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郛卷八上

译这是毁灭败坏它的。福，就是完备。完备，是百事顺遂的名称。人只要起居饮食，每天顺应常道，没有比这更大的福分了。愚昧的人不领悟这就是福，却只羡慕荣华利禄，不知道荣华利禄是身外之物，难道可以长久吗？

译饮食啄食都是前世注定的，不必强求。任凭眼前所有，内心就自然安适；若贪求珍奇异物而得不到，内心就会感到缺憾。由此理推而广之，无论贵贱、顺境逆境，都能在任何境遇中自得其乐。

顺从正道则吉，违背正道则凶，如同影随形、响随声一样必然。世上固然有多作恶逆之事却未遭灾祸的人，为什么呢？天道显明，法网疏漏却难逃，就像雨水浸渍墙壁，人们起初并未察觉，等到雨停时墙壁就坍塌了。

士人若能减少欲望，安于清贫淡泊，不被富贵所迷惑，那么他看待外物就会很轻，自然进退都能合乎正道。

人情害怕拘束检点，而喜欢放纵。起初放纵情感所安适之处，似乎没有害处。但如果修身不勤勉，威仪不约束，就会不知不觉流入小人的行列，这难道不可怕吗？学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制约情感安于放纵的倾向。

君子安守本分，保持恬淡，凡是外来的事物，都不放在心上。得到了，就像本来就有；没得到，本来就不是我的。欣喜和悲伤都不加于身，丰裕时不见其有余，有什么可羡慕的？贫乏时不知其为缺乏，有什么可缺憾的？义理先确立在我心中，所以人的私欲不能拖累我。

看重名誉，畏惧讥讽毁谤，这是自爱；忘记检点约束，放纵偷闲懒惰，这是自暴自弃。自爱的人，是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引导他向善；自暴自弃的人，就是下等百姓了，不值得与他共谋大事。

懂得学习，身处贫困就不会怨恨；学习深入于道，就能安于贫困并感到快乐。普通人贫困就会怨恨，小人贫困就会作乱。

学问有成，德行尊贵，优越地进入圣贤境界的，是上达；农夫、工匠、商人，各自跟随自己的职业来实现志向的，是下达。孔子论述上达、下达，大概是将学者与平民并列而言。至于那些作恶、不义的小人，他们只有败乱罢了，怎么能通达呢？

名声是实质的附属品。实质有美有恶，名声也随之而定。所以过分赞美就是赞誉，过分贬低就是毁谤。因此古代没有毁誉，这就是所谓的直道而行。

有过错能改正的，是上等的人，是圣人；有过错不重复犯的，是次一等的人，接近圣人了；有过错知道抑制悔改的，又次一等，也可以算是贤人了。比这更差的，就有掩饰过错并坚持错误的人了。子夏说：“想要做坏事却一定要找借口。”所以说：“我没见过能发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这是我们的孔子所感叹的。

想成为君子，不积累善行，是不能达到的。一个念头私邪，一件事悖逆，立刻就会显现出小人的面目。所以说：终身行善也不嫌多，一旦作恶就有余罪。常情处于顺境就安逸，遇到猜疑阻碍就恐惧，恐惧就知道防备，安逸就毫无戒备，所以悔恨多产生于念头和思虑之中。不加检点就行动，必定要约束整饬，才可以保证没有灾祸。君子偶尔被小人所困，如果自我反省无愧怍，对我有什么损害呢？又怎么知道这不是增进德行的助力呢？

应世

富家子弟因谋求官职，耗尽家财贿赂官吏以获取财物，最终失去官职。起初都源于对没有的东西感到缺憾，最终却丧失了所有。各自消除贪心，安分守节，哪会有剥夺俸禄、败坏家业的事呢？

士人有宽裕的义财，应当怜悯穷困匮乏的人。然而谁能普遍地爱他们呢？对骨肉亲人要论及服制亲疏，对亲戚朋友要计算情义厚薄，依次施与。如果力量达不到，也不要勉强。

酒用于馈赠、祭祀、宴集，以完成礼仪。如果经常饮酒，就是商朝刑法所警示的；沉湎于酒，就是周朝诰命所告诫的。何况做官一定有职业责任，居家也有应酬，无故天天饮酒，就会精神昏沉、思绪混乱，怎么能保证不出现差错谬误呢？君子对酒有节制。只有宾客宴饮时才在白天进行，其余时候非到点烛之后不举杯。

乘船过江的人对神灵非常恭敬，言行稍有亵渎，就会立刻出现狂风怒涛。这确实存在，愚昧的俗人大概是迫于形势罢了。君子在暗室中也不欺瞒，处在平地上，难道可以放纵吗？

凡是与人相处，上面有权势地位的人临督，只有以恕道存心，才能容纳下属。所以行动之前必先咳嗽示意，走远路则有前导，闲坐时不要隔着帘子窥视，也不要隔墙偷听。因此君子不揭发别人的隐私，不掩盖别人做不到的事。

没有仆役驾车，就无法侍奉君子。平时应当用恩情抚慰关怀他们，而不能对他们摆脸色、说重话。微小的过错不要追问，懒惰懈怠必须警示。大不忠就斥退疏远，这样就可以没有后患。女主人养育婢女，获得的道理也是如此。

富贵利达，是人们所追求的。然而出仕与隐居、去留的不同取向，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大概君子必定审察事理的是非，而小人只计较事情的利害。审察是非，那么虞人虽然地位低贱，不召唤也不前往；计较利害，那么只要能得到猎物，即使违背常理也要去做。

上天生人，随着禀赋给予福禄。蚕刚蠕动时桑树先发芽，婴儿刚脱离胞衣时乳汁已生成。如同形影、声响应和一样符合，是谁主宰的呢？那些匆忙追求财利，唯恐赶不上的人，难道不是误用了心思吗？

人事尽力而听任天理，就像耕种有常规的勤劳，丰收歉收却不可必定。不先尽人事的，是舍弃田地而不耕耘；不安于静听天命的，是拔苗助长。孔子进以礼，退以义，不是尽人事吗？得到或得不到，说是有命，不是听天理吗？

君子侍奉上级，必定忠诚恭敬；对待下属，必定谦和。小人侍奉上级，必定谄媚讨好；对待下属，必定傲慢忽视。谄媚上级而忽视下属，小人没有常心，所以君子厌恶他们。

齐国人争着与右师说话，是谄媚他的权势，因为他能让自己富贵。孟子唯独不与他说话，知道真正的尊贵在于自己，不甘心向小人屈服。去留有道义，穷达有命运，富贵在于自身，难道权幸所能独占的吗？

在仕途上

译对待上级长官如同严师，对待同僚如同敬畏的朋友，看待办事吏员如同仆役，安抚善良百姓如同对待子弟，那么无论到哪里都在学习。居家的人，侍奉父母如同侍奉君主，尊敬长辈如同尊敬上级，对待兄弟和亲戚宾客如同对待同僚，慈爱年幼者，体恤从事耕种劳役的人如同体恤百姓，驾驭奔走听命的人如同驾驭吏卒，但稍微宽厚一些，这也算是治理政事了。世俗之人爱护自己，竟然不如爱护子女那样深切。送子女入学，一定用勤奋来激励他们；教导子女修身，一定引导他们成为君子。等到考察他们自己的行为，却因循苟且、懈怠松弛，很少能自我奋发，用心思虑，甘心做小人而不以此为病，这难道不是糊涂吗？如果有人能够像为子女谋划那样为自己谋划，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译明道

道统的传承，自尧舜开始。《尚书》虽然记载了“精一”传心的内容，但“学”的名称尚未显著。至于“学聚问辨”，大概是孔子赞《易》时的言辞；至于三代四代，只是其师承出自记录礼制者的言论罢了。尧向君畴等人学习，也见于荀子的记述。在六经中此前未曾听闻。阐明“典学”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从《说命》开始的。到了成王之后，才发扬光大，体现在诗人的颂歌之中。由此推论，傅说对于名教的功劳，是巨大的。

舜命令契推行五教。《泰誓》列举了受宠狎侮的情况。五常之道，这在经典中是有记载的，然而起初并没有列出这五项的具体名目，这是为什么呢？所谓的仁、义、礼、智、信，是孔子门下传授教义时，因为弟子询问，便随问随答，也未曾将这五项合在一起谈论。直到汉代儒者，才明确指称为“五常”。史家将其与五行相协调，向上配五星，向下配五事。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但对照事理是恰当的，衡量数理也是吻合的，大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非强行附会。

孔子论述少年、壮年、老年应当戒除的三件事，是针对求学者的血气之戒，但从未谈论过“养气”。养气的学说，实际上始于孟子。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谈论养气呢？回答说：孔子说“上天赋予我德行，这文化就在我这里”，他高明广大，浑然天成，看待持守修养的功夫显得粗浅了。这就是所说的“诚”，是天之道。至于孟子，则必须善于培养而不加损害，这就是所说的“思诚”，是人之道。充实孟子的养气功夫，尚且说“威武不能使之屈服”，那么匡人和宋国的司马，又能把孔子怎么样呢？只是多见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罢了。

孔子回答仲弓、子桑伯子的问题，听到子游唱歌的声音而微笑，都是微微开启端绪来示意他们。居敬而行简，学道则爱人，一定要等这两人自己陈述，然后孔子才推进说：“雍的话对，偃的话也是对的。”起初，孔子难道有隐瞒吗？回答说：“启发而不通达，就是举出一个角，使得他们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颜回整天不违背孔子的教诲，既然内心通达、默然识记了，还一定要退后反省自己的私意，然后孔子才称赞他也足以发挥，这不就是所谓的循序渐进、善于诱导吗？至于达到如愚的境界，那就不是这两个人所能企及的了。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我有智慧吗？没有智慧。”孟子说：“我善于分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我不陈述尧舜之道，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君王了。”孔子常常自我贬抑，孟子常常夸大其词，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是斯文的宗主，所以道洪德博，像沧海泰山，无所不容；孟子想要救济百姓，所以行为峻急、言语严厉，像拯救溺水、扑灭火灾，来不及退让谦逊。圣贤的度量本来不同，所遭遇的时势又各异，自然不能强行相同。”

孔子品评诸弟子，都是因为询问“仁”而引发的。可以让治理千乘之赋，寻求可以治理千室之邑的人。公西赤可以让与宾客交谈。这三个人都是卿大夫之才。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那么就把侯国的重任托付给雍了。一天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天下就会归向仁。这与颜渊相比如何呢？后来问如何治理国家，唯独把四代的礼乐许给颜渊。其次是雍，那么就可以让他南面称王。至于像仲由、冉求这类人，仅仅列入政事科罢了。权衡确实公允，难道会有丝毫的差错吗？

一贯之道的防备，曾子领会了其要领，说是忠恕罢了。等到子思得到其传承，他论述“诚”，极致到可以赞颂天地的化育。孟子继承了他，他论述养气，大到以至于充满天地之间。圣门讲学，原本雍容和顺、唯唯诺诺罢了，到了子思、孟轲却如此夸大，为什么呢？回答说：圣道本来平坦平易，孔子如同一人在上，不言而信，众弟子如同百官互相为师，温和而和顺。子思、孟轲出自圣门，如同恭敬地执行王命，建立诸侯、树立屏障以护卫王室，八鸾四牡的盛况，威仪庄严，不再是内朝那种简略平易了。根本深厚而枝叶果实繁茂，不也是应该的吗？

孔子对于阳货，趁他不在家时去见他。不想做官却答应做官，圣人的言行应当这样吗？这是对待小人的权变。如果不能保全自身远离祸害，而直接落入恶人的陷阱，那怎么能称为孔子呢？

世间不曾没有贤人。您没看见，因为旧有的绩效，不能在当世显达。士人也不曾没有被遗漏的，因为没有遇到圣贤，所以名声事迹也不在后世显著。微生亩、楚接舆以及晨门、荷蒉、耦耕、荷蓧这些人，虽然议论趋向不符合中道，然而生不逢时，能够收敛怀抱、实现志向，难道不是远远胜过那些同流合污以自辱的人吗？不幸没有遇到明君，不能凭借自己的长处展现自己。又幸运地遇到了我们的孔子，还能够凭借自己的怀抱表白自己。

