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郛卷六十九下

译惩治那些违法的人，那么士人就会高兴并知道仰慕了。

第一，奖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人之常情，尊敬他们的父兄，那么子弟就会高兴。所以应当首先延请父老，以寄托敬爱之意，然后广泛询问乡里，其中有孝顺友爱闻名、行为道义卓越的人，一定要谦卑地请求相见，一定要摆酒登门延请，保护他们的家门，宽免他们的劳役，使县里的人纷纷效仿。如果有兄弟争财、亲属互相诉讼的，一定要委婉地劝谕，以启发他们羞愧耻的心，以消除他们乖张争执的习气，听任他们和解答应，不要从事深究，那么民俗就会归于淳厚了。

第二，劝勉农桑。县令以“劝农”作为官衔，朝廷以“劝农”作为法令，并不是不勤勉至今。如果不是这样，每年二月十五写几行文章，率领同僚出近郊，集合父老诵读，饮食很少，甚至折成钱，事情完毕就自己携带酒菜妓女宴饮赏玩直到深夜，实际的用意在哪里呢？县令到任之初，不必暂且等待来年春天，就应当以农桑衣食的根本，谆谆地晓喻百姓，而那些妨害、病扰百姓的事情，一定要惩治、戒止，那么百姓就都安心于他们的职业了。

第三，略去威势分别。县令是接近百姓的官员，而现在，百姓看待县令不像天那样遥远，像神明那样可畏，含着冤屈忍受痛苦，没有缘由得以进入县令的门。有幸得以到达他面前，那么吏卒禁止呵斥、鞭打交错，畏惧懦弱的人已经精神消沉、意气沮丧了。所以想要通达下情，不如大大敞开门庭，屏退吏卒，亲自呼唤他们，在几案席位之前，温和地询问，以穷尽他们想说的话，那些被堵塞不能上达的，就设置锣在县门之外，让他们自己敲击。像这样那么民情没有不能充分表达的。

实行这四条，其他如赈济抚恤不可不及时，追捕拘拿不可有滥，不要从事横征暴敛，不要从事酷刑。如果不是非常不利于百姓，不必喜好更张变革；如果不是非常有益于百姓，不必轻易兴办举事。其余的细节，都应当依次广泛充实。虽然如此，爱护百姓的要领，尤其在于先使百姓远离犯罪。百姓触犯刑法，难道都是顽固而喜欢犯法吗？愚昧无知，所以抵冒法律而不自觉。县令应当把条律的大要张贴在墙壁上，明白地告诫晓喻说：“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他们自己趋利避害。如果有犯法的，到官府哀怜并体察他们，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减轻一等，也是忠厚的德行。如果全都想要尽法施行，那么必然流于残酷了。从前卓茂担任密县县令，晓喻他的百姓说：“我用礼教你们，你们一定没有怨恨厌恶；用法律治理你们，你们手脚放在哪里呢？”唉，这是仁人的话。凡是做县令的，应当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

译事上篇第三

担任一县的长官，太守考察你，各路监司也考察你，这是为了防范贪污暴虐，警戒荒废败坏。公正自律，谨慎自持，本是县令应当坚持遵循的准则。至于职事所关联的方面，尤其应当加倍考察。转运司只管财赋罢了，县里的赋税收入自有定数，按规定输送到郡府，本来没有什么干涉。其他如户籍、婚姻、诉讼等事，我只以公正决断，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常平茶盐司只管粮饷役使和盐税罢了，不产盐，不隶属盐务，对于盐务没有干预；至于平民的差役，公吏的轮值，以及常平义仓的聚敛与发放，我没有偏私，没有侵吞挪用，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只有提点刑狱司，比起其他各司来最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刑狱关系百姓性命，如果有过失错误，罪责不轻。杀伤案件多委托同僚验视，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疏忽草率呢？罪囚长期关押，动辄经过岁月，怎么保证他们没有患病呢？结案移交公文，只凭供词，又怎么相信他们果然没有翻供呢？在这几方面有一项出问题，就会遭受宪法的罗网。所以只有在自己方面无处不谨慎不审察，又能得到部使者体察我的忠实，放宽对我的驱策，大概就可以免除罪责了。其次，本州比起宪司来尤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州县是一家的。县令看待太守，就像子弟看待父兄一样。如果感情不能沟通，事情就无法办成。无论是财赋，还是狱讼，还是日常事务，没有一项不与州府相关，而县令最受害的，莫过于不时派来的专人。每次专人一来，轻蔑名分，抓扯吏卒，大的要几百上千，小的也要百余千才能打发他们走。再其次，两税专派吏员拘催，酒税专派吏员监督，日常饮食的供应，公事的恳求，县令无不听从命令非常谨慎，但他们却擅自兴作威福，豢养娼妓，索要器物，聚敛财物，无所不有。县令初次拜见郡守时，就应当明确禀告使君，某职事不敢不努力，如果县里有什么不足之处，也乞求加上体恤的仁德，于是乞求给予紫袋历两道，络绎不绝地往来，彼此都御名书写在上面，大概事情没有不达到的，而文书的督促就可以省去了。如果经过两个月事情没有办成，然后甘愿承受专人骚扰、怠慢县令的惩罚。如果茶税亏缺日额，酒税亏缺月额，大抵十分之四五，却乞求派遣吏员监督，不然就请求放宽约束，容许我竭尽所能。州府也是想要办成事情罢了，派遣专人，派遣公吏，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县令如果倚仗他们的相容，以至于松懈怠惰，公事办不成，财赋不上缴，又能怪罪郡府的督促什么呢？虽然如此，奉法循理，尽心竭力效忠职守，监司郡守的难事，还可以应付，只有台幕郡僚，有的捧着檄文直接听从，有的移书请托。迎宾饯行稍有不到，奉承稍有不当。贤明仁厚的人，固然能推诚相谅；否则感情容易背离，间隙容易开启。起初在职事相关的时候，挑剔横生；甚至到使长防备聚集的时候，讥讽谗言肆意而入。大概暗中中毒而获罪的人多了。所以县令对待台幕郡僚，宁可过于勤勉，不要失之于怠慢；宁可过于恭敬，不要失之于简慢；宁可过于委曲，不要失之于率意而行。这也可以杜绝无妄之灾了。

僚寀篇第四

县里有僚属兄弟等，兄弟有防墙的嫌隙，那么家用就不和睦，怎么能够治理家业而抵御外侮呢？县僚本来没有怠慢长官的心，但常有与县令不相容的，不是别的。县令挟持长官身份来凌驾僚属，僚属又因小怨不肯相让，势必导致背离且忌恨，不和睦。县里没有州郡黜陟的权力，应该同车并驾，同舟共济，县令如果和悦相处，谁不竭力辅佐县令呢？然而相处融洽很难，而失和却很容易。公事分派给佐官，委任给书判，或者意见偶然不同，或者请托所牵制，未能与县令心意相合，县令就自行改判，或者发牒请求重新拟定，那么他们的情意就容易失和。不如平心衡量斟酌其是否过分，当面商议使他们欣然修改，而没有怨恨之心呢？佐官吏人有罪过，县令依次传唤上堂杖责，县吏有的咆哮，佐官也自行鞭挞，于是导致彼此猜忌，因此结下仇隙，那么他们的情意就容易失和。不如将委屈告知其本官，让他自行决断遣责，使他们羞愧服罪，而没有怨恨之心呢？丞簿以下，俸禄极微薄，曾经不足以养家，而县令却拖延积压数月。县令虽然不公开支取自己的俸禄，却有时在官钱中移易贷用，这怎么能够得到同僚的心呢？所以同僚的俸给应当按月支送，如果一时匮乏，就明确告知，县令也不应当先支取自己的俸禄以及有移贷的私心，收支簿历让他们知晓也可以。这样那么谁不醒悟相互体谅，能与县家同休戚呢？县令刚到任的日子，一定延请会见僚属历述诸端，诚恳无华，肝胆相照，职事关系，彼此明确言说，不要怀忍含怒，防备吏员问谍，彼此斥绝，不要嗜听以相猜。心如同一个人，事如同一个整体，那么政事和谐而百姓承受其福了。这不仅是百姓的幸运，也是县令的幸运。虽然如此，同官都是忠良之士，固然自悉无可虑。那些沉鸷狠戾的人，有的狭隘才能来相凌，有的侵夺权利来相扰，有的暗中指责长官的短处，有的乐于接受谗言者的话，那将怎么办呢？县令难道没有假借疾病，势必委托佐官暂摄，而摄者就变乱其纲纪。县道库眼也有属于佐官司掌的，以及有财赋合属佐官催督的，而佐官就视为己物

译如果不与县道通融，那又将怎么办呢？唉！这应当用诚心去感化，不应当用权势去争胜。用诚心感化，那么礼节情意必定周全，恳切的表白必定预先达成，使对方自己有所不敢做；用权势争胜，那么意义情谊日渐背离，仇怨嫌隙日渐加深。甚至互相揭发，或者互相申诉，有无法挽救的情况。这是县令应当深深警戒，并及早谋划的。

