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郛卷九下

译《说郛》卷九下

<子部，杂家类，杂纂之属，《说郛》>

钦定四库全书

《说郛》卷十上 明陶宗仪撰 《正朔考》【魏了翁】

七月，是陈说周文王功业的时候。

《七月》这首诗，大体上是叙述天时以督促民事。先前的儒者认为《七月》这一首诗，都是以夏历作为标准。我却说：不只是《七月》这一首诗，凡是诗篇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都是夏历。不只是这些诗篇，凡是《易经》《尚书》《周官》《春秋》《左传》所记载的月份，也都是夏历。那么，商历以丑月为正月，周历以子月为正月，难道没有改正历法吗？回答说：是改正了历法，但没有改变月份的次序。历法的改正，是为了显示一个朝代的兴起，各自有所崇尚。月份的次序不能改变，是因为四季的秩序不能混乱。如果混乱了，那么时令就会乖张，百姓的听闻就会疑惑，即使是耕耘收获储藏，也将失去它们的时节。《尧典》所说的“恭敬顺承昊天，谨慎地授予百姓农时”，这是万世不可改变的。至于历法交替崇尚，不过是为了更新百姓的视听，比如在重大朝会、重大典礼时，尊崇使用这一天，称为岁首。太史公所说的“朝会以十月”，就是这样的例子。世间的儒者于是认为商周既然改正了历法，那么其余的月份次序也应该依次更改。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主观臆测的过错。《临》卦所说的“八月”，是指《观》卦而言。《临》《观》两卦相反，所以圣人预先以此作为警戒。《观》卦的卦象是四阴爻，其时辰在酉，显然是夏历的八月。而何氏认为周历的八月属于未月的遁卦，孔氏认为商历的八月属于申月的否卦。文王、周公、孔子简易地顺从夏历，而何氏、孔氏反而曲折艰难地寻求符合商周历法，不也很奇怪吗？所以说：凡是认为改正历法而连同月份依次更改的，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尚书·伊训》说：“元年十二月乙丑，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太甲》说：“三年十二月，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奉嗣王初次拜见祖先，是重大的事情，所以用改元的岁首；穿着冕服奉嗣王回亳，也是重大的事情，所以用三年的岁首。然而仍然称为十二月，这说明殷人未曾将十二月改为正月。孔氏用商历来解释，行不通，于是勉强解释说：“这是汤去世过月，太甲即位而奠告祖先。”考察《孟子》说“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后继以太甲”，那么太甲是汤的孙子，所谓“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是对的，并不是继承汤而立。假使太甲继承汤而立，又怎肯过月就立刻改称为元年呢？所以说：凡是认为改正历法而连同月份依次更改的，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诗经》篇目如《正月》说“正月繁霜”，《四月》说“四月维夏”，《六月》说“六月栖栖”，这是夏历无疑，即使想要曲解，也不可能。即使有曲解，也不足以迷惑人。至于《十月之交》，郑氏则解释说：“这是夏历的八月。”十月之交，就是十一月了，这是周人的朔月，所以说“朔月辛夘，正朔日食”，这是古人所忌讳的，所以说“亦孔之丑”。不然的话，八月日食，何足以说非常丑恶呢？以此证明，周人以十一月为朔月，未曾改为正月。又《七月》这首诗的第五章，从五月数到十月，接着说“曰为改岁”，这是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未曾改之为正月，这又是一个证据。所以说：“凡是认为改正历法而连同月份依次更改的，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周官》凌人“十二月斩冰”，与《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那么不只是时令都是夏历，月份也都是夏历了。而“正月之吉始和县法观象”，郑氏强行解释说：“这是周正月。”如果用夏历来解释，建寅之月，三阳既交，这才称为和。如果指为周正，那就是建子之月，时值寒冬，怎么能称为和呢？又“党正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法”，说孟月，那就是夏历建寅之月，不是周历建子之月，很明显。所以说：“凡是认为改正历法而连同月份次序依次更改的，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春秋》所记载的时令都是夏时，月份都是孟月，即使《左氏传》也是如此。隐三年传曰：“夏四月，郑祭足率领军队取周之麦，秋又取周之禾。”其为夏历明白如斯。杜氏用周历解释说：“四月是现在的二月，秋是现在的夏，麦禾都未熟，取者大概是践踏之。”左氏只说“麦禾”，而杜氏说未熟，左氏直说“取”，而杜氏说践踏，近乎迂腐疏漏，可笑。实在是因为拘泥于周历，有所不通，所以迁就其辞，以至于此。所以说：“凡是认为改正历法而连同月份依次更改的，都是主观臆测的说法。”有人问：“汉、晋、唐诸儒用三正说解释六经，难道是凭空捏造的吗？”回答说：“也必定有一二疑似之处启发他们，如春无冰、冬大无麦禾之类，都是他们的借口。”然而疑似的只有一二，明白的有十百。以疑似掩盖明白，以一二手胜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