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略第四

译在两楹之间举行大敛。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将各自统领所属部队，虎贲屯守殿门、端门以及台阶左右两厢；中黄门持兵守在殿上。夜漏上水时群臣入内。白天漏壶上水时，大鸿胪设置九宾，依次站在殿下。谒者引导诸侯王站在殿下，面向西，以北为上。宗室诸侯、四姓小侯站在后面，面向西，以北为上。治礼官引导三公就位，面向北站在殿下。特进在其次，中二千石列在其后；列侯、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最后。陪位群臣都重行排列，向西为上。位置确定后，大鸿胪说“齐备”，谒者将情况报告。皇后面向东，贵人、公主和宗室妇女依次站在后面。皇太子、皇子在东面向西；年幼皇子稍微退后，在南面向北，全部伏地哭泣。大鸿胪传令哭临，群臣都哭。三公从阼阶登上，安置梓宫，将珪璋等物放入其中，近臣依旧例协助。继承皇位的儿子依礼哭踊。东园匠的武士从下方钉合棺盖，截去棺盖的牙【《丧大记》说：君王的棺盖用漆，设三道缝、三道束。郑玄注说：缝是棺盖下的小腰】。太常进献太牢作为奠祭；太官、食监、中黄门、尚食依次进献奠物，执事人员依礼办理。太常、太鸿胪依仪式传令哭临。三公向尚书奏报先帝遗命，要求太子当天在灵柩前即天子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成为皇太后，奏请批准。群臣都退出，穿吉服入内办理丧事，仪式如常。太尉从阼阶登上，到灵柩前的御座处，面向北稽首；读完册文后，传递国玺和绶带，面向东跪下，授予皇太子，令其即皇帝位。中黄门掌管兵器，将玉贝、隋侯珠、斩蛇宝剑授给太尉，并告知群臣。群臣都伏地高呼万岁；有时大赦天下，派使者传诏打开城门、宫门，撤除屯卫兵。群臣百官退下，进入丧服，仪式依礼。三公、太常依照旧例办理。百官每五天哭临一次；原来的属吏、二千石、刺史，在京师的郡国上计掾史，也都每五天哭临一次。天下官吏百姓发丧哭临三天，葬前两天，每天早晚哭临。下葬后解除丧服，不再禁止婚嫁和祭祀。佐史以下穿布制衣冠、头巾、绖带，哭临庭中，绖带宽不超过三寸。武官戴布帻和大冠。大司农拿出钱粮，供给六丈布的价值。葬礼和丧期依照前汉制度。部刺史、二千石、列侯中封国在外者，以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和因驿站传送奏章的诸侯王，都派大夫一人奉送奏章。吊祭大臣请求用驿马传送露布奏章，可以用木材制作重，长九尺，宽度容纳八层；用苇席包裹。车门帷帐都用簟席。车辆都去掉辅轓，改用稀疏的布，车轮粗陋；跑车卒都穿布褠、戴布帻。太仆用四轮、辀车作为宾车，用大练制作车屋帷幕。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绋。司空选择墓地并营造墓穴。太史占卜日期。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匠作，用油缇帐覆盖墓坑，并把方石修治到合适的宽度。柏木黄肠题凑、便房依礼制作。大驾由太仆驾驭；方相氏戴黄金四目面具，披熊皮，穿黑衣朱裳，手执戈扬盾，站在四马车上；前导旗的制度是旗杆长三仞，有十二条飘带，拖在地上，绘日月和升龙，旐上写“天子之柩”。谒者二人乘六马车，作为次于大驾的车队。甘泉卤簿、金根车、兰台法驾以及丧服中的大行车，都依照金根车的装饰。皇帝依礼跟随送葬。太常进献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戴长冠，穿斋衣，乘高车，到殿门外停下。使者到达后，面向南站立。太尉上前伏拜，接受诏书。太尉前往南郊，在还差九刻时完成。大鸿胪设置九宾，依次站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人员都戴长冠、穿斋衣。太祝令跪下宣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官报告礼事完毕。太尉捧着谥策回来，前往殿端门。太常进献祖奠，中黄门尚衣捧衣服登上容根车。东园武士载着大行皇帝的灵柩出发，司徒退行站在道路旁，车前的治礼官引导太尉进入指定位置。载灵柩的车在西面稍偏南处，车头向东，奉持防牌。太史令奉持哀牌，站在后面。太常跪下说：“请进皇帝，进。”太尉宣读谥策，把它收藏在金匮中。皇帝随后把谥策收藏在宗庙。太史奉持哀策，装在苇箧中送往陵墓。太尉返回公卿的位置，拜两拜，站立哭泣。太常跪下说：“哭。”大鸿胪传令哭泣，哭声举起十五次后停止。太常举行遣奠，一切依照礼仪。请求哭止哭，都按仪式进行。白天漏刻上水后，请求启行。司徒、河南尹先引导灵车转向。太常跪下说：“请拜送载车。把白色丝带交参缪【音紏】系在绋上，绋长三十丈，粗七寸，制成六行挽绋，每行五十人。”公卿以下的子弟共三百人，都戴素帻和委貌冠，穿白色下裳。三名校尉都戴赤帻而不戴冠，穿绛色单衣，手持幢幡，等待司马丞，作为行列的首领，都口含枚。羽林孤儿、巴渝櫂歌者六十人，分为六列，手执铎。八名司马手执铎走在前面。大鸿胪设置九宾，依次站在陵墓南面的羡门道上，面向东北。诸侯王、公、特进站在道路上，面向西北。位列东面的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按九宾之礼站立，面向东北。