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七十八

译《隋志》著录二卷。佚失。《北史》记载：顾彪，字仲文，余杭人。精通《尚书》《春秋》。隋炀帝时任秘书学士，撰写《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流传于世。《册府元龟》记载：顾彪撰《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今文尚书音》一卷、《大传音》一卷、《尚书文外义》一卷。郑樵说：“《古文尚书音》在唐代和宋朝都没有，现今出自漳州吴氏。” 虞氏（姓名失传）《尚书释问》。《隋志》著录一卷。佚失。王氏（姓名失传）《尚书传问》。《七录》著录二卷。佚失。亡名氏《尚书闰义》。《隋志》著录一卷。佚失。《尚书义疏》。《隋志》著录七卷。佚失。《尚书逸篇》。《隋志》著录二卷。佚失。孙奭说：“《隋经籍志》所载《尚书逸篇》，出现在齐、梁之间。考察它的篇名，似乎是孔氏壁中书残缺的部分，所以附在《尚书》的末尾。” 唐孝明皇帝《今文尚书》。《新唐志》著录十三卷。现存。《新唐志》记载：开元十四年，玄宗认为《洪范》中“无偏无颇”的读音不协韵，下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载，又下诏命集贤学士卫包把古文改从今文。《册府元龟》记载：天宝三载，诏书说：“朕恭敬地考察典籍，研讨三坟五典，认为先王留下的法则，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上古遗留下来的书，确实以训诰著称。虽然百篇的深奥义理，前代有的已经亡佚；但六种字体的奇异文字，旧有的规范仍然存在。只是古代先王所制定的文字不同于当今，传抄日久渐渐讹误，使后来的学者产生疑惑。长远考虑刊正革除，必须采取适宜的办法。《尚书》中凡是古体文字，一律依照今字缮写施行；旧本仍收藏在书府中。”《唐大诏令敕》说：“典、谟既已写成，虽然说文字不可刊改，但文字如果讹误，难道一定要沿袭吗？朕处理政务之余，常在深夜读书，并不只是阅读先王的格言，实在是想通晓其中的精微义理。每次读《尚书·洪范》到‘无偏无颇’，遵循君王之义，反复诵读这句话，总觉得有疑问。根据下文来看，都是协韵的，只有‘颇’一个字确实不协调。又《周易》泰卦中有‘无平不陂’，陆德明《释文》说：‘陂字也有颇的读音。’陂与颇，在训诰中意义没有区别。用‘陂’，既符合文义，又能协韵；用‘颇’，声音便不能成文。这应当是由于战火余烬之后，篇简坠失残缺；传授之时，差错讹误沿袭相传。考察其本始，推究其终末，应当加以刊正革改。” “朕虽然先已察觉，又兼向诸位儒者访求意见，众人都认为是这样，终究不是朕一人的独断。《尚书·洪范》中‘无偏无颇’的‘颇’字，应当改为‘陂’，这样或许可以使先儒的义理去除膏肓之弊，使后学之人辨正鱼鲁之讹。仍应将此诏书宣示国学主管者施行。” 考察《文苑英华》，也载有这道敕令，说是孙逖代为起草的。郑樵说：“《易》《诗》《书》《春秋》都有古文，自汉代以来，全都改用今文。只有孔安国得到屋壁中的古书，依照古文把它改写成隶书。孔安国传授给都尉朝，朝传授给胶东庸生，这一派称为‘尚书古文之学’。郑康成给它作注，也没有废弃古文，使天下后来的学者通过这一部书获得古义。不幸遭到明皇改用今文，凡是与开元时期文字不合的，都称为野书。他所采用的今文，违背古义的地方很多。” 马端临说：“考察《汉书·儒林传》，其中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读它。《唐艺文志》载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释说玄宗下诏命集贤学士卫包把古文改从今文。这样看来，汉代所谓古文，是科斗书；所谓今文，是隶书。唐代所谓古文，是隶书；所谓今文，则是当时世人通用的俗字。” 顾炎武说：“《周礼·肆师》说：‘掌治其礼仪，以佐宗伯。’郑玄注说：‘故书“仪”作“义”。’郑司农说：‘“义”读作“仪”。’古人书写‘仪’字，只作‘义’字。洪适《隶释》说：‘《周礼》注中的“仪”“义”二字，古代都读作莪。’按今天考察，汉孔耽《神祠碑》说：‘竭凯风以惆憀，惟蓼仪以怆悢’；《平都相蒋君碑》说：‘感慕诗人蓼蓼者仪’，都把‘仪’读作‘莪’。卫尉卿衡方《碑》说：‘感卫人之凯风，悼蓼义之劬劳’；司隶校尉鲁峻《碑》说：‘悲蓼义之不报，痛昊天之靡嘉’，都把‘义’读作‘莪’。吴才老《韵补》说：‘仪，牛何反。’《周礼》注中‘仪’写作‘义’，古代都读作俄音。《诗经》说：‘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又说：‘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说：‘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又说：‘其告维何？