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略第五

译因文字形成字象图。有从“到”取形的：取“丅”作“下”，取“到”作“飨”，取“到”作“厚”，取“到”作“子”，取“到”作“他骨切”，取“到”作“首”，取“到”作“鸟”，取“到”作“了”，取“到”作“鸟”。有反写取形的：将“反”作“恵”，反写作［缺字］；取“反”作“人”，取“□”作“化”，反写“化”作“殄”，反写作“呼恳切”，反写“□”作“止”，作“挞”；反写“欠”作“旡”，读“既”音；反写作“余制切”，作“弋”；反写“支”作［缺字］；反写“可”作“普可反”。有按方向取形的：取“父”作“子”；向后取作“司”；向左取作“右”；向“几”取，读“剧反”；作“居玉反”；向“爪”取作“掌”；向“丑”取，读“丑玉反”。向“刀”取作“匕”；向“身”取作“衣”；向“居桀反”取作“居月反”；向取作“戕”；向“永”取，作［缺字］；向“派”取作“云”。有从“雷”相向取形的：向“户”取；向“□”取作“门阜”；向“音邑阜”取；向“乡”取，又读“巷”；向“有”取作“鬬”。相背取形：相背作“臣”，读“蒲拨反”；相 背作相［缺字］；相背作相，读“弗楚危反”；相背作“有”，即“舛”；相背而向取形，向作“拱”音；背作“▯”，读“攀”音；向作“为”；背作“北”；向作“□”，即“门”；背作“牖”；向作“姐”；背作“嫁”。有从近处取形的：从“天”取“取”；于“干体”取“地”，也就是“坤”字；于“坤体”取“水”，即“坎体”；于“离体”取“火”；从“四”取“六”，从“七”取“九”，从“五”取“十”；从“斗”取“升”；从“鼻”取“耳”；从“目”取“于”；从“鸟”取“乌”；从“佳”取□。有从远处取形的：从“艮体”取山，从“震体”取雷，从“巽体”取风，从“兑体”取泽；从“一二三”取四、五、六、七、八、九、十；从百取千，从千取万；从发取毛，从女取男。有增加取形的：一加一为二，二加一为三，二加二为亖，百加百为皕，读“必力反”；爻加爻为防，读“陟几反”；山加山为屾，读“所臻反”；水加水为沝，读“之垒反”。有减少取形的：二十减去一作廿，读“入”音；三十减去一作卉，读“县沓反”；四十减去一作□，读“悉入反”；三十年减去一作世。又有减去“川”作浍，减去□作畎，也属于减法。有稍微增减取形的：加“丿”为延，减“丿”为防，读“丑连反”；加“一”为聿，减“一”为□，读“尼辄反”；加“丿”为囱，读“楚江反”，减“丿”为囟，读“息进反”；加“一”为王，读“于况切”，减“一”为土。有从上部取形的：上部向左为禾，向右读“稽”音；向左为毛，向右为手。有从下部取形的：下部向右为少，向左读“子结反”；向右为诃，向左读“考”音。有从中部取形的：中部贯通为毋，不贯通为母；中部相交为交，不相交为［缺字］；有方圆取形，圆形为□，读“围”音。［缺字］，读“围”音，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读“星”音，又读“槃”音；方形 ○作□。有曲直，取弯曲的“丨”，读“衮”音，作“乙”；直的作“丨”。有离合，取分离的“人”，读“入”音，作合；“人”有纵横，取横画“丨”为一，取纵画“一”为丨。有斜正，取正的“乂”为十，斜的十为乂。有顺逆，取顺着的“理”为□，取逆着的“理”为□，即“比”。有内外和中间，取 ○相互内含作□，读“雷”音，又读“回”音；相互在外作□，即“邻”；相互处于中间作□，即“环”。古今异体文字图。