西面设置皇帝所用的白布幕，内衬白色，夹在羡道两侧，东西向，一如礼仪规定。容车的帷幄和坐席设在羡道西面，车子对着坐席，面向南。中黄门尚衣奉送衣服，放到帷幄坐席处，车稍稍向前。太祝进献醴酒，依照礼仪。司徒跪下说：“请大驾舍车。”太史令在车南面向北，宣读哀策，掌故站在后面。哀哭完毕。太常跪下说：“哭。”大鸿胪按仪式传令哭泣。司徒跪下说：“请到下面的位置。”东园武士奉下灵车。司徒跪下说：“请到下房。”东园武士奉灵车进入下房，司徒、太史令奉持谥策和哀策，东园武士办理有关事务。随葬明器【明器，是供神明使用的器物。孔子称之为明器，认为这是懂得防止铺张之道；器物齐备却不能实际使用】，筲八个，每个容量三升，分别盛黍、稷、麦、粱、稻、麻、菽、小豆各一筲。瓮三个，每个容量三升，分别盛醯、醢、屑各一瓮；屑是姜、桂的碎末。另有黍饴，用木桁承载【桁，是承放巵、筲、瓮、甒的器具】，上面覆盖稀疏的布。甒两个，每个容量三升，分别盛醴和酒，用木桁承载，上面覆盖功布。瓦镫一个，彤矢四支，轩輖中也用短卫。

译彤矢四支，骨制短卫【《既夕礼》说：▯矢一乘，骨镞短卫。郑玄注说：翭与▯相同，是等待目标而射出的箭。四支箭称为一乘；骨镞、短卫，也是表示不用生前所用的翭矢和金镞。一般制箭五分，分出其中一分作长柄并装羽】。彤弓八张，巵八件，牟八件，豆八件，笾八件，方形酒壶八个，盘匜一套【郑玄注：《既夕礼》说，槃匜是盥洗器具】；杖、几各一件，盖一件；钟十六件，无虡；镈四件，无虡；磬十六件，无虡；壎一个，箫四管，笙一个，箎一个，柷一个，敔一个，瑟六张，琴一张，竽一管，筑一件，坎侯一个；干、戈各一件，笮一个，甲一副，胄一个；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郑玄注：《礼记》说，刍灵是把茅草捆扎成人和马，称为刍灵，属于神灵一类】。瓦灶两个，瓦釡两个，瓦甑一个，瓦鼎十二个，每个容量五升；匏勺一个，容量一升；瓦案九件，瓦大杯十六个，每个容量三升；瓦小杯二十个，每个容量二升；瓦饭槃十个，瓦酒罇两个，每个容量五升；匏勺两个，每个容量一升。祭服和随葬衣物都已备齐。东园匠说：“可以哭了。”房中的人都哭泣。太常、大鸿胪按仪式请停止哭泣。司徒说：“百官办理丧事已经完毕，臣请求退下。”随从进入房中的人都拜两拜，出来到各自的位置。太常引导皇帝到赠礼的位置。司徒跪下说：“请进赠礼。”侍中奉持鸿洞赠玉珪，长一尺四寸，用紫巾承托，宽、长各三寸，缇色内里，赤纁色周边。赠送的币帛，黑色三匹、纁色二匹，各长一尺二寸，宽为一幅。皇帝进到羡道前跪下，房门面向西，亲手把赠礼放下，投入鸿洞中三次。东园匠奉持封土，进入藏房中。太常跪下说：“皇帝恭敬地拜两拜，请哭。”大鸿胪按仪式传令哭泣。太常跪下说：“赠礼之事完毕。”皇帝急忙回到自己的位置【《续汉书》说：明帝驾崩，司徒鲍昱在葬日主持丧事，三公进入安置梓宫，返回到羡道中途，皇帝想下车叩头，进言说：按礼，天子用鸿洞作赠礼，是为了重视郊庙之礼。陛下怎么能冒着险阻，不以义理割舍哀痛？皇帝于是返回】。容根车载着游衣，容衣由司徒送到便殿，一并随从容车的防骑也跟随。放下玉帐后，司徒跪下说：“请到帷幄中。”引导登车。尚衣奉送衣服，依次奉送器物、衣物，收藏在便殿。太祝进献醴酒和俎几，使用漏刻十刻，礼仪完毕。司空率领校尉培土。皇帝、皇后以下都脱去粗服，穿大红服，回宫，返回庐舍，按礼仪设置神主。桑木制的神主长一尺二寸，不书写谥号。虞祭礼完毕，按礼仪附祭于宗庙。大驾出发的前一天，把游衣冠陈列在各宫各殿，群臣都穿吉服，按仪式随从送葬。皇帝的近臣按礼穿防服，脱去大红服，改穿小红服；小红服用十一升都布，戴练冠。脱去小红服，改穿纤服；脱去纤服，戴留黄冠；再改戴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官员都戴留黄冠。百官穿黑色衣服，每次更换服装都随从哭泣，到陵墓送葬，依照仪式。祭祀用特牲，不进献毛血和牲首。司徒、光禄勋准备三爵，依照礼仪。太皇太后、皇太后驾崩，司空用特牲到祖庙报告谥号，依照仪式。长乐太仆、少府、太长秋【长乐宫是太后居住之处；后汉都城在洛阳，没有长乐宫，或许是当时沿用旧名称呼太后宫殿】主管送葬事务，三公奉行制度，其余都依照礼仪。合葬时开通羡道，皇帝拜谒便房，太常引导到羡道，去掉手杖；中常侍接过手杖，送至灵柩前，拜谒、伏地哭泣、停止哭泣，都按仪式。辞别时由太常引导出来，中常侍接过手杖，登车回宫，以下各项返回举行虞祭、设置神主，都依照礼仪。各郊庙祭服都送入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放在陵寝，其余服装以及宴服都封存在箧笥中，收藏在宫殿后閤室。永平七年，阴太后驾崩，未及久留便安葬，诏令说：“灵柩将从殿中出发，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齐奏，钟鼓一同鸣响；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都穿白衣，参差着白色丝带牵引棺柩；挽歌人员下殿登车，黄门、宦者引导灵柩出宫。”减省太后魂车的銮辂仪仗，使用青羽盖、驷马、九旒龙旗；前面有方相车、凤凰车，大将军的妻子陪乘，太仆的妻子驾车，全部引导公卿百官，像天子出郊时的卤簿仪式。后来和熹邓后安葬，依据此事作为仪式，从此都比以前的制度有所降低和削减。