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五

译十五卷 现存 《本事篇》说：什么叫《越绝》？“越”是国的氏称。为什么这样说？考察《春秋》为齐、鲁作序，都以国名作为氏姓，由此可以明白。“绝”就是断绝的意思，说的是句践时期。当时，齐国将要攻打鲁国，孔子以此为耻，所以子贡游说齐国，使鲁国安定。子贡一出使，便使齐国发生动乱、吴国破亡、晋国兴起而越国强盛。后来贤人和辩士看到孔子作《春秋》，却略记吴、越；又看到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正如嘴唇和牙齿、表面和内里一样。大概是探究其中的旨意，阅览《史记》而叙述这些事情。有人问：为什么不称为《越经》，却称为《越绝》呢？回答说：不是这样。“绝”就是断绝。句践时期，天子衰微，诸侯都背叛。于是句践抑制强暴、扶助弱小，使恶归于善，取舍遵循正道；沛地归还给宋，浮陵交付给楚，临沂、开阳归还给鲁；中原相互侵伐的事情，也因此衰减停止。因为其诚意在内而感发于外，越国专有这些功劳，所以称为“越”。因此作这部书的人，是看重其内能自我约束、外能断绝他人恶行。贤人所叙述的事情不可使之断绝，所以不称为“记”，道理就明白了。” 后序说：“子胥叙述吴越之事，是根据事情的类别使后世明白；记载善行是为了表明诚信，讥刺恶行是为了作为警戒。自句践以来，直到更始元年，五百多年间，吴越相互攻伐的事情，如今又再次出现。一百年才出一位贤人，仍然可以与之并肩。记载陈述他的言论，略举其人。以‘去’作为姓，得到衣便构成他的名字；有‘米’覆盖其上，以‘庚’来禹东征，死后葬在他的疆域，不直接斥明其人，而借同类之事来表明自己。写出精要，显露愚拙，以同类之事等待后人知晓。文章连缀成辞，定于邦贤。以‘口’作为姓，用‘天’承接它。楚国相国屈原与他同名，明察古今，德行与颜渊相配，当时无人能够与之相比。他隐伏逃窜以自容，年岁逢申、酉而终，怀抱道义而死。友臣没有施展才用，正如孔子得到麒麟一样。阅览并观察其中的旨意，不禁为它的文章叹息。啊，悲哀啊！温习旧事而知晓新义，叙述并阐发子胥的思想，以此晓喻后世。遍历世事而考察，评论者不能得到其意，没有人能够通达。正如《春秋》锐意精深，尧舜寄托深意，周文王与天地相配，著明于五经，德行与日月相齐，智慧与阴阳相等。《诗经》说砍伐斧柄，要用手中的斧柄来比喻他人；后生可畏，大概不在于年长年幼。以‘口’为姓，是通达万事之道；用‘天’来承接，是德行高明；与屈原同名，是意旨相互应合。” 一百年才有一位贤人，是说贤人又出生了。明察古今，是说他的见识宏大。德行可与颜渊相比，是说其德不可估量。当时没有人能够任用他，闭口而守、锁住精深之道，是说他内心真实自守。正如孔子得到麒麟，是说孔子的道已经穷尽。姓中有“去”，是说不能容身。得到“衣”才构成名字，是说贤人穿上它便能彰显。名字中有“米”，是八政中的财宝；上面覆盖“庚”，是说兵事断绝。啊，悲哀啊！没有人能与之相合。屈原与他隔着地域，被放逐到南楚，自己沉入湘水，这是蠡所拥有的。”},{ 《崇文总目》记载：此书由子贡撰写。有人说，伍子胥旧有《内记》八篇、《外传》十七篇，现在的文本题名残缺错乱，删取为二十篇。书中又记载春申君的事，疑心是后人窜改编定的。世间有时流传二十篇本，并不是正确的版本。陈振孙说：此书没有标明撰写人的姓名，世间相传认为是子贡所作，这是不对的。书中杂记吴、越两国的事，下至秦、汉，直到建武二十八年。大概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汉代人又在其中增补了一些内容罢了。