孔子不为卫君做事，冉有何必怀疑？子贡又何必等待询问呢？孔门诸弟子，直率情感没有隐瞒，实在有疑惑，既然心中不安，子赐未能决断，也不敢臆测回答。等到听到孔子“伯夷、叔齐得到仁，有什么怨恨”的论述，不仅这两个人的疑惑消除了，然后世即使愚钝的人，也不等待诏令训诫就自然没有疑惑了。儒者对待异端，比对待敌人还要严厉，唯恐他们得以暗中窥视、斜眼观察。如果他们回心转意趋向正道，也想要招揽接纳他们。比如逃离杨墨而愿意回归儒家，孟子说：“回来就接受他们”，这难道不是招降纳款，开启他们自新的道路吗？杨墨危害大道，孟子辟斥他们。在孔子时代，难道没有邪说偏行吗？没听说有辟斥他们的，为什么呢

译有人问：圣人对待异端邪说，就像中原地区看待荆蛮、人类看待禽兽一样。当世道太平、教化推行时，远近各地都会顺从归服。圣人深居简出，即使有凶猛的禽兽，又能把人怎么样呢？孔子不过说：“钻研异端邪说，这是有害的。”子夏说“小道难以致远，恐怕会陷入困境罢了”，将异端置于谈笑之间（淡然处之），而孟子却极力排斥、猛烈抨击，虽然说是出于不得已，但也是言辞过多而力气白费了。

译七十位弟子在圣人门下，都足以共同学习，但未必都能达到道的境界。子路、冉求、子贡、子张等人，可以引导他们达到道，但还不足以让他们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只有颜回一人罢了。那么，可以通权达变吗？回答说：大概差不多吧，只是距离完全通达还差一点罢了。选择了中庸之道，却未能达到随时中节的地步。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却未能达到安于仁德的境界。曾子怎么样呢？在一声“唯”的应答间领悟了道，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终身保持警惕戒惧，这也差不多算是坚守道了。

孔子雅正地讲习的，不过是《诗》《书》和礼罢了。孔子用四项内容教导学生：文献、德行、忠诚、诚信罢了。圣人的道理可以说是简单平易，但冉求却自叹力量不足。子贡说：“就像天不能通过阶梯攀登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谁能出门不经过门户呢？为什么没有人走这条道路呢？即使是普通人的愚钝，也可以用来了解天道，还需要说什么呢？四季运行，万物生长。难怪求学的人望着大道却觉得难以企及。

莅官

治理政事，宽厚与严厉哪一种更值得推崇？回答说：张扬严厉的名声，实行宽厚的实质。政令有纲领，法令有信用，使百姓望风肃然敬畏的，是名声；刑罚从轻，赋税微薄，使百姓安静自在的，是实质。如果开始时玩忽松懈、招致轻侮，最终刑罚不足以惩治奸邪，即使想要实行爱人利物的志向，我知道也是做不到的。

凡是处理事务的初期，不可凭自己的意见来设立规章条例。即使曾经有所继承，也恐怕换个地方就不适合当地的风俗了。如果人情抵触，却固执推行，最终必然像生病一样格格不入。如果难以推行而中途改变，后来的命令人们就不会相信了。所以初期的政令不如沿袭旧制，如果实行起来适宜，何必非要改变呢？如果某些细节不便，仔细考察后慢慢更改。人们只看到上下相安无事，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不也很好吗？所以君子观察风俗来施行教化，考察过失后设立防范。

官职的高低，应当安于道义和命运。从守门打更的小吏以上，如果能各司其职，思考职务中的忧患，即使没有显赫的功绩，也可以问心无愧，不辜负国家。如果苟且行事以求侥幸晋升，这欺骗了谁呢？

处于下位，要求符合上级的期望，防备就要在处理事务时不拘泥于早晚。但是必须等众官吏都到齐，这样观察听取意见就没有疑虑。如果有官吏独自抱着文书进来，我固然不会为了他的私请而曲意顺从。万一小人巧设阴谋，表面上假装公正以谋取私利，那么瓜田李下的嫌疑怎么能自我澄清呢？这是不可不防备的。

做官行动必须自我防范，凡是家中器用服饰所需，应当一律从当地购买，不得已时，柴米蔬菜等常用物品，在官府下属市场购买，也必须交付明确的款项，账目清楚，价格公平，物品不苛求挑剔，大概可以免于后悔和羞辱。

弊政有应当革除的，必须审慎考察其源流。如果改革后对公私都有利，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如果行动带来的利益少而害处多，不如保持静止吉祥。

做事而人情都顺从，这是上策。如果不得已，利益无法十全十美，那么宁愿委屈自己以求取利益吗？不要给人带来害处，而只求自己便利。

法律显示防范界限，并非一定要全部任用职官来监督，哪里在于逞威风？只要使条令教化明确，就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我谨慎地不扰乱百姓，让他们耕种饮食，彼此两相忘记。

太守说：“牧民，令说：‘养育百姓，只有公平地生育养育，取义尤其切近。’大概寻求牧草和饲料，不过是让牲畜吃饱舒适而不散失罢了。凡是哺乳婴儿有所喜好厌恶，不能自己表达，所以观察他们的病痛痒处，按时满足他们的饥饱，不违背他们的意愿，这是负责哺乳者的责任。如果像保护婴儿一样，所以县令对于百姓最为亲近。”

近世治理百姓的人，常常树立抑制强权、扶持弱者的论点，往往所做的事多有偏颇，难免让富豪有借口逃避惩罚。强弱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本来就有资财丰厚却谨慎畏惧的人，也有倚仗贫穷而无赖的人。应当搁置强弱而讨论曲直，直的伸张，曲的挫败。一旦符合情理，谁不服气呢？如果在位者律己不严，而被强有力者所挟持，那么政令无法推行，谁来承担罪责呢？君子做官任职，不计较难易，而立志一定要做成，所以行动就能成功；小人苟且求禄营私，选择对自己便利的，而多所回避，所以做事必然失败。仲弓问政，孔子告诉他举荐贤才。子游做武城宰，刚询问他是否得到人才，就立刻用澹台灭明来回答。县宰是低微的官职，并非得志，但圣人门下的教导，一定让他以举荐贤才为先。子游在闲暇时，已经在熟察访中得到了人才。后世有位高权重却遮蔽贤才不让他们任职的人，怎么能逃避窃取职位的讥讽呢？

原治

帝王用道来安抚百姓，他的治理浑然一体而无法命名，所以百姓安于其中而习惯于相互遗忘。王者用仁来抚慰百姓，他的治理至公无私，所以百姓爱戴他而上下相乐。霸者用法来整齐百姓，他的治理假借公义来行私欲，所以百姓畏惧而相互制约，不敢违抗。强国用威势胁迫百姓，他的治理无往不是私欲，所以百姓怨恨而容易相互率领作乱。仅存的诸侯国，残害百姓以自养，不再有政治了，所以君民相互危惧寄托，惶恐不安，早上不能谋划晚上。

周朝的士人尊贵而放纵，秦朝的士人拘谨且卑贱。士人生在秦朝，是士人的不幸。但对于秦朝来说，有什么好处呢？由此知道皋陶、后稷、契知道效忠嘉美，是理所当然的。到了夏商末年，难道也是他们所愿意遇到的吗？

君主建立政事，谋划事情追求永久，就应当参考众人的意见，这叫作共同谋划。智谋策略完全通达，就应当选择正确的听从，这叫作独自防范。如果事情必须出于自己而不加以咨询访求，这是刚愎自用，能叫作独自防范吗？

译如果只凭一己之私意行事，格局就会狭小，这是做君主的人最大的警戒。

君臣共同谋划，各自凭借内心相契合而深入。汉文帝天性仁厚，听到张释之这位长者的言论而喜悦；汉景帝资质禀赋不如文帝，所以晁错权术谋略的学说得以迎合他。因此，用道德教化百姓，能够成就刑法搁置不用的太平风气；用智谋驾驭事物，却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一句话契合治理国家的根本，对于区分（君主与臣下的界限）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译君子侍奉君主，应当弥补君主的缺失，并救助君主所不及之处。汉武帝喜好大规模行动以建立功业，正处在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时候，而公孙弘担任丞相，竟然以君主担心不够宏大宽广为说辞。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迎合君主的恶行”吧？

君主用至诚之心治理天下，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虚伪。虚伪的念头萌生于内心，就会表现在政事上，有无法掩盖的地方。就像疾病发作于内心，而脉象已经显现；饮酒尚未醉，而脸色已经显露。真是令人畏惧啊！

君主的心，不可以有所偏颇。汉武帝初期，单独任用宰相，导致田蚡专横跋扈、擅权妄为。后来，偏听偏信诤臣，导致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私下勾结诸侯，暗中酝酿谗言诬告。所以说：偏听产生奸邪，独任造成混乱。伟大啊，我们宋朝的祖宗，能够容纳正直的言论，培养臣下刚正强劲的气节。朝廷一旦在升降官员上不当，或政令有不便利之处，那么正确的言论就会像车辐聚集到车毂一样纷纷而来，各自效忠，即使面对雷霆般的威严也不回避。汉朝、唐朝，哪里值得谈论这些呢！

有了过错却忌讳直言，正好加重了过错；因为进言就立刻改正，正好彰显了美德。晋灵公在冬天寒冷时役使百姓开凿池塘，这是过错。能够听从宛春的劝谏而停止这项劳役，后世对此有所称道，是因为他能够采纳别人的善言。何况不是晋灵公那样的人，可以忌讳过错而害怕改正吗？

舜采纳别人的善言，咨询四岳，开辟四门，没有什么不询问的。靠近君主身边的人，有不等询问就自己进言的，或许担心他们有所挟持而进言，不能立刻相信，所以一定要考察。这就是所说的喜欢询问并且喜欢考察浅近言论的意思。

天下不能永远太平，有弊端就应当革除。就像人的身体不能永远安康，有疾病就应当治疗。沉溺于安逸享乐而沿袭旧习不加以改革，这是拒绝药物、屏退医生而希望疾病自愈；随意更改制度而急躁地追求速效，这是各种药方都尝试而侥幸希望其中一种有效。

善于保全家庭的人，戒除诉讼；善于保全国家的人，戒除用兵。诉讼不可长久，诉讼长久即使富裕的家庭也必然败落；用兵不可持久，用兵持久即使强大的国家也必然困顿。事理有曲直，主管官员审理它，理屈的一方必然受罚；战争有曲直，上天鉴察确实临视，理屈的一方必然失败。所以安分守己，崇尚谦让平息争端，可以长久保持富裕；整顿防备安定边疆，爱护百姓珍惜费用，可以长久享受太平。

齐国曾经发生饥荒，孟子向齐王进言并为他打开棠邑的粮仓。后来再次发生饥荒，齐国人期望孟子再次进言，孟子却忍心不给予，又请求什么呢？孟子没有进言的责任，而齐王本来没有爱护百姓的诚心，一次请求偶然听从，也觉得像是踩在老虎尾巴上一样危险。那些受命治理百姓的人漠然站立观看，何况不在那个职位上却习惯于多次请求，能不留下捋起袖子指责的讥笑吗？因为孟子急切于救济百姓，尚且不免避开嫌疑，君主如果不能舍弃己见听从别人，就不要期望美好的言论不被埋没了。

在太平盛世进献危言，英明的君主不可以轻易地把它当作过分的计谋。齐威侯不高兴，扁鹊有疾病应当治疗的说法，等到疾病深入，他就望着扁鹊逃走了。谋求治理的人不要忽视啊！思考祸患预先防备的告诫啊！

四方有败坏，当权者忌讳直言，就像婴儿生病，保姆为他遮掩覆盖。所以祸患的苗头刚开始出现，应当杜绝它的萌芽；疾病的症状刚刚形成，应当断绝它的根源。忌讳动乱而不早治理的，危害国家；忌讳疾病而不赶快治疗的，毁灭自身。

