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五

译己卯日，赏赐锦衣卫等卫所的带俸指挥等官员以及旗军孛罗台等二百零七人，共绢四百八匹、布一百八十九匹。这是因为他们在征讨两广、斩杀贼寇方面有功。工部左侍郎蒯祥任职六年期满，考核期已到，吏部说：“蒯祥年满七十五岁，已经超过致仕的年龄。” 皇帝认为蒯祥长期监督内官主持的工程，命令他恢复原职，仍照旧办事。辛巳日，兵部请求责罚宁夏总兵官沈煜等人，奖励游击将军祝雄和都指挥韩英，逮捕审治都指挥郑云、黄瑀等人，皇帝全部准许。当时宁夏派兵运送五十多万束草料到花马池等营地，途中遭虏人杀伤运粮士卒，抢走牛畜，并把一百多车草料丢弃在道路上。祝雄、韩英追赶并夺回了这些草料。兵部认为沈煜等军令不严，导致虏人入境造成祸患，而祝雄等人忠勇可嘉，因此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太仆寺上奏：成化七年，在京城、北直隶、河南、山东各府卫所孳生的马驹，共二万九匹。刑部郎中刘秩奉命会同巡按御史戴缙，在北直隶审录罪囚，辨明死罪中有冤屈的六人，案情值得怜悯或疑有可疑的三人，将完整案卷上奏请示。下诏：有冤屈的准许辨明后释放；案情值得怜悯或有疑问的免除死刑，贬谪充任边卫军。怀柔伯施鉴奉命统领京营官军，到牧场放牧马匹，却收受所属部队大量贿赂。都指挥阎斌揭发了这件事，总兵官抚宁侯朱永等上报朝廷。命都察院逮捕审治，施鉴供认受财枉法，依法判处绞刑，按例减免死罪，立功于边方五年。案件上奏后，诏令施鉴追缴赃物完毕，发往贵州立功。其余把总等官员，由兵部通行告诫约束；以后如有再犯，一律从重治罪，不予宽免。将四川都指挥使刘芳下狱。此前，荣县盗贼兴起，镇守太监等官员委派刘芳率兵，会同布政、按察二司官员前去剿捕。刘芳借口有病不去，被有关方面上奏。兵部又以他贻误战机、误事加以弹劾，命锦衣卫官员把刘芳押送到京城，交给都察院。按临敌后到的法律判处斩刑，案件上奏后有旨，刘芳免死，降官三级，发往茂州卫带俸差操。壬午日，命狭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刘昇充任宁夏副总兵，分守花马池地区。甲申日，升江西按察司佥事史瓘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命令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应天府以及直隶苏州等府，将成化八年存留的税粮折价购买花素缎，数量不超过二万匹，以供应承运库不足的需求。命狭西都指挥使陈辉充任右参将，分守花马池地区。乙酉日，荆襄总督军务右都御史项忠上奏辩解诬陷，并详细请求致仕。他说：“臣等恭敬地奉行天威，终于平定了逃亡的贼寇。没有想到嫉妒和流言传播开来，竟至于冒犯圣听。如今朝廷大臣所说的、兵科所议论的、兵部所参奏驳斥的，大多说臣等把良民当作贼寇，俘获后押送京城；把无罪的编户百姓，贬谪戍守边地；把长期居住的流民，强迫遣送回乡。甚至说我们杀戮残酷，超过夷狄；彗星出现、旱灾损伤庄稼，也都是臣等造成的。又说报捷章奏与上报功劳的名册中人数等级不相符合，不应升迁赏赐。臣如果不辩解，凭什么自我表明？荆襄的贼寇，如李胡子、小王洪之流，成百上千地聚集，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如今分兵将他们全部捕获，押送京城的一百人，都是首恶。兵科却认为他们是良家子弟，而法司又听任他们翻供改口，难道不知道从前巡抚、参将等官员屡次上奏说贼寇猖獗、难以制伏，这些贼寇究竟是什么人吗？对于贼寇的党羽，为了不滥杀，只挑出其中的壮丁，贬谪发往边地戍守；他们的家属随同前往，这并不是把无罪的人发去戍边。流民中登记入籍的，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比如光化县的陈长子，虽然名籍上有登记，却占据山地四十多里，招聚无赖一千多人，争斗、抢劫、杀人，祸端常常由他引起。