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一

译方逢辰《中庸大学释传》三卷 未见 戴景魏《中庸大学要义》已佚失 黄震作序说：“这两部书阐发了许多先儒没有涉及的地方，确实有功于后学。‘知、仁、勇’三节，经文的旨意本来就很清楚，文公却偏偏把‘三近’列为‘勇’的次序，实在不明白他所谓‘执事’是什么意思。戴君逐条列举、剖析说明，却一一同经文相合。君子把实践诚意看得最为可贵，‘诚之’正是用功之处。前辈只把‘之’字当作语助词，戴君改变了这种说法，并以孟子所说的‘思诚’作为证明。至于‘既禀’的‘之’按本字解释，‘亲新’的‘之’可以通用；《索隐》的写法，本来是因为古字从‘宜’。这些虽然是从文字学方面考察出来的，也都足以补拾前辈的遗漏。其他大义，来不及一一列举。只是把‘蒲卢’解释为‘蜾蠃’，虽然依据《尔雅》，但蜾蠃属于虫类，恐怕同‘地道敏树’不相符合。把周公追尊两位祖先为王解释为改葬，虽然以下文的葬礼、祭礼为证，但两位祖先下葬已经很久，恐怕改葬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如果说下葬时采用诸侯之礼，那么改葬时就采用天子之礼吗？如果棺外的物品还可以改换，那么棺内贴身的冠冕也可以脱下更换吗？是第七章误作第九章吗？贴身之物不能更改，那么改换外物，哪一种更重要、哪一种更轻呢？何况下文明确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父亲下葬用士的礼，祭祀用大夫的礼’，那么葬礼应当依据在世时的旧身份，祭礼才采用今日的新身份。两位祖先在世时是诸侯，按照诸侯的礼制为他们下葬，对他们自身来说符合礼制。周公用天子的礼制祭祀他们，就已经足够了，确实不必改葬。” 工幼孙《中庸大学章句》二卷 已佚失 刘黻《中庸大学说》二篇 尚存【载于《防川集》】傅子云《中庸大学解》未见 何梦桂《中庸大学说》二篇 尚存【载于集中】郑仪孙《中庸大学章句》一卷 已佚失 《闽书》记载：郑仪孙是建安人，咸淳癸酉年，应贤良方正科举荐。郑奕夫《中庸大学章防》已佚失 鲁川胡氏【姓名未详】《中庸》《大学》说要 已佚失 程珌说：“胡君的《说要》一书，取《太极》《中庸》《大学》合而为一；这是圣人的心意，却没有见于言语的地方。胡君把它阐发出来，至于论述阴阳的中和，并涉及《春秋》的分别，其道理极为重要，绝不是只凭口头耳闻的学问。” 潘迪《中庸大学述解》已佚失 叶瑞《中庸大学提要》六卷 已佚失 曾贯《庸学标注》已佚失 饶鲁《中庸大学纂述》二卷 《庸学十一图》一卷 都未见 按：以上各家都把《中庸》排在《大学》之前，没有扰乱小戴《礼记》的旧次序，大概是因为科举之学还没有盛行，所以古代的典范还保存着。从此以后，考试程式在皇庆年间确定，延祐年间再次确定；于是经问、经疑把《大学》列在《论语》《孟子》之前，而把《中庸》放在末尾。科举科目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只知道朱子的次序，便不再恢复小戴《礼记》的编次了。袁明善《大学中庸录》未见 杨士奇说：“《大学中庸日录》是元代吴文正的门人袁明善记述其老师传授的旨意而作的。其中有文正公补写《大学》第五章的内容。”黄虞稷说：“袁明善是临川人。” 倪公晦《学庸约说》已佚失 黄文杰《大学中庸双说》已佚失 《江西通志》记载：黄文杰字显明，是上犹人。大德年间，任安远教授。秦玉《大学中庸标说》【一作《探说》】已佚失 王逢说：“秦玉字德卿，隐居于崇明。门下有弟子若干人。他去世后，门人私下为他谥号孝友先生。” 黄虞稷说：太仓人，是人约的父亲。朱升：《大学》《中庸旁注》。