魏武帝认为礼制中送终的制度和随葬物品的数量繁多而无益，风俗又超过礼制，于是预先制定送终衣服四箧，在上面题写标记，注明春、秋、冬、夏，若有不讳之事，随季节收殓。金耳饰、珠玉、铜铁等物，一件也不得随葬。黄初三年，文帝又制定终制说：“按礼，国君即位便制作椑棺，是活着时不忘死亡。”寿陵依山为体，不起封土，不立树木，不建寝殿，园邑方面把这道诏令收藏在宗庙。明帝时，毛皇后驾崩，尚未安葬，诏令应称“大行”。议论者说，汉代称天子为“大行”，是因为“大行”表示不常居其位；驾崩称“大行”，是说其不再返回。尚未安葬，尚未有谥号，却称“大行”，是为了避免与继位天子使用同一称号。至于皇后驾崩而尚未安葬，礼制尚未确立继任皇后，就没有需要避嫌之处，所以汉代各位皇后不称“大行”。有人认为，未安葬时应直接称皇后。诏令说：称“大行”，是为了区别生者和死者的称号；旧例已经如此，现在应当称“大行”。晋代尚书问：如今大行皇后驾崩在含章殿，安置梓宫应当在哪座殿？博士卞防、杨雍议论说：臣子尊敬君父，必定让梓宫处于正位；如今太极殿就是古代的路寝，梓宫应当安置在太极殿。应依周人把灵柩停在西阶的制度；停殡以后，另在下室设置祭奠的食物，早晚轮换更易，各项应设置的祭品、望牲所用之物，都应施行。有关部门依礼具文答复卞防、杨雍的意见。按礼，天子每日食用少牢，每月初一用太牢；依卞防所说，下室的供馔如同平日，应当随御膳，即采用早晚通常食用的东西。望牲祭祀则用太牢，物品要备齐。又问：按景帝旧事，在九龙殿上东厢设置倚庐，现在御用倚庐是否应当设在太极殿？诸王的庐舍又应设在哪里？卞防、杨雍议论说：按《尚书·顾命》，成王驾崩，康王居住在翼室；先儒说翼室在路寝之内，现在应当设在太极殿上。诸王应各自在所居之处设置庐舍，早晚到指定位置哭临。东晋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驾崩，诏令外官五日入临一次，内官每天早晨入临一次，葬后举行虞祭，礼毕即停止。

译有关部门上奏，请在大行皇后的陵墓处建凶门，柏厯门号为显阳端门。诏令说：门应依所在之处设置；凶门、柏厯规模太大，耗费过多，停止修建。按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始死时的祭品，系在木上，用苇席包裹，放置在庭院中靠近南面之处，称为“重”。今天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礼制规定举行虞祭后制作神主；现在尚未安葬，还没有神主，所以用“重”来代替。礼书称这是制作神主的道理，这就是其中的意义。范坚又说：凶门不合礼制，礼制有悬重，形状像凶门；后人把它移到门外以表示送葬的风俗，于是沿袭施行。薄帐就是古代吊幕一类的东西。当时又下诏说：重壤之下，哪里适宜崇尚装饰？陵中只需清洁洒扫而已。有关部门又上奏，依照旧制选公卿以下六品官的子弟六十人作挽郎。诏令又停止此事。宋代崔元凯的丧仪说：铭旌就是今天的旐，天子用丈二尺；都设置跗，树立在广中。遣车九乘，所谓刍灵，就是把草结成马、用泥制成车；用疏布制作輤四具，四面有障，放在墓穴四角，用来承载遣奠所用的牲肉；斩取牲骨和胫骨，每辆车各装一枚。陈永定三年七月，武帝驾崩，尚书左丞庾特说：“晋、宋以来，皇帝大行的仪注规定，在祖祭前一日，告祭南郊和太庙，宣奏策书、奉上谥号；梓宫将登輼辌车时，侍中用版奏已称其谥号。皇帝在台阶下举行遣奠，直到这个时候才宣读哀策。而前代的策文仍称“大行皇帝”，请明令加以审定订正。”国子博士、知礼仪沈文珂等人说：“应劭《风俗通》说：前帝的谥号尚未确定，臣子称其为大行，以区别继位的君主。近来考察梁代仪制，梓宫将登輼辌车时，版奏都称某谥皇帝。现在祖祭已经奉上策书和谥号，哀策既已在朝廷，遣奠时不应仍称大行。而且哀策用篆书书写，收藏在元宫中，请依照梁代仪制，以便流传无穷。”诏令准许。唐贞观九年，高祖驾崩，诏令制定山陵制度，命令依照汉长陵旧例，务求崇厚；由于期限已经很紧，工程劳役使人疲惫。秘书监虞世南上密封奏事说：“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所以实行薄葬，并不是不想使陵墓高大光明、用珍宝奇物厚葬亲属。然而仔细说来，高坟厚垄、珍物齐备，恰恰是给亲人增加负累，并不能称为孝。因此他们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此作为长久万代的计策，割舍通常的感情而确定制度。过去汉成帝营造延昌二陵，制度非常厚重，工程费用很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说：‘孝文帝居于霸陵，悲伤感慨，回头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作椁，用纻絮填塞，再在中间涂漆，难道还能撼动它吗？’” 张释之进言说：“如果其中有令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把它封固得像南山一样，仍然会有缝隙；如果其中没有令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死者没有终点，而国家有衰败兴盛，张释之所说的是无穷久远的计策。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又按照汉代的法令，君主在位时，把天下贡赋分成三份，拿出一份用于修建山陵。