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七

译三十一卷。现存【缺】。张采作序说：《三书》是我的朋友张先生研读《春秋》时所撰写的。为什么叫“三书”？第一部叫《列国论》，这是张先生把材料分列开来以阐明经义；第二部叫《诸传断》，这是张先生把各传合在一起以阐明经义；第三部叫《书法解》，这是张先生将分列与会合贯通为一体以阐明经义。这三部书，可以辅佐前代贤人，建立纲领以训导后人；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寿命，按期限就可以完成。不幸早夭，张先生终身都献给了经学。如今按照现存的稿本来看，《列国论》已经完成；《传断》中缺少文公部分，又缺少襄公以下部分，其中僖公时期还缺了十多年。《书法解》所列条目很多，只完成了一条。我私下认为，凭这些内容流传于世，也可以辅翼经传。可是书商不知道这一点，强求我为它续写。我又不自量力，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因病中多有荒废，不能立即完成。于是先完成僖公部分，拿出来纠正同道；其余缺少的部分，也略有条理，等有机会再继续刊布。唉！朋友这一伦，如今已经淡薄。我们两人相约二十多年，在海内颇有声名。没有完成而留待后来补写的，难道只是文章吗？实在是不想徒然计较工拙，不过是特别看重生死罢了。” 吴希哲《春秋明微》。未见。罗喻义作序说：“淳安睿卿吴公，世代传授《春秋》，由此考取进士出身；因政绩考核第一，被提拔到谏官机构任职。天子知道他的才能，特意命他督理江南赋税。他闲暇时亲手拿着一部书，伏案吟诵，提笔删改。像唐人所说的《兔园册》那样的，便是他所著的《春秋明微》。给谏承借家学，专心精研，深入思考，于是对经书的注、疏、集解，以及老儒的讲论、经生的经义，都穷究其旨归，剔除其中的芜杂，用尽年岁汇编成这部书。从前汉代研究《春秋》，用它来审断重大案件、裁决国家政论。董仲舒作《春秋决事比》，朝廷遇到重大议论，就派使者到他家询问，他的回答都有明确的法理。何休用《春秋》驳斥汉代史事，服虔又用《左传》驳斥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所以说：‘连缀文辞、比类史事，是《春秋》的教法。’胡文定生活在南宋南渡之时，惩戒荆舒一派的新学，忧悯靖康之变留下的祸患，详细陈述并进呈朝廷，始终恳切地以大义劝勉、切责君主。如今以《春秋》取士，完全以胡文定为标准，士子参加策试、决定科举名次，早晨脱去布衣做官，到中午便把它抛弃了。给谏于是从童年起就学习这部经书，取得功名后也没有忘记初心；箱笥中书稿纵横，朱笔墨迹杂乱，确实想使天下学者通晓经学、研习古道，以董子、胡氏作为目标。” 给谏的用意是很深远的。”刘芳喆说：“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祯辛未年进士，授任惠州府推官，升任刑科给事中。” 孙承泽《春秋程传补》。十二卷。现存。吴主一《春秋定衡》。未见。《金华府新志》记载：吴主一字协一，义乌人，崇祯癸酉年举人，署理稽教谕，著有《春秋定衡》。堵▯锡《春秋泽书》。未见。陆元辅说：“牧游先生籍贯本是无锡，家居宜兴。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京户部主事，升任长沙知府。” 夏允彝《春秋四传合论》。散佚。余光、弟弟余飏《春秋存俟》。十二卷。现存。李世熊说：“这是我的朋友余希之、余赓之研究《春秋》的著作：开始是驳斥各位儒者的鄙陋见解，接着是驳斥四传的迷误，最终则把驳斥四传和驳斥诸儒的部分一并加以驳正；考察时代、了解人物，依据情理求得事实，合乎孔子删削编定经书的本意而止。”陆元辅说：“余光，字希之；余飏，字赓之。莆田人。余飏崇祯丁丑年考中进士，官任上虞知县。” 来集之《春秋志在》。十二卷。现存。孙廷铨作序说：解说《春秋》如同解说《诗》，都是要根据文意来推求作者志意的书。《诗》的志意在于赞美和讽刺，卫宏、毛氏、郑氏的说法各不相同；《春秋》的志意在于褒奖和贬责，左氏、公羊、谷梁的说法也各不相同。