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二十

译《论语枢要》已散佚 《习斋论语讲义》未见传本 杨万里作序说：读书一定要懂得“味道之外的味道”；不懂得味道之外的味道，却说自己能够读书，那是不对的。《国风》的诗说：“谁说荼味苦，它甜得像荠菜。”我取这两句作为读书的方法。吃天下最苦的东西，却得到天下最甘美的滋味，吃东西这件事与常人相同，但所得却不同于常人。与常人相同的是滋味；不同于常人的，则不只是滋味。〔原文“稲【阙】粮”有缺字〕粮食如果不是稻粱，我仍然认为它寡淡，难道还想在苦荼中寻求荠菜的滋味吗？《论语》这部书，不就是我的稻粱吗？天下可以没有稻粱，那么这部书也可以没有了。即使如此，普通男女一天没有稻粱，就会死；难道不会死吗？会死，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男女罢了，何况也未必一定会死呢？这样说来，稻粱没有固然不行，但一天没有，也还可以。然而对于这部书，如果一天没有它，那么天下大概就没有人类了。并不是没有人类，而是有人类却没有人心。有人类却没有人心，那么死去的难道只是一个普通男女吗？这样说来，《论语》这部书，不仅仅是我所遵循之道的稻粱罢了。所以，求学的人如果不从五六岁起读它，就会读得太迟；知道它又太晚；不能把它作为食物，却又觉得它淡薄，结果虽吃了却如同没有吃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我的朋友习斋子闭门读书三年，已经忘了那是三年。三年之久，不能说不算长；闭门不出，不能说不算幽僻；但他忘了长久和幽僻，不仅忘了，反而还以此为乐。我问他原因，他说：“我现在读的是《论语》，而不是诸子百家的书；见的是圣人，而不是今人，所以感到快乐。”起初我读这部书时，顺着它的趋向而行，仿佛酒醉发狂，无法束缚自己；凝神注视它，仿佛有所遗失，无法弥补。如今他的言辞蓬勃涌出，仿佛决堤的水奔流不止，无法堵塞。于是他把这些写在书中，将副本送给我。我取来读后，高兴地感叹说：“痛快啊！这不就是所谓先苦后甘吗？这不就是所谓看似淡而实非淡吗？这不就是所谓得到味道之外的味道吗？”习斋子对于这条道，勤苦到了这样的程度，所得达到这样的境界，发抒又达到这样的程度，真是深极了。我听说书与人会相互改变：书改变了，人也就改变；人改变了，书也就改变。然而读申不害、韩非的书，却没有变成申不害、韩非那样的人，未尝有所增加；读孔子、颜回的书，却不能成为孔子、颜回那样的人，未尝不有所减少。那一种改变为什么那么迅速？这一种改变为什么这样舒缓？我愿意和习斋子一同评说这件事。” 释赞宁《论语陈说》《通考》著录一卷 已散佚 潘表说：“宋代端拱年间，左街天寿寺有一位僧人，被赐号为通慧大师。” 金氏【仁存】《论语新义》已佚失。《高丽史》记载：金仁存，字处厚，年轻时考中科举，任直翰林院。睿宗在东宫时讲习《论语》，金仁存撰写《新义》，进呈讲解。后来调任中书舍人，历任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门下侍中，去世后谥号文成。按《高丽国史》所称的睿宗，就是文孝王俣。他在宋徽宗崇宁五年继位。斡氏【道冲】《论语小义》二十卷。已佚失。赵氏【秉文】《删存论语解》十卷。已佚失。王氏【若虚】《论语辨惑》

译五卷。尚存。若虚自序说：“解释《论语》的，不知有多少家，义理大致已经完备了。然而旧说大多失之于浅近，新说又常常失之于过度。圣人的意旨，有时不能完全由语言表达出来，却也不在语言之外。不完全在语言中，却拘泥于语言来寻求它，当然会失之于浅近；不在语言之外，却离开语言来寻求它，当然会流于过度。为什么不也根据人情，把它约束在中道上呢？我曾说，宋儒的议论并非没有功劳，但也不能说没有过失。他们推究阐明心术的幽微，剖析义与利的区别，并斟酌时中权变的道理，曲折周详而又贯通流动，其中有许多是先儒未曾达到的，这当然是功劳。