笾豆静嘉；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又说：‘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又说：‘抑抑威仪，维德之隅。’” 《穆天子传》说：“黄泽的歌谣，黄地的山坡；马喷吐着沙，皇人的威仪。”《管子》说：“弟子任职，彼此切磋琢磨，各自增长礼仪。”刘向《说苑》说：“饮食要有节制，饮酒要有礼仪；去时要有文采，来时要有美善。”扬雄《太玄经》说：“阳气广泛施布，不偏不颇，万物相互争讼，各自遵循其仪。”韩敕《孔庙礼器碑》说：“上合于紫台稽考的中和之道，下合于圣人所制定的规范，事情合乎礼仪”，其中的“仪”都作俄音。中山王《文木赋》说：“承载厚重的积雪而枝梢强劲，风将与二仪相等”，以“枝”“雌”“知”“斯”为韵。” 考察顾炎武的诠释，最为详细准确；“义”字意义既通，“仪”字又确实读俄音，和“颇”同韵。明皇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认为用“颇”就声音不协韵，于是改成“陂”，只是白白使学者感到困惑。我私下认为，经文改动一个字，虽然没有大害，但还是恢复古本才是正确的。又考察王氏《困学纪闻》说：《泰誓》的古文本来写作《大誓》，所以孔氏注说“大誓是用来告诫众人的”。《皋陶谟》中“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如今改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这些都是卫包改动的。由此可知，不只是《洪范》把“颇”改为“陂”。唐文宗皇帝《尚书君臣事迹图》。佚失。《玉海》记载：文宗每次接见宰臣，都深入谈论经学。太和二年五月，文宗编集《尚书》中君臣的事迹，命工匠绘图写在太液亭，早晚观看浏览。孔氏（孔颖达）等《尚书正义》。

译《唐志》著录二十卷。现存。《新唐书》记载：由国子祭酒孔颖达、太学博士王德韶、四门助教李子云等奉诏撰写。四门博士朱长才、苏德融，太学助教隋德素，四门助教王士雄、赵弘智负责复核审定。太尉、扬州都督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吏部尚书兼侍中高季辅，吏部尚书褚遂良，中书令柳奭，弘文馆学士谷那律、刘伯庄，太学博士贾公彦、范义頵、齐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约，四门博士赵君赞，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薛伯珍，国子助教史士弘，太学助教郑祖玄、周玄达，四门助教李玄植、王真儒，与王德韶、隋德素等共同刊定。《中兴书目》记载：《尚书正义》二十卷，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奉诏刊定。孔颖达序说：“所谓书，是君主发布诏令的典籍，也是右史记录言语的规范。古代君王处理万机，发布号令，意义并不只有一种。有时设置教化来驾驭臣下，有时施行礼仪来侍奉上天，有时宣扬威势来整肃并彰显威严，有时布施和气而使恩泽如风雨散布。处理得当，百官制度都能端正；处理不当，千里之外都会发生谬误。权力枢机一经发动，便关系荣辱；诏令一经发布，不能不谨慎。所以言辞不能轻率出口，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是想让后世明白法则和戒诫，谨慎言语与行为。它的源流逐渐发展，奠基于开始振兴天下的君主，文采礼制由此显著。盛大繁盛如云气兴起之后，勋华二帝相互揖让，于是典、谟兴起；商汤、周武革命，于是誓、诰产生。先师孔宣父生于周朝末年，有最高的德行却没有最高的地位，于是修明圣人之道以彰显圣人，除去繁杂混乱，删削浮泛辞句，提出宏大纲领，撮取关键要旨；上自唐尧、虞舜，下至秦、鲁，经历五代，汇总为一百篇。就像采集翡翠鸟的羽毛、拔取犀牛和大象的牙角、穷尽荆山的玉石，所得之物足以价值连城；又像穷尽汉水之滨去寻求明珠，所求之物足以照耀车乘。它高大盛美，无法用言语称述；文采繁盛，至此达到极盛。这些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行为，足以垂范后世。到了战国七雄相互交战、五行精气尚未汇聚之时，儒雅之士与深坑一同埋葬，经典也和柴薪一起被焚烧。” “汉朝大规模整顿天下，广泛搜求遗失的典籍，在金石中搜集古文，从齐、鲁得到今文。其文字，是欧阳、夏侯两家所讲说的文字；蔡邕碑石所刻的古文，东汉、西汉也都不采用。孔安国为它作注，恰逢巫蛊之祸，于是搁置不用。历经魏、晋，才开始逐渐兴盛。所以马融、郑玄等儒者都没有见过这种学说，他们所注的经传，有时彼此不同。晋代皇甫谧独自得到这部书，把它载入帝王纪。此后的传授情况，才可以详尽考察。然而古文经虽然很早出现，却到晚近才得以流行；它的文辞丰富完备，义理宏大雅正，所以反复阅读也不厌倦，时间久了反而更加明白。江东的学者全都以它为宗。近至隋朝初年，才流传到黄河以北。为它作正义的，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人。