评古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冉有和子路一同拜见孔子并询问这件事。孔子没有回答，却单独呼唤冉有来责备他。大概主持这次军事行动的是冉有。冉有因为听到了扶持危局、挽救倾覆的告诫，然后独自陈述靠近费邑应当夺取的说法。孔子怎么预先知道主持这次军事行动的是冉有呢？因为谋划军事的人，先聚集财富。孔子的门徒曾经鸣鼓声讨冉有的罪行了。那么子路不参与谋划吗？回答说：不参与谋划，就不会一同请求了。大概是冉有首先倡导，而子路和声附和。适宜孔子把他们并称为只有才能的臣子。

不仁爱的人，不可以长久处于贫困之中，因为他们喜好勇力而厌恶贫困，容易作乱。那么怎么办呢？王者制定百姓的产业，使他们有固定的职业，就不会长久处于贫困之中了。他们有供养长辈养育晚辈的资财，即使是不仁且勇的人，如果不是被贫困所迫而厌恶，肯舍弃所爱而作乱吗？

孟子不肯枉曲一尺而伸直一寻，等到劝说当时的君主，就常常顺着他们的喜好而进言，为什么呢？功利与仁义，就像水火相反，不趁着他们乐于听闻而委婉地进入，那么正确的言论难以打动他们的听闻。后来对齐王说话，正问到四境治理不好的问题，就立刻环顾左右而谈论其他了。不仁爱的人可以和他谈论吗？齐梁的君主，土地相等德行相当，孟子用仁义防范在他们中间，幸好他们听从采用，那么都可以恩泽百姓。最终却说齐王足以行善，至于梁惠王就用不仁来斥责他，并不是有所偏爱或厌恶。志向最害怕的是自满，只有虚心可以接受别人。梁惠王自夸对国家尽心，而齐宣王还能说自己昏庸不聪明，在这里就决定了取齐弃梁的态度。然而最终没有成功，是天命。孟子也自己感叹上天不想平治天下。

滕文公信服孟子的教导，讲解明白凡是一两次就实行，亲身施之于国家的已经有余，百姓蒙受恩泽还没有完全。而仁心仁闻已经到达四境，贤者闻风而喜悦。许行从楚国前往，陈相从宋国前往，多么迅速啊！确实，饥渴的人容易得到饮食。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继承人，孟子鄙视他，说“望之不似人君”。齐王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孟子一望见他的时候，就兴起喟然长叹。“为大哉”的称赞，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取齐弃梁的意思了。

什一税，是中等的制度。三代共同实行。由

译从春秋到战国，良好的法令被废弃搁置，向百姓征收赋税出于私人的意志，已经很久了。戴盈之想要恢复十分之一的税率却没能做到，是因为缺乏勇气。白圭想要实行二十分之一的税率，这也是过犹不及。

译唐代杜佑提出精简官员的建议，向上考察虞代的制度，是因为痛恨当时各曹各寺官职名称的重复。如今六部的长官和副长官都设有，而各署各自配备郎官，卿和监以及少卿少监都任命了，丞和属官也都充实完备。与古代制度相比，冗员不是太严重了吗？这又是杜佑所没有预见到的。

本朝兵制的优点，在于天下的军队根本在于枢密院，有发兵的权力，却没有掌握军队的实权；京师的军队统辖于三位统帅，有掌握军队的实权，却没有发兵的权力。用意深远啊！经历数百年而没有兵祸，可以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时间越久弊端越少。

古代称将和帅的名号，是一样的。现在的制度，实际上却不同。将用来掌握军队，各军的统制、统领、正副将就是如此。帅用来驾驭将领，各道的制置使、经略使、安抚使，知州兼任节制使就是如此。体制相互维系，上下相互制约，朝廷的长远考虑，超过了前代。

租税赋役，是田地和桑麻的产出。自从大禹制定制度，不征收百姓没有的东西。现在向百姓征收的，比起古代的十分之一，何止数倍？谷物丝织品之外，又折算估价让百姓缴纳钱币。百姓不能自己铸造钱币，让他们舍弃拥有的实物，降低实物的价值去换取钱币。官吏不好，又提前催促。百姓更加难以忍受了。古代，山虞不征收鱼鳖，川衡不贡献材木。先王体恤百姓的心意，大概可以知道了。

朝廷要求地方长官以恩惠养育百姓，德意美好啊。近来的制度，郡守更替，以财政盈亏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于是常赋中在郡里的部分，郡都搜刮殆尽，而对县的督促逼迫日益紧急，县令无处筹款，就又苛责百姓。这是恩泽在上层壅塞而祸害流向下层啊。制度不好而想要美好的德意施行，也很难了。

用人

使用人才应当用他的长处，而忽略他的短处，就没有被废弃的人才；侍奉上级应当估量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以严肃恭敬地奉行王命，就没有败坏的事情；要求别人做他不能做的事，这是让马代替牛耕田；勉强自己做能力达不到事，这是在陆地上行船。

虞朝九官各自根据才能任职而终身不更换，后世平庸的才不估量能否胜任就让他们轮流担任九职的事务，以此来要求治理好国家，不是很难吗？何况缺乏同心协力的诚意，没有率领众人兴办事业的志向？大概是因为朝令夕改的不常态，考核政绩升降官员的法度废弛了。

朝廷需要贤才来任用，常常担心想要任用却没有人才。人才修养自身等待任用，每每受困于没有途径自我进身。大概是因为贤与不贤无法分辨，那么负责选拔官员的部门受资格制度的弊病所累。奔走钻营的人得志，那么朝廷听取观察的范围不广。上下互相寻求，却两不相逢。想要贤才不被遗漏，官职不被荒废，能做到吗？

州县设立学校，用来教养人才，是美好的心意。设立教官的科目，而允许人们请求考试，这是让人喜好为人师表。老师受到尊敬，然后道统才尊贵，顾念着未能没有患得患失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尊贵呢？

君子和小人互相指责对方结为朋党，辨别得不早，那么君子常被诬陷，而小人常得志。先儒有话说：“君子极其公正地引荐同类，小人徇私利而结党。”说得好啊！治理国家的人知道如何扶持善良的一类，而不被邪恶的党派倾覆，大概差不多了。

哪个朝代不产生贤才？即使是战国时期，也未尝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能达到大治？鲁国让乐正子执政，任用未必专一；宋国让薛居州在王身边，爱莫能助；滕国将施行王道政治，而选择让毕战去执行，国家狭小而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居位而言不见用，在下而上不见知，像齐国的蚳鼃、孔距心那样，怎么能达到大治呢？所以君臣相得，古今都很难。

正弊

风俗奢侈靡费而法禁不能施行，太严重了。用泥金装饰服饰玩物，而山泽的物产耗尽了；熔化钱币制作器具，而铸币的利益受损了。京都的店铺，每日竞相夸耀高价，远方怎么禁止呢？王公贵族和皇亲国戚，时尚竞相追求新奇，士人和百姓怎么责备呢？法令施行然后教化流行，都应当从亲近的人开始。

冠婚丧祭这些百姓日常生活的礼仪，不可以苟且。在上位的人不为之制定节制，而完全听任世俗风俗自行其是，鄙陋不经，太严重了。考察古代斟酌当今，著为一部典章，颁布到四方，以革除粗俗的习气，这是当今的紧急事务。

三代盛世，百姓的品德归于纯一，只有农事吉祥的祈祷和报答罢了。现在，祭祀社稷不合时宜，往往聚敛征敛，比官府还急迫，所以丰年常苦于供给不足，一遇到饥荒歉收，就流亡了。上层的教化不明确，下层沿袭而不知道悔改。怎么能让这些百姓富裕呢？

自从邪道扰乱风俗，有吃蔬菜杂食而聚集生存，废弃人伦道理的；自从妖巫迷惑大众，有病不医药而死，不是正常寿命的，按照法令，都杀而不赦。现在愚昧迷信被欺骗诱导，墙上挂着空文，而刑罚不施加，怎么革除他们的错误并引导他们归正呢？

国家匮乏百姓贫困，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寺庙道观塔庙，兴建还没有停止。却说人们自愿乐施，不是欺骗吗？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藏在百姓中，现在却暗中消耗民力，竭尽国家的根本。在上位的人应当赶快禁止。何况有引导的人呢？古代禁止人们聚众饮酒，现在专卖酒牟利，设法引诱他们来，只怕他们不喝醉。古代规定百姓的常产，现在百姓自有田地，州县利于税收契约，只怕他们不买卖。富教的大概如此，想要风俗回归淳朴，不可能了。

艺圃折中【郑厚】

论君臣

商汤、周武不是圣君，伊尹、周公不是纯臣，孟子不是贤

译扬雄不是君子。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的德行，说：“我担心后世以此为借口。”伯夷、叔齐拦住马劝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就动起干戈，这可以叫孝吗？作为臣子杀害君主，这可以叫仁吗？”这是商汤、周武王的罪过。离开亳都前往夏朝，既厌恶夏朝，又返回亳都。召公不高兴，周公作《君奭》来自我辩解，这是伊尹、周公的罪过。孔子的门徒不谈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只听说诛杀独夫纣王，没听说杀害君主。在昼地停留三晚才离开，我认为这太快了。沈同问：“可以讨伐燕国吗？”我回答说：“可以。”这是孟轲的罪过。自周公以来，没有像汉公那样美好的德行，这是扬雄的罪过。

译商汤、周武是君，是天，是元首。天不常降雨泽，而水涝旱灾危害下土，百姓可以倾覆陷溺它吗？父亲不治理生产，而纵情饮酒，子孙可以毒杀他吗？头目昏重，是一身的累赘，腹心股肱可以谋划而替换它吗？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商汤、周武的罪过，应当无处可逃。他们自我宽恕以及天下后世宽恕他们的人，不过说：诛杀一个残暴的贼子，而拯救亿万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行大义的人不顾虑小节，兴大利的人不顾惜小害。这是太不思量了。做商汤、周武的人，能保证他们的子孙都贤明仁圣吗？如果身后的托付不能确定，大概也暂且忍耐这种局面而希望将来吧。为何突然成为祸乱的开端，以开启天下无君无父的心，使灾祸毒害的流毒纷纷如此呢？蜂蚁有君主，它们的群体不敢侵夺讨伐，因为名分早已确定。假如商汤、周武不做乱臣贼子的倡导者，后世未必敢萌生这种祸乱。《夏书》说：“成汤将夏桀放逐到南巢，只有惭愧的德行。”假如商汤是禽兽，就会安然占有天下；如果还是人，怎能不惭愧？伯夷、叔齐仇视周朝而饿死，君子称他们为“义士”，那么不义的名声就有归属了。如果说“顺应天命、顺从人心”，商汤、周武难道是不得已吗？这是书生所知道的。愚夫接纳百姓，尚且不懂这个道理，只是用迎合百姓心意的说法来作为依据。

伊尹、周公，不是纯粹的忠臣。不是合乎常道的行为。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盗跖的狗对尧吠叫，各自保卫自己的主人。臣子没有二心。伊尹离开商汤投奔夏桀，厌恶夏桀又回归商汤，去留之际，行迹如同奸谋，让兵家得以引用为反间计。这是伊尹自找的。放逐到桐宫，与后羿、寒浞的罪行相当。这难道是臣子所应当做的吗？冢宰居位摄政，召公不高兴，不是说他敢据为己有，也是担心他开启当时的祸端，开创后世的先例。所以效仿伊尹而不能尽其忠心的人，是霍光；效仿周公而不能尽其忠心的人，是王莽、董卓、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裕代晋，纷纷延续到五代，不曾不借伊尹、周公的事迹作为篡乱的阶梯。所以说：伊尹、周公，不是纯粹的忠臣。不是合乎常道的行为。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万章对伊尹说：“贤者作为臣子，他的君主不贤，固然可以放逐吗？”我对周公也说：“贤者作为臣子，他的君主不仁，固然可以取代吗？”

