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六

译三十卷 现存 罗喻义说：‘常熟钱君用章氏编成《春秋胡传翼》，我读后感叹说：‘唉！经学不明，没有比《春秋》更严重的了。其他经书以经文为经，而《春秋》却以传文为经；其他经书的传，是解释经文的传，而《春秋》则是人人各自作传。从汉代到元代，没有一个定论。明朝兴起以后，才开始尊崇胡文定，天下人纷纷跟从，没有人敢于反驳。对于左氏，考核严密的人反而诬陷他；对于公羊、谷梁二氏，诬妄的人反而替他们考订，这正是胡氏的过失。仲尼删削的内容已经无法看见了，他亲自书写的内容却都在那里。按照事实直书，内不敢改动史书，外不敢改变诸侯赴告之辞；可是仅凭一字便加以褒贬，仿佛口中含有上天的法令，这也能用来责令吴、楚这些僭越称王者吗？这又是胡氏的过失。元年的‘元’字，鼎铭已经先有了；五等诸侯称‘公’，礼仪制度也已经先有了。由此推论，凡是所谓一字一句都各有传义、各有比例的说法，不是把弃灰处刑的故事强行套入，就是画蛇添足。这又是胡氏的过失。从前的《春秋》把三传当作经，如今的《春秋》把胡氏一家的言论当作经。即使如此，胡氏的书仍然具备《春秋》的大义。何况功令规定如此，儿童从小学习，用它来包容众说、裁断国事，不仍然胜过在书肆里谈论无稽之谈吗！’ 钱用章编纂这部书，哪里只是胡氏的功臣，也可以说是引导后人通晓经义的先导。近世赵恒先生著《录疑》，把丝絮塞在耳中，三年后才使耳聋得到治愈。我年少时不自量力，想搜罗百家之说，推明孔氏删削经文的旨意，却不到三年便因懒惰而荒废。假如我能像钱用章那样深沉精湛，难道就一定比古人逊色吗？姑且写下这些，只是用来记载自己的惭愧罢了。’” 陆元辅说：‘仍峰钱氏，常熟人，万历甲辰年进士，授官工部主事，历任郎中，最终任湖广按察副使。’ 贺氏【仲轼】《春秋归义》三十二卷【总序、杂说一卷】现存 《春秋便考》十卷 现存 仲轼自序说：“《春秋》是文王、武王的法典。修订并阐明这套法典，是为了彰明文王、武王之道；书中记载朝聘、防盟〔疑为“会盟”〕、崩薨、卒葬、侵伐、取灭、弑杀、奔逃等事，用来纲纪天下的君、公卿、大夫、士，以治理天下的君臣、父子关系。君臣父子的道理得到确立，人心才会端正；人心端正，天子才开始尊贵；天子尊贵，君、公卿、大夫、士才各得其所。这样以后，百姓才可以得到治理。所以说：‘《春秋》是圣人用来治理乱世的。’它把内在的心法作为刑书。不然，乱臣贼子难道是刀锯所能震慑、文辞命令所能告诫的吗？可是经书写成后，知道恐惧的人却有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由此知道，《春秋》的圣功神化，并不专在片言只字的末节上。所以说：‘一个字的褒奖，比华美的礼服还荣耀；一个字的贬斥，比斧钺加身还耻辱。’一个字的意义尚未弄清，却拘执得过于严苛、探求得过于深细，于是曲解地创立义例，迁就牵合，反复引证辨难，使圣人的经书因此变得琐碎不堪；这样一来，直接把它当作残缺破碎的朝廷文书而抛弃，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所以经书的弊病，正是创立义例、用义例说经的人的罪过。等到发现这些义例不能一概施用，于是又创立所谓正例、变例的说法。” 又说：“正例不是圣人不能修订，变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到了正例、变例都无法贯通的地方，又说：‘褒美与贬恶不妨使用同样的文辞。’