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译因此君子推究隐微而通达显著的事理，寻察端绪而看见结果；踏到霜便知道冰将到来，踩到露便知道暑气将至。时机适宜行动就行动，时机适宜停止就停止；消长盈虚，都取法于天道。得利而遭逢泰运，可以和人共处否运；乐于天命而知晓命运，守持精神而任其自然。众车正奔驰在险路上，怎么能和它们并驾齐驱？思考危险而预先防备，所以处于卑贱地位也不感到羞耻。将要奔驰在典籍的高大道路上，休息在仁义的深林；盘旋于周公、孔子的庭院，向儒家、墨家作揖并同他们交友。才学舒展开来足以光耀四方，收敛起来便没有人知道其中所有。至于如果遇到千载难逢的时运，响应神灵的符命，打开阊阖门，登上天路；拥护华盖而奉行皇帝枢要，把玄妙之道纳入圣德，在中原宣扬太平，那么谋划相合、计策顺利，就是自己的功劳；功勋事业没有建立，就是我的罪过。若龟、凤被山林遮蔽，雾露不能消除，自己从草野中奋跃而出，只会显得愚蠢。不理解我的人，将认为我是迂腐。修养学业、思求真实，难道要抛弃这些吗？安静地等待命运，不厌倦，不改变。百年之后，归回自己的居所。幸而得到称誉，是上天引导；即使默默无闻，也只是如此，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从前伯翳从鸟语中综合声调，葛卢辨别牛鸣的声音，董父因饲养龙而受赐姓氏，奚仲因善于制造车辕而建立功德，倕氏凭巧工兴起政治，造父因驾驭骅骝而登显位，非子因善于牧马而享有封地，狼瞫因擒获禽兽而取得车右之职，弓父在筋角制作上竭尽精巧，佽非因赴水救人而显明勇敢，寿王因格五之技建立基业，东方朔因滑稽谈笑得到宠幸，上官桀因执掌车盖效力，弘羊凭运筹理财成为丞相。” 我不敢把自己的行迹同这些人相比，所以抱着璞玉，在这里优游自得。公子抬头退下，走下台阶时扭捏避让；胡老于是扬起琴轸，含笑取琴弹奏并歌唱。歌辞说：“使我的心逐渐纯净而归于太清，洗涤污浊而保存正直的神灵；和谐的津液畅通，精神安宁；情感和志趣淡泊，心境安定；嗜欲止息，不再有产生它们的缘由；跳出宇宙而遗弃世俗，轻盈翩跹地独自远行。”建宁三年，司徒桥玄征召他到府中，桥玄非常敬重礼待他。出任河平长，召回授任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蔡邕认为经籍离开圣人时代已很久，文字多有讹误，世俗儒生又穿凿附会，疑惑误导后来的学生。熹平四年，于是和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灵帝同意了。蔡邕于是亲自把经书文字书写在石碑上，让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此后后来的儒生和晚学之士，都以此作为正本。石碑刚立起来时，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每天车乘一千多辆，堵塞街道。起初，朝廷议论认为州郡之间互相结党，人情彼此勾连，于是制定三互法，禁止姻亲之家和两个州的士人相互担任监察临视之官。到这时又有三互法，禁忌更加严密，选用人才困难。幽州、冀州两州长期缺少合适的官员而没有补任，蔡邕上疏说：“臣看见幽州、冀州是旧日的疆土，也是铠甲战马的产地，近年来遭受战争和饥荒，渐渐达到空虚耗损的地步。如今百姓稀少，县邑空虚，万里萧条；官职空缺已经很久，官吏相互拖延，而三府选举人才过了一个多月仍未确定。臣对此深感奇怪，但议论此事的人说，是为了避开三互法，十一州都有禁令，只能从另外两个州选取。并且两个州的士人有的又受到任职年限限制，狐疑迟疑，长期拖延，以致错过时机。臣愚昧地认为，三互之禁本来就是禁令中较轻的一项，如今只要再申明威严，明确法令，在任的人难道不会戒惧吗？难道一定要拘泥于三互之禁，自己造成留难阻隔吗？从前韩安国从徒刑犯中起用，朱买臣出身幽微卑贱，都因为才能合宜而返回本州任职。又如张敞曾经逃亡，却被提拔任命为剧州长官，难道还要遵循三互法，再用后来的末制限制吗？三公明知两州的重要性，本应迅速决定人选，却应当越过禁令选取能人，以挽救时弊，而不应顾忌争论者所谓的义理，只为躲避轻微禁令，导致选用拖延，失去合适人才。臣愿陛下上承先帝，免除近来的禁令；对于各州刺史，只要器重任用得当而可以调换的，不要拘泥于日期、任期和三互之禁，以求适当。奏章上去，没有得到理会。起初，皇帝喜好学习，亲自撰写《皇羲篇》五十章，于是召集能够写文章辞赋的诸生，起初本来主要是因为经学而召用他们。” 后来凡是能写尺牍、精通书法和鸟篆的人，都能被召来，于是达到几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次引荐没有操行、只会趋附权势的人，一同在鸿都门下待诏；他们喜欢陈述方俗乡里的琐碎小事，皇帝非常高兴，用超越常规的职位待遇他们。又买来商贩小民，让他们充任宣陵孝子，又有几十人，全都授任郎中、太子舍人。当时常有雷霆、疾风摧伤树木，地震、陨雹、蝗虫等灾害；鲜卑又侵犯边境，徭役赋税牵累百姓。熹平六年七月，皇帝颁布诏书自责，命群臣各自陈述治政的要务。蔡邕上密封奏章说：“臣恭敬地读到圣旨，虽然周成王遇到大风，询问执掌政事的士人；周宣王遭逢旱灾，勤勉敬畏，也没有比这更重视的了。臣听说上天降下灾异，是随着相应的征象而来；雷电多次发生，大概是刑罚诛杀过多造成的。风是上天的号令，用来教导人。显明地侍奉上帝，自然会得到许多福分；在宗庙中恭敬祭祀，鬼神也因此显现。国家的大事，首先在于祭祀典礼；天子的圣体尤其应当恭敬奉事。臣自从在宰府任职，以及担任穿朱衣迎接五郊之气的官员以来，皇帝车驾很少亲自出行，四时祭祀的至诚敬意屡次交给有关官员办理；即使有所解除灾异的仪式，仍然显得疏略废弛，因此皇天不悦，显现出这些灾异。” 《洪范传》说：‘政治悖乱、德行隐没，所以大风会吹倒屋舍、折断树木。’坤代表大地之道，《易》称其为安贞；阴气愤懑旺盛，就应当静止却反而发动，这是下位者反叛的征兆。权力不在君上，雹就会伤害万物；政治苛暴，虎狼就会吃人；贪图利益而伤害百姓，蝗虫就会损害庄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星逼近月亮，这是兵事不祥的征兆。鲜卑侵犯边塞，来自很远的地方，如今出兵，还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好处。对上违背天文，对下违逆人事，实在应当广泛听取众议，采取安定的办法。臣不胜愤懑，谨分条陈述应当施行的七件事，表中列第一件：明堂《月令》规定，天子在四立以及季夏之节到郊外迎接五帝，用来招致神气，祈求丰年。清庙祭祀，是追念先祖、奉行孝敬；在辟雍养老，是向人民显示礼仪教化；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也是祖宗所恭敬奉行的事情。然而有关官员屡次以蕃国关系疏远、宫中生产以及吏卒的小过失为理由，频繁制造忌讳和阻碍。臣私下看到，南郊斋戒从未废止，至于其他祭祀却常常提出异议，难道南郊低贱而其他事情尊贵吗？孝元皇帝的诏书说：‘礼仪中最为恭敬的，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才要竭尽心意亲自奉行，以达到肃敬恭谨。’

译又据《元和故事》，应再次申明先前的典制。前后制定诏书，都应推诚恳切；可是近来以来，反而更加任用太史，忘却礼敬这一重大职责，对禁忌之书拘泥于一时小故，因而损害了大典礼。妻妾有生产的，斋戒时便不许入宫；但有关侧室之门的礼制，并没有废止祭祀的条文。所谓宫中有丧事，三个月不祭，是说士庶之家几堵墙的小室共同居住其中，难道是说皇宫广大、臣妾众多的情形吗？从今以后，斋戒制度应当依照旧典办理，或许可以回应风雷灾异的警戒。第二件事：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时，常常能够多次听到直言，内可以了解政事，外可以看见民情。因此先帝虽然具有圣明的资质，仍然广泛寻求政事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之情，重视贤良方正、敦厚朴实而有道术之人的选举，使危言极谏不断出现在朝廷。陛下亲自执政以来，连年发生灾异，却没有听说收罗选拔人才的措施，实在应当反省，恢复修整旧章，使怀抱忠心的臣子能够施展其狂直之言，以解释《易传》中所说政事乖悖、德行隐没的话。第三件事：求取贤才的方法未必只有一条，有的人凭德行显达，有的人凭言论扬名。近来立于朝廷的士人，竟没有因忠信受到赏识，反而常常遭受诽谤和惩罚，于是使臣下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谋求说出正直的话。郎中张文从前独自尽情发表直言，圣上听取采纳，用来责问三司，臣子们感到开朗，百姓也得到宽慰。我愚见认为，应该提升张文担任右职，以此劝勉忠诚正直的人，使他的声名传遍海内，广泛打开进谏的道路。第四件事：司隶校尉和各州刺史，是用来督察奸邪枉曲、辨别黑白的官职。我看见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厐芝、凉州刺史刘防，都有奉公嫉恶之心；杨熹等人所举发的事情，成效尤其多，其余的人都枉曲不能称职，有的还身负罪过、怀有瑕疵，同下属一起作恶，使纲纪防禁松弛，没有人互相举发和察问。公府、台阁也都默然不管。永元五年，曾议论派遣八名使者，又命三公把民间谣言上奏；当时奉公守法的人欣然得志，邪曲枉法的人忧惧失色。不知道这项议论为什么后来停止了。刘向上奏说：持着狐疑不决的计策，就会打开众多枉曲之人的门路；养成不能决断的忧虑，就会招来防范邪恶的言论。如今刚听到善政，马上又改变，足以使海内揣测朝政。应当重新确定八使纠举违法之事，再选忠诚清正、能够公平处理赏罚的人；每年年终由三公评定官吏的优劣，使官吏知道奉公的福分和营私的祸患，那么众多灾祸的根源或许就可以堵塞了。第五件事：臣听说古代选取士人，必定让诸侯每年贡举。孝武帝时，各郡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于是名臣接连出现，文治武功一同兴盛。汉朝得到人才，不过依靠这几条途径罢了。书法、绘画、辞赋，只是才艺中的小道；匡正国家、治理政事，却没有这种能力。陛下即位之初，先学习经术，在处理政务的余暇，观看省览文章，不过是聊以寄托心意；当代盛行的博弈，并不是以教化取士的根本。然而诸生竞相逐利，创作文章的人喧闹纷杂，其中高明的还颇能引用经训和讽谕之言，低下的则连缀俚俗语言，类似俳优；有的甚至窃取成文，虚冒他人姓名。臣每次在盛化门奉诏，区别次序、登记评定名次，那些未达到要求的人，也往往跟随同辈一起被授官擢用。既然已经施加恩宠，就难以再收回改正；但让他们只领取俸禄，在道义上已经很宽厚了，不可再让他们治理百姓或出仕州郡。从前孝宣帝在石渠召集诸儒，章帝在白虎观集合学士，讲通经书、解释义理；这些事情高尚而重大，是文治武功所应遵循的。至于小的才能和小的善行，虽然有可取之处，孔子认为凭此去实现长远目标就会陷入困窘，所以君子应当立志于大的事业。第六件事：佩墨绶的官员，长吏的职责在于治理百姓，都应当以施惠利民为政绩，以任职日月为劳绩，奖赏和责罚的标准应当分明。但如今在任时已经不再考察，等到他们回来，反而召来授为议郎。如果器用优良美好，就不应把他们安置在闲散职位；如果确有罪过，自然应当依法重重惩罚。哪有身负罪过、害怕考问，反而请求调任升迁，彼此仿效，使善恶功过没有章法的道理？