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略第一

译后来又肢解荆轲；平定六国后，制定收藏《诗》《书》以及私下谈论、以古非今者弃市，官吏明知而不举告的，与罪犯同罪。法令下达三十日仍不焚书的，施黥刑并罚作城旦。《剃去头发，押送边地修筑长城；城旦刑期四年。》燕人卢生私下说秦始皇喜欢用刑杀来树立威势，于是逃走。秦始皇听到后震怒，把在咸阳的诸生四百六十多人全部活埋。后来东郡有星星坠落成为石头，有人在石头上刻写“始皇死”。秦始皇把石头旁的人全部诛杀。胡亥即位，任赵高为郎中令，重新变更法律，有罪的人互相连坐并收捕灭族。后来群盗兴起，胡亥责问李斯；李斯害怕，上书请求实行督责刑，结果官吏中一半受到刑罚。后来赵高诬陷李斯，李斯被施以五刑，腰斩并夷灭三族。汉高祖最初进入咸阳时，与百姓约定三章法律：“杀人者处死，伤人以及盗窃者按罪抵偿。”删减秦朝法律，百姓非常高兴。然而大辟刑中仍有夷灭三族的诛罚，先后有黥、劓、斩断左右脚趾、笞杀、枭首以及在市中剁碎尸骨等刑罚；对于诽谤、辱骂、诅咒，又先割断舌头，所以称为具五刑。彭越、韩信之类的人都受过这种杀戮。后来又制定法令：犯耐罪以上的，要上报请求裁决。《剃去鬓发称为耐刑。》后来认为三章法律不足以防御奸邪，于是命萧何搜集秦法，取其中适合当时的，制定《律》九章。惠帝二年下令说：“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把错误的言论当作妖言。》这会使群臣不敢尽情进言，而皇上也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应该废除它。”又下令：上造以上爵位的人，以及内外公孙、耳孙，犯罪应当受刑或应当服城旦舂刑的，都改为耐刑，罚作鬼薪、白粲。《上造是爵位达到十六级的人；耳孙是元孙的儿子。如今因为上造有功劳，内外孙又有骨肉亲属关系，所以按照旧例从轻处理。城旦是早晨起身修筑城墙；舂刑是妇女不参加外出徭役，只舂米，都是四年刑期。现在都改为服鬼薪、白粲；鬼薪刑已服满后，白粲刑是负责把米拣得洁白，都是三年刑期。》年满七十岁以上，或者不满十岁的人，犯罪应当受刑的，保全其身体；废除挟书律。《挟书就是藏书；秦法规定敢于藏书的弃市。》吕太后初年，废除夷灭三族的罪。文帝制定法令说，百姓犯法已经定罪后，还要连坐其父母、妻子、子女和同胞兄弟，并收捕其家属的法律，应当废除。《孥就是子女；秦法规定一人有罪，收捕其全家。》罪行有疑问的从轻处理，于是刑罚大大减少，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又受到齐国女子淳于缇萦言辞的感动，废除肉刑，制定法令说：凡应当受完刑的，改为完刑，罚作城旦舂。《以完刑代替髡刑，以笞刑代替劓刑，以钳束左右脚趾代替刖刑。如今既然称为完刑，便不再说“以完代完”。这里应当说“应受髡刑的改为完刑”。》应当受黥刑的，剃发并加钳，罚作城旦舂；应当受劓刑的，笞三百；应当斩左脚趾的，笞五百；应当斩右脚趾的，以及杀人后先自首的、官吏接受贿赂而枉法的、看守县官财物却立即盗取的、罪名已经判定后又犯笞刑之罪的，都弃市。《命就是罪名，定成其罪。》罪人案件已经判决，改为完刑，罚作城旦舂；服满三年后转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服刑一年后转为隶臣、隶妾；隶臣、隶妾服刑一年后免罪成为庶人。《男子称隶臣，女子称隶妾。》隶臣、隶妾服满两年后转为司寇；司寇服刑一年，以及按司寇身份服刑两年的，都免罪成为庶人。《罪降为司寇，所以一年；正式的司寇，所以两年。》逃亡以及犯罪后应受耐刑以上的，不适用这项法令。《指在原有罪名之外又重新犯罪。》此后，表面上有减轻刑罚的名声，实际上却杀人很多：斩右脚趾的又应当处死，斩左脚趾的笞五百，应当劓刑的笞三百，大多因此死亡。《笞刑次数太多，也不能活下来。》景帝下令修改刑律，把笞五百改为笞三百，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但仍然不能保全犯人的身体。从今以后，官吏以及各类有秩官员，接受其属官所治理、所执行、所押送的财物。《“行”是按察，音读夏孟反。》至于饮食和计算出来的偿费，不予论罪。《计算所费，偿还其价值，不论罪。》其他物品，如果故意买得便宜、卖得昂贵，都按受赃和盗窃论罪。《其他物品是指饮食以外的物品。》官吏迁调、迁徙、免职或罢免时，接受原属官所押送、监治或馈送的财物，夺去爵位降为士伍并免除官职。《指夺去他的爵位，使他成为士伍，又免除他的官职，也就是如今法律所说的除名；士伍是指编入士卒的队伍。》没有爵位的人罚金二斤，并没收所接受的财物。有人能够捕获并告发的，就把所没收的赃物赏给他。后来废除在市中肢解示众的刑罚，改为弃市。《此前各种死刑都在市中肢解尸体；现在废除这一刑罚，若遇妖逆之罪仍施肢解。肢解就是张开尸体。》又下诏说：“年长者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夫寡妇是人们所怜悯的。”并把这些写入法令：年满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孕妇尚未生产的。《乳就是生产。》乐师、侏儒。《乐师是盲人；侏儒是身材矮小、不能奔走的人。》凡应当审讯拘押的，允许宽容拘押。《颂读作容，即宽容，不加桎梏。》罪当处死而希望受腐刑的，允许这样做。《像树木腐朽后不再结果实。》元年，制定伪造钱币、伪造黄金弃市的法律；又因为受笞刑的人有时还没打完就死亡，于是再次减少刑数，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把笞二百改为笞一百，制定棰刑法令。《棰长五尺，木厚一寸，末端薄半寸，各处都削平木节。》笞打臀部。《此前笞打背部。》一项罪罚完毕后，才能更换行刑的人。《更人就是更换行刑者。》从此受笞的人能够保全性命；但是死刑立即加重，生刑又过轻，人们便容易触犯法律。孝武帝时期，调发徭役频繁，百姓贫困而犯法，于是命张汤、赵禹分条制定法律，建立见知、故纵、监临、部主等法律。《明知有人犯法而不告发叫故纵；所监临的属下或所属部门主官有罪，也一并连坐。》放宽对深故之罪的处罚。《孝武帝想要严急惩办官吏，对深害他人以及故意使人入罪的，都宽缓处理。》却加重纵容、放出罪犯者的诛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译法律命令总共有三百五十九章。《萧何原本制定法律九篇，叔孙通又增加十八篇，张汤又撰写《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撰写《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大辟有四百零九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罪判决事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比就是拿事例相互比较。》