这些人所作的疏义，大多因循旧说，依附注文解释，注文和义理都很浅略。只有刘焯、刘炫最为详细雅正。然而刘焯却织综经文，穿凿附会，炫耀自己的新见，故意和前代儒者不同，把本来不险僻的说法弄得更加险僻，把原本没有的义理再生出义理。我私下认为，古人的言辞训诰，关键只在于通达情理；即使有时借取物象，也不必每句话都有深意。如果每句话都一定要托附经书，逐一配合文辞，那就是在平静的水流中掀起巨浪，在寂静的树木间震起暴风，使教导者烦琐而多所迷惑，使求学者劳苦而收效甚少，过犹不及，确实就是这种情况。” “刘炫嫌刘焯的解释烦琐杂乱，便在其基础上加以删削，虽然稍稍省略而归于简要，却又喜欢改动，张扬自己的前义，义理反而更加简略，文辞又过于华饰。虽然这是写文章的长处，却不是启发后学的途径。义理既没有义理，文辞又不像文辞；想让后生据此领会经义，这正是刘炫的过失，不是他的长处。如今奉明诏考订是非，谨慎地竭尽自己的浅陋和见闻，考览古人的传记，参照近代的异同，保留正确的，删去错误的；削减烦琐的，增补简略的。这也不是敢于凭空臆说，必定有所依据于旧闻。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共同考订编次。至十六年，又奉诏与先前修撰疏义的人，以及通直郎、行四门博士、骁骑尉臣朱长才，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隋德素，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王士雄等，面对敕使赵弘智再次详细审核，作成《正义》，共二十卷，希望能够应答并阐扬圣人的规范，或许对儿童学习有所帮助。略述其事，序文就是这样。” 晁公武说：孔颖达依据梁代费甝以及疏广等唐代儒者的成果，学术传记称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一百多篇，名为《义赞》，后来奉诏改名为《正义》。据说此书虽包罗贯通各家学说，详细广博，但其中不能没有错误和冗杂之处。马嘉运驳正了它的缺失。永徽年间，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又加以增删，才颁行天下。《艺文志》说：孔颖达与李子云、王德韶等撰写，朱长才、苏德庸、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审覆，长孙无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的志、传记载这件事多有差误，这一处尤其严重。所记撰著者的姓氏，往往彼此不同。陆氏（陆德明）《尚书释文》。《宋志》著录一卷。现存。《崇文总目》记载：由本朝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开宝年间开始，诏令说陆德明所作释文依据的是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确定的今文互相驳异，于是命陈鄂删定其文字，改从隶书。大概因为今文是人们所熟悉的，所以反切注音也更加简略。晁公武说：“古文《尚书》由孔安国用隶书整理古文。自汉至唐，一直在学官中流行。明皇改从今文，因此古文终于断绝。只有陆德明在《释文》中保存了一两处古文。” 王应麟说：“唐代陆德明的《释文》采用古文。后周显德六年，郭忠恕校定《古文尚书》及《释文》，刻成印板。宋太祖命判国子监周惟简等重新修订。开宝五年二月，诏令翰林学士李昉校定后进呈，诏令命名为《开宝新定尚书释文》。咸平二年十月，孙奭请求摹印《古文尚书》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朝廷同意了。天圣八年九月，雕印新定《释文》。” 王氏（王玄度）《尚书注》。

译《新唐志》著录十三卷。佚失。王元感《尚书纠谬》《新唐书》记载为十卷。已散佚。《旧唐书》记载：王元感是濮州鄄城人，以明经科中举，补任博城县丞。天授年间，升任左卫率府录事，兼任直弘文馆，转任四门博士。长安三年，他上表进呈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以及他所注的《孝经》《史记》稿本，请求官府供应纸笔，抄写后收藏到秘阁。皇帝下诏命弘文馆、崇贤馆两馆学士和成均博士详细审议这些著作是否可取。学士祝钦明、郭山恽、李宪等人都专守先儒的章句，严厉讥评王元感搜取旧说。王元感根据对方的诘问随即应答，始终没有屈服。凤阁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史张思敬，平素喜爱异闻，每每替王元感申明其义，接连上表推荐他。不久，皇帝下诏说：“王元感本性温和聪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年老而更加笃志，指摘前代贤达的过失，探究先圣的深意，这可称为儒学宗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可以任命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曾称赞他所撰的书说：“确实可以说是五经的指南。” 