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八

译《宋志》著录十卷。未见。杨简自序说：“《易》《诗》《书》《礼》《乐》《春秋》本来是一回事，天下没有两种道理，六经怎么会有两种旨意？把缀辑文辞、比较事类看作《春秋》的意义，是各国习俗所教导和熟习的东西，并不是孔子的旨意。所以孔子说：‘缀辑文辞、比较事类而不发生混乱，就是深于《春秋》的人了。’所谓不乱，就是不被纷纷杂乱的现象所迷惑，以一理贯通它。《春秋》的不乱，就是《诗》的不愚、《书》的不诬、《乐》的不奢、《易》的不贼、《礼》的不烦，本质上是同一回事。”孔子接着说：“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没有一样不是教化。大地承载神气，神气化为风霆，风霆流动而形成万物，众物显露而生长，没有一样不是教化。清明之气存在于自身，志气就像神明一样；嗜欲将要到来，一有开启必定先有征兆。”天降应时的雨，山川吐出云气，这些话见于《孔子家语》，而小戴所记却是从孔子《闲居》之后脱落的一简。《闲居》的旨意已经明白，接在这一章之后就成了多余。若不说明诗的不愚、书的不诬、乐的不奢、易的不贼、礼的不烦以及春秋的不乱，这层旨意仍不明白，因此不能没有这一章来加以阐发。圣人的言论已经达到极致，不能靠思考推求，也不能靠言语穷尽。” 孔子不得已而说道：“我的志向在于《春秋》。在二百四十二年纷扰、颠倒、错乱的历史中，有的因循旧事，有的有所创作；对于是非的判断，没有一件不是曲尽其当。所肯定的，是合乎道的；所否定的，是不合乎道的，就像四时交错运行、日月轮流照明一样，都是为了彰显大道。”古代诸侯没有私人史书，周官中的小史掌管各诸侯国的史志。《费誓》《周书》《汉汝江沱》这些诗篇，都编入《二南》。自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出现以后，三种史书创制，诸侯才有了私人史书。孔子正是依据这些来说明道的变化。林氏【栗】《春秋经传集解》《宋史·艺文志》著录三十三卷。已经散佚。《玉海》记载：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撰成《春秋经传集解》三十三卷，请求投进朝廷。淳熙十一年十二月进呈，交付秘省。陈振孙说：“他的学说专门以《左氏传》为主，而排斥《公羊传》《谷梁传》，所以撰成《左氏传解》，上表进献。” 王氏【日休】《春秋明例》【《宋史·艺文志》作《春秋名义》】《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已经散佚。《春秋孙复解三传辨失》《宋史·艺文志》著录四卷。已经散佚。《中兴书目》说：《春秋明例》一卷，绍兴年间由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写。共十篇，总称《明例》，又在书前列有《例要》《例释》《例意》。另有孙复《解三传辨失》四卷。《左氏正鉴》已经散佚。葛立方说：“虚中研究《春秋》之学，撰有《四传辨失》《左氏正鉴》。绍兴初年，他曾拿着自己的书向先父文康公请教。文康公深为赞许，亲自润色删改后赠给他说：‘往上可与康成相类，阐发了《公羊传》的墨守之说；往下不屑于元凯，做了《左氏传》的忠臣。’” 赵氏【敦临】《春秋解》已经散佚。周氏【孚】《春秋讲义》一卷。尚存。按：周氏《讲义》只讲到隐公，共十六条，附载于《蠹斋铅刀编》。胡氏【元质】《左氏摘奇》《通考》著录十二卷。已经散佚。陈振孙说：“由给事中、吴郡人胡元质长文撰写。” 卢熊《苏州府志》记载：胡元质，字长文，长洲人。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名次很高。淳熙年间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去世后追赠少师，谥号献惠。按：《宋史·艺文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没有著录撰者的姓氏，应当就是这部书。余氏【嚞】《春秋地例增释》《纪年续编》已经散佚。谢氏【谔】《春秋左氏讲义》三卷。已经散佚。陈氏【持】《左氏国类》二十卷。已经散佚。按：持字守之，金华人，官任迪功郎、筠州高安县主簿，吕伯恭曾为他撰写墓志。唐氏【阅】《左史传》五十一卷。已经散佚。《绍兴府志》记载：唐阅，字进道，山阴人，考中进士，历任都官员外郎。乾道年间，任浙东检察。他曾仿照司马迁、班固的史书体例，以周为本纪，以列国为列传。又撰写表、志、赞，共五十一卷，书名为《左史传》，流传于世。石氏【朝英】《左传约说》《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已经散佚。《左传百论》《宋史·艺文志》著录一卷。已经散佚。陈振孙说：“由奉议郎、新昌人石朝英撰写。另有《王道辨》一书，没有刊刻流行，只把这部书保存在本编末尾。他的论说平平常常，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 李氏【焘】《春秋学》【程氏本《义》作《集注考》】《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已经散佚。何氏【涉】《春秋本旨》已经散佚。程端学说：涉字济川。章氏【冲】《春秋左传类事始末》

