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四

译《宋志》载十六卷。尚存。张爟作序说：“《毛诗》有《诂训传》，郑氏的《诗》有笺，欧阳氏的《诗》有论和《本义》。毛氏、郑氏所说的《诗》有三百零五篇，而欧阳氏却只有一百一十四篇，这是为什么呢？毛氏、郑氏的学说，在三百零五篇中有一百一十四篇没有得到古人的本意，欧阳公便为它们作论加以辨析，说：‘事情不是这样。这些诗的本义就是如此。’有论而没有本义的，是因为本义已因论而显现。有些篇章如果毛氏、郑氏的注解都正确，欧阳氏的书也就不会写成了。《关雎》的序兼论四诗的大旨，为什么这里只写出其中几句话呢？是为了阐明《关雎》的意义。一篇诗文自有其本书，正如三百零五篇诗文各自有其本书一样。泛论部分有十篇统括性的解释，为什么附在本义之后呢？是为了说明学习《诗》的人应当考究的事项，正如《易经》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一样。《诗谱》没有三颂，为什么呢？《诗谱》的写作，是因为各类诗有异同，然后才需要谱系。周颂都作于文王时期，鲁颂自成一类，僖公诗和商颂都出自正考父，不需要另作谱系；这说明并不是有所缺漏。大儒著书的体例就是这样。不明白的人因此认为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书，真正明白的人则认为这是欧阳氏的完整著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百十四篇〕 晁公武说：欧阳公解释《诗》，凡是毛氏、郑氏的说法已经正确的，就沿用而不改；至于拿它去询问先圣便违背道理、考察人情又行不通的地方，才加以改易，所以他的所得比诸家都多。但是欧阳公平日不相信符命，常常著书说《周易》《河图》《洛书》都是妖妄之说，如今又把《生民》《元鸟》这两首诗解释成怪异之说。苏子瞻说：帝王兴起时，他们受命的符瑞明确见于《诗》《书》的情形很多。《河图》《洛书》《元鸟》《生民》这些诗，难道可以说是欺骗吗？只可惜学者推求得过于详细，流入谶纬之学；后来的君子又矫枉过正，一概跟着废弃，认为王莽、公孙述之流是因此而作乱。假如汉朝没有失德，王莽、公孙述又从哪里兴起？把罪过归到三代受命的符瑞上，也过分了。陈振孙说：这部书先作论，辨析毛氏、郑氏的错误，然后以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末二卷作一篇义理解释，取舍义理、时代、本末三论，《豳》《鲁》序三问，以及补写亡佚的郑氏《诗谱》和《诗图》，总序附在卷末。” 楼钥说：从汉代到本朝一千多年间，号称通晓经学的人，不过是阐述毛氏、郑氏；其中没有比孔颖达的疏更详细的。大家不敢用一句话违背、触犯这两家，对于二者彼此不相合的地方，都曲折地作出解释来使它们贯通。韩文公是大儒，他上书时所引用的“菁菁者莪”，仍然拘谨地守着旧说。只有欧阳公写作《本义》，才开始有能力开启后世长期的疑惑；他并不轻率地议论两家的长短，却能指出其中不正确之处，从而深刻把握诗人的本意。此后王文公、苏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自发表自己的学说，彼此启发阐明，使道理更加明白显著。其实这一切都是由欧阳氏首先发端的。” 《诗谱补阙》《通志》载三卷。尚存。欧阳修作序说：郑氏《诗谱序》说：“自共和以后，得到太史的年表，接续到《春秋》，次序才明白。”如今《诗》中各诸侯国的诗，只有卫国、齐国的变风在共和以前，其余都在宣王以后。我原来的图谱，从各诸侯国受封开始，到《诗》所记最后一位国君为止；旁边系联周王，以世代相对应，把诗列在右方，依照郑氏所谓“沿着上面考察下面，再从旁边推行考核”的说法。可是有的国君在位时，周朝经历了几位周王，那么就考察他的诗应当属于哪位周王，在相应的年代排列。