黄帝时期的货币文字作斤；帝喾时期的货币文字作□；高阳时期的货币文字作斤；商代货币文字作▯，又作□，又作□；子代货币文字作□；周代圜法货币作□；京王大钱货币作□；齐公货币作□；齐刀的另一种作□；莒国货币作北；公货刀货作□。黄帝时代“帝”字作人；帝昊时代金文中的“帝”作 ○；古文“帝”作二，这种写法是古文中常用的，尚不能确知起于哪个朝代；师▯敦中的“帝”作□；古币中的“金”作□；黄帝货币中的“金”作□；帝昊金文中的“金”作□；帝喾金文中的“金”作全；商钟中的“金”作□；周钲中的“金”作□；晋鼎中的“金”作□；尧泉中的“泉”作□，又作□；商代泉、庄布、泉作彡；巨泉中的“泉”作丿；古尺斗柄中的“泉”作□；商代货币中的“布”作□，又作□；齐公布中的“布”作大；齐布中的“布”作□；商钟中的“惟”作□；周敦中的“惟”作□；商钟中的“子”作□；周敦中的“子”作□。古今异体文字很多，仅举这六条，也足以看出这一点。一代异体文字图 太昊的“金”“昊”写作□，又写作□。高阳的“金”“高”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尧泉的“尧”写作上，又写作□。古文中“尧”写作“垚”，又写作□。开元文字中“尧”写作“士”。夏货的“夏”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古文中“书”“禹”写作□。云台碑中的“禹”写作。商货的“商”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又写作。又有“商壶”的“辛”写作 商卣中“辛”写作□；祖辛爵中“辛”写作□；祖戊匜中“辛”写作。齐刀中的“齐”写作，作品又写作。又写作。▯敦又有一种写法。一代的异体文字很多，列举这八条，也足以看出这种情况了。各国异体文字图 晋姜鼎中的“”通写作□；虢姜鼎中的“”通写作；宋公鼎中的“公”写作□；鲁公鼎中的“公”写作；晋姜鼎中的“”写作；周公鼎中的“”写作；周敦中的“”写作；屈生敦中的“君”写作；姬□簠中的“君”写作；宋君鼎中的“君”写作；【周敦中的“在”写作□，尹彝中的“在”写作□】；父癸鼎中的“在”写作；父乙彝中的“在”写作；周公鼎中的“”写作；晋姜鼎中的“”写作；孔父鼎中的“”写作；楚王彝中的“”写作。各国的异体文字很多，列举这六条，也足以看出这种情况了。

译异体文字总论 考察古今的异体文字和一代的异体文字，就知道先儒用义理来解释文字，只是白费心思。一种“货”字可以解释，两种“货”字怎么解释呢？两种“货”字可以解释，三种、四种，直到十三种“货”字，又怎么解释呢？既然有十三种文字，难道也有十三种意义吗？一种“高”字可以解释，两种“高”字怎么解释呢？两种“高”字可以解释，三种、四种、五种、六种“高”字，又怎么解释呢？既然有六种文字，难道也有六种意义吗？何况这些文字全都出自圣人之手，难道圣人的书没有意义，反而秦人的史隶文字有意义吗？大体说来，书写文字以记录命令为根本，难道在于文字的意义吗？按照意义来取舍文字，是书写文字的过失。后人的书写，是附会意义而形成文字；古人的书写，则舍弃意义而形成文字。文字本身没有附会意义的，都是古圣人的书；附会意义而成文的，都是依凭牵连的意想来取象。舍弃这种依凭牵连，意义就没有所依附，这是后人用心的结果。考察各国的异体文字，就知道三代时各国的文字有相同也有不同，各自随着所习惯的形式而安定，不能强迫它们都相同。秦人无知，想使天下人的好恶、趋避全都服从自己，改变天下人的心而使之同于自己的心，改变天下人的面貌而使之同于自己的面貌。