成伯璵《尚书断章》《授经图》十三卷 已散佚。《崇文总目》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氏。考察这部书，大略是叙述各篇的大旨。冯继先《尚书广疏》《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八卷。已散佚。《崇文总目》说：伪蜀冯继先撰写此书，以孔颖达《正义》为依据，只稍微加入自己的见解。《尚书小疏》《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十三卷。已散佚。《经义考》卷七十八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七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书》【八】宋真宗皇帝《尚书图诗》一卷。已散佚。《玉海》记载：景德四年，崇和殿墙上悬挂《尚书》图。祥符七年，作《尚书》诗三章。郭忠恕《古今尚书》已散佚。《姓谱》记载：郭忠恕，字恕先，洛阳人。仕于后周时，任《周易》博士。宋太宗召他任国子监主簿，命他刊定古今《尚书》。胡且《尚书演圣通论》七卷。已散佚。王曙《周书音训》十二卷。已散佚。《宋史》记载：王曙，字晦叔，是隋代东皋子王绩的后代，世代居住在河汾，后来成为河南人。他考中进士，咸平年间参加贤良方正科。后来以工部尚书、侍郎参知政事的身份任职，升任枢密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去世后，追赠太保、中书令，谥号文康。杨绘《书九意》《通考》记载为一卷。已散佚。晁公武说：“本朝杨绘，字元素，撰写此书。他的序言说：‘《诗》《书》《春秋》同出于史书，而孔子有的删削，有的修订，没有不具有笔法的。《诗》和《春秋》的笔法，先儒都谈到过，难道唯独《尚书》没有它的笔法吗？所以撰写了《尧书断》《虞书断》《夏书禅让断》《稽古断》《商书断》《周书费誓断》《秦誓断》，大意共九篇。’” 《东都事略》记载：杨绘，字元素，汉州绵竹人。考中进士，两次任知谏院，提拔为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胡瑗《尚书全解》《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二十八卷。已散佚。朱子说：“胡安定的《书解》未必是安定亲自作的注。因为它专门攻破古说，不像胡安定平日的意思；又间或引用东坡的说法，而东坡没有见过安定，所以一定是伪书。” 张景《书说》未见传本。董鼎说：张景，字晦叔。《姓谱》记载：他是公安人。袁默《尚书解》已散佚。《姓谱》记载：袁默，字思正，无锡人，嘉祐年间进士，官至湖北转运判官。范雍《尚书四代图》一卷。已散佚。王应麟说：“仁宗时，枢密副使范雍绘制《尚书四代图》，进呈给皇帝，以备皇帝阅览。” 《东都事略》记载：范雍，字伯仁，河阳人，考中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太师，谥号忠献。谢景平《书传说》已散佚。《姓谱》记载：谢景平，皇祐年间进士，仕途最终做到秘书丞。乐敦逸《尚书略义》《通志》一卷。已佚。黄氏【君俞】《尚书关言》。《通志》三卷。已佚。《闽书》记载：黄君俞，字廷佥，莆田人。治平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崇文院校书，改任馆阁校勘。尹氏【恭初】《尚书新修义疏》。《宋志》二十六卷。已佚。吴氏【孜】《尚书大义》。《宋志》三卷。已佚。《浙江通志》记载：“吴孜，会稽人。跟从安定胡瑗学习，在嘉祐、治平年间声名远播。” 按：《绍兴四库续到阙书目》中有此书。顾氏【临】等《尚书集解》。《通考》十四卷。未见到。晁公武说：“本朝顾临、蒋之奇、姚辟、孔武仲、刘敞、王会之、周范、苏子才、朱正夫、吴孜所撰的书，后人把它们汇集成一编，然而并不是完整的书。” 《姓谱》记载：顾临，字子敦，会稽人。皇祐年间，任国子直讲。元祐初年，授任天章阁待制。后来历任刑部、兵部、吏部侍郎，兼任翰林学士。按：这部书所汇集的作品，相传共有二十家；晁氏没有涉及的有：司马光、王安石、黄通、杨绘、陆佃、李定、苏洵、胡瑗、张晦之、程颐。文氏【彦博】《尚书解》。一卷。现存。彦博进呈表说：“臣恭敬地读《尚书》序文说：‘孔子生于周朝末年，看见史籍文字繁杂，担心阅读它的人不能得到统一的理解，于是讨论整理三坟五典等古代典籍，断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代，举出它们的大纲，摘取其中的要旨。《典》《谟》《训》《诰》的文章，共有一百篇，是用来弘扬大道、向人主显示规范的。’