例如鄘国《柏舟》和卫国《淇澳》，都是卫武公的诗。《柏舟》作于卫武公即位初年，应当列在宣王时期；《淇澳》赞美他的入朝，应当在平王时期，所以系在平王时期。有些诗无法知道早晚，而该国君又经历了几代周王，那么就都列在最后。例如曹共公一生经历惠王、襄王、顷王三代，他的四篇诗属于顷王时期，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今既然加以补充，郑氏谱中便只取有诗流传的国君，略去他们前后的次序，不再逐一编排；只是粗略叙述各国兴亡于后面，以显示它们的始末。至于周诗，失去世代次序的很多；如今为郑氏补作谱，也暂且依从他的说法编次，同时可以据此看出他的错误。这些属于我另外的论述，这里不再写出。” 梅氏【尧臣】《毛诗小传》二十卷。已亡佚。欧阳修在墓志中说：“嘉祐五年，京城发生大瘟疫。四年，圣俞染疫去世。圣俞姓梅，名尧臣，宣州人。他因堂叔梅防的关系补任太庙斋郎，历任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以德兴县令身份知建德县，又知襄城县，监湖州盐税，签署忠武、镇安两军节度判官，监永济仓，任国子监直讲，逐步升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在毛氏《诗》方面学问深厚，撰写《小传》二十卷。” 茅氏【知至】《周诗义》《宋志》载二十卷。已亡佚。《姓谱》记载：茅知至是仙游人，隐居在县西山，以六经教授乡里。景祐年间，厐借因他的德行而推荐他，补任州学教授，有《周诗义》二十卷。周氏【尧卿】《诗说》三十卷。已佚。《隆平集》记载：周尧卿，字子俞，起初名奭；如今所用的名和字“梦人”，是授予他的。天圣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升至太常博士，出任饶州通判。有《诗》《春秋说》各三十卷。周尧卿治学，不被传注所迷惑，反复询问、辨析和思考，以通晓经义为目标。他研究《诗经》，依据孔子所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僻”，以及孟子所说“解说诗的人，要用自己的意旨去探求诗人的本意，这才算获得了正确理解”，考察经书的旨趣和归宿，从而看出毛氏、郑氏说法的得失。他说：“毛氏的传注想求简略，有时对义理阐述得少，这并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的；郑氏的笺注想求详尽，有时又远离人的情性，这也不是用自己的意旨去探求诗人本意的方法。这样难道可以完全不加取舍吗？” 欧阳修撰写墓表说：“尧卿是道州永宁县人，长于研究毛氏、郑氏的《诗经》学说和《左氏春秋》。” 鲁氏〔有开〕《诗集》《宋志》载十卷 已佚。李氏〔常〕《诗传》《宋志》载十卷 已佚。黄氏〔君俞〕《毛诗关言》《通志》载二十三卷 已佚。周氏〔轼〕《毛诗笺传辨误》〔《绍兴书目》作“式”〕 《宋志》载八卷〔《绍兴书目》载二十卷〕 已佚。邱氏〔铸〕《周诗集解》《宋志》载二十卷 已佚。郑樵说：“宋朝丘铸作注，只取序中的第一句话，认为是子夏所作；后面的句子就删去了。” 王氏〔安石〕《新经毛诗义》《宋志》载二十卷 已佚。《舒王诗义外传》

译《宋志》载十二卷 已佚。晁公武说：熙宁年间设置经义局，撰写《三经义》，都以王安石的学说为根本。《毛诗》先命王雱训释其文辞，又命王安石训释其义理。书成之后，赐给太学，颁布到天下，用它来选取士人。王应麟说：“《诗经》说：‘天下动乱，百姓困苦，那么究竟归向何处？’《新经义》说：‘动乱由上面产生，而受到祸患的通常总是下面；等到动乱发展到极点，才归返到它所产生的地方。’唉！宣靖年间，这些话应验了。那么，预兆着动乱的人是谁呢？言语同实际行动相违背，内心同外在行迹相异，说的就是荆舒。” 沈氏〔季长〕《诗讲义》十卷 已佚。