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六十一

译在不适宜种桑的土地上，每个成年男子授田一亩；按照法令，还可以种植规定数量以外的果树以及多种桑树、榆树，官府不加禁止。凡是应当交还的田地，不得种桑、榆、枣树和果树；有种植的，按违抗命令论处。土地分为应交还的部分和永业部分：所有桑田都作为世业田，终身不交还，始终按照现有户口授给。田地有余的，不再接受或交还；田地不足的，按法定数额接受。田地有余的，可以卖掉多出的部分；不足的，可以买进缺少的部分，但不得卖掉自己应得的份额，也不得买得超过应有数额。凡是适宜种麻的土地，成年男子及承担赋役的男子另给麻田十亩，妇女五亩；奴婢按照良民的标准办理，都依照交还和授受田地的法令执行。凡是全户有老人、幼小或残疾人而没有受田的，年满十一岁以上者以及残疾人，各授给半个成年男子的田额；年过七十岁的人，不交还所受田地；守节的寡妇，虽然免除赋役，也仍授给妇人田。凡是授受田地的人，通常都在正月办理；如果刚受田便去世，或者买卖了奴婢、耕牛，都要到第二年正月才可以重新授受田地。凡是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地方，按照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限度，由官府借给人力耕种；以后有迁来居住的人，再依法封授田地。凡是土地狭窄的地方，有增加成丁而应当受田却不愿迁徙的，就把他家中的桑田作为正田分配；仍然不足的，不再补给加倍田；还不足的，就把家中人口分别减去应得的份额。没有桑树的乡，也依照此法办理。愿意迁徙的人，听任他们随着空旷荒地迁居，不限于本州本郡；只是不得逃避劳苦而趋向安逸。土地充足的地方，不得无故迁移。凡是新迁来居住的人，三口给地一亩作为住宅用地，奴婢五口给地一亩。男女年满十五岁以上的，按照其土地份额和人口赋役额，给田种菜，面积为五分之一亩。凡是一人的田额，正田只能从正田中补足，加倍田只能从加倍田中补足，不得越过隔开的田界去补取。增加成丁而受田的，通常按距离远近就近授给；如果同时受田，先给贫户，后给富户。两次加倍的田，也依照这个办法办理。凡是被远方发配、流放、贬谪的人，没有子孙或全户绝灭的，废弃的住宅以及桑树、榆树，全部收为公田，用来供应授田和还田。授受田地时，先给他们的亲属；尚未授给其他人以前，也借给他们的亲属耕种。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各按就近原则授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员更替时相互交付；私自出卖的，依法律治罪。【职分田由此开始】北齐颁给授田令，仍依照魏朝制度，每年十月普遍命令重新授田。成丁时授田，年老时交还，不许买卖变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议论迁徙冀州、瀛州、定州没有田地的人，称为乐迁，把他们迁到幽州宽阔的乡里安置。武成帝河清三年，下令男子一律在十八岁时受田，缴纳租调；二十岁充当兵役，六十岁免除力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并免除租调。京城四面各方，在城外三十里以内划为公田；受公田的，有三县代迁户以及执事官一品以下直到羽林、虎贲，各按等级授给。三十里以外的畿郡中，汉人官员一品以下以及羽林、虎贲以上，也各按等级授给。任职官员和百姓请求开垦的田地，称为永业田。奴婢受田时：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以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以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超过限额而不给田的，都不缴纳赋税。京城方圆百里以外以及各州的人，每个成年男子授露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奴婢按照良人的标准，依限额授给，京城百官也同样办理。每个成年男子配给一头牛的，授田六十亩，最多以四头牛为限。每个成年男子给永业田二十亩作为桑田，在田中种桑五十根、榆树三根、枣树五根，不在交还授受的范围内。不是这种田的，全部列入应交还、再授受的田额。土地不适宜种桑的，给麻田，依照桑田的办法办理。《关东风俗传》说：当时强者欺凌弱者，依仗权势侵占掠夺，富人拥有的田地相连不断，贫人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从前汉氏招募百姓迁徙去耕种田地，担心荒废垦田赋税，便命令他们迁往肥沃良好的地方；而齐氏完全没有斟酌，即使有适用于当年的权宜规定，也只是暂时施行；关于争夺田地的文书案件，有的三十年还没有办结。这是因为授受田地没有法度造成的。后来后周文帝开始掌政时，创置六官司，分别掌管田地乡里的政令。凡人口十人以上的，住宅地五亩；人口七人以上的，住宅地四亩【《隋志》作九人】；人口五人以下的，住宅地三亩。有房屋的，田一百四十亩；成丁的，田一百亩。隋文帝下令，从诸王以下直到都督，都授给永业田，各有等级；多的达到一百顷，少的达到三十顷。成丁男子和中男的永业田、露田，都遵循后齐的制度，并督促种植桑树、榆树和枣树。田宅的分配，大体上三口给地一亩。京官另外给职分田：一品给田五顷，至五品为三顷；其下每低一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也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办公使用。开皇九年，登记在册的垦田为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年间总计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按核定的垦田数计算，每户合计应有二顷多的垦田】。开皇十二年，文帝认为天下户口年年增加，京城附近以及三河地区土地少而人口多，衣食供给不足；议论此事的人都想迁往土地宽广的乡里。皇帝于是派遣使者四处出行，平均分配天下的田地。土地狭窄的乡里，每个成年男子最多只得到二十亩，老人和幼小的人得到的还更少。到大业年间，天下垦田为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零四十顷【考察当时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则每户合计应得到五顷多的垦田，恐怕正史所载并不真实】。唐开元二十五年下令：田宽一百八十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这是秦、汉以来顷亩的制度】。成年男子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中男年满十八岁以上，也依照成年男子的标准授田；老年男子、重病者、废疾者，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妇、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原先已有永业田的，合并计入口分田数额。黄男、小男、中男、成年女子以及老年男子、重病者、废疾者、寡妇、妻妾中作为户主的，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当在宽乡授田的，也都依照规定数额办理；如果在狭乡新受田，口分田减为宽乡规定的一半。授给口分田的人，若土地属于易田，口分田加倍授给；永业田则按照原额授给。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以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以及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以及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以及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以及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以及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