译各一卷。未见。朱升在自序中说：“前年我在郡城紫阳祠读书，开始为诸生撰作经书旁注，读者都认为很好。因为把注文附在经文旁边，语意贯通，读一遍就能明白，没有繁复劳神的麻烦。后来又让诸生按照这种义例为《诗经》作旁注，但没有能够完成。去年我寄居在乡里的程氏馆，抄录旁注《脱稿》，稍有一些人传抄，但每天都知道有所散失，窜改也不能停止。今年在家教授学生，又完成了《大学》《中庸》旁注。先儒对经书的解释已经很详尽了，但仍不免有这样那样的说法，这是因为先儒运用圣贤所传的功夫，所以能够根据经文体会圣贤的意旨；学者运用先儒的功夫，而能够根据经解体会先儒的意旨，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人的资质平庸普通，学习功力粗疏，父兄、师友拿经解来督促他们，使他们读经和读经解彼此分离，不能用意义相互联系，其弊病就在这里。于是把经文割裂开来，使经文的气脉不能贯通，前后不能照应；想求得他们真正懂得经书的意味并乐于学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对六经、四书都想作旁注，把它作为教育子弟、教授学生的办法，却没有时间全部完成的原因。虽然如此，我所作的注释，其意义只取自先儒的经解罢了；至于言辞，则有不能全用原文的地方，这是因为要逐字顺着经文附注，使内容充实而不空泛；把注文与经文分开，各字都有训释；贯通起来，篇章就完整浑然。著作体例既然不同，所用言辞也各有适宜之处。至于意义方面，有时也有不得已而不能苟且同意的地方，那就要期待那些心平气和、眼光明察而又确实下过功夫的君子，共同予以认可、商量订正了。至正丙戌秋日。” 他又在《大学》旁注后题跋说：《大学》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为纲要，以致知、力行为功夫。然而在“知止”与“能得”之间，必定还要有所用心。《大学》经文所说的“定、静、安”，《论语》所说的“仁能守之”，《孟子》所说的“居安资深”，就是这个意思。《中庸》说：“尊崇德性而遵循问学之道。”可见，致知和力行，都是问学之道的事情。行动时遵循问学之道，静止时尊崇德性。二者的功夫，如同寒暑、昼夜交替一样，不能间断。尊崇德性就是《大学》所说的正心。《大学》所谓诚意，是在将要应对外物时进行省察和克治；所谓正心，是在尚未应对外物时以及应对外物之后，持守心志并加以防护涵养。然而“八目”在致知之后，立即接着说诚意和正心；之所以把它们列在后面，是因为《大学》是对进入德门的人说的，要他们先在行动处下功夫，禁止行动中的妄动，然后才可以保全静止时的真实状态。这是圣贤的心法，也是传授学问的根本。但旁注不能详细写尽，所以特意在这里表明它。” 他又在《中庸》旁注后题跋说：“自朱子训释《中庸》以后，解说它的人也很多。其中见解最为高超卓异的，是饶氏；具有融会贯通之妙的，是思正李先生；精通文义、切合实际体认的，是楼山袁氏所述的吴氏学说。现在这部旁注，已经分别取用了他们各自的长处。至于知、仁、勇的作用，至诚不二、不息的区别，尊崇德性、遵循问学之道的说法，以及这一类问题，我偶然有一点愚见，也间或写在其中。不知究竟对不对？希望那些确实下过功夫的君子能够教正我。” 范祖干：《大学中庸发微》。未见。曾景修：《大学中庸详说》。未见。黄虞稷说：“莆田人，洪武年间任德安府学教授。” 张鼒：《学庸句解》。二卷。未见。黄虞稷说：“祥符人，洪武初年举明经，任秦府长史。” 李希颜：《大学中庸心法》。二卷。未见。黄虞稷说：“郏县人，明初被征召进入大本堂讲说经书，历任至右春坊赞善大夫。” 詹凤翔：《大学中庸章句》。未见。熊钊：《学庸私录》。二卷。未见。《江西通志》记载：“熊钊，字伯几，进贤人。至正甲申年，凭借《春秋》考中乡荐，授任崇仁学官，解除了徐寿辉的围困。授任临江路知事。洪武初年，在翰林院担任校书。” 黄润玉：《庸学通旨》。二卷。未见。杨守陈说：“先生认为《大学》《中庸》的旨意都深邃奥妙，于是撰写了《庸学通旨》。” 叶挺：《学庸庭训》。二卷。未见。黄虞稷说：“永嘉人，正统年间以经明行修被举荐。” 程先民：《学庸敷言》。未见。黄虞稷说：浮梁人。