我私下看到陛下有忧虑的神色，难道只是因为担心曹休渡江吗？如今渡江，是人情所难；即使曹休有此志向，也不可能独自行动，必然要等臧霸等诸将。诸将既富贵，又没有别的愿望，只想终享天年、保住俸禄爵位，怎么肯冒险把自己投入死地，侥幸求胜呢？臧霸等人不会前进，曹休的意志自然会沮丧。臣恐怕即使陛下下达允许渡江的诏令，他也还会迟疑，未必立即奉命。”不久之后，暴风把敌船全部吹到曹休军营下面，曹休斩杀并俘获了敌人，敌军于是四散奔逃。皇帝下诏命令各军加速渡江，但军队还没有及时前进，敌人的援军船只就到了。大驾临幸宛城，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打江陵。还没有防备之时，江水浅而狭窄，夏侯尚想乘船带领步兵、骑兵进入江中沙洲，驻扎在那里，修建浮桥，使南北往来。议论这件事的人大多认为城池一定可以攻下。董昭上疏说：“武皇帝勇敢而有智慧，超过常人，但用兵时仍然畏惧敌人，不敢轻视敌军，就是这个道理。用兵喜欢前进、厌恶后退，这是常理。即使在平地上没有险阻，尚且会有困难；何况现在要深入敌境再从原路返回，更应当使军队能够进退便利，不能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如今驻扎在沙洲中，是深入得太过分；架设浮桥渡江，是危险到了极点；沿着一条道路行进，是狭窄到了极点。这三点都是兵家所忌讳的，如今却同时实行。敌人频繁进攻浮桥，一旦有所疏漏，沙洲中的精锐就不再属于魏国，反而会变成吴国的力量。臣私下为此忧虑，连睡觉和吃饭都忘了，但议论的人却安然自得，毫不以此为忧，难道不是糊涂吗？况且江水正逐渐上涨，一旦突然暴涨，将用什么来防御？即使不能击败敌人，也应当先保全自己，为什么要冒险而不感到害怕，事情将要危险了。希望陛下明察。”皇帝领悟了董昭的话，立即下诏命夏侯尚等人赶快撤出。敌军从两头一同逼近，官军沿着一条道路撤走，没过多久便得以脱身。将军石建高只得以身免难。军队撤出十天后，江水突然暴涨。皇帝说：“您判断这件事，是多么审慎啊！即使让张良、陈平来处理，又能怎样超过您呢？”黄初五年，董昭改封成都乡侯，任太常。同年又调任光禄大夫、给事中，跟随大驾东征。黄初七年返回，任太仆。明帝即位后，进爵乐平侯，封邑一千户，转任卫尉，分封邑一百户，赐给一个儿子关内侯爵位。太和四年，代理司徒职务。太和六年，正式拜为司徒。董昭上疏陈述末流之弊，深切指出当时世人崇尚浮华虚伪、败坏风俗。皇帝于是发布严厉诏书，以崇尚浮伪为由斥责罢免诸葛诞、邓飏等人。董昭八十一岁去世，谥号定侯。其子董胄继承爵位，历任郡守和九卿。

译刘煜，字子阳，是淮南成德人，汉光武帝之子阜陵王刘延的后代。父亲刘普，母亲刘脩。刘脩生刘涣和刘煜。刘涣九岁，刘煜七岁时，母亲病重临终，告诫刘涣、刘煜说：“刘普的侍人有谄媚害人的性情，我死以后，恐怕她一定会扰乱家庭。你们长大后如果能除掉她，我就没有遗憾了。”后来刘煜十三岁，对兄长刘涣说：“可以实行亡母的话了。”刘涣说：“怎么可以这样！”刘煜立即进入内室杀死侍者，径直出去拜祭母亲的墓。家中大惊，把这件事告诉刘普。刘普大怒，派人追赶刘煜。刘煜回来拜谢说：“这是亡母临终的遗言，我冒昧承受没有请示便擅自行动的处罚。”刘普心中感到惊异，于是不再责罚他。汝南人许劭以知人著名，避乱到了扬州，称赞刘煜有辅佐世道的才能。扬州一带有许多轻薄任侠、狡猾强悍的人，郑宝、张多、许干之流各自拥有部曲。郑宝最为骁勇果断，才力超过常人，是一方所畏惧的人。他想驱赶、掠夺百姓，渡江投奔江表；因为刘煜是高门望族的名人，便想强迫刘煜为这一谋划倡导。刘煜当时二十多岁，心中忧虑，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太祖派使者到州中办理审查询问之事，刘煜见到使者，替他分析事情的形势，准备跟随他离开，于是停留了几天。郑宝果然带着数百人携带牛酒前来迎候使者。刘煜让家僮把郑宝的部众安排在中门外，设置酒饭；自己和郑宝在内室宴饮。他暗中命令壮士，准备借敬酒之机砍杀郑宝。郑宝性情不喜饮酒，观察得十分清楚，敬酒的人不敢动手。