谐声变体论【缓声相谐，急声相谐；高声相谐，低声相谐】论急慢声相谐 所谓急慢声相谐，是指缓声为两个音节，急声为一个音节。梵书所说的二合声就是这种情况。梵人重视声音，所以有合二音成一声，也有合三音、四音成一声的情况。华人重视文字，只保留二合声；这一点已经在梵书中论述过了。《诗序》说：“声音形成文采，叫作音。”知道声音有急慢，那么发为文字时，就会抑扬合度、铿锵合节。笺释诸家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至于语辞混杂而无分别，只取话语中的意义，不问句中的节奏，所以柳宗元极力论述语辞的意义。实在是由于不知道急慢的节奏，所以辞与句不能相称。缓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旃”是“者焉”的对应形式。缓声为“者与”，急声为“诸”；“诸”是“者与”的对应形式。又如缓声为“而已”，急声为“耳”；缓声为“之矣”，急声为“只”；缓声为“者也”，急声为“者”；缓声为“也者”，急声为“也”；缓声为“呜呼”，急声为“呜”；缓声为“噫嘻”，急声为“噫”。这些都是彼此相应的辞语。这些又都是典籍中常见的语句，只是先儒不知道考察。又如语言中缓声为“激搏”，急声为“郭”；缓声为“中央”，急声为“张”，也是这种情况。《古艳歌》说：“兰草自然芬芳，生长在大道旁。十月钩防兴起，都在捆扎的柴薪中。”这里“中央”就是“张”的缓声形式。张平子的《西京赋》说：“飞翔的鶤鸟仰头也追赶不上，水势浩荡，青鸟和黄雀；俯伏在栏槛上低头听，听见雷霆发出的激越声。”这里“激搏”就是“郭”的缓声形式。由此可以触类旁通，推广开来。论高下声相谐【附音读】“董正”的“董”也可以作“督察”的“督”，因为东、董、冻、督相谐。“改更”的“更”也可以作“变革”的“革”，因为更、梗、更〔去声〕、革相谐。“伊”作“已”〔《大诰》说：“已予惟小子”〕，“已”作“亿”〔《易》说：“亿防贝”，又说：“亿无防有事”〕，因为伊、已、意、亿相谐。“非”作“匪”，“匪”作“弗”，因为非、匪、沸、弗相谐。“眅”就是“盻”，因为攀、眅、盻相谐。“儆”一类的字作“敬”，因为京、儆、敬相谐。“翻”作“反”，“庸”作“用”，“邪”作“也”，“之”作“只”，都是这个道理。“而”作“尔”，“尔”作“汝”，“汝”作“若”，“于”作“于”，“于”作“与”，“与”作“与”〔音誉〕，也是这个道理。这些都是从同一意义出发，只是发声有轻重不同罢了。至于“父”虽写作“甫”，音读却像“辅”；“道”虽切音为杜老切，读音却像“导”；《礼记》中“大昕”的“昕”音“忻”，读音却像“希”；《说文》中“臑”字音为▯，读音却像“襦”；▯字特一切，读音像“亭”。这些是音读的区别，无非都是声音相谐。论谐声造成的迷误 左氏说：“止戈就是武。”其实“武”并不是从“止”。凡是“沚”“芷”“齿”“耻”这一类字，才从“止”。“武”从“戈”、从“亾”：从“戈”是表示意义，从“亾”是表示声音。古文“歌舞”的“舞”写作▯，“振抚”的“抚”写作▯，“廊庑”的“庑”写作▯。古代这些字都从“亾”，今天都从“无”；而“无”在篆文中也从“亾”。那么“武”从“亾”，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如果说“武”是为了表示止戈，那么古代的“武”有写作“戊”的，也有写作“防”的。“戊”字前部下垂，象征手执戈、举盾的意义；“防”从“习”，有练习使用干戈的意义。后来“戊”成为戊己的“戊”，“防”成为袭击敌人的“袭”〔“袭敌”的字，古代写作“防”，今天使用“衣”“袭”字〕，于是表示军事之武，专门使用“武”字。