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三十六

译列传第三十六 晋 刘毅【儿子暾、程、卫】；和峤；武陔；任恺；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刘颂；李重；傅元【儿子咸，咸的堂叔弟弟祗】；向雄；段灼；阎缵；阮籍【哥哥的儿子咸，咸的儿子瞻，瞻的弟弟孚，堂侄脩，族弟放，族弟裕】；嵇康；向秀；刘伶；谢鲲；胡母辅之【儿子谦之】；毕卓；王尼；羊曼【弟弟聃】；光逸；庾峻【儿子珉，珉的弟弟敳】；郭象；庾纯【儿子旉】；秦秀。刘毅字仲雄，是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刘章的后代。父亲刘喈，任丞相属官。刘毅幼年便有孝行，年轻时磨炼清正的节操，但喜欢评论人物，王公贵人听到风声都害怕他。侨居平阳时，太守杜恕请他任功曹，他裁汰郡吏一百多人，三个郡都称赞他。人们为此说：“只听说刘功曹，不曾听说杜府君。”魏末，本郡察举他为孝廉，征召为司隶都官从事，京城秩序肃然。刘毅准备弹劾河南尹司隶，司隶不允许，说：“能捕获猛兽的犬，难道会让老鼠踩在背上吗？”刘毅说：“既然能捕获猛兽，又能杀死老鼠，对狗有什么损害呢？”于是交还凭证离去。同郡人王基向公府推荐刘毅说：“刘毅方正明亮正直，耿介而不合群，说话不随便迎合，行为不随便容忍。过去他侨居平阳做官，成为郡里的心腹重臣；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举纲纠墨，朱衣紫衣的官员各有区别，郑声卫乐不相混杂。孝悌之行显于乡邦宗族，忠贞之心在魏国三朝都有表现。从前孙阳在吴坂发现千里马，秦穆公从商旅中得到百里奚；刘毅尚未遇到知己，没有机会自行表现。以前我已经口头说明，现在再次申述。”太常郑袤举荐他为博士，文帝征召他为相国掾，他以疾病为由推辞，多年没有就任。当时人认为刘毅忠于魏氏，而皇帝恼怒他观望不决，准备加重征召，刘毅害怕，只好接受命令，转任主簿。武帝接受禅让后，任刘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升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皇帝认为刘毅忠诚正直，便让他掌管谏官；转任城门校尉，升任太仆，授尚书，因事获罪被免官。咸宁初年，恢复任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任司隶校尉，纠察匡正豪强，京城秩序肃然。司隶部的太守、县令听到风声便丢下印绶逃走的很多，当时人把刘毅比作诸葛丰、盖宽饶。皇太子入朝时，鼓吹仪仗将要进入东掖门，刘毅认为这是不敬，在门外拦住他，并上奏弹劾太子太傅、少傅以下官员；诏令赦免了他们，这才得以入门。皇帝有一次南郊礼仪结束后，叹息着对刘毅说：“你把我比作汉朝哪一位皇帝？”刘毅回答：“可以比作汉桓帝、汉灵帝。”皇帝说：“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古人，但还能克制自己治理政事，又平定吴会，统一天下，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不是太过分了吗？”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卖官的钱进入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入私门；这样说来，恐怕还不如他们。”皇帝大笑说：“桓帝、灵帝时代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如今有直臣，所以不同。”散骑常侍邹湛进言说：“世人议论把陛下比作汉文帝，人心尚且不完全赞同。从前冯唐回答汉文帝说不能任用廉颇、李牧，文帝便大怒；如今刘毅说有人犯上作乱，而陛下却很高兴；拿这件事相比，陛下的圣德反而超过它了。”皇帝说：“我平定天下却不举行封禅，焚烧雉头裘，行布衣之礼，你当初都没有说什么，如今对这样的小事，为什么赞美得如此过分？”湛说：“臣听说，猛兽在田野里，人们拿着戈出去抵御，凡人都能做到；蜂蝎停在怀中，即使勇士也会因此惊恐，是因为事情出乎意料。君臣之间有天然的尊卑，言语之间也有天然的逆顺。刚才刘毅开始发言时，我们无不变了脸色；陛下发布非同寻常的诏令，超出一般人的思虑，臣为此庆贺，不也是应该的吗？”任职六年后，升为尚书左仆射。当时龙出现在五库的井中，皇帝亲自去观看，面有喜色，百官将要祝贺，唯独刘毅上表说：“从前龙降临郑国时门之外，子产没有祝贺；龙降临夏廷，吐出涎沫，也没有禁止人占卜并把龙涎收藏起来。直到周幽王时祸乱才发生。《易》说‘潜龙勿用’，是说阳气处在下面。根据旧典，没有祝贺龙的礼制。”诏书答复说：“正德尚未修明，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承受祥瑞。看到你送来的表章，感到惊惧。祝贺庆典之事，应当详细依照经典义理办理。于是多次命尚书郎刘汉等议论，认为龙身既是青色，又夹杂白色纹理；白色是大晋施行仁义的象征，是停止武事、兴起文教的应验。” 可是刘毅却引用衰世的妖异来怀疑当今的吉祥，又因为龙在井中便说是“潜龙”，全都失去了“潜”的本意。“潜”的意思，是隐藏而不显现。如今龙的色彩形质明亮鲜明，显现给人看，并不是所谓“潜龙”。刘毅应当推究处理。”诏书没有采纳。后来阴气消散后又重新聚合，刘毅上表说：“一定有结党营私的大臣，以奸邪之事侍奉君主；应当诛杀却没有诛杀，所以才会这样。”刘毅认为魏国设立中正官、实行九品制度，使奸弊日益滋长，于是上书说明其危害：“设置中正造成的政事损害有八项：评定高下随着强弱，是非随着兴衰，一个人的品第十天半月便可能不同。上品没有寒门子弟，下品没有世族子弟，这是第一。设置州都中正，本来是取州里众人所服从的清议，用来镇定不同意见；这是第一项议论。如今加重其职任，却轻视担任此职的人，使驳斥争论在州里横行，使大臣之间结下嫌隙，这是第二。本来制定九品格制，是说才德有优劣，同辈有先后。如今却使优劣处在不同地域，先后次序颠倒，这是第三。陛下赏善罚恶，没有不依法裁决的，唯独中正没有赏罚的约束；又禁止别人诉讼，使受冤屈的人无法上达，这是第四。一国士人，多的有数千人，有的流徙到异邦，彼此连面都不认识，不过是在台府采集声誉、听取流言诋毁；任用时有不认识人的弊端，听取意见时又有偏袒彼此的偏差，这是第五。”

译凡是寻求人才，都是为了治理百姓。如今在职有功效的人，有时反而附在卑下的品第；在职没有成绩的人，却反而得到较高的叙用，压抑实际功劳而抬高虚名，使浮华之风增长而废弃考核功绩，这是第六。官职各不相同，任事所需的才能也各不相同；如今不考察一个人的才能适合什么，只按九品品第取人，有时并不符合其才能所长；若按任职表现取人，又受到本品的限制。白白形成空泛的评论，使品第与表现互相妨碍，这是第七。被降黜的人不说明他的罪过，被升用的人不列举他的善行，各自任凭爱憎来做决定，以此培植私情。天下人怎能不懈怠德行而专心钻营人事，这是第八。由此看来，名义上叫中正，实际上是奸邪之府；名义上说九品，实际上有八种损害。应当废除中正，抛弃魏氏的弊法，另立一代美制。”皇帝下优厚诏书答复他。后来司空卫瓘等也共同上表，认为应当废除九品，恢复古代乡里评议、里选人才的制度。皇帝最终没有施行。刘毅早晚都忠于职守，坐着等到天亮，言论议论尖锐正直，从不屈曲动摇，成为朝廷内外所敬仰的榜样。他曾经在散斋期间生病，妻子前去探视，刘毅便上奏请求加罪于妻，并请求解除斋戒。妻子儿女有过错，立即加以杖打，他的公正就是这样。不过因为性情严厉刚直，所以没有做到三公辅弼。皇帝认为刘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每天供给米和肉。七十岁时，他告老请求退休，过了很久才获准，以光禄大夫身份回到宅第。门前设置行马，又赐钱一百万。后来司徒举荐刘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认为刘毅已经悬车致仕，不应再用琐碎事务劳烦他。陈留相、乐安人孙尹上表说：“礼制规定，凡是地位卑下的人承担劳作，尊贵的人安居逸乐，这是合乎次序的道理。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年龄与刘毅相近，从前一同任散骑常侍，后来分别担任外职和内职，所经历的资历道路、出仕退处都相同。如今严询掌管四十万户的州，又兼管监察百官，总摄机要；魏舒所统辖的地方富庶广大，又兼掌九品铨选，负责十六州。主持议论的人并不认为这些事务繁重。刘毅只因掌管一个州，便说不宜用琐碎事务劳烦他，对刘毅太优厚，对严询、魏舒太刻薄。如果因为他以前听任致仕，便不应再给他升迁授职，那么从前光禄大夫郑袤做司空，便是同样的例子。‘认识人就是明智，只有皇帝最难做到。’如今还可以再把他委任为宰辅，却不可以让他参与评议人才，这一点臣私下认为不妥。从前郑武公年过八十，还入朝任周司徒；虽然超过悬车之年，也必定有可用之处。刘毅以前任司隶时执法正直不屈，朝廷大臣多有被他弹劾的。谚语说：‘承受尧的诛罚，不能因此就责怪尧。’” 正直的大臣没有党援，这是古今都知道的。所以汲黯死在淮阳，董仲舒只做了诸侯的相，而刘毅独自遇到圣明君主，没有离开京城，当时的士人都把这看作荣耀。刘毅虽然身体一侧患有风疾，但志气聪明；只评定一个州的人才品第，并不足以劳烦他的思虑。刘毅嫉恶如仇，过错稍微超过主事者的程度，主事者便担心他的议论会伤害别人，因此给他更高的优礼，实际上与事实不相符合。这是在设置机阱，使刘毅断绝了评议人才的道路。臣所在的州人才茂盛，德行以刘毅为最高；如果越过刘毅不用，清正的议论就会颠倒错乱了。”于是青州三品以上官员与光禄勋石鉴共同上奏，认为应当防止孙尹评议。由此刘毅最终成为州都铨正，评定士人清浊，区分其所弹劾贬黜的人，从亲近权贵者开始。太康六年去世，武帝抚着几案惊叹说：“我失去了名臣，不能让他活着做到三公。”立即追赠仪同三司，派使者监护防守事务。当时沿用汉魏旧制，爵位不是列侯，即使有高尚品行也不能加谥号。羽林左监、北海王宫上疏说：“刘毅忠诚正直，不顾自身，应当给他谥号。”皇帝拿出他的表章，令八座官员议论，多数同意王宫的意见，但奏议被搁置，没有答复。刘毅有两个儿子：暾、总。暾字长升，正直有父亲的风范。太康年间任博士，议论齐王攸封国增加崇礼典制的事，暾与诸博士因在座议论而触犯禁忌。武帝大怒，把暾等交给廷尉审理，恰逢大赦而释放，免去官职。当初，暾的父亲刘毅痛恨冯紞奸邪谄佞，想上奏他的罪行，尚未成功便去世了。到这时冯紞的官位日益显赫，暾慨然说：“如果先父还在，一定不会让冯紞得以平安无事。”后来任酸枣令，转任侍御史。适逢司徒王浑的主簿刘舆案件牵连到暾，准备将他收捕交廷尉审理；王浑不想使自己的府署有过失，想拒绝弹劾而自行举发此事，便与暾互相争辩曲直。王浑发怒，于是辞去职位回到宅第。暾便上奏王浑说：“臣谨按，司徒王浑蒙受国家深厚恩宠，充任三公之职，却不能上辅天子，调和阴阳，使万物各得其宜；下使卿大夫各得其所。如今竟因刘舆抗拒、阻挡诏书使者，私自想要压制大府，兴起并扩大诉讼。过去陈平没有回答汉文帝的询问，邴吉没有追问死人变故，确实合乎宰相的体统。王浑既然兴起刑狱，又因怨恨而退职，举动轻率急躁，没有大臣的节操。请免去王浑的官职。”右长史、邱亭侯刘肇为人谄媚柔顺，只知阿谀顺从，请求大鸿胪削夺他的爵位和封地。听到暾这篇奏表的人，都赞叹称美。后来武库失火，尚书郭彰率领一百人自行防卫却不救火，暾严肃地责问他。郭彰发怒说：“我能截断你的角。” 暾勃然大怒，对郭彰说：“你怎么敢倚仗宠幸作威作福，竟要戴着天子的法冠来截我的角吗？”他索取纸笔上奏此事，郭彰伏地不敢说话，众人解劝后事情才停止。郭彰长期显贵，生活豪奢，每次出行总跟随一百多人，从这以后便尽力改为简朴。暾升任太原内史，赵王伦篡位时，授予他征虏将军，暾不接受，与三王共同起兵举义。惠帝复位后，暾任左丞，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三台清明肃穆。不久兼任御史中丞，上奏免去尚书仆射、东安公繇以及王粹、董艾等十多人，朝廷称许他，于是正式授予此职，升为中庶子、左卫。将军、司隶校尉上奏免去武陵王澹以及何绥、刘坦、温畿、李暅等人。长沙王乂讨伐齐王冏，暾参与谋划，封朱虚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王乂死后，暾因受牵连被免职。不久又任司隶。惠帝前往长安时，留下暾守卫洛阳。河间王颙派使者毒杀羊皇后，暾便与留台仆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为皇后申辩无罪。王颙看到表章大怒，派陈颜、吕朗率骑兵五千捕捉暾。暾向东逃到高密，王略防备刘根作乱，便任暾为大都督，加授镇东将军，讨伐刘根。

译暾作战失利，返回洛阳，走到酸枣时，遇到东海王越奉迎大驾。皇帝回到洛阳后，羊皇后重新入宫，皇后派使者向暾致谢说：“依靠刘司隶忠诚的志向，才有今天。因过去的功勋恢复你的爵位，加授光禄大夫。”暾的妻子先已去世，陪葬在陵墓旁；他的儿子更生刚刚结婚，按照家法，妇人应当拜扫墓地，于是带着宾客亲属几十辆车，载着酒食前往。此前洛阳王棱受到王越信任，却轻视暾，暾常想依法惩治他，王棱因此认为暾怨恨自己。当时刘聪、王弥驻扎在黄河北岸，京城十分危惧，王棱告诉王越说：“暾与王弥是同乡，想投奔他。”王越严令骑兵将领追赶暾，右长史傅宣说明暾不会这样做。暾听说后，还没有到墓地便返回，以正义责备王越，王越非常惭愧。刘曜侵犯京城时，任暾为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城防守卫诸军事。刘曜退兵后，升为尚书仆射。王越忌惮暾长期掌握监察职权，又因为众人归附于他，于是任他为右光禄大夫，兼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表面上是崇高升迁，实际上是夺去他的权力。怀帝又诏令暾兼领卫尉，加特进。后来又任暾为司隶，加侍中。暾五次任司隶，是因为确实符合众人的情意。王弥进入洛阳，百官全都陷入灾难。王弥因为暾是同乡中的有名望者，所以使他免于祸难。暾于是劝说王弥：“如今英雄竞相起兵，九州分裂如同幅帛撕开，有非凡功业的人，天下不能容纳。将军自从起兵以来，攻什么不能取胜，作什么战不能取胜，却又与刘曜不和，应当想想文种的灾祸，以范蠡为榜样。况且将军难道不能有帝王之志吗？可以向东在本州称王，观察事势；向上可以混一天下，向下可以形成鼎足对立的局面，难道会失去孙权、刘备吗？”蒯通说过这样的话，将军应当谋划此事。”王弥认为有理，派暾到青州与曹嶷谋划，同时征召曹嶷。暾走到东阿，被石勒的游骑俘获；石勒看见他给王弥、曹嶷的书信后大怒，于是杀了暾。暾有两个儿子：祐、白。祐任太傅属，白任太子舍人。白果敢刚烈而有才干，东海王越忌恨他，暗中派上军何伦率一百多人进入暾宅，抢夺财物，杀死刘白后离去。暾的弟弟总，字弘纪，喜好学习，正直明亮。后来他的叔父彪官至北军中候。程卫字长元，是广平曲周人。年轻时便树立操行，刚强正直，端方严厉。刘毅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为都官从事。刘毅上奏说中军羊琇触犯法律，应当处死。武帝与羊琇有旧交，便派齐王攸去劝说刘毅。刘毅答应了。程卫却神色严正地认为不可以，直接驱车进入中军营，逮捕羊琇的属吏，审查追问他的隐私罪过。先上奏说明羊琇所犯的罪行杂乱繁多，然后把这件事告诉刘毅。因此他的名声远近闻名。百官都勉励自己奉行法令，于是征召他为公府掾，升为尚书郎、侍御史。他在这些职任上都因办事干练而显名。补任洛阳令，历任安定、顿丘太守，所到之处都有显著政绩，死在任上。和峤字长舆，是汝南西平人。祖父和洽，任魏尚书令；父亲和逌，任魏吏部尚书。和峤年轻时便有风度品格，仰慕舅父夏侯玄的为人，极力提高自我修养，在世上有盛名，朝廷内外都称许他能够整饬风俗、治理人伦。承袭父亲的爵位为上蔡伯，起家任太子舍人，屡次升迁为颍川太守，治理清简，很得百姓欢心。太傅从事中郎庾敳见到他，感叹说：“和峤高耸挺立如同千丈松，虽然盘曲多节，放到大厦中，却有栋梁之用。”贾充也很看重他，向武帝称誉。入朝任给事黄门侍郎，升为中书令，皇帝器重并亲近他。旧制监、令一同乘车入朝，当时荀勗任监，和峤鄙视荀勗的为人，凭意气凌驾于他之上；每次同车，便高傲地独坐车中，后来让监、令乘坐不同的车，从和峤开始。吴国平定后，和峤因参与谋议有功，弟弟和郁获赐汝南亭侯爵位。和峤转任侍中，更受皇帝亲近礼遇，与任恺、张华友善。和峤见太子行为不合礼法，便在侍坐时说：“皇太子有淳厚古朴的风气，但末世多虚伪，我恐怕他不能处理好陛下的家事。”皇帝沉默不答。后来和荀顗、荀勗一同侍奉皇帝，皇帝说：“太子最近入朝，稍有长进，你们可以一同去见他，大略谈谈世事。” 他们奉诏回来后，荀顗、荀勗都称赞太子明敏有见识、宏大高雅，确实如同圣明诏令所说。和峤说：“他的天性本质和原来一样罢了。”皇帝不高兴地起身，和峤退下后，常常心怀激愤，长声叹息，知道自己不会被采用，却仍然不能停止。在御座前谈及国家社稷时，他没有一次不以太子为忧。皇帝知道他的话忠诚，每每不予回应。后来和峤与皇帝谈话没有涉及将来的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贾妃，贾妃怀恨于他。太康末年，和峤任尚书，因母亲去世离职。惠帝即位后，任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太子朝见西宫，和峤随同进入，贾后让皇帝问和峤：“你从前说我不能处理好家事，如今你怎么说？”和峤说：“臣过去侍奉先帝，确实说过这话；这话没有应验，正是国家的福气，臣怎敢逃避自己的罪责？”元康二年去世，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原有官位照旧。永平初年，策书赐谥为简。和峤家产丰厚，可以与王侯相比，但性情极其吝啬，因此受到世人讥笑。杜预认为和峤有爱钱的癖好。由弟弟和郁的儿子和济继嗣，官至中书郎。和郁字仲舆，才干声望不如和峤，但以清廉干练著称，历任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洛阳陷没后，他逃奔茍晞，因疾病去世。武陔字元夏，是沛国竹邑人。父亲武周，任魏卫尉。武陔沉静敏捷，有器量，很早便获得当时的声誉。他与两个弟弟韶、叔夏、茂、季夏在童年时便都享有名声，即使叔父、兄弟以及乡里的老资格名士，也不能分辨他们谁优谁劣。同郡刘公荣有识别人才的眼光，曾到武周家，武周让他见自己的三个儿子。刘公荣说：“他们都是国士，元夏最优秀，有辅佐之才，竭尽力量任职，可以成为亚公；叔夏、季夏也不比常伯、纳言差。”武陔年轻时喜好品评人物，与颍川人陈骞友善。魏明帝在位时，屡次升迁为下邳太守。陈骞任大将军时，征引他为从事中郎，屡次升迁为司隶校尉，转任太仆卿。起初封亭侯，五等爵制建立后，改封薛县侯。文帝非常亲近器重他，多次与他讨论铨选之事。当时有人问陈骞，他与父亲陈群相比谁更强。武陔分别称说他们各自的长处，认为陈群、陈骞大体没有高下之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陈骞起初任尚书，掌管吏部，升为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武陔因为年长而且是旧臣，声名威望很高；自认为没有辅佐君主建立功业的功劳，又在魏国已经做过大臣，不得已居于职位，始终深怀谦让之心，保持清白，当时人把这看作美谈。