刘煜于是亲自拔出佩刀砍杀郑宝，斩下他的首级来命令郑宝的军队，说：“曹公有令，谁敢妄动，就和郑宝同罪。”众人都惊恐，逃回营中。营中有督将和数千精兵，刘煜担心他们作乱。刘煜立即骑上郑宝的马，只带几个家僮到郑宝营中，呼唤各位渠帅，向他们说明祸福，他们都叩头开门接纳刘煜。刘煜抚慰安定他们，众人全都心悦诚服，推举刘煜为首领。刘煜看到汉室渐渐衰微，自己又是宗室支属，不愿拥有军队，于是把部曲交给庐江太守刘勋。刘勋对此感到奇怪，刘煜说：“郑宝没有办法控制他的部众，平时把抢掠作为利益。我过去没有资望，却整顿约束了他们，他们一定心怀怨恨，难以长久相处，所以我才把部曲交给您。”当时刘勋的军力在江淮之间最强，孙策厌恶他，派使者带着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写信劝说刘勋：“上缭的宗族百姓多次欺凌下国，我对他们愤恨已经多年了。只是进攻他们的道路不便，希望借助上国讨伐上缭；这实在是可以得到的利益，可以使国家富强。请您出兵，我作为外援。”刘勋相信了他，又得到孙策赠送的珍珠、宝物和葛布，内外都很高兴，人人道贺，唯独刘煜认为不妥。刘勋问他原因，刘煜回答：“上缭虽小，但城池坚固、护城河深，进攻困难而防守容易，不能在十天之内攻下；这样军队在外疲惫，国内空虚，孙策就会乘虚袭击我们。到那时，您进攻会向敌人屈服，退却又无处可归。如果军队一定要出动，灾祸就要到了。”刘勋不听，出兵讨伐上缭。孙策果然从后方袭击，刘勋陷入困境，最终投奔太祖。太祖到寿春时，庐江境内有山贼陈策，部众数万人，凭借险要据守。此前曾派偏将讨伐，没有谁能够擒获或取胜。太祖询问属下是否可以征讨，众人都说山势高峻，溪谷深而狭窄，进攻实在困难；没有他们并不会造成损失，有他们也不会增加什么好处。刘煜说：“陈策等人只是小人，趁乱逃到险地，于是彼此依靠而变得强大，并不是因为有爵命、威信而使人服从。过去偏将势力轻弱，而且中原尚未平定，所以陈策敢于凭险据守。如今天下大体已经平定，应当先使后服者归顺，先诛讨先反抗者。畏惧死亡、趋求赏赐，是愚人和智者共同具有的心理。因此广武君替韩信谋划时，说他的威名足以先声夺人，先使邻国服从，然后才实行实际行动。何况明公的德威，向东征讨则东边怨服，向西征讨则西边怨服；先发布赏募，大军压境，再把这些话宣示出去，每天打开军门，敌人就会自行溃散。”太祖笑着说：“你的话接近实际。”于是派猛将走在前面，大军随后跟进。军队到达后果然攻克，和刘煜所预料的一样。太祖返回后，征召刘煜为司空仓曹掾。太祖征讨张鲁，调任刘煜为主簿。到达汉中后，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军粮也很缺乏。太祖说：“这不过是妖妄之国罢了，哪里能有什么作为？我们的军粮少，不如赶快返回。”于是亲自带军回撤，命刘煜督率后续各军，依次撤出。刘煜料想张鲁可以攻克，但粮道又无法接续，即使军队出动，也不能保证全部安全，于是急驰报告太祖：“不如发动进攻。”随后进军，多派弩兵射击敌营。张鲁逃走，汉中于是平定。刘煜进言说：“明公率领五千步卒将要诛讨董卓，向北击破袁绍，向南征讨刘表，九州百郡已经平定其中八成，威震天下，势力震慑海外。如今攻取汉中，蜀人望风而胆破；照这样继续推进，蜀地可以一纸檄文便平定。刘备是人中豪杰，有器度却行动迟缓，得到蜀地不久，蜀人还没有归附。如今汉中被攻破，蜀人震恐，形势自然会倾覆。凭借您的神明威势，乘其倾覆而压制它，没有不能攻克的。若稍稍迟缓，诸葛亮善于治理政事而且担任关侯的军师，张飞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等蜀地百姓已经安定，凭险守要，就难以侵犯了。如今不取，必然成为后患。” 太祖没有听从。过了七天，蜀地投降的人说：“蜀中听说汉中被攻破，一天之内惊恐数十次；刘备即使杀人，也不能使局势安定。”太祖召刘煜来询问：“如今还可以进攻吗？”刘煜说：“现在已经稍微安定，不能进攻了。”于是大军返回。刘煜从汉中返回后，任行军长史兼领军。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投降。