译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及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散官五品以上，依照职事官授给。所有永业田都传给子孙，不在收回、重新授受的范围内。承袭爵位的人，只能承受父祖的永业田，不得另行请求。县境内所有部民接受授田后都足额的，称为宽乡；不足的，称为狭乡。狭乡田地不足的，允许到宽乡遥受。凡应给园宅地的，良人三口以下给一亩，每增加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增加五口加一亩；这些都不计入永业田、口分田的限额。京城以及州、郡、县城郭以内的园宅地不适用此例。京官文武职事官的职分田，正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并在京城一百里以内授给。京兆、河南府以及京县官员的职分田也依此办理，即使应在一百里以外授给的，也允许授给。各州、都督府、亲王府官员的职分田：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镇戍、关津、岳渎以及外地监官：五品五顷，六品三顷五十亩，七品三顷，八品二顷，九品一顷五十亩。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各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下府及郎将各五顷；上府果毅都尉四顷，中府三顷五十亩，下府三顷；上府长史、别将各三顷，中府、下府各二顷五十亩。亲王府典军五顷三十亩，副典军四顷，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各三顷。亲王府文武官随亲王出藩的，在所到之地授给田地。各军上府折冲府兵曹二顷，中府、下府各一顷五十亩。其余军中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师一顷，队正、队副各八十亩，都在所领辖的州县境内授给。校尉以下官员在本县任职，或者在距离家乡一百里以内任职的，不授给职分田。各驿站的封田都按就近原则授给，每匹马给地四十亩；如果驿站附近有牧田，每匹马减为三十五亩。传送用马每匹给田二十亩。平民有人死亡、家境贫困而无力供给埋葬费用的，允许卖掉永业田。以工商为业的人，永业田、口分田都减半授给；在狭乡的，一概不给。田令又规定：京城各司以及天下州、府、县、监、折冲府、镇戍、关津、岳渎等的公廨田、职分田，各有等级。职分陆田以三月三十日为限，稻田以四月三十日以前为限；在期限前播种的，归入后来接任的人；过了期限才播种的，归入前任。麦田以九月三十日为限。如果前任亲自耕作但还没有播种，后任应补偿前任已经付出的功劳；如果前任已经亲自播种，则依照租分法处理。其租价低于六斗的，按旧定数；以土折价的，不得超过六斗，并且必须双方情愿，不得强行摊派。亲王出藩时，给地一顷作为园地；若城内没有可以开辟的地方，就在近城处授给；如果没有官田，便取百姓的地充用。所授土地要给上等好地。天宝年间应授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按：天宝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余，按登记垦田数计算，每户平均一顷六十余亩；到建中初年，分别派遣黜陟使按户核查垦田，所得田数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余万顷】陂渠 魏襄王任命史起为邺令，史起进言说：魏国推行田制，每夫给一百亩，唯独邺地每夫给二百亩，这是因为这里的土地贫瘠。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任邺令时，却不知道利用它；如今任命我史起为邺令，于是可以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河内富裕。百姓歌唱说：邺地有贤能的县令啊，是史公为我们开决水道；漳水啊，灌溉邺地两旁，长久冲刷盐碱地啊，生长出稻谷和高粱。后来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兴兵动事，想使秦国疲困，不让秦国向东征伐，于是派水工郑国暗中游说秦国，让秦国开凿泾水，从仲山向西直到瓠口修渠，并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水，长达三百余里，想借此灌溉田地。工程进行到中途被秦国察觉，秦国想杀郑国。郑国说：起初我是来作间谍的，但渠修成后也是秦国的利益。秦国认为有道理，最终让他完成水渠，引入淤泥水，灌溉盐碱地四万余顷，收成每亩一钟。于是关中成为肥沃的田野，没有灾荒年，命名为郑国渠。秦平定天下后，任命李冰为蜀守。李冰筑堤壅遏江水，穿凿两条河流通过成都城中，并修筑堤防使水流经过郡城之下，以通行舟船，又借此灌溉各郡。于是蜀地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汉文帝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开凿煎防口，灌溉繁县田地一千七百顷，百姓获得丰饶的利益。武帝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说：引渭水开渠，从长安开始，沿南山脚下直到黄河，长三百余里；渠下有民田一万余顷，还可以用来灌溉田地，使关中土地更加肥沃。皇帝得到粮食后认为他说得对，命令齐地水工徐伯测量规划，征发数万士卒开凿漕渠，三年后贯通，渠下百姓大多能够用它灌溉田地。后来河东太守番系请求开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以南，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以南【皮氏即今龙门县地，属绛郡；汾阴即今宝鼎县地，蒲坂即今河东县地，都属河东郡】，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田地。这五千顷原本全是黄河岸边的荒弃土地，百姓只在其中割茭草、放牧；如今灌溉后，估计每年可得粮食二百万石以上。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征发数万士卒修渠开田。几年后黄河改道，水渠失去作用，耕种田地的人无法偿还种粮。时间一久，河东的渠田荒废了。皇帝把田地给迁来的越人，令租税逐渐收入少府【当时有迁来的越人，把田给他们耕种，其租税收入少府】。后来严熊说：临晋百姓愿意开凿洛水，灌溉重泉以东一万余顷土地【重泉在今冯翊郡境内，今有干涸的阬渠，就是庄熊所开凿的水渠】；原本是贫瘠的土地，如果确实能够得到水灌溉，可以使每亩收十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译于是征发一万余名士卒开凿水渠，从征地引洛水到商颜山下【征地在冯翊，即今郡的澄城县；商颜今在冯翊县境内】。由于河岸容易崩塌，便凿井，深的有四十余丈，并且到处开井，使井下相互贯通以行水。水流冲刷，穿过商颜山，向东到山岭十余里的地方，井渠的开凿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开渠时挖出了龙骨，所以命名为龙首渠。修建十多年，水渠颇为畅通，但还没有取得丰饶的收益。当时掌权者争相谈论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都引黄河及川谷水灌溉田地；关中的灵轵、成国、津渠引各条河流；汝南、九江引淮水；东海引钜定水；泰山下引汶水，都是开渠灌田，各达一万余顷。其他小渠、陂塘，穿山通道，数不胜数。自郑国渠兴建起，到元鼎六年，共一百三十六年；当时儿宽任左内史，上奏请求开凿六辅渠【在郑国渠以内，如今仍称辅渠，也叫六渠】，以增加对郑国渠附近高处仰地的灌溉。又过了十六年，中大夫赵白公再次上奏开渠引泾水，渠首从谷口开始，渠尾流入栎阳，注入渭水，长二百里，灌溉田地四千五百余顷，因此命名为白渠。百姓得到它的丰饶利益，歌唱说：田地在哪里？在池阳谷口。郑国渠建在前，白渠兴起在后。举起铁锹如同云起，决开水渠如同降雨。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既灌溉又施肥，使我们的禾黍生长。供给京师衣食，养活亿万人口。这些话是说两条水渠带来的丰饶。元帝建昭年间，邵信臣任南阳太守，在穰县以南六十里修建钳卢陂，垒石筑堤，旁边开六道石门来调节水势。陂中有钳卢王池，于是以此命名，用来扩大灌溉；年年增加，达到三万顷，百姓得到它的利益。后来后汉杜诗任太守，又修复邵信臣的功业，当时人歌唱说：前有邵父，后有杜母。后汉章帝建初年间，王景任庐江太守，郡内安丰县有楚国孙叔敖修建的芍陂，此前已经荒废，王景重新修治，境内因此丰足【此陂周长一百里，灌溉田地一万顷；芍音鹊，今为寿春郡安丰县境】。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任会稽太守，开始修建鉴湖，筑塘环绕三百一十里，灌溉田地九千余顷。东晋张闿任晋陵内史，当时所辖四县都因旱灾失去田地，张闿于是修筑曲阿新丰塘【在丹阳郡丹阳县境】，灌溉田地八百余顷，每年都丰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里〕 葛洪为它撰写颂文。宋文帝元嘉七年，刘义欣任荆河刺史，镇守寿阳。当时土地荒芜、百姓流散，刘义欣于是治理芍陂，为它修筑堤坝，引渒水【反切读匹诣】进入陂中，开除荆棘、砍伐树木。水道得以畅通，田地年年获得丰收。后魏刁雍任薄骨律镇将，到任后上表说：富平以西三十里【薄骨律镇即今灵武郡，富平即今回乐县】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开凿它以沟通河流，仿佛大禹的旧迹。山的两岸修建灌田大渠，宽十余步；从山南引水进入此渠，水量就充足，可以灌溉公私田地四万余顷。十天之内水便能遍及，水总共灌溉四次，谷物便能成熟结果。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公私都获得了利益。