译死在任上，谥号为定。儿子武铺继嗣。武韶历任吏部郎、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武茂以德行朴素著称，名声仅次于武陔，任上洛太守、散骑常侍、侍中、尚书。颍川人荀恺比武茂年轻，是武帝的姑表兄弟，自负为贵戚，想与武茂交往，武茂拒绝而不答，因此结下怨恨。杨骏被诛时，荀恺任仆射，因为武茂是杨骏的姨弟，便认定他是逆党，于是武茂被害。武茂清正方直，朝廷内外都知道，突然遭受冤屈惨酷的刑罚，天下人为之悲伤。侍中傅祗上表为他申明，后来追赠光禄勋。任恺字元褒，是乐安博昌人。父亲任昊，任魏太常。任恺年轻时便有见识和器量，娶魏明帝的女儿为妻。屡次升迁为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晋国建立后，任侍中，封昌国县侯。任恺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大小政务大多具有统筹管理的才能，忠诚正直，把国家社稷当作自己的责任。皇帝器重并亲近他，政事多向他咨询。泰始初年，郑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人都因年老有病退居宅第。皇帝优待宠信大臣，不想让他们劳费体力，多次派任恺向诸公传达旨意，咨询当世大政，参与议论得失。任恺厌恶贾充的为人，不想让贾充长久掌握朝政，常常加以裁抑。贾充对此忧惧，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趁机说任恺忠贞端正，应当任职东宫，辅导太子。皇帝听从了，任命任恺为太子少傅，侍中职位照旧。贾充的计谋没有实现。适逢秦、雍地区受到侵扰，天子为之忧虑。任恺于是说：“秦、凉覆败，关右骚动，这确实是国家深切忧虑的事，应当迅速镇抚，使人心有所依托。若不是威望很高、富有谋略的大臣，就无法使西土安定。”皇帝说：“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任恺说：“贾充就是这样的人。” 中书令庾纯也这样说。于是诏令贾充镇守长安。贾充采用荀勗的计策得以留在京城。贾充既然受到皇帝知遇，想独占名望和权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等人都与任恺友善，杨珧、王恂、华廙等人又是贾充亲近敬重的人，于是党羽纷纷形成。皇帝知道此事，召贾充、任恺在式干殿宴饮，对他们说：“朝廷应当只有一位大臣，彼此和睦。”贾充、任恺各自拜谢后退下。不久，贾充、任恺等人认为皇帝已经知道此事却没有责罚，所以彼此怨恨更加深重，表面上互相尊崇，内心实际上不和。有人为贾充谋划说：“任恺总管门下枢要，能够亲自与皇帝接触，应当启奏让他掌管选官之事，这样就能逐渐疏远他；这不过是一个都令史所能办的事。况且九流人物难以精确考察，间隙很容易乘机而入。”贾充于是称赞任恺的才能，说他适合担任主管官员选授的职务。皇帝没有怀疑贾充，认为贾充举荐的是合适人才，当天便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任恺到了尚书省后，选举公平，尽心履行职务，但入朝侍见皇帝的机会逐渐减少。贾充与荀勗、冯紞乘机不断进谗，说任恺奢侈，使用御膳器具。贾充派尚书右仆射、高阳王珪上奏弹劾任恺，于是任恺被免官。有司拘捕太官的厨人加以查核，才发现那些御用器物是任恺妻子齐长公主获赐的魏时御器。任恺被免官后，毁谤更加多，皇帝渐渐疏远他。但山涛说明任恺为人通达敏捷而有才智器局，举荐他为河南尹；任恺因盗贼发生却未能捕获而获罪，又被免官。后来又升为光禄勋。任恺素来有识人鉴人的才能，加上在公事上勤勉谨慎，很得到朝廷内外的称誉；但贾充及其党羽又暗示有司上奏，说任恺与立进令刘友交结，请托。此事交给尚书处理。任恺答辩而不服罪。尚书杜友、廷尉刘良都是忠诚公正的人，知道任恺受到贾充压制，想为他申理，所以拖延而没有判决。因此任恺、杜友、刘良都被免官。任恺失去职务后，便纵酒沉溺于享乐，用尽美味来供养自己。当初何劭因公子身份而奢侈，每顿饭一定要吃尽天下各地珍馔；任恺竟超过了他，一顿饭花费一万钱，还说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任恺有时因朝见，皇帝或许安慰劝谕他，任恺起初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哭泣而已。后来起用为太仆，转任太常。当初魏舒虽然历任郡守，却未曾受到任用和礼遇；任恺任侍中时，举荐魏舒为散骑常侍。到这时，魏舒任右光禄大夫，开府兼领司徒，皇帝临轩让任恺拜授官职。魏舒虽以宏大的器量、宽厚高雅著称，当时人认为任恺有辅佐世务的器局，而魏舒登上三公之位，任恺却只任散卿，无不为他愤懑叹息。任恺不得志，最终因忧愁去世，时年六十一岁，谥号为元子。儿子任罕继嗣。任罕字子伦，幼年有父亲的风范，才华声望不及任恺，但以美好品行获得称誉，是清正平和的优秀士人，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大鸿胪。崔洪字良伯，是博陵安平人。高祖崔实，在汉代著名。父亲崔赞，任魏吏部尚书左仆射，以宽宏的器量受到称誉。崔洪年轻时便因清峻严厉而显名，刚直不屈，不同流俗。别人有过错，他总是当面斥责，退下后却不再背后议论。武帝在位时，任御史治书。当时长乐人冯恢的父亲任弘农太守，宠爱小儿子冯淑，想把爵位传给他。冯恢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才回到乡里，结草建庐，假装哑巴不能说话。冯淑得以承袭爵位，冯恢才出仕任博士、祭酒、散骑常侍。翟婴举荐冯恢品行高尚，超越世俗，可以与古代的刚烈人物相媲美。崔洪上奏说冯恢不专心儒业，让学生轮番在左右值守；即使有辞让侯位、效法冯防的善行，也不能说他没有同类可比。翟婴因此被视为浮华之人，最终被免官。朝廷都畏惧崔洪。不久任尚书左丞，当时人编话说：“丛生的荆棘，来自博陵；在南方是鹞，在北方是鹰。”升为吏部尚书，举用人才审慎明白，门下没有私下请托；举荐雍州刺史郤诜代替自己任左丞。郤诜后来纠劾崔洪，崔洪对人说：“我举荐郤丞，他回来却弹劾我，就像拉弓反过来射自己。”郤诜听到后说：“从前赵宣子任用韩厥为司马，韩厥依照军法杀死了赵宣子的仆人。” 赵宣子对诸位大夫说：‘你们可以来祝贺我了，我正是因为选用了韩厥，才有这样的结果。’要任用他，就应当让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崔侯为国家举荐人才，我因才能被举荐；只应当看官职职责，各自彰明至公之理。这些话怎么会说到这种地步！”崔洪听到后，认为他说得很重。崔洪口中不谈财货，手中不拿珠玉。汝南王亮曾宴请公卿，用琉璃钟传酒，酒传到崔洪时，崔洪不接。王亮问他原因，他说：“担心有手执玉器而不快步行走的礼义，所以如此。”但实际上这违背他的平常性情，因此只是故意说了这个理由。杨骏被诛时，崔洪与都水使者王佑一同坐罪，被黜免。后来任大司农，死在任上。儿子崔廓，任散骑常侍，也以正直著称。

译郭奕字大业，是太原阳曲人。年轻时便有很高的声望，山涛称赞他高洁简约而有雅量。起初任野王令，羊祜常来拜访。郭奕感叹说：“羊叔子怎么会比郭大业差呢！”过了一会儿又来拜访，郭奕又感叹说：“羊叔子已经远远超过常人了！”于是送羊祜出境数百里，因此获罪被免官。咸熙末年，任文帝相国主簿。当时钟会在蜀地反叛，荀勗立即要拘捕他的外甥；这个外甥自幼长大在荀勗家中，荀勗当时任文帝掾，郭奕上奏请求把他放出。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知道郭奕高雅正直。武帝即位，起初建立东宫，任郭奕与郑默为中庶子，升为右卫率、骁骑将军，封平陵男。咸宁初年，升任雍州刺史、鹰扬将军。不久加赐赤幢、曲盖、鼓吹。郭奕有个寡居的姐姐，随他到任所；姐姐手下的僮仆多有奸犯，被人告发。郭奕审查完毕后说：“大丈夫难道应当靠年老的姐姐来求取名声吗？”于是把他们遣走而不再追问。当时亭长李含有俊才，但出身寒微，被豪族排斥。郭奕任用他为别驾，李含后来果然获得名位，当时人因此认为郭奕善于识人。太康年间，征召为尚书。郭奕声望很高，当时的朝臣都出在他的下位。当时皇帝把政事委任给杨骏，郭奕上表说杨骏器量狭小，不可把社稷托付给他，皇帝没有听从。杨骏后来果然被诛杀。郭奕病重时，诏令赐钱二十万，每天供给酒和米。太康八年去世，太常上谥号为景。有司议论说贵贱不同，不能让他的谥号与景皇相同，请求谥为穆。诏书说：“谥号是用来彰明德行的。按照谥法，一种德行始终不懈叫作‘简’。”郭奕忠诚刚毅、清廉正直，树立德行而始终不改变，于是最终赐谥为简。侯史光字孝明，是东莱掖人。幼年便有才智悟性，向同县人刘夏求学。被举为孝廉，州里征召为别驾。咸熙初年，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泰始初年，授散骑常侍，不久兼任侍中，与皇甫陶、荀廙持节巡行考察风俗。回来后，上奏政事，称许他的才干，转任城门校尉，进爵临海侯。当年诏书说：“侯史光忠诚明亮、笃实朴素，有居守正道、执持义理之心；历任内外职务，勤勉谨慎，忠于公事。应任命侯史光为御史中丞。虽然降低了他的校尉位次，却也是为了发挥他掌管监察、纠察不法的才能。”侯史光任职时宽厚而不放纵。太保王祥长期患病不能上朝，侯史光上奏请求免去他的职务。诏书优待王祥，搁置了侯史光的奏表。后来升为少府，死在任上。诏令赐朝服一套、衣一袭、钱三十万、布一百匹。下葬时，又诏令说：“侯史光磨砺志向、恪守约束，有清廉忠诚的节操，家中极其贫困俭朴。应赐钱五十万。”侯史光儒学广博，熟悉古事，历任官职都有成绩，所写文书奏议也都条理清楚。长子侯史元继嗣，官至元菟太守，去世。儿子侯史施继嗣，任东莞太守。何攀字惠兴，是蜀郡郫人。在州中任主簿时，刺史皇甫晏被牙门张弘杀害，张弘诬陷皇甫晏犯有大逆之罪。当时何攀正逢母亲丧事，便到梁州拜上表章，证明皇甫晏没有谋反，经过审查，皇甫晏的冤屈得以昭雪。王濬任益州刺史，征召何攀为别驾。王濬谋划讨伐吴国，派何攀奉表到尚书台，口头陈述军事机要。诏令再次召见何攀，于是命张华与何攀筹划进攻讨伐的适宜方案。王濬又派何攀去羊祜那里当面陈述伐吴策略。何攀善于奉行使命，皇帝很赞赏他，诏令何攀参与王濬的军事事务。孙皓向王濬投降后，王浑因后发而愤怒，准备进攻王濬。何攀劝王濬把孙皓送给王浑，因此事情得以解决。任何攀为王濬的辅国司马，封关内侯。转任荥阳令，上奏便民十事，声名很好。授廷尉平，当时廷尉卿诸葛冲因为何攀是蜀人而轻视他。等到两人共同审理疑难案件，诸葛冲才叹服。升为宣城太守，没有赴任。转任散骑侍郎。杨骏掌权时，大量树立亲属，广泛封赏，想用恩泽保护自己。何攀认为不对，便与石崇共同拟定意见上奏，详情记在石崇传中。皇帝没有采纳；何攀因参与讨伐杨骏有功，封西城侯，食邑一万户，赐绢一万匹。弟弟何逄封平乡侯，兄长的儿子何逵封关中侯。何攀坚决推辞所封食邑和绢帛的一半，其余接受的部分，分给朝廷内外的宗族亲属，几乎没有留给自己。升为翊军校尉。不久出任东羌校尉，征召为扬州刺史。在任三年，升为大司农，转任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他坚决推辞，不肯就职。太常成粲、左将军卞粹劝何攀到任，宫中诏书又加以严厉催促，何攀最终称病不起。赵王伦篡位时，派使者召何攀，何攀再次称病危重。赵王伦发怒，准备杀他。何攀不得已，扶病赴召，在洛阳去世，时年五十八岁。何攀内心平正公允，任官时整饬严肃，喜爱人物，尊重儒学、珍视人才，任梁、益二州中正时，举荐被遗漏的人才。巴西的陈寿、阎乂，犍为的费立，都是西州名士，却都受到乡里的诽谤，清议持续了十多年。何攀辨明曲直，使他们全都免除冤屈和滥罪。何攀虽然身居显职，家里却十分贫寒朴素，没有妾媵和歌伎，只把周济穷困、救助贫乏当作事业。儿子何璋继嗣，也有父亲的风范。刘颂字子雅，是广陵人，汉广陵厉王刘胥的后代。世代都是名族，同郡的雷、蒋、谷、鲁四姓，都出在刘氏之下。当时人编话说：“雷、蒋、谷、鲁，刘氏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刘颂年轻时便能辨析事物的道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察举为孝廉，举为秀才，都没有接受。文帝征召他为相府掾，奉命出使蜀地。当时蜀地刚刚平定，百姓饥饿，土地荒芜，刘颂上表请求赈济借贷，没有等候答复便施行，因此被除名。武帝即位后，任尚书三公郎，掌管科律，申理冤讼。屡次升为中书侍郎。咸宁年间，诏令刘颂与散骑侍郎白褒巡抚荆、扬二州，因为奉使有功，转任黄门郎，升议郎，代理廷尉。当时尚书令史扈寅无罪被捕入狱，诏令派人审究到底，刘颂据理坚持他无罪，扈寅因此得以免罪。当时人把刘颂比作张释之。他任职六年，号称审理案件详慎公平。平定吴国后，诸将争功，派刘颂考核此事，将王浑定为上功，王濬定为中功。皇帝认为刘颂枉曲法令、处理失当，贬为京兆太守；他没有赴任，转任河内太守。临行前上奏便民之事，多被采纳施行。郡界有许多公王的水碓，拦塞水流，转而造成水患，刘颂上表请求废除，百姓得到便利。

译又说：“自魏代以来，法令禁制逐渐宽弛，弊病积累已久。陛下想要重新整顿，不能突然革除；但矫正时弊、挽救弊端，也应当逐步进行。譬如行船，虽然不能横截急流，却可以逐渐斜行，慢慢转向所要去的方向，然后才能渡过。臣听说，为社稷谋划，没有比封建亲贤更好的办法；但应当审慎衡量事势，使诸侯中率领人们依义而行动的，其力量足以维系京邑；包藏祸心的，其势力不足，不能独自有所作为。要使这两者齐平非常困难，陛下应当与通达古今的人深入共同筹划。周代诸侯有罪，本人被诛而国家保存；汉代诸侯有罪，有的因为没有子嗣，封国也随之灭亡。如今应当反过来实行汉代的做法而遵循周代的办法，那么下层稳固而上层安定了。又说：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所以圣王亲自掌握纲要，把具体事务交给臣下，并不是害怕劳累而喜欢安逸，实在是因为政事体制本来就应当如此。开始处理事务时辨别才能高下，是很难的；依据成败来分别功罪，却很容易。如今陛下精于开创，却忽略考察结果，这就是政事功效不完善的原因。君主如果真能处置容易的事、掌握纲要，在事情完成或失败以后考察功罪，那么群臣就没有地方逃避应得的赏罚了。又说：古代六卿分掌职务，冢宰作为长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秦汉以来，九卿各自办理事务，由丞相总揽。如今尚书省裁决一切，诸卿只奉行既成决定，与古代制度相比，尚书的权力太重。可以把各种事务交给外朝各寺，使他们能够专门办理；尚书统领大纲，年终考核功绩、核对簿册，然后施行赏罚，这样就可以了。如今一切行动都接受上面的成命，所以即使上面有过失，也不能再把罪责归给下面；年终事情没有办成，也不知道应当责罚谁。琐碎细小的错误，是人情所必然有的，如果全部用法律纠察，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可以站立的人了。近来担任监察官司的人，大多不能振举纲领，却一定要揭发微小过错，大概是因为畏惧豪强，又害怕职事荒废，于是编织严密法网来罗织小罪，使奏劾接连不断，表面上像是完全公正，实际上却扰乱了法令。因此圣王不认为琐碎严密的案件值得重视，必定责罚凶恶狡猾的奏劾者，那么危害政事的奸人自然就会被擒获。又说：从前魏武帝分割天下，使服役的人和户籍各在一方，这是权宜之计，只为一时应付事务，并不是正规的典制。自从吴国平定、天下荡平后，怀着安静之心治理东南两方，六州郡的士兵、将领和武官戍守江表，有的还要为京城运输漕粮；父亲在南方，儿子在北方，家庭分离，都更加不得安宁，又不熟悉当地水土，运输和劳役勤苦疲惫，还都有死亡的祸患，这种形势不能长久。” 秦汉以来，九卿列职掌管政事，都由丞相总领。如今由尚书裁断政务，各卿只奉行既成的决定，这在古代制度看来实在权力过重。可以把许多事务交给外寺办理，使他们能够专门负责。尚书只统领大纲，年终考核功绩、核校簿册，再施行赏罚，这样也就可以了。如今凡事都要接受上面的成命，所以即使上面有所过失，也不能再因此归罪于下面；年终如果事情和功业没有成就，也不知道应当责罚谁。细小的过失和荒谬之事，是人情中必然会有的；如果一概依法纠察，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可以任用的人了。近世担任监司的人，大多不能振举大纲，却一定要揭发细小过错，大概是因为畏惧躲避豪强，又害怕职事荒废，于是织成严密的法网来罗捕微小罪过，使奏劾接连不断，表面上好像完全出于公心，实际上却扰乱了法令。因此，圣明的君王不以琐碎严密的案件为善，必定责罚那些揭发凶恶奸猾之人的奏章，这样，危害政事的奸人自然就会被擒获。又说：从前魏武帝把天下分隔开来，使服役的人和居住的民户各自处在一方；这只是权宜地借用一时，以便完成当时的事务，并不是正常的制度。自从“吴防”被荡平、天下统一之后，应当使东南两方安定；可是六州各郡的士兵、将士和武吏仍戍守江表，有的还供给京城的漕运，父亲在南、儿子在北，家室分离，全都更加不得安宁；又不熟悉当地的水土，运输和劳役辛勤困苦，并且还有死亡的祸患，这种情势不可能长久。这件事应当大加裁处，以符合人们的期望。魏氏错乱的徭役，都应当改除旧制：使承担各种徭役的人不必出境，那么天下需要防备的事情已经减少很多了。又说：政务有许多方面，世间尚未完全合理的事情，很难都用奏疏逐一列举。要振举领要、总摄纲纪，关键在三条：凡是希望政局安静，安静在于停止徭役；停止徭役在于实行无为。仓廪希望充实，充实在于使农业获利；使农业获利在于实行平籴。治理政事希望显著而取信于人，取信在于简约；贤能得到任用，在于官制简约。官职久任，并不难做到。应当按照班次等级相连贯，除非确实不称职，不得任意调转，使其完成任期考核，这样事情就会办好。平籴已经有成法，尚未完备的地方可以继续补足，这样粮食就会积聚起来。所谓无为并不是别的，只是减少劳作和功利之事，抑制那种表面有益而实际有损的做法，如此而已，那么天下就会安静。奏疏上呈后，皇帝下优诏答复他。颂又上奏，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最终没有被采纳。元康初年，他跟随淮南王允入朝，为防备诛杀杨骏，颂驻守殿中。当天夜里，皇帝下诏任命颂为三公尚书。他又上疏议论律令之事，受到当时舆论的赞美。过了很久，调任吏部尚书，制定九班制度，希望使百官安居本职，少有迁调，并通过考核察明才能高下，明确赏罚。贾氏、郭氏专擅朝政，做官的人都想迅速升迁，制度最终没有施行。赵王伦杀害张华时，颂为他哭得非常悲痛。听说张华的儿子逃脱了，高兴地说：“茂先卿还有后代啊！”赵伦的党羽张林听到后大怒，但忌惮颂持守正道，不能加害他。孙秀等人推崇赵伦的功劳，认为应加九锡，百官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颂说：“从前汉朝赐给魏，魏又赐给晋，这都是一时权宜之举，不是可以普遍推行的制度。如今宗庙安定，即使宠妃被废退、权臣被诛杀，周勃诛灭诸吕而尊立孝文帝，霍光废黜昌邑王而奉立孝宣帝，也都没有九锡的命令。违背旧典而沿用权变，并非先王的制度。关于九锡的议论，请不要施行。”张林积累的愤恨不止，认为颂是张华的同党，准备杀害他。孙秀说：“诛杀张华、裴頠已经损害了当时的声望，不可再杀颂。”张林才停止。于是任命颂为光禄大夫，门前设置行马。不久颂病逝，朝廷派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套，谥号为贞。中书侍郎刘沉议论说：颂当时是年少一辈，应当追赠开府。孙秀平素恨他，没有听从。颂没有儿子，收养弟弟和的儿子雍；雍早死，又以雍弟诩的儿子▯为嫡子。孙袭封。永康元年，诏令说颂诛杀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为梁邹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译颂的弟弟彪，字仲雅，参与安东军事，讨伐吴国时俘获张悌，历任官职，升至积弩将军。武库失火时，彪提出拆断屋舍的计策，得以抢出各种珍宝器物，后来历任荆州刺史。二弟仲，字世混，历任黄门郎、荥阳太守，尚未赴任便去世。起初，颂把女儿嫁给临淮人陈矫。陈矫本是刘氏之子，与颂是近亲，出继给姑母抚养，改姓陈氏。中正刘友对此提出议论，颂说：“舜的后代姚、虞、陈、田本来同出一根，而世人都与之通婚，礼法也不禁止。如今此事道理相同，可以通婚。”刘友正想上报，被陈骞阻止，所以颂得以不被弹劾。颂询问明法掾陈默、蔡畿：乡里谁最受委屈？二人都说是刘友。颂变了脸色，呵斥他们。蔡畿说：“刘友因为私下议论而冒犯明府，这一点是错误的；但乡里的公论都说他受了委屈。”刘友被公府征召为掾，后来任尚书郎、黄沙御史。李重，字茂曾，是江夏钟武人。父亲景，任秦州刺史，封都亭定侯。李重年少时喜好学习，长于文辞，很早就失去父亲，与几个弟弟共同生活，以友爱著称。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让推辞而没有就任。后来任始平王文学，上书陈述九品制度说：“先王议定制度，随着时势而因时变革；因革的道理，只在适应变化。九品制度起初是为了防备乱军中的政事，实在不是治理国家永远不变的法则。况且它的检察防范越来越琐碎，征用和刑罚失实，所以朝野的议论都认为，它驱使改变风俗的弊病已经非常严重。然而到了议论改革时，又以为可疑。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先彻底弄清开放与阻塞的利弊，提出并施行，使体例完全贯通而没有阻滞，这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古代诸侯治理国家，分封土地有固定范围，国家有确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别的希望；卿大夫世代享有俸禄，做官没有超越职位的想法，臣下没有越境交往，上下关系稳固，民众的德行归于淳厚。秦朝反其道而行，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汉朝革除秦的弊病，斟酌周、秦制度，同时设置诸侯和郡守，也使分封土地有固定范围，并且要求州牧、郡守各自荐举贤才、贡士，任凭乡里的议论决定，这与圣人的典制相合，可以和三代相比。如今圣德隆盛，光辉照临四方，百姓仰望，欣喜地看到了太平。然而承袭魏氏衰败的习气，人物四处流散，做官没有固定的朝廷，百姓没有固定的居所；郎官、属吏聚集在军府，豪强聚集在都邑，事体错杂，与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废除以后，应先开放迁徙，使人们可以相互合并迁就，同时明确贡举法，不让人才被滥用到境外，那么士大夫就会不分彼此而自然均衡，这就是实行土断了。” 又应当建立官府机构，功效在于简约而久任；等级少，民心就安定；长久任职，政治教化就能形成，才干和能力也会显露出来，这正是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他认为，选官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应当施行。圣王知道治理天下困难，常从容易之处入手，所以把考察纠正之权寄托在乡里，乡邑都成为有司的属地。如果任用的人不是由正当途径选出，事情不是经过考核，即使耗尽圣人的智慧，也仍不足以办理。由此看来，如果这两件事都能实行，人们就会思念本源，在乡里修养自己，追逐浮华的竞争自然停止，礼让之风日益兴盛。”他升任太子舍人，调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述便利之策，称引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议论，主张限制王公以下使用奴婢的人数，并禁止百姓买卖田宅。中书省上奏认为可以，交给主管官员制定条文，李重上奏反驳说：“先王的制度规定士、农、工、商各有分工，不改变自己的职业，是为了利用资源、使民生富足，让各自尽力。周官依据土均法丈量土地，实行井田制度，又辨别五物九等，确定贡赋的次序，然后公私制度确定，天下土地均齐。自秦朝建立阡陌、设置郡县以后，这种制度就消亡了。到了汉、魏，沿袭旧迹，王法严加规定的，只有服饰、车辆、器物按贵贱有差别，命令不得僭越仿效，以免扰乱尊卑秩序。” 至于奴婢和私人财产，并没有特意为它们规定限额。去八年己巳年，诏书重申律令，规定士卒、百工以上的人所穿用、乘坐的一切，都不得违反制度。如果一个县一年之中有违法者，三家以内的洛阳县，十家以上的，长官免职。按照诏书的防范，法制已经很严密了。如今如果采用恬和所陈述的办法，却称引孔光、徐干的议论，这些都是衰世过分奢侈的做法，是当时的弊病。然而强盛汉朝初年，并没有议论这种制度；孔光等人的主张提出而未实行，并不是法令疏漏或来不及施行，而是有能力实行却没有采用。大概是因为诸侯的车服制度已经削减，而井田制尚未恢复，所以王者的法律不能限制人的私有财产。人的田宅既然没有固定限额，奴婢就不应单独限制人数；只怕徒然制定法律，反而琐碎难以检察。如今圣明制定制度，总是崇尚简易，法令禁制已经完备，恬和的上表不必施行。又，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察的人员，请求召回尚书。”荀恺认为，远郡并非人情所乐于任职之处，于是上奏将介登降秩留任。李重驳斥说：“臣听说制定法律而不逐项限定，是为了整齐众人、检察邪曲，并不一定要曲折追究各种情状，使道理没有遗漏。所以受限制的事情少，而得到救济的事情多。如今像介登这样任远郡太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他们降秩留任，动辄成为准例，只怕庸才背负远任，必然会有贪赃受货的牵累，这不是用来肃清王化、安抚安定边远地区的办法。”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听从石鉴所奏，先召介登回来，并且使体例有固定常规，不因远近而采用不同制度。”诏令同意了。太熙初年，升任廷尉平，驳斥廷尉关于邯郸辞等人的奏议，文章很多，此处不全部记载。再次升任中书郎，每逢大事和疑难议论，总是参照经典，所作决定大多得到施行。升任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竞争，不接受私下请托，尤其留心隐逸之士，因此群才都被举荐出来。他征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人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所以海内没有不归心的。当时燕国中正刘沈举荐霍原为寒素之士，司徒府不接受。刘沈又直接到中书省奏举霍原，中书省又下交司徒府参议。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所谓寒素，应当是门第寒微、本人朴素，没有世代承袭爵禄的资历；霍原是列侯，显贵地佩戴金印紫绶，早年曾从事世俗流通之业，晚年才致力于学习，少壮与晚年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年过三十才开始立志，民间声誉尚未与德行礼法相称，名声又不显著，不应列入寒素之人的范围。李重上奏说，霍原隐居以求其志，笃信古道、喜好学习，断绝踪迹居于穷山，蕴藏道术学艺。前后有几位公卿，都因他的名声而听闻他。如今刘沈所列举的情况又是这样，那么州党之间的公议已经足以举荐他了。