译驾驭官吏篇第五

人们都说：驾驭官吏不可不严厉，接受贿赂必须惩处，绝不宽赦。却不知道县里的官吏，与州郡的官吏不同。州郡的官吏，有固定的名额，有朝廷供给的俸禄。名额根据年资和劳绩依次升迁，俸禄根据名额等级有所差别，所以人人都有爱惜自身前程的想法，顾念家庭的心意。至于县吏则不然，他们任职没有名额的限制，服役没有俸禄的供给。一个人奉公办事，全家老小都靠他养活，这还可以理解。但县官日常用度，却要求他们购买灯烛柴薪之类；县官生日，又要求他们置办星香图障等物。士大夫路过借宿馆舍，就轮流安排接待；州郡公文派人追捕，就凑钱派遣差役。其他贪婪苛刻的命令，搜刮勒索科罚，哪里能说得完！唉！他们的钱财从哪里来呢？稍有财产的人，又有谁肯做县吏呢？不是那些饥寒交迫、无业可就的人，就是狡猾弄法之徒；不是私下盗领官物，就是违背情理欺取民财。我曾经妄自思考周代胥徒府史的制度，有名职和廪稍的供给，所以官吏都公正平和，风俗也醇厚。如今时势不同，县里的财赋已经捉襟见肘，勉强应付尚且不足，哪里还有余力办理官吏的俸禄呢？这种说法大概如同空谈。那么作为县令的计策，也不过是说：用正道来引导罢了。自身端正，不命令也能实行，常堂供需、生辰献寿等一切全部罢去。我不向官吏苛求，官吏纵然不知道悔改，我责备他们，也可以无愧于心。然后弄权的人必定惩处，犯法的人必定斥退。至于那些稍微能办事的人，县令或许倚重他们，他们便妄自尊大夸口，说事情无论大小、是非曲直都取决于我。你求我多少金子，我让你事情必定成功，后来果然如此，甚至在本官面前编造说辞作为巧取豪夺的借口。官吏的贪欲尚未满足，县令的恶名已经昭彰了。偶尔有精明强干的县令，一切不肯任由官吏摆布，官吏就广说道理，曲意游说，使得县令不得不听从他们的话。这种手段如果不奏效，就一定在县令起居之间，私下与同伙评议，让他们的话语暗中传入县令耳中，县令不察觉，认为是无心之言，从而相信他们，却不知道已经落入他们的计谋中了。官吏的奸诈诡谲千姿百态，最不可不深深防备严密察究。所以想要官吏不受贿赂，没有可行的防备方法，只让事事清明，人们没有观望之心，知道官吏不必嘱托、贿赂不可行，这已经是为政的善举了。至于风俗自然醇厚，官吏自然公正平和，不是像前面所说遵循周代制度就能做到的。世风日下，谁能挽狂澜于既倒？徒增叹息罢了。

听讼篇第六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希望使诉讼消失。”人情淡薄，机巧之事横生，已经很难使诉讼消失，只有尽我的诚意来审理罢了。县里受理词讼，大致分为三类，刚到任时，多的有数百件，少的也有百件，县令害怕麻烦，于是有推迟到后次审理的，合并审理的也不知道节省。诉讼本来自有道理，如果害怕麻烦拖延积压，越多即使竭尽精神，也难以理清了。有人说不管日子，有状子就受理，可以避免积压，然而县里事务繁多，如果天天审理词讼，那么诉状纷至沓来，必将自困，不如每隔一天审理一次词讼，却将乡下分得广狭搭配，遇到单日就审理某乡的状子，遇到双日就审理某乡的状子，遇到五、七、九各审理某乡的状子，不得逾越，这样事情简易了结。况且他们有时忿怒激动，就想投状，等待日子稍久，怒气消解事情安定，一定有和劝而不复来的，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一点。分乡定日，这只能作为常事，假如斗殴、杀伤、水火、盗贼、不测等事，也让其等待次序，不也太晚了吗？却如前面的说法，在县城门外放置锣，不分早晚都可以自己击锣鸣响，县令立即审理询问，给予施行。如果有事情急迫需要救应的，就给予救应；需要追捕的，就给予追捕；需要验视的，就给予验视；却不可因循失事，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二点。词讼到官府，大都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诬人，如被殴打必说成杀伤，索要钱财必说成抢劫，进入他家必诬告为盗窃，侵犯坟界必诬告为发墓，这类真实情况固然有，而假借这些希望有司必定追治的也很多。一定要明确张榜告示，严格反坐之法，必须让状尾明确书写如虚假，甘愿伏受反坐六事，日后究竟果然涉及虚伪，就应当以其罪惩处他，那么人们知道畏惧而不敢修饰词讼了，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三点。词讼在官府，不给予结案，所以愈见多事，每一次受理诉状，新讼没有多少，而举词者往往占十之七八，徒然耗费有司的阅视，徒然劳苦人户的陈述，不如先行告示，凡有词讼在官府，如果易于剖析，就给予施行；但只要有追防不齐，究实未到，应当听任有司区处，不应叠叠陈词。现在以两个月为期，如果两个月之外不见有司结案，才允许举词，不然都不收理，这是应当实行的第四点。县里每有奸狡顽嚣之人，专以教唆词讼、把持公事为业，先应当张榜晓谕。使他们尽革前非，如果有犯到官府，定行勘杖，刺环押出县界，必定惩处不赦。凡遇审理两争，应答之辞与状款不同，这必定有教唆把持之人，必须与研穷根勘，重置于罚，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五点。凡与一人竞诉，

译诉讼状词中，必定牵连其父子兄弟等五七个人，甚至牵连毫无关系的人家，偶然有旧怨，也辄指其妇女作为证人，意图在于未辨明是非之前，先得以追呼骚扰，耗费其钱财物资，凌辱其妇女，这种风气最不可助长。县令必须审察事情形势的轻重，只将主要的人防追一两名，如果妇女不可立即追呼，且须下乡审问责取供状，待其情势紧急方可引追，这是应当实行的第六条。

不应为有罪，不许因一事而告发另一事，法令昭然若揭，而如今的县令，喜欢听闻人家隐秘细微之事，于是告讦之风滋长，甚至收受别人的白劄子（匿名揭帖），见到就施行，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妄行指摘，而百姓没有安宁的日子了。这也应当预先张贴榜文晓谕，告讦者不问虚实，先以“不应为”之罪论处，如果状词在原本诉求之外，因而告发其家隐秘防备之事的，也不予受理，并先定罪，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七条。

引到诉讼人供认责问，必须在公堂上监视，能写字的自己书写，不能写的只让书铺的人附口代书，当职官员随即押过，事情轻微、道理明白、不待证人佐证的，自然可以随手决断遣发，如果涉及追证费勘，也只凭这初次供词，最不可押下案卷，致使胥吏得以恐吓胁迫、说诱而使之改变真情，这是应当实行的第八条。

大凡诉讼，一定是一方对一方错，胜者喜悦而败者必定不乐意了。愚民懵懂无知，一时被人鼓动诱导，自认为有理，所以来求诉，如果县令只依据法理断遣而不加以晓谕开导，岂能使败者心服呢？所以不如呼唤理亏者来到面前，明确开导使他自知理亏，婉转求和，或者求和不被允许，他受曲理也无可辩驳了，这是应当实行的第九条。

县令每次遇到决断一事，案牍纷杂堆积，害怕遍阅，往往让吏员摘取要点具报，称为事目，不知道吏员受人嘱托，理长的一方不为具出，而理短的一方反而为之声辩，因此断决多有错误。不如县令自己逐一披览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单，况且胜者固然有理，而败者也未尝没有道理可说，只是不如胜者多罢了。县令应当先陈述其是而驳斥其非，那么败者虽然想翻诉，也不可能了。这是应当实行的第十条。