《越绝》这个书名的含义是说：“圣人揭示一个方面，辩士阐明他的言辞；圣人的文章超越于彼方，辩士的言辞断绝于此方。”所以称为《越绝》。虽然这样解释，终究还是难以明白。张崇缙说：《越绝》是记载复仇之事的书。胡侍说：《越绝书》，《崇文总目》说是子贡撰写的，有人说是子胥撰写的。陈氏《书录解题》说，此书没有撰写人的姓名，世间相传认为是子贡所作，这是不对的。书中杂记吴、越两国的事，下至秦、汉，直到建武二十八年，大概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汉代人又有所增补。我考察篇末的叙述，最初创作《越绝》的人是会稽袁康，润色它的人则是同郡的吴平。又据《论衡·按书篇》，其中有会稽吴君高的《越纽录》；或许吴君高就是吴平的字，“《越纽》”是“《越绝》”的讹误。田艺衡说：“《隋志》著录《越绝记》十六卷，《崇文总目》著录十五卷。旧本分为《内纪》八篇、《外传》十七篇。马氏《通考》所说的二十篇，并不正确。大概它是《左传》《国语》一类的书，只是没有注明作者姓名。书中说：‘赐见《春秋发愤记》吴越’，这就明确记载在《外传》的篇章中。书序又说：‘吴越贤者所作’，有的说是子胥所作，又说是后人转述。书中说：‘从句践以来直到更始元年，已有五百多年，吴越将要在今天重新出现’，这是记载它成书的时代。‘百年才有一个贤人，仍然可以和他并肩’，这是记载与之相类的人。‘以去为姓，得到衣才构成他的名字；用米覆盖庚，以口为姓，再承接天’，这是记载他的姓和名。‘禹来到东方征伐，死后葬在这里’，文章的措辞确定出自本国贤者，这是记载它的地方。‘德行可与颜渊相配，隐伏逃窜以求自容，年龄增加到申、酉，怀抱道义而死’，这是记载他的品行和年寿。细究并推演这些话，其中的意义就显明了。总之，记述并陈说这些内容的人，是袁康首先创作，后来吴平完成编排文字、审定辞句。” 难道是这类人，在建武末年追念并痛惜中原的灭亡，而句践的祭祀忽然就被遗忘了，所以借《越绝》来完成这部书吗？” 钱氏【▯】《续越绝书》二卷。今存。考察《续越绝书》二卷，是亡友钱穉茁避居白石樵林时所撰写的。书中说它得自石匣，称是汉代吴平所著、蜀人谯岍作注，大概是故意假托的说法。上卷篇目为《内传本事》《吴内传》《德序》《记子游》《内经》《外传》《越后语》《西施》《郑旦》《外传》；下卷篇目为《越外传》《杂事》《别传》《变越上》《别传》《变越下》《内经》《雅琴》《考叙》《传后记》。序言大略说：“子贡记述《越绝》，成一家之言。袁康接着为它作章句，篇章文字已经编排、辞句已经确定，又何必续写呢？只是上溯记载春秋获麟，下至更始元年，这也可以说是喜好考据、乐于成事了。” 赵氏【▯】《吴越春秋》

译《隋志》著录十二卷。今存。《中兴书目》记载：《吴越春秋》十卷，分为内吴、外越，用来记述两国的事。吴国从太伯开始，到阖闾为止；越国从无余开始，到句践为止。晁公武说：“吴国从太伯开始，直到夫差；越国从无余开始，直到句践。内写吴、外写越，首尾本末都很完备。” 王应麟说：“《吴越春秋》编排文辞、连缀史事，都不像《春秋》《史记》《汉书》，大概是率意写成的，不是史官正统的史书。” 徐天祐说：“赵晔离古代不远，又是山阴人，因此他综合叙述的吴、越两国史事，比其他书所记更为详细；然而文体不像汉代文章。” 钱福说：“《吴越春秋》由东汉赵晔撰写，是后世补充亡佚史事的书罢了。大体取材于《国语》《史记》，再附加所听闻的内容写成。它的主旨大肆夸耀越国贤才众多，以此夸示其故都；可是编排传记时却把吴国置于内、越国置于外，这又让人无法理解。书中所记孔子、子贡的事不可以作为依据，但其中的谋略，却是当时游说之士中最高明的。