如果说“武”有止戈的意义，那又何必说“偃武”呢？“亾”和“止”很容易混淆。左氏所见，是“亾”的讹误写法为“止”。“武”在六书中属于谐声字，与“戈”同类。“武”从“亾”，也如同“战”从“单”〔音善〕、“戮”从“翏”〔音六〕、“戢”从“咠”〔音缉〕、“戣”从“癸”，都是声音相谐。《礼记》说：“祖，就是且。”其实“祖”并不是从“且”。凡“罝”“姐”一类字从“且”，“徂”“祖”一类字从“且”〔音徂〕，“祖”并没有“且”的意义。又说：“防，就是▯。”如果“防”从“井”，并且有“▯”的意义，那么□、阱、耕也可以称作“防”吗？又说：“富，就是福。”如果“富”从“畐”〔芳伏切〕，并且有“福”的意义，那么辐、幅、副也可以称作“福”吗？如果说“角”就是“触”，“商”就是“章”，“秋”写作“揫”，“春”写作“蠢”，也都属于这一类。凡是这些例子，都是不懂谐声。

译论象形造成的迷误 左氏说：“反正就是乏。”其实“正”本身没有这个意义。“正”是射侯的“正”〔音征〕，是象形字。“正”用来承受箭，“乏”用来藏箭，二者正好相反。“反正为乏”，意义就在这里。有人说：“反正就是丐”〔音沔〕；“丐”是遮蔽箭的短墙。“正”用来承受箭，“丐”用来遮蔽箭，这也是相反的关系。难道这也是“反正为乏”的意义吗？“正”字的“正”没有象形意义，所以借用射侯的“正”；“邪”借用琅邪的“邪”，都是协调读音而借用，这就是假借之书。韩非子说：“自营就是厶”〔音私〕。其实“厶”并没有自营的意义。“厶”在篆文中作，象男子的生殖器形状，所以又音“鸟与”〔即“了”字〕。“了”是两腿相交之处。因此，“厶”象生殖器下垂，“了”象交胫之端上缒，都是象形文字。至于表示自营的“厶”和表示了结的“了”，只是同音而借用，也属于假借之书。“叠”古代写作“曡”，是祭肉在器皿中堆积的形状。它从“宜”，“宜”是祭器；从“晶”〔音精〕，象征积肉的形状。“曡”和“丰”意义相同，“丰”也是俎豆中祭肉堆积的形状。扬雄认为“曡”是古代理官判决罪案，三天后认为适宜才执行，所以从“三日”从“宜”。这也是不懂象形的人。又何必去认识那么多奇异文字呢？“能”字可以象熊的形状，许慎说它属于熊类，这还可以。又问：“贤能的能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它出自象花朵草木英华向上生长的形状，这也还可以。又问：“出进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把假借字误解成象形字。三代以前有左氏、韩子，三代以后有扬雄、许慎，尚且不能通晓六书的意义，何况其他人呢？论一、二所产生的字 我的《六书证篇》，实际上是依据《说文》写成的。凡是许慎说得对的，我就遵从；说得不对的，我就违背。与许慎相同的地方，是认为依字形形成文字，文字必有说明；依文字形成字，字必有解释。与许慎不同的地方，是每篇总括文字的形成，并用六书的意义加以证明。所以称作《六书证篇》。不过许慎多是空泛的说法，《证篇》只取实际意义；许慎的解释多拘泥于死板的形迹，《证篇》的解释则独自把握了活的道理。大概许慎的意义显现在简牍文字中，不能离开简牍文字，所以称为“死”；《证篇》的意义舍弃简牍文字的陈迹，能够飞行、行走、活动，不拘滞在一个角落，所以称为“生”。现在举出“一、二”的意义，作为《说文》的首篇来说明，就可以看出来了。《说文》解释“一”说：“惟有最初的太始，道建立于一，由此分开天地，化成万物。”所以“一”这一类产生了元、天、丕、吏等字。