先帝旧典从未有过这种做法，姑且应当断然停止，以核实真伪。第七件事：我看见从前凡是以宣陵孝子身份被授为太子舍人的人。臣听说孝文皇帝制定丧服制度三十六日，即使是继承皇位的君主，父子至亲，以及公卿列臣受恩深重的，也都抑制私人感情而遵从制度，不敢逾越。如今这些虚伪的小人，本来不是皇帝骨肉，既没有宠幸私恩，又没有实际禄仕，哪里会产生恻隐思慕之情？他们聚集在山陵，假借孝子的名义，行为不合内心，义理也无所依据。甚至有奸邪之人混杂其中，得到包容。桓思皇后下葬时，东郡有个盗窃别人妻子的人，逃亡在服孝期间，本县追捕他，他才伏法。虚伪杂乱污秽的事情，多得难以说尽。又有先到而得授官、后来的人反被遗漏的；有的在陵墓服役多年，暂时回去一次便被漏掉；有的让别人代替自己，还彼此争夺宠荣，争讼怨恨，喧嚣于道路。太子属官应当选取有美德的人，哪里能只收取坟墓之间凶恶丑陋之徒？这种做法没有比它更不祥的了。应当遣送他们回到乡里，以彰明欺诈虚伪。奏书上呈后，皇帝于是亲自到北郊迎接气，并举行辟雍礼；又下诏把担任宣陵孝子而任舍人的人，全部改任丞、尉。光和元年，终于设置鸿都门学，绘制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那些学生都由州郡和三公荐举、征召任用，有的出任刺史、太守，有的入朝担任尚书、侍中，甚至有人被封侯赐爵；士大夫都以同他们并列为耻。当时妖异屡次出现，人们互相惊扰。这年七月，诏令召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到金商门，引入崇德殿，派中常侍曹节、王甫前去询问灾异以及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消除改变其原因。蔡邕尽心回答，援引旧事，各有依据。皇帝又特别下诏问道：‘近来灾变交相发生，不知过失究竟在哪里。朝廷焦心忧虑，深感恐惧，每次询问群公卿士和平民，希望听到忠言，但各人都存有顾虑。’【原文‘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句文意有脱误，译文据上下文标记处理】没有人肯尽心直言。因为蔡邕经学深奥，皇帝特意秘密询问他，要求把得失公开说出，陈述政事要领，不要依违顾忌、自生疑虑和避讳，详细按照经术回答，用黑色囊袋封好上奏。蔡邕回答说：‘臣伏地思量，陛下圣德明允，深切哀悼灾祸，褒奖臣这末学之人，特意垂询，实在不是臣这样的蝼蚁所能承当和报答的。在应命进言的时刻，怎能因为顾虑祸患、躲避灾害，就使陛下听不到最重要的劝诫呢？’

译臣私下思考，这些灾异都是亡国的怪异现象。上天对于大汉殷切不止，所以屡次显现妖异，来承担谴责之意，是想使君主感悟，从危险转为安定。如今灾异发生，不在别的地方，远则在宫门宫墙，近则在寺署，其监戒可以说是最为急切。虹蜺坠落、母鸡化为公鸡，都是妇人干预政事所造成的。此前乳母赵娆尊贵显赫于天下，活着时财产可与天府相比，死后坟墓超过帝王陵园；她的两个儿子受封，兄弟又掌管郡政，后来又有永乐门史霍玉依仗城社之势，继续作奸邪之事。如今道路上纷纷传言，又说有一个程大人，观察这些风声，恐怕将成为国家的祸患，应当提高防备，明确设置禁令，深深以赵娆、霍玉为极大的警戒。现在圣意勤勉不懈，想要辨明邪正，但听说太尉张颢是霍玉所荐，光禄勋姓璋有贪污浑浊的声名，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又都蒙受当时的宠幸，享有过分的荣贵富足，应该想到小人处在官位上的祸患，退一步思考引身退避、让贤的福益。我看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元聪明通达、正直刚方，前太尉刘宠忠实守正，都应当作为谋主，多次召见询问。宰相大臣是君主的四肢，既然委任他们就应责成其成效，优劣已经分明，不应听任小吏来雕琢诋毁大臣。又尚方工匠技艺的制作、鸿都门辞赋的文章，可以暂且减少停止，以显示君主只忧虑国事。《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上天的警戒确实不可轻慢。宰府所选的孝廉，是士人中的高等选拔；近来因为征召任用不谨慎，严厉责问三公，而如今却一概凭小文章越级选取人才，打开请托的门路，违背圣明君王的典制，众人的心都不能满意，却没有人敢说。臣愿陛下忍心断绝这种做法，思考处理万机，以回应上天的期望。圣朝既然已经自我约束、严厉要求左右近臣，他们也应当接受教化，自我克制减损，以堵塞灾祸的警戒，这样天道就会由亏转满，鬼神也会福佑谦逊之人。臣因为愚昧刚直，感动奋发而忘却自身，敢于触犯忌讳，亲手书写详细回答。君臣之间的事情不能保密，上面有泄露言语的禁戒，下面有丧身的祸患。愿陛下把臣的奏表搁置，不要使尽忠的官吏遭受奸邪仇人的怨恨和报复。皇帝看后叹息，于是起身更衣。曹节在后面偷偷窥看，全部向左右宣扬，事情于是泄露。那些被蔡邕批评、可能遭贬黜的人，都对他侧目而视，想着报复。起初，蔡邕与司徒刘郃一向不和；他的叔父卫尉蔡质，又与将作大匠杨球有嫌隙。杨球正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于是派人飞快上奏，说蔡邕、蔡质多次因私事向刘郃请托，刘郃不肯听从；蔡邕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怀恨在意，想要伺机陷害刘郃。于是诏令下给尚书，召蔡邕来讯问事实。蔡邕上书自陈说：‘臣被召来询问，是因为大鸿胪刘郃先前任济阴太守时，臣的属吏张宛休假一百天。刘郃任司隶时，臣又托请河内郡吏李奇担任州书佐，又为原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谋求职位，刘郃不肯任用，于是形成怨恨的情状。臣惊恐不安，肝胆涂地，不知死生将归于何处。臣私下查考此事，实际是张宛、李奇的事情，不能牵连羊陟、胡毋班。凡是小吏休假，并不是结怨的根本。臣与羊陟是姻亲，难道敢于为私党请求帮助吗？如果臣父子想要互相伤害陷害，只应当明白告诉台阁，把怨恨的情状全部陈明。事情本来在内没有一点根据，诽谤的奏书却从外面发来，应当把臣的回答与刘郃的说法相互查验。臣因为学问受到特别褒奖，任职于秘馆，手执笔管在御前供职；姓名、相貌、形状，都已留在圣上的心中。今年七月，臣奉召到金商门，皇帝以灾异询问，又带着诏书反复告诫，诱导臣说出意见。臣实在愚昧刚直，只知道尽忠，临到奉命便忘却自身，不顾后来的祸害，于是讥刺公卿，甚至说到受宠的大臣，实在是想用这些话回答圣上的询问，救止灾异，为陛下谋划安康宁静的办法。陛下不念及忠臣的直言，反而加以掩盖，诽谤终于到来，便因此疑怪；尽心办事的臣子，哪里还能容身？诏书每次下达，百官都上密封奏事，希望借此改革政事、思考灾谴、除凶致吉，但进言的人还没有享受到接纳的福分，随即就遭到毁谤破坏的祸患。如今大家都闭口结舌，把臣当作戒鉴，谁还敢为陛下尽忠尽孝呢？臣的叔父蔡质，接连受到征召擢用，官位列于上等。臣也蒙受恩宠，多次被召见询问，进言的人因此想要陷害我们父子，毁坏臣的门户，这已经不是为了揭发奸邪、补益国家了。臣今年四十六岁，孤独一身，若能得到忠臣之名，死也有余荣；臣恐怕陛下从此再也听不到最重要的直言了。臣愚昧冗散，本来职分上应当承受罪患；但先前所回答的事情，臣不敢让年老白头的叔父听闻而使他衰老，却横遭牵连逮捕，跟随臣一起毁灭，被一同陷害，实在冤屈、实在悲痛。臣一旦进入牢狱，必将被楚毒逼迫，很快就会以饮章辞情来定罪，哪里还能再让陛下听到实情？死期将至，臣冒昧自行陈说，愿自己承担诛戮之罪，请求不要让蔡质与臣一同连坐；这样臣即使身死，也如同获得再生。唯愿陛下保重饮食，为万民珍爱自身。’于是把蔡邕、蔡质下到洛阳狱，以仇怨为罪名弹劾他们，说他们奉公议论而危害大臣，属于大不敬，应当弃市。案件上奏到中常侍吕强那里，吕强怜悯蔡邕无罪，替他请求。皇帝也重新思考他的奏章，下诏减死罪一等，和家属一起髡发、戴钳，迁徙到朔方，不得因赦令而免除。杨球派门客追赶道路刺杀蔡邕，门客感念他的义气，都没有替杨球行事。杨球又贿赂押送他的主管，让他们加以毒害；被贿赂的人反而把实情告诉蔡邕，提醒他防备，所以他每次都得以免死。蔡邕居住在五原安阳县时，先前曾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人编撰补充《后汉记》，恰逢遭遇变故流离在外，没能完成，于是上书自陈，奏列自己所著的十篇内容，分别列出篇首和目录，连同奏章一起上呈。皇帝赞赏他的才华高超，恰逢第二年大赦，于是宽赦蔡邕，让他回到本郡。蔡邕从被迁徙到返回，总共用了九个月。将要回去上路时，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酒喝到兴浓时起身跳舞，邀请蔡邕相和，蔡邕没有回应。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向来显贵骄傲，骂蔡邕说：‘你竟敢轻视我！’蔡邕拂袖而去。王智怀恨在心，暗中告发蔡邕，说他对被囚禁流放心怀怨恨，诽谤朝廷和受宠近臣，因此憎恨他。蔡邕担心终究不能免祸，于是逃亡江海之间，远远避迹于吴会，往来依附太山羊氏，在吴地生活了十二年。吴地有人把梧桐烧火取暖，蔡邕听到火烧木头的爆裂声，知道那是良材，便请求取来制成琴，果然声音优美，但琴尾仍然焦黑，所以当时人称它为‘焦尾琴’。起初蔡邕在陈留时，他的邻居曾用酒食邀请蔡邕；等他到达时，酒已经喝得正浓，客人正在屏风后弹琴。蔡邕来到门口听见琴声，说：‘主人高兴地用音乐邀请我，却有杀心，这是为什么？’

译于是他回去对传话的人告诉主人说：‘蔡君刚才来到门口就离去了。’蔡邕一向受到乡里邦人的尊敬，主人急忙亲自追上去询问原因。蔡邕把情况全部告诉他，众人没有不怅然的。弹琴的人说：‘我刚才弹琴时，看见螳螂正要捕鸣蝉，蝉将要离去却还没有飞，螳螂因此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我的心也随之紧张，只怕螳螂失去它。难道这就是所谓杀心在琴声中显现吗？’蔡邕微笑说：‘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中平六年，灵帝驾崩，董卓任司空，听说蔡邕声名很高，征召他，他称病不去。董卓大怒，骂道：‘我的力量足以灭蔡邕全族，他还敢这样傲慢，转眼之间就会遭殃。’又严令州郡举荐蔡邕到府，蔡邕不得已前往，董卓署任他为祭酒，非常敬重他，举荐他为高第，补任侍御史，又转为侍书御史，升任尚书；三天之内，周遍历任三台官职。后来升任巴郡太守，又留下担任侍中。初平元年，授任左中郎将，跟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侯。董卓的宾客和部曲商议想把董卓尊比太公，称为尚父，董卓向蔡邕谋划。蔡邕说：‘太公辅佐周而受命，剪灭商朝，所以特意有这个称号。如今明公的威德确实巍巍高大，但要比作尚父，愚见认为还不可；应当等到关东平定、车驾返回旧京之后，再来议论。’ 董卓听从了他的意见。初平二年六月发生地震，董卓拿这件事询问蔡邕，蔡邕回答说：‘地震，是阴气强盛侵凌阳气，是臣下逾越制度造成的。’前一个春天到郊外祭天时，公卿奉引车驾乘坐金华青盖车，车上用爪形图案绘饰两面旗帜，远近的人都认为不合适。董卓于是改乘黑色车。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厚待他，每次聚会总是让蔡邕弹琴、参与谋议。蔡邕也常常存有匡正补益之心，但董卓多半任性固执，蔡邕因自己的意见很少被采纳而怨恨。