裴延儁任幽州刺史时，范阳郡有旧沉渠，长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旧戾诸堰，长宽三十里，都废毁很久，没有人能够修复，水旱失调，百姓多饥饿困乏。裴延儁亲自测量水势，营造不久便修成，灌溉田地一万余顷，获得十倍的收益。屯田 汉昭帝始元二年，下诏征发熟习战斗和射箭的士卒前往朔方，调遣旧吏将领到张掖郡屯田。孝宣帝神爵元年，派后将军赵充国率兵攻打先零羌。赵充国以消灭羌人为期限，于是想停止使用骑兵，改为屯田以等待羌人疲敝。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留下步兵一万人屯田，获得了很大利益。第二年终于攻破先零，屯田的详细情况见《赵充国传》。魏武帝攻破黄巾军后，想经营谋划四方，却苦于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只建议设置屯田，于是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都附近屯田，获得谷物百万斛。各郡国照例设置田官，几年之内，各地都积存了粮食，仓廪全都充实。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懿督率各军征伐吴国，当时想扩大屯田、储积谷物，作为消灭贼寇的资本，于是派邓艾巡视陈郡、项郡以东直到寿春一带。邓艾认为那里土地肥沃但水源少，不能充分利用地利，应当开凿河渠，这样可以大量积储军粮，又能打通漕运道路，于是撰写《济河论》来说明自己的主旨。他又认为，从前攻破黄巾军时，因为在许都屯田积谷，才得以控制四方；如今三面已经平定，事情的关键在淮南。每当大军出征，运送兵员的费用超过一半，耗费功力和钱财极多，已经成为重大劳役。陈郡、蔡郡之间，地下土层深厚，田地肥沃，可以省去许昌附近各处的稻田以及水道以东的田地；下令在淮北屯田二万人，在淮南屯田三万人，十二人中休息二人，常有四万人一边耕田一边守备。那里水源丰足，通常的收成是西方的三倍；计算扣除各种费用，每年可得到五百万斛，用作军需。六七年之间，可以在淮河一带积存三千万斛粮食，这就是十万人五年的口粮。凭借这些粮食攻打吴国，就没有到哪里不能取胜的。司马懿认为很好，按照邓艾的计划实行，于是向北抵达淮水，从钟离西南的横石以西直到沘水，绵延四百多里，每五里设置一座营地，每营六十人，一边耕田一边守卫；同时修治、扩建淮阳的两条渠，各宽一百尺，上游引入河水，下游通向淮水、颍水；在颍水以南大规模修治各处陂塘，向北开凿三百多里的渠道，灌溉田地二万顷，使淮南、淮北彼此连接。从寿春到京师，农官和屯田士兵遍布各处，鸡鸣犬吠之声相互接连，田间道路纵横相通。每当东南地区有事，大军兴师动众，乘船顺流而下，抵达江、淮，粮食物资有储备而且不受水害，这些都是邓艾所创建的。晋代羊祜任征南大将军，镇守襄阳。吴国在石城的守军距离襄阳七百多里，却常常成为边境祸患。羊祜为此忧虑，便用诡计使吴国撤去守军；于是巡逻守卫的兵力减少一半，分出来开垦田地八百多顷，获得了很大利益。

译羊祜刚到任时，军中没有一百天的粮食；到他任期末年，已经有十年的积粮。太康元年，吴国平定以后，杜预驻守荆州，修复邵信臣留下的水利工程，引导利用滍水、淯水等河流，灌溉原田一万多顷；划定疆界并刻石为记，使各方都有固定的份额，公私共同受益，百姓都依赖它，称他为“杜父”。原来的水道只有沔水、汉水通达江陵，绵延一千多里，北面没有通行的水路。又有巴邱湖、沅水、湘水的险阻，内外山川形势确实险要坚固，是荆蛮所凭恃的地方。杜预于是开凿杨口，从夏水通达巴陵，长达一千多里；对内排泄长江的险阻，对外沟通零陵、桂阳的漕运。南方人歌颂他说：“后世没有叛乱，是由于杜翁；谁能知道他的智谋声名和勇武功绩？”东晋元帝督促考核农业生产，二千石和各地长吏以缴纳谷物的多少评定优劣；那些担任宿卫和重要职务的人，也都命令他们参加农业生产，使军队各自开垦田地，并把收获的粮食作为军粮。穆帝升平初年，荀羡任北部都尉，镇守下邳，在东阳的石鼈屯田【在临淮郡境内】，公私都从中受益。后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发生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求另行设置农官，从州郡户口中按千分之一抽取屯田户，根据水陆条件安排土地，核算田亩数，用没收财物和赎罪杂物买牛，按规定发给他们，使他们尽力耕作；每个男子的田地，每年征收六十斛，免除其正课以及征戍等杂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聚起来，人口也会充足。皇帝阅览后认为很好，不久便施行了。从此公私都富足充裕，即使有水旱灾害，也不能造成损害。北齐废帝干明年间，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治石鼈等屯田，每年收获数十万石，从此淮南军队的防守粮食充足。孝昭帝皇建年间，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通幽州督亢的旧陂塘，在长城左右设置营田，每年收获稻谷数十万石，北部边境因此得到充分供给。又在河内设置怀义等屯田，以供给河南的费用，从此逐渐减轻了转运粮食的劳苦。武成帝河清三年，下诏命令沿边城镇中凡适宜开垦、能够自给粮食的地方都营办屯田，设置都子使统领；每一名子使负责田地五十顷，年终考核其收入，以此评定奖赏或贬黜。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侵犯边塞，吐谷浑侵扰边境，转运劳苦疲敝，于是命令朔方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力兴办屯田。唐开元二十五年，规定隶属司农寺的屯田，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属州镇各军的屯田，每五十顷为一屯。凡应当设置屯田的，都由尚书省裁处；旧屯重新设置的，一律按照原来承袭的疆界作为定制；新设置的，都选取荒闲、无户籍登记而又可以大片占用的土地。天宝八年，全国屯田收入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后来上元年间，在楚州设置洪泽屯，在寿州设置芍陂屯，那里的田地肥沃，获得了很大利益】赋税 古代拥有天下的帝王，必定有赋税来供使用。按人口征收的收入叫“赋”；公田收取十分之一，以及工商、山泽、川泽等方面的收入，叫“税”。税用于供给郊庙社稷祭祀、天子奉养和百官俸禄粮食；赋用于供给车马、兵器、铠甲、士卒和劳役，充实府库以及赏赐之用。禹平定水土，划分九州，按各地情况确定贡赋；夏、商、周三代沿袭这一制度，十分之一的法则从未废除。秦孝公十二年，开始制定赋法，大概是采纳商鞅的主张，改变了旧制度。从此以后，对内兴办工程，对外抵御四方，征收超过一半的赋税，却仍然感到不足。汉高帝惩戒秦朝的弊政，于是约束法律、减少禁令，把田租从十五税一减轻为三十税一；又衡量官吏俸禄、估计官府开支，向百姓征赋。至于山川、园池、市场、店铺租税的收入，从天子直到封君的汤沐邑，都各自作为私人奉养，不列入天子的经费。又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并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汉高帝四年八月，开始征收算赋【汉代仪注说：人口十五岁以上至五十六岁，每人出赋钱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用来供给国库、兵器、车辆和马匹】。孝惠帝六年，命令女子十五岁以上至二十岁仍不出嫁的，缴纳五算【汉律规定：每人出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只有商人与奴婢加倍计算。如今让她们出五算，是以赋税惩罚她们】。孝文帝时，每人征赋四十钱，成年男子三年服役一次【通常赋钱每年一百二十，服役每年一次；当时天下人多有变故，所以改为每三年出赋四十钱、服役一次】。鼂错劝说皇帝，命令百姓缴纳粮食即可授予爵位；边地粮食足以支撑五年，就可以让百姓缴粮；郡县粮食足以支撑一年以上，就可以随时赦免，不收农民田租。这样德泽就能施加于万民。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天下富足充实，皇帝于是下诏赐给百姓十一年租税的一半。十三年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务。如今百姓辛勤劳作，却还要承担租税之赋，这就使根本和末业没有区别了。劝勉农业的办法还不完善，应当免除田租税。”孝景帝二年，命令百姓田租减半缴纳，按三十税一征收。当时上面的仓廪充盈，下面的百姓也有余粮。又按照礼制优待高龄老人：九十岁者免除一个儿子的役，八十岁者免除两算赋税和劳役。命令天下男子二十岁才登记服役。孝武帝即位后，董仲舒劝说皇帝：“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征求容易供给；让百姓服役不超过三天，民力容易满足。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采用商鞅的法令，又把每月更卒的劳役增加为正式徭役；一年屯戍一年，劳役是古代的三十倍，田租、人口赋以及盐铁利益是古代的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民的田地，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五，所以贫苦百姓常常穿着牛马的皮，吃的是狗和猪的食物。”建元元年，规定八十岁者免除两算，九十岁者免除甲卒之役。孝昭帝始元六年七月，撤销防酤官，允许百姓按照法律登记缴纳租税【武帝时赋税征敛繁多，常在法律规定之外征取；现在才开始恢复旧制】。元凤二年，三辅、太常所属郡可以用豆类、粟米抵当赋税。