译但荀组仍说，民间对他的声誉尚未达到德行礼法的标准，且没有显著名声，只怕辜负幽州的期望，损伤敦厚德行的教化。他认为应当按照诏书所要求的规定，列为二品。诏令同意了，李重与李毅一同任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高尚受到称誉。李毅学识广博而有才智，虽然二人的操守不同，却都处在重要职位。王戎根据他们的见识和能力任用他们，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彦，旧史缺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地位重，外官地位轻，而且官阶繁多重复，有人议论认为不对。李重又上疏说：凡是隐居山林、逃避宠禄的人，虽然违背世俗、不同于时俗，出仕或退处各有不同的轨迹，但先王仍许可他们，是赞美他们内心奉行高尚的义理。从前先帝忧虑清谈风流的弊病，想要恢复淳朴，于是询问朝廷群臣，搜求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开始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征召安定人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召南安人朱冲。太康二年，又以太子庶子的身份征召朱冲。他们虽然都称病不来，但朝野都心悦诚服。陛下追承先帝礼敬贤人的做法，臣访察朱冲在州乡的情况，听说朱冲虽然年老，却志气仍然强健；沉溺于道义，深入荒僻之地，年老而志趣更加新进，操守高尚纯正，所居之处都形成教化，实在是隐居山林的老成德士，可以表率世人、使风俗淳厚。” 臣认为应当施加圣恩，趁他尚未去世，显著地给予优厚的任命。”当时朝廷政事混乱，最终没有听从。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尚德政教化，修治学校，表彰笃行之士，举荐贤能，清廉简约而没有贪欲，以身作则率领下属。在任两年，弹劾罢黜四县官员。他的弟弟嶷去世，上表请求离职。永康初年，赵王伦任用他为相国左司马，他因忧劳成疾而死，时年四十八岁。家境贫穷，住宅狭小，没有停放殡殓的地方。诏令在典客署营造丧所，追赠散骑常侍，谥号为成子。式有名望，官至侍中，咸和初年去世。傅元字休弈，是北地泥阳人。祖父燮，任汉阳太守。父亲干，任魏扶风太守。傅元年幼时成为孤儿，家境贫寒，但博学多才，善于撰写文章，通晓钟律；性情刚强峻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缺点。他任郡上计吏，两次被举为孝廉，又被太尉征召，都没有就任。州里举荐他为秀才，授任郎中。他与东海人缪施都因当时的声誉被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后来参与安东卫军军事，调任温县令，再升任弘农太守，兼任典农校尉。任职之处都以政绩著称，多次上书陈述便利之策，纠正了许多事情。五等爵制度建立后，封为鹑觚男。武帝为晋王时，任傅元为散骑常侍。武帝接受禅让后，傅元进爵为子，加授驸马都尉。皇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辟可以直言不讳的道路。傅元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诤职务。傅元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彰明大的教化，培植义理节操，使上面的道德教化隆盛，下面的清正议论流行，上下相互奉行，人们心中怀有义心。亡秦荡灭先王的制度，用法术驾驭臣民，于是义心消亡。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便看重刑名；魏文帝仰慕高远通达，天下便轻视守节。后来纲纪不能统摄，而虚无放诞的议论充满朝野，使天下不再有清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发作了。陛下以圣德兴起，接受禅让，弘扬尧舜的教化，开辟正直之路，实行夏禹极其节俭的作风，综合殷、周的典章文物。臣也只能赞叹歌颂罢了，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是还没有举用清雅高远、知礼守礼的臣子来敦厚风俗节操，也没有斥退虚浮鄙陋之人来惩戒不敬职守者。因此臣仍敢有所进言。”诏书答复说：“举用清雅高远、知礼守礼的臣子，这是当前尤其重要的事情。”于是让傅元起草诏书进呈。傅元又上疏说：“臣听说舜举用五位臣子，无为而天下得到教化，这是用人掌握了关键。天下各类官署人员非常多，不可不慎重。任用到合适的人和任用不到合适的人，只差一天，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何况日积月累呢？《典谟》说：‘不要使众官职位空缺。’这是说职位不能长期废置。各有疾病而满一百日仍未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优厚其礼秩而保留其恩宠，痊愈以后再重新任用。这样朝廷不因官员废职而空缺，国家也没有官职空置的负担，这是王政的急务。臣听说先王把士、农、工、商分开来治理国家，使事务各有专门的职业，并使人懂得自己的职责。自士以上，为子弟设置太学来教育他们，选取明达的老师来训导，各随才能高下授予职位。农民用来使粮食丰足，工匠用来使器物充足，商贾用来使货物流通。” 所以虽然天下广大、百姓众多，却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分工安排周密完备到这种程度。汉、魏没有确定这种分工，百官子弟不修习经艺，却致力于交游，不懂得处理政事便坐享国家俸禄；农、工的事业大多荒废，有的人追逐不正当的利益而离开本业，只是把名字挂在太学，却听不到先王的风气。如今圣明的政治刚刚开始，而汉、魏的过失还没有改变；散官很多而学校尚未设立，游手好闲的人多而亲自务农的人少，工匠制作的器物也不能完全适合需要。臣认为应赶快确定制度：统计天下有多少人应为士，足以补充在官吏员；有多少人应为农，三年可以储备一年的粮食；有多少人应为工，足以供应器用；有多少人应为商贾，只要足以流通货物即可。尊重儒学、崇尚学习，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这些都是事业的要务。先前皇甫陶上奏，想让获得赐官的散官都接受考核，命令他们亲自耕作，使天下享有粮食充足的利益。禹、稷亲自耕种，福泽流传后世，所以《明堂月令》记载帝王亲耕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曾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大夫，为躲避庄公的祸难，也曾在海滨耕作。从前圣帝明王、贤臣俊士，都应当从事农业。王室赐予官职而冗散无事的人，如果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不能无缘无故放任他们坐享百姓供养。

译如今文武官员已经很多，而接受赐官却不任职的人又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耕种的，占应当务农者的一半；面南而坐、享受俸禄的人，是从前的三倍。假如让冗散官员务农并收取自己的租税，各家都能得到实际收益，那么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一个家庭富足，做儿子就会孝顺，做父亲就会慈爱，做兄长就会友爱，做弟弟就会敬爱兄长；天下粮食充足，仁义的教化即使不下令也可以实行。治理政事的关键，是根据人数设置官职，按人口分配事务；士、农、工、商的分工，一刻也不可废止。如果还不能精确制定这种制度，就统计天下文武官员中足以充任副贰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人都归于农业。百工、商贾中有年长者，也都归于农业。像这样致力于农业，怎么会有不富足的呢？《虞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或升迁才能优劣，这就是说九年以后才有迁调叙用。’所以官职任得久，才会考虑建立慎终的教化；任职不久便离任，就会竞相施行只顾眼前的政事。六年的期限，时间短浅，不能周全地实行黜陟。皇甫陶所上奏的意见，合于古制。儒学是王者教化的首要事务。尊崇它的道术，重视它的事业，慎重选择人才，尚且担心教化不能崇盛，怎么能忽略它而不当作急务呢？” 臣担心这种情况一天天衰退而人们却没有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既然如此，尊崇道，并不只是尊崇道书，而是说要尊崇实行道的人；重视这种事业，是不随便把它教给不合适的人；慎重选择，是不随便任用不合适的人。做到这样，学校的纲领就建立起来了。奏疏上呈后，诏书嘉奖他。不久升任侍中。起初，先进的皇甫陶入朝后，因为一件事情与傅元争论，言语喧哗，被有司弹劾，两人最终都因此免官。泰始四年，任命傅元为御史中丞。当时水灾、旱灾颇多，傅元上疏陈述五件便利之事。第一件说：耕夫只顾多种，却因耕作灌溉不当而不能成熟，只白白耗费功力而没有收成。过去持用官牛的士卒，官府得六成，士卒得四成；自己持有私牛的，与官府平分。这一制度施行已久，众人的心都安定了。如今突然减少持官牛者所得，官府得八成，士卒得二成；持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七成，士卒得三成。人们失去原有所得，必然不高兴。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让使用官牛的屯田兵仍得四成，使用私牛的与官府平分，这样天下屯田兵就会欢欣喜悦，爱惜已经收获的谷物，不会有损失抛弃的忧虑。第二件说：郡守虽奉行务农的诏令，仍不尽心尽力开发土地的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从前汉朝因为垦田数目不实，征召并杀死二千石官员的有十多人。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申明汉朝旧法，以此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来督促。第三件说：魏初没有留意水利事务，先帝统领百官后，把河堤分为四部，加上原有的共五名谒者。因为治水功业极大，与农事同时兴办，不是一人所能周遍负责的。如今只有一名谒者凭一己之力巡行天下各处水利，没有时间能够遍察。臣私下见到河堤谒者车谊不懂水势，应调任其他职务，另选懂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各自精通本地区的事务。第四件说：古代以一百步为一亩，如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增加的数目超过一倍。近来魏初考核田地，不追求增加亩数，只注重修治耕作功力，所以旱田收成达到十多斛，水田收成达到几十斛。近年以来，日益增加按田亩计征的考核，而屯田士卒更加疲惫，耕作功力不能修治，竟至每亩只有几斛，甚至不足以抵偿种子，这不是与从前天地悬殊，而是横遭灾害。它的弊病正在于只求增加亩数而不修治功力。臣私下见河堤谒者石恢对水利和农事都很精通，知道其中利弊，请求中书省召见石恢，详细询问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第五件说：臣认为胡人夷族具有野兽般的心性，与华夏不同，其中鲜卑最为严重。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不考虑后患，使数万鲜卑人分散居住在人群之间，这必然形成祸患的形势。秦州刺史胡烈平素在西方有恩信，如今胡烈前往，诸胡虽然已经没有恶意，也必将逐渐消弭。然而野兽般的心性难以保证，不一定能够长久安定。以后如果发生动乱，胡烈的谋略能够制伏他们，只怕胡虏恰好因讨伐攻击而陷入困境，便能向东进入安定，向西奔赴武威。表面上说是投降，实际上可能再次发动。若这两个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恶胡在东西两方都有藏身和游动之地，便会再次造成祸患，无法禁止。应当在高平川另设一郡，依托安定西部都尉，招募乐意迁徙的民众，优厚减免其赋役来充实该郡，以打通北道，逐渐充实边境。详细议论安定、武威二郡以及新设郡，都让它们隶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专门掌管防御边境的事宜。”皇帝下优诏答复他。五年，升任太仆。当时连年歉收，羌、胡侵扰边境，诏令公卿会议防备之策。傅元回答诏问，陈述事情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却常常得到优容。调任司隶校尉。献皇后在弘训宫去世，设置丧位。旧制规定，司隶在端门外，座次在诸卿之上，独席而坐。司隶进入殿内后，按照本品秩，座次在诸卿之下，依次就座而不独席。但谒者把弘训宫视为殿内，制定的座位在诸卿之下。傅元愤怒，严厉地责问谒者。谒者妄称这是尚书所安排的，傅元当着百官的面辱骂尚书以下官员。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弹劾傅元不敬。傅元又亲自上表，所陈述的并不属实，因此获罪免官。然而傅元天性严峻急躁，不能容忍别人。每逢有奏劾之事，有时遇到天色已晚，他捧着白简，整理簪带，惊起跳动而不能入睡，坐着等待天明。因此权贵游宦都畏惧服从，台阁之间风气肃然。不久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刚。傅元年轻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诵读学习。后来虽然地位显贵，著述也没有停止。他撰写评论治理国家、九流以及三史故事的著作，评断其中得失，分别编成类别，名为《傅子》，分为内篇、外篇、中篇，共有四部六录，合计一百四十篇，数十万字；另有文集一百多卷，流传于世。傅元起初写成《傅子》内篇，让儿子傅咸拿给司空王沉看。王沉写信给傅元说：“读到您所著的书，言辞丰富而有助于治理，能够经纶政体，重视儒教，足以堵塞杨朱、墨子一流的逃遁之说，使孙卿、孟子在往代的地位得到齐平。每次打开书卷，没有一次不为之叹息。没想到贾谊自以为超过他们，而如今看来竟比不上您，这确实可信。”

译后来追封清泉侯，儿子傅咸承袭爵位。傅咸字长虞，刚强简约而有大节，风度严峻端正，见识聪明明悟，憎恶坏人如同仇敌，推举贤能、乐于行善，曾经仰慕季文子、仲山甫的志向。他喜好撰写文章和议论，虽然文辞不够绮丽，但所说的话可以成为规范和借鉴。颍川人庾纯常感叹说：“长虞的文章，接近《诗经》作者的作品了。”咸宁初年，傅咸承袭父亲爵位，授任太子洗马，屡次升迁为尚书右丞，出任冀州刺史。他的继母杜氏不肯随他赴任，傅咸上表请求解除官职。三十天之内，升任司徒左长史。当时皇帝留心各项政务，下诏询问朝臣政事的得失，傅咸上言说：“臣私下考虑，自泰始开元至今，已经十五年了。然而军队和国家还不富足，百姓不能丰足，一年歉收，便有人面带菜色，实在是因为官员太多、事务繁重，免除赋役过于滥施，侵耗民力的人多，而亲自务农的人少。过去都督有四人，如今兼置监军，竟超过十人。夏禹分布土地，划分为九州，如今的刺史，几乎增加了一倍。户口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设置的郡县却更多；空设校尉牙门，对宿卫没有益处，却虚设军府，动辄有上百处。五等诸侯又各自设置官属，所有宠赐供给，都产生于百姓。” 一个人不务农，就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不务农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五谷普遍丰收，也仅仅够勉强接续，一旦稍有灾害，便无法继续供养。臣认为当今的急务，是先合并官署、减少事务，使政事安静、徭役停止，上下同心，只把农业作为要务。”傅咸在任时，多有坚持正道之举。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次因病迁居，不能接待宾客、接受请托，请以尚书郎曹馥代替孔毓。”十天后又上奏让孔毓担任中正，司徒三次拒绝夏侯俊，因此坚持原来的任命。傅咸认为夏侯俊任意决定取舍，于是上奏免去夏侯俊的大中正。司徒魏舒是夏侯俊的姻亲，多次拒绝署名，傅咸坚持正义，极力责难魏舒，魏舒始终不从。傅咸于是独自上奏弹劾魏舒，魏舒认为傅咸言辞激烈、毁谤不正，便调傅咸为车骑司马。傅咸认为世俗过于奢侈，又上书说：“臣认为谷物和丝帛难以生产，而使用它们没有节制，就不可能不匮乏。所以先王教化天下，对于吃肉穿丝都有制度。臣私下认为，奢侈的耗费比天灾还严重。古代尧居住的是茅屋，如今百姓竞相把房屋建得豪华；古代臣下没有玉食，如今的商贩小人都吃腻了精美的肉食；古代后妃才有特别的装饰，如今的婢妾都穿着绫罗；古代大夫才不徒步行走，如今卑贱的奴仆却乘坐轻车、驾驭肥马。古代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却有储蓄，是由于节俭；如今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却忧虑不足，是由于奢侈。想使当时节俭，就应当责问奢侈；奢侈得不到责问，便会相互攀比、崇尚奢华。”从前毛玠任吏部尚书时，当时没有人敢穿漂亮衣服、吃精美食物。魏武帝感叹说：“我的法令比不上毛尚书。”命令各部门用心办理政事，都像毛玠一样，改变风俗并不困难。又议论把县狱迁到郡里，以及应当设置二社，朝廷都听从了。升任尚书左丞。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傅咸对杨骏说：“事情会随时代变化，礼也应随时制宜，居丧期间不能处理政事的做法，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臣私下认为，山陵之事已经办完，明公应当考虑政权兴衰的适宜做法。从前周公是圣人，尚且不能免遭毁谤，何况圣上年纪尚轻，并不是成王。”之年吗？得意忘言，言语不容易全部说尽。如果明公能够察知臣的诚恳，话哪里需要很多？”当时司隶荀恺的堂兄荀防上表请求前往吊丧，诏令已经听从但尚未下达。荀恺于是去见杨骏，傅咸借机上奏说：“荀防死去的威势之下，兄弟之间深切怀念，同堂亲属死亡，才不过两夜。圣恩怜悯，允许他前往吊丧。诏令尚未下达，他便已经动身，这是仓促谄媚的敬意，并没有友爱亲属的感情。应当加以明显贬斥，以此使风教兴盛。”皇帝因为杨骏掌管朝政，下诏不予追问。杨骏非常畏惧傅咸。傅咸又写信给杨骏，委婉而尖锐地讽谏他，杨骏的态度稍有收敛，但渐渐心中不平。因此想把傅咸调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说杨骏，不应斥逐正直之人，事情才停止。杨骏的弟弟杨济平素与傅咸友善，写信给傅咸说：“江海的水流混混不断，所以才能成就深广。天下是大器，不可能稍微一下就治理完。可是观察每件事都想马上办完，生出了只会把官事当作小事的人。官事并不容易办完，把事情当作已经办完，正是装作痴愚，又自以为快意罢了。左丞总管御史台，维持八座的正道，这个职位不容易居处。凭你的性情处在这种不易担任的职任上，就更加不容易了。我想你大概已经为此伤透脑筋，所以把这些都写信告诉你。”傅咸答复说：“卫公说，酒色杀人，这比因正直而死还严重。因酒色而死，人们不会后悔，也不畏惧违逆；因正直招致祸患，是因为心中不正，只想把苟且偷安当作明哲保身。自古以来因正直招致祸患的，应当是由于矫枉过正，或者不忠不实，想用刚烈过甚来博取声名，所以招来愤怒。哪有诚恳尽忠、有益于政事，却应当被人憎恨的呢？”过了不久，杨骏被诛杀。傅咸调任太子中庶子，升任御史中丞。当时太宰、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傅咸写信给他说：“傅咸认为，太甲、成王年幼，所以才有伊尹、周公辅政之事。圣人尚且不能免除疑议，何况臣并非圣人，大王也不是幼主，怎么可以施行伊尹、周公之事呢？皇上正处于谅闇之中，听命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擅自成为伊尹、周公，自以为是为了天下安定；因此至死所犯的罪过，既多得数不清，也有殿下所了解的。杨骏被讨伐，是皇帝亲自发动的，孟观、李肇只是参与知晓密谋罢了。至于论功行赏，应当把美名归于皇上，孟观等人已经封赏数千户、县侯。圣上因为杨骏死去，众人无不欣悦，所以论功时宁可厚赏，以满足他们的欢心。这是群臣应当据实裁量的事情，却于是煽动东安公封王孟、李为郡公，其余人封侯、伯、子、男，既无妄增加爵位，又连续越级三等升迁。这种声势显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从未有像这样过分的。没有功劳却厚加赏赐，人人都会乐于国家发生祸乱，因为祸乱发生后还会再有大功。人竟然以祸乱为乐，难道可以达到这种地步吗？做出这些事，都是由于东安公；臣认为殿下应当以正道匡正他。”

