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六十二

译又制定贩卖租铢的法律；租税和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及谷物支付，使百姓一心从事农桑。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交易需要钱，布帛不能按尺寸分割。禹的建议也就搁置了。从汉孝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开始铸造五铢钱，到汉平帝元始年间，铸成的钱达到二百八十亿万多枚。据说王莽摄政时，改变汉朝制度，认为周钱有子母相权的办法，于是开始铸造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写“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契刀的环形部分像大钱，刀身形状像刀，长二寸，钱文写“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错饰钱文，写“一刀直五千”。这四种钱与五铢钱一同流通。王莽正式即位后，认为“刘”字含有金、刀二字，于是废止错刀、契刀和五铢钱，改铸金、银、龟、贝、钱、布等类别，名为“宝货”。这样便有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共计宝货五类六名二十八品。铸造钱币和布币都使用铜，并掺入锡冶炼；钱文、质地和外郭仿照汉五铢钱。金银如果夹杂其他物质、颜色不纯美，龟不满五寸，贝不满六分，都不得作为宝货。元龟作为蔡币，四民都不得私自持有；拥有它的人要交给太卜，领取相应的价值。后来百姓陷入混乱，这种货币无法流通，民间私下用五铢钱进行买卖。王莽对此忧虑，下诏说：“谁敢携带五铢钱，就是惑乱众人，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于是农民和商人都失去自己的职业，粮食和货币都废弛了。后来币制不断改变，名称很多，不值得一一记载。等到公孙述在蜀地僭越称号，废止铜钱，设置铁官铸造铁钱，百姓的货币无法流通。后来汉光武帝废除王莽的货泉。自王莽之乱以后，民间混用布帛、黄金、粮食等作为货币。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说：“富国的根本在于粮食和货币，应当像过去一样铸造五铢钱。”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重新铸造五铢钱，天下人都认为便利。汉章帝时，谷价昂贵，官府经常性的费用不足，朝廷为此忧虑。尚书张林说：“如今不只是谷价昂贵，各种物品都昂贵，这是钱币贬值的缘故。应当命令天下全部用布帛缴纳租税，市场买卖也都使用布帛，并封存钱币不让它流出。这样各种物品就都会便宜。”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不久又停止了。汉和帝时，有人上书说：“百姓因为货物价值轻、钱币价值低，所以陷于贫困，应当改铸大钱。”这件事交给四府群僚以及太学中善于议论的人讨论。孝廉刘陶上奏议论说：“如今的忧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天忍受饥饿，所以粮食是最急迫的。议论的人不懂得农耕生产才是根本，多谈铸钱冶炼的便利，有的人还想借机推行欺诈，以此欺骗国家；国家和将要得到的利益都快被掏空，获利者相互争夺，铸钱的祸端由此产生。假如万人铸钱、一人夺取，尚且不能满足需要，何况由一人铸钱、万人争夺呢？要使人口繁衍、财富充足，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这样百姓不用劳苦就能富足。”皇帝于是没有铸钱。汉灵帝铸造五铢钱，在钱的边缘铸出四条通道连接到边缘，有见识的人都责怪这种做法。董卓焚烧宫室，劫持皇帝车驾向西前往长安，把五铢钱全部毁坏，改铸小钱，直径五分；又把长安宫苑中飞禽走兽之类全部取来充作铸钱材料。这种钱没有轮郭，钱文也不合用，因此当时人认为货币贬值而物价上涨，谷物一斛涨到数百万钱。曹操任丞相时，于是废止这种钱，恢复使用五铢钱。魏文帝黄初二年，废止五铢钱，让百姓用谷帛进行市场交易。到了魏明帝时，废钱而使用谷物已经很久，民间的奸巧伪诈逐渐增多，争相把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制作薄绢用于交易；即使施以严刑，也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人代表满朝官员进行大讨论，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可以使国家富足，也是为了减少刑罚。如今如果重新铸造五铢钱，对事情很便利。皇帝于是重新设置五铢钱，直到晋朝仍然使用，没有听说再有改铸。【蜀先主刘备攻打刘璋时，与将士约定，事情平定后，府库和百姓家中的财物一件也不取。攻下成都后，将士们都放下武器，奔向各府库抢取珍宝财物，军用物资不足，刘备十分忧虑。西曹掾刘巴说：“这很容易，只要铸造一枚价值一百的钱，平抑各种物价，命令官吏替官府买卖即可。”刘备采纳了他的意见，几个月之间，府库就充实了。钱文写“直百”，也有刻作“五铢”的；大小、重量相同，直径七分，重四铢。吴孙权嘉平五年，铸造一枚抵五百的大钱，钱文写“大泉五百”，直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并让官吏和百姓缴纳铜料；计算铸成后，便设置禁止私铸的罪法。赤乌元年，铸造一枚抵一千的大钱，直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所以吕蒙平定荆州时，孙权赏赐他钱一亿；钱币价值过高，只是空有名义，民间对此感到忧患。后来孙权下令说：“过去铸造大钱，说是为了扩大货物流通，所以听任这样做；如今听说人们认为它并不便利，应当停止。”】晋元帝渡过长江后，使用孙氏赤乌年间的旧钱，轻重钱币混杂流通；大的称为“比轮”，中的称为“四文”。吴兴人沈充又铸造小钱，称为“沈郎钱”；这种钱铸得不多，因此逐渐变得贵重。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下诏说：“钱是国家的重要宝物，小人贪图利益，不断销毁钱币，监察官员应当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广州的夷人珍视铜鼓，但广州境内向来不产铜；听说官府和私人商人都贪图比轮钱，便把重量略重的钱带入广州，拿货物同夷人交换，熔铸毁坏后制成铜鼓，因而禁止这种行为。晋安帝元兴年间，桓玄辅政，提出废钱而使用谷帛的议案。孔琳之议论说：“圣王制定没有实际用途的货币，用来使有用的财物流通；既没有销毁财物的费用，又能节省运输的劳苦。这就是钱币能够继承龟贝的功用、历代不废除它的原因。谷帛本来是用来充当衣服和食物的，如今分出一部分作为货币，造成的损失一定很多。魏明帝废钱用谷，已经四十年，最终还是因为不便利，所以舍弃谷帛而重新使用钱币，这就是已经发生的证明。”桓玄的议案于是没有实行。宋文帝元嘉七年，制定钱币制度，铸造四铢钱，钱文写“四铢”，重量与钱文相符。民间有人大量私铸，许多人剪凿古钱来取得铜料，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建议以一枚大钱抵两枚，以防止剪凿古钱。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赞同，于是实行一枚钱抵两枚。

译实行一段时间后，官私双方都感到不便利，于是废止。元嘉年间铸造的四铢钱，轮郭、形制同古五铢钱一样，钱价没有获利空间，百姓不愿铸造，盗铸却不断。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写“孝建”，一面另铸“四铢”；后来逐渐去掉“四铢”，专门铸作“孝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论说：“货币贬薄、百姓贫困，公私都已穷尽；如果不改革铸造制度，将会极度匮乏。应当按照制度遵循古典，收取铜料修治铸造，用铜赎免刑罚，这些做法记载在过去的法令中。现在应当让人用铜赎刑，按照罪行确定等级。”诏令准许了他的建议。所铸钱币形制薄小，轮郭也不完整，于是民间私铸者纷纷兴起，掺杂铅锡，钱币都不牢固；又剪凿古钱来取得铜料。钱币越来越小，稍稍违背官定式样；即使加重法令、严刑峻法，因私铸而获死罪或免职的官吏、长官接连不断，盗铸反而更加严重。各种物品价格飞涨，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制定等级标准，把薄小而没有轮郭的钱一律加以禁止。当时议论的人又认为铜越来越难得到，想铸造二铢钱。颜竣陈述了三条不可行的理由；到了废帝景和二年，终于铸造二铢钱，钱文写“景和”，形制变得更加细小。官钱每次发行，民间立即仿造，但大小、厚薄都比不上官钱。没有轮郭、没有经过磨削剪凿的钱称为“耒子”，特别薄轻的称为“荇叶”，市场上都通用。永光元年，沈庆之上奏请求开放私人铸钱；由此钱币混乱，于是规定一千枚钱的长度不得超过三寸，大小按此标准，称为“鹅眼钱”。比这更劣的称为“綖环钱”，放入水中不会下沉，拿在手里就会破碎，市场上不再计枚数，数十万枚钱还装不满一捧。以至于米价达到一万钱，商货无法流通。