译始元三年以前拖欠而尚未缴纳的更役赋税，一律不再征收。四年，开始征收人口赋【汉代仪注说：人口七岁至十四岁，每人出人口赋钱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供天子食用，三钱是武帝增加的人口钱，用来补充车骑马匹】。六年，皇帝下诏说：“谷价低会伤害农民，如今三辅地区谷价很低，命令百姓用豆类、粟米抵缴今年的赋税。”元平元年，下诏减少人口赋钱，有关官员奏请减去十分之三，皇帝答应了。孝宣帝甘露二年，减少百姓算赋三十钱。孝成帝建始二年，减少天下算赋钱四十【原本每算一百二十钱，现在减去四十，缴纳八十】。孝平帝元始元年，下诏将天下已经判罪的女徒遣返回家，只需每月缴纳钱三百。后汉光武帝建武六年，下诏田租三十税一，恢复旧制；有生育子女的人，另免除三年的算赋。明帝即位后，百姓没有横加的徭役，天下安宁。当时谷价昂贵，尚书张林上书说：“谷价之所以昂贵，是因为钱币贬值。可以全部封存钱币，只收布帛作为租税，以流通天下的用度。”皇帝听从了。魏武帝刚平定袁绍，邺都令征收田租，每亩粟四升，每户绢二匹、绵二斤，此外不得擅自兴办征敛。晋武帝平定吴国后，制定户调制度：成年男子的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女子以及次等成年男子作为一户的，缴纳一半。各边远郡有的缴纳三分之二，距离更远的缴纳三分之一。夷人缴纳賨布，每户一匹，边远地区有的缴纳一丈。不征田税的，缴纳义米，每户三斛；边远地区五斗；极远地区缴纳算赋钱，每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开始丈量百姓的田地，抽取十分之一，按每亩征收米三升。此后连年水旱灾害，田税无法征足；咸康初年，积欠的田税米达五十多万斛，尚书省各曹以下官员都被免官。哀帝即位后，才减轻田租，每亩征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废除丈量确定田地、按田收租的制度，公王以下每人征收口税三斛，只免除正在服役者本人。八年，又增加人口税米，每人五石。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规定天下每户每年缴纳布四匹。齐高帝初年，竟陵王子良上表说：“宋文帝元嘉年间，都是责成郡县办理；孝武帝征求急迫，因为郡县办理迟缓，才开始派遣台使。百姓惊惧逼迫，不顾及法令，任意贿赂他人而不敢申诉；郡守县令专门从事搜刮刻剥，围量桑树、评定房屋，把它们折算成赋税，竟使百姓砍树、拆瓦来补足沉重的赋税。台使的符令又催逼得很紧，他们害怕不能按严限完成，于是有人自残生命，斩断手足来逃避徭役。” 郡守县令不致力于使百姓富裕，只说增加国家收入，难道会有百姓贫困于下而国家富裕于上的吗？子良的话虽然恳切，但最终没有被采用。自东晋寄居江左以来，百姓向南逃奔的，都称为侨人；没有户籍、不愿编入州县户籍的人，称为浮浪人，他们缴纳的赋税终究比正课优厚。到齐武帝时，京城附近的人很多成为诸王、公卿、贵人的侍从，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都不承担赋役。官品第一、第二品，佃客不得超过四十户；每降低一品减五户，至第九品为五户；他们缴纳的佃谷都与主人按规定分成。典计方面，官品第一、第二品设置三人，第三、第四品设置二人；第五、第六品以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以上，各设置一人，都计入佃客数内。官品第六品以上还可以拥有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可以拥有举辇、迹禽、前驱、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虎贲、持椎斧、武骑、虎贲、持钑、冗从虎贲、命中武骑各一人。这些客都登记在主家的户籍中。每名成年男子缴纳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绿绢八尺、绿绵三两二分、粗米五石。成年女子缴纳数额都减半。男子十六岁也只缴纳一半赋税；十八岁按正常标准缴纳；六十六岁免除赋税。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不得超过二十天，田亩税米每亩二升，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这里的三升，按当今的秤计算是一升；这里的一两尺，按当今的尺计算是一尺二寸；这里的一尺，就是当今的一尺。自梁武帝末年侯景作乱以来，国家费用常常窘迫，京官文武每月通常只能得到廪食，很多人远领某一郡县官职来取得其俸禄。扬州、徐州等大州相当于令、仆射的等级，宁州、桂州等小州相当于参军的等级，丹阳郡、吴郡、会稽郡等郡与太子詹事、尚书同等，髙梁、晋、康等小郡只有三个等级。大郡六个等级，小县要经过两次升转才达到一个等级；品级既有差别，不能全部详细记载。后魏规定，每一夫一妇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尚未婚娶的男子，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调。能够耕作的奴、能够纺织的婢，八口抵得上四名未婚男子。十头耕牛抵得上八名奴婢。产麻地区，一夫一妇缴布一匹，最少减至一半，以此作为限度。大体说来，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用，三匹为内外百官俸禄。八十岁以上的人，允许一个儿子不服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孤独、患病、年老以及贫困到不能自我生活的人，也允许一人不服役。旧制度规定，民间织造的绢布，幅宽都为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后来逐渐粗制滥造，不依照尺度。孝文帝延兴三年秋，重新制定严格制度，命令一律遵照旧式，违犯者按情节轻重定罪。四年，下诏规定州郡每十名成年男子抽取一人，充作行户；每户征收租粟五十石，以备年度粮食。太和八年，开始按照古制划定百官俸禄，依品级各有差等。在此以前，天下各户按九品混合征调：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外缴纳帛一匹二丈，交给州库，用来供应调外费用。到这时，每户增加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作为官府俸禄；又增加调外帛，达到二匹。所征调物品都根据当地出产确定。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荆、河、怀、兖、陕、徐、青、齐、济南、河东、东徐等州进贡绵、绢和丝；其余郡县中桑蚕较少的地方，都用麻布充当正调。孝文帝之后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先把天下六年的租调折算征收，百姓怨恨困苦。有关官员又奏请停止供应百官日常的酒，计算一年可节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糵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麯三千万五百九十九斤。

译有关官员又奏请，内外百官以及各蕃客的廪食和肉，全部减去三分之一；计算到年终，可节省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三石。北齐文宣帝接受禅让后，许多制度都是草创。六坊内的从属人员又加以精选，每一个人必须能抵挡百人，任用那些上阵必死的人，然后授取这种资格，称为“百保鲜卑”；又选拔汉人中勇力绝伦的，称为“勇士”，以备边境急要。开始设置九等户籍，富户征收钱税，贫户出力服役。后来由于南征以及连续多年防守，死亡的士卒和战马以几十万计。武成帝修建台殿，役使极其广泛，加上兼并户口日益增多，隐匿漏报更加严重。旧制度规定，未婚男子缴纳半床租调；阳翟一郡的户口竟达到数万，户籍上却大多没有妻子，有关官员弹劾此事，皇帝认为他们是在制造事端，不准追究，因此欺诈更加严重，户口和租调十成中损失了六七成。当时国家用度越来越扩大，赏赐没有节制，府库储积不足以供给，于是削减百官俸禄，撤除军人的常规廪食，并裁并州、郡、县、镇、戍等职务；又规定刺史、郡守、县令中兼任其他职务的，不再发给干禄，以节省国家费用。河清三年制定法令，规定大体上男子十八岁接受田地并缴纳租调，二十岁充当士兵，六十岁免除力役，六十六岁交还田地并免除租调。大体上每人一床，缴纳调绢一匹、绵八两，共十斤；绵中折出一斤作为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按良民的一半计算。