凡是这种人，难道可以说是长期居住而不遣送吗？” 如果不是住在靠近山地的州县，就本来仍让他们按照原籍附籍，从未遣送。臣起初因为流民聚众作乱，张榜告谕他们，说荆襄山中已经杀了几千人，不过是故意虚张声势，借此使他们惊惧离散。如今计算被杀伤、囚禁和死亡的人，实际上不过一千多人；与往日官军征讨刘千斤时杀死数十万人相比，哪一种更严重呢？兵科竟说这比夷狄还残酷，并导致彗星出现、旱灾伤害庄稼，也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诬陷了。军中最初报捷时，还没有来得及详细核实斩获人数，其中或许有冒报、滥报；后来核定功劳、确定名册，百人中连一个也没有保留下来。即使擒获了李胡子、小王洪等人，因为将士争相邀功、争夺首级，臣也革除相关功劳，不予登记。假如功劳少而报得多，不能说没有弊端；如今只报一百二十多个首级，反而还要加以参奏驳斥，谁会心服？况且身为兵部官员的人，也曾亲自到过那里，亲自办理过那些事务。今天的行动，正是往日遗留下来的祸患。如果认为今天的功劳不应升迁赏赐，那么往日即使擒获刘千斤，仍然留下后患，而那些得到高升厚赏的人，为什么不也稍加思考呢？如今臣等已经遣返流民一百五十多万人，贬谪戍边的贼寇党羽一万二百多人，随同居住的家属四万八千多人，分散遣返的官军一万五千多人，境内已经安定无事了。” 先前朝廷内外议论政事的人，都担心荆襄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安宁。如今既然已经没有祸患，流言却沸腾起来，反而把臣等当作攻击的口实。从前马援征讨南方，却有薏苡受贿的诽谤；邓艾灭蜀，却有被装入槛车押送的征兆。他们不但功劳没有被记录，连自身也不能保全。如今臣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没有加以罪责，伏望允许臣退居闲职、致仕，以终享天年，臣就十分幸运了。”奏章送入后，皇帝批答说：“荆襄之事已经成功，虽然有浮泛的流言，朕并不采纳。如今看了你的奏章，事情和道理更加明白了，你有什么嫌疑，竟突然想退避？你所请求的致仕不准。”项忠的奏章虽然进行了辩解，但议论者说，流民一百五十多万人被遣返，那么究竟把他们遣谪戍守到哪里？连同家属将近六万人，其中能够生存下来的又有多少？笼统地拿古人征伐重在平定、安置和安抚的话来辩解，恐怕很难免于公论。丙戌日，提拔掌管京卫武学事务、任国子监监丞的阎禹锡为监察御史，提调北直隶学校。山西都指挥张俊守备大同左卫城，因为去年冬天虏寇进入境内时不能抵御。镇守、总兵等官员派人前往核查，派去的人收受张俊贿赂，替他掩盖真实情况。致仕都督佥事张鹏把此事上报，张俊于是揭发并上奏张鹏的事情，皇帝命巡按御史逮捕张俊审治。张俊供认事实，被判守备没有设置妥当、致使贼寇入境抢掠之罪，减免死刑，充任边军。张鹏也有罪，应当逮捕审治。都察院将完整案卷上奏，诏令张鹏既已致仕，置之不问；张俊免于充军，降官两级，带俸差操。丁亥日，命故占城国王槃罗茶全的弟弟槃罗茶悦袭任占城国王。

译槃罗茶全既已被安南俘虏，朝廷所赐的印符也一并丢失。他的弟弟槃罗茶悦暂时代理国事，上奏请求册封爵位，并请求赐给印符。礼部请求按照正统年间册封世子摩诃贲来朝的先例，派官员前往册封，并仍按照他的请求赐给印符。于是派工科右给事中陈峻、行人司行人李珊前往。登记大同等处斩杀贼寇的功劳，分别升迁、赏赐将士。成化七年闰九月至成化八年正月，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等处官军先后斩获虏寇首级共一百五十六级。兵部复核属实，拟定升迁赏赐等级上报，按例得到皇帝准许，并命调度、统领军队等官员都从优厚加赏。于是总兵官抚宁侯朱永、都督许宁、都御史王越、余子俊、少监张遐，各赏银十五两、彩缎三表里；游击将军都督范瑾等五员、参将都督神英等三员，各赏银十三两、彩缎二表里；督饷郎中谷琰、参议严宪，各赏银八两、彩缎一表里；把总都指挥王＜▯王巳＞等三十二员，都指挥各赏银八两、彩缎一表里；指挥各赏银七两、彩缎一表里。