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九

译长期被蒙蔽的地方。他这番微小的志向，差不多就是孔子处于定公、哀公时期时的心愿吧。东南地区的人依靠有这部书，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他的志愿，但诵读他的言论而感到凛然敬畏，仍延续了一百多年。到国家灭亡时，那些值得记载的志士仁人，未必不是由此书所造就的。然而，他做学问广泛穷极群书，所引用的文义，有很多是不加考察的人无法知道的。国家设置进士科选取人才，研究《春秋》的人在三传之外，唯独以胡氏为说，难道不是因为三纲九法在他的书中鲜明完备地显现吗？可是研究科举应试学业的人，只拾取残余来应付有司的格式，既不能领会据事直书的旨意，也不能领会顺应德行、讨伐罪恶的严正原则，无法回答圣朝以明经取士的本意。新安汪克宽德辅，凭借这部经书在浙江省应试中举；回乡奉养父母时，能够依据胡氏的说法，考察其引文的出处，推究各种体例最初的发端，并彻底探究其结局，称为《胡氏传纂疏》。他的同郡同姓、前进士汪泽民，字叔志、号父，详细叙述了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凡是研读一家学说的书，就一定要彻底理解这一家的意思，这才是善于学习。推究传文以通达经义，依据贤者的言论来完全理解圣人的心志，那么我对于德辅还是有所期待的。汪泽民在序中说：孔仲尼借鲁国史书寄托王法，《春秋》的义理因此确立了。然而圣人的心志有不是贤者所能完全知晓的，所以三家的传文有时会相互乖违。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也很多，如果不是圣人加以删削取舍，使纲常之道几乎就要熄灭，难道可以把它寄托在空泛的言辞上吗？子游、子夏深知孔子的心志，却未曾措置一言。孟子阐明了其中的宗旨，言辞简约而切要。左氏考察史事虽然精密，却不明白大义。公羊氏、谷梁氏疏于考察史事，但义理却十分精密。胡氏采纳三家之长，以义理作出判断；汉、唐诸儒深奥的论说，也有许多值得取法之处。其间如果还有未能达到尽善之处，难道不是还要等待后人来补充吗？我族德辅年少而志向坚强，学问优长而见识敏锐，潜心研究经传，曾经名列荐举的文书之中。于是他广泛采集各家能够阐明胡氏学说的言论，加以疏解，编成此书。看他取舍严格，探究深透，难道不也是精于治经的人吗？我曾经忧虑世上的学者抄袭陈腐的内容，却以新奇自矜，私自依附到著作者的行列中去，这怎么可以呢？德辅的学问有源流脉络，而他编纂汇集此书的志向，是想辅翼经传，这是值得称许的。克宽在自序中说：谨按，关于《春秋》的传注，大概有数十家乃至上百家；到了程子，才开始从古代遗经中探求天理，撰写传文来阐明圣人的心志，使大义像日月星辰一样明亮，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也清楚得如同呈现在掌中。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的学说，著书十多万字，于是圣人存天理、遏止人欲的本意，终于在后世大为彰明。我曾经敬佩先父庭训，从幼年起诵读学习；到至治壬戌年，跟随先师可堂吴先生在浮梁的学宫求学，朝夕玩味推究，似乎有所领会。只是我常常自病于见识浅陋、闻见寡少，对于事例类别的始末、证据的本末，不能融会贯通并旁通了解。于是元统甲戌年在郡斋任教授，利用讲习切磋的闲暇，因而阅读各家的传注，采集精要的言语，疏解在经文之下，日积月累，逐渐汇编成书；不敢拿它来给同道看，大概只是私下用来防备遗忘罢了。至元丁丑年，曾向宗公叔志先生请求订正审定，他认为足以辅翼经传，便请他作序引。第二年遇到郁攸之变，残缺