王纶：《学庸要旨》。二卷。未见。黄虞稷说：“王纶，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年进士，历任至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 吴世忠：《学庸通旨》。未见。朱谏：《学庸图说》。未见。黄虞稷说：“乐清人，▯治丙辰年进士，任吉安知府。” 童品：《学庸大义辨疑》《学庸精义》。都未见。孙绪：《大学中庸放言》。二卷。未见。郑玥说：“沙溪孙氏，孙绪是故城人，▯治己未年进士，仕途至太仆寺卿。” 朱文简：《学庸图说》。未见。《温州府志》记载：文简，字元可，乐清人，迁居永嘉，▯治甲子年举人，任晋江教谕。施儒：《学庸臆说》。未见。黄虞稷说：“归安人，正德辛未年进士。” 金贲亨：《学庸议》。

译二卷 未见 林士元《学庸衍义》未见 黄虞稷说：“琼州人，正徳甲戌进士，历任广西按察使。” 章衮《学庸口义》未见 黄虞稷说：“字汝明，临川人，嘉靖癸未进士，任陕西按察副使。” 李渭《学庸答问》一卷 已佚 《黔记》说：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年乡试中举，仕途做到云南参政。马森《学庸口义》三卷 未见 徐爌《学庸初问》二卷 尚存 张正位作序说：嘉靖壬戌年秋天，柱史巖泉先生奉天子的命令，督察两淮，驻节扬州。到了第二年，纲纪严明，远近受到风动。于是他选进许多士人，每隔一个月，三次到郡学的崇文阁讲学。每天早晨起身就到那里，学习的诸生不论年长年幼，都侍立在旁。学生们依次请教，首先讲举《大学》《中庸》二书，分章析句，提挈纲领，希望人们共同明白其中的宗旨。后来又把所讲论研究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编成书，题名为《学庸初问》。阐明幽深之理，揭示细微之处，对于先儒的注疏，补益确实很多。先贤的著述，也几乎都得到阐发。我更加相信先生从《学庸》中所得的学问很深了。我恭敬地请求刊刻此书。缪泳说：“徐爌，太仓州人，嘉靖癸丑进士。” 防日章《学庸释义》未见 黄虞稷说：“莆田人，嘉靖己未进士。” 万表《学庸志略》未见 吴中立《学庸大旨》未见 黄虞稷说：“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庆辛未进士，任尚宝司丞。” 邹元标《邹子学庸商求》二卷 未见 王豫《学庸识大录》二卷 未见 黄虞稷说：“乌程人，万历丁丑进士。” 邹德漙《学庸宗释》未见 邹德泳《学庸归旨》未见 董应举《学庸略》二卷 尚存 应举自序说：六经由夫子厘定，遭遇了秦火之灾；汉代收集其残余，于是传注之家纷纷著作，各自以所见所知来管窥全豹；沿续到唐代，直到宋代，号称昌明。然而分章析句，有的还重新厘定、增补拼接，这样做的弊病就在于专断。像《大学》《中庸》二书，古本仍然存在，还可以寻究研读。宋代诸儒却把经文、传文重新厘定并调换次序，又为它们补写遗文，割截章句。我过去读到这些就感到疑惑，于是写成《二略》。如今我已经老了，在晒太阳休息的闲暇，又对《中庸略》加以删削润色，使文字直截了当、容易明白。又听说阳明先生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写成《通略》，以说明“简原无错”。至于格物致知的宗旨，也依照古本寻究研读，并归结到知本；虽然与先生的见解稍有不同，姑且写下自己的看法，等待评论驳正，并不敢认为自己就是正确的。黄虞稷说：“应举，号见龙，闽县人，万历戊戌进士，累迁至工部右侍郎。” 王振熙《学庸达解》三卷 尚存 张云章说：“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万历庚戌进士。” 李鼎《学庸大旨》三篇 尚存 叶祺▯《大学中庸臆说》三卷 尚存 高佑釲说：“叶祺▯，字锡我，嘉兴人。