明帝太始初年，只禁止鹅眼钱和綖环钱，其余钱币都允许使用；又禁止民间铸钱，官署也停止铸造。不久又全部禁止，只使用古钱。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说：“三吴是国家的关口门户，近年遭受水灾，但粮价并不昂贵，这是天下钱币少，而不是谷物丰收、粮价低廉，不能不察明这一点。铸钱的弊病，在于钱币轻重屡次变更。重钱的弊端是难以使用，但难用反而没有积累之害；轻钱的弊端是容易被盗铸，而盗铸造成的祸害很深。百姓私铸钱币，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是因为上面铸钱时吝惜铜料、爱惜工力。所谓吝惜铜料、爱惜工力，就是认为钱是用来沟通交易的无用器物，只想让它质地轻、数量多，却没有考虑后患。自从汉朝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时，四百多年间，制度虽有兴废，钱币形制却没有改变。五铢钱的轻重适中，可以作为标准，正是货币价值合宜的表现。皇帝于是派人到各州大量收购铜，准备重新铸钱，但皇帝去世后便停止了。梁朝初年，只有京师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等地使用钱币；其他州郡则把谷物、布帛混合起来进行交易。交州、广州一带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梁武帝于是铸钱，内孔和外郭都周整，钱文写“五铢”，重量与钱文相符；又另铸去掉内郭的钱，称为“女钱”，两种钱同时流通。百姓有时私下使用古钱进行交易，其中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名称繁多，轻重不一。皇帝多次下诏，除新铸的两种钱外，其他钱都不许使用，但追逐利益的人私下使用反而更加严重。到普通年间，才商议全部废止铜钱，改铸铁钱。人们认为铁便宜、容易取得，于是也都私自铸造。到大同以后，各地铁钱多得像丘山一样，物价飞涨，交易的人用车装钱，不再计算枚数，只论“贯”。商旅和奸诈之徒借此谋利。破岭以东，八十枚算一百枚，称为“东钱”；江郢以西以上地区，七十枚算一百枚，称为“西钱”；京师以九十枚算一百枚，称为“长钱”。中大同元年，皇帝下诏通用足陌钱；诏令下达后百姓却不遵从，钱陌的实际数目越来越少，到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枚充作一百枚。陈朝初年承接梁朝末年的丧乱，铁钱不能流通；梁朝末年又有两柱钱和鹅眼钱，当时人混杂使用，价格相同，只是两柱钱较重、鹅眼钱较轻。私人家中大多熔铸钱币，又间杂锡铁，并把谷物、布帛作为货币。陈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钱，刚发行时一枚抵十枚鹅眼钱。陈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铸造大货六铢钱，一枚抵十枚五铢钱，与五铢钱一同流通。后来又改为一枚只抵一枚，百姓都认为不便利，于是相互传播谣言说：“六铢钱有不利于官府的征兆。”不久皇帝去世，于是废止六铢钱，恢复流行五铢钱，一直到陈朝灭亡。岭南各军州大多用盐、米、布帛交易，都不用钱。”有人说，北齐神武帝开始掌握政权时，承袭北魏，仍使用永安五铢。迁都邺城以后，百姓私铸，形制逐渐不同，于是各自命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等名称。冀州以北钱币都不流通，交易的人全都使用绢布。神武帝于是收取境内的铜和钱，仍沿用旧钱文重新铸造，流通到四方。不久之后，钱币逐渐又变得细小、薄弱，奸伪铸造争相出现。文宣帝接受禅让后，废除永安钱，改铸常平五铢，重量与钱文相符。这种钱价值很高，制造也十分精良。到了干明、皇建年间，常常有人私铸。邺城中使用的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等不同。河南使用的钱有青薄、铅锡等区别。青、齐、徐、兖、梁、豫、荆、河等州的钱币各不相同。武平以后，私铸更加严重，有的还用生铁掺和铜。直到北齐灭亡，最终也不能禁止。北周初年，仍使用北魏的钱。到武帝保定元年七月，才改铸布泉钱，一枚抵五枚，与五铢钱并行。当时梁、益地区又混杂使用古钱交易；河西各郡有的使用西域的金银钱，官府也不禁止。建德三年六月，改铸五行大布钱，一枚抵十枚，大量获取商人的利益，与布泉钱并行。建德四年七月，因为边境上私铸的人很多，于是禁止五行大布钱出入四关；布泉钱只允许流入，不允许流出。建德五年正月，因为布泉逐渐贬值而百姓不再使用，于是废止它。起初规定私铸者处绞刑，跟从者远方配役，编入当地户籍。

译齐朝平定以后，山东人仍混杂使用北齐旧钱。到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造永通万国钱，一枚抵一千枚，与五行大布、五铢钱共三种并行。隋高祖接受北周禅让后，认为天下钱币轻重不一，于是重新铸造新钱；钱的正面、背面、内郭和外郭都有周郭，钱文写“五铢”，重量与钱文相符。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当时新钱刚发行，百姓有人私自熔铸。开皇三年四月，下诏四面各处的关隘分别交付一百枚钱作为样钱；从关外来的人要拿来核对，样式相同才可以通过，样式不同的立即毁掉，铜料收入官府。下诏实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中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以及北齐常平钱，各地都不得使用，但这些钱仍在贸易中流通不止。开皇四年下诏，仍按旧例不加禁止的，县令夺取半年俸禄。但百姓长期习用，仍然不能彻底禁绝。开皇五年正月，又下诏严厉规定。从此钱币制度才统一，各地流布，百姓感到便利。当时流通的钱都必须掺和锡。锡既便宜，谋利的人很多，私铸的钱无法禁止。大约在这一年，诏令禁止产锡的地方，并且不得私自开采。开皇十年，诏令晋王杨广允许在扬州设置五座炉铸钱。后来奸猾之徒逐渐增多，慢慢磨去官钱的外郭，取得铜料私自铸钱，又掺杂铅锡，彼此仿效，钱币于是变得轻薄。朝廷便下达禁止劣钱的法令，京师和各州的邸店、商铺都要立榜并设置样钱作为标准，不合样式的钱不得进入市场。开皇十八年，诏令汉王杨谅允许在并州设置五座炉铸钱。当时江南民间钱币很少，晋王又请求在鄂州白纻山有铜矿的地方冶炼铜并铸钱。于是诏令允许设置十座炉铸钱，又诏令蜀王杨秀允许在益州设置五座炉铸钱。当时钱币更加泛滥恶劣，于是命令有关官员搜括天下邸店、商铺现有的钱，非官府铸造的全部毁掉，铜料收入官府。京师有人用劣钱交易，被官吏捕获，甚至有人因此处死。几年之间，私铸之风颇为止息。大业以后，王纲松弛败乱，大奸大猾之徒增多，私铸的钱越来越薄、越来越劣。起初每一千枚钱还重二斤，后来逐渐减轻到一斤；有的剪铁片，裁皮革、糊纸来充作钱，混杂使用，结果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直到隋朝灭亡。唐高祖即位后，仍使用隋朝的五铢钱。武德四年，废止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参；累积十枚重一两，一千枚重六斤四两。又在洛州、并州、幽州、益州、桂州等州设置铸钱监；秦王、齐王各赐三座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座炉。议论的人认为，新钱的轻重、大小最为适中，远近使用都很便利。此后私铸逐渐兴起，各地流通的钱也越来越泛滥恶劣。显庆五年九月，因为天下劣钱越来越多，于是命令各地官府出钱收购，五枚劣钱换一枚好钱。百姓认为劣钱价格低，便私下藏匿，等待官府禁令放松。高宗又下令用一枚好钱买两枚劣钱，但弊病仍然没有停止。到乾封元年封禅泰山以后，又改铸新钱，钱文写“乾封泉宝”，直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一枚新钱抵十枚旧钱。若干年后，旧钱全部废止。起初开元钱的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撰词并书写，当时人称赞其精美；字体兼有八分、篆书和隶书体势，钱文的书写顺序是先上后下、再左后右，世俗于是称它为“开通元宝钱”。到铸造新钱时，便顺从世俗说法，乾字直上，封字在左。不久醒悟到钱文写法有误，又因此改铸，商贾不能流通，米帛价格上涨，于是商议恢复使用旧钱。乾封二年正月下诏说：“开元通宝，是高祖创制、太宗承用、可以流传万代的法式。” 乾封新钱不必再铸，仍命令天下各铸钱之处同时铸造开元通宝钱。不久私铸更多，有人驾船在江中停宿，鼓声铸钱，所属官府却不能察觉，钱币又变得劣杂泛滥。仪凤四年四月，命令东都拿出多年前的粗米和粟，到市场上买粮；另收劣钱一百文。那些劣钱交给少府、司农毁掉。当时铸钱过多而钱价低、粟价高，于是暂时停止少府铸钱，不久又恢复旧制。武则天长安年间，在市场张贴样钱，命令民间依照样钱使用。很快便因挑选钱币而妨碍交易，于是又下敕令：除非是穿孔、含铁锡或铜液铸成的钱，其他都允许使用。从此私铸蜂拥而起，有人把锡熔化后夹在钱模中，很快就能铸满成百上千枚。开元五年，知政事宋璟请求禁止天下劣钱，流通二铢四参钱。当时江淮地区的钱尤其泛滥恶劣，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等。钱币当时有好几种，宋璟于是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任江淮使。