至于伍子胥的忠诚、范蠡的智慧、文种的谋略、申包胥的议论、孙武的用兵之论、越女的剑术之论、陈音的弩术之论、句践臣属于吴时的别样言辞、伐吴时的警戒之语，以及五大夫自我效命的事，世人又怎么能轻视呢！” 张氏【遐】《吴越春秋外纪》已佚。杨氏【方】《吴越春秋削繁》《隋志》著录五卷。已佚。皇甫氏【遵】《吴越春秋传》《隋志》著录十卷。已佚。《崇文总目》起初记载，赵晔撰写《吴越春秋》十卷。后来有个叫杨方的人，认为赵晔所撰过于繁杂，又删削成五卷；皇甫遵于是合并这两家的书，考订并为之作注。乐氏【资】《春秋后传》《隋志》著录三十一卷【《唐志》著录三十卷】。已佚。《隋书·经籍志》记载：由晋朝著作郎乐资撰写。刘知几说：“晋朝著作郎乐资采辑两部史书，撰成《春秋后传》。此书始于周贞王，接续《春秋前传》中鲁哀公以后之事，记至周王赧逃入秦国；又以秦文王承接周朝，终于秦二世，共三十卷。” 据考，《初学记》引用《春秋后传》的文字说：秦穆公把三位兄长囚禁在内宫。又说：张孟谈对赵襄子说：“我听说董安于镇守晋阳时，您的宫墙全都用荻草和蒿草编成。”又说：周赧王三十八年，秦国开始在黄河上修建浮桥。又据《水经注》引用《后传》的文字说：使者郑容进入柏谷关，来到平舒置，看见华山上有一辆白车和一匹白马，便问郑容这是什么。郑容回答说：“我要到咸阳去，路过鄗池。”白车白马说：“我是华山君的使者，希望托你带一封书信给鄗池君，让他把信送到咸阳。”又说：“经过鄗池时，看见大梓树下有一块有文字的石头，就拿它敲击梓树，应当会有回应的人，把书信交给他，不要擅自拆看，务必把它送到所要送达之处。”郑容走到鄗池，果然看见一棵梓树下有一块有文字的石头，便拿起来敲击梓树，里面回应说：“好。”郑容像睡梦初醒一样，看见宫殿楼阁，仿佛是君王居住的地方。谒者出来接过书信进去，过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有人说：“祖龙死了。” 刘允济：《鲁后春秋》。《唐书·经籍志》记载：二十卷。已经散佚。《新唐书·刘允济传》记载：唐中宗时，刘允济升任著作佐郎，采录鲁哀公以后十二世的史事，接续记载战国时期，撰成《鲁后春秋》，进献给朝廷。刘允济曾说：“史官对于善恶一定要记载，使骄横的君主和作乱的臣子有所畏惧。这种权力难道还轻微吗？”班生接受金钱，陈寿索求米粮，而我却把这些都看作浮云罢了。裴光庭等：《续春秋经传》。已经散佚。《新唐书》记载：开元年间，裴光庭被授任侍中，兼任弘文馆学士；又征召寿安丞李融、拾遗张琪、著作佐郎司马利宾，任弘文馆直学士，撰写续接《春秋》的经传【大致遵循周公旧有的规范，依照孔子新定的体例】，记载自战国直到隋朝【上起周敬王，下至隋朝】。他们请天子修订经书，裴光庭撰写传文。这部书很久没有完成。《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二十年三月丁卯，上奏进呈此书。李槩：《战国春秋》。《隋书·经籍志》记载：二十卷。已经散佚。陆氏【贾】《楚汉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已亡佚。《后汉书》记载：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后，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的功业，撰成《楚汉春秋》九篇。刘知几说：“吕氏、陆氏各自撰写了一部书，只编排篇章，不系以年月；这本来是诸子之书一类的杂记，却都称作《春秋》。” 司马贞说：“记载项氏与汉高祖起兵之初，以及惠帝、文帝年间的事情。” 