《春秋》书写“王”字是为了保存周朝。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这是孔子的本心。孟轲不是周朝的百姓吗？踏上周朝的土地，吃周朝的粮食，却常常有蔑视周朝的心思。学习孔子却背叛他。周朝的德行不再兴盛，已经很严重了。然而它的空位还拱手存在。假如当时有人能倡导齐桓公那样的举动，那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道业难道可以接近吗？作为孟轲，只凭口舌求取迎合，自我推荐以谋取利禄，何不致力于此而已呢？为何今天游说梁惠王，明天游说齐宣王，游说梁襄王，游说滕文公，都引诱他们做商汤、周武那样的事？这是孟轲的贼心。譬如父亲病重，让商医做儿子，没有不希望他活着的，为何反而把他置于不可救药的境地呢？孟轲是残忍的人，辩士，张仪、苏秦那样的雄辩之士。他的资质浅薄，他的天性聪慧，他的行为轻浮，他的言论如流水，他的应答如回声。这难道是君子长者的言语吗？他之所以能免于与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申不害、韩非、商鞅、李斯之流为伍，是挟持孔子来欺骗天下。假如这几个人都违背他们的本性，矫正他们的习气，窃取“仁义”两个字作为借口，这也只是孟轲罢了。总之，战国纵横捭阖之士，都是盗墓的人，而孟轲能吟诵诗礼。所以孟轲诵读仁义，就像老禄公诵读法律一样。老禄公诵读法律，是贩卖法律的人；孟轲诵读仁义，是贩卖仁义的人。怎能算是孔子的门徒呢？唉！孔子出生而周朝尊贵，孟轲出生而周朝断绝。为何世人看待孔孟的心是一样的？《礼记》说：“比拟人一定要同类。”宁愿听从汉儒说孔子与墨子同类。

京城坐商，愚弄远方的人。值一百必索要一千，酬报符合其价值就出售。心想他懂价格，懂价格就不能再愚弄。酬报超过其价值就不出售。心想他不懂价格，不懂价格就只听我的愚弄，必定极尽所求而后出售。孟轲怀抱纵横之术，用仁义装饰，在齐国行商。齐王酬报他以客卿，并且说：“我想在国中给孟子安排住宅，供养弟子以万钟之禄。”孟轲心想齐王不懂价格，于是愚弄齐王，求取极尽所求而后出售。齐王慢慢思考孟轲的话说：“大王如果用我，那么齐王由反掌。”开辟以来没有这种道理，后悔而不酬报。孟轲也察觉齐王稍微醒悟，卷起行装而不出售，抱着它去别处。慢慢自己思考说：“齐王酬报我的价值多了。”矫情而不售，行将去哪里出售？迟迟我的行动，在昼地住了三晚才离开，希望齐王呼唤我而归还旧日的酬报。这又是市井贩妇行商鱼盐果菜的姿态。京城坐商还有体面。小儿刚啼哭而愤怒，进饭给他，推开而不吃。慢慢他的愤怒平息而饿了，斜着眼望人进饭。孟轲离开齐国，是齐儿的态度。

称豆为麦，是大愚；称鹿为马，是大奸。扬雄用《法言》僭越《论语》，用《太玄》僭越《周易》。当时诸儒，引用《春秋》吴越之君来比拟他，引用

译《春秋》中确立的一王之法将其诛杀断绝，恐怕太过分了吧？这正如同孩童们收敛神色、端正坐姿，来模仿老成持重；作揖进退，来模仿宾主礼仪；罗列贝壳、摆放瓦器，来模仿祭祀用的礼器。长辈看到这种情况，不过一笑而已，哪里值得深加罪责呢？只有那些伪造符命的人，不是大奸大恶就是大愚大蠢，难道是那些清静寂寞的人所做的吗？

译无声乐

我小时候，和同伴们玩一种叫“无声乐”的游戏。游戏规则是十多人围成一圈互相看着，笙、箫、鼓、板等乐器，每人负责一种，虽然没有实际的乐器，但要有乐器的样子。手所指的、口所模仿的、身体所倚靠的、脚所踩踏的，都俨然像那种乐器的姿态。大家瞪大眼睛禁止出声，先笑的人就算犯规。大概笑的人不仅不被别人的样子迷惑，反而被自己的样子迷惑，心想：“这是什么奇怪的姿态啊？”这就是笑声暗中爆发而忍不住的原因。然而，大多轻浮炫耀的人容易犯规，沉稳厚重的人能避免。我向来不是沉稳厚重的人，却常常不犯规。每次回想当时，也有应对的方法。当我要做出那种姿态时，先在心中定下念头说：“这是我平时的手足口体，现在只是变动成这个样子罢了，又有什么值得笑的呢？”又能目光注视而心神不游离，形体接触而心意不随之而动，常常依靠这种方法来避免犯规。同伴们对此都很惊讶。唉！成年长大以后，如果能坚守这种方法来处世，忧患怎么能侵入呢？

王介甫

小孩子曾经在路边捡到一枚钱币，第二天又来到捡钱的地方，常常念念不忘，以为那里还会有钱。王安石看到周朝人通过考核井田、放牧、施舍、防备、征收等手段达到太平盛世，既然掌握了政权，就想沿袭他们的做法。唉，真是孩童般的痴傻啊！

发明义理【吕希哲】

老子说：“古代善于修道的人，不是用来使百姓聪明，而是用来使百姓愚昧。”《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辨明百姓，百姓光明。”《礼记》说：“在天下彰显光明的德行。”老子说：“知道却装作不知道是上等，不知道却装作知道是毛病。”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概孔子并没有以老子为师。

男女私会而礼仪不完备，也可以称为“遇”。嫁娶而礼仪不完备，也可以称为“奔”。仲春时节允许男女私会，在这个时候，私奔而不禁止，私奔的人是因为礼仪不完备。如果用淫乱私奔来解释，不仅不符合先王的政令，即使是后世这样做的人，也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既然已经有了斗，就不能再剖开它；既然已经有了衡，就不能再折断它。后来的圣人因此制定法度禁令，目的在于让百姓不争斗罢了。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给我的，我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我。”颜渊说：“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张扬自己的功劳。这是因为他能忘记自我。”子路说：“希望车马、轻暖的皮衣与朋友共享，用坏了也不遗憾。”虽然如此，还是没能忘记外物。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这是能忘记外物。

伊尹在田野耕作时，傅说在岩壁筑墙时，姜太公在渭水垂钓时，对于天下，并不是事事都探究其利弊，也不是人人都相信其贤能与否，只是明白自身所具备的罢了。等到他们得志，在天下推行，举荐并安置人才罢了。

庄子说：“道的真谛，用来治理自身；它的残余，用来治理国家；它的糟粕，用来治理天下。”我认为圣人，用治理自身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天下。近世的儒者，有告诫妇女不抹油润发、不涂脂抹粉的。《诗经》说：“难道没有膏沐？为谁打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又告诫妇女不穿耳洞。庄子说：“天子侍从，又禁止前面的人不穿耳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说郛卷八下

钦定四库全书

《说郛》卷九上元陶宗仪撰《鹿门隐书【皮日休】

醉士隐居在鹿门，不喝酒就出游，不出游就休息。在道上休息，思考那些尚未达到的境界；在文中休息，惭愧那些尚未周全的地方。所以再次起草《隐书》。唉！古代圣王能够表彰山谷中百姓的善行，意图大概就在这里吧？

有人说：孔子思考《春秋》，记载灾异，接近怪异；谈论虎贲的勇武，接近暴力；施行衰败国家的政治，接近混乱；确立祭祀的礼仪，接近神灵。难道圣人的道理多歧路而难以通达吗？为什么有不谈论的意义呢？回答说：山鸣鬼哭，天裂地拆，非常怪异。圣人认为一个君主的暴政灾害蔓延天地，所以避讳不说。然而后世的君主仍有穷凶极恶招致灾祸，极端暴虐显示异象的。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手握钩戟，抚摸房梁更换柱子，徒手搏击熊罴，奔跑能追上虎兕，力量非常大。圣人隐而不说，害怕崇尚暴力虐待万物，贪图勇武而丧失生命。然而后世的君主仍有喜欢角抵戏而忘记政事，喜爱拔距术而超越贤能的。寒浞窃取家室，子顽与母亲通奸，混乱非常严重。圣人隐而不说，害怕后世的君主变成蛇猪，百姓变成淫邪的怪物。然而后世的君主仍有更换内宠以扰乱国家，通奸家室以扰乱邦国的。夏启畜养乘龙，周穆王在瑶池游玩，神灵非常显著。圣人隐而不说，害怕后世的君主用幻化招致财物，用邪道成就快乐。后世的君主仍有滥封禅以求长生，放纵祭祀礼仪以祈求欲望的。唉！圣人说一句话，成为当世的老师；做一件事，成为后世的准则，难道容易流传吗？在孔子的时候，如果谈论怪力乱神，我恐怕后世的君主，怪异的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暴力的不在于角抵，而在于侵凌；混乱的不在于床席，而在于天下；神灵的不在于机鬼，而在于宗庙。如果这样，他的道理，难道多歧路吗？

百姓的本性大多暴戾，圣人用仁爱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大多逆反，圣人用义理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大多放纵，圣人用礼仪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大多愚昧，圣人用智慧引导他们。百姓的本性大多虚妄，圣人用

译信。如果真是这样，圣人以天下之道来引导，贤人以国家之道来引导，普通人以家庭之道来引导。后世的人却把引导变为索取，又把索取变为掠夺。所以，用仁德来谋取天下，得到天下后却不仁德了；用道义来谋取国家，得到国家后却不道义了；用礼制来谋取名位，得到名位后却不守礼了；用智谋来谋取权势，得到权势后却不明智了；用诚信来谋取朋友，得到朋友后却不诚信了。尧舜是通过引导而得到天下的，并非通过索取。得到天下后依然仁德，殷商和周朝是通过索取而得到天下的，得到后也依然仁德。我认为，自从巨君（王莽）和孟德（曹操）以后，那些实行仁义礼智的人，都是通过掠夺而得到地位的。可悲啊。

译文学对于人，好比药物，善于服用能治病，不善于服用反而有害。有人说：圣人见到一种善行，一定急切地向往它。丹朱、商均，虽然被称为不肖，难道就比豺狼更毒害吗？为什么他们被疏远得那么远呢？况且善足以保全自身，不足以保全天下。唉！丹朱、商均，如果不是尧舜的儿子，连自身都保不住，何况天下呢？

诋毁别人的人，就是诋毁自己；赞誉别人的人，就是赞誉自己。诋毁别人的人，别人也会诋毁他，这不叫自毁吗？赞誉别人的人，别人也会赞誉他，这不叫自誉吗？

有人说：“神农长着牛头，蜚仲长着鸟身，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指形体，而是指象征。枭、羊、防、貐，尚且还像人，何况圣贤呢！”

有人说：“夏禹变成黄熊，是真的吗？”回答说：“不是，是感应。”简狄吞下鸟卵而生下契，姜嫄踩了巨大的脚印而生下稷，就是这样。当时禹的母亲梦见熊而生下他罢了，如果不是这样，禹真的是熊，我就认为圣人是虚幻不实的了。

有人说：“孟子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舜是什么样的人？’这是说圣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吗？”回答说：“圣人，是天生的，不是通过修养达到的。懂得道，然后才能修养；能够修养，然后才能成为圣人。况且尧做唐侯，二十岁德行就兴盛；舜做鳏夫，二十岁因孝顺闻名，这在于修养吗？后稷游戏，一定用种植；孔子游戏，一定用礼器，这在于修养吗？大概通过修养达到的，是颜回、孟子。至于圣人，是天资，不是通过修养达到的。”

穷山，人都行走；大江，人都渡涉。然而不幸的，有遇到虎兕的暴行、蛟龙的祸患的。难道因此就停止吗？路上有遇到这种祸患而死的人，跟随其后的人，只怕自己走得不够快。现在的士人为了名和势，如果刑罚祸患降临，流放窜逐到了这里，监管刀锯的，一定是名人；掌管流放的，一定是势士。跟随其后的人，只怕自己的地位不够高。唉！名和势就是这样。我担心的是内部的虎兕呢？蛟龙呢？这是天不给人幸运，不是人的问题。有的人披林追逐虎兕，入水遭遇蛟龙，遇到祸患。这是人不给天幸运，不是天的问题。如果因此遭遇祸患，那么终身所做的事，心里就像商贾一样算计。君子不做他不做的事，小人做他不做的事。