孟达仪容举止出众而有才干，文帝很器重喜爱他，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加授散骑常侍。刘煜认为孟达有苟且求得的心思，又倚仗才干、喜好权术，一定不能感念恩德、心怀义理。新城与吴、蜀相接，如果发生变故，将成为国家的大患。文帝最终没有更换他。后来孟达果然叛乱失败。黄初元年，任命刘煜为侍中，赐关内侯爵位。皇帝下诏询问群臣，让他们推测刘备是否会为关侯出兵报仇。众人都说：“蜀只是小国，名将中只有关侯已经死去，军队也被击破，国内忧惧，没有理由再出兵。”唯独刘煜说：“蜀国虽然狭小弱少，但刘备想凭借威武使自己强大，势必会出动军队来显示自己力量有余。况且关侯与刘备名义上是君臣，恩情却如同父子。关侯死后如果不能兴兵报敌，在始终不变的情分上说不过去。”第二年，刘备果然出兵攻打吴国，孙权调动全国军队抵抗，同时派使者称臣归藩。

译皇帝把这件事问刘煜，刘煜回答：“孙权无缘无故请求投降，一定是因为将被蜀国讨伐。他对外有强敌，又担心中原乘这个机会征讨他，所以割让土地请求投降：一方面是为了使中原退兵，另一方面是借助中原的援助来壮大自己的军队，使敌人产生疑虑。吴、蜀各自保有一州，凭山依水，有危急时可以相互救援，这是小国的利益所在。如今却反过来互相攻打，这是上天要灭亡他们。应当大规模出兵渡江袭击吴国。蜀军从外部进攻，我军从内部袭击，吴国灭亡不会超过十天半月；吴国灭亡后，蜀国也不能长久存在。”皇帝说：“对一个自称臣下、请求投降的人再加以攻伐，不吉祥，而且会使天下想来归附的人心生疑虑。”于是接受吴国投降，立即任命孙权为吴王。刘煜又进言说：“不可以。先帝征伐天下，已经兼并其中八成，威势震动海内。陛下接受禅让，登上帝位，真正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声威传到四方；这确实是形势所造成的，并不是卑臣颂扬之辞。孙权虽然有雄才，过去也不过是汉朝的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官位轻、势力低，士人和百姓心中畏惧中原，不能强迫他完成他的谋划。不得已接受他的投降，可以提升他的将军称号，封他为十万户侯，却不能立即任命他为王。王位只比天子低一级，礼制、官秩和服饰车舆就会混淆。如果他只是侯，江南士人和百姓还没有形成君臣之义；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反而为他增益封地、尊崇他的职位和称号，确定他的君臣地位，这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孙权接受王位后，为了退却蜀军，对外极尽礼节侍奉中原，却在国内让所有人都听到中原对吴国无礼，以激怒皇帝。皇帝大怒，出兵讨伐他。孙权便慢慢对吴民说：“我委身侍奉中原，不吝惜珍货重宝，按时进贡，不敢失去臣下的礼节。如今中原无故讨伐我们，一定是想摧残我国，俘虏我们的人民和子女，把他们作为童仆、奴婢和妾。”吴国百姓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相信这些话后，吴国上下同心而愤怒，作战力量增加十倍。皇帝没有听从。孙权既已称王，他的将领陆逊大败刘备，杀死蜀军八万多人，刘备仅仅亲身逃脱。孙权对外的礼节更加卑下，但在内部的行动却不顺从，完全如同刘煜所说。黄初五年，皇帝临幸广陵泗口，命令荆州、扬州各军同时进攻吴国。适逢群臣询问孙权是否会亲自前来，众人都说：“陛下亲自出征，孙权恐惧，一定会举全国之力抵抗；而且他不敢把大军交给臣下统领，必定会亲自带兵而来。”刘煜说：“他会认为陛下想凭万乘之重牵制自己，而渡过江湖的任务在于另一路将领，所以一定会整顿军队等待形势，还没有决定进退。” 大驾停留了好几天，孙权果然没有到来，皇帝于是回军。皇帝说：“您的计策是对的，应当想着替我消灭两个敌人，不能只知道他们的实情而已。”明帝即位后，进爵东亭侯，封邑三百户。当时有诏令，要求公卿以下讨论高皇帝的父亲应当使用什么处士君的名号和谥号。