他们凭借圣人经世治国的深心，必定要把后世各家的义例解释牵引进来，好像义例可以穷尽《春秋》。义例流传至今，仿照义例、模拟经书，人人都可以写《春秋》了。史臣的书法，没有比董狐、南史氏更严正的。他们记载‘赵盾、崔杼弑其君’，何曾有一个字比《春秋》少？却不能使这两个弑君的奸臣当面恐惧。《春秋》记载‘赵盾、崔杼弑其君’，又何曾比二位史臣多一个字？只是隔代追记，难道竟能使两个奸臣在尸骨朽坏之后仍然胆寒吗？由此可见，圣人端正人心、端正万世的作用，显然不在修饰文辞的末节。因而我说：‘《春秋》原本没有义例，后人却专门用义例来谈《春秋》，失去了《春秋》防止乱臣贼子的本意。’所以《春秋》有裁断而没有比附，有是非而没有代天命宣布讨伐，有功罪而没有赏罚；有时记爵位、记字，却不一定都表示无罪；有时记名字、记其人，也不一定都表示有罪。以天子的尊严临视万事，以文王、武王的法度来验证；事情是什么样就记成什么样，人是什么样就记成什么样。事情如实记载，人物如实记载，而义理自然贯穿其中。” “义理彰显，功罪就能区分；功罪区分，是非就能确定；文辞只求通达而已。什么是义例？什么是书法？凡是谈义例、谈书法，于是便有了进退诸侯、大夫的说法，有了窃取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的说法，有了圣王无位、圣臣无位的说法，有了把自己处在上天位置上的说法。他们把圣人置于破坏法度、扰乱纲纪的境地，却没有人敢纠正其错误。唉！天子的刑罚和赏赐可以被要挟，强侯的生杀大权可以被擅自掌握，权臣的威势和命令可以被转移，士庶的耳目可以被欺骗；唯独不能假借圣人的是非判断。因此，乱臣贼子不屑于从天子以及君、公卿、大夫、士、庶民那里获得的东西，却偏偏不能向泗水一个普通人的笔下乞求。这就是《春秋》所以重要的原因。我常常伏案诵读，怀疑《左传》等传所说的与经文旨意不相类，而义例之说更为严重。我断定圣人所以作经，决不在这些地方。于是取《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胡传》相互参校〔“参防”疑为讹字〕，斟酌加入自己的意见，命名为《春秋归义》。《归义》的意思，就是归结到尊王的义理罢了。此书始作于万历戊午年，完成于崇祯甲戌年。” 黄虞稷说：“仲轼，字景瞻，获嘉人，万历庚戌年进士，任武德兵备副使。他居家时听闻甲申年的寇难，穿戴衣冠面向北方，在几案上题字，随后自缢而死。他的五位妻妾感念他的义节，也都一同赴死。” 《春秋提要》十卷 现存 仲轼自序说：“《春秋》旧有《提要》，然而史事没有全部记载，考查起来也没有切实的依据。现在特意把经文全部总括起来并逐条记载，详细说明事情的同异，体味圣经的折中之处，这样就可以得到它的大概。若只执着一件事而不考察全体，固守一句话而不探究其中的差异，自然会知道那是无法贯通的。但分类过于繁琐，近于琐碎，实在不是圣经的本意。现在只是求它便于考查，并不是要创立分门别类、制定义例的说法。反复修改多次，直到半年后才开始成篇，但仍有不完全相合之处。姑且保存它的大体纲要罢了。” 朱氏〔国盛〕《拜山斋春秋手抄》。