耕牛缴调二丈，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交台省，义租缴纳郡府，用来防备水旱灾害。后周文帝建立霸府之初，设置司赋，掌管均平赋税的政令。凡人从十八岁至六十四岁，以及轻度残疾者，都要缴赋。赋税的办法是：有家室的人每年不超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斗；成年男子减半。不是产桑地区，有家室的人缴布一匹、麻十斤；成年男子也减半。丰年缴纳全部赋税，中年缴纳一半，歉年缴纳十分之一，都按时征收。如果遇到艰难、凶荒和灾害，就不征收赋税。司役掌管力役的政令。凡人从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承担劳役。丰年不超过三十天，中年二十天，歉年十天。征发徒役时每家不超过一人。有年满八十岁的，一子不服役；有百岁老人，全家不服役；废疾而无人供养的，一人不服役。如果遇到凶荒灾害，也不征发力役。武帝保定元年，把八丁兵改为十二丁兵，大体每年服役一个月。建德二年，把军士改为侍官，招募百姓补充，免除他们的县籍。从此以后，夏人有一半成为士兵。隋文帝建立霸府之初，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相继起兵，征讨、赏赐耗费数万。接受禅让后，又迁都，征发山东的成年男子，毁坏并营造宫室，仍然依照后周制度，将成年男子分为十二番服役，工匠分为六番。每个成年男子一床，缴纳租粟三石；产桑地区缴纳绢、絁，产麻地区缴纳布；绢、絁以匹计算，另加绵三两；布以端计算，另加麻三斤。单丁和仆隶各缴一半。有品级爵位的人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免除课役。开皇三年，减少十二番，每年服役三十天；调绢由一匹减为二丈。当时苏威任纳言，遵循父亲苏绰留下的训诫，减轻赋税徭役，力求采用宽缓轻省的法令。皇帝又亲自实行节俭，天下繁荣富足；因为江南刚刚平定，免除赋役十年，其余州都免除当年的租赋。十二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府库都已经装满。皇帝说：“朕已经减轻百姓的赋税，又大量进行赏赐，怎么会这样呢？”回答说：“用出去的常常有，收入进来的常常有；粗略计算，每年赏赐用掉的达到数百万段，却从未减少，因此又开辟左藏院，建造房屋来接收财物。”皇帝下诏说：“百姓富裕之后还要施行教化，才懂得防止羞耻；宁可把财物积存在百姓手中，也不要收藏在府库里。” 河北、河东当年的田租减去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功调全部免除。在此以前，京官和各州都发给公廨钱，反复放贷生息，以供办公费用。六月，工部尚书苏孝慈等认为，各地官府沿袭旧例，都拿公廨钱物放贷经营，只求获利，烦扰百姓，于是奏请一律给地营农，以经营田产获利，全部禁止放贷生息。十一月，下诏说，内外各司在市场上经营公廨钱以及各地兴办生利之事，都允许继续进行，只禁止放贷收取利息。隋炀帝即位后，户口越来越多，府库充盈，于是免除妇女、奴婢和部曲的课税。后来将要经略辽碣，增设军府，几乎把所有人都编为士兵，租赋收入因此更加减少。唐武德七年，开始制定律令，按照丈量田地的办法规定：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成年男子和中男授田一顷；重病、残废者授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田三十亩。作为一户的人，另加二十亩。所授田地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八成为口分田。世业田在本人死后由承继户籍的人直接承受；口分田则收归官府，再授给他人。赋役制度是：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则按照各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缴纳绫、绢、絁的，还要缴调绵三两；缴纳布的，缴麻三斤。绢、絁以匹计算，布以端计算，绵以屯计算，麻以綟计算。宽一尺八寸、长四丈的叫一匹。如果作为一户缴纳的不足一匹、一端、一屯或一綟，都按邻近数额合并缴纳。凡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每天收取绢三尺作为代役钱。有事而增加劳役的，服役十五天，免除调；服役三十天，则租调一并免除。连同正常役期在内，服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天。岭南各州则缴纳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獠各户都缴纳一半。归附的蕃人：上户成年男子缴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缴。归附满两年后：上户成年男子缴羊二只，次户一只；下户三户合缴一只。凡水灾、旱灾、虫灾、霜灾，损失达到十分之四以上的免租，达到十分之六以上的免租调，达到十分之七以上的课役全部免除。天下各户都按资产多少分为九等。每三年由县司登记评定，州司复核。每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五家为一保。居住在城邑的编为坊，居住在田野的编为村。村、坊、邻、里层层相互督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口、一口、三口〕

译士、农、工、商四种百姓各自从事本业；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得同下层百姓争利，工商杂类不得参与士人的行列。租庸调制度以成年男子为根本。开元以后，天下户籍长久没有重新编造，成年男子相继死亡。田地买卖交换，贫富升降，登记都不真实。后来国家奢侈耗费没有节制，加上大盗兴起、战争发生，财用更加困窘，租庸调法于是败坏。代宗时开始按田亩确定税额，在夏、秋两季征收。到德宗时，宰相杨炎于是制定两税法。夏税缴纳不得超过六月，秋税缴纳不得超过十一月。设置两税使总管此事，量出为入。户籍不分主户、客户，以现居者登记；人口不分丁、中，按贫富确定差等。商人征税三十取一，并按居住地百姓的标准承担劳役。田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作为定额。派遣黜陟使巡察各道，按成年男子和资产确定等级；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无力自给的人免税。若有人胆敢加征，按枉法论罪。议论者认为租庸调是高祖、太宗制定的制度，不可轻易改变；但德宗正信任杨炎，并不怀疑他。考察天宝年间，全国计帐登记的户数约八百九十余万，税钱约可得二百余万贯【大体上高等户少、低等户多，现在一概按八等以下户计算。其中八等户所缴税为四百五十二，九等户为二百二十二。现在一概以二百五十为标准。从天宝七载至十四载的六七年间，实际数字同这个大数或有增减，所以说是约数。其他各项也大致如此】。地税约可得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两汉每户所垦田地不过七十亩，现在也按此估算】。应课成年男子八百二十余万，庸、调、租等项约折合丝绵，按郡县计算有三百七十余万。成年男子庸调所缴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名成年男子按两匹计算】；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两名成年男子缴三两，六两为一屯，所以两名合为一屯】；租粟七百四十余万石【每名成年男子两石】。折合布的郡县约有四百五十余万。成年男子庸调所缴布约一千零三十五余万端【每名成年男子两端一丈，五尺折合十名成年男子，则为二十三端】；其租约一百九十余万。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大约按八等以下户计算；八等户折租每名成年男子三端一丈，九等户二端二丈，现在一概以三端为标准】。江北郡县二百六十余万成年男子缴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大体统计全国租税、庸调，每年钱、粟、绢、绵、布约可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各种资课以及查核追征所得不在其中【据天宝年间度支统计，每年收入端、屯、匹、贯、石共五千七百余万；计算税钱、地税、庸调折租，可得五千三百四十余万端、匹、屯；资课和查核追征等项应当合计四百七十余万】。度支每年统计的粟为二千五百余万石【三百万石折充绢布，补入两京库；三百万石折充米豆，供尚食以及各司官厨等用料，并运入京仓；四百万石在江淮折造米，转运入京供官员俸禄及各司粮料；五百万石留在本州供官员俸禄及转运粮；一千万石作为各道节度使军粮，并储存在本州仓库】；布、绢、绵为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一千三百万入西京；一百万入东京；一千三百万供各道军队赏赐和买粮，并由偏远小州就地充作官府用料、邮驿等费用】；钱为二百余万贯【一百四十万供各道州官府课料及购买、供给驿马；六十余万补充各州军队买粮和军粮】。