刘煜议论说：“周王追尊先祖后稷，是因为后稷辅佐唐尧有功，名列祭祀典籍。汉朝建立之初，追谥的意义还没有涉及高皇帝的祖先；如今追尊的礼制，应该与高皇帝相齐而止。”尚书卫臻与刘煜意见相同，于是照此施行。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取叔父的职位，擅自自立，派使者上表陈述情况。刘煜认为：“公孙氏是汉朝任用的家族，后来世代承袭官职；那里水路通向大海，陆路又有山阻隔，所以胡夷遥远难以控制，而世代掌握权势已经很久。如今如果不诛杀，后来一定会产生祸患。如果等他怀有二心、拥兵自守后再诛讨，事情就难办了。不如趁他刚刚自立，党羽和仇敌都还存在，先出其不意，以军队压境，公开设置赏赐招募，就可以不劳大军而平定。”后来公孙渊果然反叛，刘煜在朝中几乎不与他交往。当时有人问他原因，刘煜回答：“魏室登上帝位还不久，有智慧的人知道天命，世俗众人或许还没有完全归心。我在汉朝是宗室支属，在魏朝是心腹，党羽少、同伴少，这样做并没有失当。” 刘煜侍奉明帝，又受到特别的亲近和器重。皇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的臣子都说不可以。刘煜入朝与皇帝商议，便说：“可以讨伐。”出来后却对朝臣说：“不可以讨伐。”刘煜有胆略和智慧，所说的话都各有依据。中领军杨暨是皇帝的亲信之臣，又因为刘煜坚持不可伐蜀的意见最为坚定，每次从宫中出来，总要经过刘煜那里，刘煜便向他讲述不可伐蜀的道理。后来杨暨跟随皇帝游天渊池，皇帝谈到讨伐蜀国的事情，杨暨极力劝谏。皇帝说：“你是个读书人，哪里懂得军事？”杨暨谦逊地谢罪说：“臣出身于儒生之末，陛下过分听信，认为臣在群臣之中可以脱颖而出，把我置于六军之上，实在不足以采纳。”侍中刘煜是先帝的谋臣，常说：“蜀不可伐。”皇帝说：“刘煜对我说蜀可以讨伐。”杨暨说：“可以召刘煜来当面质问。”皇帝下诏召他。刘煜到后，皇帝询问他，刘煜始终不说。后来皇帝单独召见刘煜，刘煜责备皇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重大的谋略，臣得以参与谋划，常常还担心睡梦中泄露而增加自己的罪过，哪里敢向别人谈论？况且用兵讲究诡诈，军事尚未发动之前，不嫌秘密得太严。陛下却把这件事公开显露出来，臣担心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皇帝向他道歉。刘煜出来后，责备杨暨说：“钓鱼的人钓到大鱼时，先放松鱼线让鱼游动，等到鱼可以制服时再牵引，就没有钓不上来的。君主的威势，难道只是对大鱼才如此吗？您确实是正直的臣子，但您的计策还不足以采纳，不能不更加精细地思考。”杨暨也向他道歉。刘煜能够应对变化，像这样同时持守两端。有人在皇帝面前诋毁刘煜说：“刘煜没有竭尽忠诚，只会窥伺皇上的意向，然后迎合它。陛下可以试着和刘煜谈话，故意都用相反的意思询问他。如果他每次都与您所问的相反，那就说明刘煜总是和圣意相合；如果每次所问都相同，刘煜的真实情况就无处逃避了。”皇帝按照这番话来验证，果然看出了刘煜的真实情况，从此疏远了他。刘煜于是发狂。太和六年，因病任太中大夫；过了一段时间，任大鸿胪。在任两年后，退下职位，重新任太中大夫，去世，谥号景侯。其子刘防继承爵位，小儿子刘陶也很有才华但品行浅薄。母丘俭起兵时，大将军司马师向刘陶询问意见，刘陶回答得模棱两可。司马师发怒说：“你平日和我谈论天下大事，到了今天反而不肯尽言吗？”于是把他外放为平原太守，后来又追杀了他。

