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

译二十卷。佚失。《宋史·朱长文字伯原》记载：朱长文是苏州吴人，考中进士乙科，因为脚病不肯参加吏部试，便在乐圃坊筑室著书、阅览古籍。元祐年间，起用为乡里教授，召为太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有文集三百卷，六经都写有辨说。朱长文自序说：“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是为了保存王道，显明自己的志向。孔子的志向，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志向；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志向，体现在孔子身上；孔子的志向，体现在《春秋》中。它们的准则是一致的。过去周王室东迁以后，王纲断绝，朝见、诸侯会盟的礼仪在王室不再施行，礼乐和征伐的权柄都出自诸侯，三纲五常荡然坠地，号令无人禀承，典章法度严重败坏，周朝所剩下的，只有王位名号而已。又经过几代，天下越来越乱，荆、楚、吴、越交相扰乱天下。隐公、桓公以后，诸侯眼中已经没有天子了；成公、襄公以后，大夫眼中已经没有诸侯了。君臣之道、父子之恩，甚至到了泯灭的地步。孔子知道自己生逢时势而不被任用，道义也无法实行，既不能在当世有所作为，又担心王者的法度将要断绝，于是感叹道：‘文王已经去世了，文不就在我这里吗！’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用来尊崇王室、防止暴乱、振举王纲、修明天理；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事情，把它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成就贤者之事。公羊子说：‘拨乱反正’，说的就是这个。” “它阐明常道，建立大法，褒奖善人，贬斥恶人，尊重贤者，鄙弃不肖者，连最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它的道理以尧、舜为宗祖，以文王、武王为法则，对上遵循天时，对下顺应水土；治理天下的方法，无不具备其中。可以说，这是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万世共同遵守的成法。”孔子去世以后，各家师说分别流传，能够说出其中要旨的，没有谁比得上孟子。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由此可以看出，它是抗拒王法、用来防止暴乱的。孟子又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由此可以看出，隐公、桓公以后，是讥刺诸侯心中没有天子；成公、襄公以后，是讥刺大夫心中没有诸侯。孟子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义的战争。”由此可以看出，诸侯不得擅自掌握兵权。孟子又说：“子哙不能把燕国交给别人，子之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由此可以看出，不是出于王命，就不得擅自废立。孟子对《春秋》的造诣很深，可惜没有著成专书。后来作《春秋》传的有五家，现存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左氏完全掌握了各国史书，所以长于叙事；公羊、谷梁各自遵守师传的学说，所以长于解释经文。总的说来，三家各有所得，也各有失误。