萧隐之命令每户出钱，并加紧督责；百姓便拿上等青钱当作劣钱缴纳。有些较小的劣钱则沉入江湖，以免获罪。于是市场交易不通，物价上涨，消息传到京师。萧隐之被贬官，宋璟也因此罢相。张嘉贞任知政事时，请求不要禁止铸钱，于是放宽这项禁令，百姓才安定下来。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开始任知政事，明皇把这项建议交付讨论。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上奏说：“古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如今的钱就是古代的下币。现在如果舍弃钱币，任由民间自行铸造，那么上面就无法控制下面，下面也无法侍奉上面。”于是陈述五条不可行的理由。当时黄门侍郎裴耀卿等都认为，这样恐怕会使小人弃农逐利，滥铸劣钱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因此事情没有施行，只下诏禁止劣钱而已。天宝年间，内作判官韦伦请求提高价格招募工匠，由此减少了劳役使用而增加了铸钱数量。天下设置九十九座钱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杨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各十炉，益州、邓州、郴州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大约每炉役用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工外，其余十个月分十番开工。每炉大约使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每千钱除工匠费用外，所用铜、镴、锡的价格约为七百五十文。每炉每年铸钱三千三百缗，约计一年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缗。

译肃宗乾元元年，国家经费不足，有司请铸钱使第五琦铸造乾元重宝钱。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钱并行使用，一枚抵十二枚开元钱。第五琦入朝任宰相后，又请求改铸重轮乾元钱，一枚抵五十枚旧钱，每二十斤钱铸成一贯，诏令准许。于是新钱与开元钱、乾元钱三种钱同时流通。不久谷价暴涨，一斗米涨到七千钱，饿死的人接连倒毙在道路上，于是提高旧开元钱的币值，使一枚抵十枚；降低重棱乾元钱的币值，使一枚抵三十枚。由于人们厌恶钱价不稳定，民间擅自抬高钱价，称为虚钱；长安城中竞相私铸，京兆尹郑叔清捕捉这些人，几个月间被榜杀的有八百多人。上元元年，把重棱钱原定抵五十枚的币值降为三十枚，开元旧钱一枚抵十枚。宝应元年，改定乾元重棱小钱一枚抵二枚，重棱大钱一枚抵三枚。不久又改为乾元大小钱都按一枚抵一枚流通。自从第五琦改铸钱币后，每天因犯法被捕的有数百人；到这时人们感到十分便利。盐铁转运使刘晏认为，江淮各州依当地物产征收的货物，都是价格低廉而不便运输的物品，运往京师不足以抵偿道路费用，于是把这些货物积存在江淮，换取铜、铅、木柴和炭，扩大铸钱规模，每年得到十多万缗，运往京师以及荆州、扬州二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月〕 从此钱币开始增多。大历七年，禁止天下铸造铜器。建中元年，户部侍郎韩洄上奏说：“江淮钱监每年供应铸钱四万五千贯，运到京师；估计工费和转运费用，每贯要花钱二千，这样本金反而加倍了。如今商州红崖冶出产的铜更多，又有洛源监长期无人治理而废弃，请增加工役开山取铜，恢复洛源钱监，设置十炉铸钱，每年估计可铸七万二千贯；估计工费和转运费用，每贯只需九百钱，那么利润就超过本金了。江淮七监，请全部停办。”朝廷听从了。元和三年，盐铁使李巽上奏说：“郴州平阳、高亭两县境内，有平阳冶以及马迹、曲木等古代铜矿二百八十多井。如今请在郴州原桂阳监设置两处炉所，每天铸钱二十万，按一年计算可铸成七千万贯，这对百姓有利。”朝廷听从了。这年六月，下诏解除蓄钱禁令。又因为有银的山必定有铜矿，铜可以用来铸钱，银对百姓生计没有益处，所以五岭以北的银矿应禁止开采，只征收开采铜矿的课税，以供官府铸造。元和四年，京师使用钱币时每缗扣除二十陌，于是下令禁止这样做。又禁止钱币流出五岭，取消禁止采银的规定。元和六年规定，公私交易超过十缗，就必须兼用缣帛。那年三月，河东节度使王锷上奏请求在蔚州增设钱炉，达到五炉。元和八年四月下诏，因为钱重货轻，从内库拿出五十万贯钱，命令两市收购布帛，每端、每匹估价提高十分之一。元和十二年，禁止藏钱超过五十缗。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上奏，命令各道将公家缴纳的铜器交给所在地的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经略使，按价给钱，仍命令用这些铜器铸钱。长庆元年九月下诏：“钱币流通的意义，在于贵在通行流转。听说近来使用钱币，各地扣除陌钱的标准不一；与其禁止人们而使他们必然触犯禁令，不如顺从民间适宜的做法。交易往来务必使规定可以遵守。内外官府和私人支付使用的钱币，从今以后每千钱加垫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作为一贯。” 漕运 秦国想要攻打匈奴，运输粮食，使天下人飞快地运送刍草、搬运粟米，从黄腄【腄音“谁”，东莱郡的两个县】、琅琊等濒海郡出发，转运到北河【北河即今朔方以北的河流】，通常运三十钟才能送到一石。到汉朝兴起，高皇帝时从崤山以东漕运粮食，供给中都官，每年不过几十万石。孝武帝建元年间，打通西南夷地区，役使数万人，背负粮食行走千里，通常运十多钟才能送到一石。后来向东灭掉朝鲜，设置沧海郡，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与征伐西南夷相当。又有卫青攻打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朔方一带】，重新征发十多万人，修筑朔方城，转运漕粮路途非常遥远，崤山以东的百姓都承受了这种劳苦。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对皇帝说：“从前从关东运粮，漕船沿渭水向上航行，水路九百多里，估计到六月就停止。如果引渭水开渠，从长安附近南山脚下开到黄河，只有三百多里，估计三个月就可以停止。”这样可以减少漕运一半的费用，于是天子命令齐国水工徐伯表率领士卒开凿漕渠来运输，十分便利。后来河东太守番系说：“漕粮从崤山以东运往西方，每年一百多万石，要经过底柱的险要之处，沉船损失很多，费用也相当大。” 请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以南的土地，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以南的土地，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土地；再把黄河岸边原来荒废的土地全部利用起来，估计可以得到二百万石以上的粮食。粮食沿渭水上运，与从关中运输没有不同，而底柱以东就可以不再漕运。”天子又认为可行，于是开渠整治田地几年；后来黄河改道，渠田也就废弃了。后来有人上书请求打通褒斜道【褒、斜是两条水名：褒水向东流，向南汇入沔水，今为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向北流入渭水，今属武功县及扶风郡】，以及办理漕运之事，奏书交给御史大夫张汤。张汤了解情况后说：“通往蜀地的旧路山坂多、迂回遥远。如今开通褒斜道，山坂少，路程近四百里；而且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行船漕运。漕船从南阳沿沔水上行进入褒水，褒水断流处到斜水之间一百多里用车转运，再从斜水进入渭水。这样，汉中的粮食可以运到崤山以东，从沔水运输比经过底柱漕运便利得多；而且褒斜山林中的木材和山中竹箭丰富，可以与巴蜀相比。”天子认为他说得对，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卬为汉中太守，征发数万人修筑褒斜道五百多里。道路果然便利近便，但水流中多有急流和礁石，不能漕运。孝宣帝即位后，百姓安于本土，年年多有丰收，粮价每石五钱，农民获利很少。