译众人所愤怒的，只是不公平罢了。如今却把赏赐都加倍议定，没有人不失望。臣愚昧庸陋，不只是失望而已，私下还以此为忧。又，讨伐杨骏时，殿下在外，实际上并未参与谋划。如今想把重任交给您，所以让殿下论功。论功的事实并不容易处理，不如坐观得失，才有居守正道的适宜做法。傅咸又因为司马亮辅政而专权，进谏说：“杨骏有震慑君主的威势，把重任交给亲戚，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如今处置重任，应当反过来避免这种过失。臣认为应当安静沉默、保养精神，只有发生重大得失时才加以维持。不是大事的事情，一概压下遣退。”近来四次到您府上拜访以及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充塞街道，这种过分聚集，应当停止消除。又，夏侯长容奉命为先帝祈请寿命，祈祷没有得到感应，先帝驾崩，他本应自责，却自称有请命之劳，而公认为这是少府的私下议论。说夏侯长容是公的姻亲，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一只狗看到形影就吠叫，百只狗听到声音也跟着吠叫，只怕群犬吠叫，竟到了不可听信的地步。傅咸为人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议论，曾经触犯杨骏，几乎因此遭受杀身之祸，何况对于殿下，难道应当顾惜过去而顺从车驾吗？殿下曾对他说：‘你不知道韩非所说触犯君主逆鳞的话吗？’ 而我突然触摸天子的逆鳞，自知所陈述的确会触怒猛虎的胡须。之所以敢说，是希望殿下能够知道我的微薄诚意。过去触摸天子的逆鳞，是想竭尽忠心；如今触怒猛虎的胡须，并不是想作恶，必定会因此得到宽恕。”司马亮没有采纳夏侯长容，是因为夏侯骏。等到诏令群臣举荐郡县官职，用来补充内官时，傅咸上书认为，用人不应拘泥于内外职位。近来重视内官而轻视外官，已经形成风俗，这种弊病确实应当改革，应使内外互相通达而无所偏重。既然要使内外通达而不偏，如果选用不公平，就应当严加责罚；责罚如果确实严厉，就不必担忧不公平。况且胶住琴柱不能调弦，何况任用官员可以加以限制吗？臣考虑，之所以设置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时进退不当；进退不当应当随事制定办法，不需要用固定的法律限制。法律一旦设有限制，对于实现长远目标来说，岂不是拘泥吗？有人说，不制定这种法律，凭什么责罚？臣听说刑罚是惩治小人，义理是责备君子。责备君子在于内心，不在于限制。正始年间，任用何晏，内外许多职位都各得其才，明美的景象在那时可以看见。像这样，并不只是靠限制性的法律造成的，而是由于委任得当。委任所产生的警惧比限制法律更强，这是法律本身的过失，不是自己的罪过。尤其不应归罪于自己，因为责罚他们时不会有畏惧。这就是所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假如接受委任，一方面考虑罪过会牵连自己，另一方面害怕招致怨恨和诽谤；事情办得好，朝廷内外都会称颂，事情办不好，众人的怨恶都会归于自己。在这种战战兢兢的处境下，和倚靠限制性的法律来苟且免罪相比，哪个更好呢？傅咸再次任本郡中正，因继母去世服丧而离职。不久起用为议郎，兼任司隶校尉。傅咸前后坚决推辞，朝廷不听。于是命使者到他家授官，傅咸又把印绶送还。公车令不再接受他的辞让，催促使者让他代理职务。傅咸认为自己没有兄弟，丧祭没有主祭之人，再次详细陈述请求，于是朝廷让他在官舍设置灵位。傅咸不得已开始处理政事。当时朝廷宽弛，豪强放纵，互相私下请托，朝野混乱。傅咸上奏免去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人。京都肃然，贵戚震慑服从。仆射王戎当时兼任吏部，傅咸上奏说王戎充数居于台辅，又兼掌选举，不能使风俗安静、凝聚众多功业，反而使人心动摇，助长浮华竞争。中郎李重、李义又不能相互匡正，请求免去王戎等人的官职。诏令宽宥王戎，解除对他的禁令。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违背典制，越过职权侵扰他官，干犯非其职分，上奏免去傅咸的官职。诏令也不准许。傅咸上奏说：“按法令，御史中丞监督司察百官，皇太子以下，在行马以内有违法法令的人，都应当纠察弹劾。即使在行马以外，而监司不加纠察，也可以上奏，如法令原文所说。行马以内有违法法令的事情，说的是禁防之事。宫内禁防，外部官署不能执行，所以专门施加给御史中丞。如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宰和卖酒等事不断，像这一类事情，御史中丞推究责问州郡，正是现在所谓行马以内之事，适用于禁防。既然说御史中丞监督百官，为什么又说行马以内呢？既然说百官，就不应再说行马以内；内外众多官员都称为百官，那就已经贯通内外了。司隶之所以不再说行马内外，是因为禁防之事已经在御史中丞条文中说明了。御史中丞、司隶都纠察皇太子以下官员，那么就是共同掌管司内司外的事务。不能说御史中丞专管内，百官和司隶专管外。自从设有御史中丞、司隶以来，二者相互弹劾内外众官，凡是能够纠察的，都没有内外的限制。但解结一旦横加挫辱臣下，臣先前不逐条细说，是希望通过解结的奏议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今既然愿望没有实现，而诏令却说我只是有过错，并非有所不及。” 由此可见，原本就是这样。臣惭愧地担任司隶之职，理应端正自己，率领他人。如果他们有过错，臣不敢接受宽宥，因此陈述自己的愚见。司隶与中丞共同纠察皇太子以下的官员，那么皇太子以下就没有不可以纠察的。可以纠察皇太子，却不能纠察尚书臣的昏昧闭塞，这实在是臣不能理解的。难道皇太子是在行马以内吗？皇太子在行马以内尚且可以纠察，尚书在行马以内却不许纠察，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道理明白如火，已经确定无疑；用这个来挫折臣，臣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至于这样做对视听的影响，难道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吗？臣记得，石公从前在殿上脱衣服，被司隶荀恺弹劾，先帝不认为这是错误，当时没有人说他侵犯职权。如今臣才纠察尚书，就应当获罪吗？咸屡次亲自上奏援引旧例，条理明白，朝廷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说法。吴郡顾荣曾给亲友写信说：“傅长虞担任司隶，刚强正直，忠诚果断，弹劾审查令人震惊；虽然不是周全多才的人，但他的偏执明察也是可贵的。”元康四年，他死于任上，时年五十六岁。诏令追赠司隶校尉，赐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二十万，谥号为贞。他有三个儿子：敷、晞、纂。长子敷继承爵位。敷字颖根，清静有操守，向来懂得写文章，授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太傅参军，都没有赴任。

译永嘉之乱时，他避居会稽。元帝征召他担任镇东从事中郎。他一向患有虚弱之疾，元帝多次劝谕，他推辞不得免，只得乘车带病到任，几个月后去世，时年四十六岁。晞也有才思，担任上虞令，政绩很突出，死于司徒西曹属任上。咸的堂弟只，字子庄，父亲是嘏，魏朝太常。只生性极为孝顺，早年就有声名，以才干见识明敏干练著称。武帝开始建立东宫时，起家任太子舍人，屡次升任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因母亲去世离职，等到安葬母亲时，诏令赐给太常所用的五等吉凶导从仪仗。他的母亲葬礼获得导从仪仗，从此以后，各位卿大夫的夫人下葬也给导从仪仗，便从此开始。服丧期满后，任荥阳太守。自从魏黄初年间发生大水以后，黄河、济水泛滥，邓艾曾写《济河论》，开凿石门使水道通畅。到这时又浸坏了，只于是修筑沈莱堰，直到今天兖州、豫州都没有水患，百姓为他立碑歌颂。不久上表请求兼任廷尉，升任常侍、左军将军。皇帝去世时，梓宫还停放在殡宫，太傅杨骏辅政，想取悦众人，议论普遍进封爵位。只给杨骏写信说：“从来没有帝王刚去世，臣下就议论功劳的。”杨骏没有听从。只入朝任侍中，当时将要诛杀杨骏，而杨骏并不知道。只陪杨骏坐着，说：“宫门关闭，内外不相通。”只请求同尚书武茂去听取国家的消息，作了一揖便下阶离去。武茂还坐着，只回头对他说：“您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子吗？如今内外隔绝，不知道国家在哪里，怎么还能安坐？”武茂才惊慌起身。杨骏已经被杀，裴楷的儿子瓒是杨骏的女婿，被乱兵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裴楷关系不和，便上奏说裴楷是杨骏的亲属，将他收捕交给廷尉。只证明裴楷无罪，诏令赦免了他。当时又收捕杨骏的属官，只再次上奏说：“从前鲁芝担任曹爽的司马，斩关冲出前去投奔曹爽，宣帝认为他有义气，后来还升任青州刺史。杨骏的僚属，不应再加惩罚。”诏令又赦免了他们。只多次纠正和维护正道，都是这样。授任河南尹，还没有正式就任，又升任司隶校尉。因讨伐杨骏有功，应当封为食邑八千户的郡公，他坚决推辞，减去一半，降封为灵川县公，食邑一千八百户；余下二千二百户封给小儿子畅，封为武乡亭侯。又把原本的封邑赐给兄长的儿子隽，封为东明亭侯。楚王玮假传诏令时，只把这件事上报，因拖延滞留而被免官。一年后，升任光禄勋，又因公事被免职。氐人齐万年起兵反叛，朝廷任命只为行安西军司，加授常侍，率领安西将军夏侯骏讨伐并平定了他。升任卫尉，因患风疾退位，朝廷就地任命他为常侍，享受卿的俸禄秩级，赐给钱财以及床帐等物。不久加授光禄大夫，门前设置行马。赵王伦辅政时，任命他为中书监，常侍一职仍旧保留，用来安定众心。只以有病为由推辞，赵王伦派御史用车把只送到任所。王戎、陈准等相互说道：“傅公处理政事，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忧虑了。”他受到众人的倚重和信任，就是如此。赵王伦篡位后，又任命他为右光禄大夫，开府，加授侍中。惠帝回到宫中，只因为曾接受伪职，请求退职，没有获准。当初赵王伦篡位时，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多人预先撰写禅让诏文。赵王伦失败后，齐王冏把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交给廷尉，因为禅文从中书省发出，又议论处置只的罪责，后来由于遇到大赦而获得宽宥。后来查明禅文草稿并不是只所撰写，于是诏令恢复他光禄大夫的官职。他的儿子宣娶弘农公主为妻，不久升任太子少傅，上表退位，回到府第。成都王颖担任太傅时，又任命只为少傅，加授侍中。怀帝即位，升任光禄大夫，还没有正式就任，又加授右仆射、中书监。当时太傅东海王越辅政，只位居宰辅，每次都宣讲君臣谦让谦光的道理，因此上下和睦。只通晓国家大体，朝廷制度有很多都由他主持办理。历任左光禄大夫、开府，代理太子太傅，侍中一职照旧。病势沉重，他请求退位，没有获准。升任司徒，因脚疾，诏令允许他乘舆车登殿，他没有正式拜受。大将军茍晞上表请求迁都，派只出行到河阴，修理船只，准备水路行军。洛阳陷落后，他们于是共同建立行台，推举只为盟主，以司徒身份持节、任大都督诸军事，向四方发布檄文，派儿子宣带公主与尚书令和郁前往告知各地长官，征召义兵。只亲自驻扎在盟津小城，宣的弟弟畅代理河阴令，等待宣到来。只因突然发病去世，时年六十九岁。只自认为义举和忠诚没有完成，强忍病痛亲笔写信告诫两个儿子。宣、畅的辞令防守深切，读到的人无不感动激昂。只著有文章、驳论十多万字。宣字世弘，六岁时，侍奉继母，哭泣如同成年人，亲戚中表都认为他奇异。长大后喜好学习，赵王伦任命他为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升任司徒西曹掾。离职后，多次升任秘书丞、骠骑从事中郎。惠帝从长安回来，任命宣为左丞，他没有接受。升任黄门郎，怀帝即位后，转任吏部郎，又任御史中丞，四十九岁去世，没有儿子，以畅的儿子冲为嗣。畅字世道，五岁时，父亲的朋友见到他，便逗弄他，解下畅的衣服，取走他的金环交给侍者；畅并不在意，父亲因此责备他。还未到二十岁，就有很高的声望，因选拔入东宫侍讲，任秘书丞，后来死在石勒那里。石勒任命他为大将军右司马，他熟悉朝廷礼仪，常常参与机密事务，石勒非常器重他。他撰写《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撰写《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去世。他的儿子咏过江后，任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译向雄字茂伯，是河内山阳人。父亲向韶，任彭城太守。向雄起初在郡中任主簿，侍奉太守王经。王经死时，向雄哭得极其悲哀，市上的人都为他感到悲伤。后来太守刘毅曾因没有罪过而鞭打向雄，等到吴奋接替刘毅担任太守，又因小过错把向雄关进狱中。司隶钟防在狱中征辟向雄为都官从事。钟防死后，没有人替他收殓，向雄迎接他的遗体并安葬了他。文帝召见向雄责问说：“从前王经死时，你在东市哭泣，我没有追究。如今钟防亲自参与叛逆，你却擅自收葬他。如果再容忍你这样做，王法将怎么办？”向雄说：“先王掩埋暴露的尸骨，难道要先考察死者的功罪，然后才安葬吗？如今王法已经诛杀他，法律上的处置已经完备；向雄感于义理收葬他，教化也没有缺失。法令由上面确立，教化在下面弘扬，何必一定要让我违背生者、背弃死者来树立当世的威势？殿下仇视枯骨，把他丢弃在荒野中，成为后世仁人贤者的资鉴，难道不可惜吗？”皇帝非常高兴，与他交谈宴饮后遣他离去。多次升任黄门侍郎。当时吴奋、刘毅都任侍中，一同在门下省，向雄起初不与刘毅交谈。武帝听说后，命令向雄恢复君臣之间的和好。向雄不得已，于是到刘毅那里拜了两拜，说：“刚才奉诏命说君臣关系已经断绝，如今又要怎样呢？” 说完便离开了。皇帝听说后大怒，问向雄：“我命令你恢复君臣之间的和好，你为什么反而断绝关系？”向雄说：“古代君子，以礼节任用人，也以礼节辞退人。如今任用刘毅，好像把他扔进粪坑；辞退他，好像把他坠入深川。刘河内对臣没有成为首要仇敌，就已经是臣的幸运了，怎么还能重新成为君臣之好呢？”皇帝采纳了他的说法。泰始年间，多次升任秦州刺史，赐假赤幢、曲盖、鼓吹，赐钱二十万。咸宁初年，入朝任御史中丞，升任侍中，又出任征虏将军。太康初年，任河南尹，赐爵关内侯。齐王攸将要返回封国，向雄进谏说：“陛下的子弟虽然很多，但有声望的很少。齐王留在京城，实际获益很大，不能不加以考虑。”皇帝没有采纳。向雄再三进谏，触犯了皇帝的意旨，起身径直离去，终于因愤懑而死。他的弟弟向匡，惠帝时任防军将军。段灼字休然，是敦煌人。世代是西土的著姓，果敢正直，有才辩。年轻时在州郡任职，逐渐升任邓艾的镇西司马。跟随邓艾攻破蜀国，有功，封关内侯。多次升任议郎。武帝即位后，段灼上疏追究邓艾的冤屈说：“邓艾本来只是掌管屯田、管理牛犊的人，恩宠和官位已经达到极点，功名也已经成就。七十岁的老人，还求什么呢？只是因为刘禅刚刚投降，远方郡县还没有归附，所以假传命令、代行皇帝权力，权宜地安定国家。钟防有叛逆之心，畏惧邓艾的威名，便利用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构陷成邓艾的罪行。邓艾接到诏书，立即束手就缚。他确实知道，若能面见先帝，必定没有应当处死的道理。等到钟防被诛杀以后，邓艾的将吏愚昧鲁莽，竟一同追赶邓艾，解除了他的囚禁。邓艾身处困境，从未参与谋划，却独自遭受腹背夹击的诛杀，难道不可悲吗？臣认为应当允许邓艾归葬，归还他的田宅，恢复封爵并确定谥号；这样邓艾死后便没有遗憾，天下追求名节的人和想建功立业的臣子，也一定会投入汤火，乐意为陛下而死。”皇帝读到奏表，非常赞赏他的用意。后来段灼又陈述时务说：“我听说唐尧把亲睦九族放在首位，周文王把刑于寡妻作为急务。贤明的君主和圣主，没有不先亲近后疏远、由近及远的。” 臣认为太宰、司徒、卫将军这三位王，应当留在洛阳镇守；其余诸王中，从州郡征召来足以任职的，年满十五岁以上的，都应遣送到封国。应当选任中郎、傅、相，兼具文才武略来辅佐他们。允许他们在封国修治兵马，广泛施布恩德信义，连接城池、开挖护城河，成为晋、鲁、卫所说的磐石般的宗室，那么天下就会臣服于他们的强盛。虽然说这是割分土地，但譬如从袋中分出贮藏物，也仍然是一家所有。若担心后世势力过于强大，自然可以预先制定制度，使他们推恩给子弟以分割封地。这样枝分叶布，逐渐自行削弱缩小，最终逐步分成万国，也是后世的利益，不值得忧虑。从前汉代，诸吕心怀疑惧，内部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属，外部有九国诸侯的强大势力，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的适宜办法，是让诸侯强大，这才是像泰山一样的坚固屏障。不是我族类的人，他们的心必然不同。而魏朝的法律禁锢诸王，使亲戚隔绝，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近来又无故把天下分割开来，设置五等诸侯；上面没有按照贤能来授予，下面也不根据功劳来议论，却把是非混杂在一起，按惯例都接受茅土，似乎只是权宜时的办法，并非长久的制度。若最终不加改变，这也是扰乱人心、逐渐造成混乱的开端。”他又陈述说：“从前讨伐蜀国时，招募凉州的兵马和羌胡勇士，答应给予重赏，五千多人跟随邓艾讨贼，功劳都列第一。” 然而乙亥诏书规定，州郡将领和督将不与中外军队一同论功，即使功劳列在上等，也没有应当封爵的人。只有金城太守杨欣所统领的军队，因为以兵势逼近江由，获得封爵的有三十人；从金城以西，不属于杨欣部下的，没有一人获得封爵。假如按照中军的例子，即使功劳在下等也必定封侯；而州郡军队即使功劳很高也不封爵，这并不是所谓亲近者不重复施恩、远方者不遗漏恩赏的做法。功名和重赏，是士人所争取的；不公平导致怨恨，由来已久。臣认为这类人应当补行爵封。段灼前后多次陈述事情，总是被皇帝阅览，但自身官位卑微、势单力孤，不能得到提拔任用，于是请了长假回乡。临走时派儿子段颖上表陈述五件事：第一，任用忠贤，罢免不肖；第二，扩大贡士的途径；第三，建立养老制度；第四，申明信誓；第五，封树同姓。奏书上达后，皇帝阅览并认为奇异，提拔他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死于任上。阎缵字续伯，是巴西安汉人。祖父阎圃任张鲁的功曹，劝张鲁投降魏，封平乐乡侯。父亲阎璞继承爵位，在吴国任官至防牱太守。阎缵寄居河南新安，年轻时结交英豪，广泛交游，博览古典，通晓事物的道理。