《大学臆说》一卷，《中庸臆说》二卷。天启甲子年刻板，顾起元为它作序。” 王飬性《学庸传宗参补》一卷 未见 沈澣《学庸防筏》二卷 存。缪泳说：“澣，字则新，是平湖人。” 程佩《学庸问辨》。已散佚。佩是休宁的名门子弟，为诸生。陈元纶《学庸日笺》。二卷。存。曹学佺说：“陈道掌的《日笺》，不拘泥于逐字逐句地剖析，有时采用古语，有时采用精微的言辞来加以证明解释，自有一种跃然生动的妙处。” 傅璿《大学中庸俗讲》。二卷。未见。金镜《学庸绪言》。未见。缪泳说：“是长兴人。” 李觏《读儒行》。一篇。存。苏总龟《儒行解》。一卷。已散佚。黄道周《儒行集解》。一卷。存。道周的序说：“古代还没有‘儒’这个称呼时，鲁国所谓的‘儒’，指的是有道德才艺、隐居而尚未出仕的臣子。他所说的开头几种行为是：‘等待聘用，等待询问，等待举荐，等待征取’，这就是‘需’的意思。所以‘儒’这个字，从意义上说就是‘需’。《昜》说：‘云气上升到天上，需，是天下有所等待；所等待的是滋润万物的膏雨。’可是解说《易》的人把‘需’解释成柔弱怯懦，因此天下便没有真正懂得儒的人了。天子没有儒臣，道义就不能光明，礼乐就不能兴作，作乱叛逆之事就会不断发生；天下没有儒学，上面就会陈列骄傲怠慢的风气，下面就会实行贪婪鄙陋的行为，盗寇抢掠和穿墙打洞的盗窃者占据高位，而贤人的德行功业全都熄灭了。仲尼因此列举十七种行为来说明儒，先从求学问道开始，以忠信为中心，最后归结到仁。所以，仁就是儒者的根本。孔子既然已经懂得儒的实质，便不拘疑于名称，因而加以寻求，得到其中几种，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不合乎这些标准的，即使熟习章句、身穿文绣，也都只是小人之儒。周朝末年，才开始有人不喜欢学习。原伯鲁在朝廷上公开宣扬这种说法，闵子马听到后说：‘周朝恐怕要乱了吧？一定是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说法，然后才会影响到那些大夫。’他们担心失去既得之物而陷入迷惑，又说：‘可以不学习；不学习也没有害处，那么只要苟且应付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下级欺凌上级、上级衰败失职，怎么能不发生祸乱呢？学习就像培植禾苗，不学习就会凋落。原氏恐怕要灭亡了吧？仲尼担心后世不学习，不知道先王之道保存在儒者那里，儒者的学问保存在德行之中，所以把这些行为详尽列举出来加以说明，使后世天子能够循名考察实际，了解人才并善于任用，为天下寻得贤能之人；不要因为爵禄而使宵小之徒侥幸得志，也不要凭借黼黻服饰在士大夫面前骄傲。因此，它像悬挂的明镜一样十分确定，取舍标准十分分明，所以完备的取法都在这里了。” 刘敞《与为人后议》。一篇。存。《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二。《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三。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通礼【一】。郑玄《三礼目录》。《隋志》著录一卷。已散佚。《三礼图》。已散佚。据《隋志》记载：郑玄、阮谌等人编撰图书，共九卷。阮谌《三礼图》。三卷。已散佚。裴松之说：“阮谌，字士信。” 《隋书》注文说：后汉侍中。后魏《礼志》和阮谌《礼图》都记载了秦、汉以来的车舆服饰。张昭说：“阮谌向綦毋君学习礼学，采纳他的学说绘成三卷图书，其中多不依据礼文，而是引用汉代事例，与郑君的文字相互违背、错杂。” 据《初学记》引用阮氏《三礼图》的文字说：“牛鼎可容纳一斛，天子使用时用黄金装饰，并以白银错饰。”其他书中所引用的只称《三礼图》，没有说是阮氏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