总之，只要不违背褒贬美刺的正道，也就够了。汉代设置《春秋》博学之士，后世治公羊、谷梁的人唯独对左氏加以非难。可是公羊、谷梁距离圣人的本意更远，治左氏的人也被讥为病入膏肓、固执自守；这大概是彼此互相讥刺。到了宋代儒者删削截断三传，胡氏于是完全废弃三传之书，创立了新的条例。然而站在赵宋立场上来指说《春秋》，对于隐公、桓公之事就更加偏远了。那么，哪里知道圣人的志意究竟是在那些地方，还是在这里呢？我的朋友来子初独自撰成一部书，其旨意与四家颇为不同。大概认为诸儒的说法可以用义理来裁断，而圣人的旨意实在难以用成例拘束。有些经文含有微妙文意，前后互相显现，是传文没有说到的，就把它表列出来；有些经文的意思明白，本来没有什么义例，而传文却喜欢曲折解释，以至失实并增加疑惑，就加以辨析订正；有些内容此传引用而彼传有所不同，此传称进而彼传称退，排斥诋毁纷纭，错杂混乱，就加以折衷，寻求必然能够相合的解释。这些内容都比照经文来阐发义理，错综各传而形成文章，缀以历代史事，附加新的见解，著成一百零八篇，题名为《春秋志在》，大概是说圣人的志意所在。来氏这部书，大概没有失去褒贬的正道。权衡四传 一卷 存 《集》的自序说：“我以前撰作《春秋》志在，已经举出了它的大要；现在又取四传加以权衡。所谓权衡，是要用来衡量它们的是非。不权衡《春秋》本身，而权衡四传，是因为用今天的是非来衡量千古以前的是非，将会有所不准确；用我这样的浅陋儒者的是非来衡量大圣人的是非，终究有所不敢。也不过是把四传细细称量，斟酌其中的平允罢了。” 林氏【尊宾】《春秋传》

译十二卷 存 张溥作序说：“制义盛行而绝学衰微，五经的义理终身也不能明白。其中尤其成问题的，没有比《春秋》更严重的了。《春秋》这部书，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并立，文定晚出，他的学说反而受到尊崇，并不是因为南宋的文章高于前人。他使用条例严密，持论峻切，意在主张复仇，以警戒和议的不当；论旨归于自强，以发抒忘亲之痛。他主张构陷秦桧，愤然厌恶此事，直言抗争而毫不回避。关于天理人欲，反复论说，深刻切实；虽然其中褒奖少而贬责多，文字近于深刻严厉，然而遏制邪说、防止祸乱，与其放任过失，宁可矫枉过正地加以防范。”莆田林燕公通晓《春秋》，广泛考察、阐释诸家，另出新义，自成一书，名为《林氏传》。看他的用意，大概是要以陈君举、赵子常自比。给谏凌茗柯先生出任闽海巡按，搜罗荐举众多士人，首先得到燕公，延请他居于上座。如今来到我禾，燕公不远行数千里，穿着布衣前来拜谒，带着《春秋传》求见。给谏为他刊刻，使之流传。我正从事补辑《春秋》三书：用编年体叙述史事，用列国体叙述人物，用书法体叙述义例。又高兴得到林氏之书，写在书简开头，正如当年与旧友在道旁铺荆而坐、叙说旧交一样。” 尊宾自序说：“《春秋》为什么有传？孔子的心意不能向天下后世所有人逐一口授，于是孔子的弟子取孔子不能口授的内容，代替他作传，从而使天下后世的人都好像亲自听到孔子口授一样，这就是《春秋传》。传从左氏开始有了，公羊氏、谷梁氏也有了，直到今天只有胡氏独受尊崇、独被信奉。一家兴盛而诸家废弃。然而，孔子尚且不能向天下后世所有人逐一口授，那么孔子的心意又哪里能由一家完全代替他来作传呢？这就是林氏接续而作传的原因。”郑玥说：“莆田林尊宾，字燕公，撰作此书。尊宾在崇祯壬午年乡试中举，《林氏传》十二卷，成书于崇祯辛未年。凌侍御义渠、张吉士溥、夏吏部允彝都为此书作了序。” 宋氏【征璧】《左氏兵法测要》