范氏〔百禄〕《诗传补注》二十卷 已佚。哲宗褒奖晓谕的诏书说：敕令范百禄：朕省阅了你所上之表，得知你已经撰成《诗传补注》二十卷。六义的文辞，大概体现的是温柔敦厚的教化。四家学说在训故、传、笺方面各有不同，虽然都出自先儒，其中有的却并非经文的本来意义，这就使后来的学者各自致力于标榜某一家。卿博闻强识，专心研究经术，在讨论诸经之外，尤其精通《诗经》。你鉴察商、周两代的盛衰，考究毛氏、郑氏说法的得失，补充注释其中的大略，编次成书，确实领会了作者深微的旨意，对学官的缺漏也颇有补助。你上奏进呈此书，讲解十分明白；反复研读玩味之后，朕赞叹不已。王应麟说：“元祐四年六月，吏部侍郎范百禄进呈《补注》二十卷，诏令交付秘省。” 李氏〔清臣〕《诗论》二篇 今存 张氏〔方平〕《诗正变论》一篇 今存 朱氏〔长文〕《诗说》已佚。鲜于氏〔侁〕《诗传》《宋志》载六十卷 今未见 按：鲜于氏《诗传》，范镇撰写的墓志和秦观撰写的行状，都说是二十卷。《文渊阁书目》和叶氏《菉竹堂目》也都记载有这部书。孔氏〔武仲〕《诗说》《宋志》载二十卷 已佚。范氏〔祖禹〕《诗解》《宋志》载一卷 今未见 王氏〔岩叟〕《诗传》已佚。苏氏〔辙〕《诗解集传》《宋志》载二十卷 今存 晁公武说：“他的说法认为，《毛诗》序是卫宏所作，并不是孔氏旧本，只保留序文开头的一句话，其余全都删去了。按司马迁说：‘周道衰微，于是《关雎》创作出来。’扬雄说：‘周康王时期，颂声在下民中兴起，《关雎》在上层出现。’这同今天《毛诗》序的意思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序并非孔子的旧本，这是很明显的。即使如此，如果删去序文而不看，那么诗中的文辞有幽深混沌、无法理解的地方，也不得不保留开头那一句。” 彭氏〔汝砺〕《诗义》《宋志》二十卷。已散佚。程子【颐】《伊川诗说》。《通考》二卷。现存。晁公武说：“这是伊川的门人记录老师所讲经书内容的著作。” 张子【载】《诗说》。《宋志》一卷。现存。乔氏【执中】《毛诗讲义》。《宋志》十卷。已散佚。郭氏【友直】《毛诗统论》。二十卷。已散佚。《文同志墓》记载说：“君讳友直，字伯龙，善于同人交往，又喜欢收藏书籍，藏书达一万多卷；经过抄写、校对的书，全都成为佳本。伯龙没有不读的书，别人向他询问，没有不知道的，因此人们多与他交游。景祐年间，他被推荐到尚书省应试，没有考中，于是回去，不再参加科举。在成都学舍聚集学生，常有几百人。治平年间，朝廷下诏征求遗书，伯龙所进献的共一千多卷，全都是秘府所没有的书。熙宁四年，朝廷因伯龙具有景祐年间进士的恩例，授予他将仕郎，任龙州助教。他所著有《毛诗统论》二十卷、《历代沿革乐书》十三卷。” 张氏【耒】《诗说》。一卷。现存。成德说：“《文潜诗说》一卷，只有十二条。看其中论述‘土宇版章’的一条，难道是因为对熙宁年间开拓边疆、斥竟之举有所感触而作的吗？” 沈氏【铢】《诗传》。《宋志》二十卷。已散佚。《扬州府志》记载：沈铢，字子平，他的先祖是武康人，后来迁居真州。他年轻时跟随王介甫学习，考中熙宁癸丑进士，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以龙图阁待制出知宣州，后来去世。《诗传》二十卷，由沈季长撰写，沈铢续成。毛氏【渐】《诗集》。《宋志》十卷。已散佚。赵氏【令湑】《毛诗讲义》。《宋志》二十卷。已散佚。李氏【撰】《毛诗训解》。二十卷。已散佚。杨时墓志说：“撰，字子约，世代居住在陈留，后来迁到福建连江，如今成为苏人。考中进士，以朝奉大夫的身份任袁州通判。” 张防说：撰是唐朝宗室。熙宁六年考中进士，任江州彭泽县令，仕途最终做到朝奉大夫。有《毛诗训解》二十卷、《孟子讲义》十四卷。吴氏【骏】《诗解》。二十卷。已散佚。《闽书》记载：吴骏，字晞远，浦城人。元丰八年考中进士。政和初年，任饶州通判。赵氏【仲锐】《诗义》。《宋志》三卷。已散佚。刘氏【泉】《毛诗判篇》。