译的书简被焚毁，零散遗稿也不再保存。过了三年，到辛巳年，我搜集整理旧日的见闻，前往向邵庵虞先生请正，他很是加以鼓励，并题写在卷首。克宽自知见识浅陋，哪里敢窥测圣经贤传万分之一的内容？然而详细注出各国的纪年和谥号，便可以把史实考究得完备；列举经文的异同，便可以探求圣人亲笔所写的真实文字。再加上各家的学说，用来补助胡氏的缺漏；附上辨析疑义、权衡是非的内容，便可以了解三传的得失。希望初学者得到这部书后，不必遍考群书，就能使文辞和义理灿然明白，这也不能说没有帮助。吴国英在序中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译国英从前跟随环谷先生学习《春秋》，在郡斋先生亲手编纂的《胡氏传纂疏》中受益。此书虽然一概以胡氏之说为主，但凡是三传注疏中的重要言语，以及各位儒者传注中的精深义理，都全部附在书中。而且胡氏传广泛通晓群经、诸子和史书，不是博学通达的人，不能知道它所援引的依据以及应当采用的音读。先生详细考究精审，把这些内容一一附注。因此，读这部经的人，不但足以知道胡氏作传的用意，而且能够溯流寻源，也可以认识圣人作经的大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卷、正人〕 书刚编成，国英便出仕游历四方。过了十五年，才看到同道抄录的善本。建安刘君叔简将要把它刻印出版，以扩大流传。这样，不只是诸生获得了学习《春秋》经学的阶梯，凡是读书人打开书卷之后，也不必旁通远引，史事实义全都在这部书中。那么，先生编纂疏解这部书，对古代经籍有功，对后来的学者有帮助，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四月、十一月、二月、十四年、八月、六月〕 杨士奇说：《春秋胡传纂疏》三十卷，是元代新安汪克宽辑录的。左氏、公羊氏、谷梁氏之外，汉代以来解释《春秋》的儒者很多，只有伊川程子最能得到圣人的旨意，只有胡文定公真正传承了程子的学问。朱子说：胡文定的《春秋》阐明天理，端正人心，体用贯通，具有刚强宏大、正直不屈的气概，所以近世研究《春秋》的人兼取左氏、公羊氏、谷梁氏、胡氏四家。这三传旧时本来都有注疏，这部书专门以胡传为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十四年、四日、正月、四月、八月〕 《春秋》诸传提要 已亡佚。《左传分纪》已亡佚。《春秋作义要决》一卷。未见传本。梁氏【寅】《春秋考义》十卷。未见传本。寅自述说：“读《春秋》时，我苦于各家传文的说法不同，探求褒贬之意又往往有所过当，于是依据朱子的言论，只论史事的得失，称作《春秋考义》。” 戴氏【良】《春秋三传纂玄》【《志》中作《春秋经传考》】

译三十二卷。未见传本。赵友同撰写志文说：“先生名良，字叔能，祖先本是杜陵人，后来迁居婺州浦江，任月泉书院山长。至正辛丑年，因荐举被提升为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洪武壬戌年，朝廷用礼币征召他到京师，召见之后，留在防同馆。皇上想任用先生，他以年老多病坚决推辞，很是触犯圣意，因此获罪待罪很久，后来死在寓所。有《春秋经传考》三十二卷，收藏在家中。” 良在自序中说：“整理交错的柴薪要砍取荆楚，披散沙土要拣选黄金，细小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治学呢？何况圣人的经书，难道会有被传注埋没的地方吗？”既然如此，《春秋》的文辞昭明地揭示于千古，士大夫往往从幼年就学习诵读，却到老年仍不知道它的统绪和分际，归根结底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因为传述这部经书的各家说法混杂在其中罢了。唉！《春秋》的文辞崇尚简约严正，子游、子夏一类的人已经不能再增补一句，而我们圣人隐微的言语、深奥的旨意，难道果真要等到支离繁琐之后才能显现吗？传述《春秋》的有三家：左氏、公羊氏、谷梁氏。然而公羊、谷梁两家以解释经文为主，左氏以记载史事为主，能够使百代以后的人大致看见史事的本末，并由此探求经义，左氏的功劳较多。但它的义例和宗旨，往往杂出于卜筮、祝祷、占梦之事，正直的言论和良善的训诫，还不如街巷间轻浮嬉戏的话多；公羊、谷梁的说法又互相排斥攻击，不能勉强贯通，于是使经书的本意分裂，学者迷失了根本。良从幼年接受诵读学习时，就曾经对这种情况感到忧虑；在寻绎研究的过程中，于是取三家的言论，略加删裁，摘取其中的要旨，疏解在经文下面。