译十二卷 现存 刘芳喆说：“朱国盛，字云来，华亭人，万历庚戌年进士，授任工部主事，逐步升至工部尚书；以太常寺卿身份回籍，因党争案件被罢职闲居。” 卓氏〔尔康〕《春秋辨义》三十卷 现存 尔康自述说：“所谓辨义，一是经义，二是传义，三是书义，四是不书义，五是时义，六是地义。” 罗氏〔喻义〕《春秋野篇》十二卷 现存 喻义自序说：“《春秋》有义理而没有义例，义例繁多，义理就隐晦了。哪里用得着义例呢？然而始终没有人能够破除义例之说，《野篇》就是因此而作的。”有人问到《春秋》三传，他说：“那是后世的礼乐，文辞繁缛；我对待《春秋》，只按古本来读而已。”崇祯丁丑年。周氏〔希令〕《春秋谈虎》十二卷 现存 刘芳喆说：“希令，字子仪，江西宁州人，万历癸丑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历任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窃论》未见 陈氏〔禹谟〕《左氏兵略》三十二卷 现存 禹谟自序说：“军队出征必须遵守军法，军队怎么可以没有法度呢？世上谈论兵法的人，大多以孙武、吴起为宗，却遗漏了左氏。哪里知道，孙武、吴起的兵法寄托在言论中，左氏的兵法寄托在事例中。拿言论到事例中验证，就显得空疏；拿事例到言论中验证，就能得到核实。所以舍弃左氏而谈兵法，这是没有遵循根本。孙武、吴起凭一家之言流传于世，世人可以加以论述。左氏以解释经书为主，所以谈到用兵便尤其精妙；但他把内容分列在十二公名下，世人只把它指作辞藻丰富的绪论，与巫医、占梦、卜筮同类而忽略。如隗禧已经知道那是关于交战的书了，仍说它不够好；至于其中的精微旨意，则是儒生受见闻所限而未能看见。何况披甲戴胄的军人，又怎么能得到并学习它呢？所以我特意为它表彰发扬，命名为《左氏兵略》，形成一家之言，并略加以《武经》诸书以及历代成败得失来验证，使它能够与孙武、吴起之书并存。”又进呈奏疏说：“臣听说《司马法》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所以自古帝王没有能够完全废弃军备的。恭敬地思量我皇上登极以来，天下看起来已经得到治理、已经安定了。然而臣仍然深切忧虑，不能不多加考虑。因臣侥幸位列枢密机构的末位，常常用心研求兵法谋略的书籍。臣私下认为，如今谈论兵法的人，动辄以孙武、吴起为宗。” “其实《春秋左传》一书，尤其是兵家的宗本。左丘明依据经文作传，其中的义理无不包括。至于它所叙述当年战争攻伐的事情，有些是《金版六韬》〔原文“金版六▯”字样不明〕也没有泄露的内容。例如讲到用兵首先贵在人和，就有以德使民和睦、军队取胜在于和协的训诫。讲到武力不可滥用，就有‘不能收敛兵器便会自取焚灭’以及‘止戈为武’的言辞。正大光明的，就如召陵、城濮等战役，凭借义理而战。奇特的，就如在衷地之战中从两面夹击、暗中渡河、乘夜发动进攻，尽显用兵的机变。诡诈的，就如拖柴扬尘、设置旗帜以制造假象，假装买粮、诈为结盟。至于把行军布阵变化推究到底，则有鹅鹳鱼丽等阵法，以及左右勾拒等战具。至于善用勇敢之士，则有抢先登城、免去头盔、带子断裂仍能举起大石等事，彰显其勇力。讲到技艺，则有使用皮革、木材、长矛、宝剑等，考察其中的巧妙。至于舟、车、步、骑，则有余皇、乘广、崇卒、小驷等名物，详细说明其制度。天官、时日、蓍龟、占候，则有卜偃、史墨、徒父、师旷这一类人，通晓其中的奥秘。古今用兵之道，没有不出于它的范围之外的。只是这部书没有被著录在兵志中，相关言论散见于全书，还没有人分别指出其旨归。披甲戴胄的人因此知道有孙武、吴起，竟不知道有左氏，这不是追逐支流而忘记源头吗？臣特意从《左氏传》中把论述战争攻伐的内容标举出来，编成这部书。” “姑且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西北适合车战，难道不能考察乘广的制度吗？东南适合水军，难道不能追寻余皇的式样吗？中原的长处没有比火攻更强的，难道不能仿效燧象吗？