帝王的制度，坦白明白；因为这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既然如此，后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祖述它、珍视它并把它作为重要训诫的。恭敬地说，皇帝陛下聪明而有文德，考察古代的道理，每天到迩英殿，延请访问经义，正在命讲官讲解《尚书》，孜孜不倦，因此圣德日益更新，可以与尧、舜相媲美。臣因为承蒙侍奉经筵，便从《尚书》三十二篇中，选取其中切合于帮助圣明政治、适宜反复温习旧知识的，共十篇，抄录进呈；每篇另有后序，用来阐明本篇的大要和防范，希望便于陛下在夜间阅读。” 《宋名臣言行录》记载：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人。考中进士，侍奉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位至丞相，授太尉，以太师身份退休。按：潞公《尚书解》附载于文集之中，共有《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伊训》《洪范》《无逸》《立政》《周官》十篇。

译范氏【镇】《正书》。已佚。《宋史》记载：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考中进士，礼部奏报名次列第一。历任端明殿学士，以银青光禄大夫身份退休，封蜀郡公，谥号忠文。按：《蜀公正书·志传》中没有记载，无法详细知道它的篇目。王氏《困学纪闻》摘录其中一条说：“舜的五种刑罚是：流放、官刑、教化、赎刑、杀戮。所谓用五种流刑宽宥五刑，是说舜制定五种流放刑，以宽宥三苗所犯的劓刑、刵刑、剕刑、宫刑和大辟。”胡氏《皇王大纪》依据这一说法，却把墨、劓、剕、宫、大辟作为贼刑的科目，可以说是精确的论述。孔氏【武仲】《书说》。《宋志》十三卷。未见到。《东都事略》记载：武仲，字常父，新淦人。考中进士，名列礼部第一。历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升任给事中，调任礼部侍郎。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获罪，被削夺官职。著有《诗书论语说》。按：这部书，各家藏书目录中都没有，怀疑它很早就散佚了。康熙乙亥年三月，西吴书商的书目中有抄本两册，我急忙索求，书商说正月已经卖给松江一位姓张的人；再追问他的名字，却不知道，因此无从寻访得到，令人十分惆怅。孙氏【觉】《书义十述》。《通志》一卷。已佚。《尚书解》。《通考》十三卷。已佚。晁公武说：“孙觉在元祐年间任官，认为康王穿着丧服朝见诸侯是不合礼制的，苏氏的说法就是以此为依据。” 范氏【纯仁】《尚书解》。一卷。现存。纯仁进呈经书的序文说：“臣近来奉到圣旨，命臣把前代君臣之间议论、谏诤的话语编次后进呈。臣认为史籍浩繁，采集整理还不能立即完成。但君臣关系中，没有比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更为盛大的了，所以选取《尚书》中自古以来君臣相互告诫、与治国之道有关的话，辑录为三十章。并且在每章之后加以解释，有时采用孔氏的注解，有时与孔氏的说法不同，只求道理正确、意义贯通，以表达臣辅益政事的诚意。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稍加采纳，这也符合圣人不因说话者身份而废弃其言论的道理。” 《东都事略》记载：纯仁，字尧夫，凭父亲的恩荫任太常寺太祝，考中进士。元祐三年，授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去世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忠宣。苏氏【轼】《书传》。《宋志》十三卷【《万卷堂目》记为二十卷】。现存。晁公武说：“熙宁以后，专门采用王氏的说法，以此决定士人的进退。这部书多处驳斥、不同于王氏的说法；又把嗣征解释为羿篡夺君位，把《时康王之诰》说成不合礼制，并引用《左氏》作为证据，与诸儒的说法不同。” 朱子《语录》说：“有人问：各家解释《尚书》的书，谁最好？莫非是东坡吗？回答说：是。又问：只是恐怕失之于过于简略吧？回答说：也有只需要这样解释的地方。又说：东坡解释《尚书》确实好，他把文章的气势看得很清楚。”又说：“东坡解释《吕刑》时，把‘王享国百年，耄’断作一句，把‘荒度’断作‘刑作’一句，很有道理。”陈振孙说：“苏轼在《书传》中认为嗣征是羲和对羿怀有二心，却忠于夏；在《康王之诰》中把解释衰服、冕服说成不合礼制。他说：‘我从《尚书》中看到圣人认为不应取用却仍然保存下来的内容有两处。’可以说是在千年之后仍能独到地见识到这一点。他又说：昭王南征没有回来，穆王起初根本没有愤怒、羞耻和哀痛的话；平王处在倾覆祸败的极端境地时，他的言辞却与平康之世没有不同；由此可以知道周德衰败，东周再也不能复兴。唉！他的论述真是伟大啊！”