至于把事理推究得过深，赞扬得过分，认为每一句话都必然包含某种气象，每件事都关系到天地造化，本想尊崇圣人，却不免反而给圣人增添负累；本想排斥异端，实际上却流入异端之中，这难道也能说没有过失吗？至于谢显道、张子韶这一类人，迂腐荒诞、浮夸不实，常常令人发笑，唉，实在太过分了！永嘉叶氏说：‘如今世上的学者认为性不可不谈，命不可不知，凡是六经和孔子的著作，没有不牵强附会到他们的议论中，任意抬高或压低其中的言辞，弄得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测知，而圣贤的实际意旨仍未能显明。” 过去人的浅近之处，在于不从内心探求；如今人的玄妙之处，在于不以内心为限。不从内心探求，不以内心为限，都不是达到圣贤境界的方法，可以说正好切中了他们的弊病。’晦庵删取众家学说，最以简明恰当著称，但其中仍有不妥和未尽之处。我不自量力，曾根据自己的见解纠正其中的错误，补充其中的遗漏，共有若干章，并不敢用来流传后世，只姑且作为教育我家童蒙的训说。” 他又自述说：“解释《论语》有三种过失：过于深奥，过于高远，过于宽厚。圣人的话也不过是合乎人情罢了，所以明白易懂，合乎中庸而可以长久。学者探求得太过分，那么他的议论虽然漂亮，终究会失去实际，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孔子谈性与天道，子贡自称没有听到，而宋儒都认为子贡实际上听到了；有人问死和鬼神，孔子没有告诉子路，宋儒却都认为孔子实际上告诉了他。篇末所说尧、舜、禹、汤的事，文字寥寥而且残缺，不应当强行解释，有人却说这是圣学的传授，用来彰明二十篇的大纲。像这类说法，都是过于深奥。圣人虽然没有追求名利的心，却曾经就名利来诱导人，使人从人欲出发而认识天理，所以即使中等以下的人也都可以仰望而达到，这正是他的教化周全之处。比如说：‘不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被人知道的人。’这正是从名声入手，使人追求实际。可是谢显道说：‘这仍然有求取名声的意思，不是圣人的最高论说。’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便向他讲求得俸禄的方法，这正是从利益入手，使他思考义理。可是张九成说：‘圣人的门下没有替人谋求利益的说法，俸禄的意义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便装作愚笨，孔子认为一般人不能赶上他。杨龟山说：“一旦有了智和愚的名目，就不是顺其自然、不过多作为；说一般人不能赶上他，也就超过了中道。”蘧伯玉在国家无道时便收敛才智、藏而不露，孔子认为这是君子之道；张南轩却说：“这仍有收敛隐藏的意思，还没有达到潜龙隐显自如的境界，难道果真是圣人的本意吗？”像这类说法，都是过于高远。凡是人，有喜好就有厌恶，有欢喜就有愤怒，有赞誉就有毁谤，圣人又怎么会与此不同呢？可是学者总是把圣人想象成如春风般和煦平和，凡是愤怒、嫉妒、讥讽、斥责的话，必定加以曲解、遮掩和忌讳来替他解释。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好学。”这大概是以笃实的态度教人，希望人知道自己应当努力。卫瓘却把“焉”字归到下一句，意思是圣人不敢以不学习来对待天下人；这正是悖谬的说法，但世上有时反而喜欢它。孔子说：“到了四十岁、五十岁还没有声望，也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年满四十岁还被人厌恶，他的一生也就到头了。”人固然有年老后改变操守的，但总的来看，也可以由此看出他一生的结局。苏东坡却认为孔子这些话都是有所指而说的，对此表示怀疑。” 子贡问当时那些从政的人，孔子把他们比作斗筲之器，认为不值得计数，这不过是师生之间商量评议时说的真实话，怎么会妨害道德呢？张九成却极力议论，认为这是自我夸耀的话。