武帝在位年数长久，等到下葬时，陵中已经无法容纳物品。霍光不明白大体，奢侈过度；后来到了更始失败时，赤眉军进入长安，攻破茂陵，取出的物品仍不能拿尽，无缘无故聚敛百姓财物供盗贼使用，实在没有意义。魏文帝在首阳山以东修建寿陵，制定终制，可以说是通达事理。如今把坟墓修成这样，内部却不收藏珍宝，也没有益处。万代以后，人们只看见高大的坟丘和墓冢，难道会认为里面没有金玉吗？臣的愚见认为，汉文帝的霸陵既然依着山势，即使不起坟，也自然高敞。”现在所卜定的地势既然平坦，就不能不修坟，宜依照《白虎通》所陈述的周制，修筑三仞高的坟墓；坟墓内部的制度，各项都应减少。况且臣下除去丧服只用三十六日，已经依照霸陵之制；如今修筑坟垄，又以长陵为法，并不是应当遵循的制度。伏愿陛下深察古今，为长久之计着想。奏书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虞世南又上疏说：“汉家在即位之初便营造陵墓，近的十多年，远的十五年，才开始完成。如今用几个月时间，营造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工程，对于人力来说也已经很劳苦了。汉代大郡有五十万户，如今人口还没有达到当时，而工程劳役却与当时相等，这是臣所疑虑的。后来公卿上奏，请求遵守遗诏，务必实行节俭，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 丧期 《易》说：“古时候，丧期没有规定数目【贾公彦说：‘这是黄帝时期的制度，所以其内心哀痛可以持续终身。’】。《虞书》称：“三年之内，四海之人停止奏作八音【按：唐尧、虞舜时代虽实行内心服丧，但仍以三年为限；三王才制定丧服制度】。”商代高宗居丧三年，默然不言。《檀弓》说：“子张问道：‘《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说话，说话以后才欢悦，有这回事吗？’孔子说：‘为什么不会这样呢？’”古时候天子驾崩，王世子听命于冢宰。周武王驾崩时，成王十三岁继位，周公居冢宰摄政；第二年六月安葬完毕，周公为成王加冠，并到祖庙朝见，以此会见诸侯。汉文帝遗制革除三年的丧期，命令天下官吏百姓：“诏令到达后，临丧三日，都脱去丧服。殿中应当临丧的人，每天早晚各举声十五次，礼毕即停止。不是早晚临丧的时候，禁止擅自哭泣。临丧穿大红服十五日，小红服十四日，纤服七日后脱去丧服【这种丧制，是文帝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制的，并不是取法周礼】。遗令中没有规定的其他事项，都依照此令类推办理。把它布告天下，使人们明确知道我的意思。丧期制度从此以后遵行不改。”

译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的母亲去世，安葬后三十六日便除去丧服，出来处理政事；他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不敢超过国家典制。然而原涉为父服丧三年，名声传遍天下；河间惠王为母服丧三年，诏书加以褒扬，认为他是宗室的表率。由此可见，丧制规定三年，能够实行的人就会受到尊重。到了平帝驾崩，王莽想要迷惑天下，显示自己的忠孝，于是命令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服丧三年【王莽的母亲去世时，他只穿天子吊诸侯的丧服，吊丧一次、服丧一次而已；却命令儿子新都侯王宗服丧三年。等到元后驾崩，王莽反而亲自服丧三年，颠倒荒谬到了这种地步】。后汉安帝初年，地方长吏多有逃避事务、抛弃官职的，于是下令，除非是为父母服丧，不得离职。此后官吏又守职任官，不再实行三年丧服。建光元年，尚书孟布上奏：“应当恢复建元、永平年间的旧例，禁止刺史、二千石官员告假回乡以及为父母服丧。”诏令采纳了。到桓帝永兴二年，又下令刺史、二千石官员服丧三年。永寿二年，又令中常侍以下官员服丧三年。到延熹元年，又全部废止。魏武帝遗令：“下葬完毕便除去丧服。”文帝驾崩，国内服丧三日【蜀汉刘备的臣下发丧后满三日除服，到下葬时又依礼服丧；这说明魏、蜀的制度又与汉代不同。】吴孙权下令：凡在任官员遭逢三年之丧，都必须等候替代者交接；违犯者依法定罪，处大辟之刑。又规定替代者尚未到任时不得讣告，讣告者抵罪。后来吴令孟仁听说有丧事，便立即离职而去。陆逊陈述他一向的品行，因而得以减死一等。从此便减轻了这项规定。晋武帝泰始元年，下诏规定：将领和官吏中二千石以下官员遭逢三年之丧的，允许回家服丧至丧期终了；庶人免除徭役二年。武帝遵循汉、魏改葬时除服的旧制。【按：文帝在魏公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去世，九月癸酉安葬。武帝在十二月丙寅接受魏禅让，改年号为泰始。】仍穿深衣、戴素冠，服丧期间降低坐席、撤去膳食，便依照这种礼制服丧满三年。后来为太后服丧，也如同文帝去世时的礼制。东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日，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有司上奏说，皇帝周年忌日应当改换服色。诏令说：“君亲关系和名教，是最为重要的；权宜制度只是近代才产生的。”