译当时耿寿昌善于计算，能够谋划经济利益，得到皇帝宠信。五凤年间，他上奏说：“按照旧例，每年漕运关东粮食四百万斛供给京师。”需要役用六万人。如果应当购买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的粮食，就足以供给京师，还可以使关东漕运的士卒减少一半以上。”天子采纳了他的计策。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耿寿昌想就近购买关内粮食，修筑仓库、整治船只，费用超过二万万钱，还要兴动大批民众，恐怕会造成旱灾，使百姓遭受灾害。耿寿昌熟悉计算商业利益、分厘计较之事，但他的深谋远虑实在还不足以担当此任，应该暂且照旧办理。”皇帝没有听从。漕运的事情果然便利。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懿派邓艾巡视陈县、项县以东直到寿春一带。邓艾认为那里田地肥沃但水源少，不能充分利用地利，应当开凿河渠，这样可以大量积储军粮，又能打通漕运道路。司马懿听从了，于是广泛开凿漕渠。东南有战事时，军队可以乘船顺流而下，到达江淮，粮食物资有储备而没有水患，这都是邓艾所创建的。晋武帝太始十年，开凿陕县以南的山地，使黄河决流向东注入洛水，以打通漕运。虽然有这道诏令，但没有成功。怀帝永嘉元年，在许昌修治千金堨，以打通运输。成帝咸和六年，因为海盗侵扰劫掠，漕运不能接续，征发王公以下一千多名丁男，各自运输六斛米。穆帝时屡次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粮运接不上，规定王公以下每十三户共同借出一人，帮助度支运粮。后魏自徐州、扬州归附以后，仍年年经营江淮地区，于是把中州的粮食转运来充实边镇。百姓苦于道路运输，有司请求在水运经过的地方，因地制宜设置仓库，于是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共八处，各设邸阁。每当军国有需要，就根据时机从这里调运漕粮，费用和劳役稍有节省。当时三门都将薛钦上奏说：“计算京西水运沿线，汾州、华州、弘农、河北、河东、平阳等郡，每年应缴的绵、绢以及资麻，都折成公物，雇车牛运送到京师。道路险阻，人员疲惫，既耗费公家又损害私人。大略计算，华州一车，官府酬给绢八匹三丈九尺，另外还要支付私人雇价布八十匹；河东一车，官府酬给绢五匹二丈，另外还要支付私人雇价布五十匹。其余州郡虽然还没有详细核算多少，但推想距离远近，费用应不会少于此数。现在请求每雇一辆车取绢三匹，用来购买材料造船，不必再费力砍伐。” 计算一艘船可以装运十三车货物，每车取绢三匹，共三十九匹。雇用船头、工匠以及船上各种杂物和食物的费用，足以造船。计算一艘船需防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如租用一辆车，官府规定装载二十斛；私人雇车的价格，远处五斗米给布一匹，近处一石米给布一匹，按私人费用折算，一车远处需布八十疋，近处需布四十疋。造一艘船，计算可装运七百石，按雇车费用折算，应需布一千四百疋。现在只取布三百疋，造一艘船，并负责船上覆盖、修理等杂事，计算一船需防布一千一百疋。又因汾州有租庸调征收之处，距离汾水不过百里，华州距离黄河不满六十里，都命令按路程仍旧支付车运酬价，把货物运到船所。船只运输的货物只到达防陂。陆路从防陂到仓门，调一辆车，雇价绢一匹；租一辆车，布五疋，这样对公私都便利。诏令采纳了，但最终没能全部实行。孝文帝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说：“奉诏，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即今灵武郡，统万即今朔方郡】以及我所镇守的四镇，出动五千辆车，运输屯田粮食五十万斛，交付沃野镇供应军粮。” 我的镇所距离沃野八百里，道路上多是深沙，即使轻车往来仍然困难。假如装载二千石粮食，每次到达深沙处必定会停滞不前。况且粮食在河西转运到沃野，还要越过黄河；计算五千辆车运输十万斛粮食，一百多天才能往返一次，极大地荒废百姓耕种开垦的事业，车牛行进艰难，粮食也难以完整运到。一年不过运输三次，五十万斛粮食要经过三年才能运完。我听说郑白渠于是引来淮海地区的粮食，逆流运输几十周年才能到达一次，但仍称国家有储粮，百姓生活安乐。请求在▯▯山【在今平原郡高平县，即今笄头山】河水旁建造二百艘船，两船编为一舫，一艘船装载二千斛，一舫用十人，计算需要一千人。我们镇内的士兵大多熟悉水性。每次运输二十万斛，连船顺流五天即可到达。从沃野牵船上行，十天后返回，到此一共六十天可以往返一次。从三月到九月，往返三次，可运输六十万斛；计算所用人工，比车运轻省十倍有余，不耗费牛力，也不荒废田地。”诏令说：“知道你想造船运输粮食，一个冬天就能大大节省人力，既不耗费牛力，又不荒废田地，非常好。不只这一次运输，以后完全可以永久作为法式。” 隋文帝开皇三年，因为京师仓库仍然空虚，朝廷商议做好水旱灾害的储备，于是下诏在蒲州、陕州、虢州、熊州、伊洛州、郑州、怀州、邠州、卫州、汴州、许州、汝州等沿水十三州设置招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在陕州设置常平仓，在华州设置广通仓，使各仓相互转运补给，漕运关东以及汾、晋地区的粮食，供应京师。又派仓部侍郎韦瓒到蒲州、陕州以东招募百姓，凡能从洛阳运米四十硕，经过底柱险处到达常平仓的，免除其征戍。后来因为渭水泥沙多，水流深浅不定，漕运者以此为苦。开皇四年，诏令宇文恺率水工开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东面到潼关，长三百多里，名为广通渠；转运变得通畅便利，关中依赖它获益。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各郡男女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达黄河，又引黄河通向淮海。从此天下都从转运中获利。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各郡一百多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到达河北，通往涿郡。从此丁男不足，开始役使妇女。大业五年，在西域地区设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驱逐吐谷浑后得到这些地方，都在今酒泉、张掖、晋昌郡以北，现今全为北狄之地】，把天下的罪犯谪配为戍卒，大规模开垦屯田，征发西方各郡运输粮食供给他们。

译大业七年冬，在涿郡大规模集会，分派江淮以南的士兵，配属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另派水师渡过沧海，船队绵延数百里，并装载军粮，约定与大军在平壤防守。唐咸亨三年，在岐州陈仓县东南开渠，引渭水进入升原渠，使船筏可以通行到长安，连接旧渠。开元十八年，明皇询问朝集使有关利弊的事情，宣州刺史裴耀卿上奏利于时宜的建议说：“江南户口渐多，仓库所能供给的，只有租庸调，再没有其他征收；由于水陆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虽然耗费功力，仓储却没有增加。我私下看到各州所送的租庸调等物，通常在本州正月、二月上路，到扬州进入斗门时，就遇到水浅，已经受到阻碍，必须停留一个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才渡过淮水进入汴水；汴河大多干涸水浅，船运停留到六月、七月才到河口，又遇到黄河涨水，不能进入黄河，还要停留一两个月，等河水稍落，才能上行进入洛水；这时漕运道路又干浅，船只拥挤堵塞，船载货物停滞，艰难到了极点。计算从江南到东都，停滞的日子多，真正航行的日子少；粮食既然都不足，折耗亏欠也因此产生。” 而且江南百姓不熟悉河流水运，都要另外雇用河工、水手，更加造成损耗和费用。我恭敬地看到国家的旧法和历代形成的成规，选择便利的制度，以便流传长久。河口原来设置武牢仓，江南船只不进入黄河，就在仓中直接储存；巩县设置洛口仓，漕船不从黄河进入洛水，就在仓中安置。至于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也都按次序采取便利办法，惯例全都如此。水路畅通就就近转运，水路不通就暂时收存在仓中，不让远来的船只滞留，也不担心亏欠损耗，比起荒年仍勉强长途运输，便利多了一倍以上。如今如果暂且设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只到达河口便返回本州，还可以得到这些船继续运输，并把节省下来的脚力钱，再运输江淮折纳的物资来充实义仓；每年可以多得一二百万石，几年以后，仓廪就会逐渐增加。江淮义仓大多低洼潮湿，不适合长期储存；如果没有转运，二三年后粮食就会变质，只能发放借贷，费用散失，公私都没有好处。”奏疏上报后没有得到采纳。到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师因雨水损害庄稼，谷价暴涨。裴耀卿上奏说：“国家帝业的根本在京师，万国朝拜归附，这是百代不变的地方；只是因为秦中土地狭窄，收取的粮食不多，倘若遇到水旱灾害，便会匮乏。” 从前贞观、永徽年间，官员俸禄和仓廪供给都不多，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已足够，因此车驾长久能够安居不动。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国家用度逐渐扩大，每年陕洛漕运的数量是从前的几倍，支用仍然不够。陛下多次驾临东都，以便利用那里的积储，这是国家的大计，不怕辛劳，都是为了忧虑百姓而行动，难道是故意想来往奔波吗？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陕洛漕运，使运入京师仓廪的粮食常有二三年的储备，就不用担心水旱灾害了。如今全天下承担输送任务的丁男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一百文，其中五十文充作陕洛运输脚费，其余用于营窖等事，储存在司农寺、河南府和陕州，以充当相关费用；租米则根据路程远近，由各地自行出脚费运送到东都缴纳。