然而元从上，丕从地，吏从又，都不是从“一”。只有“天”从“一”。《证篇》解释“一”说：“一，是数；又象地的形状，又象贯穿事物的形状。在上面就是一，所以产生天、百；在中间就是贯，所以产生母〔音贯〕、▯〔古文车〕；在下面就是地，所以产生旦、丕。表示贯、表示地的字没有读音，因为没有所依附的部分，所以又成为“一”。因此它们没有读音。《说文》解释“丄”〔音上〕说：“丄，高。这是古文‘丄’，属于指事字。”所以“丄”这一类产生帝、旁、下等字。然而帝本来是象形字，旁则形声兼具，下并不是从上，而是与上相对。​​《证篇》解释“丄”说：“二读音为贰，又读音为上。削去上部的就是上，削去下部的就是下。在事物中间的，象征编连的形状；在事物上下的，象征覆盖和承载的位置。”所以“二”产生竺、亝；“上”产生元、帝；“下”产生▯〔音镇〕、▯〔良仞切〕；“中间”产生册、▯；“上下”产生亟、亘。处于中间和上下的字没有读音，因为自身不能独立成形，必须有所依附，所以没有读音。这就是我所作《证篇》的大略。论子母字 建立部类的是母字，隶属于部类的是子字。母字主要表示形，子字主要表示声。《说文》是用眼来学习的，用眼看见就能归成一类，用耳听见却不能归类。《广韵》是用耳来学习的，用耳听见就能归成一类，用眼看见却不能归类。所以《说文》以母字为主、役使子字；《广韵》以子字为主、统率母字。《说文》属于形和礼，《广韵》属于声和乐。《说文》用母统领子，《广韵》用子概括母。我过去写《象类书》，总共列出三百三十个作为字形根本的母字，八百七十个作为字声根本的子字，合计一千二百个文字，由此形成无穷的字。许慎作《说文》，确定五百四十类作为字的母部。然而母能够产生子，子不能产生字。如今《说文》误把子字当作母字的有二百一十类。比如《说文》有“句”部，产生拘、钩；有▯部，产生防、防；有“半”部，产生胖、叛；有“菐”部，产生仆、防。拘应当归入“手”部，钩应当归入“金”部，那么“句”部就是虚设；防应当归入“木”部，防应当归入“米”部，那么▯部就是虚设；胖应当归入“肉”部，叛应当归入“反”部，那么“半”部就是虚设；仆应当归入“人”部，防应当归入“臣”部，那么“菐”部就是虚设。因为“句”、▯、“半”、“菐”都是子字。子字不能产生字，把它们列为部首就是虚设。这就是我删去二百一十类而取三百三十类的原因。论子母字的由来 有人问：“创作文字的开始，原本都是一样的。凭什么形成母字？凭什么形成子字？”回答说：“明显完整的形成母字，隐约不完整的形成子字；接近本义的形成母字，远离本义的形成子字；简约的形成母字，繁滋的形成子字；相同的形成母字，独特的形成子字；有用的形成母字，无用的形成子字；得势的形成母字，不得势的形成子字。‘来’和‘麦’属于同一事物，‘麦’明显而‘来’隐约，所以麦为母、来为子；‘牙’和‘齿’属于同一事物，‘齿’明显而‘牙’隐约，所以齿为母、牙为子。‘龙’和‘鱼’属于同一事物，鱼接近而龙远离，所以鱼为母、龙为子；防〔丑略切〕和兔属于同一事物，兔接近而防远离，所以兔为母、防为子。□〔胡感切〕和□〔音同上〕形状相同，□简约而□繁滋，所以□为母、□为子；豆和登形状相同，豆简约而登繁滋，所以豆为母、登为子。乌和鸟形体相同，鸟相同而乌独特，所以鸟为母、乌为子；易和豸形体相同，豸相同而易独特，所以豸为母、易为子。睂和目相近，目有用而睂无用，所以目为母、睂为子；疋〔音疏〕和足相近，足有用而疋无用，所以足为母、疋为子。‘左’与□〔右〕形体相对，得势而不得势〔音攀〕与〔音拱〕形体相对，得势者为母，不得势者为子。所以，□为母而□为子，□为母而□为子。举出这六条，就可以触类旁通、推广开来。”