他对堂弟蔡谷说：‘董公性情刚强而坚持错误，最终很难成事。我想向东逃奔兖州；如果道路遥远难以到达，就暂且逃到崤山以东等待时机，你看怎么样？’蔡谷说：‘您的相貌异于常人，每次出行观看的人都聚集满路，凭这一点来隐藏自己，不也很难吗？’蔡邕于是作罢。等到董卓被诛杀时，蔡邕正在司徒王允的席上，听到这件事十分意外，叹息不止，脸色也有所触动。王允勃然大怒，斥责他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几乎倾覆汉室。您身为王臣，理应同样愤怒，却怀念他的私恩，以致忘了大节。如今上天诛杀有罪之人，您反而为他悲伤，难道不是共同参与叛逆吗？’随即把他逮捕交给廷尉治罪。蔡邕陈述谢罪，请求在脸上刺字、砍断双脚，让自己继续完成汉史。士大夫多怜悯他，设法营救，却没有成功。太尉马日磾急忙赶去对王允说：‘伯喈是世所罕见的杰出人才，熟悉汉朝旧事，应当继续完成后史，作为一代大典；而且他一向忠孝著名，这次所犯的罪又没有明确名目，杀掉他恐怕会失去人望吧？’王允说：‘从前武帝没有杀司马迁，结果让诽谤之书流传后世。如今国运中途衰弱，神器不稳，不能让奸佞之臣执笔，留在君主身边；这样既无益于圣德，又会使我们这些人担心遭受他的讥议。’马日磾退下后对人说：‘王公恐怕不能长久在世了！善人，是国家的纲纪；著作，是国家的典章。毁灭纲纪、废弃典章，怎么能够长久呢？’蔡邕最终死在狱中。王允后来后悔，想要停止此事，但已经来不及了；蔡邕终年六十一岁。缙绅和各地儒者无不流泪。北海郑玄听说后叹息道：‘汉代的事情，今后由谁来为它订正呢？’兖州、陈留一带的人都为他画像并加以称颂。他所编集的汉代史事，原本尚未编入史籍，想用来续接后史；只完成了《灵帝纪》和十篇论述，又补写各类列传四十二篇。后来因李傕之乱，大多湮没不存。他所著的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书、书势、祝文、文章、表、书记等，共一百零四篇，流传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四篇〕 左雄，字伯豪，是南郡涅阳人。安帝时被举为孝廉，逐渐升任冀州刺史。州郡中豪强家族很多，喜欢请托，左雄常常闭门不与他们交往，上奏查办贪婪狡猾的二千石官员，无所回避忌惮。永建初年，公车征召，授任议郎。当时顺帝刚即位，大臣懈怠，朝廷有许多政事缺失，左雄多次上奏论事，言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认为左雄有忠诚奉公的节操，上疏推荐他说：‘臣看如今公卿以下，大多拱手沉默，把树立恩宠当作贤能，把尽忠守节当作愚蠢，甚至互相告诫说：“洁白的玉璧不可做，圆滑随和反而多有后福。”臣看见议郎左雄多次上密封奏事，甚至拿陛下亲身遭遇危难的事情作为警戒，实在具有王臣尽忠直谏的节操，也有周公谋划辅佐成王的风范。应当提升他担任近侍言职，一定会有匡正辅弼的益处。’因此授左雄为尚书，再升为尚书令。他上疏陈述政事说：‘臣听说安抚远方、和睦近处，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事务，没有比任用贤能更重要。任用贤能的方法，必定在于考核和黜退。所以皋陶回答禹时，认为最可贵的是知人善任。使百姓安定就会得到恩惠，百姓也会怀念他。分封伯爵、建立侯国，代代任职而亲近百姓，百姓因此和睦，礼让也兴盛起来。所以《诗经》说：‘云气阴沉，冷气凄凄，降下大雨纷纷。’ ‘雨水落在我们的公田，终于也浇到我们的私田。’等到幽王、厉王昏乱，不能亲自治理政事，褒姒、虢石父等掌握权力，七子党羽得到进用，贤能和愚昧混杂错乱，深谷反而成为高陵。所以《诗经》说：‘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又说：‘可怜如今的人，为什么像蝮蛇蜥蜴一样？’这是说人们畏惧官吏，如同畏惧蝮蛇蜥蜴。宗周灭亡以后，六国相继而秦统一天下，坑杀儒生、毁灭典籍，废除五等爵制，改设郡县；县设置令、长，郡设置守、尉，以什伍制度互相监视，使百姓像面对封豕一样受压迫。大汉受命，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古制，但能够谨慎任用百官，减免苛刻、救济弊病，以恩惠帮助困苦，抚慰并顺导百姓。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天下安宁，确实是由于他们元正安靖、宽和柔顺而又谨慎任用官员的缘故。到了宣帝，出身低微而兴起，综核名实，知道当时的弊病，刺史、郡守和国相总是亲自召见，考察言行，赏罚必信。宣帝于是叹息说：‘百姓之所以安定而没有怨言，是因为政令公平、官吏贤良。和我共同治理这些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吧？’他认为官吏频繁更换，下面的人就不能安居乐业；长久任职，百姓就会服从教化。凡有治理政绩的，便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黄金，有的人爵位升到关内侯。公卿有空缺，就按次序用这些人补任，因此官吏能够称职，百姓能够安于本业。汉代贤良官吏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所以能够降下凤凰来仪的祥瑞，建立中兴的功业。汉初到现在已经三百多年，风俗渐渐雕敝，巧诈虚伪逐渐萌生；下级官吏粉饰自己的欺诈，上级官吏放纵自己的残暴。主管百里之地的官员，任职调动没有常规，各自只顾眼前，没有人考虑长久，竟把杀害无辜视为树立威势。

译他们有的制造威势、聚敛财物、整顿装饰；有的自称贤能，以治理自己、安定百姓为事；有的软弱低劣，只知道奉行法令、拘守常规；有的因为不能教化百姓而施行髡发戴钳的刑罚。由于个人睚眦之怨而产生杀戮，因喜怒而造成尸横遍地的祸害，把百姓看作仇敌，像豺狼虎豹一样征税。监察官司前后相接，却彼此同病相怜，见到违法不举发，听到恶行不查察；在亭传观察政绩，只凭一周年考核成效；说到善行不称量德行，论定功劳不依据实际。虚妄夸诞的人获得赞誉，拘谨自守的人反而受到毁谤；有人因获罪而牵连升高，有人看见脸色行事以求取名声。州郡长官不加复核，争相共同征召；人们踊跃升迁，越级超过常规。有的人被考核奏劾、捕拿审问时逃亡，不肯受罪，恰逢赦令便行贿，又被洗刷罪名；朱衣紫服与平民混同，清浊不能分辨。因此奸猾枉滥之事不断，官吏轻率地辞职和就职，授官除名如流水一般，空缺动辄达到数百。乡官、部吏职位低而俸禄少，车马衣服都出自百姓；廉洁的人取用仅够自己，贪婪的人则用来充实家产。特别选取、横加征调，纷纷不绝；迎来送往耗费烦多，损害政事、伤害百姓。和气没有融洽，灾异不能消除，过失全在这里。如今佩墨绶的官员，就像古代的诸侯，在王庭受爵，车舆服饰也有等级，怎么能同普通小民一样，违抗诏命、逃避责任？这不是尊崇法制、阐明义理、惠养百姓的办法。臣愚见认为，郡守、国相和长吏中施惠和睦而有显著成效的，可以就地增加俸秩，不要让他们调动；不是父母丧事，不得离职。那些不遵守法禁、不奉行王命的，终身禁锢，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列入官吏之中。若被弹劾后逃亡、不肯依法受审的，应迁徙全家到边郡，以惩戒后来者。乡官、部吏等亲近百姓的官员，都应任用儒生；清白而能任事的，宽减其负担和算赋，增加俸秩。官吏任职满一年，宰府、州郡才可以征召举荐。这样，施威施恩的门路就会堵塞，虚伪的开端就会断绝，迎送的劳役就会减少，赋税征敛的来源就会停息；奉行道理的官吏能够完成教化，天下百姓各自安居其所，追配文帝、宣帝中兴的轨迹，使光辉流传、福祚久远，万世不可磨灭。皇帝被他的话所感动，下令交给有关官署，考察其中真伪，详细研究施行办法。左雄所说的，全都通达政体；但宦官擅权，最终不能采用。从此官吏更替相互交替，县令、县长每月更换，迎接新官、送走旧官，劳累扰乱没有止境；有时甚至官署空旷，没有人处理案件。每逢选部事务繁剧，甚至发展到官吏逃亡。永建三年，京师和汉阳都发生地裂，水泉涌出。永建四年，司州、冀州又发生大水。左雄推究灾异，认为这是下属有悖逆上级征兆，又上疏说应当秘密做好防备，以等待意外之变。不久青州、冀州、扬州接连发生盗贼，几年之间海内扰乱。后来天下大赦，盗贼虽然解散，但官府仍没有防备；流亡叛乱的余党几个月后又重新兴起。左雄与仆射郭防共同上疏，认为盗寇连续多年，百姓死亡过半；一人犯法，整个宗族都逃亡。应当趁他们的势力还微弱时，发布命令让他们改过自新；如果有人告发同党，就允许免除他的罪；能够诛杀盗贼的人，应当明确加以奖赏。奏书上呈后，一概没有得到省察。他又上言说：‘应当尊崇经术，修缮太学。’皇帝听从了。阳嘉元年，太学新建成，诏令考试通晓经书的人，补为太学弟子；甲、乙两科各增加十个名额。授京师及各郡国年满六十岁的老儒为郎、舍人和诸王国郎，共一百三十八人。左雄又上言说：‘郡国孝廉，是古代贡士；出仕就治理百姓，宣扬协调风教。如果他们面对墙壁，毫无见识，就没有什么用处。孔子说：“四十岁时就不再迷惑。”《礼》称四十岁为能够任事。请从今以后，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的，不得察举。’ 都应先到公府，诸生考试家学，文吏考核奏牍，在端门复试，以核验虚实，观察特殊才能，改善风俗。有人不遵守科令的，就依法治罪。如果有才华优异、行为特殊的人，自然可以不拘年龄。’皇帝听从了，于是把命令颁布到各郡国。第二年，广陵有个孝廉徐淑，年龄尚未达到举荐标准，台郎对此怀疑，便责问他。徐淑回答说：‘诏书说：“有如颜回、子奇那样的人，不拘年龄。”所以本郡让臣充任选郎。’徐淑不能使左雄屈服，左雄责问他说：‘从前颜回能够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呢？’徐淑无法回答，于是左雄谴责并退回郡国的举荐。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多人，都因错误举荐而获罪免职。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授任郎中。从此州牧、郡守都害怕，不敢轻率举荐。直到永熹年间，察举选拔清明公平，大多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左雄又上奏征召海内名儒为博士，让公卿的弟子成为诸生；有志向操守的人，增加他们的俸禄。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仅十二岁，就都能通晓经书，左雄一并上奏，授为童子郎。于是背着书籍前来求学的人云集京师。当初，皇帝被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人共同谋划拥立皇帝。皇帝后来因为宋娥先前有拥立之谋，于是封她为山阳君，食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左雄上密封奏事说：‘分裂土地、封立侯爵，是王制所重视的事情。高皇帝约定：不是刘氏不得称王，不是有功不得封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人，终于导致地震灾异。永建二年封赏阴谋拥立之功，又发生日食之变。讲数术的人都把罪过归到封爵上。如今青州饥荒空虚，盗贼尚未平息，百姓贫乏断绝，向上请求粮食借贷。陛下勤勉劳心，把救济百姓作为事务，应当遵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取上天的意旨，消除灾异。实在不应追念小恩而加以封赏，损害国家的大典。’皇帝没有听从。左雄又进谏说：‘臣听说君主没有不喜欢忠正而厌恶谗谀的，然而历代的祸患无不因为忠正而获罪；谗谀之人能够得到宠幸，大概是因为听忠言困难，听谀言容易。刑罚罪责，是人情最厌恶的；尊贵宠幸，是人情最想要的。因此当时习俗中做忠臣的人少，惯于谄谀的人多。他们想让君主多次听到自己的美处，很少知道自己的过错，迷惑而不醒悟，以至于走向危亡。臣又看见诏书，顾念乳母过去的恩德，想特意加以显贵的赏赐。’