可以威慑而不威慑，可以杀戮而不杀戮，很难。

廉洁的人，不看他在穷困时，看他富贵时；谨慎的人，不看他在危险时，看他得势时。如果在穷困时能廉洁，在危险时能谨慎，那是警惕。不是真正的廉洁谨慎。

古代做官的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负担，所以自己忧虑。现在做官的人，把自己当作天下的负担，所以别人忧虑。现在路上有婴儿，将被牛马践踏，看见的人不问贤与不贤，都惊恐不安，都想驱赶牛马来救活婴儿。至于国家有弱君，家里有美妇，有图谋国家想占有他家室的人，只恨那君主和丈夫不遭受婴儿的祸患。唉！这又是什么心呢？

孟子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伊尹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从伯夷那里选取廉洁，对天下廉洁，就不狭隘了。从柳下惠那里选取和顺，对天下和顺，就不不恭敬了。从伊尹那里选取志向，对天下有志向，就不不伟大了。天有造化，圣人用教化辅助地；有生育，圣人用养育辅助它；四时有信，圣人用诚信辅助它；日月有光明，圣人用文明辅助它。唉！辅助天地的，何止是圣人？即使是禽兽昆虫云物，也不能自己顺应其变化。麒麟凤凰辅助祥瑞，蛟龙辅助润泽，昆虫辅助地气，云物辅助天象。何况圣人呢？何况鬼神呢？所以缠绕大君的印绶，吃生人的膏血，如果不仁而居位，这是不辅助禄食，何况能辅助天地呢？我才知道这些禽兽昆虫云物，不窃取天地的覆盖。”

船有舵，就像人有道。舵不安定，船行走，没有舵就不前进，这是不安定而安定。人行走，就像船有舵，没有道就不行走，这是不行走而行走。秦失去舵在项羽，项羽遗落舵在汉，这是圣人的道不安于其所安，小人的道安于其所不安。

伊尹的道，一介不苟且给予别人，一介不苟且从别人那里取得。我得到志向也不这样做，给予用道，取得用道，天下可以，何况一介呢？伊尹的道，近乎固执，我舍弃固执而选取廉洁。伯夷不做官，不是君主就不治理，不是百姓治理就进，混乱就退。我得到志向也不这样做，不做官，不是君主谁实行他的道？不治理，不是百姓谁急迫？天下难道认为君主不对吗？汤不侍奉桀，文王不侍奉纣。难道认为百姓不对吗？桀的百姓不投奔殷，纣的士人不归附周。所以伯夷的道，过于高尚，我舍弃高尚而选取耿介。

柳下惠可以侍奉吗？不是君主可以驱使吗？不是百姓与恶人说话吗？即使在我旁边赤身裸体，你又能玷污我吗？我得到志向也不这样做。蚍蜉难道超过人而有礼吗？百姓的下层也是这样罢了。柳下惠的道，过于混同？我舍弃混同而选取明辨。

唉！黄卷之内，圣贤都在。羡慕而不可及，爱慕而不可必。郁郁于厉夫！达到这种地步，是为了心吗？为了身吗？心就劳累，身就疲惫。唉！道果然不在于自用吗？

译古代的奢侈，我不奢侈；古代的节俭，我也不节俭。取管仲和晏婴的中间之道，或许可以吧。唉！古代的奢侈是僭越，现在的奢侈是泛滥；古代的节俭是本性，现在的节俭是沽名钓誉。

译学习却半途而废的人，还不如不学习就半途而废的人。学习却半途而废的人，倚仗学识而产生骄傲，骄傲必定招致侮辱。不学习就半途而废的人，因惭愧自己而自卑，自卑反而能保全自身。勇气超过别人，叫做暴戾；才能超过德行，叫做妖孽。

小善扰乱德行，小才损耗大道。

因为有善行却不进取，因为有才能却不修养，这是孔子门徒所感到羞耻的。

古代的隐居，志向在于坚守道义；现在的隐居，意图在于获取爵位。

官吏不与奸诈虚伪的人相约，但奸诈虚伪却自然到来；商人不与不仁义的人相约，但不仁义却自然到来。唉！官吏如果不是遭受重刑，不知道奸诈虚伪会毁灭自己；商人如果不是遭遇极祸，不知道不仁义会伤害自身。那些容易教化且善良的人，是普通百姓；只有官吏和商人，真是难啊！

人放纵自己的意志，那后来的祸患该怎么办呢？

圣人能给予人正道，不能给予人意志。

唉！才能声望在当时显赫的人，危险啊！一个君子喜爱他，一百个小人嫉妒他。一个喜爱固然抵不过一百个嫉妒，他想要进身真是难啊。

不怀着尧舜那样的心意去做君主的，只是具名的君主罢了。不怀着伊尹、周公那样的心意去做臣子的，只是具名的臣子罢了。

造父善于驾车，但不能驾驭劣马；公输般善于做工，但不能加工散乱的木材。我知道那些不接受教化的百姓，难道是容易驾驭和加工的吗？阳货，是孔子的劣马；阳货和公山弗扰，是孔子的散木。

有人说：“您的道足以超越千人，您的容貌本来不足以超过众人，唉！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同呢？伊尹、皋陶也是人，孔子、颜回也是人罢了。”

不思考就立言，不了解就结交，我是畏惧的。

知道正道却不实行，知道贤人却不举荐，这比挖墙洞的小偷还要严重啊！小偷不能搬空一屋子的财物，如果不实行正道，足以丧失自身；不举荐贤人，足以灭亡国家。

金银珠宝，并不是能说话而有利于万物的人。至于拥有国家的人，珍视它们超过贤人，爱惜它们超过圣人。如果失去正道而导致国家动乱，尚且要输给别人，何况金银珠宝呢？

圣人践行正道而遵守法度，贤人践行法度而坚守正道，众人轻侮正道而拿法度做交易。古代判决案件，得知民情感到悲哀；现在判决案件，得知民情感到欢喜。感到悲哀的，是哀叹教化不能推行；感到欢喜的，是欣喜奖赏必定到来。周公辅佐天子，能接见平民百姓；现在看那最低级的官吏，接见平民百姓，这种礼节就丧失了。可悲啊！

趁君主危急时献媚，从而受到惩罚；纠正自己的仇敌，从而表现正直。因为自己不喜欢，从而表现廉洁；因为别人不高兴，从而表现公正。德行高尚的人不这样做。

圣人的道，如同平坦的大路；诸子的道，如同倾斜的小径。平坦的大路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倾斜的小径也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走平坦大路的，有桥梁渡口；走倾斜小径的，苦于荆棘丛生。三王时代，百姓知道生存而不知道教化；五帝时代，百姓知道教化而不知道德行。

毁谤别人的人，失去他的正直；赞誉别人的人，失去他的真实。这接近于乡愿之人啊！畏惧权势而结交人，权势衰落而交情断绝；贪图利益而结交朋友，利益微薄而友情减退。英明的君主善于保全臣子的，不轻慢；明智的士人善于保全朋友的，不亲密。

有人说：“我善于治理园林，我善于饲养禽兽，我善于用兵，我善于聚敛赋税。”古代称为残害百姓的人，现在称为残害君主的人。

蝼蛄能损害庄稼，不能伤害人。奸邪的人善于伤害人，损害庄稼的有时庄稼还能成熟，这是不伤害啊。即使有祝鮀那样的巧言令色，宋朝那样的美貌，他们伤害人的事难道说得完吗？

有人问君子的道，怎么样才能经常实行呢？回答说：去掉四种蒙蔽，运用四种正道，就可以经常实行了。问：怎么说呢？看见贤人不能亲近，听到义理不能信服，遇到乱世不能匡正，面对利益不能节制，这叫做四种蒙蔽。道不正，不说话；礼不正，不行动；文不正，不修饰；人不正，不见面。这叫做四种正道。鹓雏和鸾鸟不常见，君子仰慕它们；鹦鹉和斑鸠常见，小人捕捉它们。唉！君子的出仕与隐居，也就像鹓雏和鸾鸟罢了。

没有地位却尊贵的是道，没有财物却富有的是文。唉！我将说是得时吗？尊贵而骄傲的人我不做了。我将说是失时吗？富有而安分的人我做了。有人说：“将要处在世间，怎么样才可以免除诽谤呢？”回答说：“去掉六种邪念，运用四种自尊，就可以了。”问：“怎么说？”回答说：“谏言没有防备就诽谤君主，交情没有达到就责备朋友，处在安逸就归罪国家，不节俭就归罪年成，道行不高就凌驾权贵，志向不定就羡慕富有，这叫做六种邪念。”“自尊其道，尧舜也不能使他卑下；自尊其亲，天下也不能使他屈服；自尊其己，孩童也不能使他娱乐；自尊其志，刀锯也不能使他畏惧。这叫做四种自尊。”

爱虽然到了极点，但不轻慢；仇敌虽然危急，但不排挤；权势正盛，而知足；利益正中，而知道停止。这难道是小人能做到的吗？

因为节俭而获罪，还远胜于奢侈；因为退让而遭遇诽谤，尚且好过进取。造弓和制箕的人家，生了儿子就舍弃弓和箕；制陶和制瓦的人家，生了儿子就舍弃陶器和瓦器。唉！我的道，还像弓箕、陶瓦吗？

从汉朝到现在，百姓财产一半进入公家的，只有桑弘羊、孔仅吗？卫青、霍去病吗？假如遇到圣明的天子，我知道会怎样呢？桑弘羊、孔仅不过是商人，卫青、霍去病不过是士兵。

古代杀人是因为愤怒，现在杀人是因为高兴。

古代任用贤人，是为了国家；现在任用贤人，是为了私家。

古代酗酒，是因为酒；现在酗酒，是因为人。

古代设置官吏，是用来驱逐盗贼；现在设置

译官吏，将认为他们是盗贼。

有人说：“杨朱和墨翟有道理吗？”回答说：“唉！下棋、掷采都有道理，何况杨朱和墨翟呢？我知道当今那些嗜好杨朱和墨翟之道的人，不过是一户人家罢了。”

译《山书》【刘蜕】

我在山上著书十八篇，内容大体不局限于具体事物，意境浩渺无穷，自取书名为《山书》。

天地之气，凝聚的便形成山，融化的便形成川。凝聚在特定地方的，安静而不移动；融化在特定时节的，疏通决流而忘记其终点。所以山的本性接近中正，川的本性在于变革。因此，居于凝聚之地的是君子，居于融化之地的是逐利之人。

天地形成之前，未曾有形体，所以赋予形体成为人、禽、虫、万物，然后才接受它们的名称。依据形体的活动称为生，形体的静止称为死。唉！我假如不生于天地之后，未曾运用形体的孔窍来生养万物，那不就是混沌的样子吗？所以我认为混沌并不曾存在于天地之前，而是存在于我不为万物开凿本性之中罢了。

毁坏人的，是天地。让人的算计显现出来，所以观察算计而模仿行动，就会产生争夺、杀戮、混乱和祸患。算计始于手足，所以离开我的手指，让我看我的手指，心也就离开了，那么算计就频繁地进入心中了。所以知道手指生出六个为多余，生出四个为不足。不足与多余作为本体，是不完备的。唉！心既然区分身体的多余与不足，那么争夺、杀戮、混乱和祸患何尝不足呢？穷尽算计的显现，圣人重视生命以引导其外显，首先满足其用途。所以甘美的肉臭从榆木末端散发出来，而后网罟在野外不够用，用牢笼在宫中饲养。所以天下人忘记自身以自给自足。唉！上古时代吃饱了就丢弃剩余，天热了就丢弃皮衣，也就足够了。由此可知圣人想要教化却反而扰乱了生命，听从凤凰鸣叫而吹奏管乐，这确实是表象。所以有模仿竹声的，必然有模仿芦苇的器具。那么制造器具而羞于向芦苇学习的，是凤凰。所以凤凰不世而出。制造表象而羞于向人学习的，是圣人。所以圣人在末世不出。唉！江河被开凿而山木哭泣，因为认为川既已出现就必然要伐木造舟。舟既入水，蛟龙和鱼互相交易，因为它们居于泉水之中而远离杀戮。如今制造泉水的器具已成，这是大道存在而改变其本质，大道消亡而运致其祸患。

以利来观察天下，利尽则天下背叛；以道来归附天下，道薄则天下离去。唉！被利物所间隔，对于道也不虚假。所以起初爱其回应的人，最终也将以回应待人。那么利尽所背叛的，会灭绝其后代；道薄所离去的，只是不杀害其孤儿罢了。