到了陕州至黄河的道路，路途艰险，既然使用陆路脚费，就无法大量运送。如果能够开通河道，把陆运改成水运，那么所支出的费用会有剩余，动辄可以节省数以万计。而且江南的租船要等水势合适才敢出发，吴地人不熟悉河道漕运，因此船只到处停留，日月一久，便产生隐匿和盗窃。臣请求在河口设置一座仓，收纳江东的租米，便于船只从河口返回，并把粮食分批运入河、洛，由官府自行雇船运输。河运粮船到达三门以东时设置一座仓；既然那里水路险要，就在河岸靠山处用车运输十多里到三门以西，再设置一座仓。” 每运输一批就设置仓库，先把粮食卸下储存；水路畅通就继续运输，水势变小就暂时停止，逐步运到太原仓，再逆河进入渭水，就不会再有停留，可以节省巨额费用。臣曾任济州、定州、冀州三州刺史，询问查访旧例：前汉定都关内，时间久了；隋朝也定都京师，沿河都有旧仓，所以国家用度常常充足。如果依照这个办法实行，便利和益处确实很大。”皇帝非常高兴，不久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下诏命郑州刺史、河南少尹萧炅，从江淮到京师沿线巡检古仓，按次序储存收纳；仍任命裴耀卿为转运都使。于是开始设置河阴县和河阴仓，在河清县设置柏崖仓，在三门以东设置集津仓，在三门以西设置三门仓；从三门北山开辟十八里的陆路，以避开湍急险滩。从江淮向西北逆鸿沟而上，全部收纳到河阴仓；从河阴等待水势，调集浮船漕运，送到含嘉仓；又选取熟悉河水的人接力运输，送到太原仓，这就是所谓北运。从太原仓沿渭水顺流运输，以充实关中。总计三年运送七百万石，节省脚费三十万。裴耀卿罢相以后，因为边地运输险阻滞涩，又有不少欺骗隐瞒，议论者又说此法不便利，事情再次停止废弃。

译开元二十七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因为江淮漕运经过淮水时波涛汹涌，船粮有沉没损失，于是开凿广济渠；下游从泗州虹县到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处汇入淮水，过了一段时间才完工。后来因为水流深急，行旅艰险，很快便停止废弃，重新改走旧河道。开元二十九年，陕州刺史李齐物为了避开三门河道急峻之处，在三门以北凿石开渠，使运船通行；但因水流漫溢、河泥很快填塞淤积，不能漕运，只好停止。天宝三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凿漕河，从苑西引渭水，利用旧渠到华阴汇入渭水，引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米供应京师，名为广运潭，任命韦坚为天下转运使【灞水、浐水在漕渠中汇合，每年夏天一下大雨就会全部淤塞；大历以后渐渐不能通船】。天宝年间，每年水陆运输二百五十万石米进入关中【过去从河南路运到陕郡太原仓，再运到永丰仓和京师大仓。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开始任陆运使，从含嘉仓到太原仓设置八个递运场，相距每场四十里。每年初冬开始运输八十万石，后来增加到一百万石；每一递使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两批交替运输，两个月完成。后来逐渐增加，到天宝七年达到二百五十万石；每一递使用车一千八百乘，从九月到正月完成。天宝九年九月，河南尹裴逈认为递运过重，恐怕伤害牛，于是把递运场改为交运场，在两递中选择靠近水边的地方作为宿场。天宝十年九月，相州刺史李南金又上表说：臣根据旧籍，天下水陆运输估价和车乘都有纲运，各令官兵提督巡察，共五十万；大略自大历以后，以水陆运使兼任防押，每次运四十万石，分别押送入关】盐、铁、茶 盐铁专卖的利益，管仲已经说得很详尽了。齐桓公能够借此称霸齐国，靠的就是盐铁专卖的利益。汉孝武帝中期，大规模征伐，财用枯竭，于是大农令属下的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说：“山林海洋是天地的储藏，应该归少府掌管。陛下不把它据为私有，而交给大农令来辅助赋税。希望招募百姓自行承担费用，借助官府器具煮盐；官府发给牢盆【牢盆是煮盐的器具】。那些游手好闲、行为奇异的人，想要独占山海物产来发财获利，役使和盘剥贫民；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也听不完。敢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钳夹左脚【“釱”音徒计，是脚上的刑具】，没收其器物。郡中不出产铁的地方，设置小铁官，使其隶属于当地县。派遣孔仅、东郭咸阳乘驿车巡行天下，把盐铁生产交给官府办理【主管煮盐、铸铁以及出纳】，除去原来盐铁世家中富有的人，任用他们为吏；官吏越来越多，反而成了商人。卜式任御史大夫时，看到各郡国大多不便于由县官制造盐铁器具，器具质量差、价格贵，有时还强令百姓购买。又因为船只要征税，商人减少，物价昂贵。于是他借孔仅之口谈论船税的事情，皇帝不高兴。孝昭帝始元六年，命令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和教化的要旨。” 众人都回答说：“希望废除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官，不要与天下百姓争利，向他们显示节俭，然后教化才能兴起。”御史大夫桑弘羊反驳说：“这是国家的大业，是用来制服四夷、安定边疆、充足国家用度的根本。从前豪强之家能够掌管山海之利，形成奸诈虚伪的产业。普通人家有珍宝器物，尚且还要用匣子收藏，何况天地间的山海呢？凡是有权势和利益的地方，必定在山林川泽；不是豪民就不能通晓并经营其中的利益。从前盐铁没有被官府统制时，平民中有朐邴这样的富户，君主中有吴王这样的封国，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盐铁之利可以救济百姓的急需，供给军队费用，不可以废除。”于是丞相上奏说：“贤良之士不明白县官制度，竟然认为盐铁专卖不便利，请废除郡国酒类专卖以及关内铁器专卖。”奏议获准。于是利益重新流入民间，百姓得以休息。孝元帝时，曾经废除盐铁官三年，后来又恢复。此后汉明帝时，尚书张林上奏说：“盐铁是饮食中急需之物，官府可以自行出售。”和帝即位，诏令说：“孝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收取其利益来供给军队费用。中兴以来仍未能改革，先帝对此十分遗憾，所以留下遗诫，要求废除盐铁禁令，放开让百姓煮盐铸铁，向县官缴税，照旧例办理。” 把这道诏令布告天下。献帝建安初年，关中百姓流入荆州的有十多万家；后来听说本土安宁，都盼望返回故乡，却没有办法自行谋生。于是卫觊提出意见，认为：“盐是国家的大宝。自从丧乱以来，盐业散失，如今应当恢复设置使者监督出售盐，以所得价钱增加购买犁牛；对归来的百姓供给这些物资，劝导他们耕种、积储粮食，使关中富足繁盛。远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也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回来。”魏武帝于是派谒者仆射监督盐官，迁司隶校尉驻在弘农，流民果然返回关中，关中变得丰实。后魏宣武帝时，河东郡有盐池，原先设置官司收取盐税；此前曾废除，后来有富强之家独占盐池的使用，贫弱百姓不能从中获益。延兴末年，重新设置监司，按照盐价高低，调节赋税收入，使公私双方都获利。后来时而废除，时而恢复，一直延续到永熙年间。迁都邺城以后，在沧州、瀛州、幽州、青州四州境内靠海煮盐：沧州设置盐灶一千四百八十四座，瀛州四百五十二座，幽州一百八十座，青州五百四十六座。又在邯郸设置盐灶四座，计算全年共可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八斛四斗，军国所需物资因此能够充分供给。

译后周文帝开始掌政时，设置掌管盐业的政令：第一，散盐，煮海水制成；第二，监盐，引盐池的水使其结晶；第三，形盐，挖地取得；第四，饴盐，到戎地取得。凡是由官府监督的盐池，每个盐池都设置禁令，百姓取盐都要缴税。隋开皇三年，开放盐池、盐井，允许与百姓共同使用。唐开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遗刘彤上表说：“臣听说汉孝武帝时，厩马三十万匹，后宫数万人，对外征讨夷狄，对内兴建宫室，耗费极其巨大，实际上是当今的两倍。然而古代费用虽多，财货却有余；如今用度较少，财物却不足，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古代取利于山林川泽，而如今取利于贫民吗？取利于山林川泽，公家获利丰厚，百姓归于农业；取利于贫民，公家获利微薄，百姓却离开本业。所以先王制定法令时，规定山海有官府管理，虞衡有专职掌管，调节物价有办法，开放和禁止都有时令。这样一是专心于农业，二是使国家富足。”明皇命令宰臣讨论可行与否，众人都认为盐铁之利对国家用度很有益处，于是命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一同代理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检查考核天下盐铁税课。开元二十五年仓部条例规定，蒲州盐池由州司监督管理，把盐税分给有能力的人经营种植；收盐时每年将上、中、下各等盐畦合并计算，共收一万石。屯田条例又规定，幽州盐屯每屯配备丁男五十人，一年收盐额满二千八百石。又有成州长道县一处盐井，也按等级设有奖惩。