对于同一件事的传文，前后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既能够按类别归并；对于文意各不相同而各有可保存之处的，也都并列保留它们的说法。然后随着文章来观察义理，就像纲上系着网一样；即使篇章有所删句、句子有所删字，已经不再是原文的旧貌，与砍取荆楚、披沙拣金这样的细小事情相比，不是又有差别吗？即便如此，也只是准备把它收藏在箱笥之中，用来自己防备遗忘罢了。至于反复涵泳、充分领会，由博返约，那么三位君子的成书本来都在那里，我又哪里敢在其中有所取舍，因而成为损害这部经书的人呢？刘氏【永之】《春秋本旨》已亡佚。刘永之自述说：“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书，也没有不记载人物的；它们措辞立文，也没有不遵循一定法则的。赵穿犯上弑君，晋史却记作‘赵盾弑其君’，这就是晋史的良史；崔杼犯上弑君，齐国太史有三人因此而死，但最终仍记作‘崔杼弑其君’，这就是齐史的良史。这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良史，更何况鲁国还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又有掌持礼法的大臣呢？所以，记事立法谨严，没有超过鲁史的；连缀文辞、排比史事而足以垂为训诫的，没有超过鲁史的；从当时政治的治乱、盛衰来看，可以上接《诗》《书》遗迹的，也没有超过鲁史的。因此圣人有所取法，谨慎地记录并流传下来，用来寄托他伤悼周室的志意。”了解这一点的人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不了解的人说：“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却把君主和大夫的恶行暴露给天下后世。”所以说：“了解我的，就在这里；责罪我的，也在这里。”这也只是圣人的谦逊说法罢了。难道真是说他要改变周代制度，寄寓王道法则，并把二百四十二年间面南而王的权力寄托在其中吗？大体说来，解释《春秋》的人有三种过失：过分尊崇经书，过于笃信传文，不把《春秋》同《诗》《书》一样看待。他们过分尊崇《春秋》，就说这是圣人所作；他们过于笃信传文，就说其中必定有所承受；他们把它看得不同于《诗》《书》，就说这是在具体行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部刑书。既然认为是圣人所作，又认为传文有所承受，就应当更加详尽地搜求其中意义，牵强附会也会更加深密；既然认为它表现于行事，又认为它是刑书，就应当使言辞更加苛刻，推敲锻炼得更加深细。再者，他们认为某事是赞美，就强行从文辞中寻找依据，说这是圣人的褒扬，那是圣人的贬抑，是圣人含蓄的言辞。有人说这是圣人改变文辞的写法。一种说法讲不通，就再造一种说法来防护；一种论证稍有阻塞，就再造一种论证来修饰，使圣人仿佛成了后世的执法官，深文周纳、巧加诋毁，完全没有宽厚的意味。这种过失可不是小事。如今我的浅见是：《春秋》的文字是鲁国史书；它的义理在于彰明善行、憎恶恶行。希望将它叙述并流传后世，那么把它同孔子删《诗》、定《书》、赞《易》相提并论，实在是同样的狂妄僭越；至于为它作传，就应当直接解释其义，善的便说这样是善，恶的便说这样是恶，不作褒贬、赏罚、取舍之说。分类和凡例，主要采用程子的说法；纲领和大意，主要采用朱子的说法；三传则以左氏为主，依据杜预的说法，并时时考核其中的荒谬妄说；至于其他各家，不专主一家，只取与义理相合的，舍弃不相合的，如此而已。邵远平说：“清江人刘永之，字仲修，研究《春秋》之学。洪武年间以戍卒身份任职；他同梁孟敬讲论《春秋》一书，可以说是持平公允的论述。” 朱右：《春秋传类编》。已散佚。书前自序说：“我读《春秋》三传和《国语》，喜爱它们文采焕然、条理分明，内容完备而史事核实，自秦汉以来没有能超过它们的。于是采集其中最精粹的部分，得到若干卷，题名为《春秋传类编》，并为它作序说：‘图书出现以后，人文得以彰明；山川分布以后，人才由此降生。