马中锡说：“东坡在《书传》中解释‘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认为三江是南江、中江、北江；蔡九峰不采纳他的说法，并且认为把水按味道区别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根据味道区别水，并不是东坡凭空臆造的说法。唐代许敬宗说：‘古代五行各有官职，水官不失职，就能辨别水的味道和颜色；水潜藏而按时出现，汇合又重新分流，这些都能辨识。’可见此说以前已经有人说过了。” 蔡九峰没有考察这一点。至于他所说的“尧时的洪水还没有治理，东南都是海，哪里还会有吴越呢？等到彭蠡泽蓄水，三江流入大海，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土地；水所汇聚的地方，只有震泽罢了”，这番话即使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评判，也是可以的。程子【颐】《书说》。

译《宋志》一卷。现存。晁公武说：“这是伊川的门人记录他的老师讲论《尚书》的四十多篇内容。” 王氏【安石】之子【雱】《新经〈尚书〉义》。《通考》十三卷【《宋志》卷数相同，并记载作者父亲安石的姓名】。已佚。安石的序文说：“熙宁二年，臣安石因《尚书》入侍，便参与政事，而臣子雱实际承继了讲解之事。臣有一些见解，写成解释进献。熙宁八年，把他的解释下发太学，并颁行于学中。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章，经过秦代几乎亡佚，到了汉代才仅仅保存下来。依赖学士大夫诵读讲说，因此没有泯灭，但历代君主没有谁知道它可以用来治理天下。皇帝天纵大智，才开始掌握这些道理，用来验证万物，考察它们以裁决政事。又命人训释其中的义理，同时阐明其对于天下后世的意义。臣父子凭借浅陋的见闻，得以参与其中，承受这份荣幸。然而经文言辞深邃美善，却用浅陋的解释来说明；诏命意义重大，却以轻微浅薄的能力来承接。这份荣幸，只是用来增加惭愧罢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记载：熙宁八年六月，同修《经义》的吕升卿说：“《尚书》中有王雱进呈的经义，请求不要再删改。”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吕升卿擅自删改《诗经》经义，王安石、王雱都不高兴，所以有这番话。晁公武说：“王雱，字元泽，撰成此书。熙宁六年，朝廷命吕惠卿兼任国子监经义修撰，王雱兼任同修撰，王安石负责提举。王雱完成了这部经，颁行给学官，用来选取士人。有人稍微提出不同意见，就往往不能合乎程式。因此这部书独自流行于世六十年，而天下学者喜欢攻击它的缺点；自从党禁开放以后，世人就很少称道它了。” 陈振孙说：王雱大概是阐述他父亲的学说。王氏三经义，这是其中之一。熙宁六年，朝廷命知制诰吕惠卿充任修撰经义，由王安石提举修订；又任命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为修撰官。熙宁八年，王安石再次入朝任宰相，新传才编成。王雱大概是这部经义的主要主持者。王氏学说独自流行于世六十年，应试士人都熟悉它，于是合乎科举考试的标准。前辈说，这就像脱下旧模子，照着它的形制做出来罢了。士人的习惯胶着不变，直到经历丧乱才停止。朱子说：“王氏的解说失于穿凿附会，然而其中好的地方也有不可掩盖之处。荆公不理解《洛诰》，只说其中确实有难以强行解释通的地方。如今姑且选择其中可以明白的来解释。现在人们多说荆公穿凿附会，但他也有这样的地方。后来的人解释《尚书》，却一定要把每一处都解释出来。”又说：“荆公解释‘聪明文思’，牵强地把它同《洪范》的五事联系起来，这就是穿凿附会。像《小旻》诗所说：‘国家虽然没有安定，有的圣明，有的昏庸；百姓虽然没有富足，有的聪慧，有的谋略，有的严肃，有的勤勉’，却正好可以同《洪范》的五事相合。”又说：“人们说荆公穿凿附会，只是其中好的地方也应当还给他。比如‘矧……’【原文至此残缺】“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从“父”字断句。荆公却在“违”“保”“辟”处断句，远远超出诸儒之上。王应麟说：“《酒诰》中的‘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把‘违、保、辟’分别断句。朱文公认为这远远超出诸儒之上。《洛诰》中的‘复子明辟’，荆公认为这是说周公占卜之后向成王复命。汉儒关于周公居摄后归还政权的说法，到这里就被彻底洗清了。” 曾氏【曾肇】《尚书讲义》。《宋志》记载为八卷。已经散佚。杨时撰写行状说：“曾肇字子开，是建昌军南丰县人，考中进士。哲宗即位后，擢升为起居舍人，兼任权知中书舍人；多次升迁，官至朝散大夫、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任侍读。以龙图阁学士身份提举中太乙宫。元符末年，被安置在汀州。今天子即位后，全部恢复元祐年间被贬死者的官职，恢复曾公龙图阁学士之职。绍兴二年，谥号文昭。” 吕氏【吕大临】《书传》。已经散佚。于氏【于世封】《书传》。