汉朝兴起以来，声望卓著的鸿儒，都相信自己所学习的一家。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于是《公羊》的学说施行于朝廷；孝宣帝、刘向喜好《谷梁》，《谷梁》的义理在石渠阁显扬；刘歆、贾逵等人喜好《左氏》，于是《左氏》的传列入学官。各家是非纷杂错乱，没有一定的裁断标准，实在是君子所叹息的事。拿起笔墨，焦心思虑，撰写论著、疏解的人，有成百上千。彼此攻讦诋毁，结党赞同同党、排斥异己，却安然不觉得奇怪。范宁解说《谷梁》，大略说明三家的得失，所以文中子说，假如范宁没有把《春秋》说得尽善尽美，那就是刘歆、刘向的罪过。唐代儒者啖助开始撰作三传集解，赵伯循又对它有所增删，陆淳汇集各家学说，作《纂例》《辨疑》《微指》之类的书，取长弃短，择是删非，又颇多加入自己的见解；从此，《春秋》之学才开始得到融会贯通，学者都依赖它。本朝孙明复隐居泰山三十年，作《尊王发微》，依据经文推求法则，彻底探究始末，不取法三传，而独自依据圣人的言论加以裁断，辨明诸侯、大夫的功过，在探得经书本旨方面所得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庆历年间，仁宗皇帝锐意求治，认为学校是教化的根本，于是兴办、尊崇太学，使它成为天下学校的表率；便从徂徕起用石守道，从泰山南面召来孙明复，都让他们主持讲席。孙明复讲《春秋》，石守道讲《易》。士大夫欣然受其影响，把经术放在前面，把华丽文辞放在后面。不久石守道去世，孙明复因获罪离开京城。至和年间，他又与胡翼之一同任国子监直讲。胡翼之讲《易》，轮值一天；长文当时正值志学之年，喜好研究三传，略微探究其中得失，每天到两位先生讲学处，接受两经的大义；对《春秋》尤其用功，但还没有完成学业。孙明复因病居家，虽然不能完成学业，但对其遗留下来的精微义理，不敢完全废弃，很想著书来辅助阐发他的学说，却因患病没有时间。熙宁年间，王荆公执政，以《诗》《书》《易》《礼》取用天下士人，放置《春秋》而不用，大概是认为三家的学说纷繁纠结、难以辨明。从此学者都不再研究这部经，只有我在忧患颠沛之中，仍然立志于此。正逢元祐初年，诏令恢复《春秋》在学官中的地位，而我奉命掌教吴门，于是首先讲授这部大经，用来教授学者；同时采用三家学说，裁断其是非，旁征啖助、赵伯循、陆淳诸家的义理，并推演孙明复的言论，间或附上自己的见解。” 不到两年，讲到获麟一篇便完成了。绍圣初年，我被召为太学博士，又讲授这部经，于是汇集所记录的内容，编次为二十卷，命名为《通志》，使学者通过它能够看见圣人的道，如同劈开荆棘而望见门庭，拨开云雾而看见日月。将来如果居于朝廷要职，裁决国家政事，建立典章制度，施行政令教化，就可以推求圣人的本旨并落实到政事中，难道这只是对古人略有小补吗？古代以讲学为师的人，把讲解作为职责，所以能够传道解惑；跟从学习的人，把听受教授作为学业，所以能够立身扬名。若是只致力于规矩末节而厌倦讲解，拘守书册字句的意义而忽视听受教授，又凭什么继承前代贤哲的用意呢？我所以早晚勤勉不懈，探讨大经的旨意，也只是希望称职罢了。绍圣元年正月。”

译侄子朱佺任筠州知州，上表说：“元圣素王之道，大概是以经纬大地来贯通上天；六艺典籍的流传，实际上同出一条理路而贯通一致。一者缺失便不可，难道把道理分成两套才是常理吗？臣某【中谢】私下认为，周朝自平王东迁雒邑以后，周王室衰微；《诗经》中的《黍离》降为国风，《小雅》也完全废弃；征伐任意发动，王室名号仅仅保存。圣人悲伤周道不能施行，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历数十二位国君的行为得失，以代替二百多年间时君的赏罚。不仅尊贵中原而鄙视夷狄，又要尊崇天子而抑制诸侯；借此阐明礼乐，确立政刑，无不在禁止战争、预防暴乱。