洪迈说：“陆贾的书，记的是当时的事情，但所说的多与史书不相符合。” 考察《楚汉春秋》，颜师古《汉书》注、李善《文选》注都曾引用它，可见唐代时还存在。《太平御览》也曾引用它，可见到宋初还没有亡佚。何氏【英】《汉德春秋》十五卷。已亡佚。《蜀中著作纪》记载，汉代何英撰写。何英是郫县人，何武的弟弟。他与成都人杨申都精通经纬之学。孔氏【衍】《汉春秋》《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亡佚。《后汉春秋》《唐书·经籍志》著录六卷。已亡佚。《汉魏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已亡佚。胡氏【旦】《汉春秋》《通志》著录一百卷。已亡佚。《汉春秋问答》《通志》著录一卷。已亡佚。《国史志》记载，胡旦《汉春秋》一百卷，《问答》一卷，依据汉代四百年的史事，建立褒贬标准，用来仿拟《春秋》。淳化五年，胡旦自己说希望借给馆吏，让他们抄写，皇帝说：“褒贬出自个人胸臆，怎么能轻易流传呢？”祥符三年，谢泌又为此进言，诏令襄州供给纸张抄写。天圣年间，胡旦进献此书，仁宗赞叹不已，于是升任胡旦为秘书监。郑樵说：“所谓《问答》，是胡旦与门人郄羽之间的问答。” 《宋实录》记载，祥符三年十二月，襄州上言：通判、司封外郎胡旦撰写《汉春秋》一百卷，诏令供给纸札，抄录后进呈。《玉海》记载：天圣元年九月十六日，中书门下上言：胡旦先前撰写《汉春秋》一百卷，已经很久没有进呈。诏令由本州递送进呈。天圣二年二月癸亥，州府把胡旦的书上呈进献。皇帝赞叹此书，授胡旦以秘书监致仕，并命其一子担任京官。当初，胡旦上呈所撰《汉春秋》一百卷，皇帝于是询问胡旦著书的始末。宰臣王钦若说：“胡旦是太宗朝进士第一人，词学精深博洽。他曾说，三代以后只有汉朝获得正统，因此根据四百年的史事，建立褒贬标准，撰写此书来仿拟《春秋》。”皇帝赞叹不已，所以有了这项任命。当初，胡旦凿制了一方大砚，方圆五六尺，后来把它埋了，并且刻字说：“胡旦修撰《汉春秋》砚。” 梁氏【固】《汉春秋》已亡佚。《山东通志》记载：梁固是郓城人，字仲坚，是梁灏的儿子，曾撰写《汉春秋》。起初因父亲梁灏的恩荫，获赐进士出身。祥符初年，考中甲科，历任著作郎，充任直史馆。袁氏【▯】《献帝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亡佚。司马氏【彪】《九州春秋》

译《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已亡佚。《晋书》记载：“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泰始年间，任秘书郎，后转任秘书丞。他撰写《九州春秋》，认为先王设置史官，是为了记录时事，记载善恶，以此进行劝阻和勉励，概括教化世人的要旨。因此，《春秋》没有人修撰，就由仲尼加以整理；《关雎》既然失序，就由师挚加以整理。前代贤哲难道喜欢烦劳吗？大概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汉朝中兴以来，直到建安年间，忠臣义士也都昭然可见，但当时没有优秀的史官，记述杂乱繁多。谯周虽然已经删削整理，然而仍未完备。安帝、顺帝以后，史书亡缺的很多。司马彪于是考订群书，采录所听闻的资料，上起世祖，下至孝献，编年记事二百年，记载十二世，贯通上下，旁及各种事务，编成纪、志、传，共八十篇。” 刘知几说：“汉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群雄争相较力，司马彪记录当时的事迹，撰成《九州春秋》，每州一篇，合计九卷。