译按照《尚书》旧例，没有给乳母封爵赐邑的制度。只有先帝时乳母王圣被封为野王君，造成了后来诬谗、祸乱和废立的灾祸；她活着时为天下人所唾弃，死后却使海内都感到快意。桀、纣贵为天子，但平庸的奴仆都以同他们相比为羞耻，是因为他们没有义；伯夷、叔齐身份低微只是平民，王侯却争相同他们为伍，是因为他们有德。如今乳母亲自实行节俭，以身作则领导下面，群臣百姓无不受到感化；若让她与王圣共享相同的爵号，臣恐怕会违背她原来的操守，失去她一向的愿望。臣愚见认为，凡人的心理相差不远，他们感到不安的地方，古今都是一样的。百姓深深惩戒王圣倾覆的祸患，百姓的性命危如累卵，常常害怕当今时代又出现这类人，惊惧的念头没有离开内心，恐惧的话也没有停止在口中。请依照先前的议论，每年用千万钱供给乳母，在宫内足以尽享恩爱之欢，在宫外也可以不使官吏百姓感到奇怪。梁冀的封爵，事情并不紧急，应当等灾厄过去以后，再公平议论可否。恰逢又发生地震、缑氏山崩的灾异，左雄再次上疏进谏说：‘先帝封野王君时，汉阳发生地震；如今封山阳君，京城又发生地震。专权在于阴私方面，这次灾异尤其严重。臣前后所说虽如盲人妄言，但封爵之事极其重大；王者可以私下赏赐财物，却不可以私下授予官爵。应当收回乳母的封号，以堵塞灾异。’ 如今梁冀已经表示谦让，山阳君也应当尊重她原本的节操。左雄进言多次十分急切，连宋娥也感到畏惧而辞让，但皇帝依恋不舍，不能停止，最终还是封赏了她；后来乳母终于因交结构陷而失去爵位。当时大司农刘据因职务上的事情被责罚，召到尚书台，传呼催促他快步行走，又加以捶打。左雄上言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班次列在大臣之中，行走有佩玉的礼节，举动有学校礼仪。孝明皇帝才开始有捶罚，这是不合古典的。’皇帝听从并改正了这件事，此后九卿不再受到捶打。自从左雄掌管纳言之职，匡正整肃了许多事情；每逢有章表奏议，台阁都把他的做法作为旧例。后来升任司隶校尉。起初左雄推荐周举为尚书，周举既然称职，议论者都称赞左雄。等到左雄任司隶校尉时，又推荐冀州刺史冯直作为将帅；冯直常常因贪赃受罪，周举因此弹劾左雄。左雄高兴地说：‘我曾经侍奉冯直的父亲，又同冯直友善。如今宣光却因这件事弹劾我，这正是韩厥推荐贤能的举动。’天下人因此都佩服他。第二年，左雄因犯法免职。后来又任尚书。永和二年去世。周举，字宣光，是汝南汝阳人。他的父亲周防，任陈留太守；周防的事迹见于《儒林传》。周举身材相貌矮小丑陋，但博学多闻，受到儒者尊崇。因此京师人为他编了话说：‘五经纵横，周宣光。’延熹四年，被司徒李郃征召到府中。当时宦官孙程等人既然拥立顺帝，又诛灭了诸阎氏。议郎陈禅认为，阎太后与皇帝没有母子恩情，应当迁到别馆，断绝她上朝会见群臣的机会；议论者都认为合适。周举对李郃说：‘从前郑武姜谋划杀害庄公，庄公便同她发誓要到黄泉之下才相见。秦始皇怨恨母亲行为失当，长久与她隔绝，后来受到颍考叔、茅焦言论的感动，又恢复了对母亲的孝道，《书传》称美这件事。如今诸阎刚被诛杀，太后幽居在离宫，如果悲伤忧愁而生病，一旦发生意外，皇上将凭什么向天下交代？如果听从陈禅的建议，后世一定会把罪过归于明公。应当秘密上表朝廷，让皇帝侍奉太后，率领群臣像过去一样朝见，以安定上天的意旨，回应众人的愿望。’李郃立即上疏陈述。第二年正月，皇帝于是到东宫朝见，太后因此安定下来。后来长乐少府朱伥代替李郃任司徒，周举仍然任属吏。当时孙程等人因怀揣奏表上殿争功，皇帝发怒，把他们全部迁封到远县，并命洛阳县令催促限期遣送。周举劝说朱伥道：‘朝廷在西钟下的时候，如果没有孙程等人，怎么能够拥立皇帝？即使韩信、彭越、吴汉、贾复的功劳，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如今忘记他们的大德，只记录他们的小过，若像道路上夭折一样处理，皇帝就会留下杀害功臣的讥议。趁他们还没有离开，应当赶快上表。’朱伥说：‘如今诏书正在发怒，两位尚书已经上奏这件事，我独自为他们上表，一定会招致罪责。’周举说：‘明公年过八十，地位达到台辅，若不在今天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只顾爱惜自身、保全宠位，将来想得到什么？禄位虽然保住了，却一定会陷入被讥为佞邪的名声。进谏而获罪，还能留下忠贞的名声。如果我的话不值得采纳，就请让我从此告辞。’朱伥于是上表劝谏，皇帝果然听从了。周举后来被举为茂才，任平丘令，上书谈论当时政事得失，言辞十分切直。尚书郭防、应贺等见到后叹息，共同上疏称赞周举忠诚正直，希望皇帝把他的奏章放在御座旁，作为规诫。周举逐渐升任并州刺史。太原郡有旧俗，因为介子推被焚死，便有龙忌禁火的禁忌【龙星是东方木位之星，春天出现在东方，心宿属于大火，人们害怕火势旺盛，所以设置禁火之令】。到了介子推死亡的月份，人们都说神灵不喜欢举火，因此士人百姓每年冬季总要禁食冷食一个月，不敢生火做饭；老幼都不能忍受，每年常有许多人因此死亡。周举到州任职后，便写了一篇吊文放在介子推庙中，说严冬禁火会损害百姓的性命，并非贤人的本意；又把这篇文章公布给愚昧百姓，使他们恢复吃温热的食物。于是众人的疑惑逐渐解除，风俗也颇有改变。后来调任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推荐周举，征召授任尚书。周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声名重于朝廷，左右近臣都害怕他们。这一年，河南、三辅大旱，五谷受灾，天子亲自露天坐在德阳殿东厢祈雨，又下令司隶、河南到河神和名山大泽处祈祷。诏书认为周举才学优深，特意下诏询问。周举回答说：‘臣听说《易》称天尊地卑，乾坤的位置由此确定。阴阳二气交合，于是产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因此圣人用君主来养育百姓，用教化来成就百姓，顺应四时的适宜，调和阴阳，使男女婚娶不超过适当的时节，用仁恩包容他们，用德教引导他们，以灾异警示他们，以祥瑞教训他们。这是先圣承受乾道、养育万物的开端。阴阳闭塞隔绝，二气就会阻滞；二气阻滞，人物就不能昌盛；人物不昌盛，风雨就不能按时到来；风雨不按时，就会造成水旱灾害。陛下处在唐尧虞舜的地位，却没有实行尧舜的政事，近来废弃文帝、光武帝的法度，反而追随亡秦奢侈的欲望，宫内积聚了怨女，宫外有无妻的男子。’

译如今皇位继承人没有兴盛，东宫也没有建立，这是损伤和气、违背常理、断绝人伦造成的。不只是陛下这样做，宦官也凭借虚假的形势，威逼侮辱良家，掠取女子把她们关起来，以至于有人白了头发，死时仍没有配偶，这违背上天的心意。从前周武王进入商都，放出倾宫中的女子；成汤遭遇旱灾，用六件事情自我责备；鲁僖公遇到旱灾而自责祈雨，他们都是用精神意志把祸患转为福祉。自从旱灾发生以来，已经多年了，却没有听到陛下改正过失的成效，只是徒然使至尊暴露在风尘之中，实在没有益处。’皇帝又下令州郡祈求神灵降雨。过去齐景公想祭祀河伯，晏子劝谏说：‘不可以。河伯把水作为城池，把国内的鱼鳖作为百姓；水干了，鱼也枯死，难道它不想下雨吗？只是它自己不能招致雨水罢了。’陛下所做的，只致力于表面的形式，不寻求实际效果，就像顺着树爬去捉鱼、倒着走路却想前进一样。实在应该推行诚信、改革政事，尊崇正道、改变迷惑，放出后宫中没有侍奉的女子，审理天下冤枉的案件，减省太官厚重膳食的费用。五品官员不能教化百姓，责任在司徒；有官非其位，应当赶快罢黜。臣从外藩被擢升掌管纳言，学问浅薄、才智短缺，不足以回答。《易传》说：‘阳气感动上天，不到一天便会得到回应。’ 只希望陛下留心裁察。于是皇帝召见周举，并召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询问政事得失。周举等都回答说，应当谨慎任用官员，罢斥贪污之人，疏远奸邪谄佞之徒，遵循汉文帝的俭朴，奉行汉明帝的教化，这样应时之雨一定会降临。皇帝说：“百官中贪污邪佞的究竟是谁？”周举独自回答说：臣从下州超擢而备任机密之职，不足以辨别群臣。不过，公卿大臣中屡有直言的人，这是忠贞之臣；阿谀奉承、苟且取容的人，就是邪佞之徒。司徒任职六年，我没有听说有忠言和奇谋，我愚昧的看法就在这里。后来司徒刘琦因事获罪免职，周举升任司隶校尉。永和元年，灾异屡次出现，宫中对此感到厌恶。皇帝下诏召公卿、中二千石、尚书到显亲殿，问道：“议论政事的人多说，周公摄行政权代天子处理政事，死后成王想按公爵之礼安葬他，于是上天发生变异；后来改用天子之礼重新安葬，随即有反风的应验。北乡侯亲身做过天子，却按王礼安葬，所以屡有灾异，应当给他增加尊贵的谥号，把他列入宗庙昭穆之序。”群臣中议论的人大多说应当依照诏书办理，唯独周举回答说：“从前周公有请求代王受命的应验，又有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功劳，所以皇天显示威怒，以彰明圣德。北乡侯本来就不是正统继承人，是奸臣拥立的；即位不到一年，年号也没有改，皇天没有保佑他，大命已经断绝。 《春秋》记载王子猛时不称‘崩’，鲁国的子野也没有记载安葬。如今北乡侯没有其他功德，按王礼安葬，对礼制来说已经很尊崇了，不应再给他追加谥号。灾异的发生，并不是由此造成的。”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都同意周举的议论，皇帝采纳了。黄尚字伯河，是河南郡人，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也以处理政事著称。周举出任蜀郡太守，因事获罪免职。大将军梁商上表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对他十分敬重。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梁商大规模聚集宾客，在洛水边举行宴会，周举当时称病没有前往。梁商与亲近的人酣饮，欢乐至极；等到酒意将尽、歌舞停止，又接着唱《防露》之歌。在座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太仆张种当时也在场，宴会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周举，周举叹息说：“这就是所谓哀乐失时、用非其所，灾祸将要降临了。”梁商到了秋天果然去世。梁商病重时，皇帝亲自前往探问遗言，他回答说：“人将要死时，说话反而善良真实。我的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以担当重任。”因此任命周举为谏议大夫。当时灾异接连发生，皇帝想起梁商的话，召周举到显亲殿，询问灾变。