这姑且论述其大略。至于随机应变，遇事斟酌裁断，神明洞察，使百姓适宜，则在贤能的有司。

译治理刑狱篇第七

刑狱是重大的事务，监狱是凶险的地方。人一旦进入其中，重罪者死，轻罪者流放，再轻些的也要受杖刑，哪有白白出来的道理？倘若出现差错，那些胥吏小吏哪里会顾惜他们的罪责？必定归咎于县令，纵然可以逃避阳间的惩罚，也必然损害阴间的德行，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务必谨慎啊！第一，拘禁囚犯必须审慎；第二，审讯查看必须亲自；第三，墙壁必须完整坚固；第四，饥寒问题必须追究；第五，疾病必须查察；第六，疑似案情必须辨析；第七，出入必须防范。县令每当有私人的愤怒，就随意把人关进监狱，双方争执追捕尚未圆满解决，也暂且押下，佐官有时也派人送来，称为寄收。长官事务繁多，漫不经心无暇省视，于是导致因循拖延，不知道一个人坐牢，全家抱忧，饱暖失时，疾病传染，恐怕有更值得忧虑的事情。而且又有适合共处、不适合共处的人，大概双方争执如果让他们分关不同牢房，那么行贿的人可以让狱吏传递状稿互通信息，而不行贿的人必定受害，哪里比得上让他们共处，可以互相监视呢？好打官司的人乐于进入监狱，借此唆使教导狱辞，变乱情节，哪里比得上另设一牢让他们不得与其他囚犯相近呢？瘦弱老人必须查察他们有无疾病，如果导致病情沉重，白白费力。妇女必须查察她们有无怀孕，倘若发生堕胎，无法自我辩白。这就是拘禁不可不审慎的原因。按法律规定，审讯勘验必须由长官亲临，如今县令大多怕麻烦，往往让狱吏自行审问，只看成案的供词签署便定为定案，甚至有狱囚不能一见县令面的人。不知道吏员逼迫索取贿赂，视贿赂多少判定曲直，非法拷打，什么罪不招认？县令应当告诫约束，推官不得自行讯问，公事无论大小，必须亲自传唤上堂诘问，再三顽抗狡辩不服，尽情陈述后才酌情施加笞杖。《周礼》有五听之法，也是因为狱情难以测度，不可专事拷打。按法律规定，一更三刻，长官亲自定牢，如今听政无暇，就委托佐官，饮酒妨碍，就委托典押，不知道倘若发生逃逸，罪责由谁承担？如果吏员受贿，那么即使是重囚也予以释放，安睡无贿，那么即使是散禁也必加枷锁，最不可不亲自检察。从前熊子复任暨阳知县，白天不时前往监狱巡视，晚上放置一个铃，其绳索直达寝所，半夜拉铃，狱卒应答，否则必罚，因此并无不测之虑，最值得效法。这就是审讯查看不可不亲自的原因。如今各地州县监狱，多有颓墙败壁，不甚坚固的，固然应当急忙修缮，但重囚奸诈万状，尤其应当深防。每当狱吏收受重囚贿赂，放其自便，白天以饮水为名，将水泼墙，浸渍泥湿。夜深则钻墙越狱，忽然逃跑。吏卒睡熟，无从知觉。等到发觉再追，已来不及了。这最利害，县令应当审量罪囚轻重，重的不要让他们处在近壁的匣墙之上，必须加以覆盖，壁内必须夹板。每五天一次，亲自巡视查看，有不完整处，随即修补。告诫吏卒，每夜不可只留一人值班，必须每更轮流两三人，持烛巡视各牢。次日早晨令出巡，先至监狱点名，然后签署文书，日以为常。墙壁应当完整的，就是这样。狱囚应给的粮食，自然应当从经费中支出。有因县道匮乏而责成吏员供给的，不知道官府供给尚且想要克扣，难道可以让吏员供给吗？宁可节省其他费用，这项不可节省。人每天供给米二升，盐菜钱十文。早晨已时、晚上申时，立下定式。狱子声喏报告，县令亲自巡视，然后传入。其有家自送饭的，当即传与，仍须检查夹带毒药、刀仗、铜铁器皿、文字之类。春夏天气蒸郁，须与疏通窗棂，清除秽污，使不至于卑湿奥渫，引发疫病。如稍向寒，便当糊饰户牖，支给绵炭，使各得温暖和适，可免疾患。饥寒应当追究的，就是这样。不幸狱囚有以疾病告的，将奈何哉？说：这不可不察。有实病而吏不报告的，有未尝病而吏诬告的。大概吏视囚如犬豕，不甚经意。初有小病，不加审诘，必待困重方以闻官，甚至死而后告的。若有赀之囚，吏则令其诈病，巧为敷说，以觊责出，渐为脱免之地。这是县令所当深察。责在推司，日具有无疾病，申令于巡视之际，又自躬加审察。如以病告者，且与召医治疗，日申增减。其甚困顿不可支者，然后责令亲属保识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闻官者，推吏必置于罚，不然万一死者接踵，宪司岁计人多，令能免咎乎？又不幸狱情有疑似而难明的，将奈何乎？说：这不可不辨。世固有畏惧监系，觊欲早出而妄自诬伏者矣。又有吏务速了，强加拷讯，逼令招认者矣，亦有长官自恃己见，妄行臆度，吏辈承顺，防意不容，不以为然者矣。不知监系最不可泛及，拷讯最不可妄加，而臆度之见最不可恃以为是也。史传所载，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

译定罪的依据。谚语说：“捉贼必须抓住赃物，捉奸必须抓住两人。”这虽然是俗语，却极有道理。因此，凡是罪囚的供词，必须每件事都落实，才可以凭信。否则，万一逼迫人认罪，使无辜的人受到冤枉的惩罚，难道能没有愧疚之心吗？至于监狱出入的禁令，其责任专门在于当日的推司和监牢，必须严格拘禁监督，应当在那一天就抛去（或处理完毕）。

译离岗不到者有惩罚，吏卒若非被关押在狱中却擅自进入者有惩罚，除了令其自行防范察知之外，允许他人告发揭发。罪人的水火茶饭，各自必须有人监临，事情完毕立即回到原处，不得放任他们闲散。各牢内的门，没有缘故不得擅自打开。如果家属传送茶食，不得私自让囚犯相见，吏卒也不得借此传递信息，泄露狱中情况，这些都应该深深加以防范。县狱与州郡不同，州郡专门设置一官，所以防范周全详尽。县令期限紧迫，财赋在狱事上煎熬，常常来不及详细谨慎。罪行轻微的，县里可以自行判决遣送；罪行重大的，虽然必须申报州府，但州府也只以县里的供词作为凭据。那么县狱难道不很重要吗？县令的责任，难道能不尽其心吗？所以我在这一点上反复谆谆告诫，不嫌啰嗦。

催科篇第八

现在做县令的人，没有不把催征赋税作为首要任务的，而其弊端有说不尽的。最严重的是乡胥奔走防备，簿籍模糊不清，不仅驱督不力导致赋税未能征收，县里受到郡里的责罚，而且逼迫压制太过，百姓受到官吏的危害。近来朝廷官员奏请，以十户为一甲，在一甲之中选择管额多的人为首，承接帖文拘禁催征，从浙江到江西，往往已经普遍实行。现在不应当另外制定规约，只是借此考察其弊端，谋求官民两不相害才是好的。我曾经思考，去除官吏弊端的办法有三条，去除百姓弊端的办法也有三条。第一条说：民户应当管理的产业，登记在县里；县里应当抱管的税额，登记在州里；州里看着定额督促催促，县里看着产业发起催征，这是常规制度。然而多有坍废逃亡绝户的，郡里虽然逼迫，县里实际上没有可催征的，官吏徒然被督责，不如先与刷具事故数目，实际计算有多少，申报州府请求派遣官员究实，免除其定额，容许等待他时兴复，依旧起催，仍然申报省部照管。或者太守认为困难，县令若能将在合催财赋尽数催办，使郡用不至于匮乏，应当也能听从。第二条说：起催税物，惯例是勒令各乡乡胥供给合管数目，以便发给引票，不知道乡胥与富强之家向来互相勾结，有税未立即具报，或者不全具报，甚至有每年不曾输纳官府的，却只将善良下户的催征数目先具报，或者多科尺寸逼迫输纳，这应当选择稍为公正诚实的吏人具出等则，先次起催上三等，而后慢慢及于四等以下户。县令又亲自将前两年的产税簿点看，如吏人应当具报而不具报，以及应当催征而不催征的都有惩罚，所以不用新造簿而必用旧簿的，是防备乡胥欺诈。如果推说升降不等，过割不及时，毕竟田主虽然更换而田则未曾更换，自可挨究官物所在，这样就没有陷失的祸患。第三条说：每天催到官钱，到夜里才有定数，已经难以入库，多是寄留在廊头或公吏处，于是导致侵贷移易，或者有只以虚数影过的。其法应当设置两大柜，并且暂时收锁，次日早晨或亲自或委派官员点数入库，不可因循。又须选择家计稍为温饱，行止稍为明白，有亲戚保识的人充当库子，每旬休与之点视，并将收支簿历驱磨其库壁，须用板夹持十分坚固，待其欺瞒侵盗之后。虽然断刺估籍，以及抑勒众人填纳，也来不及了。这是去除官吏弊端应当如此的。第一条说：甲帖的设置，本是为了优待役户，现在却用来困扰官户。大概起催本是户长的责任，现在官户不应役的，也承接帖文催科了。暂且不论，只是差派甲首的时候，侥幸尤多。有嘱托的人，税额虽多，却与他分为三数，引而常为甲下户了。没有嘱托的人，税额虽少，却与最少下户同引，而常为甲首了。不仅先期输纳，而且甲下十标，想要分给人户，有居于市县的，有居于外都的，怎么能一一识认其家？最为被扰，不如各随都分等则。分差一等户，只与一等共甲，仍然不许将合纳数目分作别引。其纳足乞改付下次的，案吏不得邀阻，违许执覆将吏科防。第二条说：民户受害的，没有比已纳重追更严重的了。都由案吏不相关照，乡胥不与销豁。先期乐输，本是畏法，而点追苛扰，与未纳相同。又且呈钞缴引，分外费用，人谁肯先输呢？这应当责成典吏，每天将已纳户名逐项销豁。若泛常引标，或见印给的，须要典押用保眀印子。若不时点追，令自判押的，兼要乡胥保眀。即非重追，如虚甘罪，异时或有以重追诉的，必加罪于保眀之人。第三条说：妄摊的弊端，尤不可不禁。官户输纳，多凭干人，乡户则凭揽子。二税起催之初，系揽干各于逐处领钱入己，辄将移易盗用。逮官司催督严急，却妄称已出，与某人合系某人抱纳。将来追防眀白之后，固自不可逃隠，但图一时且得抵捱数限，逐旋措办，而被摊被追者果何辜哉？下户之顽狡奸猾者，计亦出是。要须每遇追到供摊者