自开元中期到天宝年间，开拓边境，建立许多功勋，每年军费日益增加；其中买米粟的费用为三百六十万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一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使和群牧使各四十万】。供给衣物五百二十万【朔方一百二十万；陇右一百五十万；河西一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五十万；河东节度使四十万；群牧二十万】。另项支出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馈送军粮一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总计一千二百八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地夷狄所用不过二百万贯；此后经费日益扩大，达到这个数目】。赏赐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当时掌管钱谷的官员，只致力于搜刮剥削、侵吞残余，谋求财利的名目有万种；府库虽然丰足，民间百姓却困苦不堪【尚书省度支总管天下经费；安禄山反叛到至德、乾元年间，设置度支使；永泰以后，度支设置副使掌管外地事务，度支掌管京内事务；建中初年，又设置转运使，后来仍归度支管理，分别派遣出职使前往各道，收取户口、钱谷等数目。每年天下共征敛三千余万贯，其中二千五十余万贯供给外地费用，九百五十余万贯供给京师；外地征收的米麦共一千六百余万石，其中二百余万石供给京师，一千四百万石供作外地费用】。臣谨慎考察：井田制度之所以好，是因为田地和赋税不相分离；即使是暴君，也不能违背田地的定制而任意取赋；即使是贪污官吏，也不能把十分之一增加到更多。到了秦孝公实行开辟阡陌的法令，田地和赋税才开始分离，所以征收的有时超过十分之一，有时又少于十分之一。它的弊端发展到最后，竟然征收超过一半。汉高帝想革除秦朝的弊端，于是实行十五税一。孝景帝二年，开始命令百姓田租减半缴纳，按三十税一征收。到后汉，三十税一成为通行制度。荀悦说：“如今汉代百姓的田租有时只按一百分之一征收，由此可知汉法优待百姓，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豪强占有的田地越来越多，佃客要缴纳超过一半的赋税；官府给予的恩惠优于三代，富家豪室的暴虐却超过亡秦，都是因为没有授田制度，所以恩惠不能遍及普通百姓。伟大啊！后魏孝文帝作为君主，真是英明果断的君主吗？井田制废弃七百年后，他一旦采纳李安世的主张，实行均田法，国家于是拥有百姓，百姓于是拥有田地。北周、北齐不能改变它，隋、唐也不能改动它的纲常，所以天下没有无田的男子，也没有不耕作的百姓。口分田和世业田虽然不是井田制度，却得到了三代遗制的意义。起初，田租、户调被作为赋税。

译到了唐高祖开创基业，才制定法令说：“租”“调”“庸”。有田就有租，有家就有调，有身就有庸。租是十分之一的田税；调是调发兵车的赋税，即井田制度中的赋。庸是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就收取代役钱，服役较多就免除调，超过役期就租调一并免除，这对百姓没有伤害。除了租调之外再行征求，就没有名目可言，即使在无道的时代也不会这样做。从太和到开元三百年间的百姓，是多么幸运啊！天宝末年，军队兴起，征求没有限度，人口流离，户籍图册焚毁荡然；但当时赋役虽然败坏，法制仍然可以考察。不幸建中年间的皇帝任用杨炎为宰相，于是制定两税法。两税法实行以后，赋税就不再同田地相联系了。何况又拿大历年间征收数额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的定额，这实际上是把没有名目的暴虐赋税制定为常规。况且专门谋求财利的臣子，每个朝代都有；他们只嫌征收得少，从不嫌征收得多；有人主张增加，却没人主张减少。自两税法以来，赋税不再系于田地，所以名目繁多的征求层出不穷，欺骗百姓的办法百出。有时以方圆为名征取，有时以羡余为名征取，有时说是献奉，有时说是借贷。起初虽只是临时措施，时间一久就成为固定制度。建中以来将近五百年，世间从来不缺少杨炎这样的人；不知道把大历年间一年的多数额增加到现在，已经又增加了几倍呢？唉！后世要做百姓，真是太难做百姓了！况且开元以前，户口极多，百姓都有田地。至于残废衰弱的老人、儿童、寡妇和女子，也都有田地。一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百亩田每年缴纳粟二石、绢二丈，没有绢就缴布二丈五尺。岭南各州则按户征收：上户一斛二斗，下户六斗，夷獠减半。内附人家，上户缴十文，下户不缴。当时百姓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姓，就是这样；官府向百姓征取赋税，也就是这样。后魏距三代已经很远，如今距开元并不远，这并不是难以实行的办法。后世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应当先使每个百姓拥有百亩田地，然后才可以议论魏、齐、周、隋、唐的事情。如果有无田的百姓、不耕作的男子，那么对于魏、齐、周、隋、唐的事情，就不能轻易议论。那些专门谋求财利的臣子，也应当衡量开元以前之所以被称为重赋的标准：百亩田不过缴粟二石、绢二丈；之所以被称为轻赋的标准，是上户人家不过缴十文。如今百亩田地的赋税征收到这种程度，上户人家缴钱也到这种程度，我在这种情形下，还能有什么心思可说呢？

译历代户口 禹平治水土，划分九州，共有百姓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口。涂山大会时，执玉帛前来朝见的有一万国。夏朝衰落，到成汤受命时，能够保存下来的还有三千多个国家。商朝德政衰败，到周武王受命时，确定五等爵位的封建制度，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到周公辅佐成王，政治清明、刑罚废置不用时，有百姓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口，这是周朝最强盛的时候。东迁以后，周庄王十三年，从太子、公侯以下直到庶人，共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后来战国各国相互吞并，摧残百姓性命。伊阙之战失败，斩首二十四万；长平之战，鲜血多得可以漂浮盐卤。然而考察苏秦、张仪的说法，计算秦国和崤山以东六国的士卒，仍超过五百余万；推算人口数量，也应当有一千多万。秦国兼并诸侯时所杀的人，占三分之一；凭借剩余的人力，北面修筑长城四十余万，南面戍守五岭五十余万，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七十万。三十年之间，百姓死亡相继倒毙在道路上。陈胜、项羽又肆意施加酷烈暴行，新安坑杀二十余万；彭城之战时，睢水的水流都被尸体堵塞。汉高帝平定天下，死伤的人也有数百万，因此平城之战的士卒不过三十万，同六国相比，十成中只剩不到三成。到孝平帝元始二年，户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这是汉朝最强盛的时候。等到王莽篡位，接着又发生更始、赤眉之乱，全国遗留下来的百姓，十成中只有二三成。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战争逐渐平息；到中元二年，户数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四，人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章帝以后，天下没有战事，致力于休养百姓。到孝和帝时，人口逐渐繁殖；桓帝永寿三年，户数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人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建安年间，天下荒残，户口保存下来的十家只有一二家。魏武帝占据中原，刘备割据巴蜀，孙权完全拥有江东地区，三国鼎立，战争不止。到平定蜀国时，得到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合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去平定蜀国所得的户口，当时魏氏仅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定吴国，收得吴国的图籍、户口五十三万、官吏三万二千、士兵二十三万、男女二百三十万人以及后宫五千多人。九州大致统一，当时编入户籍的共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零四户，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这是晋朝最强盛的时期。【蜀汉刘禅炎兴元年，即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这一年魏灭蜀；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共十八年。