城郭沟池用来加固，百姓也有窃取城郭沟池来盗取百姓的，那么杀人比不加固更甚。有窃取加固器具的，必然有攻击加固的利益。假如有利之物，寇贼必然在其下产生。所以太古安民以巢穴，所以在野外没有争夺。巢穴坚固，百姓就互相杀戮。

车马服饰、妾媵婢女，是用来供奉贵人的。然而供奉天下人来侍奉贵人的，卑贱的人有车马服饰，必然有杂佩；有妾媵婢女，必然有娱乐。圣人既然设立了贵贱，是想鞭打农夫父子来供奉而不暇。虽然有杵臼，我怎能得到粟米来舂它呢？唉！教百姓使用杵臼，不如均平百姓的贵贱。

古代的弓矢，是用来防备恶人的。怀有恶意的人在内部，所以能避开弓矢。所以射杀恶人，未及死亡就夺取器械，可以在天下杀人。天下于是禁止蓄养私器。唉！古代的弓矢，是用来防备恶人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防备人持有弓矢。

万物没有固定的声音，而主宰声音的确定其悲欢，那么听在心里，而耳朵的职责就废弛了。说雷声可畏，就以畏声去听，不知道有时雷声可以长养万物。说瑟声可亲，就以亲声去听，不知道有时瑟声可以流露哀伤。那么有幽思之深，砧声之悲。离家说远，雨声之愁。唉，悲愁确实在心里。雷与瑟没有固定的声音。

做学问，哪有年限？所以农夫劳累，因为他们有遭遇世道的缘故；所以役使他人的人安逸。然而虽然安逸，不忘学习，因为他们劳累而未曾运用。所以死了也不能停止其心。古代有志向的人，尚且悲叹日月对人的流逝之快。所以说飞乌走兔，在其中。交付大宝藏的钥匙，未必有信任的朋友。取人的钥匙，必然推荐信任的人进入其中；受人之托，必然有精诚寄托其内。所以大信之人不役使人，交付有道之人不使人求取。

棺衣之厚，以王礼安葬，百姓不贪恋其死，因为他们爱名不超过爱身，承担时势的重任，必然多怨。借君主的权力，必然容易死。对于名，那么君子爱身不超过百姓。

圣人有意图吗？所以用爵位劝善，使利爵的人乐于修善。杀人与杀盗等同，作为仁人的心，也就用爵位招引盗贼。唉！如果圣人无意，那么劝善就不以爵位了。所以君子为善，不独自乐于想要成为圣人而出，是不见仁人的术，用爵位招引盗贼吗？

吃秦人的烤肉，就怀念他的妻子儿女；听到秦妇出嫁，就垂泪悲叹其身。在这个时候，也怀疑天下的妻子了。我经过富贵之门，就怀念其爵位了；等到听到秦人因爵位而死，就垂泪悲叹其身。在这个时候，不顾天下的富贵了。有厌恶雀鹿之甚者，挥帚以驱雀，结网以禁鹿。帚网既然可以惊骇物，那么帚网必然可以取物。唉！执其器具以逐雀鹿，怎知没有学习其器具以取之？所以善恶离去者，不必厌恶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鸣不过薜萝，因为它有藤蔓。藤蔓必然缠绕物，能越过其缠绕的，必然自硋其心。唉！髻之组

译头发，是我的头发；系腰的丝带，是我的腰身；缝衣的丝线，是我的衣裳。这比喻是恰当的。如今蔓（指代某种势力或人）遍布天下，哪里还能再阻碍他的心意呢？

译子书中最为奇特的

《两同书》【罗隐】

贵贱第一

天地元气所化生，阳刚尊贵而阴柔卑下；三才（天、地、人）初分，天高居上而地低处下。〇龙是鳞甲类动物的首领，麒麟和凤凰是羽毛类动物的宗主，金玉是矿石中的极品，灵芝和松树是草木中的俊秀。这是贵贱的道理，显现在自然万物之中。〇龙有灵异神妙的区别，麒麟和凤凰有仁爱之心的差异，金玉有光泽润泽的奇妙，灵芝和松树有坚贞秀丽的姿态。这些都是本性禀赋不同，因此被万物所看重。然而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人不能自我治理，必定有所尊崇，也是凭借圣明的才能而居于亿万百姓之上。因此，时代所认为贤能的人，就尊贵他作为君主和长官；才能不符合时代需要的人，就卑贱他作为平民百姓。然而处在君主长官的位置，并非不尊贵，虽然权势有余，却没有德行可以称道，那么他的尊贵就不值得尊贵。处在平民百姓之中，并非不卑贱，虽然贫穷弱小不足，却有大道可以采纳，那么他的卑贱也不算卑贱。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殷纣王居于九五至尊之位，孔子却是鲁国被驱逐的臣子。齐景公有千辆马车的富饶，伯夷却是首阳山饿死的士人。这并非没有尊卑之分，而是大道受阻，境遇起伏，道理虽然不同，但百代以来的君主都竞相对孔子和伯夷的道义仰慕，三尺孩童都羞于听闻纣王和齐景公的名号。因此贵贱的途径，不可以用显达或困顿来论断。所以君主之所以被称为尊贵，是因为他有德行。如果没有德行，那么与万物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圣明的君主，登上台阶时心怀忧虑，晚食时兴起关怀，劳苦十次也不疲倦，听取八方意见而接受劝谏，大概是有原因的。况且黄帝在崆峒山高卧，轩辕氏致以顺风的请求；尧帝在颍水隐居，帝尧发出时雨的谦让。凭借鳏夫独善其身的操守，尚且能降低万乘之尊，何况天子厚载的恩德，而被百姓所轻视呢？大概不担心没有地位，而担心德行不修养；不忧虑卑贱，而忧虑大道不笃实。《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做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仁。如果没有仁，又怎么能守住地位呢？”因此古代的君主，自强不息且夜晚警惕，难道只是为了名声而已吗？实在是害怕失去圣人的大宝，辱没了先王的余庆。所以尊贵是荣耀，没有大道就不能居于此；卑贱是耻辱，虽然有力气也不能避免。如果修养德行，不追求尊贵，尊贵自然来追求你；如果不仁，想摆脱卑贱，卑贱也不会离开你。所以从前虞舜处于偏僻简陋的地方，并非不防备，但帝业开始建立，最终有揖让的美德；夏桀亲自掌控神器，并非不兴盛，但万民没有辅佐，最终遭受放逐的耻辱。古公亶父避开卑贱而迁徙，难道是追求尊贵吗？行程未停，城邑就在岐山下建成；胡亥嘲笑尧禹的简陋，难道是乐于卑贱吗？死后尸体不得安葬，土地被分割。凭借虞舜的卑微，并非有粮食布帛的利益来取悦众人；夏桀的兴盛，并非没有戈矛的防御来抵御敌人。古公亶父的兴起，并非以一人之力自强于家国；胡亥的灭亡，并非以万乘之尊愿意等同于平民。尊贵的人越发卑贱，卑贱的人越发尊贵，追求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人不追求。难道是皇天有私心吗？只是德行保佑罢了。所以老子说：“道尊德贵，说的就是这个吧？”

强弱第二

强不自己变强，依靠弱来奉承强；弱不自己变弱，依靠强来抵御弱。所以弱被强者所压制，强被弱者所尊崇，上下相互制约，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所谓强者，难道是强壮勇猛的意思吗？所谓弱者，难道是怯懦的意思吗？关键在于有德行，不在于力气多。为什么这么说呢？金属，是天下最刚硬的；水，是天下最柔软的。金属虽然刚硬，折断后不能接续；水虽然柔软，斩断后不能截断。那么水的柔软能成就它的刚强，金属的刚硬不能消除它的柔弱。所以晏婴是个侏儒，却是齐国的宰相；甘罗是个童子，却是秦国的良相。侨如是个大人，却被鲁国人捣碎喉咙；长万是个壮士，却被宋国人醢碎肉。晏婴身材矮小不过人，这并非不懦弱；甘罗年纪未满二十，这并非不幼小；侨如高大可占满一辆车，这并非不强壮；长万力气能撕裂皮革，这并非不勇猛。然而侨如、长万，智慧不足以保全自身；晏婴、甘罗，谋略可以控制一国。难道不是德行和力量有差异，强弱不同吗？因此刚健终究有亢极的悔恨，谦逊卑下能成就光大的尊贵。它的结果就是这样。所谓德行，是什么？只有慈爱仁厚罢了。所谓力量，是什么？只是暴力和武力罢了。如果仁慈，那么天地不违背，鬼神将降临，何况近处的人呢？如果暴力，那么九族离心，六亲侧目，何况远处的人呢？因此德行，是亿万百姓所依赖的；力量，是一人所持有的。夸耀一人的作用，所以不能得到强；凭借亿万百姓的恩德，所以不能得到弱。因此纣王能索取铁器，天下人惧怕他如虎狼；尧帝不能胜衣，天下人亲近他如父母。然而虎狼虽然使人惧怕，难道可以说虎狼强于人吗？父母能让子女亲近，难道可以说父母弱于子女吗？那么强弱的道理，本来就很明白了。因此古代的明君，大道济助天下，知道众心不能用力量制服，大名不能用暴力成就，所以用盛德自我修养，用柔仁驾驭下属，能够不言而信，垂拱而化，使得八方归顺，四方重译，难道只是一邦服从，百姓能行吗？

译难道就这样了吗？唉！古代的暴君，骄横残酷地对待天下，舍弃德行而依赖强力，忘记反省自己却苛责他人，身体强壮到可以行舟，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嗜欲；力气大到能够举起鼎，却不足以保全自己的本性灵明，以至于让国家沦为废墟，宗庙无人主持，永远成为后代的笑柄。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力量弱小吗？可悲啊！老子说：“战胜别人的人有力量，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损益第三

百姓所依赖的，在于君主一人；君主所安定的，依靠的是百姓。那么百姓是天下之足，君主是天下之首。然而百姓众多，不能避免涂炭之祸；君主尊贵，不能逃脱放逐杀戮之辱。难道是足部出了问题，其实在于元首吗？就像水动萍草随之移动，风吹草伏，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家家户户都可封赏；处于夏桀商纣的朝廷，家家户户都可杀戮。天下的人，难道是那时贤明而这时愚笨，上面容易而下面困难吗？这是因为君主有所损益。那么增益没有比君主节俭更大的，减损没有比君主奢侈更大的。奢侈与节俭之间，就是损益的根本。再说日月，是天下最光明的，然而还有照不到的地方。那节俭的君主治理天下，则天下无为而治；天下无为而治，则百姓受到恩赐。这与日月相比，也已经很伟大了。豺狼，是天下最有害的，然而还有不伤害的地方。那奢侈的君主治理天下，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百姓遭受毒害。这与豺狼相比，也已经很严重了。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致力于修养节俭的德行，土阶茅屋，粗布衣服和皮袍，舍弃难得的财物，毁坏无用的器物，减轻赋税，减少徭役，减损君主一人的爱好，增益万人的性命，所以得到天下的欢欣，各自喜悦他们的生活。古代残暴的君主，志向在于奢侈淫逸，瑶台象牙床，锦衣玉食，搜购难得的财物，砍削无用的器物，加重赋税，烦扰徭役，增益君主一人的爱好，减损万人的性命，所以使天下困穷，不畏惧死亡。既然死亡都不畏惧，难道还畏惧作乱吗？既然生活都喜悦，难道不喜悦安定吗？所以百姓安定，是君主得以安定的原因；百姓作乱，是君主遭受祸乱的原因。君主想要自己安定，却不考虑百姓的安定；害怕百姓作乱，却不思考自己导致作乱的原因，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再说剖腹塞口，不足以称为美好；温暖脚跟触动内心，不足以称为辛劳。内心和口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脚跟和腹部。腹部既然被剖开，难道不同于口被剖开吗？脚跟既然温暖，难道不同于内心温暖吗？所以君主之所以称为至尊，仅仅是因为拥有百姓。百姓共同受益，那么君主谁让他受损呢？百姓共同受损，那么君主谁让他受益呢？因此减损自己以增益万物，万物已经受益，而万物也增益他，尧舜之所以成就他们至高无上的圣德，能够保持百岁长寿的原因。增益自己以减损万物，万物已经受损，而万物也减损他，夏桀商纣之所以陷入下愚的境地，自取诛杀放逐败亡的原因。那么那些自我减损的，难道不是自我增益的方法吗？这些自我增益的，难道不是自我减损的方法吗？损益的途径，本来就很明确了。唉！性命，是最为重要的道理；爱好，是不紧急的事情。现在我舍弃一身的不急之事，救济万姓的至重之理，不说利益广大，成就生命，永远居于南岳的安定，常有北辰的政令，那么普天之下，谁让我受损呢？如果嗜欲没有满足，贪求没有停止，士人饥饿吃糟糠，犬马剩余粮食肉类，百姓穿皮毛，土地水泽荣耀锦绣毛毯，崇尚虚妄丧失实质，舍弃利益追求危险，荆棘生长在大道上，鲸鲵游荡在沸腾的海中，那么九州四方，谁让我受益呢？所以老子说：“天的道，减损有余，补益不足，说的就是这个吧？”