至于孔子拿杖敲打原壤，称他为贼，对他的鄙视和厌弃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范纯夫却还说孔子是想凭借原壤的才能来教诲他。像这类说法，都是过于宽厚。知道这三种过失，圣人的真实面貌就显明了。” 杜氏【瑛】《缑山论语旁通》四卷。未见。黄虞稷说：“缑山杜氏的《论语旁通》二卷，有的版本作四卷。中山李桓为它作序。” 按：《聚乐堂目》中有这部书。刘氏【庄孙】《论语章指》已佚失。王氏【鹗】《论语集义》一卷。已佚失。《元史》记载：王鹗，字百一，曹州东明人。金正大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应奉翰林文字。世祖召见并询问他，他进讲《孝经》《书》《易》。中统建元年，首先授任翰林学士承旨。去世后谥号文康。齐氏【履谦】《论语言仁通防》二卷。已佚失。单氏【庚金】《增集论语说约》已佚失。戴表元说：“君范阅读《论语》，取舍各位儒者的原有注本，编成《增集论语说约》。” 戴氏【表元】《论语讲义》

译一卷。尚存。《元史》记载：戴表元，字帅初，又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咸淳年间考中进士乙科，任建宁府教授，后来调任临安教授。大德八年，起任信州教授，调任婺州。按：戴氏《讲义》共二卷，其中《论语》一卷，共十六条；其余关于《易》《书》《诗》《礼》《中庸》《孟子》的内容，混杂收载于《剡源集》中。陈氏【栎】《论语训蒙口义》未见。栎自序说：“阅读四书，应当以《大学》为先。然而三纲八目分布在十一章之中，初学者没有那么大的心胸，难以包罗贯通。《论语》有时一两句、三五句成为一章，前后照应还比较容易，适合启发童蒙，没有比它更应先读的了。朱子的集注浑然如同经书，初学者实在不容易领悟。坊间刻本的逐句解释大多浅陋错谬，而且只是按照初学者的口吻来写，怎么能算可以呢？栎沉浸研习四书三十多年，自从授徒以来，对于确实能够阅读集注的学生，当然恭敬而谨慎地教给他们；遇到资质迟钝的童生，困于口头讲说，于是便顺着原文推求本意，逐句写下解释。其中对于集注中含蓄的地方加以阐发，对于铺陈的地方加以概括，对于简略的地方加以扩充，章法纲要必定揭示出来，务求简明。日积月累，编成此书，沿用《论语训蒙口义》的名称。除集注之外，朱子的语录、黄氏的《通释》、赵氏的《纂疏》，以及其他儒者讲学中涉及的内容，都加以采录；广汉张氏的说法也间或取用。栎个人愚拙所得，往往附带写出，其中有时阐发前人尚未阐发的地方，但实际上从未超出朱子的范围。丙申年春天，我把它拿给弘斋曹先生，请他评定；先生一看便认为可以，给它作序，勉励我刊刻，希望志同道合者共同襄助。历经四年才完成。我自知是后辈，害怕被讥为僭越获罪，况且此书也不过是给初学者使用，使它成为阅读集注的阶梯，不敢把它当作给学有所成者说的书。” 从前程子传授《易》，还说自己只能讲出其中七成，何况是后辈，何况还是为童蒙打算呢？” 林氏【起宗】《论语图》已佚失。《姓谱》记载：起宗是内丘人，曾跟随刘因游学，领会了道学的旨趣，在乡里教授学生。郭氏【好德】《论语义》已佚失。袁桷序说：“唐代儒者撰作五经正义，作疏时必先推衍经义，然后才阐明经书的传注。先推衍经义，难道是害怕经义被淹没吗？用义理来疏解经文，其中有训诂，有制度；至于名物、形象、器具，以及疆域治理、飞禽走兽、潜藏活动等方面的辨析，如果知识不广博，就不足以把简约的经文解释完备，这并不是说推衍经义背离传授经书的原则。义理只有简约，才足以显现。汉代考究古事动辄三万字，后世讥笑这种做法。到了朱文公承继濂洛正统传授，才撰作《语孟精义》。过了很久，他感到不满足，说：‘应当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学说。’如今流传的集注，训诂完备，天下各地乃至偏远荒僻的岛屿，家家都有，人人诵读。文字深奥、义理古雅，有些不自量力的人便断章取义，加以讥评驳斥，有见识的人都讥笑他们。