只用片言显示贬斥，便诛戮小人的死后奸恶；有时只用一个字加以褒奖，便发扬潜藏的德行和幽隐的光辉。说‘了解我’的人、说‘怪罪我’的人，当时都各有感受而已。麒麟出现时记载便终止，麒麟死后人们仍在传书，后世于是凭借它作为古代的镜鉴。因此乱臣贼子由此知道恐惧，即使言偃、卜商也不能再增饰辞说。这部大经多么卓绝，谁能阐明它的深奥义理？可叹圣人离世已经久远，可悲各种解释纷纷更改。考察左氏，它有长于叙事的地方；考察公羊、谷梁，它们有善于解经的地方。” “啖助的《集解》，又对三传有所增删；陆淳的《纂例》，自行比较其中的长短。总之，探究它们的渊源，仍不免各有得失。阐发圣师的微妙旨意，确实可以归于极盛时代的治理。在仁宗时，曾任命他为师儒；到了元祐初年，又下诏让他参加科举，竭力赞助盛世的治理，颇称得上得到人才很多。回想先臣有幸生在这个时代，早年继承家传的学问，常常沉浸在黄卷书册之中；未满二十岁便考中显赫科第，成年以后便从事高尚的隐居事业，在乐圃闲居，闭门著书将近三十年。特别起用他主持泮宫，击鼓开箱，教授学生超过数百人。晚年受到高位公卿推荐，不久又接受璧水的征召，在芸阁英俊之士中来往，又参与枢庭的机密议论。他一生撰述诸经，当然无不通晓；但终身讨论的重点在这部书，对凡例尤其精深。他判断三家学说取舍是否恰当，旁征博考诸儒的异同；远则不同于董仲舒、刘歆、刘向所治之学的偏执，近则取用孙明复、程颐、程颢立言的要旨，再用自己所得的学问加以斟酌，著成《通志》一编。适逢时论一旦在要路兴起，使这部文献竟被束之高阁。上天保佑吾道，时运恰逢昌盛之时。恭惟皇帝陛下统一天下以朝拜天帝，张举四维而登临帝位；对下承袭顺应水土的治理，对上遵循合乎天时的和谐。” “又想以文王、武王为法典，又将继承尧、舜而奉为宗祖。首先想到使这一道统光大兴盛，于是首先恢复任用先臣；在学官中设立经学，以此选取士人，用来安抚四海、统一九州。这是将要举明三纲、阐明五常。而臣以微贱的一介之身，恰逢千年难遇的嘉会，早年在俊秀之士中窃取功名，多次在王宫得到讲席。平常不敢丢弃祖业，夜间梦醒也不敢忘记学校。趁着赞理郡中政务的空闲，姑且自我排遣著述之癖的讥笑。何况这种机会难得，实在是幸运的遭遇。追念前人的志向，希望扬名后世。与其独善其身以传给家人，哪里比得上推行教化来辅助世道？谨此清理笔札，恭敬编缀成书。所有先臣某所著《春秋通志》及序，共二十卷，计十册。谨携至登闻检院，随表一同进呈以闻。恭愿陛下胸襟广大，圣心考察古道，以缉熙光明的学问作为辅助，用于施政行事；或许可以供陛下乙夜观览，多少有助于德政。假如能使诸生看到并喜好，也对将来有所补益。于是忘却斧钺诛戮之罪，仰冒渎扰圣明的听闻。《玉海》记载：淳熙十四年九月，朱佺进呈伯父朱长文的《春秋通志》十册，交付秘省。” 《中兴书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传，旁考啖助、赵伯循、陆淳的学说，以及推演孙复的言论。王氏【乘】《春秋统解》三卷。佚失。元祐四年，梓州路转运使吕陶上奏说：“朝廷恢复《春秋》科，设置博士，是为了扶助、进用后来的学者，敦促劝勉诸生，实在是很大的恩惠。广安军乡贡进士王乘，曾撰写《春秋统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春秋》的笔法，掌握了它的大旨；与陈岳的《折衷》、王沿的《集传》、孙复的《发微》相比，并不在它们之下。他曾在元祐二年九月中旬誊写进呈，请下诏让侍从、馆阁臣僚详细考察此书，收藏在秘省，以保存一家之说，扩充四部书的盛况。” 刘氏【易】《春秋经解》《宋志》著录二卷。佚失。韩琦赠诗说：“孔夫子在《春秋》中所记，前后共二百四十二年；谨严的法度不可违犯。想要昭示万世，天子掌握礼乐和征伐，权柄必定要出自上面；诸侯即使强大，也不能专擅。周平王东迁，鲁国隐公在位，王纲已经毁坏断裂，不能再相联结。天王所剩的只有王位和名号，各国自行行事。