考察它的体例，也近似后世的《国语》。” 《中兴书目》记载汉末各州郡的动乱，司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凉州、幽州各一篇。司马彪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专心精研学术，泰始年间任秘书丞。陈振孙说：“晋代司马彪司绍统撰写此书，记载汉末各州郡的动乱，凡是盗贼、僭越、叛乱之事，都记载其中。” 刘氏【峻】《九州春秋钞》一卷。已亡佚。以上见于胡元瑞《经传攷通》。凌氏【准】《汉后春秋》已亡佚。柳宗元说：“凌君宗一撰写《汉后春秋》，有二十多万字。”《浙江通志》记载：“凌准是富阳人，官至翰林学士。” 王氏【希圣】《续汉春秋》已亡佚。戴表元说：起初我考察评论古今的统系，在周、汉正统断绝与延续的交替处，在三国、南北朝以及五代分裂与统一的时期，没有一次不是反复思考、疑惑不决的。直到如今，读书求学的人都能贬斥魏、疏远吴、尊奉蜀而推举其正统，这就是因为朱子《资治通鉴纲目》的撰成，对司马光未能做到的地方有所补益。然而自从朱子的学说大为彰明，学者便认为司马光原书不能达到这一点，并加以诋毁；他们为什么不体谅司马光创作此书的艰难呢？司马光关于把正统系于魏，已经说过：“我的书上起威烈王，下至后周，记事不能不依附于纪年，纪年不能不承袭旧史，所以只是传述成文，让读者自己详察，并不是建立褒贬的法则，像《春秋》那样拨乱反正。”朱子的《纲目》在这方面有所推进，也不过是说《通鉴》是目录、提纲、举要、补遗，详略不恰当，记忆识见不够强，因而依据原书为它制定义例，并不是断然另作一部书，自称“我是在做《春秋》的事业”。我读他的书，对此深有感触。从前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官保留缺文。”《春秋》本来确实是鲁国史书的残缺记录，但自孟子以来，人们都说是孔子作了《春秋》。大概当时孔子已经老了，即使作《春秋》，也可以不留下文字。司马光《通鉴》所记的事情，比鲁国史书宏大；朱子《纲目》的用心，比《春秋》简约。可是两位先生敬重古人、尊崇贤者，谨慎持重，忠厚宽恕，充分具有君子的品德。然而，写得详细，是为了让人有所选择；要求严格，是为了让人有所遵守。生在百世以后，能够听到两位先生的学说，所得的幸运难道还不够多吗？王希圣与我年龄相仿，才思敏捷，是我的十倍。他把所作《续汉春秋》若干字拿给我看，不仅切中陈寿著史的要害，帮助习凿齿坚持蜀汉正统的观点，而且言辞严正、气节正直，确实是司马光的忠臣；与朱子相比，又可以说是使商汤增光的人。我在疾病困顿、疲惫不堪之中，连续两天为他诵读此书；他反而屈尊不嫌弃我，来请我作序，我惭愧退缩了好几次，不知从何处下笔。只是我迟钝的资质对于《通鉴纲目》一书，有些念念不忘、不能立即放下，于是在书卷后写下大概内容，交还给他。尽管如此，我与希圣有朋友的情谊，希望借助广博见闻来积蓄德行，等有余力时学习文章，正愿意与他相互勉励。孙氏【盛】《魏氏春秋》《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已亡佚。刘知几说：“魏国京兆人鱼豢私下撰写《魏略》，记事止于明帝。其后孙盛撰写《魏氏春秋》，王隐撰写《蜀记》，张勃撰写《吴录》，各种异闻间或出现。”他又说：“孙盛的《魏晋阳秋》，每记一年的开头，必定说‘某年春，帝……’。” 正月，既然已经在编写帝纪时记入皇帝，又在月份下列出皇帝的名号，拿这种体例来仿拟《春秋》，就是所谓外表相同而内里不同。