文书既然繁多，主管者不能全部看完，有时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孝昭帝制定法令：儿子为父母隐匿罪行，妻子为丈夫隐匿，孙子为祖父母隐匿，都不连坐。父母为子女隐匿，丈夫为妻子隐匿，祖父母为孙子隐匿，罪不至死的，都上报请求裁决。宣帝忧虑刑法不统一，设置廷平四人来评议裁平。成帝鸿嘉初年，又制定法令：年龄未满七岁，盗窃、斗殴、杀人以及犯死罪的，都上报请求裁决；廷尉将情况报告皇帝，可以减免死刑，以符合三种赦免中保护幼弱、年老昏眊者的原则。这些都是法律命令逐渐确定、接近古制而又便利百姓的措施。哀帝绥和二年，废除诽谤抵欺法。平帝元始年间，下令说：“前次诏令有关官署恢复贞妇的名誉，遣返女徒，确实是想防止邪僻，保全贞节信用以及年老、幼小、哀悼中的人，使刑罚不加于他们。这是圣王制定的制度。只是残暴苛刻的官吏常常拘捕犯法者的亲属、妇女、老弱之人。应当明确敕令百官：妇女不是本人犯法，以及男子年满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除非家属犯有不道之罪，或属于诏书指定捕拿的人，其他一概不得拘系。《名捕就是下诏特别指定捕拿的人。》应当查验的，就在其居所立即查验询问。”把这些正式写入法令。《王莽居摄时，翟义、刘信起兵讨伐王莽，王莽击败他们后夷灭三族。后来陈良、终带反叛投奔匈奴，王莽搜捕得到他们，施行焚烧如法，制定了完备而严酷的条文。后汉光武帝留心审理平民案件，但自王莽篡位以后，旧有章法不复存在，法网松弛放纵，没有办法用来惩罚整肃。梁统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死罪三十四项；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罪八十一项，其中四十二项是亲手杀人的减一等。此后人们轻视犯法，官吏也轻视执法。轻易杀人，臣愚昧地认为刑罚不能苟且，既不能一味求轻，也不能偏重，务必合乎中道。因此五帝有流放、放逐、诛杀的惩罚，三王有大辟、刻肌的刑罚，正是为了除掉残暴、平息乱事。高帝制定法律传给后代，后来文帝处在天下安定的时代，顺应时势施恩，省减肉刑和连坐之法，天下更加安定。武帝处在中原全盛之时，征伐远方，百姓疲敝，豪杰触犯禁令，奸吏玩弄法律，所以加重逃亡隐匿的科条，制定明知故纵的法律。宣帝遵循治国要道来驾驭天下，臣下奉行法令，不失公平正直，天下称安。孝元帝、孝哀帝即位时间很短，丞相王嘉等人却趁几年之间，削减废除先帝的旧约，制定法令、删断律文一百多项。臣选取其中最妨害政事的，分条上奏，伏请选择其中好的加以遵行，制定不可改变的法典。” 当时廷尉商议认为，崇尚重刑、严峻法令，不是贤明君主的当务之急，于是停止实行。章帝时，郭躬分条上奏，请求把三十一项按法律文义可以从轻处理的案件改为从轻，写入法令。陈宠后来代替郭躬任廷尉，皇帝采纳陈宠的意见，下令废除钻凿等各种惨酷刑罚的科条，解除对妖恶行为的禁令；又废除援引法律文字罗织罪名、请求复审的五十多项条文，写入法令。陈宠又校订法律命令，把刑法中超过《甫刑》的部分上奏请求删除，说：“如今法律命令中犯死刑的有六百一十条，耐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比《甫刑》多出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四百一十条大辟，一千五百零七条耐罪，七十九条赎罪，请令三公、廷尉共同评议法律命令中可以施行的，确定大辟二百条，耐罪和赎罪二千八百条，合计三千条；其余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全部详细删除。”恰逢陈宠获罪，于是这件事停止。安帝永初年间，法律逐渐苛刻繁多，百姓不能忍受。陈宠的儿子陈忠后来任尚书，大略依照陈宠的主张上奏三十三条，作为判决事例。《比例就是比照事例，音读必寐反。》以减少审理案件的弊病。又上奏请求废除蚕室刑。《西汉文帝、景帝已经废除宫刑；如今再次废除蚕室刑，是因为当时虽有文字规定却没有完全断绝，武帝时司马迁犯法被送入蚕室，就是这种情形；现在重申废除它。》献帝初年，应劭又删削订定法律命令，撰写《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以及《春秋折狱》，共二百五十篇。又汇集有关议论和驳正的文章三十篇，按类别编排，共八十二件，于是旧有事例得以保存。曹操执掌政权，想要恢复肉刑，陈群详细陈述其便利，钟繇也赞成；孔融、王修不同意这个建议，于是作罢。于是制定甲子科，规定犯钳刑、斩左右脚趾的，可以改用木制刑具。当时缺少铁，所以改用木头。又因为汉律太重，所以命令依照法律论罪的，可以减半科刑，即减轻一半。魏文帝接受禅让后，有个大女刘朱，殴打儿媳，手段残酷暴虐，前后害死三个儿媳。刘朱因杀人定罪。刘朱减免死刑，改罚到尚方服役；因此下令，因忧愁、毒害而杀人的，可以减免死刑。明帝修改士人、庶民罚金的法令：男子允许用劳役刑代替罚金，妇女增加笞刑，仍按鞭打督责的旧例，因为这种刑罚会使身体裸露。当时使用的旧律，其文字源自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李悝编次各国法律，撰成《法经》，认为君王的政事没有比盗贼之事更急迫的，所以法律从盗贼篇开始；因要在顷刻之间追捕罪犯，所以又撰有《囚捕》两篇。对于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防、淫侈、逾制等，作为《杂律》一篇；又把加刑、减刑的规定完整列出，所以所撰只有六篇。然而这些都只是罪名的制度。商君传习这套法律，把它带到秦国任相，汉代承袭了它的制度。萧何制定法律，删去夷灭三族和连坐的罪条，增加部主、见知等条文，又增订《事律》《擅兴律》《厩户律》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增补法律未涉及的内容，另作《傍章》十八篇。张汤制定《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制定《朝律》六篇，合计六十篇。汉代又把判决事例制定为令，有甲等以下三百多篇。司徒鲍昱又撰写嫁娶、辞讼判决的法比和总目，共九百零六卷。世代相承不断增删，轻重彼此不一；而且通篇条文彼此相连，上下互相防范，虽然大体上分属不同篇章，实际上却相互渗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六卷〕