于是仍旧穿素服。兴宁元年，章皇太妃去世，哀帝想服重丧。江彪上奏说：“先王制定的礼制，按理应当穿缌麻服。”诏令于是降等。周彪又上奏说：“抑制、委屈个人的感情，是为了尊崇祖先。”于是规定服缌麻三个月。孝武帝宁康年间，崇德太后褚氏去世，她对于皇帝是从嫂，有人疑惑应当穿什么丧服。博士徐藻议论说：“按照礼制，凡丈夫一方的亲属属于父道，妻子便都属于母道；那么丈夫一方的亲属属于君道，妻子也就属于后道了。为皇后服丧，应当依据对资母的礼义。”于是皇帝制定服周丧的制度。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去世，皇帝服齐衰三年。百官疑惑应当制定什么服制。尚书左仆射何澄等人议论说：“太皇太后的名分和地位完全正当，身份等同于皇极，按理和制度，恩情与礼制都已完备，应该伸张《春秋》的大义。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就应当依照正礼。所以成风获得夫人的称号，僖公为她服丧三年。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身份尊贵、礼义重大；况且礼制规定，祖先不压抑孙辈的服丧，本来就应当完全服丧。若不屈从而依据亲情另行制定，恐怕礼文不明，那么便应从重，应该同为祖母服齐衰一年。”永安皇后不服丧，只举行一次哀悼；百官也服丧一年。诏令准许在西堂设置菰庐，在神武门设置凶门柏历。宋永初三年，武帝去世，萧太后服三年丧。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去世，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护丧事；神武门设置凶门柏历，直到西上阁；皇太子在东宫崇正殿和永福省都设置丧庐。没有府第的诸皇子，在西廨设置丧庐。太子内心服丧三年。心丧是否有禫祭，礼书没有形成明确文字，世人有两种做法。皇太子内心服丧期满后，诏令让群臣博议。有司上奏说：“丧礼有禫祭，是因为吉祥的变化应当逐渐进行，不宜立即除去心丧。”经过十三个月举行大祥，十五个月下诏宣布，将此作为永久制度，诏令准许。后魏自道武帝以及诸帝，全都依照汉、魏制度，在安葬之后公除。后周武帝的母亲叱奴太后去世，武帝居于倚庐，早晚各供一溢米，群臣上表请求停止，过了几十天才停止。安葬时，武帝徒跣到陵所，实行三年丧制，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依照礼制。隋制规定：皇帝本服大功以上的亲属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以及正一品官员服丧时，皇帝三日不视事。本服五服以内的亲属和正二品以上百官服丧时，皇帝只举行一次哀悼。太阳亏蚀或国忌日，本服小功、缌麻亲属以及三品以上百官服丧时，皇帝举行一次哀悼，一日不视事。皇太后、皇后为本服五服以内的亲属服丧时，举行一次哀悼。皇太子为本服五服以内的亲属，以及东宫三师、三少和三品以上宫臣服丧时，举行一次哀悼。唐元陵遗制规定，丧礼仪式和山陵制度务必从俭，不得用金银锦绣装饰。天下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等，都不必前往举行哀悼、祭祀之礼，也一律从俭。天下的百姓和官吏，诏令到达后出临三日，之后都除去丧服；不禁止婚娶、祠祀、饮酒和食肉。宫殿中应当临丧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礼制本来就应当适时变通，丧事不可长久。皇帝应当三日后听政，十三日举行小祥，二十五日举行大祥，二十七日除去丧服。皇帝本服齐衰一年的亲属去世，哭三朝便停止；本服大功的亲属去世，哭到日晡便停止；本服小功以下的亲属去世，只举行一次哀悼便停止。天子为大臣举行吊丧时的服制。

译周制规定，司服掌管君王的吉服和凶服；君王为三公、六卿服锡衰，为诸侯服缌衰，为大夫、士服疑衰；他们所戴的首服都用弁绖。魏国蒋济上奏说：“服丧期间不应除去冠帽。”奏事者上言说：“前些时候服丧的故镇军朱铄，从卿以下都除去冠帽，用布巾包裹额头。”使者、侍中、散骑则不这样做，这些都不是旧法。冠帽是成德的表征，在服饰中最为尊贵；只有君主或亲属服丧，在小敛以前，以及服罪的人，才除去冠帽。其余礼仪，即使有齐衰的悲痛，也只是有所变通，并不废弃。现在因为吊丧而除去冠帽，违背了礼意。于是交给博士杜布议论，他认为：“《论语》说：‘穿羔裘、戴玄冠时，不去吊丧。’所以周人用素弁代替玄冠，汉人除去玄冠而用布巾代替，这也是王者随时代相互变通的礼仪，未必唯独不可。古礼中乡野之人戴巾，古代军礼中戴韦弁，现今则戴赤帻，这说明服制不断相互变易，不可能全部恢复古制。古今制度应当沿用汉代旧例。”按汉代仪注：诸侯王去世，天子派使者前往吊丧，使者都说穿素服。又按礼制，从天子下达到士，临视殡敛之事时，都除去玄冠而改戴素弁。君子临丧，必定怀有哀痛而朴素的心情，所以除去玄冠而用素弁代替；因此汉朝中兴以后临丧的制度与礼制相合。从此以后，有人说，临丧的使者通常穿吉服、戴布巾；认为使者也应除去玄冠而用布巾代替，以表示并非完全穿吉服。侍中、散骑等遇到丧事，也应除去玄冠而用布巾代替。诏令依从杜布的意见。【蜀地谢慈《丧服图》：天子吊三公，戴弁绖、服锡衰；吊大夫、士，都戴弁绖、服疑衰；吊畿内诸侯，戴弁绖、服缌衰。】