译二十二卷 存 方岳贡作序说：“如今天下多事，遇到缓急却很少有可以依赖的人。有人认为文武仕途分开，所以不能充分使用人才，其实并不是这样。洪武年间，有司请求建立武成王庙，圣祖告谕说：‘文武之道本来出于一源，合在一起人才就兴盛，分开人才就衰弱。’于是停止了建立武成王庙。难道不是因为人才在学校中培养，用经术逐渐熏陶，使他们成为如熊如虎的勇士，只听凭我们使用吗？难道不应从《春秋》的事例中看出这一点吗？晋文公选择将帅时，举荐却縠，因为他讲习礼乐、熟悉《诗》《书》，所以入朝就任卿，出朝就任将帅。至于司马、军尉之类的官职，也都慎重选择，于是魏绛、羊舌氏父子终身任职其中，所以军中没有败坏政事，所向都能成功。到了后世，另分流品来安置他们，分设铨选来排列次序，文事与武备分离为二，而古人的本意就衰微了。尚木宋子撰作《左氏测要》一书，援引古事证明今日，不偏私自己的见解，也不回避艰难之处，这部书显然不可废弃。假使国家将来能够收用文武两方面的人才，大概就在这部书吧？” 李雯作序说：“从前春秋时代，天下有五十多个国家，称霸没有比得上齐、晋的，强盛没有比得上秦、楚的，固然曾凭借军队的力量，借助战胜的威势。其他小国的军队，凭卫国的弱小却能够战胜齐国，凭小邾的微弱却能够战胜鲁国，凭鲁国的衰弱却能够战胜宋国，凭越国的败亡却能够反过来战胜吴国。这些都是因为当时的士大夫熟习军事，精通兵法。到了今天，天下一统，天子的威势施行于万里之内，天下善战的士兵不下数百万；可是自戊午年用兵以来，二十多年间，盗贼日益增多，军队日益衰弱，想找一支箭与敌人交锋都不可得，反而比不上春秋时的小国，是因为那时的士大夫不熟习军事，也不精通兵法。唉！这怎么能得到司马穰苴、孙武、吴起这样的人，才可以用兵呢？尚木年少时学习左氏之学，喜欢考察其中治兵、行军、攻取、谋略和交战的办法，于是汇集这些事例，贯通其流变大略，直到近代，也都加以比较衡量、筹划谋算，编成《左氏兵法测要》二十卷。这实在是挽救时局的书。如今天下多故，圣人早晚勤于政事，假如有人寄托百里之地给他，不能保证一天没有事情发生，就不能保证不用兵；不能保证不用兵，就不能不懂军事。官长担任将帅，子弟充作士卒，拿出才智来决定进退，使用勇猛的爪牙来抗拒敌人；这些还只是处理文书簿册一类的常规事务，不能用来应对非常的举动和意外的变故。古人曾经在宴饮席间谋划，在寝席之上施行。读这部书的人，应当努力啊！” 陈子龙作序说：“所谓《左氏兵法测要》，是我的朋友宋子尚木根据旧史考察成败得失，审察形势，观察世变，以探究军事器械的根本；它又援引经典、建立政略，并不只是权谋之用。自春秋以来，谈论兵法的人多得数不清，然而大抵只是空设机变形势，认为可以应对无方，却从未逐条排列、用事实加以验证，只说：‘敌方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势和固定的说法。’到唐代杜君卿，才开始依据孙武、吴起的理论来验证往事；此后又有宋仁宗的《秘略》，以及曾公亮、丁度、杨肃之类的人，都汇集史册中的遗文，作为权谋家的借鉴，可以说已经完备了。然而这类书体例往往按类别编排，不能旁征曲譬、推知尚未发生的事情，以穷尽变化和异同的关节，所以虽有保存，却未受尊崇。现在看尚木的书，立论根本正确，解释义理详尽，思虑安排精微，触类旁通广泛。有的是古人已经做成的事，他替后人筹划更好的胜算；有的是古人尚未想到的，他把它推演为必然的道理。使人读他的书，即使天下最懦弱的人，也没有不欣然想着奋发自己的才智；那么世上懂得军事而善于使用军事的人，谁能超过他呢？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依据左氏呢？” 世人都说左氏喜欢谈兵，其实不是左氏喜欢谈兵，而是春秋时代的贤士大夫都能用兵。况且兵法的变化，是从春秋时代开始的。当时十二国并立，五霸相继兴起，彼此斗智较力，兵制不能不有所变化。因此，鲁国的丘甲、齐国的参国、晋国的六军、楚国的二广、秦国的三军，都不是古代的制度，却各自有善于运用的方法。春秋时的君主想知道人的贤能与否，并决定胜负，必定要在治兵和任命将领上加以检验；所涉及的不过是各国的三卿和大夫而已。因此，大国凭借强盛而存立，小国凭借此而保存。那么，不违背先王的教诲，又能够为后世所用的，除了左氏还归附谁呢？如今国家累世积累美德，上承周、汉，却内讧外决，弄得不知所措，为什么呢？拥有百万军队，却不能设法治理它；士大夫不能专任将帅，反而把军权交给粗鲁强悍的人。尚木慨然发愤，认为军队是一定可以使用的，所以他撰写此书，对成败得失详尽著录。意义深远的话啊！读他的书而醒悟，立志于此的人，我愿意为他执鞭赶车。” 徐孚远作序说：如今天下大概多事了，但时势还可以有所作为。现在失去机会而不作为，以后困难将有十倍、百倍于此的。