译父亲去世后，继母不慈爱，阎缵侍奉她更加谨慎，但继母却更加憎恨他，于是诬告阎缵盗取父亲在世时的金银财宝，向有关官府申诉，因此阎缵被清议排斥了十多年。他没有怨恨的神色，孝顺谨慎，从不懈怠。后来继母的心意才缓和，改由中正评定，阎缵才恢复品第，任太傅杨骏的舍人，转任安复令。杨骏被诛杀时，阎缵弃官回乡，召集杨骏旧日的主簿潘岳、掾崔基等人一同为他安葬。崔基、潘岳害怕获罪，推举阎缵主持。坟墓修成后，正要安葬杨骏的堂弟杨模，武陵王澹扬言要上表诛杀主谋，众人都害怕填坟逃走，只有阎缵用自家的财产修成坟墓，安葬杨骏后离去。国子祭酒邹湛认为阎缵的才干足以辅佐著作，便向秘书监华峤推荐他。华峤说：“这个职位清闲而俸禄丰厚，有权势的人还争夺不过来；即使想求用他的才干，也终于不能任用。”河间王颙征召他为西戎校尉司马，因有功封平乐乡侯。愍怀太子被废时，阎缵用车载着棺材到宫阙，上书为太子申辩冤屈说：“臣伏地思量，遹生长于深宫，沉溺于富贵，受到先帝和父母的宠爱。他们每次选择师傅，直到下面的群吏，大都选取膏粱子弟、击钟列鼎而食之家，很少有寒门儒素之士，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也没有郑庄、汲黯那样的人，终于使他没有见到侍奉父亲、侍奉君主的道理。臣考察古代典籍，太子居处应当采用士人的礼仪，与国人同列，以此表明先王想让他先知晓卑贱然后才能尊贵。近来东宫也稍微太过盛大，所以导致了失败。从前戾太子无故起兵抗命，而壶关三老上书，采用田千秋的说法，仍只说是儿子戏弄父亲的兵器，罪过只是应当鞭打罢了。汉武帝因此醒悟，筑造思子台。如今遹虽然行为失当、言语悖逆，但受罪之日并不敢失去正道，罪行还轻于戾太子，尚且可以禁制约束。应当重新慎重选择保傅，像司空张华那样道德深厚久远、内心忠诚的人，任命为他的师傅；像光禄大夫刘寔那样出身寒苦而自立，始终不衰，年纪如同吕望，经籍学问没有荒废的人，任命为他的保傅；像尚书仆射裴頠那样明察公正、恭敬严肃、体察道义而守持正道的人，任命为他的朋友。设置游谈、文学官，都选寒门孤官中凭学问品行自立的人，以及选取勤勉办理官事、经历艰难、侍奉君亲、名声品行一向闻名的人，让他们与太子共同居处。让严明的御史监视防范他身边的人，断绝贵戚子弟和轻薄宾客。这样一来，太子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直之人。师傅、文学官可以每十天讲论一次，让他们共同在太子面前谈论，命令他们只讲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侍奉君主，以及思过改错的道理，使太子都听到善道，也许可以保全。” 从前太甲有罪，被放逐三年，思念并恢复常道，终于成为殷朝的明王。魏文帝害怕被废，早晚自我警戒，最终能够保全自己。到了明帝，因为母亲获罪，被废为平原侯；朝廷为他设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官，都选用正直之人，共同匡正纠改他，谨慎地避免刑罚。他以孝侍奉父亲，父亲去世后谨慎地侍奉母亲，名声传遍天下，直到今天人们仍称道他。汉高皇帝多次在宫廷设宴，想废掉太子，后来有商山四皓做太子的老师，张良做太子的傅，太子最终又成就起来。前事不可忘记，是后事的警戒。如今天下多有忧患，储君是国家大事，不应当空缺，应当作长远打算，暂且不要急于处置，先严格教诲，依照平原侯的旧例。如果仍不悔改，放弃他也不晚。臣一向出身寒门，没有力量做官，也没有经过东宫，并不是对遹有私情。臣想到从前楚国处女劝谏楚王说：“有龙没有尾巴”，意思是楚国君王年满四十还没有太子。臣曾经担任近职，虽然未能亲自结交天子，心情却同守宫门的宦官一样，忠心恳切，完全是为国家谋划。臣的老母亲见臣写这篇表章，便为臣占卜，说：“这封奏书一旦被皇帝看到，你就会死。”妻子儿女守着臣，哭泣着劝止我。臣却认为自己屡次受到提拔，曾经担任近职，这种恩情难以忘怀，拿什么报答恩德呢？”}], 只应当陈述真诚，至死献上忠心。于是准备好棺材和絮衣，伏地等待刑诛。奏书送入宫中后，皇帝没有省察。等到张华遇害、贾谧被诛，朝廷内外都震惊恐惧。阎缵独自抚摸张华的尸体，痛哭说：“早先劝你退位，你却不肯，如今果然不能免祸，这是命啊。”又对着贾谧的尸体斥责说：“小孩子是扰乱国家的根源，诛杀你实在太晚了。”皇太孙即位后，阎缵又上疏说：“从前汉武帝既听信奸邪谗言，危害太子，又采用望气之人的说法，想把诏狱中的囚犯全部诛杀。邴吉因为皇孙在狱中，便关闭狱门。抗拒诏命以后，便拥护保护皇孙，督责惩罚乳母，最终使皇孙长大成人，立为孝宣皇帝。只要立志尽忠，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遍观古人，他们虽然不躲避死亡，也还是由于当时世间教化宽厚，才成就了节义。邴吉虽然抗拒诏书，但事情出于忠诚，所以得到宽宥而没有被责罚。自晋朝兴起以来，使用刑法过于严酷，时间早晚稍有不同，动辄就加以诛杀。一人伏法，尚且可以勉强承受；如今的诛杀，动不动就灭人全族。从前吕后临朝，任意妄为、没有道义，周昌任赵王相国，吕后多次召赵王，周昌都不遣送；吕后先征召周昌入朝，才后来召赵王。这是由于汉朝法制本来宽缓，才能让周昌尽情行事。假如如今的吕后，必定会说周昌已经反叛，诛灭他的三族，那么谁还敢舍身成就义行呢？” 这种法律应当改革，才能使制度经久长远。又，汉初废黜赵王张敖时，他的臣下贯高谋杀汉高祖，汉高祖没有诛杀他，用来彰明臣子的道义。田叔、孟舒等十人沦为奴隶，剃发加刑具，跟随赵王，暗中亲近侍奉他，所以使赵王得以平安。假如晋朝的法律能够容许义行，东宫的臣子能够像周昌那样坚守太子，像邴吉那样抗拒诏命而不获罪，冒死进谏争辩，那么圣上的心意必定会改变，太子也就能够平安。臣常常责怪东宫旧臣没有侍从保护，后来听说他们中有不少人在道路上望见车驾，拜辞太子，却被有关官府收捕交给洛阳狱，奏请依科定罪。然而臣过去没有跟从他们，实在是有原因的。又，原来设置三率，充实其兵马，是用来值宿护卫、防备意外的；但使者突然到来时，却没有人严加警戒。反复审查此事，都是因为害怕灭族。如今皇孙年幼，离开旧事又多有变故，倘若发生意外，强臣专权，奸邪之人矫诈行事，即使有相国保护训导东宫，拥护保卫皇孙，恩义如同邴吉，也只能使王体暂时安全；应当开放将来的防范办法，明确写入法令。从今以后，凡有废立兴替的仓促变故，群臣都可以立即严加拘捕，带到殿前，当面接受口头诏令，然后才作为凭据；允许像周昌不遣送赵王那样依法行事，听任臣子像田叔、孟舒那样隐蔽亲近、侍奉亲属而不加罪责，这样才能永久巩固储君，为后世子孙的长远忧虑作准备。

译将来的事情难以预知，过去的事情却可以改正。臣从前常见詹事裴权，用心恳切悲苦；舍人秦戢，多次上疏启奏劝谏；而爰倩被赐予九卿之位，裴权有忠诚之意，却唯独没有得到防护和奖赏。臣认为应当以爰倩为例，来荣耀他的魂魄。推究查考像秦戢这一类人的奏疏，以及司隶所奏之事，对于那些敢于在道路上拜辞太子的人，应当下明诏称扬，使他们稍微区别于众人，用来劝勉行善，奖赏将来。阎缵又陈述说：如今相国虽然已经担任东宫的保傅，保全太子的安危，但至于早晚的训诲、辅导，以及出入行动起居，都需要辛劳操持，应当选取出身寒苦、忠贞清正、年老而志行不衰的人，像城门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这一类，来担任师傅。他的侍臣以下，以及文武将吏，暂且不要再选用豪门贵戚的子弟。像吴太妃的家属以及贾氏、郭氏的党羽，这一类人一出生就富贵充足，不想修养自己，大多轻薄浮华，互相追逐放纵，都不是对少主有益的人。都可以选择寒门中笃实有操守、学问素养深厚、经历过险易、节义足以称道的人，来充任群臣；可以减轻礼仪要求，使他们像古人一样相互切磋而获得益处。从前魏文帝在东宫时，徐干、刘桢担任他的朋友，文学交往的方式，也都是志趣相投。吴国太子孙登，以顾谭为友，以诸葛恪为宾，睡觉同床同帐，出行就共同乘车，交往如同平民朋友，彼此直呼字，这就是近代明白的先例。阎缵又陈述说：如今迎接太子的灵柩，孤魂独行；太孙年幼，不能跋涉道路。可以派太子妃前去迎接，路途遥远时让她的父亲衍随行护卫。皇太子起初被诬陷时，臣家门不幸，三代都曾借亲属关系求助，备尝艰苦；以自家之事观察国家，臣本来就知道太子遭遇了变故。所以臣请求担任副监国，想依照邴吉的旧例，拒绝违背正道的使者，供养保护太子，亲自照料饮食医药，希望足以救助危难中的君主。由于臣的名望资历浅薄，朝廷不肯把这个职位给臣，世人见了讥笑，认为这个职位进退都难以安处，有必死的忧虑。臣却认为，只要能保全储君，即使被贾氏诛杀，也是心甘情愿的愿望。如今监国御史直副等人，本来应当以三族身份侍卫，却没有尽到职责，实在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臣认为这些小人不值得详细责备。所以曾子说：“可以把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他，面临重大节义时也不可动摇。”因此圣明的君主慎重选择这种人。过去河南尹向雄，曾经能够冒险安葬旧日将领钟防，文帝赞赏他，开始提拔重用。至于先帝任命他为右率，如【原文疑误】间的事情，如果能得到向雄这样的人，怎么会触动祸患呢？” 这两个使者只是愚昧怯懦，也没有参与谋划，只应诛杀本人而保全三族。像郭俶、郭斌这样的人，按刑法处置是应当的。东宫也应当精心选择忠诚正直、明达公正如向雄一类的人。陛下千秋万岁以后，太孙年幼，选择设置兵卫，应当得到周昌那样的柱石之臣。世俗浅薄，士人没有廉节；贾谧这个小孩子依仗宠爱而任意妄为，那些心胸浅薄、根基柔弱的人又相互附和，因此当时称为“鲁公二十四友”。贾谧从前见到臣为太子申理的奏表，说：“阎小子写得很有气势。”但观察他的意思，似乎想同司马氏家族一起行事，这使臣寒心。臣伏见诏书称赞明达的人，满奋、乐广、侍郎贾允与贾谧亲近而有情理，却也同他疏远。过去免除父亲的丧服之后，他闭门在家五年，虽然只是稍受委屈，但有见识的人都很看重他。潘岳、缪徽等都是贾谧父亲的同党，一同随波沉浮，士人都以他们为羞。听说他们安然无事，没有人不感到奇怪。如今诏书公开揭露他们的罪行，并把他们全都遣出朝廷。百姓都说处理得清正，臣却认为不只是潘岳、缪徽二十四人，应该全部一并罢黜，以整肃风俗教化。朝廷认为他的忠烈可嘉，提拔为汉中太守。赵王伦死后，安葬完毕，阎缵用车轮碾压他的坟墓。当时张华的侄孙景后来迁任汉中，阎缵又上表请求让他回来。阎缵不拘小节，却慷慨而重视大节，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九岁。阎缵的五个儿子都开朗有才干。长子亨任辽西太守，适逢王浚任意任用自己的人，阎亨不能赴任，便依附青州刺史茍晞。茍晞刑法政令苛刻暴虐，阎亨多次严正劝谏，被茍晞杀害。阮籍字嗣宗，是陈留尉氏人。父亲阮瑀，任魏朝丞相掾，在世上很有名声。阮籍容貌奇伟出众，志气宏大旷达，傲然自得，任性而不受拘束，但喜怒不表现在脸上。有时闭门读书，连续几个月不出门；有时登山临水，整天游览忘记回去。博览群书，尤其喜好《庄子》《老子》。嗜好饮酒，能长啸，善于弹琴。每当兴致得意，便忽然忘记自己的形体。时人多说他痴傻，只有同族兄长文业常常赞叹佩服他，认为自己不如他，因此众人都一同称奇。阮籍曾随叔父到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他相见，他整天不说一句话。王昶自认为不能测知他的心思。太尉蒋济听说他有奇异才干，便征辟他。阮籍到都亭上奏记说：“伏惟明公凭借包容一切的德行，居于上台之位，英豪都仰首期待，俊贤争相迈进。开府之日，人人都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属官。征辟文书刚刚下达，我却成为第一个被征召的人。从前子夏居住在西河之上，魏文侯拿着扫帚迎接他；邹衍居住在黍谷山北，燕昭王陪车迎接他。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独居特立的士人，王公大人之所以屈尊礼遇他们，是因为道义存在于他们身上。如今我没有邹衍、卜商那样的道术，却有他们的浅陋，竟然蒙受选拔提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称当的。” 我正要在东边高地的南面耕作，缴纳黍稷等收成的余税，背柴而且疲病，脚力也不强。补授官吏的征召，不是我所能承受的。请收回这项错误的恩典，以使清明的选举得到光彩。”起初，蒋济担心阮籍不来，收到奏记后很高兴，派士卒迎接他，但阮籍已经离开了。蒋济大怒。于是乡亲们共同劝解他，他才去任职。后来以病为由辞职回家，又任尚书郎。不久又因病免职。曹爽辅政时，征召他任参军，阮籍便借口有病推辞，退居田野。一年多后曹爽被诛杀，当时人都佩服他有远见。宣帝任太傅时，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宣帝去世后，又任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调任散骑常侍。阮籍本来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但正值魏晋交替、天下多故，名士很少有能够保全的，因此阮籍不再参与世事，便以纵情酣饮为常态。文帝初年，想替武帝向阮籍家求婚，阮籍连续醉了六十天，使事情无法开口，只好停止。钟防多次拿时事询问他，想借他的可否来治他的罪，但都因为他酣醉而得以免除。文帝、武帝辅政时，阮籍常从容地对文帝说：“我一生曾游历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文帝很高兴，立即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到郡，毁坏府舍，撤去屏障，使内外彼此可见；法令清简，十天后便回来了。

译皇帝征召他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关官员说有儿子杀死母亲，阮籍说：“唉！杀父亲竟然还会达到杀母亲的地步吗？”在座的人奇怪他失言，皇帝说：“杀父亲是天下最大的恶行，难道认为这样可以吗？”阮籍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杀父亲，是禽兽一类；杀母亲，则连禽兽都不如。”众人这才心悦诚服。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师善于酿酒，那里贮藏着三百斛酒，便请求任步兵校尉，从此抛开世事。虽然离开了属官职务，却常常游走在府内，朝廷宴会必定参加。文帝请求接受九锡，公卿将要劝进，便让阮籍撰写劝进文。阮籍沉醉忘记写作，临到要到府中时，派人去取文稿，看见阮籍正伏在案上醉睡，使者把情况报告上去，阮籍便让人拿着案子来书写，没有改动，文辞非常清峻豪壮，被当时人看重。阮籍虽然不拘礼教，但说话深远玄妙，从不在口头上褒贬人物。他生性极其孝顺，母亲去世时，他正和别人围棋对弈，对方请求不要停下，阮籍留下来把赌局下完。随后饮酒二斗，放声大哭一声，吐血数升。到了将要下葬时，吃了一只蒸熟的小猪，饮酒二斗，然后到灵前诀别，直说：“穷尽了。”又放声大哭一声，因而再次吐血数升，因哀毁而骨瘦如柴，几乎伤害生命。裴楷前往吊唁，阮籍披散头发，伸腿而坐，醉眼直视。裴楷吊唁完毕，便离开了。有人问裴楷：“凡是吊唁，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脱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崇尚礼典；我是世俗中的人，所以以礼仪规范自处。”当时人都赞叹他们各自做得恰当。阮籍又能作青白眼，见到讲究礼俗的人，便用白眼对待。嵇喜来吊唁时，阮籍作白眼，嵇喜不高兴而离开。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后，便带着酒、夹着琴来访，阮籍非常高兴，才用青眼相看。因此讲究礼法的人恨他如同仇敌，而皇帝总是保护他。阮籍的嫂子曾经回娘家省亲，阮籍与她相见并道别，有人讥笑他，阮籍说：“礼难道是为我设置的吗？”邻家的年轻妇女容貌美丽，在酒店当垆卖酒，阮籍常去她那里喝醉，便躺在她身旁；阮籍自己不觉得羞惭，她的丈夫察觉后，也不怀疑他们有什么事情。兵家有个女子有才华和美貌，还未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认识她的父兄，却径直前去为她哭丧，极尽悲哀后回来。他外表坦荡，内心淳厚真挚，都是这一类事情。当时他常常任意独自驾车，不沿着道路行驶，车走到无路可走时，便痛哭着返回。他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交战的地方，叹息说：“当时没有英雄，竟使小人获得了名声。”登上虎牢山眺望京城，又发出叹息，于是作《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天去世，时年五十四岁。阮籍能够写文章，起初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创作《咏怀诗》八十多篇，被世人看重。著有《达庄论》，论述无为的可贵，文章大多没有收入。他曾在苏门山遇到孙登，与孙登谈论远古以来的事情以及凝神导气的方法，孙登都不回答，阮籍于是长啸离去。走到半山腰时，听见声音像鸾凤的鸣声，在山岩谷地间回响，原来是孙登的长啸。阮籍于是回来写成《大人先生传》。先王传中记述其大意说：“世人所谓君子，只修习法度，只克制自己遵守礼仪。手里拿着圭璧，脚下踩着绳墨，行为只想成为眼前的规范，言语只想流传无穷。”这样少则在乡党中获得称誉，长大后声闻邻国，上可以谋求三公之位，下也不失为九州牧。只是看不见群虱处在裤裆之中，逃进深缝，藏在破絮里，自以为是吉祥的住宅，行动不敢离开缝隙，活动不敢走出裤裆，自以为获得了绳墨规范。然而烈火焚烧山丘，火势流窜，烧焦城邑，毁灭都城，群虱处在裤裆中却不能逃出。君子处在天地之内，与虱子处在裤裆中有什么不同呢？这也是阮籍心胸中本来的旨趣。儿子阮浑字长成，有父亲的风度，年轻时仰慕通达，不拘泥于小节。阮籍对他说：“仲容已经预先进入了我这一类人，你不能再这样。” 太康年间，任太子中庶子。阮籍的侄子阮咸字仲容，父亲阮熙，任武都太守。阮咸任性旷达而不拘束，与阮籍一同在竹林游玩，当时讲究礼法的人讥讽他们的行为。阮咸与阮籍住在道路南面，其他阮氏族人住在道路北面，北阮富裕而南阮贫穷。七月七日，北阮大张旗鼓地晒衣服，都是锦绣绮罗，光彩夺目。阮咸用竹竿把粗布短裤挂在庭院里，有人感到奇怪，他回答说：“不能免除世俗习惯，只好姑且这样罢了。”历任散骑侍郎。山涛推荐阮咸主持选官，说：“阮咸贞洁朴素、少有欲望，深知清浊，万物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如果让他担任选官之职，必定会超过当时的人。”武帝认为阮咸沉溺饮酒、轻浮虚妄，于是没有任用他。太原人郭弈、高爽有见识和度量，在当时很有名，轻易不推许别人。他们先见到阮咸，心中折服，不觉叹息。阮咸居母丧时，放纵感情而逾越礼法；他一向宠幸姑母的婢女，姑母将要把婢女嫁到夫家，起初说要留下婢女，后来却亲自带走了她。姑母离开时正有客人在，阮咸听说后，急忙借客人的马追赶婢女；追上以后，便与婢女共骑一匹马回来。议论此事的人非常非难他。阮咸精通音律，善于弹琵琶；虽然身处世间却不与世人交往，只同亲近知己弦歌饮宴罢了。他与侄子阮修尤其友善，常常以共同获得兴致为欢乐。阮氏族人都能饮酒。阮咸到了宗族人聚集之处，便不再用杯盏斟酒，而是用大盆盛酒，众人围坐相对，大口饮酒，轮流共饮。当时有群猪来喝他们的酒，阮咸直接赶走猪上面的酒沫，便和众人一起饮用。阮氏的堂兄弟们无不把放纵旷达作为行为准则。阮籍不赞同这种做法。荀勖每次与阮咸讨论音律，都自认为远远不如他，因此嫉恨他。阮咸出任始平太守，最后在任上寿终。两个儿子是瞻和孚。瞻字千里，性情清静虚淡、少有欲望，内心自得；读书不很深入探求，却默默记住要旨，遇到道理便能辨析，言辞不足而应答有余。善于弹琴。人们听说他有这个才能，多来请求听琴；不论贵贱长幼，他都为之弹奏，神态气度平和自如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常常让他弹琴，从早到晚，他都没有违忤的脸色。因此有见识的人感叹他恬淡自守，不会被荣辱改变。举止明白显著，被司徒王戎见到。王戎问：“圣人崇尚名教，老子、庄子阐明自然，你认为二者的旨趣有何异同？”瞻说：“恐怕没有什么不同。”王戎赞叹了很久，立即命令征辟他。当时人称他为“三语掾”。太尉王衍也一向看重他。瞻曾与众人出行，天气炎热，口渴得很；旅舍旁有一口井，众人争先恐后跑去取水，只有瞻独自退在后面，等到需要饮水的人都喝完了才上前。他就是这样平和退让、不与人争。