户数增加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人口增加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由此推算，三国鼎立时，天下合计只有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户、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来奉养三位君主，实在很辛劳。后来后赵石勒占据河北，起初文武官员上疏，请求依照刘备在蜀地、魏王在邺城的旧例办理。魏王就是曹公；把河内、魏、汲等十一郡连同原来的赵国合计二十四郡，二十九万户，作为赵国。前秦苻坚灭掉前燕，慕容暐进入邺城，查阅其户籍名册，户数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人口九千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又把关东的豪杰以及各类杂夷十万人迁到关中。平定燕地、安定蜀地，大概是伪代政权最盛的时候。当时关陇地区清平安宁，百姓丰衣足食；从长安到各州，每二十里设一亭，四十里设一驿，旅行的人可以在路上取得供给，工商之人也能在道路上进行贩运。】宋武帝向北攻取南燕，平定广固；向西灭掉后秦，平定关中、洛阳，长河以南全部归宋所有。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有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户、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零一人。齐朝国运短促，梁朝遭逢的丧乱很多；到了陈朝末年，隋朝所收得的只有五十万户、二百万人。北魏起于阴山，最终完全占有中原。孝文帝迁都河洛，制定礼制，崇尚儒学；在孝明帝正光以前，时常处于全盛时期，户口数比晋太康年间多了一倍还有余，可以说很盛大了。后来经历尔朱氏之乱，百姓向东西流徙，户数仍不少于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北齐承接北魏末年的丧乱，与北周抗衡；虽然开拓了淮南，但郡县狭小。文宣帝接受禅让后，性情多残暴；武成帝和后主都成为偏执昏乱的君主。到隆化二年被北周灭亡时，有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户、二千零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人。北周大象年间有户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十万口、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二百万口、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 三百五十九万户、九百万九千六百零四人。隋朝以外戚身份取代北周，没有发生战争之祸；隋文帝约束自己，也没有诛求和横征暴敛的要求。到大业二年，有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户、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人，这是隋朝最强盛的时期。【北周静帝末年把帝位禅让给隋，原有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零四户；到开皇九年平定陈国，得到五十万户，到这时才二十六七年，户数直接增加了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隋炀帝承接了富庶的基础，却放纵荒淫奢侈的行为。登基初年，就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发二百万人服役，开通从洛阳到淮水以及黄河的渠道，又引沁水通达河北、连接涿郡；修筑东西一千多里的长城，这些工程都征发一百多万人，成年男子不足，就让妇女一同服役，死去的人超过一半。后来亲自征讨吐谷浑，驻军青海，遇到雨雪天气，士卒死去的有十分之二三。又三次出兵东征，进入辽泽，每次都发动一百多万人，负责运送军粮的人数是士卒的两倍。又提前征收数年赋税，穷奢极侈，天下百姓中十有八九成为盗贼。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户数仍不满三百万。贞观三年，户部上奏说，中原百姓因从塞外归来，以及突厥前后防附，便把四夷地区开设为州县，获得男女一百二十多万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十九万口、万口〕

译贞观十四年，侯君集攻破高昌，得到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零四十六，人口一万七千零三十一，马一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户部尚书高履行上奏说，去年增加了十五万户。唐高宗认为天下增加的户数已经很多，便对长孙无忌说：“近来国家没有事情，户口渐渐增多，再过二三十年就足以充实了。”于是询问隋朝有多少户、现在有多少户。高履行回答说，隋大业年间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有三百八十万户。显庆二年十月，皇帝巡幸许州、汝州，问中书令杜正伦：“这里田地非常宽广，百姓却太少。”又问隋朝有多少户。杜正伦回答说，大业初年有八百多万户，末年遭逢离乱，到武德年间只剩二百多万户。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攻破高丽国，俘获其王及城池一百七十处，得到六十九万七千二百户，分配到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天宝十四载，管辖范围内户数总计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户【应为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户，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户】，人口总计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人【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人，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人】，这是唐朝最强盛的时期。【从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户数总计减少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户；不课户减少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零九户，课户减少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户；人口总计减少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人；不课口减少三千七十一万三百零一人，课口减少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人。到大历年间，只剩一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年，命黜陟使到各道核查户口，大约得到主户一百八十多万，客户一百三十多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千四十六口、三二十年、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 丁、中 汉孝景帝二年下令，天下男子到二十岁才开始登记服役【“傅”音附】。晋武帝平定吴国后，有关官员上奏：男子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六十岁以上至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小，不服事役。宋孝武帝大明年间，采纳王敬弘的意见，把十五岁至十六岁定为半丁，十七岁定为全丁。北齐武成帝清河三年，规定男子十八岁以上、六十五岁以下为丁，十六岁以上、十七岁以下为中，六十六岁以上为老，十五岁以下为小。隋文帝颁布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承担赋税和徭役，六十岁为老，便免除这些负担。开皇三年，规定军人二十一岁成丁。