蜀道陵州、绵州等十州共有盐井九十处，每年征收盐课，总计折钱八千七百五十一贯【陵州一处盐井，盐课折钱二千六十一贯；绵州四处盐井，共二百九十二贯；资州六十八处，共一千零一十三贯；泸州五处，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十二处，共四百贯；梓州共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七十八贯；遂宁府共二千七百九十三贯；果州共九千九百八十七贯；邛州共三百七贯】。起初，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向天下征收茶、漆、竹木税，十分取一，作为常平本钱。到贞元八年，盐铁使张滂奏请在产茶州县的茶山以及商人必经要道设置税场，按茶叶等级定价征收十分之一。从此每年得到钱四十万缗，但遇到水旱灾害也不曾用来救济。穆宗即位后，两镇用兵，国库空虚，盐铁使王播提高天下茶税税率，每一百钱增加五十钱。到王涯主管盐铁、度支二使时，设置茶叶专卖使，把百姓的茶树迁到官营茶场，并焚烧他们原来积存的茶叶，天下人大为怨恨。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增加江淮茶税。当时茶商经过的州县都要缴纳重税，有的地方甚至抢夺船只、车辆，把露天堆放的货物置于雨中；各道设置邸店收税，称为“搨地钱”，所以私自贩茶的活动更加兴盛。鬻爵 汉孝文帝时，晁错劝皇帝说：“想让人专心务农，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办法，在于让人用粮食作为赏赐和处罚。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县官交纳粮食，就可以授予爵位，也可以免除罪行。这样，富人得到爵位，农民得到钱，粮食也有了流通渠道。能够交粮食来取得爵位的，都是有余粮的人。取用有余粮的人来供给上面的需要，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是用有余补不足，使国家得到粮食而百姓也获利。”这顺应人心，补益有三点：一是君主的用度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劝勉农业生产。爵位是君主所专擅的，出自一言而无穷；粮食是百姓所种，生长在土地上而不会匮乏。得到高爵和免除罪责，是人们非常希望的事。假如让天下人向边塞交纳粮食来取得爵位、免除罪责，不过三年，塞下的粮食一定会增多。于是朝廷听从晁错的话，规定向边塞交纳粮食六百石，授予上造爵【第二等爵】；逐步增加到四千石，授予五大夫【第九等爵】；一万二千石，授予大庶长【第十八等爵】；都按交纳多少分级定差。晁错又上奏说：“陛下恩准天下人向塞下交粮授爵，这是很大的恩惠。臣私下担心塞卒的粮食不够使用。等天下粮食大量运到、边塞粮食足以支撑五年后，就可以命令百姓向郡县交粮了【向各郡县交粮，以备凶年灾害】；等粮食足以支撑一年以上，就可以适时赦免、不收农民的租税。这样，恩德就能施加到万民身上。” 皇帝听从了。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又修订卖爵令，并降低爵价来招募人来交粮【“裁”是减少的意思】；即使是被迁徙、重新服刑的人，也可以向县官输送粮食来免罪。孝武帝元朔元年，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办求利之事，国家用度枯竭，于是招募能够献纳奴婢的人，使其终身免役并任为郎；增加俸秩，以及献纳羊马而任郎官的制度，也从此开始。元朔五年，有司商议，允许百姓购买爵位，也允许赎免禁锢、减免罪刑，请设置赏赐官爵，名为武功爵【茂陵中书记载，武功爵第一级叫造士，第二级叫闲舆卫，第三级叫良士，第四级叫元戎士，第五级叫官首，第六级叫秉铎，第七级叫千夫，第八级叫乐卿，第九级叫执戎，第十级叫政戾庶长，第十一级叫军卫。这是武帝设置、用来褒宠军功的爵制。颜师古说：这里下文说等级共十七万、价值三十多万金；茂陵书只记十一等，都是前汉制度。到后汉和帝时，按照等级分发赏赐，说这是旧有的军功制度，因此其中的数目与本文不合。也许茂陵书没有记载完整】。每级价值十七万钱，总价值三十多万金。请购买武功爵，官首可以考试补任吏员，先授千夫，待遇比照五大夫【五大夫是旧二十等爵中的第九级，到这一等级以上才开始免除徭役，所以常常先选作吏员；千夫是武功十一等爵中的第七级，也可以免役，如今则先授为吏，待遇比照五大夫】；有罪时又减去二等爵，最多只能到乐卿【乐卿是武功爵第八级，意思是买爵最多只能买到第八级】，以此来尊崇军功。

译军功爵常常越级授予，功劳大的封为侯、卿、大夫，功劳小的授为郎官、吏员，做官的途径混杂而且多端，但官职因此被耗损废弃了。元鼎初年，豪强富户都争相隐藏财产，不肯帮助县官，只有卜式多次请求献纳财物；天子于是越级任命卜式为中郎，赐予左庶长爵位和十顷田地，并把这件事布告天下，用来劝导百姓。开始命令吏员可以献纳粮食补任官职，郎官可补至六百石。后来桑弘羊请求，允许百姓献粮补官，也允许罪人纳粟赎罪；命令百姓能够向甘泉宫献粮的，按不同数量终身免役。所忠又说，世家子弟和富人有的斗鸡跑狗、射猎、赌博游玩，扰乱普通百姓，于是征召数千名互相牵连的犯法者，名为“株送”；只要交纳财物，就可以补任郎官。后汉孝安帝永初三年，天下发生水旱灾害，用度不足，三公奏请，允许吏民献纳粮食，取得关内侯爵位。灵帝悬挂洪都榜，开启卖官的途径，公卿以下各有不同等级。廷尉崔烈交钱五百万，买得司徒之职；刺史和二千石官员升迁任用，都要被责令缴纳修建宫室的资助钱，大多达到二三千万；钱交不齐的便自杀。羊续任太尉时，被任命为三公的人都要交纳东园礼钱一千万，皇帝命中使督促，称为左驺。中使所到之处，地方总要迎接并送上厚重贿赂；羊续于是让人坐在一张单席上，拿出缊袍给他看。晋武帝太康三年，问刘毅：“你认为我可以和汉朝哪位君主相比？”刘毅回答：“桓帝、灵帝那样的君主。”皇帝说：“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我还能克制自己治理国家，向南平定吴会，使天下统一；拿我和桓帝、灵帝相比，不是太过分了吗？”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卖官的钱还收入官库，陛下卖官的钱却进入私人家门；这样说来，陛下反而还不如他们。”后魏明帝孝昌二年，刚经历丧乱之后，仓廪空虚，于是颁布纳粟制度：缴纳粮食八千石，赏赐散侯；六千石，赏赐散伯；四千石，赏赐散子；三千石，赏赐散男职人；缴纳七百石，赏赐提升一大阶，并授予实职官。白身缴纳五百石，允许按照品第出身；缴纳一千石，增加一大阶。各沙门中有向京仓缴纳四千石粮食的，授予本州统，等级各有差别。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上奏：此前各使者下令征纳钱物，多数只发给空名告身，虽借官爵赏赐来表彰他们的忠义，却仍不能完全考察其才能。如今都衡量其文才武艺，奏报朝廷后，便书写告身。各道士、女道士以及僧尼如果纳钱，请准许按照诏令回授官爵。其余人如果确实愿意还俗，授予官职、勋位、邑号等，也听任其意愿。又据敕令规定：缴纳钱一千贯（百千文），即可取得明经科出身。如果曾经受业学习，粗通帖经，能够修养自身、谨慎行事，并为乡里所知，根据情况减免二十千文。如果先前参加经学考试，被荐送到尚书省后落第，减免五十千文。若只是粗略认识文字，按照原敕令办理。未曾读书学习、不识文字的，加收三十千。商贾则按照法令在所在地缴纳税。如果能够根据自己所有的资财，拿出十分之四资助军队，便授予终身免除徭役和赋税的待遇。若在敕令条文之外，有人把全部家产资助国家，朝廷嘉奖其竭尽忠诚，破格对待。原先已经取得出身或具有官资的，也各按资财、履历和表现的好坏，依据有关条格条例，分等加以优待并拟定授官。如年满七十岁，愿意授予致仕官的，每一等中酌情减免十分之二的钱。［当时正值幽州盗寇侵扰、内部作乱，天下多难，军费不足，所以权宜制定此制，不久便停止实行。］ ▯酤（酒类专卖） 汉孝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酤。孝昭帝始元末年，丞相车千秋上奏请求停止酒酤。卖酒每斗四钱。孝元帝时，贾捐之上书说：“从前孝文帝时，天下百姓每人缴纳赋税四十钱，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役。如今天下百姓每人缴纳赋税数百钱，制造盐铁、▯酒的利益来补助国家用度，尚且不能满足，百姓已经困苦了。”王莽时，义和鲁匡说：“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以及五均赊贷斡等事务，都由县官掌管，只有酒酤还没有掌管。请仿效古制，令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个定额，开设一座酒垆出售。［垆，是卖酒的地方；因为一边高起，形状像垆，所以取这个名称。］每月售酒五十酿作为标准；每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酿成酒六斛六斗。扣除米和曲的本钱，计算利润后分成十分，七分收入官府，三分以及糟、酨、灰、炭［酨是酢酱；“酨”音才伐反］用来供给工匠、器具、薪柴等费用。”于是设置命士督察五均六斡，但百姓更加困苦。陈文帝天嘉年间，虞荔等人因国家用度不足，上奏请求实行▯酤，皇帝听从了。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官营酒坊，改为与百姓共同经营。