译《盗律》中有关于贼伤的条文，《贼律》中有关于盗窃的章目，《兴律》中有上报狱情的法令，《厩律》中有逮捕的事项，类似这样的情况，错杂混合而没有固定体例。后人各自发挥见解，分别撰写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康成等儒者的章句有十多家，每家数十万字。凡是判决罪行时应当依据和采用的，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多字。文字数量越加繁多，阅读的人越感困难。天子于是下诏，只准采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其他各家的。卫觊又上奏说：“刑法，是国家所重视的事务，却是私下议论所轻视的；狱吏掌握百姓的性命，却是选用官吏者所鄙视的职位。请设置博士，使他们轮流相互教授。”然而律文繁多广大，事例众多，舍弃根本而依从末节，负责决狱的官吏也因此各自引用不同条文：例如廷尉狱吏范弘接受囚犯绢二丈，援引轻法论罪；狱吏刘象接受属吏的财物，偏私拷问囚犯张茂，致使张茂死亡，便援引重法论罪。范弘、刘象虽然都被弃市，但轻重枉断的情况接连不断。后来天子又下诏改革刑制，命陈群、刘邵等删削简约旧有科条，并参考汉律，制定《魏法》。制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和军中令，共一百八十多篇。它的序文大略说：“旧律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篇数太少。篇数少，文字就简略；文字简略，涉及的事情就少；事情少，罪名就会遗漏。因此汇集各种犯罪条例作为刑名，置于律文之首。共增定十三篇，连同原有五篇，合为十八篇；对于正律九篇来说是增加，对于旁章、科令来说则是删省。又依照古义制定五刑：死刑三等，髡刑四等，完刑、作刑各三等，赎刑十一等，罚金六等，杂抵罪七等，共三十七等，分别列在律首。司马景王辅政时，犯大逆罪的人，法律规定要株连到已经出嫁的女儿。毌丘俭被诛时，他的儿子甸的妻子荀氏依法应当连坐处死；她的族兄顗上表魏帝，请求赦免她，诏令允许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应连坐处死，但因怀孕而被拘系在狱中。荀氏到司隶校尉何曾那里申诉，请求施恩，愿没入官府做婢女，以赎女儿芝的性命。何曾很同情她，便让主簿程咸上奏议说：“臣认为，女子有三从的义理，没有自行专断的道理；出嫁到别的宗族后，对父母的丧服等第降低，这是为了表明已经属于外族的礼节。可是父母犯罪，却追究女婿一族而加刑，甚至又随着杀戮一人之身，使内外亲属都受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篇〕 女子既已生育，别族的母亲却无罪受戮，会伤害孝子的心。况且男子并没有得罪女方宗族，女子却独自受到两门亲族的诛戮。臣认为，女子尚未出嫁，应当随着父亲受诛；已经行醮礼出嫁的，可以随着丈夫受罚。”于是诏令有关官署修改、制定律令。司马文王继而掌握魏国政权，忧虑前代律令繁琐杂乱。陈群、刘邵虽然已经改革过，但科条法网仍然过于严密。于是命贾充、郑冲、荀觊、荀朂、羊祜、王业、杜友、杜预、裴楷、周雄、郭颀、成公绥、柳轨、荣邵等人制定法令。以汉代《九章律》为基础增加十一篇，仍按同类归并，订正篇体和名号，合为三十篇、六百三十条，共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删去苛刻污秽的条文，使其归于有益于时政。其余不宜删除的，如军事、田农、酟酒等事项，都是顺应人情而权宜设置的法律，太平时应当废除，所以不收入律中，全部作为令颁行。制度依据这些令来施教；违反令而有罪的，就收入律中。日常事务的品式、章程各归还所属官府，作为旧例。减少枭首、斩刑、族诛和连坐的条文；除谋反、以适子奉养母亲、出嫁女子等罪外，不再连坐父母并弃市。删省禁止互相告发的条文，废除捕亡以及逃亡者没入为官奴婢的制度。对于轻微过失、老年人、幼年人以及女子，依法应处罚金、杖刑的，都命令减半。加重奸淫伯叔母应弃市的法令；奸淫寡妇判刑三年；重视嫁娶的要礼，严密礼教的防范，依照五服制度来制定罪罚。律令共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分六十卷；旧故事三十卷。晋武帝泰始三年，贾充等修订律令完成，皇帝亲临讲解，让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于是颁布新律。后来，明法掾张褧又给律文作注并上表进呈。其大意说：“律从刑名开始，是为了确定罪名、制定刑罚；以诸侯篇结束，是为了完备有关政事。”因此筹划罪法轻重，厘正加减刑罚的等级差别，阐明各篇的多重义理，补足章条的不足，考察并举出上下各项纲领。凡犯盗贼、诈伪、请赇罪的，就从这里寻求罪名。营造劳役、水火、畜养、守备等细小事务，也都从这里寻求依据。‘作本名’是告讼的心和舌，捕系是告讼的手和脚，断狱是确定罪名和条例，使法制齐一。从开始到结束，运行而无穷尽；随时变动而没有固定形态，周流四方，上下没有定所，却始终不离法律范围。明知而犯法，叫作故意；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叫作失违；对上欺忠，叫作谩；背弃信用、暗藏机巧，叫作诈；损害礼义、废弃节操，叫作不恭；双方争讼而相互追逐，叫作斗；双方和解却彼此伤害，叫作戏；没有变故而斩击他人，叫作贼；无意中误犯，叫作过；违逆节义、断绝伦理，叫作不道；凌辱上位、僭越贵者，叫作恶逆；将要加害而尚未发作，叫作戕；首先倡导并先发言，叫作造意；两人相对商议，叫作谋；制定办法、为众人谋划，叫作率；不和顺，叫作强；攻击恶人，叫作略；三人以上，叫作群；取得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叫作盗；因货财而获利，叫作赃。这二十项，是对律义中各种罪名的考定。五刑不能简约处理的，依五罚裁正；五罚不能服罪的，依五过裁正。意图善良而功劳有过，可以用金赎罪。因此律规定，生刑的处罚最多十四等；死刑不超过三等；徒刑加等不超过六等；囚禁加等不超过五等；累计劳役不超过十一年；累计笞刑不超过一千二百；刑等不超过一年；金等不超过四两。手持刀和盾牌，刀若胡乱加害就会伤害物体，盾若胡乱弹击就会侵犯正直的人；枭首，是恶行中最严重的；斩刑，是罪行中最大的；弃市，是死刑中较轻的；髡刑、作刑，是显示刑罚威严的；

译赎罚，是对过失的警诫。君王设置这五刑，是为了保全君子而约束小人。五刑形成条文后，彼此相互依准，这是法律的意义。东晋元帝任丞相、在江东承制时，各项制度草创，议论和判决不遵循法律，人人另立意见，刑罚高低没有准则。主簿熊远上奏说：“自从军队兴起以来，临事改变制度，早晨制定晚上更改，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按法律办事，每每都要请示并把事情交给大官，这不是治理政事的体制。如果本曹处理事务不合乎法令，监察官司应当依法弹劾其违令，不应随意动用关说、阻塞等手段来破坏已经办成的事情。”按：法律大概是粗略的权术，并非精妙的道理，只是矫正、割取人情以形成法制罢了。如果每每顺着人情，动不动就修改法制，这就是用人情破坏法律。法律不统一，就叫多门；这会打开人为干预的途径，扩大私下请托的端绪，并非先王立法的本意。凡提出驳议的人，如果要违背律令的节度，应当综合经传和前代判例、旧故事，不得任凭个人感情破坏既成法制。