译首先责令当事人出具状纸附在案卷上，如果情况虚假，甘愿接受欺骗隐瞒官府之罪的处罚，然后才去追查处理事务。如果确实虚妄，罪犯在逃，必定予以惩处。这样去除百姓的弊病，应当如此。拥有田地就有赋税，那些顽劣狡猾、抵赖官府的人，确实应当治理；而善良乐意愿缴纳税赋的人，应当加以保护。其大旨则与“移割加”的意思相合。因为产业已转移而赋税仍存，不可不加以审察。百姓有申报卖出产业的，就应当核查接受产业的人家，将赋税划归新户，然后才为原主注销退除，这样或许能防止无端追索。没有滥罚，没有推诿分摊、抵赖拖延的弊端，这才是正本清源的根本所在。

译理财篇第九

县里除了固定的赋税之外，一毫也不能随意向百姓索取。即使有理财的防备措施，又能施展到哪里呢？也只能在酒税上多费心思罢了。酒税上缴给郡府，每月有固定的数额，如果筹措办理不及，尚且怀着惴惴不安的忧虑，何况指望有多余的盈余来补助县里的用度呢？虽然如此，如果管理有方，也未尝不能充裕。现在谈论酒政的人，不过说：“官府课税之所以推行不畅，是因为私酿酒的人危害了它。”于是张贴榜文、竖起旗帜，遍布街巷，敲锣打鼓、列队行进，走遍街坊。一旦有斗升之量的私酒被查获送到官府，便立即枷号审讯，禁押数月，荡尽他们的生计，妨碍他们的经营，往往导致他们陷入饥饿病困的境地，这还可以容忍。如果有私人恩怨的人，便立即诬告对方私卖酒，秘密前来告发，意在骚扰侵害。官府不问虚实，立即派遣数十名弓手、轿夫成群结队，持械突入，遍搜房屋，围打墙院，无异于大劫。然而不知道人们之所以冒犯法律私酿酒的原因，都是因为官酿的酒不堪入口。我如果能在酒政上留情，六样原料必定优良。酒在库房时，谨防渗漏和隐瞒；酒在店铺时，防止掺杂和克扣的欺诈。酒司之外，专门派遣典押吏人各一名，负责管理处置。如果发售流通，利息增加，那么典押吏人、酒司、酒匠都酌情给予奖赏；否则就有惩罚。官酿的酒既多又好，谁肯私酿酒来加速自己的罪责呢？所以即使禁令不严，驱使他们也不肯从命。现在谈论税政的人，不过说：“官府税额之所以不能完成，是因为商人隐瞒。”于是严格搜索巡逻，派遣拦头、弓手等人在边界拦截，动不动就在三四十里之外，对客商诛求无度，贪得无厌。得到厚赂就私自放行，甚至不让他们到税务所；商人不服从税令，给予贿赂的人，被擒拿到官府，除了加倍征税外，费用照旧，这还可以容忍。那些被派遣的拦头、弓手，又带着游手好闲的恶少，走遍乡村，以捉拿逃税为名，打死人家的鸡犬，抢夺行旅的行李，固然有闻风畏惧逃跑，转相告报，改走其他道路的人。不知道督促严厉，征收繁重，这是驱使他们不敢到来，不如多出手榜，四处张贴告示，明确告知重征的弊端，从此革除。按照则例应该收税一贯文的，现在暂且只收八百或九百。那些拦头、典吏等相关人员的费用，全部彻底革除。商税一旦缴完，就发给凭证，应当出县的，不再允许拦头、典吏稽留拖延。如果商旅不经过县里的税务所投税，擅自走私路逃跑，被本县查获，一定在加倍征税之外，还要勘问断罪，示众警戒。判决不轻易宽贷，因为虽然收取的少，但来的人就多，课税利润自然充盈，谁不愿意走这条路呢？此外还有牛税、验契、醋税、息钱以及茶、麦、牙契、免丁、房赁等，自然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拘禁防范。近来各县另外想要增加收入，多有出卖官纸的，吏人处理事务，百姓投状诉讼，不用官纸就不行，这本来不是法令所允许的。如果县里借此支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难以立即停止，姑且沿袭旧例，只是不能开创先例罢了。现在的士大夫又有专门致力于科罚的，公吏有过错，就令他们罚款若干；百姓诉讼理屈，应当给予轻微处罚，却以修造为名，各罚钱入官若干。不知道这些钱究竟归到哪里去了？甚至罗织罪名，肆意抄没估价，轻信妄状，没收产业，这些都是应当深深惩戒并彻底革除的。至于坊场、经总役钱等，多属于佐官管理，所以不再多说。

差役篇第十

有身家就有徭役，而百姓畏惧徭役甚于畏惧死亡。因为百年的家业，毁于一年充任徭役，而其祸患最大的，在于催缴赋税。开始时用钱财嘱托，期望脱免；中途逃亡死绝，被强迫填赔；最终遭受鞭打禁锢，连年无法脱身。其势头不导致倾家荡产、卖妻卖子就不会停止。唉！置办产业来养活自身，反而因为产业而害了自身，也可悲啊。现在既然实行绍兴甲首之法，可以免除税长、催头的责任，那么应当服役的人不过整理保伍、按期应差罢了，百姓也不至于非常害怕，而用巧计来求免。况且自从嘉定年间，朝廷主张义役，从处州、婺州开始举行，逐渐到各郡县无不响应。实行久了，官民都认为便利。从前有持庾节的人，却独自深深厌恶义役，他的说法专门认为义役利于上户而不利于下户，便于富民而不便于贫民。大概是因为按产出财，固然公平适宜，而平时产力稀少未曾充役的人，却因义役的惯例被摊派金钱。等到有管理不得其人，或者导致侵吞盗用，又不免再次科派，所以深深认为这是百姓的祸患。不知道义役本来是美事，只是命令应当充役的人凑钱聚粮，而不涉及未曾充役的人，同时命令出钱的户轮流掌管，万一亏损，也有责偿的地方，这就尽善了，何必深深厌恶它呢？现在各地州县多是义役，如果还没有实行，也应当劝勉实行。万一事势有难以实行的，只合从官府，每年差役则是关键，应当先委派佐官核对产力簿，并允许人陈告诡挟，等到簿书物力一定，然后按照各乡的则例，物力达到若干才令充役，最小的充一年或半年，加倍与加倍差的人各随多寡增加年限，循环充任，周而复始。这样也就没有物力高而歇役近与物力低而歇役久的人争执的祸患。如果

译原本不应充当差役的白脚户，近来却增加田产，通过归并、诡寄等手段隐匿财产以逃避赋役，既然也应当服役，那就暂且差派白脚户，仍将名单张贴在座位右侧，以便查阅某都某人某日服役期满。每次在服役期满前几个月，预先拟定下次服役人员并告示告知，如果差派不当，允许立即陈述理由，不允许等到服役时才推脱。因为近来官府大多是在服役期满后才差派下一个人，被差派的人不论是否应当服役，都先进行推脱，企图拖延时间，等到真正服役时，已经被他们拖延了若干月日，而烽火、盗贼等事务无人负责，危害极大。如今乡司差派役人，大都是收受贿赂。甲申诉不应当服役，就转而差派乙；乙申诉不应当服役，就转而差派丙。这种风气尤其不可助长。如果之前差派的人不对，那么乡胥难道没有罪责吗？如果之前差派的人正确，那么现在难道应该再次更改，甚至更改三次吗？如果在职官员能够亲自参考簿籍，公正地确定差役，就不会有是非颠倒、错乱的祸患。差役确定后，应当制作名单，上报仓司备案，以杜绝妄自申诉的苗头。这样差派既得当，百姓就会乐于服役了。

译赈恤篇第十一

年成丰收，家庭平安康乐，不仅是百姓的幸运，也是县令的幸运。一旦遭遇灾荒歉收，什么事不会发生呢？像百姓流离失所，像抢劫掠夺，像死者尸体相互枕藉，像哀号饥饿之声遍布田间小路，这难道不是县令的责任吗？所以不幸而瘟疫突然兴起，就应当派遣官吏登记各家的人口数量，命令医生提供药物，发放钱款和米粮。那些全家卧床不起的，官府应当雇佣乞丐或仆役看护，每天两次巡查。那些因病无法救治的，官府应当提供棺木，并支给钱款用于送葬。如果不幸而盗贼突然作乱，就应当向下属各都申明严密的保甲制度，每五家编为一甲，五个小甲编为一大甲，由保长统领。有警报时就敲梆子集合众人，协力剿捕，捕获盗贼后官府支给犒赏以激励众人。其余诸如请求军队防守开拓，或者发布榜文安抚晓谕，都应当根据情况适宜地施行。如果有水火等突发灾害，导致人民离散，应当禀报州郡借贷钱米，每人给予若干米，贷给若干钱，使他们能够整理房屋，恢复生计。如果资金不足，就咨询并普遍告知，让未受灾的上等户主量力借贷，并与普通百姓一起贷给，允许他们一个月后每天偿还若干，官府再用他们偿还的钱来偿还上等户主，上等户主再偿还给州府，这样既不让官府亏空又方便百姓，最为完善。如果只知道赈济施舍，恐怕就会像曾南丰所说的那样，百姓相继每天等待官府施舍两升粮食，形势使得他们无暇从事其他工作，我担心官府所施舍的没有尽头，而百姓不能恢复生计的情况依旧。如果有旱涝灾害损伤庄稼，百姓食用艰难，应当劝谕上等户主各自贷给他们的佃农，直到秋天收成，计算贷出多少，官府发给文书命令他们在三年内偿还本金给原主。那些逃跑拖欠债务的，官府应当追讨督促并惩治。大概田主资助贷给佃户，这是理所当然的，不会造成苛扰，而且也可以免除官府处理的麻烦。官府所应当处理的，只是城市商户罢了，却用官钱贷给米铺户，让他们到外地郡县贩米出售，只要有米可以购买，就不可以限制其价格。米粮一旦聚集，价格自然就会平抑，即使不打开广惠仓也可以。如果先父在金谿做县令两年遇到歉收，只实行这一条，百姓没有挨饿，这是不可不知的。然而这些都是为灾荒歉收而设的，并不是县令愿意听到的。平时无事，县令用来体恤百姓的，只有减免房租罢了。遇到雨雪晴旱祈祷，大暑极寒，固然应当施行。甚至有的县令为了邀取百姓的赞誉，或者到任，或者生辰，或者升迁循资，或者差遣荐举，都减免若干天，甚至有一年减免大半的。不知道房租既然已经亏损，谁肯把房子给人住？积累到房屋倒塌毁坏不再修缮，而百姓更加没有房屋可住了，这是不知道贫富相互依存的意义啊。县令如果真能以体恤百姓为心，那么政事一定简省，刑罚一定清明，不滥行追索，不长期羁押，不因为摊派伤害民力，不因为土木工程妨碍农时，果真有什么事不可以施行呢？这就是我的体恤之心啊！