译论省略文字 凡是省略文字，有的是声音涉及意义，有的是意义涉及声音。“甜”从“舌”，这是意义；舌所喜爱的味道是甘。“恬”从“舌”，但它并不是从舌，而是说它从“甜”省略而来。这叫作声音涉及意义。“营”从▯〔音荧〕，这是声音；以“吕”为主体，以▯表示声音。“劳”从▯，但它并不是从声音，而是说它从“营”省略而来。这叫作意义涉及声音。“伊”从“人”从“尹”，意思是伊尹能够治理、端正天下。像▯蝛的▯从“伊”省略，也叫声音涉及意义。和，是调和的“和”；“铦利”的“利”从“刀”从“和”省略。《易》说：“利，是义的调和。”这也叫意义涉及声音。凡属省略文字的情况，都可以依此类推。论篆书和隶书 篆书通达而隶书偏僻，所以有左而无右，有▯〔今作阝，音阜〕而无▯〔音阜〕。在篆书中，向右为左，向左为右；单独向一边的是▯，相向的是▯。篆书明晰而隶书晦暗，所以有“王”而无“玉”，有“未”而无“朱”。在篆书中，中间的一横靠上是“王”，中间的一横居中是“玉”，中间的一竖直是“朱”，中间的一竖不直是“未”。篆书工巧而隶书拙朴，所以有“冖”〔音覔〕而无“冂”〔音坰〕，有〔音□〕而无“丨”〔音衮〕。在篆书中，上面有覆盖的是“冂”，没有覆盖的是“冖”；上面加一横是“主”，加“丨”是“宀”。篆书舒展而隶书拘束，所以有“刀”而无“匕”，有“禾”而无□〔音稽〕。在篆书字形中，向左的是“刀”，向右的是“匕”；首部向左的是“禾”，向右的是□。这样看来，篆书对于隶书，就像筮草对于龟甲一样。论创制新意 炅　昋　炔 以上三个字都读“桂”，是秦博士桂真的后代，因为避乱迁居各地，各自撰造了代表自己姓氏的文字，但原本并没有差别。▯〔音弯〕、莔〔音迄〕、▯〔音觥〕、▯〔音礥〕、壾〔音莽〕、▯〔音举〕、□〔音褒〕、防〔音拥〕 以上八个字，是孙亮命令儿子创制的；依据桂氏为姓命字、孙氏为姓命字，共制定了十一个字。只有“炔”还保留了“桂”的声旁，却又没有意义。其余十个字，声音和意义两方面都不通。它们是有文字的形状却不是文字，是字却又不是字。论文字的变更 ▯〔音沽〕、罪 以上两个字，秦人把在市场买卖中多得的东西称为▯罪，旧时写作“辠”；始皇认为它像“皇”字，所以改写为“罪”。“天”代替“天”，“埊”代替“地”，“”代替“日”，“”代替“月”〔又作“匣”〕 ○代替“星”。▯代替“臣”，代替“载”，代替“初”，□代替“年”，□代替“正”，又作□□；代替“照”，□代替“证”，▯代替“圣”，□代替“授”，代替“戴”，圀代替“国”。以上是武后改造的新造十八字，用来代替旧有的十六字。史臣和儒生都说这些字草率创制、没有依据。依我看来，“天”作“”〔日作“”〕，本来就是篆文；“年”作□，“正”作□，也都是流行于世的古文。“授”的古文也有写作□□的。“国”也有写作▯的。“地”的籀文有时写作“坔”。“星”字则是崔希裕纂辑古文时创作的。谁说这些字是草率创制、毫无依据呢？“对”旧时写作□；汉文帝认为言语多不诚实，所以去掉“口”而改写。隋旧时写作；隋文帝认为周、齐两朝不得安宁，所以去掉“辵”而写作“隋”。“叠”旧时写作“曡”；新室认为“三日”太过繁盛，改写为“三田”。▯旧时写作“騧”；宋明认为“呙”〔音防〕类同“祸”，所以改写为▯。“形影”的“影”旧时写作“景”，葛稚川在右边加“彡”。军阵的“阵”旧时写作“陈”，王逸少去掉“东”而使用。车尼邱之山，三仓合并而写作▯〔音□〕；章贡之水，后人合并而写作“贑”〔音绀〕。“荒昬”二义，元次山为隋炀帝作谥号时合并而写作▯〔音荒〕。“鄗”〔火各切〕本来是一个名称，汉光武帝把它分开，成为高邑。