敬慢第四

远古时代，人心混沌，与草木没有区别，取类比于羽毛。后代的圣人于是用礼乐引导他们，用仁义教导他们，然后君臣贵贱的制度，清晰地有条理了。然而礼所首要的，没有比恭敬更大的；礼所忌讳的，没有比轻慢更严重的。所以用恭敬侍奉上天，则神灵降临；用恭敬治理国家，则人和；用轻慢侍奉上天，则神灵欺骗；用轻慢治理国家，则人危险。下级不恭敬，则不足以侍奉君主；上级不恭敬，则不足以驾驭臣下。因此地中有山，《易经》发出谦卑尊重的警示；海低于水，老子写下谷川为王的比喻。相互防范有体统，《诗经》讽刺其失仪；飞鸟能言，古人记载其无礼。那么恭敬与轻慢之间，美恶截然不同。因此明主对于天下，设坛授将，侧席求贤，带着束帛到山野，降下安车到街巷，所以得到真龙就位，白鹭来庭，天下荣耀他，愿意顺从他的教化。昏主对于天下，披着衣裳接见士人，露着头发朝见臣下，视贤良如草芥，比黎庶为猪狗，所以白驹投谷，飞鸿逝云，天下厌恶他，愿意逃避他的耻辱。然而恭敬别人的人，不一定自贱，大概是想任用那个人；轻慢别人的人，不一定增加尊贵，正好足以怨恨那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魏文侯在干木的里巷下车致敬，楚昭王为郭隗筑馆，所以得到群才必至，骏马归附，什么因为恭敬所导致的。齐桓公有葵丘的骄傲，汉高祖轻视赵王的辱骂，所以有诸侯不依附，大臣构陷困境，什么因为轻慢所导致的。然而先前所恭敬的，难道只是恭敬别人而已吗？大概是用来自我恭敬；先前所轻慢的，难道只是轻慢别人而已吗？大概是用来自我轻慢。所以恭敬一人，则千万人喜悦；轻慢一人，则千万人怨恨。都想要知道喜欢别人的恭敬，却不知道实行恭敬的原因；都想要知道厌恶别人的轻慢，却不知道去除轻慢的原因。这就像向南望以求燕，向北行以适越，确实不可得。再说君主，是天下的表率。行为书写在国史，言语记录在史官，有一善像庆云的浮辉，天下所欣贺；有一恶

译就像太阳被日食遮蔽，是天下人共同哀叹的事，不能与普通人因不谨慎而表现出的恭敬或轻慢相提并论。所以有人问田子方：“富贵的人对人傲慢，贫贱的人对人傲慢吗？”田子方说：“诸侯对人傲慢，就会失去他的国家；大夫对人傲慢，就会失去他的家族；贫贱的人如果行为不合正道，言语不合时宜，就会离开这里去楚国或越国，就像脱掉破鞋一样轻松，怎么能把这两种情况等同看待呢？”因此，虎豹掉进山谷，立刻变成粉末；蝼蚁随风飘动，不会受到丝毫损伤。这体现了事物轻重不同的道理，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却因忙碌得来不及吐出口中的食物而辛劳；车夫是晏婴的仆人，却傲慢自负、安然自得。这难道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处世之道，在恭敬与轻慢上截然不同吗？尺蠖想要伸展身体，也必须先弯曲；猛禽将要搏击猎物，必定先降低姿态。以尊贵的身份谦卑地对待卑贱的人，就能极大地赢得人心。所以老子说：“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居于前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厚薄第五

伟大的德行在于生养万物，最珍贵的莫过于生命。所以两条手臂比四海还重要，万物都不如自身宝贵。虽然人的精神禀受于天地，形体依托于父母，但也因为后天的调养，才能顺应自然的天理。再说松柏，具有凌云的节操。如果用粪土壅塞它，用咸水浇灌它，那么不到一个早晨，就会看到它枯萎憔悴了。冰雪，没有超过一时的坚硬。如果把它藏在阴冷的井里，庇护在幽深的山峰下，那么即使到了盛夏，也没听说它融化消失。松柏的本性，并非不坚贞，最终却迅速腐朽；冰雪的本性，并非不融化，竟然得以长久保存。这两者，难道是上天让它们这样的吗？确实是调养的结果造成的。何况人呢，不同于松柏的永恒。如果调养不得法，怎么能不朽呢？难道仅仅像冰雪那样短暂吗？如果调养得法，怎么能不长寿呢？所以寿命的长短，取决于调养的厚薄。可悲啊，饮食和男女之事，是人最大的欲望所在。人们无不希望自我厚待，却不知道厚待反而导致衰薄；人们无不厌恶衰薄，却不知道衰薄反而能带来厚待。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前信陵君和孝惠帝纵情于长夜的娱乐，沉溺于酒色的快乐，尽情放纵意志，这难道不是自我厚待吗？然而最终遭遇夭折的痛苦，自己死在坟墓之下，这就是衰薄也太过分了。老子和彭祖修习延年的方法，遵守不食火煮食物的禁忌，约束魂魄，这难道不是自我克制吗？然而能够保持长久的寿命，自己达到云霄之上，这就是厚待也太过大了。外物，是养生的工具。如果调养超过了限度，也就成为丧生的根源了。所以火适宜的是膏脂，木适宜的是水。现在用江湖的水，去清洗尺长的嫩枝；用斗量的一斛膏脂，去浇星星般的蜡烛，那么一定会看到毁坏熄灭。所以性命的本分，确实有限；嗜欲的心，本来无穷。用有限的性命，去追逐无穷的嗜欲，怎么能不困苦呢？因此《易经》保存饮食的节制，礼制告诫男女的界限，大概是有原因的。再说居于九五的尊贵地位，这是天下最尊贵的；拥有亿万的民众，这是天下最富有的。如果养生之道不存在，那么五脏四肢都不属于我，何况身体之外的东西，怎么能有呢？用美玉投喂青蛙，用明珠弹射麻雀，舍弃珍贵的去追求低贱的，人们就认为这是迷惑了。现在以至尊性命的贵重，却在嗜欲之下自我轻视，怎么能说不迷惑呢？所以土能使黄河浑浊，但不能使大海浑浊；风能拔起树木，但不能拔起山岳；嗜欲，只足以扰乱小人，不足以动摇君子，所以鲁仲尼口渴遇到盗泉的水，因为道义而不喝；郑子公染指求羹，柳下惠与女子同寝，最终没有乱来；宋华父冒着危险窃取美色，周公留下酒诰的警戒，殷纣沉湎酒色导致灭亡；婕妤推辞同乘一车的嫌疑，姜氏宣扬淫乱而没有羞耻。难道不是贞洁与淫滥有区别，厚薄不同吗？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使用就会疲劳，精神形体都困顿却要求长生，没听说过。作为君主，如果真的能内在宝爱神气，外在减少嗜欲，念及驰骋的警戒，尊崇颐养的话，永远保持神仙般的寿命，常常成为圣明的君主，难道不美好吗？所以老子说：“忘却自身而自身得以保存，说的就是这个。”

理乱第六

国家的治理与混乱，在于文武之道。从前圣人创造文字契约，用来沟通隐微的情意；削制弓箭，用来威慑不服从的人。这两者，是古今都存在的。然而文用来达到治理，武用来平定混乱。文虽然能达到治理，不一定能制止混乱；武虽然能平定混乱，不一定能达到治理。所以防止混乱在于使用武力，鼓励治理在于使用文治。就像手脚交替使用，舟车轮流承载一样。所以汉高祖夸耀武功，陆贾劝谏他学习；鲁公赴会，孔子请求他设防。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文，是用道德来引导，道德在于内在，真诚不在于夸饰。武，是用威严来显示，威严在于自我保全，不在于强求名声。如果强求名声，那么吴国虽然有很多锋利的兵器，正好彰显它的失败。如果夸饰，那么鲁国虽然都穿儒服，不足以挽救它的衰弱。所以秦始皇修筑长城，从事战争，劳役不停，人们不堪忍受，于是让陈涉之类的人坐享其成，祸患起于强求名声。王莽建造灵台，兴办礼乐，赋税无度，人们无法生活，于是让圣公之类的人收取利益，失败始于虚饰。所以秦始皇在天下使用武力，就像陶工制作陶器，虽然致力于追求大，却不知道薄的反而容易脆。王莽在天下使用文治，就像工匠砍削木材，虽然志在夸耀其精妙，却不知道细的反而容易折断。这两者都以治理的终结导致混乱，这是没有掌握大体的。再说文，显示给人看有章法，必须存在于简易。简易就容易顺从，将有羞耻心并且归服。武，显示给人看有防备，必须存在于恬淡。恬淡就自我守护，常常以逸待劳。常常以逸待劳，那么攻战没有不利的。有羞耻心并且归服，那么教化没有不行的。教化施行而众人和谐，战争胜利而寇盗平息。然后用无事来澄清，用至仁来滋润，这是圣主所以得到治理的原因。然而这两个人不从内在寻求，而从外在索取；不用本性安抚，而用情欲放纵。烦琐的文治使下属轻慢，暴力的武治使民众困顿，这不可能在天下得民心。虽然如此，还是有其弊端，为什么呢？从前伯益凿井，燧人钻木，水火之利于

译现在依赖它。然而智伯凭借它来水淹赵氏城池，董卓凭借它来焚烧汉室宫阙，这造成的祸害，也就太严重了。那么，礼乐征伐是治理国家的利器。而那些窃国大盗，又何尝不是凭借礼乐征伐之道来扰乱天下呢？所以章邯凭借军队来瓜分秦国土地，田常凭借仁义来篡夺齐国政权，这就说明有治理就不能没有混乱，关键在于君主如何掌控。因此，牧马的人，先除去危害马匹的东西，赶羊的人要不断鞭打落后的羊，不鞭打落后的羊，羊就会走失；不除去危害马匹的东西，马就会丢失。鲁国不能除去三家大夫的危害，国家就会背叛；晋国不能鞭打六卿的落后，土地就会分裂。如果君主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即使有简易的礼乐、恬淡的征伐，也正好足以助长混乱，哪里能得到治理呢？所以圣人得不到礼乐征伐之道，就不能治理；贼臣得不到礼乐征伐之道，就不能作乱。并不是礼乐征伐有取舍的私心，大概是君主失去了权柄。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得失第七