译东海王越镇守许昌时，任命瞻为记室参军，他与王承、谢鲲、邓攸都在王越府中。王越写信给瞻等人说：“礼制规定八岁时出外就学，说明从这时起才可以加以师傅的训导。十岁称为幼学，说明可以逐渐接受先王的教诲。然而学习所得浅，身体实行所安定的却深，所以熟悉礼仪容止不如亲自观察瞻的仪度，背诵古代遗言不如亲自承受你们的教诲。小儿毗既没有美善的资质，也没有听闻道德的风气，希望诸位有空闲时常来往，教导接引他。”永嘉年间，任太子舍人。瞻一向坚持无鬼论，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难倒他，常自认为这个道理足以辨明幽冥。忽然有一位客人通报姓名来拜访瞻，寒暄完毕，谈论名理，客人很有才辩。瞻同他谈了很久，谈到鬼神之事时，客人反复辩说，使瞻十分困苦。客人于是屈服，便变了脸色说：“鬼神是古今贤圣共同传述的，你为什么偏偏说没有呢？我就是鬼。”于是变成奇异的形状，片刻之间消失。瞻默然不语，神情脸色非常恶劣。过了一年多，病死在仓垣，时年三十岁。孚字遥集，他的母亲就是胡人婢女。孚刚出生时，他的姑母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胡人遥集于上楹”这句话，给他取字为遥集。起初设置太傅府时，他调任骑兵将军；后来为躲避战乱渡过长江，元帝任命他为安东参军。他披散着头发饮酒，不把王府事务放在心上。当时皇帝已经采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来挽救世局，但像阮孚这类人仍未能舍弃原来的作风。虽然如此，皇帝也没有让他承担实际事务，只调任他为丞相从事中郎。他整天纵情酣饮，常常被主管官吏弹劾，皇帝每每宽容他。琅邪王裒任车骑将军，镇守广陵，精选僚佐，任命阮孚为长史。皇帝对他说：“你既然统领军府，郊外营垒事务繁多，应当节制饮酒。”阮孚回答说：“陛下不因臣无能，把军旅重任交给臣，臣勉强从事，不敢有所推辞。我私下认为，如今大王莅临镇守，威势显赫，皇上的恩泽广泛施及，寇贼都收敛踪迹，灾气既已澄清，日月自然明朗。臣又怎么能像微小的火把那样不停止燃烧呢？正应当端坐拱手，长啸吟咏，以此享受当年的太平罢了。”后来调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经拿金貂换酒，又被有关官吏弹劾。皇帝宽赦了他，改任太子中庶子、左卫率，兼领屯骑校尉。明帝即位后，调任侍中，跟随平定王敦，赐爵南安县侯，改任吏部尚书，兼任东海王师。他称病不接受任命，皇帝下诏到他家中任用他。尚书令郗鉴认为这不合礼制，皇帝说：“到他家中任用他，确实不痛快；若不这样，就会废弃人才。” 等到皇帝病势危重，温峤入朝接受顾命，路过阮孚处，邀请他一同前往。上车后，温峤才告诉他说：“主上病势终于危重，江东政权危弱，确实需要依靠群贤共同匡救时局。你是众望所归的人，现在想请你屈尊同我接受遗托。”阮孚不回答，坚持要求下车。温峤不许；将到台门时，阮孚告诉温峤内急，请求暂时下车，便徒步回了家。起初，祖约生性喜爱钱财，阮孚生性喜爱木屐。同样都是有所累，但一时还无法判断谁优谁劣。有人拜访祖约，看到他正在清点财物；客人来了，他把东西遮掩起来却没有遮完，还剩下两个小竹箱放在身后，于是侧身挡住它们，神色仍很不安。有人拜访阮孚，正看见他给木屐涂蜡，阮孚便叹息说：“不知道这一生还应当穿坏多少双木屐呢！”神色十分闲适舒畅。于是两人的高下才开始分明。咸和初年，任命他为丹阳尹。当时太后临朝听政，政权掌握在外戚家族手中。阮孚对亲近的人说：“如今江东虽然已经延续了几代，但年数实际上还很浅。君主年幼而时局艰难，国运又逢百六之厄，而庾亮年纪尚轻，德望和信誉还没有得到充分信服。依我看，恐怕将要出现动乱的征兆了。”广州刺史刘顗去世后，阮孚便苦苦请求出任外官。王导等人认为阮孚疏放，不是任京尹的人才，于是任命他为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镇南将军，兼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他还没有到任所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九岁。不久苏峻叛乱，见识深远的人都认为阮孚预先看出了时机。阮孚没有儿子，由堂孙阮广继嗣。阮修，字宣子，是阮咸的侄子，也喜好《易》，年老时尤其擅长清谈。他曾经参与讨论鬼神是否存在，众人都认为人死后有鬼，只有阮修认为没有，说：“如今见到鬼的人都说鬼穿着活着时的衣服；如果人死后真有鬼，那么衣服也有鬼吗？”辩论者都很信服。后来有人要砍伐社树，有人劝阻，阮修说：“如果社就是树，砍树社就迁移；如果树就是社，砍树社就灭亡了。”他性情简率任性，不修饰人际交往，极不喜欢见世俗之人。遇到人便舍弃而去，心中有所思考时，常常随意提起衣裳，不避早晚。有时甚至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欣然相对。他常常步行，把百钱挂在手杖顶端，到了酒店便独自畅饮。即使身处当世富贵之中，也不肯顾念家业，家中没有一石粮食的储蓄，却安然自得。他与兄弟志趣相同，常常在山林丘陵之间自得其乐。王衍当时是清谈宗师，自认为《易》的义理大体都已穷尽，但有一处始终不明白，钻研到最后也没有悟解。他常说：“不知道我死后，能不能遇到通晓这个道理的人。”【疑有衍文“ 不 ”】王衍的族子王敦对王衍说：“阮宣子可以同你谈论。”王衍说：“我也听说过，只是不知道他连绵详尽地谈论时，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等到王衍同阮修交谈，阮修言语不多却条理畅达，王衍于是感叹并佩服他。梁国张伟，志趣反复无常，隐居在屠宰和垂钓之间。阮修喜爱他的才华和美质，却知道他并不真诚。张伟后来任黄门郎、陈留内史，果然因世俗事务受到牵累。阮修家境贫寒，四十多岁还没有妻室。王敦等人凑钱为他办婚事，参加的都是名士；当时仰慕阮修的人想出钱相助，却没有机会。阮修著述很少，曾作《大鹏赞》说：“苍苍大鹏，生于北海；借助精灵和鳞羽，凭神奇变化而生成。翅膀如云，形体如山。海水运转便击水而起，扶摇直上。翅膀猛然展开，背负着青天。志向存于天地之间，不屑于唐尧的朝廷。小鸟斥鴳仰头讥笑，尺鴳之类更把它看轻。超越尘世高飞远去，没有谁知道它的心志。”王敦当时任鸿胪卿，对阮修说：“你常常没有饭吃，鸿胪丞多少有些俸禄，能不能做？”阮修说：“也可以这样。”于是替他转任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后来为躲避战乱向南行，到了西阳期思县，被贼人杀害，时年四十二岁。阮孚的族弟阮放，字思度，祖父阮略，任齐郡太守；父亲阮顗，任淮南内史。阮放年轻时与阮孚齐名，中兴时任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

译当时虽然战事频繁，但阮放侍奉太子，常常讲说老子、庄子的道理，不谈军国大事。明帝非常亲爱他，调任他为黄门侍郎，又升任吏部郎；他担任铨选职务时，成绩很受称道。当时成帝年幼，庾氏掌握政权，阮放请求出任交州，于是被任命为监交州军事、扬威将军、交州刺史。他行军到宁浦，遇到陶侃的将领高宝平定梁硕后从交州返回，阮放设宴请高宝，埋伏士兵将他杀死。高宝的部众攻击阮放，阮放败退，退守简阳城，得以免死。到交州任所不久，突然发渴病，看见高宝作祟，于是去世。朝廷十分哀悼惋惜，时年四十四岁，追赠廷尉。阮放一向有名声，但性情清廉俭约，不经营产业，任吏部郎时也免不了饥寒。王导、庾亮因为他是名士，常常供给他衣食。他的儿子阮晞之，任南顿太守。阮放的弟弟阮裕，字思旷，才识通达不及阮放，但以德行事业闻名。刚到弱冠之年便被征召为太宰掾，大将军王敦任用他为主簿，十分赏识。阮裕因为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便整天饮酒，以酒废弃职务。王敦认为阮裕不是当世真正的人才，只是徒有虚名罢了。阮裕出任溧阳令，又因公事被免官，因此得以避开王敦的祸难，评论者因此更加推重他。咸和初年，任命阮裕为尚书郎。当时战乱之后，公私事务都废弛了，阮裕于是辞职回家，居住在会稽剡县。司徒王导召他任从事中郎，他坚决推辞不赴任。朝廷将要征召他，阮裕知道无法推辞，于是请求【原文“乃求。为”疑有脱误】任王舒的抚军长史。王舒去世后，任命他为吏部郎，他不肯赴任，便在家中授予他临海太守之职。不久他辞去官职，司空郗鉴请他任长史；朝廷征召他为秘书监，他都以疾病推辞。又任命他为东阳太守，不久征召为侍中，他不赴任，回到剡山，立志隐遁。有人把这件事问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近来已经不因宠辱而惊动，即使古代沉冥隐逸之士，也怎么能超过此人呢？”又说，阮裕的骨气不及逸少王羲之，简约秀美不如真长刘惔，声容温润不如仲祖王濛，思虑情致不如殷浩，但兼有诸人的优点。成帝去世，阮裕前往山陵，事情办完便返回。众人相互追赶他，阮裕也明白当时的风气，知道他们一定会追上来，于是快速离去，到了方山，众人仍没有追上。刘惔叹息说：“我进入会稽东部，正应当停泊在安石谢安的洲渚下，不敢靠近思旷阮裕的身边。”阮裕虽然学问不广，但辩论疑难十分精妙。他曾问谢万：“我没有见过《四本论》，你试着给我讲讲。”谢万叙说完毕，阮裕认为傅嘏的论说高明，于是撰成数百字的辞章，精微的义理深入细密，听到的人无不赞叹吟咏。阮裕曾认为人不必广泛求学，最重要的是把礼让放在首位，所以整天安静沉默，不刻意修习经营，但众人自然尊奉他。他在剡县时，曾有一辆好车，别人来借，他没有不给的。有人安葬母亲，想借车却不敢开口，后来阮裕听说了，便叹息说：“我有车却使人不敢来借，要车有什么用？”于是把车烧掉了。他在东山住了很久，又被征召为散骑常侍，兼领国子祭酒。不久又任金紫光禄大夫，兼领琅邪王师；虽然多次受到敦促，始终没有赴任。御史中丞周闵上奏说阮裕和谢安多年违抗诏令，都应获罪并终身禁锢，诏书宽赦了他们。有人问阮裕：“你推辞征召，却做了两个郡的太守，这是为什么？”阮裕说：“我虽然多次推辞王命，却不敢借此自命清高。我年轻时就没有做官的心思，又不擅长应付人世；既然不能亲自耕作养活自己，就必然需要有所凭借，所以委屈自己去治理两个郡，难道是为了施展才能、谋求私利吗？”六十一岁去世。三个儿子：阮佣、阮宁、阮普。阮佣早死，阮宁任鄱阳太守，阮普任骠骑参军。阮佣的儿子阮歆之，任中领军；阮宁的儿子阮腆，任秘书监。阮腆的弟弟阮万龄以及阮歆之的儿子阮弥之，在元熙年间都身居显位。嵇康，字叔夜，是谯国铚县人。他的先祖本姓奚，是会稽上虞人，为躲避仇怨迁居到这里。铚县有嵇山，家住在山旁，于是便以嵇为氏。他的哥哥嵇喜有当世才干，历任太仆、宗正。嵇康幼年丧父，有奇异才华，远远超出常人。他身高七尺八寸，言辞气度秀美，有风采仪态；但外表质朴，不刻意修饰，人们认为他有龙的文采、凤的姿态，天生资质自然。他性情恬淡，欲望很少，能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宽厚简约而有大度。他学习不拜师受业，广泛阅读，无不通晓，尤其喜爱老子、庄子的学说。他同魏国宗室通婚，被授予中散大夫。平时修习养性服食之术，弹琴吟诗，内心自得。他认为神仙之道禀自自然，不是积累学问所能得到的；至于导引调养若能掌握方法，那么安期生、彭祖一类的人也可以达到。于是撰写《养生论》。他又认为君子没有私心，论述说：“所谓君子，就是内心不置身于一切是非之中，而行为又不违背道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气息宁静、精神虚静的人，心中不存自我矜尚；身体明达、内心通透的人，感情不受欲望牵系。心中不存矜尚，所以能够超越名教而任性自然；感情不受欲望牵系，所以能够辨明贵贱而通晓人情。人情顺畅通达，所以不违背大道；超越名教而任凭内心，所以不把是非放在心上。因此说到君子，就以不置身于是非为根本，以通晓万物为美德；说到小人，就以隐藏真情为过错，以违背道为缺陷。为什么呢？隐藏真情、矜持吝啬，是小人最大的恶行；虚静其心、不置身于是非，是君子的笃实行持。因此大道说：‘等到我没有自身，我又有什么忧患？’不把生命看得尊贵，比把生命看得尊贵更贤明。由此说来，至人的用心本来就不存任何执着。所以说：‘君子行道，忘掉自身。’这话是对的。君子的贤德行为，并不是先考察有无一定尺度之后才去实行；任凭内心而不邪曲，不必先议论什么是善之后才端正；显露真情而不执着，不必先论定什么正确之后才行动。因此，傲然忘掉贤能，而贤能与尺度自然相合；忽然任凭内心，而内心与善自然相遇；坦然不执着，而事情与正确自然相随。大概就是这样。”他的胸襟所寄托的，是难以期待遇到志趣相投的高士，常常思念郢都那位匠石；真正能与他神交的，只有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属于同一流派的，还有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阮籍的侄子阮咸、琅邪王戎。于是他们结伴游于竹林，世人所说的“竹林七贤”就是这些人。王戎自己说，他和嵇康住在山阳二十年，从未见过嵇康显露喜怒之色。

译嵇康常常采药游览山泽，一旦兴致来了，忽然忘记返回。当时有打柴采薪的人遇见他，都认为他是神仙。到了汲郡山中，他见到孙登，便跟随孙登交游。孙登沉默自守，不说什么话。嵇康临走时，孙登说：“你的性情刚烈而才华俊秀，恐怕能免祸吗？”后来嵇康又遇到王烈，和他一同入山。王烈常常得到像糖浆一样的石髓，便自己服用一半，把另一半给嵇康，石髓都凝结成了石头。又在石室中见到一卷白绢书，王烈急忙叫嵇康去取，却一转眼又不见了。王烈于是叹息说：“叔夜的志趣非同寻常，却总是遇不到机缘，这是命运啊。他的精神心志所感应的，常常就是这样遇到幽隐高逸之士。”山涛将要离任时，选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于是写信同山涛绝交说：“听说您想让我代替您，即使事情没有成功，也可见您本来就不了解我。我恐怕您羞于让厨师独自切割食物，便拉尸祝来帮助自己，所以特地为您陈说这样做的利弊。老子、庄周是我的老师，他们亲自担任卑贱职务；柳下惠、东方朔是通达之人，却安于低微职位。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呢？况且孔子兼爱众人，并不以执鞭为耻；子文没有做卿相的欲望，却三次担任令尹。这正是君子希望救济万物的心意。所谓通达，是在显达时能够兼善天下而不改变志向，困穷时则自得其乐而不忧闷。由此看来，所以知道尧舜身处世间、许由栖息岩穴、子房辅佐汉王、接舆行歌于市，这些人的原则是相同的。仰望这几位，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因此君子的各种德行，途径虽然不同，结果却相同；顺着本性行动，各自依附于自己所安适的处境。所以有人身处朝廷却如同没有出仕，有人进入山林便不再返回。关于【原文“之论且延陵高”文意不明，疑有串误】延陵季子崇尚高义、子臧的风范，长卿仰慕司马相如的节操，所寄托的意气，也是不能夺去的。我每次读《尚子平传》《孝威传》，都慨然仰慕他们，想象他们的为人。加上我幼年丧父，母亲和兄长骄纵我，不涉猎经学；又读老子、庄子，更加助长了我的放任，因此追求荣华仕进的心志日渐衰退，任性闲逸的情怀更加坚定。阮嗣宗不在口头议论别人的过错，我常常以他为师，却还不能达到他的境界。他的天性超过常人，不伤害外物，只是饮酒太过罢了。至于我，却被礼法之士约束，他们恨我如同仇敌，幸亏依靠大将军保护罢了。我才质不如阮嗣宗，却有怠慢疏懒的缺点，又不懂人情，昏昧于权宜机变，没有万石君那样的谨慎，却有把事情说尽的毛病，长期同事务接触，过失和嫌隙日益增多；即使想要没有祸患，难道能办到吗？又听道士留下的话，说服食术、黄精可以使人长寿，我很相信这话；游览山泽、观赏鱼鸟，内心十分快乐。一旦出仕做官，这些事情就会全部废弃，怎么能舍弃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去追随自己所畏惧的事呢？人与人相知，贵在认识对方的天性，并依顺这种天性去帮助他。禹不逼迫成子高出仕，是为了保全他的长处；孔子不给子夏借车盖，是为了防止他的短处。近来诸葛孔明不逼迫徐庶入蜀，华子鱼不强迫管宁接受卿相之位，这才可以说是真正能够始终相知的人。我已经慎重地为自己占卜过了；如果道路走尽、前途穷尽，那也就罢了。您不要无端逼迫我，使我转而死在沟壑之中。我最近失去了母亲和兄长的欢爱，心情常常凄切。女儿十三岁，儿子八岁，还没有成年，何况又多病；想到这些，内心悲伤，哪里说得尽呢？如今我只想守在偏僻的巷子里，教育抚养子孙，时常同亲友叙说离别后的情况，谈谈平生经历，饮一杯浊酒，弹一曲琴，志愿就满足了。难道可以见到黄门侍郎这样的官职，便自称忠贞吗？如果您急于同我一道登上仕进之路，约定要把我推举上去，偶尔也许会增加欢乐；但一旦强迫我，我一定会发狂得病。若不是深仇大恨，不会做到这种地步。我既用这番话解答您，也借此向您告别。这封信一旦送出，您就知道我是不可拘束屈服的。我天性极其喜爱锻铁，住宅中有一株柳树，枝叶十分茂盛，于是引水环绕它，每到夏季便住在树下锻铁。东平吕安仰慕嵇康的高尚情致，每当思念他，就立即驱车千里来访。嵇康同吕安交好并厚待他。后来吕安被哥哥诬陷，因诉说此事而被捕入狱；供词相互牵连，于是又逮捕了嵇康。嵇康一向谨慎于言行，突然身陷囚禁，便作《幽愤诗》说：“可叹我福分浅薄，年轻时就遭逢不幸；孤苦无知，尚在襁褓之中。母亲和兄长抚养我，只有慈爱而没有威严；我倚仗宠爱而放纵，既没有受到训诫，也没有拜师学习。等到成年以后，便凭借宠爱任意放纵；内心仰慕古人，任凭自己所崇尚的志趣；寄情于庄子、老子，轻视外物而看重自身；志在保持质朴纯真的本性。只因我不聪敏，喜好善道却昏暗无知。子玉失败的旧事，屡屡增加我的忧惧。大人含弘宽厚，包容他人的污垢，怀有对人多有偏僻的羞惭；政事不能由自己掌握，只有这颗偏狭的心，显明是非善恶，感悟而思考过失，悲痛如同创伤，想要减少过错，毁谤议论却沸腾不止。我的本性不伤害外物，却频频招来怨恨。过去惭愧于柳下惠，如今又愧对孙登；内心辜负了旧日心愿，对外又愧对良朋。仰慕严光、郑朴，乐于守道闲居，不同世俗经营，精神心意安闲自如。可叹我品行不善，遭受牵累而多灾患；这并非上天降下，实在是由我的顽钝疏忽造成。道理败坏，祸患积结，终于导致身陷囹圄。面对粗鄙的审讯，受拘束而处在幽闭之中；实在以诉说冤屈为耻，只是时机不容我。即使说自己义理正直，精神也受辱，志气也沮丧；在沧浪水中洗身，又怎么能补救呢？雍容鸣叫的大雁，振翅向北飞去；顺应时节而行动，得意时便忘却忧愁。” 可叹我的愤懑和叹息，竟没有人能够理解。事情同愿望相违背，使我遭逢这样的长期滞留；宠幸显达自有命运，又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古人有话说，善行不要接近声名；奉行时势，恭敬沉默，过失和悔恨就不会产生。万石君周亚夫谨慎小心，安定亲族，保全荣耀；世间事务纷繁，只会搅乱我的心情。安乐时一定要有所警戒，这样才能最终获得吉利和正固。光彩灿烂的灵芝，三年才开花一次；我独自又是为了什么呢？有志向却不能实现，因遭受困难而想到复起，内心因此惭愧；但愿勉励将来，不求声名芬芳，也不留下恶名。到山边采薇，披散头发走入山岩，长声呼啸，久久吟咏，以保养精神、延年益寿。”起初嵇康家境贫寒，曾同向秀在大树下共同锻铁，以此供给生活。颍川人钟会，是贵公子，精通练达而有才辩，因此前去拜访嵇康；嵇康不向他行礼，锻铁也不停下。过了很久，钟会离开。嵇康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又看到了什么而去？”钟会说：“听到了我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我所看到的而去。”钟会因此记恨他。到了这时，钟会对文帝说：“嵇康是一条卧龙，不可起用。您不必忧虑天下，只需把嵇康当作忧虑罢了。”他又趁机诬陷嵇康想要帮助毋丘俭，幸亏山涛没有听信。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诛少正卯，实在是因为他们损害时政、扰乱教化，所以圣贤要除掉他们。嵇康等人的言论放荡，诋毁经典和先王教诫，是帝王不应容忍的，应当趁此机会除掉他们，以使风俗淳厚。