译蒋济，字子通，是楚国平阿人。起初任郡计吏，后来任州别驾。建安十三年，孙权率军包围合肥。当时大军正在征讨荆州，又遇到疾疫，只派将军张喜率一千骑兵经过领汝南的军队前去解围，但途中又受到不少疾疫影响。蒋济于是秘密告诉刺史，假装得到张喜的书信，说：“步兵、骑兵四万人已经到达雩娄，派主簿迎接张喜；三路使者带着书信向城中守将传话，其中一路得以进入城内，另两路被贼军俘获。”孙权相信了这封信，立即烧掉营寨撤走，合肥城因此得以保全。第二年，蒋济出使谯县，太祖问他：“从前我和袁本初在官渡对峙，把燕地、白马的百姓迁走，百姓不能逃走，贼军也不敢抢掠。如今想迁徙淮南的百姓，你认为怎么样？”蒋济回答：“当时兵力弱而贼军强，如果不迁徙，必然会失去他们；这是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做的。袁绍向北攻取柳城，向南面向江汉，荆州也近在手边，威势震动天下，百姓没有别的心思；然而百姓眷恋故土，实际上并不乐意迁徙，强行迁徙恐怕一定不能安定。”太祖没有听从，但江淮之间十多万百姓都惊慌逃往吴国。后来蒋济出使邺城，太祖迎接他时大笑说：“我本来只是想让他们躲避贼军，结果反而把他们全都赶走了。”任命蒋济为丹阳太守。大军南征返回后，任命温恢为扬州刺史，蒋济为别驾。有人诬告蒋济谋划叛乱、率众反叛，太祖听说后，指示他与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说：“蒋济难道有这种事吗？如果真有这种事，就是我不知人。一定是愚民喜欢作乱，胡乱牵连他罢了。赶快查明并释放他。”征召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属。关侯包围樊城、襄阳，太祖因为汉帝在许都，担心附近有危险，想迁都。司马懿和蒋济劝太祖说：“于禁等人被水淹没，并不是交战攻守的过失，对国家大计还不足以造成损害。刘备、孙权表面亲近而内心疏远，关侯得势，孙权一定不愿意看到。可以派人劝说孙权从关侯后方袭击，答应把江南割给孙权封赏，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会解除。”太祖按照他们的话做了。孙权听说后立即率兵向西袭击公安、江陵，关侯于是被擒。文帝即王位，蒋济转任相国长史。登上帝位后，出任东中郎将。蒋济请求留在朝中，皇帝下诏说：“高祖歌唱道：‘怎样才能得到勇士来镇守四方？’天下还没有安宁，必须有贤能之臣镇守边境；等到没有事情了，再回来佩带鸣玉，还不算晚。”蒋济上奏《万机论》，皇帝认为写得很好。后来入朝任散骑常侍。当时有诏书，诏令征南将军夏侯尚说：“你是我的腹心重将，特意承担重要使命；恩德施加到足以使人死而无憾，恩惠爱护足以令人感怀；你可以施威施福，决定人的生死。” 还拿给济看。蒋济到后，文帝问他说：“你所听到、看到的天下风俗教化怎么样？”蒋济回答：“没有看到别的好处，只看到亡国的诏令罢了。”文帝顿时变了脸色，愤怒地问他原因，蒋济详细作了回答，于是说：“擅自作威作福，《尚书》已有明确的告诫；天子说话不能戏弄，这是古人所谨慎对待的，只希望陛下明察。”于是文帝的怒意才消解，派人追回先前的诏令。黄初三年，蒋济与大司马曹仁征讨吴国，蒋济另行袭击羡溪。曹仁想进攻濡须洲中，蒋济说：“贼军占据西岸，在上游排列船只，而我军进入洲中，这是自己把自己送进内地的绝境，是危险灭亡的道路。”曹仁不听，果然失败。曹仁去世后，又任命蒋济为东中郎将，代替曹仁统领他的军队。不久，征召蒋济任尚书。皇帝车驾到广陵，蒋济上表说水路难以通行，又上奏《三州论》来讽谏文帝，文帝不听。于是数千艘战船全都滞留，不能前进。议论的人想就地留下军队屯田，蒋济认为：“东面靠近湖泊，面临淮水，如果水势旺盛时，贼军容易防守，不能安置军队屯驻。”文帝听从了他，车驾立即出发。返回到精湖时，水势渐渐退去，便把所有船只留下交给蒋济。船只原本要经过数百里水道，蒋济又开凿土地，修成四五条水道，把船只推动到一起；预先筑好土堤，拦断湖水，然后一同打开堤坝，把后面的船只引入淮水。文帝回到洛阳，对蒋济说：“事情不能不弄清楚。我先前决定把一半船只烧在山阳池中，你在后面把它们运来，大致和我一起到达谯县。”又说：“每次得到你陈述的意见，确实都合乎我的心意。从今以后谋划讨伐贼军的事情，要好好思考后再与我论说。”明帝即位，赐蒋济爵位关内侯。大司马曹休率军向皖城进发，蒋济上表认为这是深入敌境，要同孙权的精锐军队交战，而朱然等人在上游乘机袭击曹休的后方，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军队到达皖城，吴军出兵到安陆，蒋济又上疏说：“现在贼军在西面显示兵力，必定想集中军队图谋东面，应当赶快下诏让各军前去救援。”