臣愚以为，应当命录事另行制定条制，凡提出议论的人都必须引用律令、经传，不得只凭感情发言而毫无依据，以致损害旧典。”当时皇帝因权宜行事，尚且未能听从；后来河东人卫展任晋王大理，考察旧故事中不合情理的地方，又上书论说。元帝下令说：“自元康以来，事故接连发生，刑禁日益繁多。大理寺所上报的事项，应当在朝堂会议，删除诏书中不可施用的内容；这是我愿意虚心听取意见的地方。”宋文帝时，蔡廓任侍中，建议认为审讯案件不应让子孙供词，明白说出父祖的罪行。从今以后，只令家人与囚犯相见，不必详细要求他们请求审讯，这就足以使罪犯伏罪，不必责令家人供词。朝廷议论都认为妥当，便听从了。那时王弘上疏说：“主守盗窃五匹，普通盗窃四十匹，都处死刑，太重了。请把主守盗窃的标准提高到十匹，普通盗窃提高到五十匹。”谢庄任都官尚书时，奏请修改州狱制度说：“旧制是官长审结囚犯后，由郡里派督邮复核检验，然后执行。督邮是低级官吏，并不能胜过官长；虽有复核检验之名，却没有实际审究刑罚之实。臣愚以为，这种制度应当改革。从今以后，重罪囚犯在县里审查完毕后，把案情报告郡里，并连同囚犯本人一并送去，由二千石亲自临审复辩，必须使犯人收声、吞下罪衅，然后才执行死刑。如果二千石不能裁决，就交给廷尉；神州统辖以外的案件移交刺史。刺史有疑，也归送台狱，务必使死者没有怨恨，使获罪者没有遗恨。” 齐武帝命删定郎王植之汇集并注释张、杜的旧律，合成一部书。共一千五百三十条，但尚未施行，文字几乎已经散失。梁武帝制定制度，依照周、汉旧事，有罪的人可以赎免相应刑罚；凡在官任上犯罚金、鞭杖、督责之罪的，都准许纳赎，停止执行刑罚。台省令史、士卒想要赎罪的，也听其自便。当时齐朝旧郎蔡法度能背诵齐王植之所定的律文，于是命他增删旧本，作为梁律。天监初年，又命王亮等定为二十篇：一为刑名，二为法例，三为盗劫，四为贼叛，五为诈伪，六为受赇，七为告劾，八为讨捕，九为系讯，十为断狱，十一为杂，十二为户，十三为擅兴，十四为毁亡，十五为卫宫，十六为水火，十七为仓库，十八为厩，十九为关市，二十为违制。刑罚分为十五等，弃市以上属于死罪；大罪枭首，其次弃市；刑期二年以上属于耐罪，意思是让犯人各按技能接受任用。有髡钳五年刑并笞二百，收取赎罪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年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年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年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以上属于赎罪：赎死刑用金二斤，男子用绢十六匹；赎髡钳五年刑、笞二百，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年刑，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年刑，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年刑，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男子六匹；罚金八两，男子四匹；罚金四两，男子二匹；罚金二两，男子一匹；罚金一两，男子二丈，女子都减半。五刑不能简约处理的，依五罚裁正；五罚不能服罪的，依五过裁正，按赎罪处理。因此制定十四等的制度，又有九等差别：一年刑、半年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差别：一是免官并加杖督一百，二是免官，三是夺劳百日并杖督一百，四是杖督一百，五是杖督五十，六是杖督四十，七是杖督二十，八是杖督十。鞭有刑鞭、法鞭、常鞭三等：刑鞭用生牛皮，保留皮边；法鞭用生牛皮，去掉皮边；常鞭用熟皮革，不去皮边。都制成鹤头纽，长一尺一寸，稍长二尺七寸，宽三寸，鞭靶长一尺五寸。杖都用生荆条制作，长六尺，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等。大杖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头围一寸二分，小头五分；小杖头围一寸，小头细到梢。各种督责重罪，最多五十或三十下，轻罪二十下。应当笞二百以上的，先笞一半，其余一半以后再决，分两次执行。老年人、幼年人依律令应受鞭杖处罚的，都减半。制鞭、制杖、法鞭、法杖，除非有特别诏令，都不得使用。士人有禁锢的科条，也按罪行轻重分等。若触犯清议，终身不得列入士人之列。共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另有令三十卷。后来废除赎罪条款。陈武帝命尚书删定郎范果参与制定律令，又命徐陵等主管此事。制定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制度只重视清议和禁锢之科；如果搢绅家族犯有损害名教、不孝及内乱之罪，终身不得列入士人之列，其余一概采用梁法。在市上行刑的，应当夜间有灯火，雨天必须放晴；朔日、八节、六斋日以及月亮运行到张、心宿的日子，都不得行刑。廷尉寺设为北狱，建康县设为南狱，两处都设置正、监、平官。

译又规定通常在二月，由侍中、吏部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自巡行京师各狱及治署，审察囚徒是否有冤枉。后魏起于北方，正值晋室动乱，部落逐渐强盛。其君主于是严峻施行刑法，常常按照军令办事。人们利用宽政，多因违反命令获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中骚动不安。后来应当处死的人，允许其家献金马赎罪。犯大逆罪的，亲族男女无论老少一律斩首。男女不合礼法交往的，也都处死。有人杀人，允许向死者之家赔偿牛马四十九头以及送葬器物来平息此事，不拘系审讯，也不牵连逮捕。有人盗窃官物，按一备十的比例治罪。等到道武帝平定中原后，忧虑旧制过于严酷，命三公郎王德删除残酷法令，约定科条法令。到太武帝神麚年间，诏令崔浩制定律令，删除五年、四年刑，增加一年刑。犯大逆不道罪的，腰斩，并诛杀同籍者；十四岁以下处腐刑，女子没入县官。杀害亲属的，处轘刑；施用蛊毒的，男女都斩首，并焚烧其家。施行巫蛊的人，要背着羖羊、抱着狗，沉入泉水中。应当受刑的人可以赎罪，贫穷的则加鞭二百。畿内之人，富者在山中烧炭，贫者在圊溷服役；女子送入舂米场。患有严重残疾、行动不能如常人的，负责看守苑囿。王官按九品分级，可以用官爵抵除刑罚。妇女应受刑而怀孕的，产后一百日才执行。十四岁以下的，刑罚减半，笞八十或九十；不是杀人，不予连坐；拷讯不得超过四十九下。受刑之人，由部主说明案情，交公车审问供词，再由三都裁决。应当处死的，审定案情后上奏，皇帝亲自临问；没有异议和怨言，才执行刑罚。各州判处死罪的囚犯，都必须先审议上报，然后才能执行。后来因官吏贪污受贿，太延年间诏令官民可以举告牧守的不法行为；于是凶恶悖逆的人便寻找牧守、宰守的过失，转而在民间贪暴。