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郛卷四十三下

译有君主。开宝六年，落第举人徐士廉击登闻鼓，诉说长期困顿于科举考场，于是皇帝下诏让策论进士参加终场考试，经学也在殿庭一并考试。三月庚午日，皇帝在讲武殿复试新进士宋准等一百二十七人。这一年礼部录取的进士只有十一人，五经科仅二十二人。太祖皇帝因为这是初次亲自殿试，特意放宽录取标准，以示特殊的恩典，并规定殿试进士不得称私门为门生，彻底革除旧习。多么宏伟的格局，可以说懂得什么是首要任务了。

译吏部铨选考试书判

国家初建，承接五代末期的混乱局面，吏部铨选中的书判拔萃科早已废止。建隆三年八月，因为左拾遗高锡上奏建议，请求用十条书法规范来代替考试判词。皇帝下诏规定，今后凡是谋求仕途以及参加铨选的官员，都要考试三道判词，并且恢复书判拔萃科。在此之前，各道州府参加铨选的人，每年年底都聚集在吏部。干德二年正月甲申日，皇帝下诏规定参选人员分四季参加铨选，对待他们非常优厚，要求他们也非常严格，这才真正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权柄。后来因为吏部只是敷衍应付旧例，不区分好坏，即使文章错乱不通、字迹不成形的，也让他们授官。所以真宗景德元年八月，命令吏部官员当面引见参选者，让他们携带所考的书判以备皇帝审阅。仁宗即位之初，因为各路州县缺少官员，凡是等待铨选的人一律放行授官，以显示特别的恩惠。到了景祐元年正月，于是废除书判作为铨选考试的内容。议论的人认为，通过奏请补授官职的人太多，让人代笔作弊，所以更新制度。他们不曾想到，书判考试就像现在的帘后引见，即使有代笔也无法代替书写。如果是铨试中的空白处，那就更严重了。即使他人代笔书写也可以，省试尚且如此，何况铨试呢？太平时期，代笔的人用薄纸写好文章，揉成团，名叫纸球，公然借贷售卖，这也是因为朝廷施刑逐渐宽缓的缘故。

恢复设置县尉

五代时期，县尉的职位由军校担任，成为百姓的大害。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日，皇帝下诏各州县设置县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相同。开始规定由初次考中进士的人担任，这是听从赵普的请求。

参选官员穿绯色紫色官服

国家初建时，参选官员有穿绯色、紫色官服的，有的加官阶至大夫，所以人们认为这是荣耀，即使老死在选调中也不后悔。干德二年六月庚寅日，中书省详定陶谷等人议论：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即现在的从事郎），经过三次考核加官将仕郎，试任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度推官（即现在的文林郎），经过三次考核加官承奉郎，试任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即现在的儒林郎），经过两次考核加官宣德郎，依旧试任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即现在的承直郎），经过一次考核加官朝散大夫，试任大理司直，依旧任监察御史。又转而担任各府少尹，上奏加授检校官或加授宪衔。观察判官以上穿绯色官服，又过十五年穿紫色官服，只是不佩戴鱼袋，称为阶绯、阶紫。没有功劳业绩但历任没有过失的，都不改任实职，所以改任实职的制度也很优厚。

借绯紫佩鱼

旧制规定，借绯、借紫都不佩戴鱼袋。王诏担任刑部侍郎时，上奏说：“这与胥吏没有区别，不足以显示威仪。”请求与赐服的人一样佩戴鱼袋，皇帝听从了。既然允许他们佩戴鱼袋，就应当将官衔改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现在仍然沿用旧衔，这是有关部门失于申明确认。王化基的孙子、王举元的儿子王终，官至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岁。

捕盗赏赐不改官

旧制规定，县尉捕盗没有改任实职的。干德六年三月庚寅日，皇帝下诏：县尉追捕盗贼受伤，如果全火（全部抓获），赐绯色官服；如果三分之二，减少三次铨选，加三级官阶；如果五分之二，减少两次铨选，加两级官阶；如果三分之一，减少一次铨选，加一级官阶。县令抓获全火，升为朝官改换服色，其余如同县尉的赏赐。身死的，录用其亲生的子弟。又下诏规定捕寇设立确定的期限，已经遭受超期责任的，但最终能抓获盗贼的，免除其处罚，不得记为功劳业绩。赏罚并非不重，如果立刻让他们改任亲民官，那就过分了。