“鄚”因嫌与郑接近，改作“莫”；“豳”因嫌与幽接近，改作“邠”。这些都是唐明皇所改。论文字的迁移和变革 “雅”本来是乌鸦的“鸦”，借来表示《雅》《颂》的“雅”；后来又有了“鸦”字，所以“雅”最终成为《雅》《颂》的“雅”。后人不知道“雅”本来是“鸦”，又把本来表示九鳸的“鳸”借来表示雇赁的“雇”；后来又有了“鳸”字，所以“雇”最终成为雇赁的“雇”。后人不知道“雇”本来是“鳸”。“颂”本来是容貌的“容”，所以从“公”从“页”，借来表示歌颂的“颂”。今天的人见到“颂”，只知道它是歌颂的“颂”，哪里知道“颂”本来是“容”？“泉”本来是货币钱的“钱”，所以篆文中仿照古代刀币的字形，借来表示泉水的“泉”。今天的人见到“泉”，只知道它是泉水的“泉”，哪里知道“泉”本来是“钱”？论偏从 人与虫、鱼、禽、兽属于同一类，同一类就是都属于动物。天地之间，有纵有横，有从有衡。纵向而不动的形成经，横向而往来的形成纬。草木形成经，属于植物；人与虫鱼禽兽形成纬，属于动物。然而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不同于虫鱼禽兽：虫鱼禽兽运动时俯伏，人运动时仰起。兽有四肢而横向行走，人有四肢而纵向行走。植物的道理在于纵，动物的道理在于横；纵的道理趋向上，横的道理趋向下。人属于动物，却纵向向上，所以虽是动物而具有植物的形体。向上的得到天，向下的得到地。人生于地而得到天的道理，本来属于动物却得到植物的道理，这就是人比万物灵明的原因，因为兼有二者。人的身体结构以纵为理，所以文字采用纵势，不采用横势。坎、离、坤是横卦，用它们造字，就必须取纵势。因此，“▯”必须纵向后才能构成，“▯”必须纵向后才能构成，“□”“▯”也必须纵向后才能构成。船用横势渡水，车用横势运载，船车都是横向器物。造船必须作成楹航的形势后才能成字，造车必须作成弋轴的形势后才能成字。车和隹以横势飞行，鱼以横势游走，隹和鱼都是横向的事物。造“隹”字必须作成县隹的形势后才能成字，造“鱼”字必须作成贯鱼的形势后才能成字。鼻是“从”势的窍，目是“衡”势的窍。造“鼻”字必须取纵势，造“目”字也必须取纵势。由此可以知道文字务求取纵势。大概人的道理在纵，纵则起，起则生；横则卧，卧则成为尸。

译论 论华夏文字和梵文字的上部 蕃文字与华夏文字不同，但多半本于梵书，流入中国；历代都有大鸿胪的职务和译经润文的官员，恐怕不能完全通晓其中的要旨，所以不能不加以论述。梵书向左旋转，形势朝右；华书向右旋转，形势朝左。华书以端正交错形成文字，梵书以偏斜缠绕形成字形。华书一个音对应一个字，梵书一个字有时贯通几个音。华书以直势相随，梵书以横势相缀。华书有象形文字，梵书也有；“尾”作，具有尾部下垂的形状；“缚”作，具有缠缚的形状。华书有省略文字，梵书也有；“地”本来作，也省作；“防”本来作，也省作；“防”本来作，也省作。华书有同声而借用的字，梵书也有；“野”作而“也”也作；“防”作，而“陁”也作。华书有协调声音而借用的 字，梵书也有。微作“用”，而“尾”也作“用”；“萨”作“用”，而“散”也作“华”。书写中有重复两个字的意义，例如旧《汉书》“元元休息”下面的“元”字只写作“二”，石鼓文、峄山碑中的“重”字都写作“二”。梵书凡是叠句、重言，就把字小写作；但华书每个字重复时都写作“二”。梵书一个字叠加一个字、一个词重复时写作。一字、三字、四字相叠，三言、四言相重，也只写作“华盖”。华书靠眼睛传授，所以书写必定详细；梵书靠口头传授，如同曲谱。华书只需认识大略，读音有不同声调，所以依声音借字；梵书读法有不同音值，所以依音值借字。