太平真君年间，因有关官司断案不公平，诏令所有疑难案件都交中书省，依经义论定裁决。起初，盗律规定赃物四十匹便处死刑；人们多轻慢政令，于是减至三匹。十一年诛杀崔浩；正平初年，又命胡方回、游雅修改制定律制，共三百七十条。其中门房之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文成帝太安年间，因为平民多因饮酒而酗酒争讼，制定禁酿酒、卖酒、饮酒一律斩首；吉凶之事以及宾客亲属来往，则在规定的日期开放禁令。程增置候官，侦察各种违法行为，赃物二丈便斩首。又增加律文七十九章，其中门房之诛十三条，大辟三十五条，刑六十二条。到献文帝时，废除因口误获罪的规定，开放酒禁。旧例是斩首时都裸露身体伏在砧上【砧，即斩刑所用的砧板】。孝文帝太和初年，规定不许裸身，又命高闾修改旧文，随条例增删，共八百三十二章。其中门房之诛十六条，大辟罪二百三十五条，刑三百七十七条。删除群体劫掠中首谋处门诛的规定，律法中较重的只处枭首。当时法官和州县官员多制作沉重的枷锁，又用石头系在囚犯颈上，使伤口深入骨头，逼迫他们作出诬服，官吏还以此自夸有才干。皇帝听说后很痛心，于是规定：除非大逆罪有明确证据且供词无可疑，不得使用大枷。宣武帝正始初年，尚书令高肇等上奏说：‘杖的大小、大鞭的长短，法令都有固定规格；但枷的轻重过去没有定制，请制作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两旁夹颊的木头各方五寸，用来对付大逆、外叛之罪。’从此枷杖的制度才有了较为确定的标准。法例律规定，五等爵以及在官品中的人，令文规定从第五品以上判刑二年并免官的，三年以后允许出仕，但降低原来的官阶一等。邢峦上奏说：‘官员如果犯罪，原本应当除名；若以官职抵刑，仍有余资，就可以降阶叙用。至于五等封爵，若以爵位抵刑后已经全部用尽，永远被甄别削夺，便同于除名。按旧例实在不相称。臣愚以为，从王公以下有封邑者，犯罪除名三年以后，应各降原爵一等：王和郡公降为县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伯降为子，子降为男。’至于县公，则降为乡男；五等爵都依此逐级降等，直到散男。乡男、散男以及男爵没有可再降授的爵位，三年以后允许按照原品级的资历出身，朝廷听从了这个意见。齐神武帝掌握东魏政权、迁都邺城后，群盗多有兴起，于是制定严厉制度：各类强盗杀人的，首犯、从犯都斩首，妻子儿女同籍登记，发配为乐户；不杀人且赃物不满五匹的，首领斩首，从犯处死，妻子儿女也充为乐户；小盗赃物满十匹以上的，首领处死，妻子儿女发配驿户，从犯流放。北齐文宣帝受禅后，命群臣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议定制定齐律，多年没有完成，判决案件仍依照魏朝旧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上奏齐律十二篇：一为名例，二为禁卫，三为户婚，四为擅兴，五为违制，六为诈伪，七为斗讼，八为盗贼，九为捕断，十为毁损，十一为厩牧，十二为杂。定罪条文共九百四十九条，又制定新令四十卷，大体采自魏、晋旧故事。刑名分为五类：一是死刑，有较重的轘刑【轘读作患】，其次是枭首，并陈尸三日；没有市肆的地方，就陈列在乡亭；再次是斩刑，身体和头颅分离；再次是绞刑，死亡但身体不分离，共四等。二是流刑，指按罪论本来可以处死，但根据情状可以降等的，先鞭笞一百并髡发，流放到边远地区充当兵卒，当时还没有按路程远近区分等级。不适合远配的，男子服长年徒刑，女子发配舂米，两者都是六年。三是刑罪，也就是耐罪，分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五等，各加鞭六；五年刑加笞一百，四年刑加笞八十，三年刑加笞六十，二年刑加笞四十，一年刑加笞二十；另有文字作‘五年者八十四，四年者六十三，三年者四十二，二年者二十一，一年者无笞’。犯人戴锁送到左校服劳役，但不髡发；没有担保人的，就加钳。妇女发配舂米或进入掖庭织作。四是鞭刑，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等差别，凡五等。五是杖刑，分三十二、十一、十等，凡三等。应当加刑的上调一级，应当减刑的下调一级。赎罪旧用金，全部改用中绢：死刑一百匹，流刑九十二匹，五年刑七十八匹，四年刑六十四匹，三年刑五十匹，二年刑三十六匹，均包括鞭笞刑在内。

译一年刑不加笞，连同鞭刑共收绢二十四匹。鞭杖刑每十下折绢一匹，鞭刑到一百下便是绢十匹。没有绢的乡里，都按绢的标准收钱赎罪。笞刑从十下到死刑，又分为十五等。应当加减刑罚的次序，按照正式判决的办法办理；合于赎罪条件的，指流内官员以及爵秩相当、可比照的人员。老年人、幼年人、阉人、痴人以及过失犯罪者，犯罚绢一匹及杖十以下的，都称为罪人。盗窃或杀人后逃亡的，立即张榜公布姓名并登记入籍，甄别其一房，发配为驿户。宗室不登记；盗窃者不收入奚官，不施宫刑。自犯流罪以下而符合赎罪条件的，以及妇女犯刑罪以下、侏儒、重病者、残废者，只要不是死罪，都以颂系方式拘禁。又列出十种重罪：一是反逆，二是大逆，三是叛，四是降，五是恶逆，六是不道，七是不敬，八是不孝，九是不义，十是内乱。犯这十种罪的，不受八议、赎罪规定的限制。此后法令明确周密，科条简明扼要，又命仕门子弟经常讲习，所以齐人多懂法律。不能制定为固定法律的事项，另行制定权宜法令二卷，与律并行。后来周文帝掌握西魏政权，命有关官员斟酌古今、通权达变，修撰新律。改朝换代后，武帝保定三年，司宪大夫拓跋迪上奏新律，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一为刑名，二为法例，三为祀享，四为朝防，五为婚姻，六为户禁，七为水火，八为兴缮，九为卫宫，十为市廛，十一为斗竞，十二为劫盗，十三为贼叛，十四为毁亡，十五为违制，十六为关津，十七为诸侯，十八为厩牧，十九为杂犯，二十为诈伪，二十一为请求，二十二为告言，二十三为逃亡，二十四为系讯，二十五为断狱。大体定罪一千五百三十条。刑罚制度为：一是杖刑五等，从十到五十；二是鞭刑五等，从六十到一百；三是徒刑五等：徒一年，鞭六十、笞十；徒二年，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鞭一百、笞五十；四是流刑：流于卫服，离皇畿二千五百里，鞭一百、笞六十；流于要服，离皇畿三千里，鞭一百、笞七十；流于荒服，离皇畿三千五百里，鞭一百、笞八十；流于镇服，离皇畿四千里，鞭一百、笞九十；流于藩服，离皇畿四千五百里，鞭一百、笞一百。五是死刑五等：一为磬，二为绞，三为斩，四为枭，五为裂。五刑所属各有五等，合计二十五等。不设十恶的名目，但加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等罪。凡犯恶逆罪而横行逞凶的；三人以上盗贼群体攻打乡邑或闯入人家，杀死他们不算有罪。若为报仇而依法【“造”音“报反”】杀人，不连坐。曾经犯过盗罪的人，要登记入籍，只有皇室宗族不登记。凡死罪犯人，戴枷并用拲拘束；流罪戴枷并用梏拘束；徒罪戴枷受鞭；杖罪则解散刑具，等待判决。