设置司理参军

现在的司理参军，是五代时的马步军都虞候判官，由牙校担任。州镇专断杀人而掌管狱事的人，轻视人命。太宗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日，下诏州府都设置司理参军，由新考中第九经、五经以及参选官员资历相当的人充任。后来改为司理参军。

因缺官增加进士名额

国家初建时，进士还沿袭唐代的旧制，每年大多不超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因为郡县缺少官员很多，录取进士将近五百人，比旧制多了二十倍。正月己巳日，在开宝寺宴请新进士吕蒙正等人，赐予御制诗两首。旧例，唱名之后，在曲江凑钱举行闻喜宴。近代在名园佛庙举行，至此由官府提供帷帐，每年成为常例。

进士脱去布衣穿绿袍

在此之前，进士参加铨选，刚脱去布衣，穿绿袍。这一年，赐宴后五天，癸酉日，皇帝下诏赐予新进士以及各科人员绿袍、靴子、笏板。从此以后在唱名日赐予，只赐袍和笏，不再赐靴。

堂吏任用士人

世人传说堂吏旧日用士人，吕夷简改任用吏人，这不是事实。太祖皇帝因为堂吏擅居中书事权，多行奸诈贪污。开宝六年四月癸巳日，下诏流内铨从前任县令、录事参军、判司、主簿、县尉中，挑选熟悉公事的十五人，补任堂后官，三年一换。县令、录事参军升为朝官，其余升任上县。五月庚辰日，因为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担任此职。这是太祖开基立国的宏大规划。不仅如此，寇准担任宰相时，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由令史迁补，寇准全部任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下诏吏部选拔流内官，一任三次考核没有遗漏缺错的，引见考试断案，授予官职。

译这大概是仰承太祖皇帝谨慎重视堂后官的旨意，并加以推广罢了。然而在改制之初，不能一下子彻底清除旧制，导致新旧制度混杂使用。士大夫以与他们同列为耻，加之任期只有三年，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而旧吏的子孙将官职作为世代相传的产业，就像一个人无法抵挡众多楚人的喧哗干扰。太祖皇帝的美好意图，经过几代传承后，便无声无息，这真是令人痛恨啊。

译进士在礼部参加科举考试，官府提供公家凭证。

远方贫寒的士子，经过乡试推荐后，想要到礼部参加会试，但借贷无门，于是宁愿寄居他乡也不参加考试，实在令人怜悯。查考开宝二年十月丁亥日，朝廷下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推荐的举人，一律提供往返的公家凭证，命令枢密院制定条例施行。大概从最初启程直到回乡的费用，都由公家供给。像这样，如果还有人挟带商人、打通关节，依法绳之以法，他们还有什么借口呢？如今不再听说实行这种制度了。

设置递卒代替递夫。

前代的驿站，都役使百姓担任。自从兵农分离，军制与古代大不相同，但驿站役使士兵的情况依旧。太祖即位之初，就革除了这一弊端。建隆二年五月，下诏各道州府用军卒代替百姓担任递夫。后来专门设置递卒，优厚他们的俸禄供给，于是成为定制。

提升节度使的班次。

五代时期，凭借军功晋升为节度使的武夫、悍卒，数不胜数，但他们的班次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因受禅即位成为节度使，于是重视这一职位的选拔，将其班次提升到六曹侍郎之上，这是建隆三年三月壬午日的诏书。因此，节度使的恩遇等级与执政官相同，而在任命、锁院、宣麻等方面尤其不同。如果不是宗室、近亲、外戚、驸马、年资久长的人，不得担任此官，此外只有殿帅可以担任。前代的宰相、执政官也时有被任命的，崇宁年间才开始有滥施恩宠的现象，后来宦官都能担任，完全失去了太祖改制原本的用意。

赐予常参官时服。

前代赐予时服，只限于将相、翰林学士到各军大校为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对宰相说：“时服不赐予百官，很没有道理。应该一并赐予。”于是在冬十月乙酉初一，赐予文武常参官时服。从此以后就成为定制。