兵家取胜的谋略没有比使用奇兵、设置埋伏更重要的，难道不能施行吗？凭借熟悉礼乐、研习《诗》《书》的人来议论，选任将帅就不会有不识一丁之人了。凭借赦免孟明、恢复桓子的事例来议论，人的过错就不会有一丝一毫被掩盖了。凭借诛杀颠颉、戮杀扬干的事例来议论，既惩罚罪过又惩罚违法行为，谁还不知道戒惧？凭借鲁国铭钟、晋国赐乐的事例来议论，既奖赏功劳又奖赏善行，谁还不知道受到劝勉？有办法抚恤军士的寒冷，给他们夹入丝绵，难道不会知道感恩吗？有办法救济军士的饥饿，使他们不再呼喊‘庚癸’，因而可以凭借营垒招降。用来进攻，有什么不能攻克？预料不到的变故而预先戒备，用来防守，有什么不能坚固？总的说来，兵家的妙用，潜藏在极深极远之处，变幻得如同鬼神难测，迅疾得如雷霆闪电；不能从远处推测，不能事先设定，也不能拘泥于成法。然而谈论兵法的人必定说，战争有兵法可循。砍断木头制成棋子、揉捏皮革制成球，也都有一定的方法；何况兵器凶险、战争危急，是何等重大的事情，难道可以任凭主观、随意尝试吗？臣谨慎地辑录成《兵略》一编，共三十二卷，谨慎地抄写装潢成册，恭敬地进呈御前，仰望祈请皇上在清闲宴居之余，俯赐圣明览阅。” 冯氏〔梦龙〕《春秋衡库》三十卷〔另有附录二卷〕 现存 刘芳喆说：梦龙，字犹龙，长洲人。汪氏〔应召〕《春秋传》十三卷 现存 俞汝言说：“应召，徽州人，撰有《春秋汪氏传》十三卷。万历乙巳年，亲自为此书作序。” 杨氏〔时伟〕《春秋赏析》二卷 现存 刘芳喆说：时伟，字去奢，吴人。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未见 黄虞稷说：仙游人。吴氏〔从周〕《左传纂》四卷 未见 张氏〔承祚〕《春秋归正书》未见 《广平府志》说，张承祚是肥乡人。万历年间为岁贡生，任同知；因其子张懋忠显贵，获赠锦衣卫左都督。陈氏〔可言〕《春秋经传类事》三十六卷 未见 陆元辅说：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喜爱《左氏传》，认为编年体记事中，有时一年之内错杂记载数件事，有时一件事的始末分散见于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后，学者仓促读来，不容易掌握其要领，于是仿照建安袁氏《通鉴纪事本末》，撰成《春秋经传类事》，共九十多条，三十六卷。该书解释义理以杜预之说为主，但多有增删；传文有与经文相违的地方，就参照《公羊传》《谷梁传》加以校正。历经二十年才完成，最终因贫困而死。秦氏〔瀹〕《春秋类编》未见。戴文光：《春秋左传标释》。三十卷。现存。陈宗之：《春秋备考》。

译八卷。现存。宗之自序说：“《春秋》是圣人撰写的史书，天文、五行、地理、礼乐、人物等内容都具备其中。百代以后，传闻各不相同；三传彼此抵牾，十二国的史事纷繁错杂，难道可以任其模糊而无从考察吗？科举考试取士时，传授宗康侯所说的胡氏《春秋》，已经不是孔氏所说的《春秋》了。讲解训诂和题目义理，如果取法穿凿附会，便成了安成麻黄所说的《春秋》，也不再是胡氏所说的《春秋》了。因此，汇集它们的异同，厘清其沿革，用来训导蒙学之士，这是应当致力办理的事。”这部书，是友人张君爕竭力搜集材料，嘱托我总括编成的。陆曾▯：《春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卷。未见。华时亨：《春秋叙说》。未见。梅之熉：《春秋因是》。三十卷。现存。赵吉士说：“梅之熉，字惠连，麻城人。” 夏元彬：《麟传统宗》。十三卷。现存。