皇族和有爵位的人，死罪以下都加锁，徒罪以下解散刑具。案件审结将要杀人时，把姓名和罪状写在拲上，然后处死。市刑中，只有皇族和有爵者可以隐匿其罪状。杖刑五等的赎金为金一两至五两；鞭刑五等的赎金为金六两至十两；赎一年徒刑用金十二两，二年用十五两，三年用一斤二两；四年徒刑用金一斤五两，五年用金一斤八两；赎流刑用金一斤十二两，均服劳役六年，不按流放远近区分等级。赎死刑用金二斤；鞭刑以一百下为限，加笞的合计到二百下为止。应当加鞭笞的，都先笞后鞭。妇女应受笞刑的，允许按赎罪处理。徒刑服劳役，都按各人的技能任用。若第二次犯徒刑、第三次犯鞭刑，终身发配服下等劳役。应当缴纳赎金的，鞭杖十下收中绢一匹；流刑、徒刑按期限每年收绢十二匹；死罪一百匹。赎刑中，死罪期限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超过期限不缴纳的，仍依法处理。贫穷者申请后可以免除。大体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条，但条文更加繁多，枝节苛密，比齐法还烦琐而不切要。又起初废除了复仇之法，犯者按杀人罪论处。皇帝又认为齐地旧俗没有改变，婚姻、政治、盗贼、奸宄等多违背法典，于是当年又制定《刑书要制》加以督察。大体上，持杖的群盗赃物一匹以上、不持杖的群盗赃物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盗窃或诈取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匿五户以上、丁五人以上或土地一顷以上，都处死刑；其余依《大律》办理。因此浮薄欺诈的风气颇为止息。宣帝残暴忍酷没有限度，命人撰写刑书，称为《刑经圣制》。隋文帝初年，命高颎等重新制定新律，刑名有五类：一是死刑，分绞刑、斩刑二等；二是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应当发配的，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是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四是杖刑五等，从五十到一百；五是笞刑五等，从十到五十。又删除前代鞭刑以及枭首、轘裂之法。流罪、徒罪都减轻处理。流刑劳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只有大逆、谋反、叛乱者，父子兄弟都斩首，家属没入官府。又设置十恶条文，多采纳后齐制度而有所增删：一为谋反，二为谋大逆，三为谋叛，四为恶逆，五为不道，六为大不敬，七为不孝，八为不睦，九为不义，十为内乱。犯十恶以及故意杀人，案件审结后即使遇到大赦，仍然除名。在八议范围内以及官品七品以上的人犯罪，按例减刑一等。

译九品以上官品的人犯罪，允许赎罪。应当赎罪的，都用铜代替绢。铜一斤为一负，十负为一殿。笞十下用铜一斤，增加到杖一百就是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增加一等加铜十斤，三年就是六十斤。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增加一等加铜十斤，二千里就是一百斤。两种死刑都赎铜一百二十斤。因私罪犯法，以官职抵徒刑的，五品以上一官抵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抵徒一年；应判流刑的，三流合计抵徒三年。如果犯公罪，加一年；应判流刑的，各加一等。累计徒刑超过九年的，流放二千里。前代相承，有关官员审讯考问囚犯，常常使用法外刑具，有的用大棒、束杖、车辐、鞋底、压踝、杖桄等，全部废除。审讯囚犯不得超过二百下，枷杖大小都规定了规格。执行杖刑的人不得更换他人。又命令各地诉讼若有冤屈，县里不处理，就依次经过郡、州直到尚书省；仍不处理的，才到宫阙前申诉；若还有不满意，允许击打登闻鼓，由有关官司记录案情上奏。皇帝又每季度亲自审录囚徒，通常在秋分以前，省察阅看各州申奏的罪状。后来皇帝看到刑部奏报的断狱数目，仍多达万条，认为律文还过于严密，所以人们多被防范罪责。又命苏威、牛弘等重新制定新律，删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以及徒、杖等罪一千余条，最后只保留五百条，共十二卷：一为名例，二为禁卫，三为职制，四为户婚，五为厩库，六为擅兴，七为盗贼，八为斗讼，九为诈伪，十为杂律，十一为捕亡，十二为断狱。从此刑网简明扼要，疏而不漏。于是设置律博士弟子员，判决重大案件，都先发牒给明法官，确定罪名，然后依此判决。后来皇帝认为执法者多有冲突驳杂、同罪异判的情况，便诏令各州死罪不得立即裁决，全部移交大理寺复核，事情查清后再上奏请裁。十三年，把徒刑和流刑都改为配防。十五年，制定规定：死罪须三次上奏后才能处决。皇帝不学无术，凭借文法防范各州。有主管官吏盗窃仓粟，便派人乘驿马赶去斩杀，甚至在殿前处决。有人即使盗窃一钱，也处死。炀帝即位后，认为文帝的禁网过于深刻，又命人修订律令，删除十恶条文。当时斗、秤都偏小，旧制的赎铜加倍后，又按等差增加三倍，杖一百便要赎铜三十斤。徒一年六十斤，每增加一等加三十斤，三年就是一百八十斤。流刑不分等级，赎铜二百四十斤；两种死刑同样赎铜三百六十斤。旧制规定，犯过罪的门子弟不得担任宿卫、近侍官。皇帝下制说：“各州犯罪被杀之家，期服以下的亲属，仍然命令他们可以出仕，允许参与宿卫、近侍官。”三年，新律完成，共五百条，分十八篇，诏令施行，称为《大业律》：一为名例，二为卫宫，三为违制，四为请求，五为户，六为防，七为擅兴，八为告劾，九为贼，十为盗，十一为斗，十二为捕亡，十三为仓库，十四为厩牧，十五为关市，十六为杂，十七为诈伪，十八为断狱。五刑之中，降低刑罚、从轻处理的条文有二百多条。关于枷杖、决罚和审讯囚犯的制度，大概都比旧制宽松。当时百姓长期厌恶苛刻刑法，对刑罚宽缓感到高兴。后来皇帝对外征讨四夷，对内穷极嗜欲，战争年年发动，赋税征敛繁多，盗贼蜂起，于是又制定更严厉的制度。肉刑议 汉文帝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罪，于是被拘系到长安，依法应受刑罚。他的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却因犯法应当受刑。我痛惜死者不能复生，受肉刑的人肢体不能再接续【“属”是连接之意，音欲反】；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门路。我愿没入官府做婢女，来赎父亲的刑罪。”天子怜悯她的心意，于是下令说：“我听说有虞氏的时候，把异样的衣冠、服饰画在身上作为耻辱刑，而百姓并不犯法。如今有黥、劓、斩左右趾三种肉刑，而奸邪仍不能止息，我对此深感惭愧。教导不纯正，愚人就会陷入刑网。