已经散佚。《金华府志》记载：于世封是浦江人。考中进士，撰有《书易诗传》，共四十卷。张氏【张庭坚】《书义》。已经散佚。董鼎说：张庭坚字才叔。《姓谱》记载：张庭坚是广安人，元祐年间考中进士，官任右正言。他为司马光、吕公著申诉冤屈，论列蔡京、章惇的罪行，推荐苏轼、苏辙的贤能；因违逆执政者的意旨而被贬官，后来去世，追赠直徽猷阁，谥号忠愍。杨氏【杨时】《书义辨疑》。《通考》记载为一卷。未见此书。晁公武说：这部书专门抨击王雱的错误。杨时自序说：“古代左史记载言语，右史记载行动。《尚书》是记载言语的史书。上自唐、虞，下至周朝，历经一千多年。圣贤之君相继兴起，那些流传下来的善政美德，能够传给后世的，都完整记载在百篇《尚书》中。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五十九篇。我私下用一句话概括它：‘不过是中道罢了。’尧询问舜时说：‘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确实要把握其中之道。’如果四海陷于困穷，上天赐予的禄命也将永远终止。舜也用这句话命令禹。三位圣人相互授受，大概遵循的是同一道理。贵为天子，却把天下交给别人；困穷到只是平民，却接受别人所交付的天下；他们相互授受之际，难道不是极其重大吗？而所说的也只是这些。仲虺的诰辞称赞汤说：‘在百姓中建立中道。’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说：‘君王建立那至高的准则。’既然如此，帝之所以成为帝，王之所以成为王，都是遵循这条道理。因此我用一句话概括它：‘不过是中道罢了。’所谓中道，难道只是执守一个固定标准吗？还贵在合乎时宜。合乎时宜，就是在事情适合的时候采取适当做法。尧将帝位授受给舜，舜授给禹，接受它并不算骄泰；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取得天下也不算贪婪。以臣下身份放逐自己的君主，并不是篡夺；以弟弟身份诛杀自己的兄长，并不是悖逆。《尚书》所记载的大伦大要，不超出这几种情况。按照这些事情来看，难道不是很奇异吗？圣人安然实行而不疑惑，大概是因为事情正当其时。《是尧典》这篇书，是为尧把天下让给舜而作的，但篇名叫作‘典言大常’。大概只要事情合乎时宜，即使把天下交给别人，也仍然只是常道罢了。后世不明白把握中道的权变，不知道随时采取适宜措施，所以拘泥名义而丧失实际，流变成子哙让位、白公争权那样的事，因而自取灭亡的情况也有。甚至有时面对武力威胁仍称为忠，把小事视为不可忍受却称为仁，这些也都是错误。又哪里足以同他们谈论圣人的中道呢？国家开设学校，设置师儒之官，大概是要讲明先王之道，以使天下向善，并不是只做浮华文章来夸耀自己。凭我昏昧懦弱而又没有才能，哪里敢说自己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呢？不过姑且诵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来履行职责罢了。然而圣人的言语深奥，其中有些地方是语言无法论说、心意无法完全表达的。诸位应当谨慎思考，在言语和意义之外超然地默默领会，这样或许就能有所收获。” 《尚书讲义》。一卷。现存【载于《龟山集》】。叶氏【叶梦得】《书传》。

译《宋志》记载为十卷。未见【《一斋书目》中有此书】。叶梦得自序说：“自从世人崇尚经术以来，士人中以《尚书》为业的，十人中常有三四人。然而他们各自固守一种说法，不能自己发挥思考，我私下为此感到悲哀。于是参考汇集数家的说法，推究帝王的治理，论述他们所处的时代，考察他们这些人，用来验证他们的言论；互相研究，辨析其中的是非【原文此处有缺字】。我自己编纂成书，共二十卷，十二万多字。” 陈振孙说：“少蕴广泛通晓群书，记忆力远超常人。他研究《尚书》和《春秋》的学问，在各位儒者中最为精深。” 黄氏【黄预】《书解》。已经散佚。王圻说：“黄预字几先，是龙溪人，任监察御史时因正直触犯蔡京，被贬，死于贬所。” 曾氏【曾旼】等《尚书讲义》。《宋志》记载为三十卷。已经散佚。朱子说：“曾彦和解说《尚书》精深博洽，他对《禹贡》的解释，林少颖、吴才老都很赞赏。” 王应麟说：曾旼字彦和，撰有《书解》，朱文公、吕成公都采用其中的说法。馆阁书目把《书讲义》记作博士曾肢等人的解说，大概是误把曾旼写成了曾肢。卞氏【卞大亨】《尚书类数》。《宋志》记载为二十卷。已经散佚。《宁波府志》记载：卞大亨字嘉甫，他的先人是泰州人。靖康年间，任怀宁主簿；后来隐居象山，自号松隐居士。蔡氏【蔡卞】《尚书解》。已经散佚。《东都事略》记载：蔡卞字元度，是仙游人，与兄长蔡京一同考中进士，王安石把女儿嫁给他。绍圣初年，授任中书舍人，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授任尚书左丞。兄长蔡京任宰相后，蔡卞被授为知枢密院事，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去世后，追赠太傅，谥号文正。蔡卞外表少言而善于辞令，貌似恭敬顺从，内心却阴险。