只是当下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了。尚木于是取左氏所说与军事有关的内容，广泛用古事来验证，参照今日的意旨，我接受此书并为它点定编次，有时也掺入自己的意见。书成以后，尚木请我作序。我想到子瞻议论孙子时说，孙子十三篇杂然陈述，听用的人可以自己选择。现在尚木这部书，难道也是杂然陈述的吗？兵家的言论变化无定，在两军对阵之间制胜，只需顺应形势加以引导罢了。至于当今急于讨论的事情，有人以兵力不足为忧虑，主张限期一个月储备粮食，聚集十多万披甲士卒，一鼓作气消灭群盗。粮食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办妥的，甲士也不是仓促之间可以聚集的；在这一个月以前，能使我们的百姓忍死等到天兵到来吗？况且能为将的将领不一定需要很多军队，需要使用很多军队的人未必能够办成事情。既然如此，使用大军并不是良将的办法。贼寇到处纵横，我军跟在后面只是护送他们，任凭他们掠夺罢了。放任贼寇而不攻击，弊病正由此而来。假如严格制定约束，说：行省各自守卫，直到因使贼寇进入境内而获罪。”

译将帅各自率领所属部伍，掠取一件东西的人就要治罪。这样既有放纵贼寇的惩罚，又没有延缓剿寇的好处；用这种办法治理盗贼，估计不久就可以平定。京营的士卒，对内用来防御，对外用来讨伐，我朝本来曾经使用过他们。沿袭到今天，裁汰又不可，训练又不能；一旦有事，拿什么来应对呢？而且这种军制，有时合在一起又分开，有时分开又合在一起，是为了便于简阅，难道不可以为此改变策略吗？从前三卫是我们的藩篱，时常以警报告知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所防备。如今不抚慰他们使其为我所用，反而拒绝他们使其成为我们的敌人，难道是周全的策略吗？如今试行于宣府、云中之间，招抚携带他们的族类，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屏障，效果是可以看见的。丽人奉行正朔，本来没有妨碍我们；如今他们遭受攻击，而我们没有办法援助他们。大概是因为少量出兵不足以显示力量，而大量出兵又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及。然而这也是当事者谋划失误。汉武帝不吝惜封侯的赏赐，用来招募出使绝域的人，为什么呢？这是从外交上制胜的策略。我们即使暂时没有办法援助，也应当招募博望、定远一类的人，授予他们使节符信，以朝廷命令慰劳丽人的君臣，同时借机监督他们的军队，使他们仍有所依系，不至于转而向别处投降。” 从前吴国是极其弱小的国家，巫臣使吴国与晋国相通，楚人才开始疲于奔命。因此，沟通丽人，是用来制约绝域的办法。实行前面三条来治理内部，实行后面两条来控制外部；治理天下，大概就有希望有所作为了吧？至于奇正之法、变化会合的运用，我心里知道其中道理却不能说出，尚木能够说明，也只有尚木能够运用罢了。朱一是说：‘华亭宋尚木尚未中进士，每天撰成《左氏兵法测要》一书。我的同年朋友徐孚远闇公，实际参与讨论并润色。时任大学士方公、知松江府事者，首先为它作序。同乡何刚慤人、周立勋勒卣、李雯舒章、陈子龙卧子以及徐孚远，也都为它作序。’ 《经义考》卷二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八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四十一】刘氏【城】《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 存 刘城自序说：‘五经中记载地理的书，除了《禹贡》以外，《诗》中也颇有记载，但没有像《春秋》这样专门而且丰富的。我年少时阅读《左氏传》，苦于内容繁多，想把它略加撮要，以便记忆。后来考察《文献通考》和《国史经籍志》，汉代严彭祖，晋代裴秀、杜预，宋代杨湜、张洽、郑樵，元代杜瑛，明代杨慎，各自都有《春秋》地名图谱之书。我私下设想，如果得到它们的原本，综合异同，核实事实，绘制方舆图，记载沿革，就可以清楚分明地列在眼前了。