译文帝既然亲近并听信钟会的话，于是把嵇康一并杀害。嵇康将要在东市受刑时，三千名太学生请求拜他为老师，文帝不许。嵇康回头看着日影，索取琴来弹，说：“从前袁孝尼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次都吝惜不肯传给他；《广陵散》如今要失传了。”当时嵇康四十岁，天下士人没有不为他悲痛的。文帝不久醒悟过来，因而悔恨。起初，嵇康游于洛阳西面，晚上住在华阳亭，取琴弹奏。半夜时分，忽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同嵇康共同谈论音律，言辞情致清雅明辩，于是索琴弹奏《广陵散》，声调绝妙无比，便传授给嵇康，并发誓不再传给别人。那人也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嵇康善于谈论义理，又能撰写文章，他的高尚情怀和深远志趣，自然而然地幽深玄远，撰写《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想同这些人物在千载之后结为朋友。又作《太师箴》，也足以说明帝王治国之道。还作《声无哀乐论》，很有条理。他的儿子嵇绍，另有传记。向秀，字子期，是河内怀县人。他清明颖悟，有通达的见识；年轻时便被山涛所知，平素喜好老子、庄子的学说。庄周著有内篇、外篇数十篇，历代才士虽然有人读过，却没有谁能够论述其中的宗旨和纲要。向秀于是为庄子作隐微的注解，阐明奇异的旨趣，振发玄远的风气。读到它的人都超然醒悟，一时之间没有不感到满足的。惠帝在位时，郭象又加以阐述并扩充。儒家、墨家的学说因此被轻视，道家的言论于是兴盛起来。起初向秀想给嵇康的著作作注，说：“这部书哪里还需要注解？这样做正会妨碍人们作乐罢了。”等到注成，拿给嵇康看，说：“是不是特别胜过原来？”他又同嵇康讨论养生，来回辩难，大概是想发扬嵇康的高远志趣。嵇康擅长锻铁，向秀给他做助手，两人相对欣然，好像旁若无人。又同吕安在山阳共同灌溉园圃。嵇康被杀以后，向秀应本郡征召入洛阳。文帝问他：“听说你有箕山隐居的志向，为什么却来到这里？”向秀说：“我认为巢父、许由是过于拘守清高的人，还没有通达尧的心意，哪里值得过分仰慕。”文帝非常高兴。向秀于是因这次经历，作《思旧赋》说：“我同嵇康、吕安居住相近，他们都有不受拘束的才华。嵇康志意高远而疏放，吕安心胸旷达而放任。后来他们都因事情被依法惩处。嵇康广泛通晓各种技艺，尤其精通音乐。在将要受刑时，他回头看着日影，索琴弹奏。向秀将向西行，经过嵇康旧居。当时太阳已经迫近虞泉，寒冰令人凄冷。邻居中有人吹笛，声音清亮悠长；向秀追想过去同游宴饮的美好，感触音声而叹息，所以作赋说：“将要奉命前往远方的京城啊，终于回转向北而行。渡过黄河乘船啊，经过山阳的旧居。眺望空旷荒凉的原野啊，把我的车停在城角。踏访二人的遗迹啊，走遍穷巷中的空屋。感叹黍稷使周人悲悯啊，悲伤麦秀生长在殷墟。思念古昔而感怀今日啊，内心徘徊犹豫。房屋栋梁仍在而没有毁坏啊，人的形神已经逝去，又归向哪里？从前李斯获罪啊，因黄犬而长声叹息。哀悼嵇先生永远辞世啊，回头看着日影弹琴。把命运遭遇寄托在领悟之中啊，把余生寄托在短暂的光阴里。听到慷慨的笛声啊，美妙的声音中断后又仿佛重新响起。停下车将要远行啊，所以提笔写下心情。”后来任散骑侍郎，调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廷中不任实职，只是保全容迹而已，死在任上。两个儿子，向纯、向悌。刘伶，字伯伦，是沛国人。他身高六尺，容貌非常丑陋，但放纵情怀、任意行志，常常把天地看得狭小，把万物看得平等；性情淡泊沉默，少言寡语，不随意同人交往。他遇到阮籍、嵇康时，欣然心意相通，便携手进入树林，从不把家产有无放在心上。他常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锹跟随，对那人说：“我死了就把我埋掉。”他对待遗留形骸就是如此。他曾经渴得厉害，向妻子求酒；妻子倒掉酒、砸毁酒器，流泪劝他说：“您饮酒太过，这不是保养生命的道理，应该一定戒掉。”刘伶说：“好吧，我不能自己控制，只能向鬼神祝告发誓了。”于是让妻子准备酒肉，妻子听从了。刘伶跪下祝告说：“上天生下刘伶，以酒为名；一饮就是一斛，五斗酒才能解除酒病。妇人和孩子的话，千万不能听。”说完仍然拿酒吃肉，顷刻之间又醉了。他曾经醉酒同俗人发生冲突，那人挽起袖子挥拳而来，刘伶慢慢说：“鸡肋一样的东西，不值得安放您尊贵的拳头。”那人笑着停手。刘伶虽然沉醉昏放，但机智应对并不差；从未把心思放在文章上，只写过一篇《酒德颂》。文辞说：“有一位大人先生，把天地看作一个早晨，把万年看作片刻，把日月看作门窗，把八方荒远之地看作庭院道路。行动不留下车辙足迹，居住不需要房屋；以天空为帷幕，以大地为席子，任凭心意所到之处。停下时就拿着酒杯、酒瓢，行动时就提着酒壶、酒坛，只把饮酒当作要务，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有贵族公子、士绅处士听到我的名声，议论我的所作所为，于是挽袖撩衣，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之论如刀锋般纷纷而起。先生这时正捧着酒瓮承接酒槽，衔杯漱饮浊酒，奋张胡须，箕踞而坐，以酒曲为枕、借酒糟而卧，无思无虑，快乐陶然。醉得昏昏沉沉，醒来又恍恍惚惚；安静地听，听不见雷霆的声音；仔细地看，看不见泰山的形状；感觉不到寒暑侵袭肌肤，也感觉不到利欲触动感情。低头看万物，纷扰得好像江海上漂浮的浮萍。那两个豪贵之人侍立在旁边，如同蜾蠃和螟蛉一样。”刘伶曾任建威参军，泰始初年，面对皇帝盛谈无为之治；当时同辈都因考绩优等而得到调任，只有刘伶因无所作为被罢免，最终享尽天年。谢鲲，字幼舆，是陈国阳夏人。祖父谢缵，任典农中郎将；父亲谢衡，凭儒学素养显名，官至国子祭酒。谢鲲年轻时便有声名，通达简约而有高明见识，不修饰威仪，喜好《老子》《易经》，能歌唱，善弹琴。王衍、嵇绍都认为他奇异不凡。永兴年间，长沙王司马乂入朝辅政，当时有人嫉恨谢鲲，说他将要逃亡，司马乂想鞭打他；谢鲲解衣接受处罚，脸上没有丝毫忤逆之色。释放他以后，他也没有喜色。

译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听到他的名声，征召他为属官；他任性旷达，不受拘束。不久因家僮盗取官府稿件获罪，被除名。当时名士王元、阮修之流都因为谢鲲初登宰相府便遭到贬黜羞辱而为他叹息怨恨。谢鲲听说后，正清唱鼓琴，毫不在意；众人无不佩服他的高远畅达和安于荣辱。邻居高氏家的女儿容貌美丽，谢鲲曾经调戏她，那女子扔梭子过来，打断了他的两颗牙齿。当时人编话说：“任性旷达还不停止，幼舆因此折了牙。”谢鲲听到后，傲然长啸说：“我的长啸歌唱还没有因此废掉。”司马越不久又征召他，改任参军事。谢鲲因时局多故，便称病辞职，到豫章避难。曾经经过一座空亭，半夜住在那里；这座亭子过去常有人被杀。将近天亮时，有个黄衣人呼喊谢鲲的字，叫他开门。谢鲲神色安定，没有恐惧，便从窗中伸手抓住那东西，扯断了它的肩胛；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头鹿。不久循着血迹捕获了它。从此以后，这座亭子不再出现妖怪。左将军王敦征召他为长史，他因讨伐杜弢有功，封为咸亭侯。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升任王敦的大将军长史。当时王澄在王敦席间，看到谢鲲谈话毫不疲倦，只感叹说：“谢长史是可以交谈的人。”完全不看王敦一眼。他就是这样受到人们仰慕。谢鲲不崇尚功名，也不刻意磨炼行为，处身于可与不可之间；虽然自己处世仿佛污秽，却行动起来不为高尚之名所累。王敦有不臣的迹象，显露于朝廷内外；谢鲲知道不可能用道义匡正辅弼他，于是优游自适以寄托通达之意，不屑于政事，只从容地加以讽谏议论，终年如此。他常常同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情饮酒。王敦因为他名声高，向来以宾客之礼相待，曾派他到京城。明帝在东宫时，见到谢鲲十分亲近尊重，问他说：“评论者把你比作庾亮，你自己认为怎么样？”谢鲲回答：“端正衣冠处于朝堂，使百官以他为准则，我不如庾亮；寄身于一丘一壑之间，我自认为超过他。”温峤曾对谢鲲的儿子谢尚说：“您的父亲岂只是见识深远，至于精神鉴识沉着深邃，即使拿诸葛瑾比孙权来比，也不过如此。”等到王敦将要叛乱，对谢鲲说：“刘隗奸邪，将要危害国家；我想除掉君主身边的奸恶，匡扶王室、救济时局，你看怎么样？”谢鲲回答：“刘隗确实是祸乱的开端，但他如同城墙上的狐狸、社坛中的老鼠，难以除掉。”王敦愤怒地说：“你是庸才，哪里懂得大道理！”于是让谢鲲出任豫章太守，却又把他留下不派遣，借重他的才干声望，逼迫他同自己一同东下。王敦到了石头城，叹息说：“我再也不能做成盛德之事了。” 谢鲲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只要从今以后一天一天忘掉、一天一天过去就是了。”起初王敦对谢鲲说：“我将任命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尚书仆射。”等到了京城，王敦又问：“近来人情怎样？”谢鲲回答：“明公的举动，虽然是想大力保全国家，但天下悠悠众口还没有理解您的高义。周顗、戴若思是南北士人的希望，明公举用他们，群情就会安定。”这一天王敦派兵逮捕周顗、戴若思，谢鲲并不知道。王敦怒说：“你粗疏吗？这两个人不相称。我已经把他们逮捕了。”谢鲲同周顗一向亲近敬重，听到这话惊愕万分，好像自身丧失了什么。参军王峤因王敦要杀周顗，极力劝谏。王敦大怒，下令杀王峤。当时士人都畏惧，没有人敢说话。谢鲲说：“明公要举大事，却不应杀一个人。王峤因为进献劝谏而触犯您，便要拿他祭旗，岂不是太过分了吗？”王敦才停止。王敦既杀害朝廷贤臣，又称病不上朝，准备返回武昌。谢鲲劝王敦说：“公大力保全国家，建立不世之功；但天下人心确实还有没有明白的地方。如果能入朝面见天子，使君臣释然，万物之心才会因此信服。凭借众望来顺应群情，完全收敛退让来奉事主上。如果这样，那么功勋就可比拟齐桓公匡扶周室的功业，名声可以流传千载了。”王敦说：“你能保证不会发生变故吗？”谢鲲回答：“我近日入朝觐见主上，看到他侧身空席，等待见到公；宫禁和省署安宁肃穆，一定没有忧患。公如果入朝，我请求随从。”王敦勃然大怒说：“即使再杀掉你们几百人，对时局又有什么损害？”最终没有入朝便离去。当时朝廷中声望卓著的人都被杀害，人人都为此忧惧；谢鲲却推究事理、安守常道，时常进献正直的意见。王敦既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内心也不高兴。军队返回后，让谢鲲出任郡守；他治理政事清明严肃，百姓爱戴他。不久死在任上，时年四十三岁。王敦死后，追赠太常，谥号康子。谢尚继承爵位，另有传记。胡母辅之，字彦国，是泰山奉高人。高祖胡母班，任汉朝执金吾。父亲胡母原，精通训练兵马。山涛称赞他的才干足以承担边地职务，举荐他任太尉长史，最终官至河南令。胡母辅年轻时便享有盛名，有鉴识人物的眼光。他生性嗜酒，任性放纵，不拘小节，同王澄、王敦、庾敳一起受到太尉王衍的亲近，被称为“四友”。王澄曾给别人写信说：“彦国口中吐出的妙语，像锯木屑一样纷纷不断，实在是后辈的领袖。”朝廷征召他为别驾、太尉掾，他都没有赴任。因为家贫，他请求试任繁昌令。开始时节制饮酒，勉励自己，很有能干的名声。升任尚书郎，参与讨伐齐王冏，赐爵阴平男。多次转任司徒左长史，又请求出任外官，任建武将军、乐安太守。他同郡人光逸日夜酣饮，不理会郡中事务。成都王司马颖成为太弟，召他任中庶子。于是他同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一起任性旷达。他曾经过河南，在门下饮酒；河南驺王子博盘腿坐在他身旁。胡母辅呵斥他去取火，王子博说：“我是卒吏，只要不耽误我的职责就罢了，怎么还要替别人听使唤？”胡母辅于是走过去同他交谈，叹息说：“我不如他。” 胡母辅把王子博推荐给河南尹乐广，乐广召见后非常喜欢他，提拔他为功曹。乐广选拔人物就是这样。东海王司马越听到胡母辅的名声，征召他为从事中郎，又补任振威将军、陈留太守。王弥经过他的郡境，胡母辅不能讨伐，因获罪被免官。不久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扬州刺史，他没有赴任。司马越又任他为右司马、本州大中正。司马越去世后，胡母辅避乱渡江。元帝任命他为安东将军谘议祭酒，升任扬武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到湘州不久便去世，时年四十九岁。儿子胡母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亲，但傲慢放纵超过父亲。酒醉时，常常直呼父亲的字。胡母辅也不介意，清谈者认为他狂放。胡母辅正酣饮时，谦之从旁窥看，大声说：“彦国年纪老了，不能这样做；再这样下去，恐怕会让我背靠东墙而坐。”胡母辅欢笑着叫他进来，同他一起饮酒。他的行为就是这样。不到三十岁便去世。

译毕卓，字茂世，是新蔡鲖阳人。父亲毕谌，任中书郎。毕卓年轻时便倾慕任性旷达，为胡母辅所知。太兴末年，任吏部郎，常常因饮酒而荒废职务。邻居家的郎官酿酒成熟，毕卓于是趁醉在夜里来到酒瓮旁偷饮，被掌管酒务的人捆绑起来。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是毕吏部，立即解开绳索。毕卓便拉着主人在酒瓮旁设宴，喝醉后才离去。毕卓曾对人说：“如果能得到装满数百斛酒的船，四季的美味放在船的两头，右手拿酒杯，左手拿蟹螯，浮游在酒船之中，这一生就满足了。”渡过长江以后，任温峤的平南长史，死在任上。王尼，字孝孙，是城阳人；有人说他是河内人。他本来是军人家的儿子，寄居在洛阳。才气卓异，不受拘束。起初任防军府军士。胡母辅之同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邃、河东裴遐轮流嘱托河南功曹甄述和洛阳令曹摅，请求解除王尼的军籍。曹摅等人认为这超出自己的权限，不敢答应。胡母辅等人带着羊和酒来到防军府门前。门吏把姓名写好呈给防军。防军叹息说：“这些名士拿着羊酒来，肯定有原因。”当时王尼正给府中养马。胡母辅等人进去后，便坐在马厩下面，同王尼烤羊饮酒，喝醉吃饱后离去，始终没有拜见防军。防军大为惊讶，立即给王尼长假，于是免除了他的兵籍。东嬴公司马腾征召他任车骑府舍人，他不肯赴任。当时尚书何绥奢侈过度。王尼对人说：“何绥身处乱世，还这样自矜豪奢，离死不远了。”那人说：“伯蔚何绥听到这话，一定会加害你。”王尼说：“伯蔚听到我的话时，我已经死了。”不久，何绥果然被东海王司马越杀死。司马越起初进入洛阳，王尼去拜见他却不下拜。司马越问原因，王尼说：“您没有宰相的才干，所以我不下拜。”于是列举他的过失，言辞十分尖锐，又说：“您欠着王尼的东西。” 越听后大为惊讶，说：“哪有这样的事！”尼说：“从前楚人丢失布匹，说是令尹偷的。如今我的房屋财物，全被您的军人掠夺了。我现在又饥又冷，这也明明是您的过失。”越大笑，立即赏赐给他绢五十匹。各位贵人听说后，争相前往馈赠。洛阳陷落后，尼到江夏避乱。当时王澄任荆州刺史，待他十分优厚。尼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儿子，没有房屋居住，只养着一辆露车和一头牛。每次出行总让儿子驾车，晚上父子二人便一起睡在车上。他常叹息说：“沧海横流，到处都不得安宁啊！”不久王澄去世，荆州一带发生饥荒，尼无法得到食物，便杀牛拆车，煮牛肉来吃。牛肉吃完后，父子二人都饿死了。羊曼字祖延，是太傅羊祜哥哥的孙子。父亲羊曁，任阳平太守。羊曼年轻时便有声名，本州礼聘他，太傅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避难渡江后，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参军，转任丞相主簿，把机密事务交给他。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因公事被免职。羊曼任性旷达而放纵，喜欢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与他志趣相同，友好相处，都是中兴时期的名士。当时州里称说：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郄鉴为“方伯”，泰山胡母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羊曼为“防伯”。总共八个人，号称“兖州八伯”，大概是仿照古代的“八儁”。王敦已经同朝廷离心背叛，被拘禁录用为官员时，朝士羊曼任右长史。羊曼知道王敦有不臣之心，整天沉醉，只用讽刺议论来表示态度。王敦因为看重他的士人声望，对他厚礼相待，却不把事务交给他，所以羊曼得以不卷入这场祸难。王敦失败后，羊曼代替阮孚任丹阳尹。当时朝士渡江后，刚开始任官，彼此竞相装饰，准备丰盛食物。羊曼任丹阳尹时，来得早的客人能吃到好菜，天晚来的食物就渐渐吃完了，不能再得到精美的饭菜。他只按客人来得早晚接待，并不询问贵贱。有个叫羊固的任临海太守，整天都准备美食，即使晚到的人也能得到丰盛饭菜。评论者认为，羊固的丰厚款待，反而不如羊曼的真率。苏峻作乱时，羊曼加任前将军，率领文武守卫云龙门。朝廷军队不能取胜，有人劝羊曼躲避苏峻。羊曼说：“朝廷已经破败，我到哪里去求生？”于是命令部众不动，被苏峻杀害，时年五十五岁。苏峻平定后，追赠羊曼为太常，儿子羊贲承袭爵位。羊贲年轻时便有声名，娶明帝的女儿南郡悼公主为妻。授任秘书郎，早年去世。羊曼的弟弟羊聃，字彭祖，年轻时不通经学，当时舆论都鄙视他的平庸。此前兖州有“八伯”的称号，后来又有“四伯”。大鸿胪、陈留人江泉，因为能吃，被称为“谷伯”；豫章太守史畴，因为身体极肥，被称为“笨伯”；散骑郎、高平人张嶷，因为狡猾妄诞，被称为“猾伯”；羊聃因为凶狠暴戾，被称为“琐伯”。这大概是仿照古代的“四凶”。羊聃起初被元帝征召到丞相府，屡次升迁为庐陵太守。他刚愎粗暴，倚仗自己是皇亲，放纵横行尤其厉害；只要有人触犯他的怨恨，便动辄加以刑罚杀害。他怀疑郡人简良等人是盗贼，杀了二百多人，连婴儿也被诛杀。被剃发、拘锁的人又有一百多人。庾亮逮捕了他，把他押回京城，主管官员上奏说羊聃罪当处死；但景献皇后是他的祖姑，按制度应适用“八议”。成帝下诏说：“这种事情古今没有，哪里有什么八议？只是我仍不忍心把他陈尸于市朝，就赐他在狱中自尽。”他的哥哥羊贲娶了公主，亲自上表请求解除婚姻。成帝下诏说：“罪过不牵连亲属，这是古今的法令典章。羊聃即使罪至极刑，与羊贲有什么关系？特别不准他们离婚。”琅邪太妃山氏是羊聃的外甥女，入宫叩头请求赦免。王导又上奏说：“羊聃的罪过不可宽恕，应当施以最重的刑法。”山太妃忧愁悲伤，以至成病。陛下对她恩深无极，应当防止因宽宥而使羊聃得以保全生命。于是成帝下诏说：“太妃只有这一个舅舅，她一开口便悲伤哽咽，甚至吐血，心中的忧虑感情十分深重。我过去遭逢父母丧亡，受到太妃抚育之恩，如同受到慈亲的恩惠。如果不能承受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致突然衰败，我又有什么脸面存身呢？现在就赦免羊聃的死罪，以慰藉太妃思念舅舅的感情。”于是只免去羊聃的官籍。不久羊聃患病，总是看见简良等人的鬼魂作祟，十多天后便死了。