《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受刑之人肢断体残，肌肤被刻，一生都不能恢复【息，即生长、恢复之意】；有的人想改过行善，却没有道路，这难道符合把百姓当作父母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议定律令说：“凡应受完刑的，改为完刑，服城旦舂；应受黥刑的，改为髡钳，服城旦舂；应受劓刑的，笞三百；应斩左趾的，笞五百。”班固评论说：“禹承接尧、舜之后，因为自认为德行衰微，所以制定肉刑。汤、武顺应旧制施行肉刑，是因为风俗比唐虞时浅薄的缘故。如今汉朝承接衰败的周朝和暴虐的秦朝所造成的极坏风俗，风俗比三代浅薄，却施行尧、舜时代的刑罚，这就像用马络头和羁绊去驾驭凶悍突奔的马【用来防止、系住马口的叫鞿络；駻突是恶马，马头上的络具叫羁】，违背了救治时弊的适宜办法。况且废除肉刑，本来是想保全人的生命；如今去掉髡钳这一等，却转而使人进入死刑，所以每年死亡者以万计，这是刑罚过重造成的。至于钻墙越舍的盗贼、因愤怒而伤人、男女淫乱、官吏贪赃等，如果采用这样的处罚，又不足以惩戒。因此每年受刑者有十几万人，他们既不害怕，也曾不以为耻，这是刑罚过轻造成的。所以应当思考清除源头、端正根本的办法，删定律令，编撰二百章以对应死刑；其余罪行按古代本应处生刑而今反触犯死刑的，也都可以编定施行。肉刑究竟要置人于死地，还是使人腐刑？至于伤人、盗窃、官吏受贿枉法、男女淫乱，都恢复古代刑罚，制定三千章；那些诋毁欺骗、罗织文辞、拘泥细微的法律，全部删除。这样，刑罚就可使人畏惧，禁令也容易避开；官吏不能擅自杀人，法律没有两套门户；顺应考察古制的办法，就能成就时世和谐的教化。”后来到后汉献帝时，天下已经动乱，刑罚不足以惩罚恶人，于是名儒大才崔寔、郑康成、陈纪等人，都认为应当恢复肉刑。

译到曹公命令荀彧广泛征询百官意见，想重新施行肉刑时，少府孔融议论认为：纣王曾斩断早晨涉水过河之人的小腿，天下人都说他无道。九州之地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如果砍掉一个人的脚，就是天下常有一千八百个纣王。而且受过刑的人往往不再顾念生存，大多趋向作恶。夙沙氏使齐国发生动乱，伊戾给宋国带来祸患，赵高、英布成为世间大患，都不能阻止人继续作恶。即使忠诚如鬻拳、诚信如卞庄、智慧如孙膑、含冤如巷伯、才华如司马迁、通达如子正，一旦遭受刀锯之刑，终身都不得列入士人之列。汉朝开辟改恶从善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朝廷认为这样做很好，最终没有改动。魏武帝掌握汉朝政权后，下令又想恢复肉刑。御史中丞陈群详细陈述其便利，相国钟繇也赞成。奉常王循不同意这个主张，魏武帝又认为以藩国制度改变汉朝制度很困难，于是没有施行。到齐王芳正始年间，征西将军夏侯太初、河南尹李胜相互辩论，李胜主张肉刑，夏侯太初不主张肉刑；双方往复辩难多次，其中文字大多没有记载。丁谧又论说：“《舜典》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 皋陶说：‘上天惩罚有罪之人，五刑分别施用啊。’《吕刑》说：‘蚩尤首先制造祸乱，延及平民，没有谁不成为盗寇和凶贼；他轻蔑义理、作奸作恶，盗窃掠夺、矫诈违法；苗民于是制定五种暴虐的刑罚，说是依法杀戮无辜。从此开始滥用刖、劓、黥等肉刑。’考察这些话，肉刑存在于蚩尤时代，而尧、舜用流放来代替它；所以黥、劓的文字不见于唐虞典籍，五刑的数目也没有完整记载于圣人的法典中。禹承受舜的禅让，与尧共同治理天下，必不会舍弃两位圣人的制度而远取凶顽时代的刑法，这是可以确定的。汤、武为王，难道偏偏要从吕侯那里取法吗？所以叔向说：‘三种肉刑的兴起，都是末世的事。’这就是接近君子而有依据的话。晋武帝初年，廷尉刘颂上言说：“臣过去上奏施行肉刑，私下认为议论者拘泥于汉孝文帝的小仁，却轻率违背圣王的常典，荒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如今死刑太重，所以非正常死亡的人很多；生刑太轻，所以罪行不能禁止奸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用肉刑造成的。古代用刑是为了止息刑罚，如今却反而相反。对于重罪逃亡者，髡发超过三十次，就立即加重髡刑；这是用刑罚滋生刑罚，增加劳作一年；这又是用徒刑滋生徒刑。” 死刑犯积累很多，拘系的囚徒拥挤充斥，又一再对他们实行赦免，这就是刑罚不能制止犯罪、法律不能胜过奸邪。圣王制定刑罚，设置肉刑是有深刻道理的，并不只是为了惩罚罪人，使他们害怕剥割的痛苦而不敢犯罪，而是要去掉他们作恶的工具：逃亡者砍去双足，使他无处可逃；惯盗者截断双手，使他再无偷盗的工具；盗淫者割去生殖器，道理也是如此。要消除恶行、堵塞祸乱根源，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受过这种刑的人，随后各自回家，由父母、妻子共同养活救济，不至于流离道路。现在应当降低死刑适用的界限，凡经过审讯以及第三次犯逃亡、淫乱、盗窃罪的人，一律用肉刑代替死刑；一经发觉，就立即施刑，去掉他们作恶的工具。受过这种刑的人，都不是善良之士，难道能同保全其作奸手足、却把他们置于必死困境的人相提并论吗？《周礼》所说的三赦、三宥，是施用于年老、幼弱、衰惫、老耄以及不应被逮捕的平民；这些人不是作恶的根源，所以刑法可酌情舍弃而宽宥他们。若不是这类情况而犯罪，就必定施刑而不赦免。到了后代，因为时世艰险、祸难很多，才偶尔施行四赦以解脱罪结，这是权宜之计，并不是因为罪人本应宽免。而如今却常常因为罪案积累、狱讼繁多而实行赦免，借此疏散囚狱，所以赦免越频繁，监狱反而越拥塞。这样下去，将会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推究其根源，是不用肉刑的缘故。除去这两个弊端，案件就不会繁多，也就没有必要频繁赦免了。奏疏上呈后，又没有得到省察。东晋元帝即位，廷尉卫展上书说：古代肉刑的制度，经过前代圣人认可；汉文帝废除肉刑，反而增加了死刑。如今人口凋零荒残，百户中连一户都未必保全，而刑法又严峻沉重，这不合越王勾践休养民力、养育人口的道理。皇帝下诏，令朝廷内外共同议论。于是王导等人议论说，肉刑的法典由来已久，便引用班固的论说作为依据。尚书令刁协等人议论说，如今国家中兴、国祚隆盛，天命更新，确实应该设置肉刑、放宽刑法来养育百姓；但是担心群小愚昧，习惯并玩弄眼前所见，忽视不同的见闻，或许还不能都心悦诚服。臣等愚见，施刑时先明确申明法令：以受刑为乐的人砍足，甘愿赴死的人处死，这样他们才会心服。古代规定刑罚不施于大夫，如今士人有犯罪的，臣等认为应当沿用旧制，不列入肉刑条例，这样进退处置才算适宜。尚书周顗等人议论认为，肉刑应当在太平时代设立，却不是挽救当前弊病的办法。现在圣教刚刚开始推行，百姓中还有很多奸邪，习惯作恶的人仍未停止犯罪；斩头、绞颈尚且不能禁止他们，难道反而要再砍足、割鼻来制止他们吗？恐怕受刑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作恶的人也会日益增加。到那时，假足昂贵，鞋子便宜；有鼻子的人反而被视为丑陋。元帝仍想听从卫展的奏议，大将军王敦认为，百姓的习俗形成已久，突然恢复肉刑，必定会使远近震惊；况且叛逆的敌寇尚未消灭，不应让残酷刑罚的声名传到天下，于是这件事便停止了。安帝元兴末年，桓玄辅政，又议论想要恢复肉刑，实行斩去左右脚趾的刑法，以减轻死刑。皇帝命百官议论，蔡廓上书说：肉刑的设置，开始于明智的君王，所以能够战胜残暴、停止杀戮，使教化崇尚无为。末世风俗浇薄虚伪，法网设置得越来越严密，以至于弃市之刑所处罚的，实际上并不都是不可赦免的罪；事情不是亲手杀人，依照法律考定，也应归入较轻的一等。现在重罪与轻罪科条相同，减刑降等的道路又被堵塞。钟陈因此抗言说：元皇当初的作为，正是留下的教训。如今确实应当明慎用刑，爱护百姓、广泛养育，申明哀怜谨慎的原则以革除滥刑，把死刑移到肢体刑上，以保全生命这一至重之事，使人口繁衍休息于将来。但孔琳之的意见不同，他采用王朗、夏侯太初的主张。当时舆论多与孔琳之相同，所以这件事最终没有实行。赦免与宽宥【附载放生】