所谓人才，就是寄托人文的所在。孔子说：“上天还没有丧失这些文化，区区小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圣贤之道衰微，孔子、孟子的教化不能施行于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功利之风日益兴盛，权术谋略受到崇尚，本来就不足以向上探究天人之奥妙，来施展使君主受益、使百姓蒙泽的抱负。幸好天理没有泯灭，斯文没有坠失，经生学士中，器量见识卓越的人并非没有。要寻找能够辅翼圣经、为后世树立规范的人，我对于左氏、公羊氏、谷梁氏寄予很深的希望。虽然如此，三传和《国语》的文字不能没有辨析；至于左氏，则没有可挑剔之处。《国语》一书，前代学者也没有确定究竟出于何人。详细考察它的语气，确实不是左氏的笔法，大概也是仿效左氏而自成一家的作品，世人把它称为《春秋外传》，难道不是有其道理吗？公羊、谷梁是为经书而作传，典章礼仪详备真实，文辞旨意简洁严正，有些地方不是其他能言善辩的人所能比拟的。’”

译我试着评论它们：譬如高明的工匠描绘水和树木。技艺有专长精微之分，所以成就有深浅不同；然而都是从心中巧思发出，各自表现出其中一方面的妙处。左氏的文章光彩焕发而有章法，大小事物都形成纹理，好比水的波澜；嫩芽花朵茂盛丰满，精华畅达流露，好比树木的滋长繁荣。公羊、谷梁的文章，源流有根本，支派脉络分明，好比水的深潭和泉源；根基坚实，枝条挺立，好比树木的枝干。总之，绘画者虽然因构思经营不同而各有所得，但他们心思的精微、神巧的妙处和无穷的变化，全都属于良工，却没有可以指摘的痕迹。至于《国语》，就未免留下痕迹了；它既不足以辅翼《春秋》经文，不过是战国时期能言善辩之士的作品，太史公很采纳其中的说法，于是附在编中，使学习者知道作文立言是有法则的。古语说：‘文辞胜过质实，就成了史。’这部编书，莫非也是史家的宗匠、文章的筌蹄吗？”谢铎说：“《春秋类编》是朱右所著，如今已经亡佚。” 徐尊生：《春秋论》。一卷。未见。《严州府志》说：“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洪武初年被召去议定礼制，并参与修撰《元史》《日历》，授予官职而推辞；后来任翰林应奉。” 王防：《春秋左氏钩玄》。未见。张宣：《春秋胡氏传标注》。未见。黄虞稷说：“张宣，字藻仲，江阴人。他的书在明初同《四书点本》一起刊刻于江阴县学。” 胡翰：《春秋集义》。已散佚。陆元辅说：仲申和胡登曾师从许文防公，他的文章受到黄文献、柳文肃的称许。有人劝他出仕，他总是辞谢退避，居住在南【缺】山中，著书自娱。太祖高皇帝征聘他，授任衢州教授；不久参与编修《元史》，皇帝赐给白金和文绮，他便回去了。著有《春秋集义》。熊钊：《春秋启钥》。已散佚。黄虞稷说：“熊钊，字伯昭，进贤人，取得元代乡试荐举资格。洪武年间，被荐举入内任校书，任职于同馆。” 滕克恭：《春秋要旨》。已散佚。《开封府志》说：“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考中元代进士，历任集贤馆学士等职。洪武初年，两次被聘为河南乡试考官，享年一百多岁。” 王受益：《春秋集说》。已散佚。《王钝志墓》说：“先生名受益，字子谦，绍兴山阴人。向杨先生澄源学习《春秋》。元至正壬寅年考中浙江乡试，省臣按名册授任仁和县学教谕。他认为《春秋》的传注过多而拘泥于事例，圣人作经的旨意因此不能明白。于是取汪克宽《纂疏》、李廉《通解》、程端学《本义》三书，折中裁定其中的是非，务求阐明经义，不以科举为目的。于是取书名为《春秋集说》，共五十余万字。后来又忧虑其言辞太多，学习者不能全部记住，想要删定得简约一些，但没有完成，所以未能流传于世。洪武八年，被举荐任本县学教谕，历任冀、滁、陕三州学正，官职止于国子助教。” 傅藻等：《春秋本末》。