译光逸字孟祖，是乐安人。起初任博昌县小吏，县令派他送客，他冒着严寒，全身都被冻湿了。回来时遇上县令不在，光逸便脱下衣服烘烤，钻进县令的被子里睡觉。县令回来后大怒，将要严厉惩罚他。光逸说：“我家贫穷，衣服单薄，又被水浸湿，没有替换的衣服；如果不暂时把它烘暖，势必要冻死。您为什么吝惜一床被子而杀死一个人呢？君子仁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此县令睡下后没有怀疑，觉得奇怪，便释放了他。后来光逸任门亭长，迎接新县令到任。京师人胡母辅之和荀防一同到县令家去，远远看见光逸，胡母辅之对荀防说：“那人像是奇才，叫他上车来。”同他谈了很久，果然是个俊杰之才。县令奇怪客人为什么不进来，属吏禀报说他们正在同光逸交谈，县令大怒，革除光逸的名籍，把他斥退遣走。后来光逸被举为孝廉，任州从事，辞官投奔胡母辅之。胡母辅之当时任太傅越的从事中郎，把光逸推荐给司马越，司马越因为他门第寒微而不召用。后来司马越在闲宴时责备胡母辅之没有荐举人才，胡母辅之说：“我以前推荐过光逸，您因为他不是世家子弟而没有召用，并不是我没有荐举。”司马越立即征召光逸。征召文书送到郡县，大家都以为弄错了；核实确实是光逸后，才准备礼物把他送去。不久因天下动乱，光逸避难渡江，又投奔胡母辅之。刚到时，正好胡母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披散头发、裸露身体，关在室内纵情饮酒，已经连续多日。光逸准备推门进去，守门的人不让他进。光逸便在门外脱下衣服，露出头来，从狗洞里窥看里面，并大声呼喊。胡母辅之惊讶地说：“别人决不会这样，必定是我的孟祖。”赶忙叫他进来，于是同他饮酒，昼夜不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八达”。元帝任命光逸为军谘祭酒，中兴建立后任给事中，死于任上。庾峻字山甫，是颍川▯陵人。祖父庾乘，才学广博，汉司徒征召他，朝廷又以有道之士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伯父庾嶷，为人端正简朴，在魏任太仆。父亲庾道，廉洁退让而坚贞守志，奉养志节，不肯出仕。家中牛马有踢人咬人的，怕伤害别人，便不拿到市场上卖。等到几个儿子显贵后，他被赐拜为太中大夫。庾峻年轻时喜爱学习，很有才思，常在京师游历。听说魏国散骑常侍苏林年老有病住在家中，便前往探望。苏林曾向庾乘求学，见到庾峻后流泪很久，说：“您的祖父才华很高，却性情退让，慈祥和蔼而博爱，清静少欲，不经营当世事务，只修养德行罢了。▯陵旧有五六万户，如今听说只剩下几百户。您的两位父辈在战乱中抚养孩子，独自活到今天。您的伯父是当世的杰出人才，您的兄弟又都俊秀茂盛，这都是您祖父积德所造成的。”庾峻历任郡功曹、计掾，被州府征召为从事。太常郑袤见到庾峻，非常惊异，举荐他为博士。当时社会重视老庄而轻视经史，庾峻担心正统之道衰落，于是潜心研究儒家经典。适逢高贵乡公临幸太学，向庾峻询问《尚书》的义理，庾峻援引老师的学说，阐明经书的宗旨，解释畅通其中的疑滞，回答详尽周密。升任秘书丞。长安有一桩大案长期不能判决，任命庾峻为侍御史前往审断，朝廷内外都称许判决公允。武帝即位后，赐给他关内侯爵位，升任司空长史，转任秘书监、御史中丞，授侍中，加谏议大夫。他常陪武帝讲解《诗经》。中庶子何劭谈论《诗经》中风、雅的正变之义，庾峻起身反复诘难，四座没有人能使他屈服。当时风俗竞相追逐名利，礼让逐渐衰败，庾峻上疏议论这件事，大意是想表彰、提拔隐居山林的人以及辞谢恩宠的臣子，以此磨炼他们的廉节而已。庾峻又痛恨世俗浮华、不修养名声与实际，写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文章繁多，未予记载。太康九年去世，诏令赐给朝服一套、衣服一袭、钱三十万。临终告诫儿子庾珉说：“早晨去世，晚上就入殓；用幅巾布衣下葬，不要选择日期。”庾珉遵奉遗命，按时服入殓。庾峻有两个儿子：庾珉、庾敳。庾珉字子琚，性情淳厚温和，喜爱学习，行事忠诚宽恕，年轻时历任散骑常侍、本国中正、侍中，封长岑男。怀帝被刘渊掳走时，庾珉随同在平阳。刘渊大宴群臣，竟让怀帝行酒，庾珉不胜悲愤，拜了两拜献上酒，因而放声大哭。贼人憎恨他。有人告发庾珉和王儁等人谋划响应刘琨，刘渊于是图谋杀害他们，庾珉等都遇害。起初洛阳尚未陷落时，庾珉任侍中，值宿省内，对同僚许遐说：“世道到了这个地步，灾祸将要降临，我应当死在这座屋子里了。” 到这时，他最终还是没能免于灾祸。大元末年，追谥为“贞”。庾敳字子嵩，身高不到七尺，腰围却有十围，素来很有高远的风度。他任陈留相时，曾因事情牵累，内心仍从容畅达，不过寄托情怀、通达自适罢了。处在众人中间时，常常安然独坐。他曾读《老子》《庄子》，说：“正好暗中同我的心意相合。”太尉王衍一向很看重他。庾敳见王室多难，始终知道祸患将会连累自己，便写《意赋》来排遣感情，犹如贾谊作《鵩鸟赋》一样。他的侄子庾亮看见这篇赋，问：“如果你有意，是赋文不能完全表达；如果你无意，又为什么要作这篇赋？”庾敳回答：“就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罢了。”升任吏部郎。当时天下多有变故，机谋变乱接连发生，庾敳常常保持沉默，无所作为。参与东海王司马越太傅府的军事事务，转任军谘祭酒。当时司马越府中有许多才俊奇异之士，庾敳身在其中，常常自以为神异。王豫州的长史、河南人郭象，当时人认为仅次于王弼。庾敳很了解他，每每说：“郭子元难道一定比庾子嵩差吗？”郭象后来任太傅主簿，掌握事务，专擅权势。庾敳对郭象说：“您本来就是当世的大才，我从前的看法如今已经全部消失了。”庾敳声名很高，受到士绅推重，却聚敛钱财、积累实物，议论者讥笑他。都官从事温峤上奏弹劾他。庾敳反而器重温峤，称赞温峤说：“气势森森，像千丈高松；虽然盘曲多节，但用在大厦上，正有栋梁的用处。”当时刘舆受到司马越的信任，士人多被他构陷，只有庾敳放任心志而置身事外，找不到可乘之隙。后来因为庾敳性情俭吝，家中富有，刘舆劝司马越让他拿出钱一千万来换取官职，希望他吝惜钱财，因而找到可乘之机。司马越在众人席间问庾敳，庾敳已经醉得颓然，头巾掉在案几上，便用头穿过头巾，慢慢回答说：“下官家中原来有两千万钱，任凭您取用。”刘舆于是才服气。司马越十分高兴，便说：“不能用小人的心思来揣度君子的内心。”王衍不与庾敳交往，庾敳却仍以卿相称而不停止。王衍说：“您不能这样做。”庾敳说：“您自己把我当作君子，我自己把您当作卿；我自管用我家的规矩，您自管用您家的规矩。”王衍认为他很奇异。石勒作乱时，庾敳与王衍一同被害，时年五十岁。

译郭象字子元，年轻时就有才思和义理见解，喜爱《老子》《庄子》，善于清谈。太尉王衍常说：“听郭象说话，就像悬河倾泻流水，灌注不竭。”州郡征召他，他都不肯赴任，常常闲居，以写文章议论自娱。后来被征召为司徒掾，逐渐升至黄门侍郎。东海王司马越引荐他任太傅主簿，非常亲近信任他，于是郭象掌握职权，权势显赫于朝廷内外。因此素来清正的舆论鄙弃他。永嘉末年病死，著有《碑论》十二篇。在此以前，注释《庄子》的有几十家，没有人能够阐明它的纲领体系。向秀在旧注之外作解释，精妙地发挥奇异旨趣，大大弘扬了玄学之风。只有《秋水》《至乐》二篇还没有完成，向秀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年幼，解释散失，但仍有一些别本流传。郭象为人品行浅薄，因为向秀的解释没有流传于世，便偷偷拿来当作自己的注释，于是自己注解《秋水》《至乐》二篇，又改动《马蹄》一篇，其余各篇有的只是校订、确定文句罢了。后来向秀的解释别本出现，所以如今有向秀、郭象两种《庄子》注本，其义理是相同的。庾纯字谋甫，博学而有才智义理，是当世儒学宗师。郡中补任他为主簿，任征南府参军，屡次升任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任中书令、河南尹。起初，庾纯认为贾充奸邪谄佞，便和任恺一起举荐贾充出镇关中，因此贾充对他很不满。贾充曾设宴招待朝士，庾纯后来才到，贾充说：“您平常走路总在人前，今天为什么落在后面？”庾纯说：“暂且有些市井小事没有办完，所以来晚了。”世人说庾纯的祖先曾经做过伍伯，贾充的祖先曾经做过市魁，贾充和庾纯是在用这件事互相讥刺。贾充自认为地位尊贵、声望很高，心里非常不平。到庾纯劝酒时，贾充没有及时饮下，庾纯说：“长者为您祝寿，怎么敢这样呢？”贾充说：“父亲年老却不回去奉养，还说什么呢？”庾纯发怒说：“贾充使天下骚动，都是因为你一个人。”贾充说：“我辅佐两代皇帝，荡平吴、蜀，有什么罪过，以至天下因我而骚动？”庾纯说：“高贵乡公如今在哪里？”众人于是散席。贾充的左右想拘捕庾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帮助他，因此得以逃出。贾充惭愧而愤怒，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庾纯害怕了，交还河南尹和关内侯的印绶，上表自我弹劾，请求接受重罪。御史中丞孔恂也弹劾庾纯，于是诏令免去庾纯的官职。又因为庾纯的父亲年老而他不请求回家奉养，命令依据典礼判定他的得失。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骠骑将军齐王司马攸议论说：“凡是判定人的得失，应先考察礼法。父亲八十岁，准许一个儿子不任职从政；九十岁，家中子弟都不从政，新令也是如此。按庾纯父亲年八十一岁，庾纯兄弟六人，其中三人在家奉养父亲而没有废止侍养之事，庾纯没有请求供养父亲，在礼法上并没有违背。”司空认为，庾纯身居卿尹之位，应当比常人做得更好；可是他荒于饮酒，放纵自己的愤怒，我认为庾纯没有远学至孝的行为，反而近于吝惜常人的过失，应当受到讥刺贬斥。司徒石苞议论说：“庾纯因为荣华官位而忘记父亲，厌恶听闻正直的言论，不忠不孝，应当除名，削夺爵位和封地。”司徒西曹掾刘斌议论说：“整顿、叙正风俗，应以人伦为先；人伦教化，以忠孝为主。忠，所以不忘君主；孝，所以不遗弃父母。如果孝一定专心于奉养父母，那么明君就不能使人为臣；如果忠一定不顾父母，那么父母就不能把人当作儿子。因此做臣子的必须用义来割断对父母的恩情，做儿子的必须用亲情来割断对君主的义理；在朝廷就听从君主的命令，在家中就遵循父亲的教诫，这样君父两方面都能得到成全，忠孝各有次序。” 庾纯的哥哥庾峻因为父亲年老而请求回家，若庾峻能够回去，庾纯也没有不回去的道理；若庾峻不能回去，庾纯就更没有回去的理由。庾纯虽然亲耳听见这些议论，却没有得到准许。近来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都有年老的母亲，邓良没有兄弟，被授予远郡官职，辛苦奔波自行回去，也都没有得到准许。况且庾纯近来任京尹，父亲就在辖境之内，有时能够自己上表请求回去省视；却偏偏在礼法之外对他贬黜，刘斌愚见认为不对。礼法规定父亲八十一岁，儿子可以不任职从政；庾纯有两个弟弟在家，不算违背礼法。新令又规定父亲年满九十岁才听任全部回家，如今庾纯的父亲确实还不到九十岁，庾纯也不算违反新令；至于辱骂宰相，应当加以放逐斥退，以彰明国家法典。圣恩宽厚仁慈，只表示对他加以贬退。我愚昧无能，无法另作评议。河南功曹史庞札也上表说：“本郡前任尹、关内侯庾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已免去他的尹官，后来又因为他的父亲年老体弱而他没有请求奉养，交给五府依照典礼判定他的得失；可是群臣责备过重，于是依法把庾纯视为不孝，认为应当削除爵位和封地。我考察法令：父母年过八十，准许让他们的儿子不任限外职，确实是因为有回去的机会。如今庾纯居住在郡内，以前又多次上表请求回去省视。” 庾纯兄弟六人，其中三人在家孝养父亲而没有废止。哥哥侍中庾峻，是家中的嫡长子，过去多次上表请求回家奉养，诏令却劝止不准。国家体制和法律对兄弟并无不同，怎么能只责备庾纯没有请求奉养呢？如果这个议论实行，臣等担心会助长用虚假名义装饰门面的风气，损害忠诚的实际。于是皇帝又下诏说：“自中世以来，往往偏爱贵重者而顺从其意，轻视卑贱者而任其发泄，所以令狐绥、杜定国能够在前代扬名。如今议论责备庾纯，不只是责备他温和自持而又醉酒、沉湎，这是按照圣人的标准责备人。恐怕贾公也醉了；如果他没有醉，终究不会在百名宾客中责备别人不辞官回家奉养父亲。”大晋依照圣人的典礼制定臣子出仕和退处的规范，如果有年满八十岁的父母，都应当回家奉养，并不只是庾纯一人。古人说：‘由于醉酒而说的话，就让他牵出童羖。’这说明不应责备醉酒之言，恐怕会失去尺度。因此免去庾纯官职，是为了给后来的醉酒者以警戒。齐王刘掾的议论是恰当的，于是又任庾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后来将军荀眅在朝会上上奏说，庾纯以前因不孝被免职贬黜，不应再升迁。侍中甄德进言说：“孝道以显扬父母为大，以俸禄奉养父母为荣。诏令已经赦免庾纯过去的过失，提升他为近侍，同时兼掌教官之职。”

译这是因为庾纯被征召，不等候车驾到来的日期；后将军荀眅竟敢以个人议论贬低、夺取公论，公然抗言、矫饰情理，欺骗蒙蔽朝廷，应当加以贬黜。荀眅因此被免官。起初，荀眅与庾纯都被大将军征召，荀眅整治华丽车服，庾纯却只穿朴素衣服，荀眅因此认为羞惭遗憾。到这时荀眅诋毁庾纯，荀眅既被免黜，庾纯反而因此惭愧，急忙前往慰问勉励他。当时人们称赞庾纯通达宽恕。庾纯升任侍中，因父亲去世离职，起用为御史中丞，转任尚书、魏郡太守，没有赴任，授任少府，六十四岁时去世。儿子庾旉字允臧，年轻时便有清正节操，历任博士。齐王司马攸前往封国时，朝廷下令礼官议论应当尊崇赐给他的礼物，庾旉与博士太叔广、刘暾、缪蔚、秦秀、傅珍等上表进谏说：“《尚书》称帝尧能够彰明俊德，以此亲睦九族。周武王光大拥有天下，兄弟封国有十六人，同姓封国有四十人。对有大功者和亲属都亲善，以特殊礼制显荣他们；鲁、卫、齐、晋大大开拓土地疆域，也都接受分封的宝器。这就是说，只要是善行所在，亲疏一视同仁。大晋兴起，发扬唐、周久远的事业，王室亲属和辅佐受命的功臣，都接受爵位和封土，天下安定。如今吴国已经平定，诏令大司马齐王出镇一方，必将安抚他的国家，应当依照古代典章来垂示长久制度。从前周朝选择任用有明德的人，是为了辅佐王室，所以周公任太宰，康叔任司寇，聃季任司空；又有召、芮、毕、毛等诸国的君主，都入朝居于公卿大夫的职位，说明辅弼之臣的责任重大，而守卫封地的职位较轻。没有听说古代典章让三公这样重要的职位出居封国。汉代诸侯王地位尊贵、权势重大，位在丞相、三公之上；他们入朝辅佐政事，才兼任朝廷官职；出居封国时，也不再借台司的虚名来显示恩宠。从前申无宇说：“五大不在边。”先儒认为，这是说尊贵受宠的公子、公孙以及世代担任正卿的人。又说：“五细不在庭。”先儒认为，这是说卑贱者妨碍尊贵者，年少者凌驾年长者，疏远者离间亲近者，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压制大者。“不在庭”，就是说不应让他们在朝廷中执政。又说：“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如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您还是稍加警惕吧。叔向曾说：“公室将要衰微，它的枝叶会先凋落。”公族是公室的根本，如果把他们遣离，就像俗话说的，躲在树荫下却放纵行事，终于要寻找斧柄来砍树。如今齐王如果贤能，就不应凭母弟亲属的尊贵身份，去担任鲁、卫那样的常职；如果不贤，就不应大规模开拓土地疆域，树立东海封国。古代礼制规定，三公没有具体职事，只坐在那里论说治国之道，没有听说让他们以地方职任而受牵累。只有周室大为衰败、周宣王中兴，四方夷族交相侵扰，朝廷急于救援，才命令召穆公征讨淮夷，所以诗中说：“徐方没有退却，王说回去吧。”宰相不应长期在外。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四海如同一家，正应多次召请三公，与他们议论太平的根基，反而把他们派出京城，远离王城二千里，这就违背旧有章法了。”庾旉起草了这份议论，先拿给父亲庾纯看，庾纯没有禁止。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也认为他的议论有道理。武帝认为博士没有回答所问的问题，反而回答了没有问的问题，大怒，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尚书朱整、褚防等上奏说：“庾旉等人越权离开职守，迷惑蒙蔽朝廷，粉饰恶言，假托直言不讳，请逮捕庾旉等八人，交廷尉按罪论处。”庾旉的父亲庾纯到廷尉那里自首。庾旉把议论草稿给他看，他听从了庾旉的愚浅意见，诏令免除庾纯的罪。廷尉刘颂又上奏说，庾旉等大不敬，应当弃市处死，请求重新评议。尚书又上奏请求答复，皇帝听任廷尉执行刑罚。尚书夏侯骏对朱整说：“国家竟要诛杀进谏的大臣，设置八座官正是为了这种时候，您可以共同驳正此事。”朱整不听。夏侯骏愤怒地起身说：“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于是夏侯骏独自起草驳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晃等人同意夏侯骏的意见，上奏请求将此事留在宫中裁决。七天后才下诏说：“庾旉等人都是儒官，却不顾奉行法制，不针对所问作答，竟敢肆意发表欺骗蒙蔽的言论，以扰乱视听。庾旉是这篇议论的主谋，应当作为首先被杀的人。但庾旉及其家人都自行自首，大信不可夺取。秦秀、傅珍先前妄言，侥幸得以免罪，却又不以此为戒，应当加以诛戮，以彰明凶恶。朕还是不忍心，全部赐免死罪。”秦秀、傅珍、庾旉等都被除名。数年后，又起用为散骑常侍，▯任国子祭酒。秦秀字元良，是新兴云中人。父亲秦朗，任魏国骁骑将军。秦秀年轻时笃实好学、品行端正，以忠直闻名。咸宁年间，任博士。何曾去世后，朝廷下令礼官议定谥号。秦秀议论说：“已故太宰何曾，虽然出身世族正统，却年轻时凭借高明刚正、严肃端庄显达于王朝；侍奉父母有和颜悦色、奉养周到的名声，在官任上又能奏请法令、治理政务，这两点确实得到了臣子事奉君上的大体。然而他天性骄奢，不遵循法度。诗说：‘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说的是德行高峻，举动必合礼法。晏丘明有话说：‘节俭的德行是恭敬，奢侈的恶行是最大的恶。’大晋接受天命，辛劳谦退、含蓄自守；何曾受两代皇帝宠幸，显赫延续数世。到六十岁时，他身兼三公职位，享用大国租税，承受保傅的尊贵，执掌司徒的调和之任。两个儿子都佩金貂，任卿和校尉，列在皇帝身旁。若与古人相比，责任深重，即使全家人都死了，也还不足以相称于他的职位。然而他竟然骄奢过度，声名传遍九州，行为不合正道却享有非同寻常的爵位。按照古义来说，这不仅失去了辅相应有的规范，违背了同心协力的利益，也玷污皇朝的美德，败坏人伦教化，造成天下的丑恶，给后世留下傲慢的示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近世以来，宰相辅臣没有人像何曾这样受到污辱的声名，被主管官员弹劾，父子都蒙受牵累却还得到恩赦。周公哀悼周成王、周康王时期政教衰败，悲伤大道教化不能实行，于是制定谥法来记录人的终身。曾参奉行孝道，临终时让身体完整地归还父母，换下床席后去世，大概是为了表明慎重对待死亡，至死才停止。齐国的史官，不过是乱世中的陪臣而已，尚且记载国君弑君之贼，即使牵连到死也不惩罚错过；何况皇朝中掌守典章的官员，怎么敢畏惧权势强盛者而不尽行礼法？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宰相大臣是天下人的表率，如果活着时极尽放纵，死后又没有贬谥，那么就是皇室没有正当的刑罚。王公贵人还害怕什么呢？所谓四维，又寄托在哪里呢？”我谨按谥法：“名实不符叫作‘缪’；倚仗乱世而放纵行事叫作‘丑’。”何曾的行为全都符合这些，应该谥为“缪丑”。何曾当时虽然不同意秦秀的议论，但听见的人都感到害怕。秦秀性情嫉恶如仇，憎恨谗佞之人如同仇敌。他一向轻视鄙薄贾充，等到伐吴战役时，听说贾充任大都督，便对亲近的人说：“贾充不过有处理文书的小才，却竟担任讨伐国家的大任，我要哭着为军队送行。”有人劝止秦秀说：“蹇叔知道秦军必败，所以哭着为自己的儿子送行。如今吴国君主无道，国家已有自行灭亡的形势，军队一到边境，必定不用交战就会溃败；您这样哭，已经是不明智了，甚至是不可赦免的罪过。”于是秦秀便停止了。等到孙皓向王濬投降时，贾充还不知道，正因为认为吴国还不能平定，抗表请求班师。贾充的上表与报文一同到达朝廷，朝野都认为贾充地位虽在人之上，智慧却在人之下，于是都认为秦秀的话有见识。贾充去世后，秦秀议论说：“贾充舍弃宗族不传授爵位，却以异姓人为后嗣，违背礼制而沉溺私情，扰乱大伦。从前鄫国收养外孙莒国公子为后嗣，《春秋》记载‘莒人灭鄫’，圣人难道不知道外孙是亲属吗？只是按义理推论，那么外孙就没有父子关系。又考察诏书说：‘除非功劳如太宰何曾那样、封爵如太宰何曾所取，而且后嗣确实出自自己一族，否则不得以何曾为例。’这样看来，以外孙为后嗣，若不是有元勋显德，便不应允许。天子的礼制，难道可以这样吗？这会断绝父祖的祭祀血食，打开朝廷祸乱的门户。谥法说：‘昏乱法度叫作荒。’请谥为‘荒公’。”没有得到同意。王濬有平定吴国的功勋，却被王浑谗毁，皇帝虽然没有听从王浑的话，却没有明确赏罚，只任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天下人都因此怨恨。秦秀于是上言说：“自大晋开国以来，辅国的名号通常是凭旧日恩宠授予的；这等于让王濬在没有功劳时，便接受九卿般的显贵职位；等到建立功劳之后，反而又得到宠臣的侮辱性称号。四海之人看见这种事，谁不会失望？蜀国小而吴国大，平定蜀国之后，两位将领都升任三公；如今王濬回朝反而降低品秩，天下怎么能不疑惑呢？吴国还没有灭亡时，即使凭三祖的神武，仍要亲自承受吴国的屈辱；凭孙皓虚有的名声，也足以震动中原。每当吴军稍有出动，虽然圣上心里知道它将要灭亡，中国仍常常怀着恐惧。当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借助天子百万军队，平定并占有吴国，同国家结为兄弟之邦，我恐怕朝野都真的会甘心接受。如今王濬率领蜀汉的军队，几十天就平定吴国，即使把吴人的财宝全都给他，那些本来并不属于他所有的东西，难道还要立即同他计较吗？”后来秦秀与刘暾等共同议论齐王司马攸的事情，违逆褚防，被除名。不久又起用为博士。秦秀性情刚直倔强，与世俗多有抵触，前后任博士将近二十年，死在任上。《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上 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