隋炀帝即位后，户口更加增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高颎上奏说，民间课税虽然有固定的数额，每年也按时征收，但除授、登记等名目常常很多，长吏任意作情，在文书账册上隐漏增减；既然没有固定的簿籍，就难以考核核对。因此制定输籍格式，请求颁行天下各州。每年正月初五，县令巡行乡里，各自把相邻的五党或三党编为一团，依照格式确定户等上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奸伪之事无处容身。唐武德七年制定法令，男女出生时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神龙元年，韦皇后为了向人献媚，上表请求天下百姓二十二岁成丁、五十八岁免除徭役，皇帝下制同意了。天宝三年十二月下制规定：从今以后，百姓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成丁。考察开元二十五年的户令，其中说：各户的户主都由家长担任；户内有应纳课税、服役人口的为课户，没有应课人口的为不课户。凡相当于流内九品以上官员，以及二十岁以上男子、老年男子、废疾者、妻妾、部曲、客、女子和奴婢，都属于不课户。杜佑的评论说得好：家庭富足不在于逃避赋税，国家富足不在于加重征敛。逃税，百姓就不能安土著居而且会贫困；征敛过重，就会有很多人养成羸弱，国家也会贫困。三王以前实行井田制来确定赋税，秦朝革除了周制，汉朝沿用秦法；魏晋以来已经防范户籍名数方面的问题，制度虽然繁琐，也有好的规范，却仍不能挽救时弊。从前东晋退处江南时，慕容氏、苻氏、姚氏相继占据中原，百姓没有固定的本籍，这对治理的损害很深，于是实行庚戌土断法令，使财物丰足、风俗富盛，确实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来法制废弛，旧有弊病又重新出现；义熙年间重新实行这一办法，已经显现出成效。这些事都记载在前代史志中。隋朝接受北周禅让时，得到三百六十万户。开皇九年平定陈国，又收得五十万户。到大业二年，没有战争，只有十八年时间，户数就达到八百九十万户。【平定陈国以后又增加了四百八十多万户。】当时承受西魏的丧乱，北周、北齐分据天下，暴君和贪慢的官吏使赋税沉重、徭役频繁，百姓不堪承受，大多依附豪强之家；禁令和法网败坏混乱，奸伪尤其滋长。高颎看到了流民冗滥的弊病，提出输籍法。于是确定户籍名分，减轻赋税数额，使百姓知道自己是浮客；过去他们被强宗豪家收取大半赋税，现在成为编户平民，向官府缴纳赋税；又防止征收时任意减免，先广泛宣示信用，随后施行法令。百姓感念恩惠，奸伪无处容身。隋朝的储蓄财物遍布天下，民俗安康富足，这是高颎的功劳。他的功绩和谋略可以比拟萧何、诸葛亮，道术仅次于伊尹、吕尚，近代以来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三百万户，到天宝末年，经过一百三十多年，才达到隋朝的户数。唐朝的盛况超过西汉，大略计算天下编户，应该超过元始年间；但名籍中所少的却有三百多万户。这只是因为选拔贤才、授予官职时，多偏重文章才艺，造成才能与职务不相称；法令又因事而产生弊病，破坏了根据名义考察实际的原则，缺少考核言论、询问政事的办法；高品秩官职所达到的地方、名声美誉所归集的地方，不免有轻薄之徒、浮华之辈。他们把熟悉程式典章、亲自处理簿籍文书看作浅陋庸俗，把致力于根本、去除枝叶看作迂阔；于是竞相崇尚风流，互相驱逐争名逐利，政务被委托给郡县小吏，货贿在官府中流行，事情便到了这个地步。《通志》卷六十一 【史部，别史类，《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六十二 宋朝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 《食货略》第二 钱币、漕运、盐铁茶、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平籴【常平、义仓】钱币 自太昊以来，就有钱币了。太昊氏、高阳氏称它为“金”，有熊氏、高辛氏称它为“货”，陶唐氏称它为“泉”，商人、周人称它为“布”，齐人、莒人称它为“刀”。称为“泉”，是说它的形状；称为“金”，是说它的质地；称为“刀”，是说它的器形；称为“货”、称为“布”，是说它的用途。古文字“钱”写作“泉”，是因为它的形状像泉字。文字第一次变化成为刀形器物，第二次变化成为圆形钱制。太公撰写《九府圜法》说：“黄金方一寸而重一斤；钱币外圆内方，轻重以铢为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以此作为贸易的制度。”自从圆形钱制流通于世，百姓确实感到便利，所以“泉”和“刀”这两种称呼一同废弃了。后人不明白这些称呼的含义。考察古钱，它的形状就是篆书“泉”字的形体。后世代替它使用“钱”字，所以“泉”字的字形被借作“泉水”的“泉”；实际上，“泉”字篆文的下半部并不从水。先儒不知根本和末流，说钱“流于泉”“布于布”“宝于金”“利于刀”，这些都是沿袭穿凿附会的说法。钱币用来调节天下的利益，使百姓便利；古人把它同金、银、龟甲、贝一起作为货币，只有管仲的论述最为详尽。先王用来守护财物、驾驭人事、使天下公平的办法，就在于此。夏禹时有五年的水灾，商汤时有七年的旱灾，百姓没有粮食，甚至有人卖掉自己的孩子。禹用历山的金铸钱来赈济他们，汤用庄山的金铸钱来赎回孩子。周景王时嫌钱太轻，改铸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写“大泉五十”，内外都有周郭，用来鼓励农业、救济不足，百姓却认为这对自己不利。楚庄王认为钱币太轻，便把小钱改铸成大钱，百姓感到不便，都放弃了原来的产业。孙叔敖任相时，市令对他说：“市场混乱，人们没有一个能安居其业，货物流通也没有固定规则。”叔敖把这件事报告楚王，于是下令恢复原来的制度，百姓才安定下来。秦统一天下后，把钱币分为两等：黄金以“溢”为单位，作为上等货币【二十两为一溢，改变周代一斤的制度】；铜钱的质地像周钱，钱文写“半两”，重量也相当于半两，作为下等货币。至于珠玉、龟甲、贝、银、锡等物，只作为器物装饰和珍藏，不作为货币；不过它们的价值仍随时而变化，没有固定的轻重。汉朝兴起后，认为秦钱太重而难以使用，于是又下令百姓铸造荚钱【形状像榆树荚，重一铢半，直径五分，钱文写“汉兴”】。黄金一斤【恢复周代制度，又以“斤”作为黄金的名称】。高后二年实行八铢钱【秦钱钱文写“半两”，就是八铢钱；汉朝认为它太重，改铸榆荚钱，百姓又嫌太轻，到这时重新实行八铢钱】。高后六年实行五分钱【直径五分，采用荚钱的形制】。孝文帝五年，因为钱越来越多而越来越轻，于是改铸四铢钱，钱文仍写“半两”，并且废除禁止私铸钱的法令，便利百姓自行铸造。当时吴王以诸侯身份依山采铜铸钱，财富可以同天子相比【钱文与四铢钱相同，只是稍重一些】；后来终于叛逆。大夫邓通也因铸钱而财富超过王侯，所以吴王和邓通的钱币流布天下。孝武帝对四方夷族用兵，又把贫民七十万人迁到新秦中；开支已经很大，便拿出御府的钱来赈济不足，但冶铸业有时耗费数万金，也不能解决国家的急需。于是天子和公卿商议改铸钱币，以充实费用，打击浮华奢侈和兼并之家。当时禁苑中有白鹿，少府又有很多银、锡，于是制作方一尺、边缘饰有彩色花纹的白鹿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见皇帝以及聘问、馈赠时，必须用皮币承托玉璧，然后才能行礼。又铸造银锡合金的白金，认为上天所用的东西没有比龙更好的，大地所用的东西没有比马更好的，人所用的东西没有比龟更好的，所以白金分为三品：第一品重八两，铸成圆形，钱文为龙，名叫“白选”【《汉书》作“白撰”】，价值三千；第二品重量减少，铸成方形，钱文为马，价值五百【以半斤的重量递减为三品，此品重六两，下一品重四两】；第三品再减轻，铸成椭圆形，钱文为龟，价值三百。下令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钱文和重量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万口〕 私铸各种金钱，罪都处死；但官吏和百姓私铸白金的，多得无法计算。有关官员说三铢钱太轻，容易被奸人作伪，于是请求改由郡国铸造五铢钱，这就是白金五铢钱。四五年间，郡国私铸越来越多，公卿请求下令京师官府铸造赤仄钱【用红铜作为外郭】，一枚抵五枚，专供缴纳赋税和官府使用；不是赤仄钱不得流通。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再珍爱使用，官府依据法令禁止它，但没有效果，一年多后终于废止，不再流通。此后第二年，赤仄钱贬值，百姓用各种变通办法使用它，感到不便，也废止了。于是完全禁止郡国铸钱，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钱币。钱铸得多了，又下令天下除三官钱外不得流通；各郡国以前铸的钱全部废止并销毁，把铜送入三官府。百姓私铸钱逐渐减少，因为计算成本不能相抵，只有真正的巧匠和大奸之人才私铸。汉宣帝时，贡禹说：“采铜铸钱，一年使十万人不能耕作；百姓因私铸钱而获罪、遭受刑罚的很多；富人把钱藏满屋子，仍不知满足。民心动摇，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耕作的人还不到一半，奸邪之事无法禁止，根源都在钱币。要痛恨末业，就应断绝它的根本。应当撤销采集珠玉、金银以及铸钱的官署，不再把这些东西作为货币。”于是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