孙氏【寿】《魏阳秋异同》《唐志》记载为八卷。现已散佚。郑氏【如几】《魏春秋》现已散佚。考：西吴郑如几撰写《魏春秋》，大意认为：商承继夏，周承继商，秦承继周，汉承继秦，魏承继汉，晋承继魏，这样连续相承而不断绝的，称为“统”。如果因为魏是篡夺而取得政权，就不让它承继汉统，那么统绪就断绝了。《春秋》所记载的各国君主，即使是通过篡夺、弑杀而取得君位的，也都承继了前代的统；圣人并不抹杀事实，正是为了彰显他们的罪行。司马迁撰写《史记》，大体依照《春秋》的体例，到秦、项、吕氏也都列入本纪，并不是赞许他们，而是体例本来就应当如此。如果一定要让蜀承继汉，不知道蜀灭亡以后应当承继魏，还是承继晋，就没有可以遵循的归属了。当时张无垢写信提出诘难，郑如几写了千言回信。这封信载于陈霆《两山墨谈》以及董斯、张吴兴《艺文补》中。员氏【半千】《三国春秋》《唐志》记载为二十卷。现已散佚。崔氏【良佐】《三国春秋》《唐志》记载，卷数已亡佚。现已散佚。《经义考》卷二百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七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拟经【九】孙氏【盛】《晋阳秋》《隋志》记载为三十二卷【《唐志》记载为二十二卷】。现已散佚。《晋书》记载：孙盛撰写《晋阳秋》，文辞直率，义理公正，直书枋头之事。桓温看到后大怒，他的儿子请求删改，孙盛不同意，于是他的儿子私自改动了原文。太元年间，孝武帝广泛搜求异闻，才在辽东得到另一部抄本，考订校勘后发现两本多有不同，于是两种本子都保存下来。《中兴书目》记载：《晋阳秋》原有二十二卷，如今只存宣帝一卷、怀帝以下一卷，以及唐人所撰康帝一卷，其余都亡佚了。孙盛不把书名称作《春秋》，而称为《阳秋》，是为了避郑太后的名讳。周密说：“简文帝郑皇后的名讳是阿春，所以把《春秋》改称为《阳秋》。” 习氏【凿齿】《汉晋阳秋》《隋志》记载为四十七卷【《唐志》记载为五十四卷】。现已散佚。檀道鸾说：“习凿齿年少时就博学多才，才思秀逸，桓温非常惊异、赏识他。他由州从事起步，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升迁，做到治中。后来因为触犯桓温的旨意，被贬为户曹参军。他任荥阳太守时，在郡中撰写《汉晋春秋》，是为了斥责桓温觊觎非分之位的野心。” 《世说》记载：“习凿齿的史才非同寻常，宣武将军桓温非常器重他。不到三十岁，就任用他为荆州治中。后来他到都城，拜见简文帝，因违逆旨意，被外放为荥阳郡太守。他在患病期间仍然撰写《汉晋春秋》，评论人物，见解卓异。” 《晋书》记载：桓温觊觎非分的权位，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来裁断、纠正此事。全书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在三国时期，以蜀汉为正统，因为蜀汉皇室是汉朝宗室；魏武帝虽然接受汉的禅让，晋仍然被视为篡逆之国。直到晋文帝平定蜀国，才认为汉朝灭亡而晋朝开始兴起。全书共五十四卷。邓氏【粲】《晋阳秋》《唐志》记载为三十二卷。现已散佚。《晋书》记载：邓粲是长沙人，年轻时就以品行高洁著名，不接受州郡征召；荆州刺史桓冲请他担任别驾。檀氏【道鸾】《续晋阳秋》《隋志》记载为二十卷。现已散佚。《隋志》记载：此书由宋代永嘉太守檀道鸾撰写。刘知几说：“东晋在江左设置的史官，从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以下，前后相继撰写史书；年代久远的只记载两位皇帝，年代较近的也只叙述六朝。”