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下敕令天下各州分别量定酤酒户数，按月缴纳税款；除此之外，不论官营还是私营，一律禁止。大历六年二月，分三等确定每月应缴的税钱，并用来购买市绢进奉。建中三年颁布制度，禁止百姓酿酒出售，由官府设置酒店自行酿卖，收取利润以补助军费。算缗 汉孝武帝元狩四年，制造皮币，铸造白金。后来商贾因货币变动，大量囤积货物以追逐利润。于是公卿说，商贾人数众多，贫困百姓没有积蓄，都要仰赖县官。过去计算轺车和商人的缗钱，都有等级差别，请照旧计算。［缗是丝，用丝贯钱；一贯钱为一千文，出二十贯钱为一算。诗说：“维丝伊缗。”轺是小车。］各类商人从事末业、赊贷买卖，在城邑中储藏各种货物以及商人获取利润的，即使没有市籍，也都要按各自的货物自行申报。［占，是隐藏估量；各自暗中估量财物多少，编成名册，送交官府。占音之赡反。］每二千缗钱征收一算。［凡有二千钱，就缴纳一算。］各类手工业者有租税以及铸造业者［指凭手工制作后出售的行业］，每四千缗钱征收一算。不是官吏同类的人，三老、北边骑士乘坐轺车的各缴一算。［比是比例；本人不属于官吏，不是三老，也不是北边骑士而乘有轺车的，都令其缴纳一算。］商人乘轺车缴纳二算，五丈以上的船缴纳一算。隐瞒不自行申报，或申报不全部，便罚戍边或缴纳缗钱；有能够告发的人，把罚没财物的一半赏给他。天子颁布算缗钱的命令后，又尊崇卜式，但百姓始终没有分出自己的财产来帮助县官。

译于是杨可在天下推行告缗，中等财产以上的人大多遭到告发。御史所属机构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够平反的，所得民间财物以亿计，奴婢达十万之数；大县没收田地数百顷，小县一百多顷，住宅也大致如此。起初，大农掌管盐铁官营事务，因为布帛很多，设置水衡，想让它主管盐铁以及杨可所主持的告缗事务；又因上林苑财物众多，便令水衡主管上林苑。上林苑充实后又不断扩大，于是把缗钱分给各官署；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自设置农官，往往就在郡县中把没收的田地按邻近原则分配。没收的奴婢，分送各苑饲养狗、马和禽兽，或分给各官署。后来下令官吏可以纳粮补官，罪人也可以纳粮赎罪、输粮给甘泉，不再实行告缗。晋朝自渡江以后直到梁、陈，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而有契券的，每一万钱中估价征收四百钱入官，其中卖方缴三百，买方缴一百；没有契券的，按物品所能承受的价格，也按百分之四征收，名叫散估。宋、齐、梁、陈历来都把这作为常规。因为人们竞相经商贩卖，不从事田业，所以实行均输，想借此惩罚和鼓励；虽然以此为名义，实际上利益在于侵削民财。［这也属于算缗一类。］ 杂税 汉高帝十一年，下令诸侯王和通侯通常在十月入朝进献，各郡也按人口数，每人每年缴纳六十三钱，用来供给进献的费用。孝武帝元光六年冬，开始计算商人的车辆税。太初四年冬，经过回中，迁徙弘农都尉的治所到武关，对出入者征税，用来供给关吏和士卒的粮食。孝昭帝元凤六年，令郡国不再征收当年的马口钱。［过去有按马口征收的赋税，现在予以省免，即所谓六畜税。］宣帝时，耿寿昌上奏请求把海租增加三倍，天子采纳了他的计策。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已故御史属官徐宫家在东莱，他说往年增加海租后，鱼便不再出现；地方长老都说，武帝时县官曾经亲自到海上捕鱼，鱼就不出现，后来交给百姓捕鱼，鱼才出现。阴阳之间的感应，同类事物彼此应和，万事都是如此，应该暂且照旧。”皇帝没有听从。王莽下令，凡是在山林水泽中捕取鸟兽鱼鳖百虫以及从事畜牧的人，嫔妇从事桑蚕、织絍、纺绩、补缝的人，工匠、医者、巫者、卜者、祝者以及其他方术技艺者，商贩、商人在店铺中营业，以及在里区经营客舍的人［谒舍就像今天的客馆］，都要在所在地的县官处自行申报所从事的行业，扣除本钱后计算利润，分为十一份，以其中一份作为贡税。王莽末年盗贼群起，匈奴侵扰，大规模招募天下囚徒和奴隶，号称“猪突豨勇”，并一律向官吏和百姓按财产三十分取一。后汉灵帝时，南宫遭灾，中常侍张让、赵忠等劝说皇帝，下令征收天下田税，每亩十钱，用来修建宫室。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后魏南侵，军队大规模兴起，用度不足，王公、妃主以及朝廷官员、州牧、太守各自献出金帛等物来帮助国家用度；下至富裕人家和普通百姓，也有人献出数千万私财。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州的富裕人家，资财满五十万钱，僧尼资财满二十万钱的，都按四分抽取一分；超过此数的，按事息计算，随后归还。齐武帝时，王敬则任东扬州刺史，因为会稽地处湖海边，百姓无论士人还是庶民都负责修筑塘堰。王敬则认为劳力有余，便全部评定折收为钱，送入台库，皇帝接受了。竟陵王子良上表说：“臣任会稽太守，略知当地风俗。塘丁所缴纳的本来不应入官，实在是因为陂湖需要堵塞，桥路需要疏通，均分劳役、核定工价，各人自行出力。若堤塘分段毁坏，就每年修理一次；若某段坚固完好，则终年不服役。如今却把这项工价普遍征收，全部送还台库，于是租赋之外又增加了一项调税，导致塘路崩坏，荒废的湖泊水源流散，损害百姓、败坏政事，实在是由此造成的严重祸害。” 从东晋到陈，西面有石头津，东面有方山津，各自设置津官：主一人，赋曹一人，直水五人，用来检查违禁物品和逃亡叛乱者。荻、炭、鱼、柴之类从津口出入的，都按十分之一征税，收入官府。淮水以北有大市，此外还有十多处小市，都设置官司征税；税负既重，当时人们深以为患。后魏明帝孝昌二年，对进入市场的人每人征收一钱；店铺房舍又分五等征税，税额各有差别。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奏请求设置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后主非常高兴，于是把这些收入供给御府声色之费，军国用度却不使用这些钱。征税僧尼的诏令说：“僧尼坐受供养，游食四方，造成的损害不少，即使征收少量税赋，又哪里足以弥补呢？”后周闵帝初年，废除市门税；到宣帝即位，又恢复入市税，每人一钱。隋文帝登上帝位后，又废除入市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上奏请求减轻百姓一年的税钱，把它作为本钱，仍旧令高户及典正等人经营，按月收取利息，用来供给官员的料钱。［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收复之后府库空虚，加上各地驻军，用度不足，于是派御史康云间到江淮，陶锐到蜀汉；豪商富户都登记其家中所有资财、货物和牲畜，有的按五分缴纳一分，称为率贷，所收多达数万万，这大概是权宜之计。］ 此后，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大多征收商贾的税，以充作军需和杂项开支；有的在渡口、交通要道以及市肆之间进行交易的地方，凡计钱达到一千以上的，都按一定比例征税。从此商旅没有利润可得，很多人失去了生计。上元年间，下令因江淮堤堰毁坏，商旅牵船经过这些地方时，按“斛防”缴纳钱款，称为“埭程”。大历初年，各州府应征的青苗钱，每亩十文，用来充作百司手力的资课。大历三年十月十六日，台司上奏兵马事务，说自上元十一年冬人民失业以后，又正值北方盗寇尚未平定之时，百司的经费支出不足，因此每亩再增加五文，充作大计钱。平准［均输］

译汉武帝征伐四夷，国家用度耗尽，兴办财利的官员从此开始出现。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掌管各项会计事务，逐渐设置均输，以疏通货物流通。［意思是：凡是应当输送给官府的物品，都令其缴纳本地所丰产的物品，按照所在地当时的市场价格折算，官府再到其他地方出售；缴纳者方便了，官府也有利可得。《汉书·百官表》记载，大司徒属下有平准令。］元封元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完全掌管天下盐铁事务。由于各官府分别自行采购，彼此争购物资，所以物价上涨；天下输送赋税，有时还抵不上运输费用。于是他请求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郡国；又在各地县中分别设置均输、盐铁官，令边远地区各以当地物产，像过去商贾转运贩卖那样输送；在京师设置平准官，把天下货物全部收归掌握，价格贵时卖出，价格贱时买入。这样，富商大贾就没有办法牟取暴利，只能收回本钱，而万物价格也不会腾跃，所以压抑天下物价，称为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答应了此事。当时南越刚设置郡，屡次反叛，朝廷从南方征发官吏和士卒前往诛讨，每年一万多人。皇帝多次出巡，经过之处赏赐使用帛一百多万匹，钱和金也多达数万万，都是从大农所属的均输中取足。一年之内，所得帛达到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天下的用度却充足了。后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应当让交趾、益州的上计吏来京市买珍宝，收取其中的利益。”这就是武帝所说的均输。［意思是：租赋以及雇人运输的费用，都由官府统一收取，再由官府转运到京师，所以称为均输。