只是我的藏书不广，典籍也有湮没，因此常以为遗憾。这次在九华消夏，参看三传，常常有所疏解议论，与诸家有相同也有不同，于是把其余地名另行辑录成二卷。这在经义方面最为粗浅末节，但也可以用来防备遗忘。只是还不知道与各家图谱相比怎么样。’崇祯癸酉年。《左传人名录》一卷 存 刘城自序说：‘我既然编了《春秋地名录》，又编录人名。大凡《春秋》中的人物，除天王及世代君主之外，有的以地为氏，有的以官为氏，有的以祖父的名字记载；有的记名，有的记字，有的记谥号。同一个人有多种称呼，前后又有变化，若把它们分类汇聚而系属于同一人名下，然后就不会错乱迷惑。’焦氏《经籍志》中有《春秋宗族名氏谱》五卷、《春秋谥族谱》一卷、《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春秋名字异同录》五卷。如今只有《归一图》广为流传，那么我的这部人名录也不能缺少。又有所感慨：诸人物十分之三见于经文，十分之七见于《左传》。考察《左传》，原本是按氏来称呼的，汉代儒者以后，便确定为左丘明所作。有人怀疑丘明以此为耻，丘明也以此为耻；这种说话的语气近于把自己同圣贤相比，恐怕丘明并不是孔子的受业弟子。我至今思考这件事，也没有确切证据。这只是《左氏》一人的身份，已经有疑义，何况《左氏》所传述的人呢？又怎么知道那些人果真存在，所记的姓名果真正确呢？录成此书，作为一声叹息。’ 顾氏【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三卷 存 顾炎武自序说：‘《北史》说，周乐逊撰有《春秋序义》，贯通贾逵、服虔的说法，发明杜预说法中的违误。如今只有杜氏之书单独流行，而贾逵、服虔的书已经失传。吴地前辈邵宝有《左觽》，共一百五十多条；又有陆粲的《左传附注》，傅逊以此为本撰成《辨误》一书。如今我多取这些书的内容，参以自己的浅见，命名为《补正》，共三卷。至于经文的大义，有些是左氏不能完全得到而公羊、谷梁得到的，有些是公羊、谷梁不能完全得到而啖助、赵匡及宋代儒者得到的，就另行记在别的书中，这里不具述。’ 孙氏【和鼎】《春秋名系汇谱》四卷 未见 孙和鼎自序说：‘读《春秋》的人，把深入探求义理作为要务，人物名系并不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二百四十多年间，涉及礼乐刑政的事屈指可数，而诛罚和赏赐的变化，难以穷尽其言说；归根到底，不过是依据各国的爵位、姓名来区别罢了。只是圣经有记载而没有判断，不得不借助传文来折衷。可是经文先自相异，三传又彼此不同，左氏更是争奇炫博，变换文辞来造成差异。每当寻绎义理、孜孜不倦之时，忽然因为称谓的异同而增加疑惑，几乎使自己的学说受挫。因小处而损害大义，这种情况哪里说得尽，难道能不设法处理吗？’先父年轻时曾经编过此谱，后来被朋友借去抄录而遗失；此后又增加新的体例重新辑录。可惜脱稿的部分十之不到三，未便流行于世。国门悬挂的《异名考》《姓氏表》《名号归一图》等书，虽然大致具备根柢，但散漫而没有统绪，仍然耗费推求，不像先父所辑，能够兼总条理、贯通纲目，使人一目了然。于是孙和鼎遵循原来的格式，接续完成此书，题名为《春秋名系汇谱》。上溯三皇，推究其起源，以考察事物的准则；下至吕秦，探究其终结，以观察事变。’ 生前所用的名字、死后的谥号，以及分封土地、赐予姓氏的制度，到了秦代全都废弃了。后世虽有时重新实行，但只是徒具形式的空文，实际意义已经不同，很难说是恢复古制，所以把秦作为终点。仍然把它系属于《春秋》，是为了追溯它所由来的根源。搜集不同说法、寻求共同之处，不嫌烦琐喧杂，难道只是为了完成先君的遗志吗？也是希望读者放下疑惑，专心探究其中关于圣经的内容，或许未必没有一点帮助罢了。刘芳喆说：“和鼎，是嘉定县人，巡抚都御史元化的儿子，也是现任翰林致弥的父亲。他曾撰写《石鼓文考》，依据《左氏传》确定石鼓为成王时的鼓，辨析得十分准确。《春秋名系汇谱》一书，可惜我没有见到。” 秦沅《春秋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