他与章惇、安惇结交，制造史案，借此陷害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又兴起同文狱，陷害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斥逐元祐年间的臣僚，禁锢他们的子孙。当时号称“二蔡、二惇”。胡氏【胡伸】《尚书解义》。已经散佚。《姓谱》记载：胡伸字彦时，是婺源人。进入太学后，与汪藻齐名。考中进士后，参加学官试，任颍川教授。崇宁年间，被召任太学正，多次升迁至国子司业，后来任无为军知军。薛氏【薛肇朗】《尚书解》。已经散佚。雷氏【雷度】《书口义》。已经散佚。《姓谱》记载：雷度字世则，是临川人。上官氏【上官公裕】《尚书解说》。未见此书。无名氏《尚书要记名数》。《通志》一卷。已佚。《尚书义宗》。《通志》三卷。已佚。考察以上两部书，《绍兴四库续到阙书目》中有著录。《尚书治要图》。《宋志》载五卷【《通志》载一卷】。已佚。《中兴书目》不知道作者。书中有《月令》《后汉制》《中星图》《周官九礼图》等篇，是取这些内容来同《尚书》相互参照会通。《尚书会解》。《通志》载十三卷【《绍兴书目》载三卷】。已佚。郑樵说：载于《四库书目》。《书传》。一卷。已佚。晁公武说：“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名，大概是学习程正叔学说的人所作，怀疑是吕氏诸人所著。” 《尚书新篇》。一卷。以下各书都已佚失。《尚书新编目》。五卷。《尚书解题》。《宋志》载一卷。《尚书血脉》。一卷。《古文尚书字》。一卷。考察以上五部书都见于《绍兴续到阙书目》，那么它们应当是北宋人所撰。《经义考》卷七十九。《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八十。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书【九】。王氏【居正】《尚书辨学》。十三卷。未见。吕祖谦撰写行状说：“居正字刚中，祖上本是蜀人，后来迁居江都。起初，熙宁年间王安石把新义颁行天下。后来章惇、蔡京相继掌权，大体都以王氏学说作为标准，天下士人把老师宿儒的旧说和余论全都视为曲学，凡是学习这些旧说的就遭到排斥。当时，内外校官所依据的不是三经义、字说，就不能登上案头；其他书即使世间通行，有时也不能说出它的篇数卷帙。居正奉父母之命勉强参加科举，委屈自己的志意应付科场，但内心独自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从来不肯说新进士的时髦话，因此长期流落而不得志。宣和三年，赐上舍出身。绍兴元年，授任礼部员外郎，升任太常少卿，授任起居舍人，几个月后又授任中书舍人兼史馆修撰。居正的学问以六艺为根本，深厚醇正、宏博奔放，以尊崇正确、驳斥错误为己任。他从少年时起就没有被王氏学说所动摇，慨然想要排斥其中不善的内容，使世人从迷惑中觉醒。撰写《毛诗辨学》二十卷、《尚书辨学》十三卷、《周礼辨学》五卷，进呈给朝廷。” 程氏【瑀】《尚书说》。已佚。《宋史》记载：程瑀，字伯防，浮梁人。政和年间中进士，历任校书郎等官。钦宗即位，提拔为右正言。高宗召他赴行在，授任江东提刑，转任侍读，升任兵部尚书。秦桧忌恨他，将他调出任信州知州，后来罢去祠禄官职。程瑀解说《论语》讲到“弋不射宿”时，说孔子不愿暗中伤害别人。他所著有《周礼义》《尚书说》。上官氏【愔】《尚书小传》。已佚。《闽书》记载：愔，字仲雍，邵武人。政和二年中进士。建炎年间，历次授任吏部员外郎，出任南剑州知州。《扬州府志》记载：愔是仪真人。张氏【纲】《尚书讲义》。《宋志》载二十卷。已佚。洪葴撰写行状说：“纲字彦正，金坛人。他对五经尤其精通《尚书》，常常因讲解经义而撰成义说，都能探究精微、搜求隐奥，条理类别贯通一致。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与圣人的旨意相契合。因此，后来专心研究这部经书的学者争相传诵它。各家的学说虽然多得充栋盈车，也都被搁置到高阁上去了。” 汪应辰说：张纲的行状称：“先生讲论经术，尤其精通《尚书》，撰成论说，探究精微、搜求隐奥，没有一句不与圣人相契合，世人称为张氏《书解》。”我私下认为，王安石解释经义时穿凿附会，专门用来助成他的刑名法术之说，例如《书义》中所谓“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恶不可忌”之类，都是损害义理和教化的说法，不可以作为训释。张纲撰写《书解》，只是拾取安石学说的余绪，加以敷衍润饰；如今却说他的话没有一句不与圣人相契合，这难道不是严重诬蔑圣人、误导学者吗？” 董铢说：“世间流传的张纲《书解》，只是承袭荆公的学说；有人说是闽中林子和所作。” 陈振孙说：“张纲在政和年间中第，历仕三朝，经历蔡京、王黼、秦桧三位权臣掌权时期，却没有向他们屈服。绍兴末年参与执政，这部书是在他任学官时所作。” 林氏【之奇】《尚书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