他又说：“檀道鸾喜欢写出奇特的言语。” 萧氏【方等】《三十国春秋》《隋志》记载为三十一卷【《唐志》记载为三十卷】。现已散佚。《隋志》记载：由梁湘东世子萧方等撰写。《梁书》记载：忠壮世子萧方等，字实相，是世祖的长子。当时河东王担任湘州刺史，不接受都督府的命令，萧方等请求征讨他。世祖任命萧方等为都督，命令他率领二万精兵南下讨伐。军队到达麻溪，河东王率军迎战，萧方等进攻他，军队战败，萧方等溺水而死。刘知几说：“刘渊、石勒等各自称制，各有自己的国家，实际上都与王者相同。晋代的臣子却把他们比作群盗，是忘却了至公之道。到了萧方等，才保留各国的国号和谥号；对僭越称帝的人，则称其为王。” 《中兴书目》记载：萧方等删取各史，以晋为主，附列汉、刘渊以下二十九国，又选取吴国孙皓的事迹；起于宣帝，终于恭帝。王应麟说：“萧方等是梁元帝的儿子。他撰有《三十国春秋》；《通鉴》记载晋元兴三年之事时引用了萧方等的论述，《纲目》却只写作‘萧方’，错误地删去了‘等’字。” 杨慎说：“佛氏有《方等经》，大概就是说平等世界。因此萧氏取它作为书名。” 考：如今刊刻的《新唐书》《旧唐书》《宋史》《通志》，大多都删去了“等”字。武氏【敏之】《三十国春秋》《唐志》记载为一百卷。现已散佚。崔氏【鸿】《十六国春秋》《隋志》记载为一百卷【《唐志》记载为一百二十卷】。现已散佚。《北史》记载：后魏崔鸿认为，刘元海、石勒、慕容隽、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勃勃、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人，都因时势变故，跨据一方，僭越称号，各自拥有国书，始终没有统一。于是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编成一百卷，依据各国原有记载，时有增删，并加以褒贬。崔鸿的两代后人都在江左任官，因此没有记录晋、刘、萧诸家的史书。他考察长历，核对旧志，又另撰序例一卷、年志一卷，共一百零二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卷〕 刘知几说：崔鸿搜集各部伪史，汇编成《春秋》，其中列出的共有十六家。魏收认为崔鸿世代在江左做官，所以没有记录司马、刘、萧诸家的史书。如今看崔鸿这部书的纲要，都是以晋为主，这也如同班固的书记载陈涉、项羽时，必定系于汉朝年号；陈寿的《三国志》叙述孙权、刘备时，都以魏的年号为准。他又说：魏代黄门侍郎崔鸿，考核各家史书，辨别它们的异同，删去繁琐、补足缺漏，交错综合其纲纪，把各国国书改称为“录”，把帝王本纪称为“传”，称这部书为《十六国春秋》。崔鸿起初在景明初年搜求各国逸史，到始元年时，搜集考核已经完备，但因为蜀国的事情仍有缺漏，最终没有成书。经过十五年的搜求，才在江东购买得到有关资料，于是增加篇目，编成十卷。崔鸿去世后，永安年间，他的儿子缮写上奏，请求收藏在秘阁中；从此这部书在当时广泛流传。《国史志》记载崔鸿的书，世间流传有二十多卷，旧志却记为五十卷。大概是献书的人妄自分列篇章卷次。晁说之说：“司马公休说，温公所考订的《十六国春秋》不是崔鸿的全书。” 考：如今世间流传的《十六国春秋》，是后人采集《晋书》《北史》《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编成的，并不是原书。杜氏【延业】《晋春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