］皇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此事，尚书仆射朱晖上奏说：“考察《王制》，天子不谈论财货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物多少，享受俸禄的人不应与百姓争利。如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没有区别，盐利归官，百姓就会困穷怨恨；用布帛充作租税，则会滋生官吏奸盗，实在不是明主应当实行的办法。”皇帝没有听从。此后国家用度更加奢侈。平籴［常平、义仓］ 汉宣帝时，连续几年丰收，谷价每石降到五钱，农民获利很少。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请求令边郡都修筑粮仓，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以使农民获利；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称为常平仓，百姓认为便利。皇帝于是下诏，赐耿寿昌关内侯爵位。元帝即位后，废止了常平仓。后汉明帝永平五年，设置常平仓。晋武帝想平定整个江表，当时谷价低而布帛昂贵，皇帝想建立平籴法，用布帛买谷作为粮食储备。到太康四年才设置常平仓，丰收时收购，歉收时出售，以使百姓获利。宋文帝元嘉年间，三吴遭遇水灾，谷贵民饥。彭城王义康提出意见，认为东部地区遭灾，人口减少而谷价暴涨，富商囤积米粮，天天抬高价格；应当颁令各地，查明粮食储存的虚实，允许有积蓄的人只保留一年的余粮，其余都强令出售，并规定平价。这就是所谓常道可以施行于百代，权宜之计只能用于一时。又因为淮河流域年成丰收，土地肥沃，麦子已经成熟，黍和粟也将成熟，可以折合估价缴纳赋税，仍然就近交易。三吴的饥民，就用这些粮食借贷救济；让强壮者转运粮食，以供养老弱者。虽然没有全部实行，百姓已经依赖这一措施得到救济。齐武帝永明元年，天下米谷、布帛价格低廉，皇帝想设置常平仓，收购囤积以作储备。永明六年下诏，从上库拿出钱五千万，在京师购买米、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一千九百一十万［扬州治所在建业，即今江宁县］，南徐州二百万［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各自在所属郡中收购粮食。南荆河州二百万［南荆河州治所在寿春］，购买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购买米、胡麻。荆州五百万，郢州三百万，都购买绢、绵、布、米、大豆、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购买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司州治所在汝南，即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治所在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南兖州治所在广陵］，雍州五百万，购买绢、绵、布、米，派台使一并在当地买卖。后魏孝庄帝时，秘书丞李彪上奏说：“如今山东饥荒，京师歉收，臣认为应当折减州郡常调的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每年用度的余钱，各自设立官司，年成丰收时收购粮食储入仓中，年成歉收时就按私粮价格的十二分之一减价出售。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耕田来换取官绢，又会致力于储存钱财以购买官粮。” 年成丰收时就经常积存，年成凶歉时就按原价发给百姓。明帝神龟、正光年间，徐州、扬州归附内地。此后收取归附地区的军需物资，与百姓和籴，积存起来作为边防储备。北齐河清年间，命各州郡另行设置富民仓。刚设立时，按照所管中户、下户的户口数，储备一年的粮食；正好在本州谷价低时，酌量割取当年的义租充入仓中。［齐制规定，每年每人缴纳租二石，义租五防，垦租送至台；义租缴入郡中，以备水旱灾害。］谷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谷价低时再把出售所得按价格买入储存。后周文帝创置六官，司仓掌管辨别九谷，按照国家用度，有余便储存起来以待荒年；不足就停止其他用度。粮食充足时便把余粮借给百姓，春季发放，秋季收回。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设置黎阳仓，陕州设置常平仓，华州设置广通仓，互相转运调剂，把关东和汾、晋地区的粮食运来供给京师。京师设置常平监。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奏说：古人耕种三年便有一年的积蓄，营作九年便有三年的储备；即使水旱成灾，百姓也没有面有菜色，都是因为劝导有方、事先储备。请令各州百姓和军人劝勉督促同社共同建立义仓，在收获时按照各自所得，劝导其缴纳粟和麦，在本社修建仓窖储藏；交由社司登记账目、检查管理，每年收积，不使损坏。若有时年成不好，本社有人遭受饥荒，就用这些粮食赈济发给。

译从此各州都储存积聚粮食。到开皇十五年，因为义仓的粮食储存在民间，往往有所耗损，诏令说：义仓本来只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百姓却不考虑长远，轻易耗损粮食，日后便会缺乏断绝。又因北境各州不同于其他地方，灵州、夏州、甘州等十一州所有义仓中的杂种，都缴纳给本州；如果有人遭遇旱灾歉收、粮食不足，先发给杂种和多年前储存的粮食。开皇十六年，又下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都设置在所属县中。又诏令社仓按照上、中、下三等征税：上户不超过一石，中户不超过七斗，下户不超过四斗。唐太宗贞观初年，尚书左丞戴胄上言说：水旱灾害和凶年，是前代圣王也不能避免的；国家没有九年储蓄，是《礼经》明确告诫的。如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年租米还没有充实仓廪，随即就发放出去，只够供给当年；如果遇到灾荒，将拿什么来赈济抚恤？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建立制度，让天下百姓分等缴纳粮食，称为社仓；直到隋文帝时，百姓能够不受饥荒。到了大业年间，国家用度不足，又把社仓粮食全部取出充作官府费用，所以到隋朝末年便无粮可供支用。现在请从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百姓，按照所开垦田地的庄稼和顷亩，每到秋收成熟时，根据现有禾苗加以劝课，全部令其缴纳粮食。种植稻、麦的地区，也同样征收，各自在所在地建立义仓。如果当年粮食歉收、百姓饥荒，就由所在州县根据实际情况取用粮食。太宗采纳了，于是天下州县开始设置义仓。每当发生饥荒，就开仓赈济发放。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颁布新的各义仓制度，按照土地征税，实际上十分劳烦；应当改为每户缴纳粮食，上上户五石，其余各等依次有所差别。永徽六年，在京城东西两市设置常平仓。高宗和武太后统治的数十年间，义仓粮食不许挪作他用。此后公私困窘，便借用义仓粮食支应。自中宗神龙以后，天下义仓的储粮逐渐用尽。开元二十五年制定法式，王公以下每年按户，以所种田地亩数另征粟二升，作为义仓粮。商贾户如果没有田地或田地不足，上上户征税五石，上中户以下依次递减，各有差等。各处发放杂种粮，折合为粟时，稻谷一斗五升折合粟一斗。折纳糙米时，稻谷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天宝八载，全国各色米共九百六十万六千二百二十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一十四万八千一百四石］ 各色仓粮总计一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总计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东道［三千五十八万九千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三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总计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三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总计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七万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缺］ 《通志》卷六十二 ［史部，别史类，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六十三 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