晋代挚虞说：“凡奉命吊祭同姓者，戴素冠、素帻，穿白练深衣，器物也都用素色；吊祭异姓者，服色和器物都不改变。”唐代制度如《开元礼》所载。天子为大臣和各类亲属举行哀悼。后汉明帝时，东海恭王去世，明帝出行到津门亭举行哀悼。魏国大司马曹真去世，王肃代皇帝举行哀悼，上表说：“按照礼制，大臣去世，天子应亲临吊丧；诸侯去世，还应在朝廷哭悼。同姓之臣的礼遇高于异姓。自秦到汉，常有缺漏而没有修行。到了光武帝，比较遵循这种礼制，当时群臣没有不争相劝行的。博士范升上书服丧，称赞此举，认为可以依照旧礼，按照臣子的官位哭悼，以敦睦宗族。”于是明帝驾临城东，张设帷帐哭悼。钟太傅去世时，明帝又亲临吊丧。晋武帝咸宁二年，下诏规定：诸王、公、大臣去世，若应当连续三朝举行哀悼，超过一个月后才奏乐；若只应一朝举行哀悼，三日内不得奏乐。按挚虞《决疑》的注说：“国家为同姓王、公、妃、主在东堂举行哀悼，为异姓公侯、都督在朝堂举行哀悼。”东晋元帝的姨母广昌君去世，尚未下葬，中丞熊远上表说：“按礼制，国君对于卿大夫，在下葬以前不食肉，在卒哭以前不奏乐。因为内心悲伤怜悯，不能忍心做吉事。如今却接到尚书省的符命，规定冬至后两日举行小朝会。”臣认为，广昌君尚未入殡，圣上正深切悼念；礼制规定大夫死后可以废止一次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废止，何况其他事情呢？” 冬至只可以奉表祝贺罢了，不应立即举行小朝会。诏令采纳熊远的意见。贺循回答说：“按古制，君臣之间义理深重，即使君主以至尊身份降等而不服丧，三个月之内仍穿锡衰居丧，不参与吉事。所以《春秋》中晋国大夫智悼子尚未下葬，晋平公便奏乐，杜蒉讥刺了他。”咸宁年间的诏书应当作为定制。唐代制度，见于《开元仪》。诸侯、公卿和大夫为天子服丧。周制《丧服·斩衰章》规定，诸侯为天子服丧，因为天子至尊。汉代戴德《丧服变除》说，臣为君服丧时戴笄纚，不徒跣；刚去世时穿深衣、戴素冠，其余与儿子为父亲服丧相同。郑玄《变除》说，臣为君服丧时不戴笄纚，也不徒跣。张祖高问：士为天王服丧应当怎样？《要记》只说大夫为君服丧、家臣为大夫服丧，没有说士，恐怕有脱文。郑玄说：士为君也服斩衰，虽没有明文，但《杂记》说士居垩室，这就是士的制度；周制中士以下的属吏为士服丧，恐怕也应当相同。谢沉回答说：朝廷中的士为天王服斩衰，是礼制的明文。邑宰以及在外任职的士居垩室，《周制》《要记》并非脱误，只是记载简略。晋代尚书问：天子去世，如今台省书令史以上是否都穿斩衰？博士卞防、应琳等议论说：礼制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从士以上，凡现任官者都应穿斩衰。又问：天子去世，如今司州及河南郡的官吏出入时，随从人员是否也应改变服制？卞防回答：礼制规定，庶人在官者为国君服齐衰三个月；近臣服斩衰，出入时的随从也都应按此服制。又问：服制随君主而有轻重，如今司隶服斩衰，下级官吏服齐衰，是否合乎礼意？卞防回答：凡臣下随从君主服丧，都降一等。如今的州牧、郡守就是古代的诸侯，以礼制相比较，轻重是合宜的。又问：礼义之服是否不随从君主的服制？如今司隶为君主服轻衰，这是义服；下级官吏作为随从，是否不必每次都降一等，只应在君主服丧时为君主的亲属服丧？古今实行的情况又怎样？卞防回答：礼制规定，庶人为国君服齐衰；如今却不服丧。但官吏如果是都官属吏，跟随士在丧庭任职，便应依照“庶人在官”的义服。所谓义服不随从，是说近臣为君主服斩衰，其他人依照降一等的差别服丧。前面所说的随从，是指近臣，这是魏、晋旧例。又问：各地二千石和长吏如今在京城的，是否都应穿丧服？博士卞防、杨雍、应琳等上奏说：礼制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从士以上，凡现任官者都应穿丧服。唐元陵遗诏规定，天下百姓和官吏在诏令到达后三日除服。臣以为，公卿百官不同于普通人和一般官吏，依礼，臣为君服斩衰三年。又据《高宗实录》，昭陵时臣下的丧服都依照汉文帝旧例，三十六日除服。又据高宗去世时服丧制度的轻重，也依照太宗旧例；中宗、睿宗时期臣下的丧制也都遵守这一做法。根据礼制和旧例，如今百官都应依照遗诏，在二十七日除服。小祥期间百官没有休假，每天黎明到延英门递交名帖、问候起居，不进入正衙。到临丧时，前往西内哭悼完毕，各自回去。到了小祥之日，除去首绖，改戴巾冠。当天早晨，百官集合到西内哭悼。望日和大祥之日，又都前往西内哭悼。大祥之日，除去衰服、丧冠、丧杖等服饰，改穿惨公服。到举行山陵礼时，再穿本来的衰服，事情完毕后除去。皇太后、长公主以及三夫人以下的妃嫔，为天子服丧并持丧杖。