用刑篇第十二

县里没有很重的刑罚，小的罪行就审讯，大的就决杖，再大的也不过是杖一百罢了。官吏百姓没有很大的过错，就动辄加上杖一百的刑罚，不知道罪行如果比这更大，又将用什么方法来处置呢？何况执行杖刑的人，有的观望声势，有的接受贿赂，执行的时候，几乎如同儿戏。这不是用来使人畏惧的，而是用来使人轻慢的。我认为杖一百的刑罚，最不可以多次施行，审讯决杖也只不过十几下。如果用大杖只打七十五下，或者十下，必须依照法度决遣，每一杖都严峻，然后人们自然畏惧服从，起初不在于数目的多少，难道是徒然让行杖的人卖弄吗？如果把杖一百保留为极刑，非重大过错、重大失误不施行，必须让每个人畏惧而不敢触犯，这就是省刑的大概原则。每次奸盗等囚犯，刚抓获时，首先进行腿刑审讯，多达二三百下，这是不可取的第一个原因。大概被抓获送到官府，沿途捆绑拷打，或者饥饿困顿，已经不止一天，如果又紧接着审讯决杖，多有死在杖下的，哪如直接押下监狱，明确正典刑罚呢？豪强之家诉讼邻里官司，不问是非，就给予处罚，这是不可取的第二个原因。大概杖决虽然寄托着王法，不可以妄加，无罪难道应该迎合人情的工具吗？如果顺从他们的私请，张扬他们的声势，将来武断乡曲，罪恶积累，想要挽救就来不及了。盗贼屡次犯罪，应当刺字戴环，现在有的初次犯罪以及盗窃不满一匹的，一旦被势利所胁迫，就给予刺字。不知道鞭挞虽然残酷，肌肤还有恢复的时候，一旦刺字，瘢痕永远没有去除的道理。所犯的罪行出于一时不得已而被定罪，以至于终身不能洗雪，这是应当警戒的第三个原因。凶恶害民，应当永远锁禁，现在有的偶然触犯长官的愤怒以及势家所厌恶的，就给予幽禁在监狱，系在尉寨。不知道罪行不至于死，一身的困顿难以逃脱，身体既被囚禁，几口的饥寒谁来供给？所谓破家县令，都是这类，这是应当警戒的第四个原因。至于用刑的节制，如入夜有禁令，遇到日食应当禁止，都应当时时警醒。老幼不及，疾孕不加，都应当事事审察。法令已经完备，无需多说。然而又有三种说法：一是我醉，二是他醉，三是羸弱消瘦。大概我醉而行刑，那么旁观者必然认为我借酒使性，万一果然有过当，即使后悔又怎么追回？他醉而加刑，那么在醉酒之中，哪里知道畏惧？万一挟酒凌犯，招致耻辱。羸弱消瘦而受刑，那么一定是那人饮食缺乏，气力

译百姓困顿疲惫，在鞭打棍击之下，尤其有难以估量的痛苦。如今又有人想在杖刑一百之外再施加刑罚，自己知道徒刑、流刑以上的刑罚不能使用，于是竟然随意捶打折断手脚，这尤为残忍。某件事对应某种罪责，国家有常法典章，在法律之外残害百姓，难道是治理百姓的官员所应当做的吗？要警惕啊！要警惕啊！

译期限篇第十三

任何事情如果不守信就无法成功，何况一个县的事务极其繁杂，县令的威势并不显赫，如果期限不守信、号令不严肃，那怎么能够推行呢？所以关键没有比坚定确立期限更重要的了。然而确立期限有不同的类别，应对期限有规定的程序，大凡应当追缴、防止、供给的期限，允许其三次申请延期。三次延期仍未完成，则处罚讯问若干，然后换发限定日期必须到达的凭证，允许其二次申请延期。二次延期仍未完成，则处罚决断若干，仍然换发不允许延期的凭证。这确实是不能再延期了。如果仍然拖延违背，就应当勘验杖责若干，戴枷监禁追缴。如果有督捕等急切的事务，就应当直接发出限定日期必须到达的凭证。或者不延期凭证拘捕确实如前所述，或者恐怕县道有十分紧急的事务，不可以片刻拖延以防必须完成的情况，就应当发给加急牌不延期的凭证。违背则有重罚，如勘验禁锢、传唤到府等，都应当事先示警告诫。又必须以不频繁使用为尊贵，一年之中才两三次发放，没有重大事故不发放，也是可以的。凡是期限应当延期而不延期的，等同于故意藏匿，其处罚则视期限的轻重而定。确立期限的区别就是这样，乡都有广狭，地方有远近，应当衡量其能力使其能够赶赴。距离县城五十里以上以及地方广阔、跨越溪岭的，每个期限以七天或十天为约定；低于这个标准的则以五天为约定。这应当事先考察远近广狭的数量，预先确立规制，登记在簿册上明确记载，某乡期限惯例十天或七天，某乡期限惯例五天。等到发放期限的时候，必须让值日的防吏在案头随即抄录记录，以等待县令自行稽查。应对期限的程序又如此。上级役使下级，固然希望事情完成；下级应役，也希望事情完成以免受责罚。然而现在的里正因为期限不报而被鞭打勒索的接连不断。其原因在于上级发放凭证泛滥而没有条理，甚至一次期限累计几十张凭证追缴，其余辈里正代替服役的人来不及赶赴，必定遭受鞭打勒索，于是连那些可以办理完成的事情也……却遍求被追缴者的贿赂，他的意思认为十次违背两三次与……人被杖责等同，何必苦于不寻求贿赂呢？因此事情更加难以完成。这……损害的人不适宜，自然难以责备下级一定应役。关键应当先让期限确立规制，每乡一个期限发放凭证不得超过十件，如果事情多，十张凭证之外，其余凭证发给后期限。如果里正道引一件免除鞭打，两件酌情加鞭决，三件四件各决若干，甚至十次违背八九次，则勘杖禁锢，自然不容轻饶。呈报比较之初，让限期司先自行出具某乡申请延期若干件，按照约束应当如何执行。那些追人见到的人，称为着到，另外做一个标记；那些只是申请延期的，称为跷申，又另外做一个标记。然后县令查看木箱判行，大概上级不烦扰而下级不怠慢，这也是拘限的大纲。

势利篇第十四

现在从政的人大多以抑制强者扶持弱者为能事，他们的说法是：尊贵的人权势焰火熏灼，而沉默叱咤，可以使卑贱的人丧失勇气；富有的人田地连接阡陌，而指挥拱手作揖，可以使贫穷的人吞声忍气。我能中立不移，磨砺尊贵者、阻止富有者，所以凡是凭借权势利益而来的人，不问是非，一律予以摧抑。唉！那些畏首畏尾，惴惴不安于权势利益来临，曲解法律迎合私情，奉承谨慎，以求自全自媚之计的人，这确实不值得提及。然而如果一切以抑制强者扶持弱者为说辞，难道也是中道吗？挟持尊贵以欺凌他人，固然有这种情况，难道没有不骄傲的人吗？挟持富有以傲视万物，固然有这种情况，难道没有好礼的人吗？如果他们一律以矫世绝俗为心，而不问事情的曲直，不是这样则这种风气既长，佃户得以抗拒主人，强奴悍婢得以怠慢其弱子寡妻，以至于奸猾之徒装饰为蓝缕，而市井小辈凌辱衣冠末流，将怎么办呢？所以我只有平心对待万物，那么政事就公平了。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是一乡的望族，齐民所依倚的对象。其中有道义重士，文献故家，过从往来，尽可以问政。请益植材润屋，积粟盈囷，缓急凶荒，也希望他们捐有济无。巨室本来未曾得罪于我，而我却以抑制强者扶持弱者的说辞先入乎其心，因而得罪于巨室，不知道巨室究竟辜负了邑大夫什么呢？那些欺凌善良，欺慢寡弱，或者在乡曲武断，或者在平民事罗织，如果事情到官府，应当照法剖决。然而如果小人无知，蔑视名分，因事咆哮，乘醉凭陵，难道容许不给予惩戒吗？那些声势凌人，惨酷御下，或者吞并他人财产，或者强占他人妇女，被苦有诉，所合尽法施行。然而如果顽狡行窃，诬赖主家租债不伏还，界至辄行侵易，难道容许不给予理直吗？户门有故，封状过防，应当量酌可否判行。如果兜揽关节，为他人致委曲，这合平时预行禀白，虽痛绝力却，其奚辞追陪节序？馈遗往来，应当审度辞受酬答。如果因有恳祷，遂以贿赂相及，这合明示嫌疑，力与巽避，将之以委曲之意，其奚怨？夫律己未至，处事不公，一妄庸人，亦得以有辞于我。以诚敬相与，以礼意相遇。彼虽挟势与利