自都指挥以下，升两级的八人，升一级的四百五十九人，获得赏赐的七千五百四十三人。新宁伯谈祐让所属操军私下雇人代替自己服役，事情被发觉，停发俸禄三个月。戊子日，福建镇守等官员上奏：“有一千多名流贼，攻打劫掠银矿，抢夺百姓财物。” 兵部请求命三司等官员捕捉他们，诏令准许。辛卯日，孝庄睿皇后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驸马都尉周景祭祀裕陵。礼部说：“今年狭西氓洮等卫所上奏送来的各簇番人，共四千二百多人。” 除去赏给的马价不计，合计赏赐彩缎八千五百二十四表里、生绢八千五百二十多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多锭，滥费没有止境。正统、天顺年间，各番进贡每年不过三五百人。成化初年，因为氓洮等处把熟番冒充生番，滥行进送，已经制定条例：生番允许两年进贡一次，每个大簇四五人、小簇一二人赴京，其余全部命令返回。成化六年，因为按察司副使邓本端擅自招抚他们前来进贡，又再次发生冒送滥贡。本部再次申明条例加以约束。如今副使吴＜▯王巳＞等不能严格整顿武备来守卫边疆，只是与番人交通往来，以缓解眼前祸患。应当降敕严厉责备，使他们遵守此前的条例。如果夷情难以阻止，也必须详细说明过去为什么能够减少进贡人数，上奏听候裁处。”诏令准许。巡抚宁夏都御史徐廷章把成化八年正月攻打虏寇的官军功劳名册上报，兵部拟定升迁赏赐等级：自指挥以下应升一级的三十五人，其余分别给予赏赐。诏令准许。停发武平伯陈能、成安伯郭矿俸禄半年。陈能等奉敕提督官军，到牧场放牧马匹。兵科给事中等官员点验巡视时，官军大多不在牧场。兵部因此弹劾陈能、郭矿以及把总都指挥等官员汤成等六十八员、管队官五百三十二员，认为他们不能尽心督领牧放马匹，都应治罪。皇帝下旨暂且宽免他们。陈能、郭矿以及把总、管队等官员停发半年俸禄。平乡伯陈政因为任职不久，置之不问。升大同游击将军、都指挥使缑谦为后军都督佥事，这是因为他在延绥斩获虏寇首级有功。命金吾右卫带俸都指挥佥事薛敬的儿子薛英代替父亲原来的职务，任本卫指挥使；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使刘胜的儿子刘玉代替父亲原来的职务，任福州卫指挥使；金吾左卫带俸都指挥佥事耿不老赤的儿子耿端代替父亲原来的职务，任本卫指挥使；已故浙江都指挥同知王宇的儿子王良袭任父亲原来的职务，任温州卫指挥使。甲午日，礼部主客司员外郎曹隆、主事康玠、王琮被关进都察院监狱。当时皇后的千秋节临近，礼部上奏时误把“殿下”写成了“殿中”，皇帝下旨诘问，尚书邹干等上章待罪。皇帝下旨：“堂上官暂且宽免，把曹隆等人下狱，都依法治罪。”

译《实录》卷一百五完。《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六。成化八年秋七月丙申朔日，祭享太庙。派遣内官祭祀司门之神。命令张榜告谕各边的将领，不许倚仗权势放债、卖马时多收价钱利息，扰害边军。这是采纳都察院议覆的意见，巡抚大同都御史林聪所奏请的。丁酉日，长芦等处巡盐监察御史娄谦陈述两件事：第一，按照近来的条例，漕运船返回时，在济宁、仪真两处盘查私盐；沿河官兵则不许拘留、扰害运粮官军。这是因为想把船上所载的私盐就地发卖，导致船只在途中延误，耽误规定的行程期限。而且临清南北都有行盐地区，盘查也有固定地点；如今到了济宁才允许盘查，不仅违法越境，而且恐怕私盐已经发卖一空。请求改在临清盘查为宜。第二，长芦、小直沽两个批验所，收缴的余盐已经很多，应当变卖换取银、米，以备赈济。”户部议论认为他说的都可以施行，皇帝同意。赐给秀王见澍冠服以及各种药品，这是依从秀王的请求。南京监察御史吴禋弹劾上奏说：巡抚南直隶右副都御史毕亨擅自进入南京内府，应当追究他的罪责。刑部发文给南京刑部，先逮捕毕亨的随从审讯治罪，皇帝同意。己亥日，仁孝文皇后的忌辰。先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驸马都尉石璟祭祀长陵。