译魏、晋旧例中，曾询问皇太后、三夫人以下是否都服斩衰，以及诸长公主和居住在崇阳园的循容应当采用什么服制。卞防等人议论说：“按礼制，与诸侯做兄弟的服斩衰。依礼，公主应服斩衰但不持杖。礼制规定，君夫人为长子服丧三年，妾为君主的嫡子服丧，与夫人相同；那么崇阳园的循容也应服丧三年。”又问：太后和公主应不应该持杖？卞防、应琳等议论说：“礼制规定，为丈夫服丧时持杖；这一规定从天子一直下达到庶人，因此皇太后应当持杖，这是明确的。妇人为舅姑服丧，礼制没有持杖的文字，皇后不应持杖。君主服丧时，夫人、世妇在丧次中便持杖；登位时则让人替她们执杖。依礼，三夫人以下都应持杖。”东晋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去世，李太后服三年丧。宋永初三年，武帝去世，萧太后服三年丧。到了唐天宝七载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璆上奏：“皇妹和女儿，依礼出嫁以后，各自将本亲服制降一等，如今都降为第二等。臣认为，拘守服制而使亲属关系有损于通常典制，谨请一概依照服属等第确定，不列入降服范围。”于是请求永远作为常规制度，奉诏准许。挽歌。鲁哀公十一年，吴国国君攻打齐国，将要交战时，齐国将领公孙夏命令他的部下歌唱《虞殡》。【孔颖达说：“虞殡”，是指启殡后将要举行虞祭时所唱的歌；今人称为挽歌。】汉高帝时，齐王田横自杀，他的旧属官不敢哭泣，只跟随灵柩陈述哀情，后世相承，便把这种歌称为挽歌，大概是沿袭古制。晋成帝咸康七年，有司上奏，依旧例选公卿以下六品官的子弟六十人充任挽郎，诏令又停止了此事。挚虞说：汉、魏旧例，大丧和大臣之丧，执绋的人唱挽歌。新礼认为，挽歌起源于汉武帝役使劳工时为解除疲劳而唱的歌，歌声悲哀凄切，于是成为送终的礼仪。虽然曲调悲凉哀切，但不是经典规定的，不宜以“歌”为名。按《挽歌传》所说，君子作歌，只是为了表达哀痛；以歌为名也没有什么可嫌，应当制定新礼，仍依旧制。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去世，诏令停止选任挽郎。唐元陵制度规定，在輼辌车上系三道练带作为挽绳，共六绋，每条长三十丈，周长七寸。执绋挽车的士卒有虎贲一千人，都穿白布袴褶、戴白布介帻，分为两班。挽郎二百人，都穿白布深衣、戴白布介帻，分在车的两侧辅助挽引，每侧各执一绋。挽歌分为两部，每部六十四人，八人为一列，手执翣。品官左右各六人，都穿白布褠衣，戴白布介帻。左右司马各八人，都戴白布武弁，穿白防布服。【防音同“属”，指无领的长衣。】另有执铎代替哭声者一百五十人，衣服和头巾与挽歌人员相同。到举行仪式时，有司把这些队列引导排列在輼辌车前后。百官的制度是：鸿胪寺司仪署令掌管挽歌；三品以上排列六行，共三十人；六品以上排列四行，共十六人，都穿白练褠衣，手执绎帗。秀才、孝廉为举主服丧。魏景元元年，傅元担任举将，仆射陈公去世，他向当时的贤者询问服制。光禄郑小同说：“应当依据礼制，再结合情义来裁断；穿吊服并加麻带即可，三个月后除去。”司徒郑公说：“从前王司徒任谏议大夫时，遭遇举将去世，虽然有不返回服丧的做法，但如今不同于古代，所以应制定齐衰三个月。汉代名臣都是这样。”宋代庾蔚之说：“穿白衣被举为秀才、孝廉的人，既然还没有做官，便不应有旧君之服。尊卑不同，就没有正服，穿吊服并加麻带即可。”如今有人被太守、相国、刺史举荐，也没有规定服丧，但他们亲身受到举荐提拔，丧情比通常更深；认为应当像郑小同所说，穿吊服并加麻带才合适。如今已经不再依旧例而另成制度，与旧君不同，议论认为不必奔赴吊丧，所以只服郡将之丧。郡县官吏为太守、县令服丧。魏令规定：官长在任上去世，属吏都服齐衰，安葬完毕后除服。【蜀人谯周说：大夫接受畿内采邑，有家臣；即使另行主管乡、遂事务，其下属也都与上级相互隶属，但这些属吏并不是家臣。秦、汉没有为拥有采邑者设置家臣服丧的制度，郡县官吏只是权宜地代行斩衰，替代者到任便除服。】晋代丧葬令规定：长吏在任上去世，属吏都服齐衰，穿丧服处理政事；替代者到任后，全部除服。武昌太守徐彦给征西将军桓温写信说：蔡徐州去世，主簿服斩衰；王征北在京都去世时，王丞相当时在丧庭，徐州主簿穿丧服办事，向王公请示，王公说服制轻重可以依照蔡侯去世时的旧例。北中郎刘公在淮阴去世，州主簿相沿持重服丧。郄太宰去世，州主簿改服齐衰。中兴以来，江南都遵从这种做法。公卿以下直到县令的属吏，都为自己的长官服齐衰。属吏为长官服齐衰，礼文中没有随服的规定，但历来有许多随服的人。陶大司马遭遇侄子的丧事时，府、州主簿都随服。当时卞光禄经过，自己说他曾任太傅主簿；太傅母亲去世时，他已经没有随服，这就是采用晋令的做法。郄太宰遭遇姐姐的丧事，属吏服制都疑惑不定；郄太宰询问谯秀，谯秀说不应随服，但各位主簿仍然随即随服。既然为长官的旁系亲属服丧，那么为长官本人服丧就应当加重。两位公去世时，府、州主簿都服齐衰。宋代庾蔚之说：晋令规定替代者到任便除服，这一规定施用于州、郡、县的属吏，应当采用齐衰一周年的制度。时代不同，事理也不同，其中的道理有大的区别。如今州府长官既不能长久居于其位，临时任用的属吏不能把自己视为纯粹的臣子，那么采用齐衰一周年的制度并不算轻。既然为长官服齐衰，哪里还会有随服呢？即使母亲、妻子尚且不随服，对于长官的旁系亲属本来就没有随服的义理，卞光禄所实行的正是这种做法。两位公却让属吏随服；侄子、姐姐可以说是关系疏远的丧亲，这样做就更加背离礼制了。老师和弟子相互为对方服丧。