知州借穿绯色、紫色官服。

唐代制度，担任刺史的都借穿绯色官服。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戌日，下诏：常参官中担任节镇知州的，一律借穿紫色官服；担任防御、团练、刺史知州的，借穿绯色官服。等到任期结束返回时，恢复原来的服色。那些原本穿绯色官服的人担任各州长官，也借穿紫色官服。只有军队中则不这样。

确定试衔官为七选。

建国初期，假试官，是靠恩泽补授的，不计算选限。太宗皇帝即位，地方长官都派遣子弟奉献地方特产祝贺，全部以试七选的身份，由吏部南曹赴调引对，才开始授予官职。从此以后，假试官，才得以列入仕版。

设置参知政事。

太祖皇帝因为赵普专权，想设置副职来防范监察他，问陶谷：“比丞相低一等的有什么官职？”陶谷回答：“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干德二年四月乙丑日，于是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考唐朝宰相的名号最多，像仆射，像内史，像纳言，像参预朝政，像同二品、同三品，他们作为宰相是等同的。而担任同平章事，却是资历最浅的。自从天宝之乱后，多用资历浅的人担任，而这个名号一定就不变了。陶谷因儒学被太祖看重，却不考察前代典故如此。这个官职的设置，几乎成为宰相的属官。后来到了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日，更改制度命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与宰相相同，仍给班次为一。后来担任宰相的人逐渐增多，而参知政事的权力逐渐减轻，不能有所可否了。

一品官缀于中书班次。

官制未改之前，凡是宰执官自成一班，独自高出百官之上，即使是前宰相以宫师身份退休的，都不能与宰执官并列。干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于是以闰十二月丙子日降诏：“凡一品退休曾带平章事者，朝会时缀于中书门下班次。”从此以后，礼节上隔绝于百僚之外了。

选人给印纸。

先前，选人不给印纸，遇到任期届满给公凭，到选时以考核功过，往往在已经给过之后，时有更改，不足以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日，下诏说：“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都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的废除。”从此奔走竞争巧求的人，不能以公凭营私更改改给了。

藩镇属州直接隶属京师。

唐末藩镇，各州听命于帅府，如同臣子侍奉君主。虽然有时因朝廷命令除授，但事情无论巨细，都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力陈述其弊端。太宗皇帝开始下诏藩镇各州直接隶属京师，长官自然得以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暗中消解藩镇跋扈之心。如今长官初除、替满奏事，从此开始了。

常参官穿绯绿官服。

旧制，品官穿绯紫官服的，都是因为品格的缘故，选人久次多穿绯紫，京朝选转之速者，反而多穿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穿绯绿官服二十年，在吏部投状，详细履历上报。开始以实际经历，后来因为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于是成为定制。

革带的制度。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都穿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任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看他的带子，问说：“为什么与庶官没有区别？”端友奏道：“非金玉无用，红鞓者。”于是下诏四品从官改穿红鞓、黑犀

译带，佩金鱼。如今武臣大使臣以上佩戴红鞓，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建国之初，士人和百姓所穿的革带，没有固定的制度，大体上地位尊贵的人用金饰，地位卑贱的人用银饰，富有的人崇尚奢侈，贫穷的人崇尚节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日，下诏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用玉饰銙，四品用金饰銙，五品、六品用银饰銙并镀金，七品以上以及未列入常参官名单的官员、内职官员和武官用银饰銙，皇上特别赏赐的不受此令限制。八品、九品用黑银，就是当今世人所说的药点乌银。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用铁、角两种材质。其中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官员不许佩戴，这是太宗新创制的銙式，其品级规格没有流传下来。后来毬文、笏头、御仙等样式，又出自太宗的特制，用来区分贵贱，而荔枝銙反而排在御仙之后，虽然不是从官且非特别赏赐也允许佩戴。起初，京官中特别赏赐带子的人就可以穿紫色官服了。鞍辔的区别也始于太宗时期。太平兴国七年正月，下诏规定常参官用银饰鞍、丝绦，六品以下官员不得用閙装，仍然不得使用刺绣金皮装饰鞍垫。未做官的人用乌漆素鞍，那么一命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使用银饰鞍了。近年只有郡太守还保留银饰丝绦的制度，此外没有人敢使用。至于乌漆鞍，庶人普遍使用，而鞍皮的制作技巧无所不至，使用素鞍的人很少了。