文震孟序说：“孔夫子依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撰作《春秋》，左氏于是为它作传。左氏传述其中的史事，却没有阐明其中的义理。至于义理，孔子已经说过了。汉初有公羊、谷梁两家的学说，各自都有专门的老师，彼此树立不同的义理。天子主持在殿中讨论这些是非同异的大事，正是扬雄所谓众说纷纭、各自学习本师之说的学问。我的朋友夏仲▯，深思经学，于是汇集各家传注，下至战国时期纵横家论说的篇章，编成一部书。各家源流虽有分别，但指归相合；凡是过去所说的‘输攻墨守’，全都归于融会贯通，并且都用来辅助素王。大约用了十年才完成，这项功业广大，志向也十分艰苦了。” 俞汝言说：“夏元彬原名滮，字仲▯，德清人。” 孙笵：《春秋左传分国纪事》。二十卷。现存。笵自序说：“解说《春秋》的，有人讲义理，有人讲史事。义理由圣人的心意裁断，后世学者难以明白；史事则保存在左氏传中，可以循序阅读而得到。只是这部书，以年份为经、以各国为纬，头绪纷杂，读者不能一眼就明白。因此我仿照史家的体例，把编年体改为纪事体，以史事联系各国，以各国联系君主。一件史事如果牵涉三五个国家、上下数十年，就追溯这件事的起因和归宿，再联系到它应当归属的国家，使读者能够看到一件事的始末，并由此了解该国国势的强弱、人才的盛衰。二百四十多年间的往事，汇聚于胸中，拿出来作为匡正时局、救济世事的作用，这就是今天编纂此书的用意。” 章大吉：《左记》。十二卷。现存。大吉自序说：“左氏按年编排史事，太史公用纪传体撰史，这是千古以来史书的准则。我自愧不如元凯，但也有左氏的癖好，从年轻到老年都不厌倦。只是各国史事杂乱叙述，经文和传文相互刊定，阅读起来不方便。于是冒昧截取左氏的文字，仿照《史记》的体例，合编而命名为《左记》。史事按照国家排列，文字按照史事相互联结；虽然难逃割裂原文的罪过，但实在不敢删改一个字，使文章灿然成篇，便于阅读。即使如此，列出世系，便能大致具备一姓的概况；考察始终，便能辨明当事人的吉凶。前兆有时相同，后来的应验有时古代的推算胜过今天的谋划；灾祥可以考察，狐鼠之类也足以受到惩戒。我把它反复读了三遍，不能闭口不言，便姑且凭个人臆见在书末加以论列，希望同道之人鉴察。” 俞汝言说：“章大吉，字惠伯，山阴人。” 徐允禄：《春秋愚谓》。四卷。未见。陆元辅说：“徐允禄字汝廉，是嘉靖年间的生员。他取《春秋》三传和胡氏传，先摘录其中的大意，再用自己的意见加以折中。四家都认为不恰当的地方，他另提出独到见解加以判断。例如尹氏去世，他认为是郑国的尹氏，也就是与隐公一同回去并建立钟巫之主的那个人。其他大多也类似。” 顾懋樊：《春秋义》。三十卷。未见。张岐然：《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现存。岐然自序说：“《礼记》说：‘解释《春秋》的弊病，在于把言辞和史事杂乱牵连；能够排列言辞、比叙史事而不造成混乱的，才算深知《春秋》的人。’我曾与虞子仲皜广泛阅览《春秋》七十二家的旨趣，大概很少有不混乱的。等到看到近来经学家的说法，更是令人讥笑，几乎不能再称作《春秋》了，而且还不只是混乱而已。追究它的弊端，大多是由于不能平心静气地参酌各家，却过分尊崇胡氏。久而久之，习读者只知道有胡氏传，竟不知道还有其他各家。又过了很久，习读者只从胡氏传中牵强附会，穿凿解释，竟不知道还有经文。过去范叔曾说：‘我住在山东时，听说齐国有田文，却不知道有齐王；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高阳、泾阳，却不知道有秦王。’