译魏王肃说：“按照礼制，老师和弟子之间没有丧服，只在吊丧服上加麻带，到内室哭吊【凡是吊丧服加麻带的，三个月后除去】。晋代贺循说：‘应当按照朋友的礼节办理；不同的是，即使外出也仍然戴着绖带，这是为了表示尊敬老师。’考察《礼记》说：‘孔子的丧事，弟子们不知道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夫子丧颜回时，像丧子一样却没有丧服；请让我在夫子丧事中，也像丧父一样却不穿丧服。”’于是弟子们在墓旁搭庐守墓，内心服丧三年。可见师徒之间的丧礼很重。所谓‘无服’，是说没有正式的丧服。孔子去世时，弟子们都系着绖带出行。注文说：‘这是因为他是老师。’这样看来，凡是吊丧服上加麻带的，出门时就要更换服装了。新礼规定，弟子为老师服齐衰三个月。挚虞驳斥说：‘仲尼是圣人、老师，只穿吊丧服加麻，内心服丧三年。对于浅显传授知识的老师和暂时求学的弟子，不可以一概为之服丧，否则有的礼制废兴，便会产生后悔和忧患。应当制定新礼，仍像旧制一样不穿正式丧服。’范宁问道：‘按照奔丧礼，弟子应在庙门外哭老师。孔子说：“老师去世，我为他哭吊，为什么要在内室哭呢？”’徐邈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殷、周两代的礼制不同。’宋代庾蔚之说：‘如今向先生受业的人，都不再行弟子之礼；只有师氏这一官职是由王命设置的，所以各王敬重老师，国子生为祭酒服丧，还大致依照古礼，穿吊丧服并加麻，葬后便除去，只是不内心服丧三年罢了。’ 朋友之间互相服丧 周代制度，《檀弓》说：‘曾子说：“朋友的墓上长满隔夜的草，就不再哭了。”’又说：‘朋友去世，我在寝门外哭吊。’汉代戴德说：‘朋友有共同的志道之谊，服丧时加麻带三个月。’魏代刘德议问道：‘《小记》说，朋友只举行虞祭和祔祭；这是说丧主年幼而代为举行虞祭、祔祭。若完全没有丧主，宗族之神不会享用祭祀，既然不是同类关系，还应不应举行虞祭、祔祭？’田琼回答说：‘虞祭，是使死者之神安定；祔祭，是把死者附祭于祖先。既然朋友因旧日的欢爱而服丧，本来就应当为他安神、祔祭，这样才算尽了义。不过以后不应再祭祀他。’又问：‘朋友没有归宿，把灵柩停在我这里；像这样，应当把他的灵柩迎回自己馆舍吗？都应当把灵柩停放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朋友无处归葬，所以才把他叫来并为他停殡，并不是说已经停殡后再把灵柩迎来。若在自己的馆舍停殡，只是停殡而已，不是在西阶停殡。’晋代曹述起初问：‘有仁人义士，怜悯死者，携带并供养其遗属，经过多年为之办理丧事；为他穿丧服，难道还会有疑问吗？’徐邈回答说：‘礼制是随人情而定的。共同生活的人服缌麻，朋友则加麻带。’ 《通志》卷四十五 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四十六 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 谥略第一 谥上 序论五篇 谥中 谥法三篇 谥下 后论四篇 谥上 臣谨按：有些字不能避讳，‘谥法’就是这样。因此这三篇都仍采用原字。序论第一 古代没有谥号，谥号兴起于周代。伏羲氏以前的人，名字就是氏，也是号。到了神农氏，才有‘炎帝’这个号；轩辕氏则有‘黄帝’这个号。两位帝王的号虽然不同，姓名和氏却还是相同的。尧称陶唐，舜称有虞，禹称夏后，汤称殷商，这时氏已经不同于名字。尧名放勋，舜名重华，禹名文命，汤名武王，这时号已经不同于氏。然而当时有名、号区别的，不过是开创基业的祖先罢了。夏代从启开始，商代从太甲开始，都是只有一个名字，生前死后都这样称呼。至于称祖、称宗，称中、称高，又不是固定不变的。以避讳来事奉神明，是周代的制度。周人举行卒哭祭后便避讳，临近下葬时便定谥。有避讳才有谥号，没有避讳，谥号就不能确立。既然名字已经不能直称，那么后王谈论前王、后代称说前代，用来区别昭穆次序，又靠什么来辨别呢？活着有名字，死后有谥号。名字是辨别生者的，谥号是辨别死者的，起初并不是为了区分善恶。用谥号替代名字，连名字都不敢直称，何况还可以给他加上恶谥吗？这不是臣下和子孙心里所能安接受的。唉！《春秋》记载事实，于是褒贬之说流行；谥法区别昭穆，于是赞美和讥刺之说也流行。在那个时候，情况已经纷乱了。后世的人为什么偏偏不会这样呢？我担心褒贬之说不停，《春秋》或许就要衰微了。因此撰作《春秋考》和《春秋传》。又担心赞美、讥刺之说不停，周公制定谥法的本意就会亡失。因此制定谥法，使百代以后做臣子的、做儿子的，都知道尊敬君主、严肃地奉事父亲，把死者当作活着的人来奉事，不敢把轻重褒贬的意思夹杂其中，以免损伤名教。序论第二 天下有些难以实行的道理，后世虽然说古代有这种道理，却终究不能实行；这并不是古代真有这种道理，而是后人设立这种说法来附会罢了。难道有古代可以实行、今天却不能实行的道理吗？如果说臣子可以议论君父的得失，有德便给善谥，无德便给恶谥，功业大的得到大名，品行细小的得到小名；行为由自己作出，名声由别人给予——这才是真正不能实行的道理。除非讨伐无道、诛灭有罪，把死者的尸体聚集起来筑成京观，否则怎么会有称作恶谥的呢？臣认为，确立谥号的本意在于区别昭穆，授予谥号的意义在于取其尊崇。况且活着有恶行、死后不再论恶，是人的常情；活着可以简略，死后却不能简略，是礼制的要求。活着即使是侯伯，死后也必称公；生前爵位不越等，死后却一定加等，这是先王通行的制度。哪里有生前的称号可以尊贵，死后的名称反而有亏损的道理？谥号也有恶谥，但恶谥不是用来加在君主和父亲身上的。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父亲的道，是可以称为孝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合乎人的内心。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是秦人所厌恶并删削的做法。如今先儒所制定的谥法，正是秦人的论调，不合乎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