周举回答说：“陛下刚即位时，遵循修明旧典，兴办教化、成就政事，远近都肃然敬服。近年以来，渐渐违背前朝旧制，过多宠幸和封禄，不按德行排列官员；观察天象、考察人事，以今时与古代相比较，实在令人危惧。《尚书》说：‘僭越失度，恒阳不雨。’僭越失常、没有法度，言语就不能得到应验，臣下也不能正当行事；阳气失去节制，上面就扰乱，下面就困竭。应当秘密而严格地告诫州郡，察访强宗大族和大奸之人，及时擒拿讨伐。”后来江淮一带的狡猾盗贼周生、徐凤等到处同时起兵，果然如周举所陈述的那样。当时皇帝下诏派八名使者巡视各地、察访风俗，都是选取一向有威望声名的人。于是任命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一并以守光禄大夫的身份，分头巡行天下。刺史和二千石中罪行贪污、证据明显的，立即用驿马送上奏报；墨绶以下的官员，则可以立即逮捕举劾。其中清廉忠正、施惠于民而使百姓安定、应当表彰的，也都把情况上报。于是八名使者同时受命，天下人称他们为“八俊”。周举于是上奏弹劾贪婪奸猾之人，表奏推荐公正清廉之士，受到朝廷称誉，升任河内太守，又被征召为大鸿胪。梁太后临朝后，下诏说殇帝死后安葬，宗庙次序应当排在顺帝之下，太常马访上奏说应当依照诏书办理。谏议大夫吕勃认为应当依照昭穆次序，先殇帝、后顺帝。皇帝下诏让公卿召集周举议论，说：“《春秋》记载，鲁闵公没有儿子，他的庶兄僖公代替他即位；僖公的儿子文公于是把僖公的神位升置在闵公之上，孔子讥刺此事，记载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把僖公的神位升置在上’，传文说‘这是颠倒祭祀的次序’。到了定公时纠正了次序，经文说‘把先祖依次配享祭祀，作为万世的法则’。如今殇帝在前，按尊卑次序是父；顺帝在后，按亲属关系是子。先后次序的原则不可改变，昭穆祭祀的次序不可扰乱。”吕勃的议论是正确的。太后下诏同意他的意见，周举升任光禄勋。适逢母亲去世，离职服丧。后来任光禄大夫，建和三年去世。朝廷认为周举清廉公正、明达刚直，正准备任用他为宰相，对他的死深感痛惜。于是下诏告谕光禄勋：“汝南太守，褒奖他的功勋劳绩；命令大夫以下官员到出殡之日，都再到丧所吊唁，并加赐钱十万，以表彰他的清白节操。”他的儿子周勰，字巨胜，年轻时崇尚元虚之学，因父亲任职而被任为郎，后来自行免职回家。周举过去的属吏河南人召夔担任郡将，降低身份、屈尊礼敬地对待周勰，周勰以与他交往答礼为可耻，于是闭门与他断绝交往。后来太守举荐他为孝廉，他又因病离去。当时梁冀权贵显盛，被他征召任命的人没有谁敢不应，只有周勰前后被征召三次，最终也不能使他屈服。

译后来有人举荐周勰为贤良方正，他不应召；又奉公车征召，备办了元纁等礼物，他坚决以废疾推辞，常常隐居逃身，仰慕老聃的清静之道，断绝人事往来，连巷中都长满荆棘，持续十多年。到延熹二年，他才打开门户延请宾客，交游谈论、宴饮游乐。到了秋天，梁冀被诛，年终时周勰去世，时年五十岁。蔡邕认为他是知晓天命的人。从周勰的曾祖父杨到周勰的孙子恂，六代只有这一人，都很有声名。黄琼，字世英，是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黄香的儿子。黄香的事迹载在《文苑传》中。黄琼最初因父亲的任职被任为太子舍人，以病推辞不接受；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五府都征召他，连续多年不应召。永建年间，公卿中有很多人推荐黄琼，于是会稽人贺纯、广汉人杨厚都奉公车征召。黄琼到了纶氏，称病不肯前进，有司弹劾他不敬，皇帝下诏命县令按礼慰问遣送，他于是不得已继续前往。在此之前，朝廷征召聘用的处士很多都不符合声望，李固一向仰慕黄琼，于是写信预先送给他说：“听说您已经越过伊水、洛水，近在万岁亭，难道事情已经逐渐确定，准备顺从王命了吗？大概君子认为伯夷过于狭隘，柳下惠又不够恭敬，所以传文说：‘不偏于伯夷，也不偏于柳下惠，处在可与不可之间’，这大概是圣贤立身处世所珍视的原则。如果您确实打算枕山栖谷，追踪巢父、许由的行迹，那当然可以说是知晓进退了；但如果应当辅佐政事、救济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有人类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如果一定要等到尧、舜那样的君主出现，志士终究就没有施展的时机了。我曾听说：‘高峻突出的容易折断，洁白鲜明的容易被玷污；阳春高雅的曲调，能应和的人一定少；声名越盛，实际越难与之相称。’近来鲁阳的樊君被征召，起初来到朝廷时，朝廷设坛陈席，仿佛等待神明；他虽然没有特别的功业，但言语行为和所坚持的操守也没有什么缺失，毁谤却到处流传，声望很快就降低了，难道不是因为众人的观听和期望太高、声名太盛吗？近来被征召聘用的士人，如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他们的功业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所以世俗议论都说处士不过是专门盗取虚名。希望先生弘扬这种远大的谋略，使众人叹服，也洗雪这种说法。”黄琼到达后，即任议郎，逐渐升任尚书仆射。当初黄琼随父亲在台阁任职，熟悉所见的旧例；后来任职，通晓熟练地处理各官署事务，在朝廷上参与争论，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改变他的意见。当时灾异接连出现，黄琼上疏给顺帝说：“近来卦位错乱，寒暖相互干扰，阴气屡次兴起，太阳昏暗、月亮消散；推究其中的天意，大概不是虚妄的。陛下应当打开石室，查考《河图》《洛书》，对外命史官把永建以前直到汉初的灾异，以及永建以后直到今日的灾异，全部分条上奏，比较哪一时期多、哪一时期少。又应让近臣和儒者参考政事，屡次召见公卿，考察询问政事得失，把那些没有功德的人全都斥退。臣以前曾多次陈述灾异，也推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以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但尚未得到应验。臣在御省伏案看见，处士巴郡人黄错、汉阳人任棠，年纪都已老迈，有古代七位有志之士的志向，应当再次召见招致他们，帮助弘扬大化。”于是下诏让公卿征召黄错等人。永建三年发生大旱，黄琼又上疏说：“从前鲁僖公遇到旱灾，以六件事自我责备，亲自实行节俭，闭绝女子请托，放逐进谗言、阿谀奉承的人十三名，诛杀向百姓征税并收受贿赂的人九名，退居南郊，天于是降下大雨。如今也应当回头省察政事，凡有缺失之处就加以减损，务必实行质朴节俭，以改变百姓的听闻；尚方、御府应停止并革除烦琐的费用，明确告诫近臣和使者遵守法度。如有不改的，就向他们表明朝廷的好恶；多次召见公卿，招纳儒士，向他们询问政教，使他们陈述得失。又因为囚徒仍然积压，很多人因此死亡，也足以伤害和气、招来旱灾。如果能够改正弊政、遵从善道，选择采用良策，那么灾害就会消除，福气就会到来。” 奏章上报后，皇帝在德阳殿召见黄琼，并让中常侍把黄琼的奏章交给主管官署施行。自顺帝即位以后，一直没有举行籍田之礼。黄琼认为这是国家的大典，不应长久废止，于是上疏说：自古圣明的帝王，没有不敬慎地举行明祀、增加福祥的，所以一定亲自举行郊庙之礼，亲自参加籍田耕作，以此率先于群臣百姓，带头劝勉农事。从前周宣王不亲自耕种千亩籍田，虢文公认为这是很大的讥刺，后来终于发生羌戎之难，最终损害了中兴的声名。臣私下看到，陛下遵循考察古代而建立的宏大事业，体察严肃恭敬之道以顺应天时，奉行元德而怀柔百神，早晚在道路上奔波劳苦，白天黑夜听理众多政务以安定百姓；即使《诗经》歌颂成汤不懈怠，《尚书》赞美文王忙到无暇吃饭，陛下也确实不能超过他们。如今宗庙祭祀刚刚结束，而祈谷洁斋的事情就在明日，臣担心左右近臣不愿让圣驾屡次劳作，认为亲自耕田的礼仪可以废止。臣听说先王制定礼典，籍田有固定日期，司徒共同告诫百官，司空清除并修整祭坛；提前五日，就有和风应验。君王进入斋宫，享用甜酒，拿起耒耜，这是对农事的郑重。自癸巳日以来，仍然刮西北风，甘雨不能聚集，寒凉之气还在凝结。迎春于东郊时，既然没有亲自参加先农之礼，就更应当自我勉励，以迎来和气，招致应时的风雨。《易》说：“君子自强不息。”这就是应当奉行的道理。奏章上报后，皇帝采纳了。过了不久，黄琼升任尚书令。黄琼认为此前左雄所上奏的孝廉选举，只专门任用通晓儒学的官吏，在取士的原则上仍有遗漏，于是下诏增加孝悌之人和能够处理政务之人为四科，事情最终得到施行。左雄此前又提议，选举的官吏先在公府考试，再在端门复试；后来尚书张盛奏请废除这一科，黄琼再次上言说：设置复试，是为了澄清优劣、核实真伪，不能随意改革。皇帝于是停止了废除复试的打算。黄琼出任魏郡太守，逐渐升任太常。和平年间，因选拔而入宫担任侍讲。元嘉元年，升任司空。桓帝想褒奖尊崇大将军梁冀，派中朝二千石以上官员集会议论应采用的礼制。特进胡广、太常羊▯、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都称颂梁冀的功勋德行，认为对他的制度、赏赐应当比照周公，赐给他山川、土地和附庸。唯独黄琼议论说：梁冀先前因亲自迎接皇后的劳苦，增加食邑三千户；他的儿子梁允也已经加封赏赐。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乐，使教化达到太平，因此大规模开拓疆土，开辟土地七百里。如今诸侯以户邑作为封赏标准，不以里数为限。

译萧何在泗水认出刘邦是高祖，霍光平定危乱而使国家兴盛，他们都增加户数、扩大封地，以彰显功劳。梁冀可以比照邓禹，合计食邑四县；赏赐的等级可以与霍光相同，使天下知道赏赐一定与功劳相称，爵位不会超过德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梁冀心中因此怨恨。后来黄琼因地震被免职，又任太仆。永兴元年，升任司徒，转任太尉。梁冀前后托人征召的人，黄琼一个也没有任用；即使有善人是梁冀所征举的，也不加以任命。延熹元年，因日食被免职，又任大司农。第二年，梁冀被诛杀。太尉胡广、司徒韩演、司空孙朗，都因阿附梁冀而获罪免职。皇帝又任命黄琼为太尉，认为他受过师傅之恩却不阿附梁氏，于是封他为邟乡侯，食邑千户。黄琼以病推辞并请求辞让封爵，前后上言六七次，态度恳切，皇帝才答应了。梁冀被诛后，黄琼首先居于三公之位，举奏州郡中一向贪污、以致被判死刑或流徙的十多人。海内因此一致仰望他。不久五侯专擅权力，震动内外。黄琼自知力量不能匡正，于是称病不再任职。延熹四年，因盗贼之事被免职。这一年又任司空；秋天因地震被免职。延熹七年，病重，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天务必使自己的气刚强，君主务必使自己的政令强盛。因此君王处在高位而自我持守，不能不安稳地履行职责、竭尽力量；处在危险之中，也不能不有所凭据。自我持守却不能安定，就会颠覆；竭尽力量却没有凭据，就会陷入危险。所以圣人登高居上，首先以德义为本；涉临危境、行于倾覆边缘，就以贤能之臣为力量。唐尧以德化作为冠冕，以稷、契作为筋骨力量；地位越高，德业越加崇盛；有所行动，根基就更加稳固。这是先代圣人能够长久守护天下、保全国家社稷的原因。从前高皇帝顺应天命和人心，奋剑而称王，扫除秦朝和项羽，改变旧制、创立新制，施降德泽、流布福祚。