译三十卷。尚存。《实录》记载：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东阁文学傅藻等编纂《春秋本末》。闰月乙酉，书成。皇上认为《春秋》取法于鲁史，而列国史事交错散见其中，想考察事情的始末，就难以查考，于是命傅藻等编录，按列国分别编排、按同类汇聚，并附上《左氏传》。开头记周王的时代，以尊崇正统；其次记鲁公的年代，以沿用旧文。事情的始末井然有序。赐名为《春秋本末》。宋濂作序说：“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驾临文华殿，命侍臣讲读《春秋左氏传》。讲读完毕后说：‘各国的事情，杂乱地见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它们的始末不容易看清。为什么不把《春秋》分国记载，按类编入呢？’所谓分国记载，是庐陵人程公说所撰，有年表、世谱、名谱、世本、附录等类，未免过于繁杂。不过依照《世本》的次序成书：先列周，表示尊重天王；其次列鲁，因为鲁是内望之国；再其次列齐、晋，因为它们主盟中夏，所以排在鲁之后，而齐又排在晋之后。晋与周、鲁有亲属关系，它的霸业比齐更长久，所以排在齐之前。齐以下依次为宋、卫、蔡、陈，它们土地相近、德行相当，而宋为公爵，所以列在三国之前；卫、蔡、陈的爵位都是侯；郑、曹、燕、秦都是伯；陈、秦单独排在后面，因为它们是异姓。楚、吴、越由于以僭越的名号出现，在《春秋》中受到抑制，所以一并列在后面；小国和戎狄也附列于此。于是文学臣傅藻等奉命编纂辑录，以鲁国为编年主线。即使某年没有事情，也各自具列四时；各国依照先前的次序排列，各自系录有关事件。有一件事重复出现两次或三次的，就都系在主盟者名下；如果是重复的，就删去。训诂以杜预为主，凡例所涉及的内容，一一取旨后才确定。缮写成三十卷，从春和门进呈。皇上听闻后嘉奖，赐名为《春秋本末》，命内官在宫禁中刊刻，以传示四方。’臣宋濂听老师说过：‘五经中有《春秋》，就如同法律中有判例。法律用刑罚禁止暴行，作为规范；判例则斟酌人情和是非，确定罪责的轻重。因此，古代君臣没有不学习《春秋》的。君主如果懂得《春秋》，才能尽到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道理；臣子如果懂得《春秋》，才能尽到侍奉君主如同侍奉上天的忠诚。天意因此彰明，民众的常道因此端正，哪一样不是《春秋》的教化呢？然而它的书法确实严密，必须曲折通畅地观察其相同之处，彼此参照来考察其变化，所谓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才能够谈得上。否则，就像涉渡大海，茫茫没有渡口和边际，哪里是一只瓢能够测量的呢！’我恭敬地想到，皇太子殿下潜心于圣学，对于六经的文字反复阅读，尤其对《春秋》深切用心。如今命宫臣编纂成书，片刻之间一览全书，事情的始末便清楚明白，这大概就是借助人文教化来治理天下吧？” 皇上具有大舜那样的资质，乐于同人共享，于是立即命令把此书流传到四海。这种心意，就是天地的心意。臣有幸生逢盛世，又遇到两宫圣明，欢庆感激至极，不觉忘记自己地位疏远卑微，便写下这篇记述。篇首撰写大意；校正全书、使其没有讹误的，是翰林典籍臣刘仲质、国子助教臣储惟德；校正誊写并付梓的，是中书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璲、臣桂慎，以及铸印局副使臣詹希元。” 杨士奇说：“《春秋》是仲尼因袭鲁史旧文，加以笔削，用来彰明法则和戒惧。《春秋本末》则是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袭仲尼的旧法，汇集编纂，以便阅览。义例十分精密，全都是圣上的制作。”刻板存放在太学，我家所藏的二十册，是从庐陵晏彦文那里得到的。高允宪、杨磐：《春秋书法大旨》。一卷。未见。张萱说：“洪武年间，国子博士高允宪、助教杨磐奉旨编修，依据圣人经书考察三传，按照啖助、赵匡的纂辑体例，分类删去繁复、摘取要旨，共二十三条。” 刘基：《春秋明经》。四卷。已散佚。钱陆灿说：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至顺癸酉年，以通晓经学考中进士，历次任官都投递辞职文书离去。太祖平定婺州、谋取处州时，石抹宜孙总制处州，任用他为总制府院经历。