公羊传、公谷传中所说，齐桓公、晋文公并没有真正的义，挟持周王来顺从自己，掩盖大的过错而不归还。圣人的笔建立中正的制度，谁应当获罪？谁应当称贤？纷纷五家传说争论异同，各自专守门户，执着于一偏，终于使学者走上迷误的道路，不探究根本，反而受到束缚牵制。至于刘歆、刘向父子，有时也违背天性，彼此刻削攻讦。何休、杜预、范宁这些人，离开经文而附会传文，凭主观臆见作注，像治疗膏肓之疾一样相互讥评；疾病虽然想靠针灸治起，也难以自行痊愈。前人的文字，怎么能够屡屡议论？实在难以像秋蝉那样啾啾不止。唐代有位著名儒者陆淳，才开始打开深奥的境域，窥见源头泉流。我国朝代又得到孙明复，大大阐明圣人的意旨，疏通重重深渊。刘生的新解最后出现，毫无阻塞，成为贯通的河川。它所趋向的旨义极其简明正当，对异说的支撑牢固而坚强。凡事不归于王道的，都不予承认；这就是通达经书宗旨的原因。《诗》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只是‘思想没有邪念’罢了。” “如今四海统一，万里之内的号令仍然出自君王面前，怎么能安逸而不思虑危险？改变这种治理时不要容许僭越叛乱产生根由。希望你将这种学说用来辅助国家政务，使坐在御座上的君王尊贵如天。” 程端学说：易，定襄人。刘氏【夔】《春秋褒贬志》《通志》五卷。佚失。皮氏【元】《春秋意》《通志》十五卷。佚失。郑氏【招庆】《春秋会元》《通志》十二卷。佚失。郑氏【寿】《春秋世次图》《通志》四卷。佚失。师氏【协】等四家《春秋集解》《通考》二十五卷。佚失。晁公武说：“有人把本朝师协、石季长、王棐景先等人的解释汇集为一部通书，完整地载录经文正文。” 马氏【择言】《春秋要类》《宋志》著录五卷。佚失。王应麟说：《崇文总目》把它列入类书。吴氏【元绪】《左氏鼓吹》《宋志》著录一卷。佚失。陈振孙说：彭门吴元绪撰写。巩氏【叡】《春秋琢瑕》【叡或作潜】《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张氏【传靖】《左氏编纪》。

译《宋志》著录十卷。已佚。王氏【晓】《春秋原要》。《通志》著录二卷。已佚。杨氏【希范】《左氏摘元》。《通志》著录十卷。已佚。李氏【融】《春秋枢宗》。《宋志》著录十卷。已佚。惠氏【简】《春秋通略全义》。《宋志》著录十五卷。已佚。元氏【保宗】《春秋事要》。《宋志》著录十卷。已佚。李氏【涂】《春秋事对》。《宋志》著录五卷。已佚。《宋志》著录蔡延▯注。耿氏【秉】《春秋传》。二十卷。已佚。《姓谱》说：“秉，字直之，江阴人，官至焕章阁待制。” 王氏【当】《春秋释》。《玉海》著录十二卷。已佚。《春秋列国诸臣传》。《宋志》著录五十一卷。现存。晁公武说：“王当是眉山人，曾撰写《列国诸臣传》，仿效司马迁的《史记》，共记一百三十四人，十万多字。他又解释《春秋》，可以说是很有志向了。” 陈振孙说：“王当在元祐年间，恢复设置制科，因为苏轼的推荐而参加考试；廷对时言辞切直，被置于下第，授予堂除簿尉。他所传述的诸臣，都以左氏为依据；如果在其他书中有所见，就附在篇末，并以赞语作结。各篇赞论议论纯正，文辞简洁古朴，对经传多有阐发。” 陈造说：“《春秋》中的人才还保有三代人的气质；然而若不是左氏的文章雄健、古雅而严密，又有谁能像这样畅快地叙述并阐扬他们呢？左氏把言论和事迹随着编年记载下来，君子希望据此考察他们事迹的始末，文辞的连贯关系也都能看见。有时按类别编成传记，往往会失于遗漏简略。这部书由贤良王当编成，不仅内容完备、没有遗漏，而且又引用《史记》《国语》等书加以补充弥缝，最后用赞语作结，其中多有新的见解。学者把它同经传参照阅读，既足以看出当时人才出仕或退处、发言或沉默的大节，对于著述体制所得到的收获也将是不可估量的。” 董氏【敦逸】《春秋义略》。《通志》著录十四卷。已佚。《吉安府志》说：“董敦逸，字梦授，永丰人。嘉祐八年进士。元祐年间，任监察御史。