到了哀帝、平帝时，帝王之道失去纲纪，败政日益混乱，于是使奸邪谄佞专擅朝廷，外戚专横放肆。所戴的冠冕不是仁义，所践履的道路不是以贤能辅佐为力量，最终导致倾覆，汉朝国祚断绝，天纲坠毁，百姓鬼神都悲惨凄怆。幸赖皇天眷顾、天命相助，汉的德运重新光耀。光武帝以圣明威武之资挺立于世，继承正统、兴复大业，在冰融之上创立根基，在荆棘丛中站稳脚跟；从众多愚昧之人中选拔贤能，在无形无迹的时代建立功业；在交相争夺中崇尚礼义，在动乱离散中遵循道德教化。因此他登临高位而不倾覆，承担危局而不跌倒，兴复宏大的国祚，开创中兴事业，光辉遍及八方，声名流传无穷。到了中期，盛大的事业渐渐衰败。陛下起初由藩国入继，登上帝位，天下拭目以待，以为将要看见太平。可是即位以来，没有出现足以胜任的政绩，诸【原文“诸」梁”疑有串句或缺误】梁氏掌握权力，宦官充斥朝廷，反复加封、累加官职，震动朝廷。卿、校、牧、守等官职的选任，都出自他们的门下。羽毛、齿革、明珠、南金等珍宝，充满他们的屋室；财富可以比拟王府，势力足以回转天地。议论他们的人一定被灭族，依附他们的人一定显贵。忠臣害怕死亡而闭口不言，众人畏惧祸患而像木头一样不能开口，使陛下耳目的明察被堵塞，反而成为耳聋眼瞎的君主。因此太尉李固、杜乔，以忠心直言，以德行辅政，心念国家而忘却自身，死去以报效国家，却因参与陈国之议而获罪，终于被残害诛灭。贤者和愚者都为此痛心，海内忧惧。又有前白马令李云，指斥宦官的罪恶污秽，认为应当诛杀；这些话都是顺应众人的心愿，想挽救积薪将焚的弊病。弘农人杜众知道李云所说应当实行，害怕李云因忠言获罪，所以便上书为他陈述道理，请求与李云同日处死，希望以此感悟国家，使李云或许得到赦免。然而李云既没有被赦免，杜众也一同获罪，天下人更加悲痛，怨恨也更加郁结。所以朝廷内外的人都把忠言视为忌讳。从前赵国杀死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便回去了。鸟巢倾覆、鸟卵破裂，凤凰就不会飞来；剖杀牲畜、夭折胎儿，麒麟就不会出现。这确实是万物同类相互感应，事理使它如此。尚书周永从前担任沛令，一向侍奉梁冀，依仗他的威势；后来因事应当获罪，却越级被任命为令职。看到梁冀将要衰败，他才假装毁谤梁冀来表示忠诚，最终又借助奸计取得封侯。黄门中又有奸邪相合的人，同党互相结连。自梁冀兴盛以来，他们彼此亲密，朝夕谋划，共同构成奸邪轨迹。临到梁冀应当被诛杀时，他们无计可施，又重新记述梁冀的恶行，以求取得爵位赏赐。陛下如果不加以澄清，审慎辨别真伪，反而让他们与忠臣同时显贵受封，就会使朱色和紫色混为一色，使粉末和墨汁杂乱涂抹。这正是所谓把金玉当作沙砾，把珪璧摔碎在泥土中。四方听闻此事，没有不愤怒叹息的。从前曾参极为孝顺，他的慈母仍因谗言而投杼；伯奇极为贤良，最终也被流放。谗谀之徒所推举的人，没有多高是不能被抬上的；被他们压制的人，没有多深是不能被陷下去的，难道能不察辨吗？臣极其愚钝无能，世代承受国家恩惠，自身位极尊重，勤勉却不足以弥补过失；然而又害怕死后，所负罪衅更加深重。臣冒昧在生命将尽之日陈述不避忌讳的话，希望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作用，死后也没有遗憾。这一年去世，时年七十九岁，追赠车骑将军，谥号忠侯。他的孙子孙琬，字子琰，年幼时失去父亲，年少便聪慧善辩。祖父黄琼起初担任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发生日食，京师看不见日食，黄琼却把情况上报。太后下诏询问日食遮蔽了多少，黄琼思考如何回答，却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来比拟。孙琬当时七岁，在旁边说：“为什么不说日食剩下的部分，像初升的新月一样？”黄琼大为惊异，立即用他的话回答诏问，并深深惊奇、喜爱他。黄琼任司徒时，孙琬因是三公之孙被任为童子郎，以病推辞不就职，在京师出了名。当时司空盛允有病，黄琼派孙琬去问候，并询问江夏上蛮贼之事；盛允的副官府掾发来文书，孙琬看完后，盛允略带戏谑地对他说：“江夏是大郡，但蛮人多、士人少。”孙琬拱手回答：“蛮夷侵扰中原，责任在司空。”说完拂衣辞去，盛允非常惊异他的才气。孙琬逐渐升任五官中郎将。当时陈蕃任光禄勋，十分敬重、礼遇孙琬，多次与他共同议论政事。旧制规定，光禄勋从三署郎中选取功劳高、资历久、才德尤其出众的人作为茂才四行；当时权贵富豪的子弟多凭人情关系得到举荐，而贫困守志的人却因困窘退避而被遗漏。京师因此编歌谣说：“想求茂才却不能，光禄茂才。”于是孙琬、陈蕃同心协力，显拔任用有志之士，平原人刘醇、河东人朱山、蜀郡人殷参等，都因才干品行而被举荐。陈蕃、孙琬于是被权贵富豪的郎官诬陷中伤，事情交给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处理。刁韪、王畅一向敬重陈蕃、孙琬，没有举劾此事，但身边近臣又诬陷他们结党。

译王畅因此获罪，降任议郎后免职；陈蕃、孙琬、刁韪都被禁锢。刁韪字子荣，是彭城人。后来陈蕃被征召，有许多上书论事的人替刁韪申诉，于是他又被任为议郎，升任尚书。他在朝廷上具有刚直不屈的臣节，出任鲁、东海二郡相，性情刚强严厉而有明智谋略，所到之处都被称为神明之吏。他常常用法度自我整饬，家人从未见过他有懈怠的神态。孙琬被废弃近二十年，到光和末年，太尉杨赐上书推荐孙琬有拨乱之才，于是征召任命为议郎，提升为青州刺史，升任侍中。中平初年，出任右扶风；被征召任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任豫州牧。当时盗贼猖獗，州境残破，孙琬讨伐平定了他们，威名声势大为震动，政绩成为天下的表率，封为关内侯。董卓掌握政权后，因为孙琬是有名望的大臣，征召他为司徒，又升为太尉，改封阳泉乡侯。董卓谋议迁都长安，孙琬与司徒杨彪一同劝谏，董卓不听，孙琬退下后仍驳斥其议论说：“从前周公营建洛邑来安定姬周，光武帝占卜选择东都来使汉朝兴盛；上天所开启、神灵所安定的地方，大业既然已经确定，怎么可以随意迁动，来损害四海的希望呢？”当时人们害怕董卓暴怒，担心孙琬必然遭祸，极力劝止他。孙琬回答说：“从前白公在楚国作乱，屈庐冒着刀刃向前；崔杼在齐国杀害君主，晏婴不怕他的威势。我虽然没有德行，确实仰慕古人的节操。”孙琬最终因这件事被免职，但董卓仍敬重他的声望、德行和旧族身份，不敢加害。后来他与杨彪一同任光禄大夫；迁往西都后，改任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共同谋划诛杀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后，便逮捕孙琬下狱处死，时年五十二岁。荀淑，字季和，是颍川颍阴人，荀卿的第十一世孙。他年轻时就有高尚的品行，博学却不喜欢章句训诂，常被世俗儒生非难，但州里人都称赞他能识别人。安帝时，征召任命为郎中，后来两次升迁，担任当涂长。离职回到乡里后，当时著名的贤人李固、李膺等都把他当作老师和宗师。梁太后临朝时，发生日食、地震等变异，皇帝下诏让公卿举荐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荐荀淑；他在对策中讥刺贵幸之人，被大将军梁冀忌恨，出任朗陵侯相。他处理政务明察事理，被称为神君。不久，他弃官归家闲居以修养志向，家产每有增加，就拿出来供养宗族。荀淑享年六十七岁，建和三年去世。李膺当时任尚书，上表说明自己是荀淑的弟子，两个县都为他建立祠堂。荀淑有八个儿子：俭、绲、靖、焘、汪、爽、肃、旉，都有声望名声，当时人称为“八龙”。起初，荀氏旧居名叫西豪，颍阴令、渤海人苑康认为从前高阳氏有八个有才之子，如今荀氏也有八个儿子，于是把这个里改名为高阳里。荀靖有至高的品行，不出仕，五十岁去世，号称元行先生。荀淑兄长的儿子荀昱字伯条，荀昙字元智。荀昱任沛相，荀昙任广陵太守，兄弟二人都端正自身、憎恶邪恶，立志铲除宦官。他们的党羽和宾客中有在两郡的，即使罪行细小也必定诛杀。荀昱后来与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诛杀宦官，与李膺一同被杀。荀昙也终身被禁锢。荀爽字慈明，另一个名字是谞，宽厚而好学，十二岁就能通晓《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到他，称赞说：“可以做人之师。”荀爽于是专心思考经书，不参加庆贺和吊丧，不接受征召任命。颍川人为他编语说：“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荐荀爽为至孝之人，任命为郎中。他在对策中陈述便利政事的建议说：“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汉朝属于火德，火生于木，所以它的德性表现为孝，它的象征在《周易》的离卦。火在地上表现为火，在天上表现为太阳；在天上的火使用它的精气，在地上的火使用它的形体。夏季火势旺盛，其精气在天，温暖之气滋养万木，这就是它的孝。冬季则废弃其形体于地上，酷烈之气焚烧山林，这就是它的不孝。因此汉朝制度让天下诵习《孝经》，举荐孝廉。服丧本来就是亲自尽孝的终极表现。如今公卿以及二千石官员，三年服丧期满也不能立即离职，这恐怕不是用来增崇孝道、真正符合火德的办法。过去孝文帝勤劳谦恭，行为超过了节俭的标准，所以遗诏规定以日代月来缩短服丧期限；这适合当时的情况，却不能贯行于万世。古今制度虽然有损益变化，但居丧期间默默无言的礼制从未改变，用来向天下表示不能遗弃亲人。如今公卿群臣都是政教所瞻望的人，而父母去世却不能奔赴服丧。仁义的实践应当从上位者开始，敦厚的风俗才能在下层得到响应。

译传文说：“服丧祭祀的礼制如果缺失，臣下对君主的恩义就会淡薄，背弃死亡、忘却生者的人就会增多。” 曾子说：“人没有能够自我尽孝的，一定是在亲人服丧时吧？”《春秋》传文说：“上位者所做的，百姓就归附而效法。上位者不做而百姓有人做，所以要加以刑罚；如果上位者所做的，百姓也这样做，又有什么可诛罚的呢？”从前丞相翟方进认为自己身为宰相，不敢超越制度，到了母亲去世时，只服丧三十六天便除服。礼制失落的源头，是从上位者开始的。古代大丧，三年之内不呼唤家门，以此尊崇国家、厚重风俗，是敦厚教化的道理。事情如果失当，就应当纠正；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官员普遍服丧，可以恢复旧礼。臣听说，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完备，人就知道应当安置自身于何处。夫妇是人伦的开始，是王道教化的开端。所以周文王作《易》，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首。孔子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次序就确定了。夫妇之道，就是所谓的顺。”《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湾，嫁给虞舜。”所谓“降”，就是下嫁；所谓“嫔”，就是成为妇人。意思是即使是尧帝的女儿，下嫁给虞舜，也仍然屈身降下，勤修妇道。《易》说：“帝乙嫁出妹妹，因而得到福祉和大吉。”妇人称出嫁为“归”，意思是商汤按照娶妻的礼仪，把妹妹嫁给诸侯。《春秋》的义理是，周王的女儿嫁给齐国，要由鲁国主持婚礼，不因天子的尊贵而凌驾于诸侯之上。