如今习读者只知道有胡氏，不知道还有《春秋》，这就是所谓混乱到了极点。而这种弊端，大多是由于过分尊崇胡氏。胡氏解说经文，也未尝不考察左氏，参照公羊，依据谷梁，只是敢于独自提出自己的说法。左氏的说法不恰当，公羊、谷梁有时加以纠正；三传的说法还不完备，唐宋诸儒有时加以阐发。胡氏于是起而融会各家，大略概括经文旨意，充分阐发自己的意见，形成《春秋》一书。” “那么，如今只专门采用胡氏的做法，反而把罪过牵累到胡氏身上，我知道这一定是胡氏深深憎恶的事。我便与朋友举远氏合并三传而保留其注，采用胡氏的说法而平正其文字，又附上左氏传以外的传说。治《春秋》的人，确立自己的论据，附加自己的判断，确实不嫌详尽。这样看来，凡是诸子百家的书，只要有可以采纳的，都不能轻易抛弃。假如姑且揭示端绪，持守平正，那么试着把四家、五传的文字参照融会，其中相合的有多少？相违的有多少？然后考察诸儒的学说加以折中，依照经文中的史事，联缀其言辞并理出条理，那些本来不可能混乱的内容自然就会显现出来。我从前曾约定要与虞子广泛采集各家说法，保存其中相合的部分，间或附加自己的意见，命名为《春秋止乱》。虞子去世了，未能完成此书。如今先用四家、五传的平正文字，平正学士们的心思，然后再拿出我与先友日夜商量的书稿来求教订正，也就是说，打算用它来持守《春秋》的公允，不愿徒然成为胡氏的罪人罢了。” 冯瑛：《春秋前议》。一卷。现存。俞汝言说，这部书谈论天文，以夏历为主。周廷求：《春秋二十编》。

译三卷。现存。廷求自序说：“《春秋》一书，是圣人用来彰显尊敬君上、亲爱亲族这一大义的。确立尊崇的名分，显示尊崇的意义；把它写在鲁国史书上，即使古代没有‘天王’的称呼，也不避讳创立这一称呼。考察亲亲的事实，体会亲亲的情意，把它系属于周历的正统，即使详细写出一个‘春王’的文字，也不嫌烦赘。君王就称作‘天王’，这是尊崇到了极点；春季就记作‘王’，这是亲近到了极点。尊崇应当尊崇的人，亲近应当亲近的人，是义理到了极点。这就是孔夫子撰作《春秋》的用意。”有人说：“孔夫子的用意在于保存王道的遗迹而撰作《春秋》，那么只保存周王室的文字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完备地记载各国的事情呢？”回答说：“尊崇其所应尊崇的，亲近其所应亲近的，是尊亲的大义。汇合众多应受尊崇者而成就一个最尊崇的对象，汇合众多应亲近者而成就一个最亲近的对象，是尊亲的最大愿望。”如今考察全书所记载的史事，可以看到正朔由上颁布，列国在下承受；典章礼制依据旧例，功业等待新的作为；政治的治乱系于其人，国家的盛衰存于其事；罪责案件由评论严加裁断，灾异则谨慎记载其征兆。天子虽然拱手无为，诸侯却仿佛奉行王命而不懈怠。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隐约取法王道的义理。至于如今诵读‘天王’的称呼，便可以知道圣人尊奉周王，尊崇他唯恐还不够；读到‘春王’的文字，便可以知道圣人亲近周王，亲近他唯恐有所忘却。归还聘使、赐予葬礼等事情，虽然正值王室衰微之日，但各国没有不以接受王命为荣耀的；防地会同、盟誓守信等举动，虽然正值霸主更替之时，但盟主没有不把借助王臣视为重要的。河阳一次巡狩，京师特意前往朝见，依然是巡守、述职的盛大礼事。天子赐予命令，众人共同仰望继承光明的照耀；大军开始出征，三次勤劳用兵讨伐郑国，依然保有礼乐征伐的雄风。寤生不肯服从，三国便跟随周王讨伐负刍；负刍已经服罪，京师奉命将其带回，难道不是司马、司寇的典章仍由一人总揽其成吗？