译臣民百姓允许穿紫袍

建国之初仍沿用唐朝旧制，有官职的人穿黑色袍服，没有官职的人穿白色袍服，平民百姓穿布袍，而紫色只用于朝服，非朝服而穿紫色的有禁令。然而所谓的紫色，乃是赤紫色，现在所穿的紫色称为黑紫色，被视为妖异，其禁令尤其严格。所以太平兴国七年，下诏说：“朝廷内外官员以及科举应试者，或在绯色、绿色、白色袍服上，私自将紫色用于衣服上的，予以禁止，只允许穿白色袍服或黑色袍服。”到了端拱二年，忽然下诏士人百姓都允许穿紫袍，各地不得禁止，而黑紫色的禁令则在仁宗时期更加严格。现在辽国境内的服饰，正是建国之初严格规定的制度，这在情理上是不可理解的。

僚属拜见长官

太祖皇帝收回藩镇的权力，即使是大的藩镇也不敢称臣隶属，其下属使者拜伏于庭院，而担任小官的也逐渐有凌辱轻慢上级的意思。咸平五年五月壬戌日，开封府知府寇准极力陈述这样做的不可行，于是下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各曹参军、知畿县见到知府都要在庭院参拜。此后各州被选拔任用的人都拜于庭院，所以苏辙上书也曾谈论过这件事，不知道这种礼仪是在什么时候被废除的。

进士免除解试

进士过去没有免除解试的规定，咸平二年六月丙戌日，下诏科举应试参加三次考试的人全部免除解试。如果三次考试连续考中，那就是九年；三次考试不连续考中，有的要二三十年。不如限定在十八年之内较为公平。如果四次考试连续考中，那么也很少有不被视为滥竽充数的。

远地做官遭父母丧事不解职

建国之初士大夫往往长期任职，也很少有送迎的仪式。小官到任离任，大多穿着草鞋拄着拐杖行走。妇女骑驴，已经算是过分了。不幸遭遇父母丧事解职，大多流落他乡不能回家。咸平二年三月甲戌日，下诏川峡、广南、福建路的官员遭遇父母丧事不得离职。圣明的君主端居九重宫阙，却能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到远方做官的人不至于畏惧忌惮而不敢前往。祖宗仁厚恩泽，大体就是这样。后来因为川峡距离京师不算太远，到了景德二年三月，又允许川峡官员遭遇父母丧事离职，只有长官要奏请裁决。

县尉司不得设置监狱

县尉的职责是警戒盗贼，乡村争斗，害怕经过州县的人，大多投奔县尉司。县尉司因此设置监狱拷打掠夺，痛苦往往不合法规。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日，有诏书申令警戒，全部毁坏撤除。诉讼案件全部归县处理。大概是因为后辈初次任职，没有经历民事，轻易使用刑罚。县令权力轻，不能制服他们，百姓遭受其祸害。这道命令一经实行，至今没有敢违犯的。

吏部铨选主事任用选人

铨选部门的吏人奸邪弊端最严重，掌管铨选的人即使聪明过人，都不能摆脱。真宗朝有人对此进言，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日，下诏选拔判司簿尉担任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这是为了重视士大夫的选拔。他们与流外吏人相比，差别如同天壤。

燕翼贻谋录卷二

确定升迁官阶的制度

建国之初三年一次郊祀，士大夫都升迁官阶。真宗即位，孙何极力陈述其泛滥，请求废除升迁官阶的惯例，仍然命令有关部门考核其优劣，在殿前升降官员。咸平四年四月，才颁布实行。此后士大夫按例升迁颇为艰难。

礼部贡院禁止夹带

建国之初进士考场尚且宽松，礼部贡院与州郡没有区别。景德二年七月甲戌日，礼部贡院上言：“举人除书案外，不允许将茶炉、蜡烛等带入；除官方韵书外，不得夹带书籍。违犯者搀扶出殿。”一举其严格，确实是正确的。而元丰年间贡院的火灾，死的人很多，这说明法令没有执行。

举人命题

又考场所问的本经义疏不过是记忆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回答说：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忆则曰通，不记忆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对荅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昻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进士第一人给金吾前引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年平县学防郑巽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第巽不从。晁逈、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