适逢曹休军已经失败，丢弃全部器械、兵仗和辎重退回，吴军想堵塞夹口，正遇上援军赶到，因此官军才没有覆没。蒋济升任中防军。当时中书监、中书令号称掌握专任权力，蒋济上疏说：“大臣权势过重，国家就危险；身边近臣过于亲信，君主就会被蒙蔽，这是古代最严重的告诫。过去大臣掌握政事，内外相互煽动，陛下卓然亲自总览万机，于是没有不恭敬肃穆的。大臣并不是不忠诚，然而威势权力在臣下，众人的心就会轻慢君上，这是势力发展的常情。陛下既然已经在大臣的问题上察觉到这一点，希望不要在身边近臣的问题上忘记它。身边近臣即使忠贞正直、深谋远虑，也未必比大臣贤能；至于那些善于逢迎、取悦君主的人，有的或许很擅长这一套。如今外面的人动辄说中书官员虽然恭敬谨慎，不敢与外界交往，但只要有这样的名声，仍然会迷惑世俗，何况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机要事务，每天都在君主面前。倘若趁君主疲倦的时候有所裁制，群臣看到他们能够推动、改变政事，也就会乘机趋附他们。一旦出现这种苗头，他们便会从内部设置自我保全的办法，利用众人的议论和私下招致的交往者作为内援，就会变成这样。对于人的好坏、毁谤和赞誉，必然有所兴起或失败；赏罚也必然有所改变。奉行正直之道而上进的人可能被阻塞，曲意依附近臣的人反而能够通达。由细微之处侵入，顺着形势发展出来；君主心中所亲近、信任的人，便不再加以猜疑察觉。这是圣明睿智的君主应当及早知道的事。从外部按照常理观察，事情的端倪自然会显现出来。只恐怕朝臣害怕进言不合圣意而遭到近臣怨恨，没有合适的机会把这些事报告上来。我私下料想陛下能够潜心默思，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并全面观察。如果事情有未尽合于道理之处，万物有未能周全利用之处，就应当改变不合适的做法、调整方针；远则与黄帝、唐尧相比功业，近则彰明武王、文王的事迹，难道只是为了近臣而已吗？但是君主仍然不可以把天下所有事情都亲自处理，以适合自己的明察能力，应当有所交付。三种官职任用同一个臣子，如果不是周公旦那样忠诚，又不是管夷吾那样公正，就会有玩弄权机、败坏官府的弊病。当今柱石之臣虽然少，但至于那些在一州任职有声望、在一官任职能发挥才智、竭尽忠信而舍命效力的人，都可以一同驱策任用，不要让圣明朝廷有专擅吏权的名声。”

译诏书答复并嘉许他，随即升任防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景初年间，外部频繁征役，内部忙于修建宫室，怨恨和旷废婚姻的人很多；加上年成歉收，蒋济上疏说：“陛下正应当扩大、振兴前代的事业，光大并完成先帝遗业，实在还不能高枕无忧地治理国家。如今虽然有十二州，但说到百姓人数，不过相当于汉代的一个大郡。两个敌人还没有诛灭，军队长年驻守边疆，一边耕种一边作战；怨旷积累多年，宗庙宫室以及各种事务都在草创阶段；从事农桑的人少，而需要衣食供养的人多。现在最急迫的事情，只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不要使他们陷入极度困弊。困败的百姓，倘若再遇水旱灾害，即使有百万之众，也不能为国家所用。凡是役使百姓，必须利用农事空闲，不能夺去他们的农时。想要大举兴建功业的君主，首先要估量百姓的力量，使他们得到休养。句践养育民力以等待时机，昭王抚恤病弱以报雪仇恨，所以能够使弱小的燕国制服强大的齐国，使衰弱的越国灭掉强盛的吴国。如今两个敌人不进攻就不消灭，如果不去对付，他们就会侵扰；不能在这一代消除他们，将成为百世的责任。凭陛下圣明神武的谋略，舍弃那些缓慢次要的事情，专心讨伐贼敌，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又况且沉溺于享乐会损害精神，精神使用过度就会竭尽，形体过度劳累就会困弊。希望大加选拔贤能和优秀之人，足以充任百官；那些冗散而未入仕的人，也暂且全部分派出去，务求政事清静。” 