騊駼驰骋远方，必定依靠四足的力量；鸑鷟飞翔遐迩，无非凭借六根主羽的作用。因此圣人顺应时运，明主把握时机，也是以良木之材作为股肱之臣的重任。然而大地有山川，其险要可见；天有冬夏，其时令可知。至于凡人的内心，幽深莫测，素王尚且无法揣度，帝尧也认为难以知晓。想要任用他们，难道没有得失吗？为什么说呢？君主如同船，臣子如同水。水能浮起船，也能倾覆船；臣子能辅佐君主，也能危害君主。因此萧何、张良、韩信三杰被任用而汉朝兴起，六卿势力强大而晋国灭亡；范蠡在位而越国称霸，田氏兴盛而齐国灭亡。虽然任用的情况相同，但成败却截然不同。人这一类，奸邪没有定规，真假不一；有的表面恭敬而内心轻慢，有的言语亲近而行为违背；有的轻视廉洁而崇尚贪婪，有的贫穷时贞洁而富贵时淫乱；有的过错重大以求改变，有的地位高而自我猜疑；有的见到利益就忘记恩情，有的逃避刑罚而制造嫌隙。这些情况，蓍草龟甲不足以决断，鬼神也不能确定。况且利器是最重的，人心是最难知的。把最重的利器，交给难知的人心，没有辨明真假的情状，只相信诋毁赞誉的言论。有霍光才能的人，也可能被得到；有王莽行为的人，也可能被失去。因此考察宗亲，管叔和周公不无忠奸之别；检验亲属，窦婴和吕禄不无正邪之分；推举功臣，王陵和黥布不无逆顺之异；议论故友，樊哙和卢绾不无去留之殊。选取刀笔吏的才能，就像张汤那样欺诳；奖赏颊舌之人的作用，就厌恶主父偃那样的倒行逆施。如果智谋防备有余，那么陈平不可单独任用；如果英明谋略出众，那么韩信担心难以控制。天下是最大的，没有合适的人就不能独自守住，有了合适的人又恐怕作乱。为什么不取他们的才能而不控制他们的作乱呢？况且毛发长在头上，每天用梳子梳理；指甲长在手指上，每月用锉刀修整。指甲不锉，长了就不便于使用；头发不梳，久了就更加混乱。指甲和毛发，近在自身，本来没有情识，如果不加治理，尚且为之困难；何况臣下，不是同体的东西，人心有容易变迁的忧虑。委托他们评判善恶，跟随他们判断是非，大概不可以轻率对待。因此走长路的人，必定依靠骏马的力量；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寻求贤臣的作用。然而骏马如果驯服，难道可以没有缰绳吗？贤臣虽然任用，终究不可以失去权柄。所以驾驭马的人，缰绳太紧则马踏步不前；缰绳太松则马骄傲而好逸。让缰绳松而不致逸，紧而能前进的，只有造父能做到。驾驭臣子的人，权柄严峻，则臣子恐惧而不安；权柄宽缓，则臣子轻慢而好乱。让宽缓而不致乱，严峻而能安的，只有圣人能明白。担心马多逸，舍弃马而徒步行走，那么长路无法渡过。惧怕臣子作乱，舍弃臣子而独自任用，那么天下无法治理。知道马可以乘，而不执缰绳，就不能禁止其逸。知道臣子可用，而不亲掌权柄，就不能制止其乱。因此项羽不用范增，是舍弃马而徒行；汉帝虽然有曹操，是乘马而无缰绳。如果想要不败，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孔子说：“只有名分和礼器，不可以假借给别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真伪第八

君主不能独自教化天下，必定依靠贤能的辅佐。万物之心不容易治理，正等待甄别评议。让小人退居荒野，君子居于朝廷，然后才可以说是得到了。然而善恶相生，是非交错。形体显现而影子依附，嘴唇枯竭而牙齿寒冷。如果有真，就不能没有伪。因此历代帝王统御家国，无不侧身疾驰心神以恭敬英杰。等到封授官职，却往往是愚昧小人；无不攘臂切齿以痛恨奸佞。等到诛杀驱逐，却错误地加害贤良。这是有识之士所嗟叹痛心的。山鸡没有灵性，买它的人称之为凤凰；野麟是祥瑞，伤害它的人称之为麕。然而麟凤有图谱，麕鸡无见识，尚且把真当作伪，把伪当作真。何况忠逆的情状，静躁的性情，愚直的人类似正直，智狂的人类似贤能。洁身自好的人不能与人同流，犯颜直谏的人短于违逆君主。情状没有形象可见，心思不是视听所能知道。想要使银铅不混杂，淄水渑水味道不同，有所得的人，也是万代中的一次遭遇。因此吴国任用宰嚭，导致伍子胥被杀；鲁国退避孔子，把政事委托给季氏；秦国诛杀白起以举荐应侯，赵国信任郭开而杀害李牧。卞和献玉，反而遭受楚国的刑罚；北郭吹竽，滥食齐国的俸禄。像这类事情，实在繁多。那么所肯定的不一定是真，所否定的不一定是伪。所以真伪之间，有方法技巧，不可不考察。为什么这样说？众人所赞誉的，不一定说是善；众人所诋毁的，不一定说是恶；我所亲近的，不一定说是贤；我所疏远的，不一定说是鄙。用什么来证明？从前尧治理洪水，伯鲧被众人举荐，而洪水没有消除；魏国讨伐中山，乐羊被众人轻慢，而中山最终被攻克。邓通在汉主面前延夣，却没有傅说的才能；屈原被楚王驱逐，却没有共工的罪过。这就是众议不一定正确，独见未必得当。因此明主咨询在位者，详细省察自己的思虑，先难后易，考察显著以探究细微，使被任用的人不惭愧其

译奖赏得当，有罪的人无法逃避责任，这样才算是恰当。既然如此，良马在奔驰中检验，那么劣马和骏马就可以区分，不必借助孙阳的举荐；柔韧的刀刃在切割中检验，那么锋利和迟钝就可以显现，不必劳烦风胡的谈论。如果有难以了解的人，用处理事务来考验他，那么真假自然分明，从而平息天下的争议。所以先王用人，派他到远方去观察他的忠诚节操，让他留在身边考察他的恭敬勤勉，让他出谋划策可以识别他的智慧谋略，用繁杂的事务烦扰他可以充分显现他的才能，让他与各种人相处观察他的贞正，随意给予他利益详细考察他的贪婪或廉洁，在困顿穷厄中要求他展现仁爱，在危难中思考他是否守信，追寻他的行为探求他的本性，听取他的言辞辨别他的实情，完全运用吕尚的八种征验，检验皋陶的九种德行，然后就像素丝都被染色，白璧投入泥中也不改变本色，黄叶一同凋零，青松凌霜而独自挺秀，那么虚伪的人就被摒弃，真实的人就被得到了。所以孔子说：“众人称赞的人一定要考察，众人厌恶的人也一定要考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同异第九

同样的声音互相呼应，相同的气息互相吸引。虽然老虎与山谷的风不同类，但老虎咆哮，山谷的风就兴起；蛇与山间的雾气不同类，但蛇跳跃，山间的雾气就升腾。这是道理相同的缘故。不同类别的群体，不同的性情却有着相同的行为。虽然蛤蜊因雀鸟的变化而生，但蛤蜊不与雀鸟同游；鴽鸟由堤防变化而来，但鴽鸟不与堤防匹配。这是道理不同的缘故。然而父亲、儿子、兄弟，并非不亲近，但他们的心未必相同；君主、臣子、朋友，并非不疏远，但他们的心未必不同。所以瞽叟愚笨而重华圣明，盗跖贪婪而柳下惠廉洁，刘邦困厄而纪信被烧死，伯桃饿死而角哀赴死，这就好比烟和灰同出一源，却各自有升有沉；胶和漆来源不同，却坚固地相守在一起。既然这样，那么人的情性各不相同，相同与不同很难完全一致。《易经》虽然说到“在门口与人同心”，但第三爻又说“在草丛中埋伏军队”，这就是在相同中不能没有不同。所以有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的，有外表不同而内心相同的，有开始时相同而最终不同的，有起初不同而最终相同的，有对方不与我相同而我与他相同的，有对方不与我不同而我与他不同的。用什么来证明呢？从前陈平表面上顺从吕后，内心却归附刘氏；程婴表面上违背孙臼，内心却保全赵氏孤儿；张耳和陈余起初是刎颈之交，最终却产生参商般的嫌隙；管仲和小白起初有射钩的怨恨，最终却享有鱼水般的欢愉；田氏在齐国君主面前怀着欺诈之义，齐国君主却更加信任；亚父对项羽竭尽忠诚，项羽却更加怀疑。这就是说，相同与不同的内心，不能用一两种情况来推测。因此明智的人慢慢观察并仔细倾听，居高临下并远望，顺应时宜，只适应变化，因为可以相同而与他相同，因为可以不同而与他不同。所以卫青出身低微，汉武帝把军事托付给他；由余是戎狄之人，秦穆公把国政授予他。卫青、由余与秦汉的关系，并非不疏远，尚且知道可以相同而与他相同，何况父子兄弟这样亲近的关系，难道会有可以不同的吗？况且管叔是兄长，周公旦用极刑诛杀他；石厚是儿子，石碏用大义处死他。管叔、石厚与周公旦、石碏的关系，并非不亲近，尚且知道可以不同而与他不同，何况君臣朋友这样疏远的关系，难道会有可以相同的吗？所以能把握相同与不同的人得到福，不能把握相同与不同的人招致祸患。虞舜能使八元相同，能使四罪不同，永远流传圣哲的名声；殷纣王不能使三仁相同，不能使二臣不同，所以遭受败亡的耻辱。这就是说，在相同与不同的关键处，不可失去微妙的把握。所以孔子说：“见到细微的征兆就行动，不等到整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爱憎第十

太阳的光明，没有阴暗不被照亮的，但用厚重的云遮盖它，就看不到光辉；水的明鉴，有东西来就立刻反映，但混入泥沙，影像就全部消失。水和太阳如此光明，明鉴失去常态，难道不是因为云和土的差异，改变了它们的本性吗？人有神智的明察，并非不灵验，只是内心存有偏爱崇尚的情感，外面挟带着憎恶愤恨的事情，那么是非得失就不能不迷惑了。用什么来证明呢？从前重华孝顺，瞽叟却憎恶他，亲人行为不义；寤生贤能，武姜却厌恶他，自己制造祸乱；鹤是贱鸟，卫君却看重它，用华丽的车马载它；则微是贱物，楚王却喜好它，给它穿上锦绣衣服。骨肉相亲，本来没有隔阂，却还憎恶它；禽兽类别不同，确实有分别，却还喜爱它。何况明君信任臣子，不如父母信任儿子吗？士人讨好君主，比鹤马讨好人更巧妙，而没有爱憎迷惑的，大概也很少了。所以汲黯、袁盎因为忠诚进谏而屡次被贬出，籍孺、韩嫣因为谄媚受宠而更加显贵；孙通阿谀奉承而受到赏赐，贾谊刚直切谏而被疏远。爱憎迷惑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忠臣侍奉君主，当面指责君主的恶行，正想成就君主的美德，而君主反而认为他憎恶自己；佞人侍奉君主，当面阿谀君主的好事，正助长君主的过错，而君主反而认为他喜爱自己。却不知道听到恶行而改正向善，永远成为有道的君主；喜欢善行而忘记恶行，长久成为不义的君主。那么使君主成为有道的人，难道不是大爱吗？使君主陷入不义的人，难道不是大憎吗？而君主不推究忠诚与谄媚的情由，轻易放纵偏向或背离的意志，认为爱自己的人也爱自己，就把恩宠加于三族；认为憎恶自己的人自己也憎恶他，就把夷灭之祸加于五宗。于是使剖心刎颈的忠诚，被抛弃而不用；防痔吮痈之类的人，被提拔到特殊等级。况且用赏赐来鼓励善行，用名位来爵赏贤人，如果使天下无才德的人有名，无功的人受赏，那么用什么来鼓励天下呢？用法令来禁止非义，用刑罚来惩治恶行，如果使怀有忠诚的人触犯法令，行为正直的人遭遇刑罚，那么用什么来禁止天下呢？所以汉朝憎恶雍齿，张良认为可以封赏；隋朝宠幸少师伯比，认为可以讨伐。为什么呢？有功的人受害，正好是不祥；亲近无德的人，自己处于下位。

说郛卷九上

<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说郛》>

钦定四库全书

说郛》卷九下元陶宗仪撰迃书【司马光】

我出生六岁，父亲兄长教我读书，虽然诵读，但不能知道其中的意义。又过了七年，才开始稍微听到圣人的道理。早上诵读，晚上思考，到现在二十七年了。虽然我的性情昏庸愚笨疲惫，而不能进步，但勤奋也到了极点。有时有所收获，写下来给人看。评价高的人，就说：“你的书平庸而没有奇特之处，是众人所共知的。”评价低的人，就说：“你的书迂阔而难以用于世，没有益处。”唉！我穷尽我的心，以求古代的道理，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