译他们怎敢以此来扰乱我的政事呢？所以我认为，基于权势和利益的交往，固然不应该委曲求全地去迎合，也不必故作清高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平时与人交往，谈笑欢乐，如果对方有意冒犯，可以用道理来排遣。我自己心中自有定见，如果战战兢兢地害怕他们挟制我，怀疑他们玷污我，思考用来防范和抑制的方法，这也不是治理政事的良策。

译远离嫌疑篇第十五

礼经说：“决断嫌疑，明辨是非。”假如我本来没有别的意图，却让人仅仅凭借疑似的迹象来议论我，这对于一位君子来说，已经是不利了。何况出来治理政事，将要端正自己来端正他人呢？所以我未曾有私心且懈怠，但有人因此怀疑我，这必定是有不公正不勤勉的迹象，招致了人们的怀疑。我未曾贪婪且滥权，但有人因此怀疑我，这必定是有不防范不端正的迹象，招致了人们的怀疑。一件事可疑，将会没有事不被怀疑了。一天可疑，将会没有天不被怀疑了。〇这种怀疑，我自己知道尚且难以辩白，何况人们未必肯把这告诉我，而人们对我的怀疑已经纷纷扬扬，积累并在道路上传播，直达上级官府，其危害难道轻微吗？所以君子在嫌疑是非之间，最应当及早纠正细微之处，而极力远离嫌疑的迹象。况且宾客朋友往来拜访，是不可推辞的，自从下令邀请他们到书院，或者别的房间。于是县里的人互相议论说：“某某往来很密切，某某谈话很久，感情一定很相投，利弊可以全部说出。”凡是诉讼在官府、道理很亏欠的人，往往聚集在他的门前，而请托的路径就打开了。更严重的，卖弄关节，打笔套，甲包庇我若干金钱，应当代为转达。百里外的乙有请托，也是如此。乘着车马，快步拜见县衙，谈话移时，忽然退下，就告诉甲和乙说：“我已经代为传达委曲了，实际上未曾提及此事。”过几天县令决断这件事，必定有一方胜诉，就按约定收取金钱，说：“将要把它献给县令。”县令有什么罪过而承受这个名声呢？我认为接待宾客的时候，按规定只应当在公堂相见，官吏百姓共同看见，自然难以产生怀疑。只要使礼貌有加，他们自然不会认为我怠慢。况且节令宴会，是不可废除的，自从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中子弟馆客相见既密切，戏谑难道没有吗？贤者固然不做这样的事，然而瓜田李下，难道能避免相互怀疑吗？一句话乖张邪恶，便立即传播，万口喧嚷，动不动就产生风波，而非薄的诽谤就兴起了。更严重的，多买姬妾，却命令妓女中精通乐艺的人教习歌舞，出入无间，笑语无时。岂止管弦之声传遍街坊，而且淫邪的话语浸入内室。感情稠密，事体难以估量，纵然能洁身自好，其他还有难以防范检束的，县令又有什么利益而做这样的事呢？我认为宴会的时候，非得台省妓女，不许擅自进入宅堂。如果旬休公暇，想与僚属士友聚会，只为了文字清饮，他们应当不会认为我简慢。剖决公事自有公理，正法，我其间又有什么私心？但自知县懈怠，多让吏人纳案，等闲暇时看阅，或者叫吏人进来一起评议，或者让吏人拟撰判稿，于是有人得以怀疑他受成于吏人之手了。应当于公堂之侧，幕帟一室，遇闲暇就靠着胡床，翻阅案牍，不必让吏人到面前来。收到官钱，自有库眼对闭，我其间又有什么私心？但自知县过虑，或者恐怕帑吏侵贷私为钻窥，乃令分管别库，或者寄留宅堂，于是有人得以怀疑他萌生渔猎之心了。应当谨固壁落，精择司帑，切不可率意移徙，致使涉及难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谤，固然也很多端，难以用笔舌尽述，但让每处一事，必须昭晰明白，如水清之无滓，如止水之无波，那么他们即使想要污蔑吹扬，大概也做不到了。如果说我此心平正无愧，俯仰足矣，何必规规然远离嫌疑辩白迹象，求以示人呢？恐怕将来或有悔尤，必定自嫌之不遠，迹之不辨，始虽噬脐无及矣。

官箴【吕居仁】

当官的方法，只有三件事，叫清，叫慎，叫勤。知道这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级的知遇，可以得到下级的援助。然而世上的做官者，面对财物和处理事务，不能自我克制，常自以为不必败露，持不必败露的意思，就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常至于败露，而不能自己停止，所以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己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司马子微《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这是天下的要言，当官处事的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尽也。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事可移于官。岂有二理哉？

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间，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害，其益多矣。不与人争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进百步。取之少者，得之常过其初。约于今者，必有垂报于后，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败。此实未知利害之分，贤愚之别也。予尝为泰州狱掾

译颜岐夷仲写信劝我处理案件要有次序，每件事写一幅字来告诫我，比如夏天审问犯人，早晨在西廊，晚上在东廊，以避开阳光之类。又如狱中派人传唤之类，一定要让他做完这件事，不可再另外派人，恐怕他受贿已经满足，不肯做完事情。又如监司、郡守严厉苛刻过分的人，必须平心静气，与他们委婉详尽地说明，使他们听从后才停止。如果还不肯听从，再这样详尽说明，不听从的人就很少了。

译做官的法度，以正直为首要。如果遇到不能一味直前，或者直前反而败坏大事的情况，必须采用冯宣徽惠穆所说的权衡停当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小官应当如此，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也应当知道。

黄兑刚中曾经对儿子说：“我从前担任县尉时，每次遇到检验尸体，即使是盛夏酷暑，也先喝一点酒，捂住鼻子亲自查看。人命极其重要，不能因为躲避少许臭秽，就让人横尸荒野而无处申诉。”

范侍郎范育担任库务官时，跟随他人的箱笼，只放在防上，以防备嫌疑和诽谤。凡是像这类的事情，都是地方长官所应当详细知晓的。

做官既然自身保持廉洁，又必须防备小人。像文书、履历引荐之类的事情，都必须明白清楚，以防备中伤。不可不极其谨慎，不可不详细知晓。

做官的人，困难的事情不要推辞，但要深深避开嫌疑；用真诚对待他人，但要深深避开文法的苛细。这样，就可以免于祸患。

前辈常说：“小人的本性，专门追求苟且偷安。明天有事，今天能休息就休息。做官的人不能顺从他们的私意，忽视而不处理。”谚语说：“劳心不如劳力。”这确实是重要的言论。

徐丞相徐择之曾经说前辈尽心职事，仁宗朝有一位京西转运使，一天见到监灶官，问每天烧柴共有多少灶，回答说十八九座，监灶官说我所看到的只有十一座，为什么灶数不对呢？”监灶官愕然。原来转运使早晨起来望见灶中冒出的烟，由此推断得知，他尽心到了这种地步。

前辈曾说：“吏人不害怕严厉，只怕仔细研读。因为做官的人详细研读公案，那么真情和虚伪自然显现，不需要严厉明察。”

做官的人，凡是神色异常的人，都不适宜与他们交往。巫师、尼姑之类的人，尤其应当疏远断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根本。

后生少年刚到任所，大多被狡猾的吏人所引诱，不自省察，所得到的利益极少，而在一个任期内不再敢有所举动，大抵做官贪图利益，所得到的很少，而吏人所偷盗的却不可计量，因此遭受严厉的谴责，实在可惜。

做官的人，首先以暴怒为戒。事情有不可行的，应当详细处理，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只能伤害自己，怎么能伤害别人？前辈曾说：凡事只怕等待，等待就是详细处理的意思。因为详细处理，那么思虑自然产生，别人不能中伤。

曾经见到前辈担任州县官，或者狱官，每当遇到难以决断的公事，必定沉思静虑好几天，忽然好像有所领悟，那么是非就判明了。这种方法，只有不随便的人才能做到。

处理事情的人，不以聪明为首要，而以尽心为急务；不以集事为急务，而以方便为上策。

孙思邈曾说：“对自身忧虑的人，不被他人拘束；对自己畏惧的人，不被他人控制；对小事谨慎的人，不惧怕大事；对近事警戒的人，不奢侈于远事。这样，人世间的事情就完备了，这确实是做官的要领。”

同僚的情谊，交接的职分，有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们的子孙，也是世代讲学的前辈，专门以此为务。现在知道这一点的人，大概很少了。又如旧举将及，旧尝为，旧任按察官的人，后来自己的官职虽然在上，前辈都避开上位，坐在下位，风俗如此，怎么能不深厚呢？