如今汉朝承袭秦制，设置公主出嫁的礼仪，以妻制约丈夫，以卑下身份凌驾于尊贵身份，违背乾坤的道理，失去了阳气倡导的原则。孔子说：“从前圣人创作《易》，仰头就观察天上的形象，低头就考察大地的法则，看见鸟兽的纹理和天地的宜当之处；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以此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如今观察天的法则，北极最尊贵，四星为妃后；考察地的法则，昆山尊崇丈夫，低洼的泽地尊崇妻子。观察鸟兽的纹理，鸟类是雄鸟鸣叫引导，雌鸟能够顺从；兽类是雄兽倡导在先，雌兽随后相从。近处取法于自身，乾代表人的头，坤代表人的腹；远处取法于万物，树木的果实属于天，根部属于地。阳尊而阴卑，大概本来就是天性。况且《诗经》开篇，实际以《关雎》为首；礼制从冠礼、丧礼开始，先端正夫妇关系。天地与六经，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应当改掉公主出嫁时尊卑倒置的制度，以符合乾坤的本性，遵循尧、汤的法则，效法周公、孔子，使之与天地相合而不错误，拿来质问鬼神也没有疑惑。人事如果这样，祥瑞就会从天而降，吉祥的征兆就会从地上出现，五种祥瑞全都具备，各自都按应有的次序出现。从前圣人建立天地之间的秩序，把它称为礼。礼是兴起福祥的根本，也是止息祸乱的源头。人能够克制欲望而遵从礼，福就归于他；顺从情欲而废弃礼，祸就归于他。推究祸福应验的道理，就能知道兴衰的由来。各种礼制之中，婚礼居首，所以天子娶十二位，这是合于天数；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是事务依次降低。阳性的特点纯一而能施予，阴性的礼则顺从而能化育。用礼来调和乐，节制并宣泄阴阳之气，所以能够增加子孙繁盛的祥瑞，招致长寿的福气。到了夏、商、周三代末期，淫乱而没有节制，建造瑶台和高大的宫室，陈列妾媵数百人；阳气在上面耗竭，阴气在下面阻隔。因此周公告诫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了解小人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这样有时也不能获得长寿。”这是明确的警戒。后世的人喜爱福，却不致力于福的根本；厌恶祸，却不改变招致祸患的行为。

译传文说：“砍掉脚趾来适合鞋子，谁说这样的做法愚蠢呢？” 为什么要和这些人一起追逐欲望而残害自身？实在令人痛惜。臣私下听说，后宫采女有五六千人，供职、侍奉、差使的人又在其外。她们冬夏的衣服、早晚的粮食供应，耗费大量缣帛，空竭府库；征调增加数倍，百姓承担十分之一的税，白白向无辜百姓征赋，来供养这些没有实际用处的女子。百姓在外困穷，阴阳之气在内阻隔，所以感动和气，灾异屡次增加。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没有按礼聘娶、从未得到皇帝临幸的女子，应当全部遣送出宫。这样可以成就婚配：第一，疏通男女怨旷，调和阴阳；第二，节省财用，充实府库；第三，修明礼制，使人获得长寿；第四，配合阳气施布，祈求子孙繁盛；第五，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安定。这确实是对国家的宏大利益，是天人共同的大福。寒热、晦明之气构成岁时，尊卑、奢俭的差别构成礼制，所以应当以晦明寒暑的气候、尊卑奢约的礼制作为节度。《易》说：“天地有节制，四时因此形成。”《春秋》传文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能假借给别人。”《孝经》说：“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礼就是尊卑的差别、上下的制度。从前季氏在庭院中使用八佾舞，并没有直接伤害或困扰人物，孔子却仍然说：“这种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呢？” 《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制造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玉食。”这三件事都只能由君主独自施行，臣下不能与他相同。如今臣下僭越君主的服饰，享用上等珍馐，这就是所谓对自己的家族有害、对自己的国家凶险。应当大略依照古礼，明确尊卑的差别，以及董仲舒所说制度的区别；严格要求主管官员，务必施行这项命令。这是禁止混乱、改善风俗、足以实际采用的要务。奏章上报后，荀爽立即弃官离去。后来遭遇党锢之祸，隐居在海边，又向南逃到汉水之滨，积累十多年著书。著述内容广博，被称为硕儒。党禁解除后，五府一同征召他。司空袁逢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没有应召。袁逢去世后，他为之服丧三年。当时人们往往受其影响，把这种做法形成风俗，但当时许多人并不实行；即使是妻子服丧，也仍然有人前来吊问丧事、问候疾病。又有人私自给君主、父亲以及各位名士追加谥号，荀爽都引据大义，用经典加以纠正。虽然没有全部改变，但也有相当部分得到改正。后来奉公车征召，任大将军何进的从事中郎。何进担心他不来，先推荐他任侍中。何进失败后，诏命中止。献帝即位，董卓辅政，又征召荀爽。荀爽想逃走，董卓命令官吏紧急拘持他，使他无法离去，于是只得接受任命为平原相。走到宛陵，又被追召为光禄勋。任职三个月，升任司空。荀爽从接到征召任命到登上三公之位，只有九十五天。于是跟随迁都长安。荀爽看到董卓残忍暴虐日益严重，必将危害社稷。他所征辟举荐的，都是有才干谋略的人，准备共同图谋诛除董卓；也与司徒王允以及董卓的长史何颙等在内部谋划。后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三岁。他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以及汇集汉代可以作为鉴戒的史事之书，称为《汉语》；又作《公羊问》《辩谤》等，加上其他论述编叙的作品，题为《新书》，总计一百多篇，如今大多散佚残缺。荀爽的兄长荀俭有两个儿子荀悦、荀彧，都在世上有名。荀彧的传记列在《魏史》中。荀悦字仲豫，父亲荀俭早年去世。荀悦十二岁时就能讲说《春秋》。家里贫穷，没有书籍；每次到别人家看见篇章简牍，只要看一遍，大多就能背诵记住。他性情沉静，容貌秀美，尤其喜好著述。灵帝时，宦官掌握权力，士人多退隐于贫困偏僻之处。荀悦便托病隐居，当时没有人了解他。堂弟荀彧特别敬重他。起初被征辟到镇东将军曹操府中，升任黄门侍郎。献帝很喜欢文学，荀悦与荀彧以及少府孔融在宫禁中侍讲，早晚谈论学问。荀悦屡次升任秘书监、侍中。当时政权转移到曹氏手中，天子只是恭敬自守而已。荀悦志在向君主进献忠言、纠正过失，但谋略无从施用，于是写作《申监》五篇。其中所论辩的内容，全面体现了政体。写成后上奏皇帝。其大意说：道的根本，不过是仁义。五种常典用来贯穿它，各类典籍用来辅佐它；吟咏它、歌唱它、配弦乐演奏它、配舞蹈表现它。前代的鉴戒已经明白，后世再加以申述。所以古代圣王对于仁义，只是反复申明、郑重对待而已。治理政事的方法，要先排除四种祸患，再崇尚五种政务。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偏私，第三是放纵，第四是奢侈。虚伪扰乱风俗，偏私破坏法度，放纵越过轨范，奢侈败坏制度。这四种祸患不除，政令就无从施行。风俗混乱，道就荒废，即使天地也不能保持其正常本性；法度败坏，社会就倾覆，即使君主也不能守住自己的尺度；轨范被越过，礼就消亡，即使圣人也不能保全自己的道；制度败坏，欲望就会放纵，即使四方边远之地也不能满足其要求。这就叫四患。兴办农桑以养活百姓，审察好恶以端正风俗，宣扬文教以彰明教化，建立武备以掌握威势，明确赏罚以统摄法令。这就叫五政。人如果不怕死，就不能用罪罚使他恐惧；人如果不以生存为乐，就不能用善行劝勉他。即使让契传播五教，让皋陶担任士官，政令也不能推行。所以处在上位的人，首先要使百姓的财产丰足，以安定他们的心志。皇帝亲自耕种籍田，皇后在宫中亲自养蚕。国家没有游手好闲的人，田野没有荒废的产业；财物不被商贾操纵，劳力不被无故加以役使，以此周全百姓的生活。这叫作养生。君子能够感动天地、感应神明、端正万物、成就王道教化，关键在于真实而确定。因此处在上位的人，应当审慎确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应以功罪为要，毁誉应以实际验证为准。听取言论而追究事情，考察名声而核实实情，不要被欺诈虚伪迷惑，以致扰乱众人的心志。这样，事情没有不核实的，万物没有不见功效的，善行没有不显明的，恶行没有不彰露的。风俗中没有奸诈怪异，百姓中没有淫靡风气。百姓无论上下，都看见利害确实关系到自己，所以恭敬肃穆自己的内心，谨慎修养自己的行为；内心不回惑，外在没有别的企望，百姓的志向就平定了。这叫作正俗。对君子应当用情理感化，对小人应当用刑罚约束。荣辱是赏罚的精华。因此对君子施加礼教和荣辱，是从情理上感化他；对小人施加桎梏、鞭打和扑责，是从刑罚上约束他。君子尚且不触犯羞辱，何况刑罚呢？小人尚且不畏惧刑罚，何况羞辱呢？如果教化废弃，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推落到小人的境地；如果教化施行，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引入君子的道路。

译这叫作彰明教化。小人的性情，宽缓就会骄纵，骄纵就会放肆，放肆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就会叛乱；处于危急时就图谋作乱，处于安定时就产生欲望。没有威势和武力，就无法惩治他们。所以居上位的人，必须有军事装备来戒备意外，并遏制、防范暴虐。平安无事时，就把军队交给内政部门管理；有事时，就用于军旅。这叫作掌握威势。赏罚是治理政事的权柄。赏赐应当明确，惩罚必须实行；审慎守信，谨慎发布命令。赏赐用来劝勉善行，惩罚用来惩戒恶行。君主不随意赏赐，并不只是吝惜财物；赏赐随意施行，善行就不会受到鼓励。君主不随意惩罚，也不是怜惜罪人；惩罚随意施行，恶行就不会受到惩戒。赏赐不能劝善，叫作阻止行善；惩罚不能惩恶，叫作放纵作恶。居上位的人能够不阻止臣下行善，不放纵臣下作恶，国家的法制就建立了。这叫作统御法令。四种祸患已经消除，五项政事又已建立。以诚信推行，以坚定守持，简约而不懈怠，疏略而不遗漏。不刻意作为而使事情办成，让它们自行施行；不烦扰政事而使事情得到治理，让它们自行交相运行。不用严肃督促就能成功，不用严厉约束就能教化。君主垂衣拱手、谦恭礼让，天下就太平了。这叫作治理政事的方法。又说到尊奉君主的制度：古代帝王把两个女儿下降嫁人，陶唐氏的典制使妺元吉出嫁，帝乙的训典使王姬嫁到齐国；宗周的礼制认为以阴压阳，是违背天道；以妇人凌驾丈夫，是违背人伦。违背天道是不祥，违背人伦是不义。古时候，天子和诸侯遇到政事，必定要到宗庙报告。朝廷中设有左右二史：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情。所记的事编成《春秋》，所记的言语编成《尚书》。