京兆郭君好德秉持常道，他的父亲在乡塾授徒，担心世上那些不通晓文辞的人染上习惯讥评驳斥的毛病，于是摘取其中精微之处，使之合于简明易懂，想让初学者像沿着道路前进一样逐步学习，遇到险阻便停下来休息；即使稍有阻塞，也一定能由此通达。《易经》的蹇卦说：‘遇险而能止步，真是明智啊！’能够面对蹇难，事情就能通达了。我又曾听说朱文公在家中教导子弟时说，撰作《集义》，义理详尽而训诂简略，另编成一书叫《训蒙口义》。如今这部书已经不存，秉持常道的郭君撰成此书，大概深深领会了朱文公的本意。” 近世东南各地的儒者旁征博引、横加注释，已经接近佛教的学问，流弊由此开始而不可遏止。我有幸读到这部书，深深觉得它符合训蒙的宗旨；孔安国、贾逵遗留下来的训诂传统，能够由此远远继承，难道不正在这部书吗？” 欧阳氏【溥】《鲁论口义》四卷。未见。黄虞稷说：溥有的版本作博，有的版本作淖。这部书又名《论语口义》，见于《正字新书》。任氏【士林】《论语指要》已佚失。吴氏【简】《论语提要》已佚失。黄虞稷说：“简，字仲廉，吴江人，元代绍兴路学录。” 刘氏【岂蟠】《论语句解》十二卷 已经亡佚。张萱说：“是庐陵人，按照朱熹的注释进行分析，并附有图说。” 沈氏【易】《论语旁训》没有见到。俞氏【杰】《论语训防》没有见到。《括苍汇纪》记载：俞▯，字仁仲，丽水人，官为将仕郎，任处州路儒学教授。《经义考》卷二百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一 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 《论语》【十一】周氏【是修】《论语类编》二卷 已经亡佚。杨氏【守陈】《论语私抄》十卷 没有见到。守陈自序说：经书要靠注释才能明白，但也会因为注释而变得晦涩。注释下面又加注释，按理说经文应当更加明白，但有时反而更加晦涩。这大概就像灯笼增加了骨架，反而遮蔽了光明。朱子曾经说过这种道理。《论语》自汉、魏以来，传注日益增多。然而何晏汇集八家的解释，只不过是训诂罢了。到了宋代邢昺作疏，稍稍陈述文章义理，仍然没有详细说明深奥的议论。此后解说逐渐详细，论述逐渐深奥，经文也随之逐渐明白。但有的流于芜杂冗长，有的陷入幽▯深奥，甚至借儒学先贤的名义来粉饰异端，像张无垢那样，这样经文难道不会晦涩吗？朱子把《论语》同《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起初采纳程氏、张氏以下九家的说法，编成《论孟精义》，不久改名为《集义》，又据此撰成《集注》。其言辞简约而意思完备，义理精确而周详，经文由此就大为明白了。后来的儒生却又杂取《集义》、或问、语录以及各位儒者的说法，都附在注释下面。像《纂疏辑释》《发明大全》一类的书，都是内容博杂而缺少要领。初学者读它们，茫然就像漂浮在洪水之中，纷乱就像整理乱丝，只能白白耗损精神，迷惑心志。即使《集注》也反而因此变得晦涩，何况经文呢？经书所说的，不过是人心中的道理罢了。假使没有传注，只要熟读经文并长期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自己心中的道理也能同经文相遇，自然没有不明白的。那些难以明白的地方，《集注》已经阐明了，为什么还要杂引其他说法，反而使它晦涩呢？灯笼增加骨架的做法，确实应当除去。因此我把经文和《集注》抄录下来诵读体会。《集注》中偶有义理尤其深奥、言辞十分简约的地方，才选择抄录其他说法来加以说明，但这种情况也很少。至于如果我的浅陋见解未能达到朱子的见解而不能没有疑问，就把这些疑问附在各篇末尾，等将来学问进步、没有疑问时，直接删去罢了。罗氏【用俊】《论语类编》已经亡佚。杨廉《志墓》说：“公讳用俊，字舜臣，号栗斋，晚年号西冈。泰和人。天顺乙卯年考中乡试，任青田教谕，升任安庆教授，晋升南京国子监学正，转任助教。因为儿子钦顺显贵，多次受封，最终封为南京吏部右侍郎。” 王氏【承裕】《论语近说》没有见到。《论语防读》没有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