诏书说：“如果没有防军，我就听不到这些话了。”齐王即位，蒋济调任领军将军，晋爵昌陵亭侯，升任太尉。此前，侍中高堂隆论述郊祀之事，认为魏是舜的后代，推尊舜来配享上天。蒋济认为舜本姓妫，他的后裔姓田，并不是曹氏的先祖，于是撰文追问驳斥高堂隆。当时曹爽专权，丁谧、邓飏等人轻率地改动法度，恰逢发生日食，诏令群臣询问政治的得失，蒋济上疏说：“从前大舜辅佐治理国家，告诫人们要警惕结党营私；周公辅政，谨慎对待朋党。齐侯询问灾异，晏婴以施行恩惠回答；鲁君询问异常，臧孙以减缓徭役回答。感应上天、弥补灾变，根本在于实际的人事。如今两个敌人还没有消灭，将士暴露在外已经几十年，男女怨旷，百姓贫困。制定国家法度，只有具有当世大才的人，才能张大纲纪、垂示后世，哪里是中等以下的官吏所应当改动的呢？最终对治理没有益处，只足以损害百姓的期望。应当让文武群臣各自守住职责，一概以清明平和治理，那么和气祥瑞就可以感应而来。”蒋济跟随太傅司马懿屯驻洛水浮桥，诛杀曹爽等人，进封都乡侯，食邑七百户。蒋济上疏坚决推辞，朝廷不许。起初，司马懿发动事变时，命蒋济写信给曹爽，说只不过免去官职而已。等到曹爽被诛灭，蒋济因自己的话失信而忧愤，于是发病，这一年去世，谥号景侯。起初，蒋济任扬州别驾时，有个叫时苗的人，字德胄，钜鹿人，年轻时清白正直，憎恶坏人。建安年间，他进入丞相府，出任寿春令，扬州治所就在寿春县。时苗刚到任，前往拜访蒋济，蒋济平素嗜酒，恰好喝醉了不能接见时苗。时苗发怒回来，刻木雕成一个人，题写“酒徒蒋济”，放在墙下，早晚用箭射它。州郡虽然知道他不恭敬，但因为他的操行超过常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他刚到官任，乘坐简陋的軿车，用黄牛驾车，带着布制被囊。在任一年多，黄牛生了一头小牛；到他离任时，他把小牛留下，对主簿说：“县令来时本来没有小牛，这头小牛是在淮南出生的。”众吏说：“六畜不认识父亲，当然应当跟随母亲。”时苗不肯这样做，当时的人认为他是在矫饰，但他的名声却传遍天下。后来他回任太官令，兼任本郡中正。评定九品以排列人才时，他不能宽容大度地对待别人的短处，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仍然记恨不忘。对于像他所怨恨的蒋济，蒋济后来又官居台司，却不因时苗从前毁谤自己而心怀嫌隙；时苗也不因蒋济显贵而更加屈意奉承他。几年间，他不靠严肃威猛而把政事治理好，升任典农中郎将。去世后，蒋济也去世，儿子蒋秀继承爵位。蒋秀去世，儿子蒋凯继承。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制，因为蒋济在前朝建立了功勋，改封蒋凯为下蔡子。刘放字子弃，涿郡人，是汉广阳顺王之子西乡侯刘宏的后代。历任郡纲纪，被举荐为孝廉。遭逢天下大乱，渔阳人王松占据当地，刘放前往投靠他。太祖攻克冀州后，刘放劝王松说：“从前董卓作乱，英雄同时起兵，拥兵自重，擅自发号施令，各自扩张势力。只有曹公能够拔除危难，辅佐拥戴天子，奉天子之命讨伐罪人，所向无敌。凭二袁的强大，守则淮南势力像冰一样消融，战则在官渡大败。如今乘胜席卷，将要扫清黄河以北。威势刑法既已合成，大势已经显现。早日归附的人逐渐得到福佑，后来才服从的人将先行灭亡。这正是不能等待一天、应当奔驰前往的时候。过去黥布放弃南面称王的尊位，持剑归附汉王，确实是认识兴亡的道理，明白取舍进退的区别。将军应当献身托付性命，厚意结交曹公。”王松认为他说得对。适逢太祖在南皮讨伐袁谭，写信招抚王松，王松便举荐雍奴、泉州、安次三地归附太祖。刘放替王松给太祖写信，文辞非常华美。太祖既赞赏这封信，又听说了刘放的劝说，因此征召刘放。建安十年，刘放与王松一同到太祖那里，太祖非常高兴，对刘放说：“从前班彪依附窦融，建立了河西的功业，如今你们是多么相似啊！” 于是任命刘放参与司空府军事，历任主簿、记室，出任郃阳、祋祤、赞县令。魏国建立后，与太原人孙资一同任秘书郎。孙资字彦龙，此前也历任县令、丞相府参军事。文帝即位，刘放、孙资改任左右丞。几个月后，刘放调任令。