《宋志》一卷【《绍兴书目》载二卷】。已散佚。吴氏【良辅】《诗重文说》。《宋志》七卷。已散佚。洪氏【林范】《毛诗义方》。《通志》二十卷。已散佚。吴氏【纯】《三十家毛诗防解》。《宋志》一百卷。已散佚。《经义考》卷一百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五。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诗》【八】。周氏【紫芝】《毛诗讲义》。已佚。紫芝在自序中说：“孔子谈论六艺的言论很多，而对《诗》尤其详尽。当时师生问答的言辞，见于《论语》一书中的，都可以考察而知。所以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他既用这些话告诫门人：‘不学《诗》，就无法讲话。’又用这些话告诫自己的儿子。他关于《诗》的话说得如此详细，以至于重复说了两遍、三遍还不停止，难道不是因为《诗》是经典吗？诵读《诗》的文辞，可以使人兴发感慨，可以使人合群，可以观察得失，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能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所以求学的人一定要从《诗》开始。然而，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因谈论《诗》而被圣人认可的，只有卜商、端木赐二人。卜商列在文学一科，端木赐则通达事理，可以从政。孔子姑且只称许他‘可以谈论《诗》’，其他方面大概没有听到孔子更多的称许。那么，《诗》的学说为什么又这样难以明白呢？如果说学习一定要从《诗》开始，那么人在幼年求学时本来就已经学习过它了。为什么后世的学者，即使专门研究《诗》，终身玩味它的文辞，到老也不能窥见其中的奥妙呢？这是为什么？孔子说：‘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滋味。’《诗》的创作虽然出自国史、低贱的奴隶以及闺门中的妇女之口，大多都借鸟兽草木来吟咏人的性情；考察它的文辞意趣，高远之处能够感动人心、上达天意，曲折委婉而把情意表达尽，舒缓从容而不急迫。” 由于先王的恩泽仍然存在，礼义的风气还没有消亡，所以诗中的言语都符合圣人的旨意；不符合的就删去。因此，后世学者要阐明《诗》义就很困难了。唉！学习《诗》可以说是很难的。自孔子以后，深通《诗》的人，大概屈指可数。孔子是圣人，明白《诗》的道理。子夏、子贡是学习孔子而明白《诗》的意义的人。孟子则与孔子同道，明白《诗》的意旨。汉代的鲁申公、楚元王刘交以《诗》学为倡导者，是懂得《诗》学的人。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诚是上天的道，思诚是人的道。思想没有邪念，就是诚的极致。如果不是诚的极致，又怎么能够正确判断得失，感动天地、鬼神，像回声和影子一样产生应验呢？所以说：‘只有孔子能够懂得《诗》的道理。’《诗》说：‘美丽的笑容真俏丽啊，美好的眼睛黑白分明啊，白色的质地上加以彩绘啊。’子夏由此说礼在质朴之后；又以‘像切磋骨器，像琢磨玉石’说明修养。子贡则说，有了质朴的本质也不能没有学习。这两人如果不是深通《诗》的意义，怎么会知道礼与质朴有先后，质朴与学习又相互贯穿始终呢？所以说：‘只有子夏、子贡能够懂得《诗》的意义。’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的意义，也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诗人的志意，要用自己的意会去迎合、探求诗人的志意，这才算真正理解。’