译《易经》解卦说：雷雨兴起，便是解脱；君子由此宽赦过错、宽宥罪人。《虞书》说：过错即使很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即使很小也要施刑。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时则从重奖励；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合常规。《周官·司寇》说：有三刺、三宥、三赦的法令。第一，询问群臣；第二，询问群吏；第三，询问万民。听取民众所刺举和所请求宽宥的意见，来施行上服、下服的刑罚【宥，就是宽；人们说杀，杀的意思是宽，宽刑中上等是劓刑、墨刑，下等是宫刑、刖刑】。第一等宽宥是不知情，第二等宽宥是过失，第三等宽宥是遗忘。第一等赦免是幼弱，第二等赦免是老耄，第三等赦免是愚蠢。又说，国君经过市场时，受刑之人可以得到赦免。《吕刑》说：五刑之中有疑问的，可以赦免；五罚之中有疑问的，也可以赦免。应当审慎而明察地处理。墨刑有疑而赦免的，罚金一百锾【刑罚有疑便赦免，改用罚金；六两为一锾，锾是黄铁】；劓刑有疑而赦免的，罚金加倍；剕刑有疑而赦免的，罚金加倍再增加一等；宫刑有疑而赦免的，罚金六百锾；死刑有疑而赦免的，罚金一千锾。《礼记》说：审理疑难案件，要广泛询问，与众人共同裁决；众人都认为有疑，就赦免他。管仲说：赦免之事开始容易而后来困难，长久下去便承受不住它的祸害；法律开始实行时困难而后来容易，长久下去便享受不尽它的福泽。所以，单纯施恩的人，是人民的仇敌；依法治理的人，是人民的父母。凡是赦免，都是小利而大害；不赦免，则是小害而大利。盗贼不能制胜，良民就会危险；法令禁制不能建立，奸邪就会增多。所以赦免，就像放掉奔马的缰绳。汉景帝四年，赦免犯死罪而应受腐刑的人，允许他们接受腐刑【腐刑就是宫刑，男子割去生殖器，不能再生育，像腐朽的树木不能结实】。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大司马吴汉病重，皇帝亲自前往询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吴汉回答：臣没有什么见识，只愿陛下慎重，不要轻易赦免。章帝章和元年，赦免天下囚徒，规定在四月丙子以前的案件，死罪减一等，不要鞭笞后发往金城；但诏书没有涉及尚未发觉的逃亡者。郭躬上密封奏事说：圣恩之所以把死罪减等、改为戍边，是因为重视人的生命。如今死罪逃亡的人大约有一万人，自赦免以来又捕获了很多，而诏令没有涉及他们，他们都应按重罪处理。只是上天的恩德没有不荡涤宽宥的，臣认为，赦免以前犯死罪、赦免以后仍被拘系的，可以都不发往金城，以保全性命，也有益于各边地。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便下诏赦免他们。安帝永初年间，尚书陈忠上书说：母子、兄弟中有人代替亲属去死的，应当听其赦免，被代替的人也随之免罪。北齐在赦免日，武库令在宫阙门外右侧设置金鸡和鼓，命令把囚徒集合到阙前，击鼓一千声，解除他们的枷锁放走。唐代令文规定：赦免日，武库令在宫城门外右侧设置金鸡和鼓，命令把囚徒集合到阙前，击鼓一千声结束后，宣读诏制，宣布赦免；赦书颁发到各州，用绢书写后传送下达。贞观二年七月，皇帝对侍臣说：凡是赦免，往往只让不轨之徒得到好处。古语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妇女儿童都会因此缄默失声。凡是培植稂莠的，都会伤害禾稼；优待奸凶的，都会残害良民。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对这种人施刑而不赦免。小的仁慈，是大的仁德的贼害。所以自从我拥有天下以来，不太实行赦免。如今四海安宁，礼义正在兴行，频繁赦免会使愚人常常希望侥幸逃罪，只想犯法而不能改过，因此必须慎重赦免。武太后圣历三年，禁止屠杀，凤阁舍人崔融上书议论说：春天生长、秋天杀伐，是上天的常道；冬季狩猎、夏季苗猎，是国家的大事。豺祭祀兽肉，獭祭祀鱼，这是自然的道理。一献干肉，二献宾客，这是不可改变的礼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没有谁不挥动鸾刀、在鹤鼎中烹煮牲畜，用来充实厨房。因此能够使幽明感通，人神和睦。历代君王，虽然途径不同，最终都归于同一原则。如今禁止屠宰，停止弋猎，二者都不实行，一概禁止，恐怕会违背圣人的通达训诫，扰乱明王的良好经典，这是第一不可。况且江南各州以鱼为生，河西各国以肉为斋戒之食，一旦禁止，劳弊会加倍增加；富人尚且不能改变，贫民更难以承受，这是第二不可。即使有贫贱之人以剥割牲畜为业，假如家业因此丧失，性命不能保全，即使每天杀戮一人，最终恐怕仍不能完全禁绝，只会增加恐吓，助长奸诈欺骗；表面上有禁止屠宰的名声，暗中实际磨刀屠杀的人却会更多，凭借势力谋利、托人请托的事情纷纷出现，这是第三不可。喜爱生灵、厌恶杀戮，虽然是君子的小恩；但考察古今、预防弊端，并不是国家的大体。只要顺应月令，奉行天道，仓促之间也合乎礼仪，从容处理又符合刑典，自然能使人各得其性、万物顺遂生长，何必一定要改革旧制才算尽善？景龙元年，派遣使者前往江淮，分道赎买生物，以当地官府财物充作价钱。中书舍人李乂上疏说：江淮是水乡，以捕捞为业，鱼鳖的利益是百姓赖以生活的资财。即使说降雨的恩泽也有润及微小生物之处，但生养万物的恩惠还没有普遍惠及平民。为什么呢？江湖物产丰富，生育没有穷尽；府库中的财物，却容易耗尽。花费如果少，所救济的又能成就什么；如果使用得多，日常支出便会出现亏缺。与其拯救生物，哪里比得上忧虑百姓？况且出售生物的人只看重利益，钱财每天送到，捕网年年增多。一次施行赎生，商贩却会用百倍的经营来弥补。还不如把用于赎买的财物转回来，减免贫民无力承担的徭赋；治理国家、爱护百姓，这种福泽胜过赎生。景龙二年九月，下令鸟雀昆虫之类不得捕捉后用来求取赎生，违犯者先决杖三十；应当命令金吾及州县市司严格加以禁止。《通志》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