徽宗召见并授任谏议大夫，他极力陈说蔡京、蔡卞的过错罪恶，升任户部侍郎，去世。” 郑氏【昻】《春秋臣传》。《宋志》著录三十卷。已佚。王应麟说：“按人物类别记事，共二百一十五人；附带列名的，又有九十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五人〕 程端学说：昻字尚明，长乐人。刘氏【熙古】《春秋极论》。二篇。《春秋演例》。三篇。未见。吕氏【奎】《春秋要旨》。《宋志》著录十二卷。已佚。吴氏【孜】《春秋折衷》。《宋志》著录十二卷。已佚。程端学说：会稽人。《两浙名贤录》说：孜跟随胡安定学习，把住宅捐作郡学。范氏【柔中】《春秋见微》。《宋志》著录五卷。佚失。程端学说：南城人。谢氏【子房】撰《春秋备对》。《宋志》记载十三卷。佚失。于氏【正封】撰《三传是非》。二十卷。佚失。朱氏【振】撰《春秋指要》。《宋志》记载一卷。佚失。《春秋正名赜隐防要》。《宋志》记载十二卷【叙论一卷】。佚失。《春秋讲义》。《宋志》记载三卷。佚失。程端学说：“应天朱氏所撰《正名赜隐旨要》，以及《叙论》，不拘泥于分类体例，专门取法经书的旨意。” 李氏【撰】撰《春秋緫要》。《宋志》记载十卷。佚失。汪氏【洙】撰《春秋训传》。佚失。陆元辅说：元符年间考中进士。沈氏【滋仁】撰《春秋兴亡图鉴》。《宋志》记载一卷。佚失。李氏【格】撰《春秋指归》。佚失。《袁州府志》说：李格，字承之，萍乡人。元符年间考中进士，作诗讽刺新法，因直言议论而下狱，历任州县官直到终老。余氏【安行】撰《春秋新传》。《宋志》记载十二卷。未见。晁公武说：“本朝余安行撰写，采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孙复四家的著作，参照自己的见解编成。” 《江西通志》说：余安行，字仲勉，德兴人【一说是弋阳人】。官至大中【一说为朝议】大夫。他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岩石，形状像月亮，因此号称石月先生。他所著《春秋新传》，在元符年间进献，诏令收藏于秘阁。狄氏【遵度】撰《春秋杂说》。佚失。《宋史·狄遵度传》说：狄遵度，字元规，长沙人。年轻时考中进士，后被主管考试的官员斥退，因以为耻，不再参加科举。凭借父亲狄棐的任官资格，出任襄县主簿。任职几个月后，便弃官离去。他喜好写古文，著有《春秋杂说》，对许多问题都有发明。冯氏【山】撰《春秋通解》。《通考》记载十二卷。佚失。晁公武说：“本朝冯山，字允南，撰写此书，是普州人。冯澥的父亲。考察《春秋通解》，冯山自己作了序。我家收藏的文集本缺少这篇序。” 王氏【安石】撰《左氏解》。《宋志》记载一卷。今存。陈振孙说：“此书专门辨析左氏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并列举了十一件明确的证据。题名说是王安石撰写的，其实并不是。” 林希逸说：“尹和靖说，介甫从未废弃《春秋》；所谓废弃《春秋》、把它说成是‘断烂朝报’的，都是后来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假托介甫的话。韩玉汝有个儿子叫宗文，曾向介甫上书，请问六经的旨意，介甫都作了回答，唯独谈到《春秋》时说：‘这部经比其他经更难，因为三传都不值得完全相信。’尹和靖离介甫的时代不远，他的话竟然这样公允。如今人们都把‘断烂朝报’这句话当作荆公的罪过，也实在太冤枉了。” 《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二。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十五】。孙氏【觉】撰《春秋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