叔曾祖尚书做官极其廉洁，曾经购买缣帛想要制作衣服，召来当行的人，取来缣帛让裁缝坐着裁剪，并把所值的钱和剩余的帛一起退还，就在座位上退还了。荥阳公担任单州知州，凡是每月所用的杂物，都写在库门上，购买民间的从未超过这个数目，百姓都心悦诚服。关沼止叔抓获盗贼，按法应当改官，他说：“不拿人命换取官职”，最终不接受赏赐，可以说是清廉了。然而恐怕不是通达的道理，或者当时所抓获的盗贼有罪轻法重的情况，止叔不忍心因此接受赏赐。

做官收取佣钱、船家钱之类，大多制定定额，而超过定额收取价值，所得到的极其微小，所丧失的却很多。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也是自己分外的东西。

做官的人，前辈大多不敢向上级请求推荐文书，只是尽心职事，以此来求得被了解。内心真诚尽职，请求即使不中，也不远了。没有先学习养育孩子而后出嫁的。做官遇到事情，以此作为心态，很少有不成功的。

畏惧避开文法固然是常情，然而世人自私的人，常常因为文法难以承担，委托给别人，却不知道别人的自私，也如同自己的自私一样。用这种方式处理事情，怎么能成功呢？怎么能得到后福呢？怎么能使子孙昌盛呢？做官处理事情要合乎人情，忠恕之道离正道不远，观察自己就能得到，没有舍弃这两个字而能成功的。曾经有人担任郡守，邀请一位术士同住书室，后来术士用公事求他，大怒斥责他下去，最终导致杖背，编管安置。此人已经违背道义，既然与他熟识，用公事求他，也是人之常情。不听从他就够了，而治理他如此严厉，几乎像是灭绝人理。

曾经说仁人所处的环境，能使虎狼变得像人一样，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伤庄稼之类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会使人变得像虎狼一样，凡是像这类的事情，以及告发中伤，诽谤别人想要置于死地，就是这样。

唐充之，是广仁的贤者。深受陈、邹两位公的赏识。大观、政和年间，在苏州做官。朱氏正兴盛，充之多次讥刺他们。朱氏深以为怨，罗织罪名。刘器之认为充之做好事想要被人知道，所以不免自异以致祸患，不是明智之人保全自身的做法。

做官的大要，正直不触犯祸患，和谐不损害道义，在于人详细斟酌罢了。然而求合乎道理，本非

译私心是专门为了自己。

在官位上处理事务，务必追求真实。如果涂改文书，追改日期，重新更换印鉴，万一败露，获罪反而更重，这也不是培养诚心、侍奉君主而不欺骗的道理。

百种奸诈虚伪，不如一个“实”字；反复无常、变化欺诈，不如慎重开始；防备他人、引起众人猜疑，不如自我谨慎；智谋算计周密，不如减少事务。

不可改变的道理是：事情有应当死却不敢死的，其耻辱比死更严重，后来也难免一死；应当离去却不去的，其灾祸比离去更严重，后来也未必能得到安宁。世人到了这种地步，大多迷惑混乱、失去常态，都是不知道轻重与义理的区别。

这个道理如果不平时熟读讲解，遇到事情时一定不能自立，不可不预先思考。古代想要委身侍奉他人的人，他们的父兄日夜先拿这些道理教导他们。中等才能以下的人，难道是在遇到事情时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吗？

教导有素，内心就安定，这就是所说的有所涵养。

译“忍”这一件事，是通向各种妙理的门径。在担任官职处理事务时，这尤其是最先要务。如果能在清廉、谨慎、勤勉之外，再践行一个“忍”字，什么事办不成呢？《尚书》说：“必须有忍耐力，才能有所成就。”这是处理事务的根本。谚语说：“能忍耐事情，就能抵御灾祸。”杜甫的诗说：“忍耐过后，事情令人欣喜。”这些都切合事理，是世间的根本大法，并非空话。王沂公常说：“吃得下三斗浓醋，才能做宰相。”这是说能够忍受得住事情。

刘器之在建中、崇宁初年，任潞州知州。上级监察官员持观望态度，治理州中事务，无论大小都详细考察，但最终也没有发现丝毫过错。即使是过往的驿站凭证，也没有违法给予的。上级监察官员也赞叹佩服。后来他居住在南京，有府尹索取兵官的白直（役夫）磨洗，其他寓居的人没有不借给禁军的，唯独刘器之不曾借给一人。他的防范谨慎到了这种地步。

老朋友龚节亨彦承曾经对我说：“后辈做官，如果下属没有乞讨钱财物品的地方，这个职位就可以做；如果有乞讨钱财物品的地方，这个职位就不可以做。这是说在有乞讨钱财物品的地方，人多会为了利益陷害主人，或者导致嫌疑。”

前辈曾说：“公罪不可没有，私罪不可有。”这也是重要的言论。私罪固然不可有，如果没有公罪，那就是自我保全太过，没有担当事务的意思。

范忠宣公镇守西京时，曾经告诫下属官员收受租税，不要搞“两头探”。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范公说：“你问得好，也不要让百姓探听官员等候收受租税的时间，官员也不要探听缴纳者多少然后才入场，这就叫两头探。”只要自己尽早入场，等待百姓的日子，自然就没有百姓拖延滞留的弊端。

政经【真德秀】

《康诰》中，周武王说：“唉！小儿子封，要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要恭敬啊！天命畏惧并辅助诚信，民情大体可以看清。小人难以保全，去尽你的心，不要安于喜好安逸享乐，这样才能治理百姓。我听说：怨恨不在于大小，恩惠不在于是否施予，努力不在于是否勤勉。”

又说：“像保护婴儿一样保护百姓，百姓才能安康治理。”

又说：“对于疑难案件，反复思考五六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明察疑难案件。”

《周官》中，周武王说：“唉！凡是我有官位的君子，要敬重你所担任的职务，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出就要执行，不要反复无常。用公心防范私欲，百姓才会真心归附。学习古人的道理再入仕做官，议论事情依据法度，政事才不会迷惑。你们的常法，要作为榜样。不要用巧言扰乱你的官职，蓄积疑虑败坏谋略，怠慢疏忽荒废政事。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防范，才不会有后来的艰难。地位不期望骄傲，俸禄不期望奢侈。防范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你的虚伪。做德行，内心安逸日益美好；做虚伪，内心劳苦日益拙劣。身处尊宠要想到危险，没有不畏惧的。不畏惧就会陷入危险。推举贤能，让位给有才能的人，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事就会繁杂，举荐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只有你的能力相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是你不能胜任。”

《君陈》中，周武王说：“君陈，只有你具备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对兄弟孝顺友爱，能够施行政治，命令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

又说：“你是风，百姓是草。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有废除的有兴起的，出入都出自你的表率。如果众言相同，就加以推演。”

又说：“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苛刻，要有制度，从容和谐。”又说：“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愤恨疾恶，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力，才能有所成就；有包容心，德行才能广大。考察他们的修养，也考察他们不修养的地方；进用善良的人，来率领那些不善良的人。百姓生活丰厚，随着外物会有变迁，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他们的喜好。你能够敬重典章，在于德行，那时就没有不变的，确实能上升到伟大的道途。”

《君牙》中，“你自身能正直，没有人敢不正直；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你的中正。”夏天暑热多雨，小民只说怨恨叹息；冬天严寒，小民也只说怨恨叹息。这真是艰难啊！想到他们的艰难，来谋划他们的安逸，百姓才能安宁。

《吕刑》中，周穆王说：“唉！来吧，有国君有土地的诸侯，告诉你们祥善的刑罚。现在你们如何安顿百姓？选择什么人不是关键？敬重什么不是刑罚？衡量什么不是及时？诉讼双方都到齐，法官听取五种供词。五种供词简验可信，就正于五种刑罚。五种刑罚不能简验，就正于五种罚金。五种罚金不服，就正于五种过失。五种过失的弊端，只有官位、报复、内情、贿赂、请托。他们的罪行相等，要审慎明察。五种刑罚有疑问就赦免，五种罚金有疑问就赦免，要审慎明察。简验可信于众人，只有外貌有稽查，不简验就不听信。具备威严的天威。”

又说：“惩罚惩戒不是死刑，人极至于病苦，不是巧言断案，只有良善断案，无不中正，观察供词的差异，不盲从只顺从，哀怜恭敬断案，明察开启刑书，共同占卜大多，中正其刑罚，其罚金要审慎，明察它。”

又说：“狱讼中的财物不是宝物，只有府库中的罪功，回报以各种过失。”

周公说：“不简略不平易，百姓不能亲近；平易亲近百姓，百姓必定归附。”《易经》说：“山下有火，贲卦；君子以此明察众政，不敢断案。”

山上有火，旅卦；君子以此明察慎用刑罚，而不滞留案件。

雷电都来到，丰卦；君子以此断案致刑。

泽上有风，中孚卦。君子以此议论案件延缓死刑。

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敬慎行事而守信，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时节。”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百姓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引导，用礼教整齐，百姓有羞耻心而且归服。”

哀公问：“怎么做百姓才会服从？”孔子回答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举用邪曲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从。”

译季康子问道：“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勤勉努力，该怎么做呢？”孔子说：“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忠诚；提拔善良的人并教育能力不足的人，他们就会勤勉努力。”

译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面朝南坐（治理国家）。”仲弓问起子桑伯子。孔子说：“他这个人不错，办事简约。”仲弓说：“内心严肃恭敬，办事简约，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内心简约，办事也简约，岂不是过于简约了吗？”孔子说：“冉雍的话对。”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这三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这两者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百姓对统治者没有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