比如“史”“瑟”都借用“者”字，“师、史、使、瑟”是商音的和谐；“帝”“亸”都借用“者”字，“低、底、帝、亸”也是商音的和谐；“娑”“萨”都借用“亦”字，是商音的和谐；“誐”“孽”都借用□字，是角音的和谐。论华夏文字和梵文字的中部 考察今天的《七音韵鉴》，它出自西域，应当是依据七弦琴的天籁之声制作的，所以有纵有横、有正有倒，辗转构成图形，无非是自然形成的文字，极其精微，不是一般韵书只有平、上、去、入四声所能相比。七音之学，学者不可不研究。华夏有二合音，却没有二合字；梵书有二合、三合、四合音，也有相应的字。华书只有琴谱中有这种情况，大概琴重声音，一个音难以只用一个字概括，必须合用几个字的形体，来表示多个音的文字。二合，就是取两个字形。例如“娑”作，“缚”作；二合“娑缚”就取“缚”的下部形体，与“娑”合成一个字，如“啰”。“”作，“防”作，“曩”作。三合“啰防曩”，就取“啰”的上部、“防”的中部、“曩”的下部，合成一个字。比如“悉”作，“底”作，“哩”作，“野”也作□；四合“悉底哩野”，就取“悉”的上部与“野”的下部相合，把“底”“哩”包在错杂的字形中，不必完整显示“底”“哩”，所以字形作。所谓二合，是把双音合成单音。例如双音“者焉”，单音为“旃”；双音“者与”，单音为“诸”。既然双音“娑缚”合成单音“索”，双音“娑亸”合成单音“萨”，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索”字就够了，何必合“娑缚”；用一个“萨”字就够了，何必合“娑亸”？回答说：华音论读音，必须一个音就是一个读音，所以“者焉”虽然可以单独说，“旃”也可以单独说；“者与”虽然可以单独说，“诸”也可以单独说。梵音论诵读，虽然也是一个音，但一个音中还有抑扬高下，所以“娑缚”不能完全当作“索”，“娑亸”不能完全当作“萨”，其中确实有细微的牵引勾连形态。凡说二合，是指这个音既不是一个音，也不是两个音；说三合，是指这个音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音；说四合，是指这个音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三个、也不是四个音。只说二合的，声音比较容易；说三合、四合的，声音就更加困难。大体上华人不善于掌握声音。如今梵僧念咒祈雨，雨便应验；念咒召龙，龙便出现，顷刻之间随声音变化。华僧虽然学习这种声音却没有效验，实在是声音之道还没有达到极致。论华夏文字和梵文字的下部 梵人区别音，在于音而不在于字；华人区别字，在于字而不在于音。所以梵书非常简略，只是几个曲折的笔画，差别不多，也不形成文理，却有无穷的声音。华人苦于不能辨别声音，例如切韵之学，在汉代以前人人都不懂，实际上是从西域流入中土的。因此韵图之学，释子大多能够讲说，儒者却都不懂，因为它的源流出自西域。华书造字极其繁密，笔画很多；与梵书相比，实在相差很远。所以梵书有无穷的声音，而华书有无穷的字。梵书的声音有精妙的意义，字形却没有文采；华书的字形有变化通达，声音却没有丝毫变化。梵人长于声音，所得从听闻而入，所以说：“此方真正的教法体性，清净存在于听闻声音之中。”我过去在三摩提中达到尽处，也从听闻中进入；有人说眼根的功德少，耳根的功德多。华人长于文字，所得从观看而入，所以天下把识字的人看作贤明有智，把不识字的人看作愚昧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