缘陵筑城，诸侯全部进入宫中宿卫；成周筑城，大夫们也敢于效劳。难道不是屏藩、栋梁的事业，仍然是天下共同拥戴的吗？如果这样，那么世道虽然衰微，道义虽然衰落，统一王权的名分起初并没有失去其尊贵；万国的护卫起初也没有失去其亲近。只要选取十一位君王的行事，写入经文，义理就足以昭示于千古了。又何必铺陈夸张其事、粉饰其辞，然后才足以说明天子的事情呢？所以，尊崇尊者、亲近亲者，是最高教化的起点；尊崇应尊崇者、亲近应亲近者，是大义得以彰明的根本。” 假使人人都知道尊崇应当尊崇的人、亲近应当亲近的人，那么经义之光就会如日月高悬中天。廷求从天启三年开始讲说《春秋》，直到崇祯四年论定，分编为二十期，不违背孔夫子删削编定《春秋》的初衷罢了。陈士芳：《春秋四传通辞》。十二卷。现存。《经义考》卷二百六。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春秋》【四十】王道焜等撰，《春秋杜林合注》。五十卷。现存。陆元辅说：道焜是杭州人。天启辛酉年参加乡试，和同乡赵如源、濬之共同编纂了这部书。陈肇曾《春秋四传辨疑》。未见。林伟说：“陈肇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启辛酉年举人，官任礼部司务。《辨疑》一书，由曹学佺为它作序。” 华允诚《春秋说》。未见。严绳孙说：“先生字汝立，天启壬戌年进士，授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他见邹元标等人因讲学而被罢职，便拂袖归去。过了很久，补任工部营膳司主事，升任兵部职方员外郎，弹劾大学士温体仁、吏部尚书闵洪学。不久请求回家奉养父母，归返故里。” 张光家说：“先生论说《春秋》的义理，大多以《公羊传》为主。” 倪元璐《春秋鞠说》。未见。黄道周《春秋表正》。未见。《春秋撰》。一卷。现存。邓来鸾《春秋实录》。十二卷。现存。刘芳喆说：“来鸾，字绣青，宜黄人，天启壬戌年进士，任武昌知府。这部书由吴兴沈演作序。” 林▯昌《春秋易义》。十二卷。未见。黄虞稷说：“晋江人，天启壬戌年进士，官任吏部郎中。” 张国经《春秋比事》。七卷。未见。黄虞稷说：“漳浦人，天启壬戌年进士，任四川布政司参政。” 黎遂球《春秋兵法》。未见。遂球自序说：“用兵之事见于黄帝时期，已经无法考察了。世间流传的有关著作，不过和讲阴阳、择时日的书相同，我不取用它们。可以考察、依据的，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了。我年少时就从先前的高士那里学习《左氏传》，但那时天下太平，只不过把它当作写作辞令的格式。二十年来四方多事，我以书生身份往来于诸公之间，军书急报不断传来，间或凭自己的想法谈论军事，常常有奇特而切中的见解，但也不敢相信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才能。正因要回去探望母亲，我从吴地返回粤地，船中无事，便取《左氏传》中各项军事事件，另行分门别类，亲手抄写记录，并不时把自己的意见附在末尾。恰好有朋友拿书籍来作抵押，我才知道前人早已有这样的编著，我很是嘲笑自己白费工夫；但又颇觉那些书泛泛引用而不切合实际，于是又不能把自己的书完全废弃，因为在精确、切实、明白显著方面，大概没有比得上我这部书的。” 张溥《春秋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