石抹宜孙败逃后，他回到青田山中。孙炎奉皇上的命令搜求并征召他，他才到金陵。后来因辅佐开国有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正德年间，追赠谥号文成。” 张以宁：《春秋胡传辨疑》【或作《论断》】。三卷。已散佚。钱陆灿说：“张以宁年轻时凭《春秋》考中进士，著《春秋胡氏传辨疑》，辨析最为广博；《春王正月考》则没有完成。洪武二年夏，在安南寓馆完成了书稿，书成一个多月后便去世了。” 杨升：《春秋正义》。已散佚。杨士奇墓志说：“杭州有位君子，名叫杨孟潜，名升。洪武丙子年，以《春秋》被选参加乡试；第二年会试中列副榜，授任星子县教谕，升任邵武府学教授，调任徽州。因儿子杨宁显贵，屡次追赠至嘉议大夫、刑部右侍郎。” 李衡：《春秋集说》。《万历重编内阁书目》著录三册。未见。《江西通志》说：“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年，任本学训导。张萱说：‘洪武年间，临川人李衡撰写此书，宗法吴草庐，参酌李廉的《通解》，贯通汪德辅的《纂疏》，共参考五十余家。’” 包文举：《春秋微意发端》。已散佚。《括苍汇纪》说：包文举，字仕登，松阳人。洪武年间，被聘授国子助教，历任齐府长史。石光霁：《春秋书法钩玄》。

译四卷 现存 光霁在《发凡》中说：这部书的编纂体例，大体上按五礼分类。因为《春秋》这部经书，往往因违失礼制而记载，以此表示褒贬。凡出于礼制的，就归入《春秋》。五礼不能完全包括的，另列为杂书法，放在篇首。其余的都用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来区别类别，这样大概可以按辞归类、按事比较，是非就容易明白了。又担心初学者不熟悉五礼的条目，于是再次载录《周礼》的经文和注文，使人了解其大概。亡名子作序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把褒贬寓于笔削之中，这就是圣人之道。凤凰不来，河图不出，圣人知道自己的道最终不能在当时实行，于是把诛罚和赏赐的大权寄托在鲁国史书中，树立万世不变的常经。他的谋虑深远，志向深厚，而旨意却是隐微的。如今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了，从左丘明以后，传述《春秋》的人很多。传述的人多了，见解就有是非，言论就有得失，而笔削的旨意也更加晦暗了。这就是《钩玄》创作的原因。《钩玄》是石氏仲濂辑录的。仲濂认为，啖氏、赵氏的纂例在经文方面详备，但对传文的旨意有时简略；纂疏防通一类的书在传文方面完备，但对于按辞归类、按事比较的旨意又有未尽之处。于是他对其中不完备的地方加以增删，分类编书，并用朱笔书写来标明其数目；又列举程朱的格言，有时还间附自己的意见，用来补足它的不足。这样，笔削的大旨就可以看到了。记载说：按辞归类、按事比较，是《春秋》的教义；有时事情相同而记载不同，有时记载相同而事情不同，有时根据事情直书，有时用委婉的言辞来显明；应当记的就记，应当删的就删。这些即使游、夏也不能增补一句，却都是出自圣人的笔下。唉！褒贬难道是圣人的私意吗？这是天下的公理。想要让后世万代的人都知道它，那么乱臣贼子就会畏惧。这说明《春秋》并不是鲁史旧文的照录，而都是寄寓在圣人的笔削之中。《钩玄》又是用来阐发笔削遗留下来的旨意，使后人容易明白的。仲濂用功也很勤奋，志向也很恳切。我看到他的书完成得很不容易，所以赶快赞叹欣赏，并叙述他编纂辑录的用意。唉！后世一定会有喜爱它的人了。黄虞稷说：“光霁，字仲濂，泰州人，是张以宁的弟子。洪武十三年，因为被推荐担任国子监学正，升任春秋博士。” 张氏【洪】《春秋说约》十二卷 亡佚 瞿氏【佑】《春秋贯珠》亡佚 李腾鹏说：“佑，字宗吉，钱塘人。洪武年间，任宜阳、临安儒学教谕，调任国子助教，升任周府长史，退休。” 金氏【居敬】《春秋五论》亡佚 黄虞稷说：“字元忠，休宁人，跟随朱升、赵汸学习，共有两家，其著述大多是对他们著作的校订。” 张氏【复】《春秋中的》一卷 亡佚 《严州府志》记载：张复，字明善，淳安人，任郡学司训，学者称他为“书隐先生”。