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善恶、成败没有不保存下来的。下至士人和平民，只要有杰出奇异的事，也都载入典籍。有的人想显扬却未能显扬，有的人想隐匿反而声名彰显。一朝的得失，关系到千年的荣辱。善人因此受到勉励，淫邪之人因此感到恐惧。如今也应当完备设置史官，掌管典籍文书，记录君主的言行。每年年终，把这些事上报尚书，用来辅助赏罚，弘扬法令教化。皇帝阅览后认为很好。皇帝喜爱典籍，常常认为班固《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览，于是命令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撰成《汉纪》三十篇。皇帝诏令尚书供给笔墨纸札。文章言辞简约而事情详尽，议论辨析多有美善之处。他在序文中说：‘从前上古圣人，只想着建立皇极，治理天地，观察天象而制定法则，于是创制文字契券，以沟通宇宙万物，并把它们宣示于王庭，作用是很大的。先王发扬光大伟大的事业，使之施行于当时的华夏，也只有后世君王，才能永远把它作为典范。建立典籍有五项意义：一是通达道义，二是彰明法式，三是贯通古今，四是显扬功勋，五是表彰贤能。这样一来，天人之间的关系和事物的适宜之理，就清楚显著，没有什么不完备的了。世世代代沿袭其轨范，不会丧失先人的事业。减损或增益、充盈或亏虚，随着时势消长；善恶褒贬虽各不相同，其根本道理却是一致的。’汉朝历经四百零六年，拨乱反正，统摄武事，振兴文教，永远思念祖宗的宏大事业，想使它光大并开启万世基业。圣上庄严沉静，忧虑文教，回顾前代，瞻望后世，继承和接续先业，阐明并崇奉伟大谋略，命令建立国家的典章。于是荀悦缀辑叙述旧有史书，撰成《汉纪》，其中记载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的轨迹，也足以供人观览了。他又撰写《崇德正论》以及各种论说数十篇。六十二岁时，于建安十四年去世。韩韶，字仲黄，是颍川舞阳人。年轻时在郡中任职，被征召到司徒府。当时太山盗贼公孙举伪称帝号，多年间郡守县令都不能将其击破驱散，很多人因此获罪。尚书选拔三府属官中能够治理繁难事务的人，于是任命韩韶为赢县县长。盗贼听说他贤能，彼此告诫不进入赢县境内。其他县大多因为防备盗贼而荒废耕作和桑蚕生产，流入赢县境内、请求衣服粮食的人很多。韩韶怜悯他们饥饿困苦，于是打开粮仓赈济，所供养的有一万多户。主管此事的人争辩说不可以，韩韶说：‘使沟壑中的人得以活命，即使因此获罪伏法，我含笑入地也无憾。’ 太守一向知道韩韶的名声和德行，最终没有追究他的罪责；韩韶因病死在任上。同郡的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人为他立碑作颂。他的儿子韩融，字元长，年轻时就善于辩析事理，却不从事章句之学，声名十分显著。五府同时征召他，汉献帝初年任太仆，七十岁去世。钟皓，字季明，是颍川长社人。钟氏是郡中的著姓，世代擅长刑律。钟皓年轻时以笃实行义著称，公府接连征召他。他因为两个哥哥还没有出仕，便避居密山隐居，以《诗经》和刑律教授学生，门徒有一千多人。同郡的陈寔，年龄比钟皓小，钟皓引荐他与自己交友。钟皓任郡功曹时，被征召到司徒府，临行时太守问他谁可以接替他的职务。钟皓说：‘明府如果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西门亭长陈寔可以。’陈寔听说后说：‘钟君似乎不善于察看人物，不知道为什么唯独看中了我。’不久钟皓自我弹劾而离职。前后九次被公府征召，又被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都没有就任。当时钟皓和荀淑都受到士大夫的归依仰慕。李膺常叹息说：‘荀君清明的见识难以超越，钟君高尚的德行可以作为老师。’钟皓的兄长之子钟瑾，母亲是李膺的姑母。钟瑾喜好学习、仰慕古人，有谦退礼让的风范，与李膺同年，二人都很有声名。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常说：‘钟瑾像我家的性情，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可以免于刑戮。’于是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钟瑾。钟瑾被州府征召，从未屈从改变自己的志向。李膺对他说：‘孟子认为人若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弟弟为什么期望自己不同于孟轲呢？’钟瑾曾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从前国武子喜欢宣扬别人的过错，以致招来怨恨，最终反而保全了自身和家族。你的处世之道以尊重道义为贵，其具体教诲所安定的，大多属于这一类。’钟皓六十九岁，在家中去世。诸儒赞颂他说：‘林虑的美德，不合礼的事不做；喜爱《诗》《书》，以琴瑟为乐，喜好古道。五次接受州府征召，九次承受台辅征聘；对王命迟疑退让，终年从容自得。’钟皓的孙子钟繇，建安年间任司隶校尉，《魏史》中有他的传记。陈寔，字仲弓，是颍川许县人。出身单微，从小做儿童时，即使在嬉戏玩耍中，也为同辈所归附。年轻时做县吏，常常供给役使，承担卑贱差事。后来任都亭刺佐，才有志于学习，坐着站着都诵读。县令邓邵试着与他交谈，认为他奇异，允许他到太学从师学习。后来县令又召他为吏，他便避居阳城山中。当时有一个杀人犯，同县的押解官因为怀疑陈寔而把他牵连进去，县里于是逮捕拷问，但没有查出事实，后来才释放他。等到陈寔任督邮，他便暗中托请许县县令以礼召来那个押解官，远近听到此事的人都叹服。家里贫困，他又任郡西门亭长，不久转任功曹。当时中常侍侯览托请太守高伦任用一个吏员，高伦教令署任他为文学掾。陈寔知道此人不合适，便拿着檄文请求见太守，说：‘此人不应任用，但侯常侍不可违背。我请求从外署任用他，不足以玷污您的美德。’

译高伦听从了他，于是乡里的舆论责怪陈寔没有举荐那个人。陈寔始终没有说什么。后来高伦被征召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他到纶氏传舍，高伦对众人说：‘我先前因为侯常侍的请求任用官吏，陈君暗中拿着教令退还，却在外署署名任用。近来听说议论此事的人因此轻视他。这种过错是由于故交，害怕权势强大的人的缘故。陈君可以说是有了善事就称扬君上，有了过错就归于自己。’陈寔本来就主动承担过失，听到的人才都叹息。由此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德行。司空黄琼征召他，选拔治理繁剧事务的人，补任闻喜县长。过了十多天，因为服丧离职；又两次升迁，任太丘县长。他修养德行，清静治理，百姓因此安定。邻县归附来的人，陈寔总是教导劝解，遣送他们各自返回本县。司官巡视所属地区时，属吏担心有人来诉讼，禀告说想禁止这种事。陈寔说：‘诉讼是为了求得公正，禁止它以后还怎样伸张道理？不要加以拘禁。’司官听后叹息说：‘陈君所说如果是这样，哪里会有人怨恨他呢？’最终也确实没有诉讼发生。后来因沛相征收赋税违法，陈寔便解下印绶离职，官吏百姓都追念他。后来发生逮捕党人的事件，陈寔也被牵连，其他人多逃避以求免罪。陈寔说：‘我如果不去监狱，众人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于是请求入狱，遇到赦免才得以出狱。灵帝初年，大将军窦武征召陈寔为属官。当时中常侍张让权势倾覆天下，张让的父亲去世，归葬颍川；虽然全郡的人都到了，却没有名士前往。张让对此十分羞耻，陈寔于是独自前去吊祭。后来再次诛杀党人时，张让感念陈寔以往的情谊，保全宽宥了许多人。陈寔在乡里时，公正平和地带领众人；有人发生争讼，他总是要求作出公平判决，说明是非曲直，使人退去后都没有怨言。甚至有人感叹说：‘宁可受到刑罚，也不愿被陈君指出短处。’当时年成丰收，百姓生活节俭，有盗贼进入陈寔家中，躲在房梁上。陈寔暗中看见了，便起身整理衣冠，呼唤子孙，神色严肃地教训他们说：‘人不能不自我勉励。不善良的人未必本来就是恶人，只是长期习染而形成了习性，最终到了这种地步。梁上的那位君子就是这样。’盗贼大惊，从梁上投到地上，叩头认罪。陈寔慢慢劝解他说：‘看你的相貌，不像恶人，应当深刻约束自己，改过向善。不过这件事应当是由贫困造成的。’于是送给他两匹绢，从此全县不再发生盗窃。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次被授予三公之位，群臣都来祝贺。杨赐等人常常叹息陈寔还没有登上高位，自己反而先居其上，感到惭愧。等到党禁开始解除，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派人征召陈寔，想特别上表推荐他，授予不按常规的职位。陈寔于是谢绝使者说：‘我已经长期断绝人事往来，只想整饰衣冠，等待终老罢了。’当时三公职位每有空缺，议论的人都推举他；多次接到征召命令，他最终仍未出仕，闭门不出，悬车告老，闲居养老。中平四年，八十四岁，在家中去世。何进派使者吊祭，天下前来奔丧的有三万多人，穿着丧服的人数以百计，共同刻石立碑，谥号为洪范先生。他有六个儿子，陈纪、陈谌最为贤能。陈纪，字元方，也以最高的德行著称。兄弟们孝顺奉养父母，内宅和睦，后来的士人都推崇仰慕他们的风范。遭遇党锢后，陈纪发愤著书数万字，题名《陈子》。党禁解除后，四府同时征召他，他没有屈意就任。遭逢父亲丧事，每当悲哀情绪发作，便吐血昏厥；即使丧服已经除去，仍因忧伤过度而消瘦，几乎伤害性命。豫州刺史赞赏他的至孝行为，上表报告尚书，并在百城绘制他的画像，用来激励风俗。董卓进入洛阳后，派人到陈纪家中授予他五官中郎将之职；他不得已来到京师，升任侍中，出任平原相。他前往拜见董卓，当时董卓想迁都长安，便对陈纪说：‘三辅地区平坦开阔，四面险要坚固，土地肥美，号称陆海。如今关东起兵，洛阳不能长久居住；长安还留有宫室，现在想向西迁都，你认为怎么样？’ 陈纪说：‘天下有道，防守的重点在四方夷狄；应当修明德政，安抚不归附的人。迁移天子，实在是下策。我认为您应当把政事交给公卿，专心负责对外事务；有人违抗命令，就用武力威慑他。如今关东起兵，百姓不堪忍受，如果您能谦退而远离朝政，率领军队讨伐叛逆，那么受苦受难的百姓或许还可以保全。如果想迁移天子来使自己安定，就会处于像累卵一样的危险和高峻险恶的境地。’董卓十分违逆自己的心意，但敬重陈纪的名声品行，便不再说什么。当时朝廷议论想任命陈纪为司徒，陈纪见祸乱正在发生，便不再办理郡中装束【“严”读作“装”】。皇帝用玺书追授他太仆，又征召他为尚书令。建安初年，袁绍任太尉，把职位让给陈纪，陈纪不接受，于是任大鸿胪。七十一岁时，死于任上。他的儿子陈群任魏国司空，天下人认为这是‘公惭卿，卿惭长’。陈谌，字季方，与陈纪德行相当，父子二人都享有很高的声名，当时号称‘三君’。每逢宰府征召，常常同时发出旌命，送来的羔羊和雁成群，当时的人没有不以此为荣耀的。陈谌早死，陈群的传记载于《魏史》。《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史部，别史类，《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通志》卷第一百十二 宋代右迪功郎郑樵，字渔仲，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