考察‘周地剩余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下来’这句诗，就知道诗人的意思只是怜悯旱魃造成的灾害罢了。难道果真是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吗？如果不略过表面文辞去探求诗人的志意，就没有不因文辞而损害志意的。因此说：‘只有孟子能够懂得《诗》的志意。’这几个人所知道的本来有深浅之别，但总的说来，都从《诗》中有所收获。秦朝灭亡以后，六经被焚毁，学者已经很久看不到完整的经典了。汉朝兴起，只有鲁申公、楚元王刘交开始为《诗》作训释；后来郑氏为它作笺，孔氏为它作疏，于是《诗》学逐渐兴盛起来。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分章析句，辨析名物，以此成为一家之学罢了。所以说：‘像鲁申公、楚元王刘交这样的人，是懂得《诗》学的人。’汉武帝崇尚儒术以后，才改变汉高祖以武功治国的风气，宰臣多任用儒生。元帝、成帝以来，长于《诗》学的首推匡衡、萧望之等人；他们只是用《诗》来装饰自己的儒雅罢了。他们距离孔子的学问已经很远了。荀卿号称懂得并信奉六经、尊崇孔氏，但看他的著作，往往时常取用诗人的文辞来证明自己的学说，最终导致违失诗歌本意的地方很多。与古人的学问相比，这是最为疏略谬误的。李斯学习荀卿，用这套学说辅佐秦国，结果仅仅一代就使秦国灭亡了。大概用经学来裁断国家政论，关键在于考察经典是否审慎；学习不得其法，祸患竟达到如此地步，岂不可【今上御名】吗！诸位君子有意学习《诗》，希望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贡为老师，来探求诗人表达的总体旨意；同时再以荀卿为戒，这样或许就能有所收获。陆氏【佃】《诗物性门类》。《通考》八卷。现存。陈振孙说：“没有署明姓氏，多取自《说文》。现在考察它，大概是陆农师所作的《埤雅稿》。” 祝穆说：“陆农师从王介甫那里接受经学，却不认为新法是正确的。” 杨氏【时】《诗辨疑》。《宋志》一卷。现存。蔡氏【卞】《毛诗名物解》。《宋志》二十卷。现存。陈振孙说：蔡卞，字元度，撰写此书。蔡卞是王介甫的女婿，所以书中多采用《字说》。目录从《释天》到《释杂》，共分十类。大体上像《尔雅》，但琐碎穿凿，对经书没有补益。陆元辅说：“蔡元度《名物解》有目录一卷，《释天》一卷，《释百谷》一卷，《释草》一卷，《释木》一卷，《释鸟》三卷，《释兽》二卷，《释虫》二卷，《释鱼》一卷，《释马》一卷，《杂释》一卷，《杂解》一卷。” 董氏【逌】《广川诗故》。《宋志》四十卷。已佚。《中兴艺文志》说：董逌撰写此书。董逌认为，班固说鲁诗最接近今本，但只能从其他书中不时找到一些鲁诗。齐诗保存下来的并不完整，有人怀疑是后人假托的；然而其中章句之间有自立的地方，这是不能轻易改变的。韩诗虽然亡佚，但《韩诗外传》和章句仍然保存着。毛诗的训诂最为完备，因为最后出现，所以反而独自流传下来。于是董逌依据毛氏的说法来考订三家诗，并且认为《诗序》决不是子夏所作。建炎年间，董逌带着这部书南渡；他的志向在于公学，学问博大，不能因为人的某些方面而废弃其书。陈振孙说：“董逌的说法兼取三家诗，不专从毛氏、郑氏。他说齐诗还保存着，可以作为依据。考察董逌的《藏书志》，其中有《齐诗》六卷，如今馆阁中却没有。董逌自己说，齐诗在隋唐时也已经亡佚很久了，不知道今天所传的齐诗是从哪里来的。有人怀疑是后世依托伪作的；如果这样，怎么能就此认为齐诗还保存着呢？但是，他所引用的各家文字和义理中，和毛氏不同的地方，也足以扩大见闻，接续已经断绝的学术。”朱子说：“董彦远的《诗解》论述《关雎》的意义，自称暗中与程先生相合，只是文字晦涩难懂。” 王氏【居正】《毛诗辨学》。二十卷。已佚。廖氏【刚】《诗经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