黄初初年，改秘书为中书，任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各加授给事中。刘放赐爵关内侯，孙资赐关中侯，一同掌管机密。黄初三年，刘放晋爵魏寿亭侯，孙资为关内侯。明帝即位，两人尤其受到宠信任用，一同加授散骑常侍。刘放进封西乡侯，孙资为乐阳亭侯。太和末年，吴国派将领周贺渡海前往辽东，招诱公孙渊。明帝想拦截讨伐他，朝廷议论大多认为不可，只有孙资坚决主张出兵，防军果然把周贺大败。孙资晋爵左乡侯。刘放擅长撰写书信檄文，魏太祖、太宗、明帝三代诏令中用来告谕臣民的文字，多出自刘放之手。青龙初年，孙权与诸葛亮联合讲和，想一同出兵防守边境；等到获得孙权的书信，刘放便改动其中的言辞，往往替换原文而加以拼合，又写信给征东将军满宠，仿佛要归化吴国，并把书信封好给诸葛亮看。诸葛亮把信转给吴国大将步骘等人，让他们拿给孙权看，孙权害怕诸葛亮因此怀疑自己，便极力自我解释。

译这一年，两人都加授侍中、光禄大夫。景初二年，辽东平定，因参与谋划的功劳，两人都晋爵并以本县封侯：刘放为方城侯，孙资为中都侯。这一年，明帝卧病，想任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并任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曹宇性情恭谨善良，诚恳而坚决地推辞。明帝召见刘放、孙资，进入内室问道：“燕王真是这样吗？”刘放、孙资回答说：“燕王确实是自己知道不能胜任重任罢了。”明帝说：“曹爽可以代替曹宇吗？”刘放、孙资于是赞成此事，又详细陈说应当赶快召太尉司马懿来维系皇室。明帝采纳了他们的话，立即把黄纸交给刘放，让他起草诏书。刘放、孙资出去后，明帝的想法又改变了，下诏阻止司马懿，不让他来。不久明帝又召见刘放、孙资，说：“我自己要召司马懿，曹肇等人却反而使我下令阻止他，几乎坏了我的事情。”命令他们重新起草诏书。明帝单独召曹爽与刘放、孙资一同接受诏令，于是下令免去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的官职。司马懿也到了，登上床接受诏令。随后明帝去世。起初，刘放、孙资长期掌管机要权力，夏侯献、曹肇心中不平。殿中有一棵供鸡栖息的树，两人互相说道：“这棵树也存在很久了，它还能存在多久呢？” 他们指的是刘放、孙资。刘放、孙资害怕，因此借此劝明帝召司马懿并废黜夏侯献、曹肇等人。齐王即位，因为刘放、孙资决定了重大谋划，增加食邑三百户；刘放连同原有食邑共一千一百户，孙资一千户。封刘放的爱子一人为亭侯，次子为骑都尉，其余儿子都任郎中。正始元年，又加授刘放左光禄大夫、孙资右光禄大夫，赐金印紫绶，礼仪待遇与三司相同。正始六年，刘放调任骠骑将军，孙资任卫将军，仍兼领中书监、中书令。七年，又各封一子为亭侯。两人年老后都退位，以列侯身份每月初一、十五入朝，位列特进。曹爽被诛后，又任孙资为侍中，兼领中书令。嘉平二年，刘放去世，谥号敬侯。儿子刘正继承爵位。孙资也再次退位回到府第，授任骠骑将军，仍转任侍中、特进。嘉平三年去世，谥号贞侯。儿子孙宏继承爵位。刘放在才能谋略方面优于孙资，孙资在修养自持方面不如刘放。刘放、孙资既善于顺承君主，也不曾公开陈说政治得失，压制辛毗而帮助王思，因此受到世人讥评。然而他们有时也因群臣进谏争辩而扶助、赞成其中的正确意见，同时秘密陈述利弊，并不是一味引导君主防范臣下。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制，因为刘放、孙资在前朝建立了功勋，改封刘放为正方城子，孙宏为离石子。后来的评论者说，刘放、孙资称赞曹爽，劝明帝召司马懿，魏王室的灭亡实际上由此奠定基础，所以把这两人指为奸邪反复之人的首领，大概是有道理的。《通志》卷一百十五上。《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一百十五下。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