兵部上奏：四川流贼攻打劫掠定远、永川等县，杀死千户、百户等官员，应当停发三司分守、分巡官员的俸禄，命令他们戴罪剿贼。皇帝批准。庚子日，兵部上奏：大同各城缺少马匹，应当招募人户上纳。拟在河东运司推行，每七十引盐纳马一匹，或者纳价银十两；若要取得冠带，须纳马四匹，或者纳价银四十两。皇帝同意。荆府都昌王祁鉴上奏，想迁居江西建昌，居住其父荆宪王原来的府第，皇帝不准。辛丑日，翰林院修撰张昇请求回乡探望父母，获准。癸卯日，太仆寺卿牟俸上奏：各府、州、县的马政，虽然有专门管理马匹的官员负责，但掌印正官也应当总管。三年、六年考核政绩时，也应当查核他们的马政，把马政办理得好坏作为考核等第。兵部复奏，皇帝同意。济阳卫带俸都指挥同知杨智，因强行夺取操军的官马，被革去职务，降为平民。甲辰日，改任翰林院检讨李昊为南京礼科给事中，待诏王相为南京国子监学录，中书舍人独孤高、胡琛为光禄寺署丞。吴等人都是预先选定、准备充任忻府官属的。到这时忻王去世，所以改任他们。命袭封衍圣公孔弘泰返回阙里。孔弘泰最初袭封时，皇帝采纳国子监丞李伸的建议，派他进入国学读书习礼；曾经有一次让他回去主持祭祀，后来又让他回来。到这时，孔弘泰恳请说母亲年老多病，而且长久没有扫墓祭祀，请求回去，因此获准。宁夏镇守等官员奏报：虏寇自五月以来，屡次从花马池进入兴武营一带，劫掠人口牲畜；分守参将都指挥罗敬、守备都指挥黄瑀等不能防御追剿。兵部上奏请求交给巡按御史逮捕审治，皇帝同意。乙巳日，升宁夏前屯卫指挥使仇理为署都指挥佥事，协同防守花马池地区。丙午日，狭西陇州刮起大风，下暴雨和冰雹，冰雹有鹅卵那么大，有的像鸡蛋，其中有五块像牛那么大，长七八尺，厚三四尺，过了六天才融化。这个月，州北的山吼叫了三天，裂成一道沟，长半里，不久又合拢。事情上报后，命巡抚都御史马文升到西镇吴山告祭。隆善寺完工，命令升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负责书写碑文的官员、尚宝司少卿任道逊升为本司卿，司丞程洛升为少卿。于是工科都给事中王诏等说：“爵位和俸禄，是天下共同拥有的公器，是君主手中的大权，是用来驱策群臣、控制四海的。因此古代的君王对此十分慎重，不轻易授予别人。我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从上面的公卿大夫到下面的仓场库局，无不各有定制。言官不滥授官职，朝廷没有侥幸取得职位的人，这确实是万世不变的良好制度。陛下继承祖宗宏大的事业，至今九年，举动都效法祖宗，理应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时令调和、年岁丰收，家家供给充足、人人衣食丰足，兵器不必使用，四方没有忧患。为什么近年来上天频频发生变化，星辰妖异显现；地下发生灾变，江海泛滥？有时盛夏降霜，有时平地突然隆起土阜；有时猛虎吃人，有时雨雹损伤庄稼。夷狄侵扰边疆，军队长期暴露在外，再加上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瘟疫流行，各地军民的疾苦一天比一天严重。在这样的时刻，裁汰冗官、减少冗余俸禄，以节省国家费用、救济灾荒，还恐怕缓慢而来不及办事。如今因为寺院建成、碑文写完，就这样滥升官爵；那么那些西征北伐、舍身丧命的人，将用什么来劝勉和酬报呢？当初修建寺院时，臣等没有及时进谏，本来已经得罪陛下，也不容于清正的舆论了。” 到了这个时候又不为自身考虑而进言，那么祖宗设置官职的本意究竟如何？天下后世的公论又将如何？伏望陛下亲自决断，收回并停止先前的命令，这样官爵名器就不会滥授，国家体制也才会端正。”皇帝认为成命已经施行，不同意。丁未日，狭西镇守等官员上奏：沿边墩台、屯堡的修筑、铲削工程已经完成。乾盐池新筑的城堡，遇到警报时应当分兵防守。打剌赤古城是虏贼出没的要冲，可以驻兵；拟把迭烈孙巡检司迁到这里，增兵防守。皇帝同意。戊申日，命燕山左卫带俸都指挥同知陈景任广东总督，负责备倭。旌表孝子刘哲等四人、节妇许氏等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