方氏【孝孺】《春秋诸君子赞》一卷 现存 孝孺自序说：“我想在当世交友，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于是到古人中去寻求。读《春秋左氏传》，得到数十个人物，心中仰慕他们。圣贤所称道而较为显著的人，我不敢评论；稍有违背圣贤之道的人，我不敢选取。从石碏以下共十五人，取录他们的事迹，赞美他们的美德，把他们作为法则。” 考察正学先生所赞的一十五人：石碏、季梁、臧僖伯、公子友、叔肸、刘康公、范文子、子臧、臧文仲、祁奚、魏绛、孟献子、季札、子皮、子家羁。《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三】胡氏【广】等《春秋集传大全》三十七卷 现存 吴任臣说：永乐年间奉诏修纂《春秋大全》，纂修官共四十二人：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奉政大夫胡广；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务郎萧时中；陈循；翰林院编修、文林郎周述；陈全；林志；翰林院编修、承事郎李贞；陈景著；翰林院检讨、从仕郎余学夔；刘永清；黄寿生；陈用；陈璲；翰林院五经博士、迪功郎王进；翰林院典籍、修职佐郎黄约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顺；奉议大夫、礼部郎中王羽；奉议大夫、兵部郎中童谟；奉训大夫、礼部员外郎吴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员外郎吴嘉静；承直郎、礼部主事黄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杨勉；周忱；吾绅；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顺；沈升；文林郎、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道潜；承事郎、大理寺评事王选；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黄福；修职郎、太医院御医赵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国子监博士王复；原泉州府儒学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学教授廖思敬；蕲州儒学学正傅舟；济阳县儒学教谕杜观；善化县儒学教谕颜敬；常州府儒学训导彭子斐；镇江府儒学训导留季安。书前说明说：“纪年依照汪氏《纂疏》，地名依照李氏《防通》，经文以胡氏的说法为依据，体例依照林氏。实际上完全袭用《纂疏》编成此书，虽然奉诏纂修，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纂修。朝廷可以欺骗每月的供给，可以浪费所赐的财物，可以欺骗天下后世吗？怎么能欺骗他们呢！” 金氏【幼孜】《春秋直指》三十卷 亡佚 《春秋要旨》三卷 亡佚 黄虞稷说：“幼孜任翰林侍讲，在东宫侍奉仁宗，仁宗命他编纂十二公的事迹，写成《要旨》进呈。” 胡氏【直】《春秋提纲》亡佚 黄虞稷说：“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贡生进入太学。永乐元年甲申乡试中式，六馆中的许多人都以他为师，称他为西防先生。” 李氏【萱】《春秋启蒙》亡佚 高层云说：“萱，字存爱，华亭人。永乐年间中乡试，成为乡进士。钱学士溥以师礼事奉他。” 陈氏【嵩】《春秋名例》亡佚 黄虞稷说：“嵩，字伯高，宁海人。十五岁时，县里征召他做吏。嵩上书县令，请求成为生员。永乐年间，他以国子监生的身份纂修文渊阁书籍。” 郭氏【恕】《春秋宗传》亡佚 《广平府志》记载：郭恕，字安仁，鸡泽人。永乐甲午年中举，历任山西布政使司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