孔子说：“只凭单方面的供词就能判决案件的，大概是仲由吧？”子路没有拖延不兑现的承诺。

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懈怠，执行政令要忠诚。”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您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

季康子忧虑盗贼，向孔子问策。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利，即使奖励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定倒伏。”

子路问政，孔子说：“走在百姓前面，让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再多说一些，孔子说：“不要懈怠。”仲弓担任季氏的家宰，问政，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官吏，赦免小过错，提拔贤才。”仲弓说：“怎样知道贤才而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们吗？”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求学习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后，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呀！在上位的人崇尚礼，百姓就没有敢不恭敬的；在上位的人崇尚义，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在上位的人崇尚信，百姓就没有敢不竭尽诚意的。如果这样，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哪里用得着种庄稼呢？”

孔子说：“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百姓也会去做；自身行为不端正，虽然下了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端正自身，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叶公问政，孔子说：“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

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问政。孔子说：“不要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追求速度就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崇尚礼，百姓就容易驱使。”

孔子说：“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不足以保持它，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足以保持它，如果不以庄重的态度来面对它，百姓就不会尊敬。智慧足以得到它，仁德足以保持它，以庄重的态度来面对它，如果不用礼来行动，也不算完善。”

孔子到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说您说过：‘君子学习了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了道就容易驱使。’”孔子说：“各位学生，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品德，就是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恭敬就不会受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诚信就能被人任用，勤敏就能有功绩，慈惠就能足以驱使别人。”

孟氏派阳肤做狱官，阳肤向曾子问策。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你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他们，不要高兴。”

子张向孔子问：“怎样才可以从政呢？”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说：“什么叫五种美德？”孔子说：“君子施惠于民却不耗费，役使百姓却不招怨，有欲望却不贪婪，安泰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子张说：“什么叫施惠于民却不耗费？”孔子说：“顺着百姓所利的地方去利导他们，这不就是施惠而不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候去役使他们，又有谁会怨恨？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怎么会贪婪？君子不分人多人少，不分势力大小，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衣帽，庄重神态，庄严的样子使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子张说：“什么叫四种恶政？”孔子说：“不教育就杀戮，叫做虐；不警告就要求成功，叫做暴；命令松懈却突然限期，叫做贼；同样给人东西，在出纳时吝啬，叫做有司（像小吏一样吝啬）。”

宽厚就能得到众人，诚信就能被百姓任用，勤敏就能有功绩，公正就能使百姓喜悦。

《大学》中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没有实情的人不能尽情狡辩，大大畏惧百姓的心志，这就叫做知道根本。

《康诰》说：“就像保护婴儿一样，诚心诚意地去探求，即使没有猜中，也不会相差太远。”

《诗经》说：“快乐啊君子，你是百姓的父母。百姓所喜爱的，你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你也厌恶。”这就叫做百姓的父母。

《王制》说：凡是制定五种刑罚，一定要依据天理。刑罚要与罪行相称。凡是审理五种刑罚的案件，一定要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以此权衡心意，评定轻重的次序，谨慎测量深浅的程度，以此来区别。竭尽聪明，尽忠爱之心，以此来穷尽案情。疑难的案件广泛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怀疑就赦免，一定要考察大小案件的类比，以此来完成判决。

子产治理郑国的政事，用自己的车渡人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说：“这是小惠而不懂得治理政事。每年十一月，”

译供人徒行的桥修好了；十二月，供车马通行的桥也修好了。百姓并没有因为渡河而受苦。君子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出行时让人清道回避就可以了。哪里能一个个地背人过河呢？仅有善良的心意不足以治理好政事，仅有法令制度也不能自动施行。

译孟子说：“仁爱的言辞不如仁爱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令不如良好的教化能赢得民心。良好的政令能获取民财，良好的教化能赢得民心。”

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一样小心谨慎。

《说郛》卷七十上

<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说郛》>

钦定四库全书

《说郛》卷七十下，元朝陶宗仪撰《忠经》【马融注】

天地神明章第一

从前在天下大治的时候，上下同心同德，以此感应上天的福佑，这就是忠的道理。上天所覆盖的，大地所承载的，人类所践行的，没有比忠更大的了。忠，就是中正，极致的公正而没有私心。上天没有私心，四季才能运行；大地没有私心，万物才能生长；人没有私心，才能通达而守正。所谓忠，就是专一其心的意思。治理国家的根本，哪有不由忠道而来的呢？忠能够稳固君臣关系，安定国家，感动天地，震动神明，何况对人呢？忠道兴起于自身，显现在家庭，成就于国家，其践行是一致的。因此，专一于自身，是忠的开始；专一于家庭，是忠的中间；专一于国家，是忠的终结。自身专一，各种福禄就会到来；家庭专一，六亲就会和睦；国家专一，万民就会治理有序。《尚书》说：“惟精惟一，真诚地执守中正。”

圣君章第二

圣明的君主以圣德监察万国，从下到上，各有尊卑。所以王者对上侍奉天，对下侍奉地，在中侍奉宗庙，以此来统治百姓，百姓就会被他感化。天下人都尽忠来侍奉君主，因此君主兢兢业业，戒慎恐惧，每天增加自己的明智。选拔贤能的人做官，广泛推行大的教化，恩惠长久，百姓都怀念他。所以皇上的谋略宏大，施行于四方，传扬于后代，以此保全国家，以此光耀祖先。这就是圣君的忠道。《诗经》说：“恭敬地侍奉上帝，就会招来许多福泽。”

冢臣章第三

做臣子侍奉君主，是忠的根本。根本确立了，然后教化才能成功。冢臣对于君主，可以说是一体的。下级服从上级，上级信任下级，所以能够成就忠道。所谓忠，难道仅仅是侍奉君主而忘记自身，为国事而忘记家庭，神色庄重、言辞正直，面临危难而死守节义就完了吗？关键在于深谋远虑，暗中运作，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宁，任用贤能来治理，端庄静坐而自然感化，使君主拥有像天地那样宏大、像日月那样光明、像阴阳那样和谐、像四季那样守信的德行。圣德洋溢，颂歌兴起。《尚书》说：“元首明智啊，股肱良善啊，万事康泰啊。”

百工章第四

国家建立，百官依靠才能，坚守职位、谨守常规，并不是忠道的全部。所以君子侍奉君主，入朝就献出谋略，出朝就推行政令，居处时思考治国之道，行动时有礼仪，秉持职责不偏私，谈论政事无所畏惧。如果对社稷有利，就不顾惜自身，上下同心成功。所以彰显君主的德行，这是百官的忠道。《诗经》说：“恭敬地守好你的职位，喜好正直。”

守宰章第五

在官位上要明智，处理事务要公平，立身要清廉。清廉就没有私欲，公平就不偏曲，明智能纠正风俗。这三者具备了，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君子尽忠，能够推行他的政令，而没有治理不好的，未曾听说过。百姓没有不想安定的，君子顺应他们使他们安定；没有不想富足的，君子教导他们使他们富足。用仁义来厚待他们，以巩固他们的心；用礼乐来引导他们，以调和他们的气质。宣扬君主的德行以扩大教化，明确国家法律以至于不用刑罚。看待君主派来的人如同看待自己的儿子，那么百姓就会爱戴他如同爱戴自己的亲人。这是守宰的忠道。《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

兆人章第六

天地安泰，是君主的德行。君主的德行昭明，那么阴阳风雨就会和谐，百姓依靠它而生存。因此恭敬地承奉君主的法度，在家中践行孝悌，勤勉于农耕来供给王室的赋税，这是兆民（百姓）的忠道。《尚书》说：“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政理章第七

用德行来教化，是治理的上策。那么百姓每天向善，而自己不知道。用政令来施治，是治理的中策。那么百姓不得不做善事。用刑罚来惩戒，是治理的下策。那么百姓畏惧而不敢作恶。刑罚在于省减，而中策的政令在于简练而能行。德行在于广博而长久。德行，是治理的根本。依靠政令而没有德行，就浅薄。依靠刑罚而没有德行，就残暴。所以君子致力于德行，修明政令，谨慎使用刑罚。巩固忠道以明确信用，实行起来毫不懈怠。哪有治理不好的人呢？《诗经》说：“施政宽和，百禄汇聚。”

武备章第八

王者建立武备以威震四方，安定万民。淳厚的德行遍布天下，戎狄归顺，统领军队的将领，用仁爱来安抚他们，用义理来激励他们，用礼仪来训练他们，用信用来执行命令，用奖赏来鼓励他们，用刑罚来严明纪律。实行这六者，叫做有利。所以军队能尽心竭力，献出生命。因此进攻就能攻克，防守就能稳固，这是武备的道理。《诗经》说：“雄壮的武夫，是公侯的盾牌。”

观风章第九

只有臣子奉天子的命令，出使四方，以观察风俗、听取意见。听不能不聪慧，看不能不明察。聪慧就能审察事务，明察就能辨别事理。事理辨别清楚就是忠，事务审察明白就是分明。君子去除私心，端正神色，不损害事理而伤害事物，不畏惧权势而举荐人才。只与善者同行，只除恶者。以此晋升，就有成就；以此贬黜，就没有怨恨。像这样，天下就敬重职守，万国就安宁。《诗经》说：“驾车奔驰，到处咨询。”

保孝行章第十

只有孝道，必定以忠为贵。忠道如果不能实行，所率领的也不是正道。因此忠道不能达到，就会失去操守。不仅危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