译《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卷。尚存。章冲自序说：“起初我年轻时，跟随石林叶先生求学。先生撰写《春秋谳考传》，让我拿着《左氏》的书，在旁边准备查检。我阅读《左氏传》中的史事，发现它记事而不传授义理；每记载一件事，必定在经文之前先写出开端，或者在经文之后补足其宗旨。有的事情跨越二三位国君、数十年之后才完备，较近的也有时跨越十几年。有时一个人牵涉数件事，有时一件事的前后记载好像不同。国君和臣子的名字，有时在几句话之间称呼就不一样，间或错杂出现，我常为其不能连贯而苦恼。这就像游览群玉之府，虽然珩、璜、圭、璧等玉器光彩灿烂、令人喜爱，但如果不把它们汇聚起来一同观看，就无法辨明它们是什么东西。我私下认为，左氏作为丘明，以及他从仲尼那里接受经文，这些事情是否确实如此，本来就有能够辨别的人。至于文章丰富、记载广博、叙述完备的长处，读书人摘取其中的精华，汇合那些分散的内容，各自完整掌握事情的始末，这才是应当尽心之处。古今以来在这部书上用力的人，也可以说很多了，但还没有见过把史事按类别编排的书。我于是借着每天跟随先生阅读而逐渐熟悉它，便能够推究事情的起始和结局，搜集材料、考察变迁，各自归入相应类别。有些地方应当省略文字，便大量删减；也有把句子拆开、摘取字词，联缀成文的。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事小事，没有不采录的；文字简约而不繁琐，一眼就能全部看见。又总括记载其中灾异、力役的数目，当时君主的政事、战阵的方法，以及器物的名称，都附列在后面。读这部书的人不必烦劳查考别书，事情就全都陈列在眼前。可惜先生已经去世，来不及看到这部类书完成。我很久以来想要刻板印行，努力完成先前的功业，但担心有所遗漏，于是又加以订正考证，不敢自以为已经没有遗憾。姑且广泛流传它，以便于童蒙学习，这样或许可以吧。淳熙乙巳年，章冲代理守山阳，曾经在郡学刊刻此书。恰逢卧病，接着又有调任别地的命令，匆忙之间校订其中的文字，因而有许多字形错误、题记空缺和差错。后来来到天台，在处理文书的闲暇，又对它加以订正，再次在郡学刊刻，只希望其中还有可以教导人的地方。” 谢谔作序说：“我年幼时读各种书，喜爱《左氏》叙述事情，于是遇到一件事必定追究它的始末：有时翻阅一两页，有时翻阅数页，有时展开一两卷，有时展开数卷，只求从中找到探究事物本源的指南。等到事情记载得十分详尽时，原有的线索又不能全部贯通，往往一件事连续数日、数旬也找不到要领，更何况还受到其他书、其他事情的牵制，力量就不能专一。从年轻到老年，辗转应命奔走四方，能够辨析这些事情的究竟是谁呢？近来收到天台使君章冲茂深的书信，并且得到他寄来的《左氏事类本末》，于是恍然看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大概《春秋》的方法，是以年为主，把事情系属于各年；使君的方法，是以事为主，把年月系属于各事。把事情系属于年月，事情就会被分割；把年月系属于事情，事情就完整了；这两种方法不可废弃任何一种。编年之书，所以把事情系属于年月，年月就完整；记事之书，所以把年月系属于事情，事情就完整。把事情系属于年月而年月完整，是史书的方法；把年月系属于事情而事情完整，是考察史书的方法。二者原来是相互表里的吗？起初，使君由山阳调任天台，我早已知道他的政事适合百姓；如今又知道他的书能够明晓古事。能够明晓古事，正是政事适合百姓的原因，难道二者会有不同的道理吗？使君想让我题写几个字，于是我把看到从未见过之物的喜悦答复给他。” 陈振孙说：由朝请大夫、吴兴人章冲茂深撰写，是章子厚的曾孙、叶少蕴的女婿。陈耆卿说：“章冲是霅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的身份任守台州。” 李氏【孟传】《左氏说》《宋志》十卷。已佚。《宋史·李孟传》记载：李孟字文授，是学士李光的儿子。任浙东提刑，后来加授直秘阁，升任直宝谟阁，退休。李心传《春秋考义》。《宋志》十三卷。已佚。胡箕《春秋三传会例》。三十卷。已佚。周必大说：“胡箕字斗南，是庐陵人，任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吉安府志》说：胡箕是忠简公胡某的侄子。” 沈棐《春秋比事》。《宋志》二十卷。已佚。陈亮作序说：“《春秋》继承夏、商、周、秦四代而作。圣人治理世道的意旨寄托在措辞和编排史事之间，但读书人常常苦于难以通晓。善于读《春秋》的人说：用传来考察经文所记的事迹，用经来考察传文的真伪。这样看来，经文果然不能没有传文。游、夏一类的弟子，为什么竟然不能对此措辞说明一句呢？我曾想直接依据经文，按类别编排事件的始末；再考察这些事件，评论当时的情势，希望能够抱持这部遗留下来的经书，来见到圣人的意旨。有位客人送给我《春秋总论》，说：‘这是学习《春秋》的人的秘本。’我读后心情豁然，觉得很合我的心意。虽然其中的论说不能一一切中要害，但它直接依据经文分类编排事件，以显明事件的始末，使圣人的意旨可以舍弃传文而独自考察，这种志向也很宏大了。可惜他勤苦撰成此书，最终却没有留下姓名。有人说：‘这是沈文伯所作。’文伯名棐，是湖州人，曾任婺州校官，以文章著称，却没有听说他以研究经传著名。假如作者不是文伯，这部书难道可以不流传吗？假如果真是文伯所作，人本来就不能浅薄地估量。于是我替它改名为《春秋比事》，刻印出来，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阅读。” 吴师道说：沈棐是衢州人，字文约。陈亮的序认为他是湖州人。陈振孙说，湖州有个沈文约，名长卿，并不名棐，由此知道陈亮弄错了。都穆说：《春秋比事》二十卷，旧名《春秋总论》。宋代陈龙川认为是湖州沈棐、字文伯所撰，于是替它改名为《比事》，并作序刻印。嘉定辛未年，庐陵谭卿月作序，却认为此书是莆阳刘朔所著，不是沈文伯所作。大概是谭卿月亲眼见到了刘氏家藏的版本，所以这样说。张萱说：“宋淳熙年间，婺州校官沈棐作注。前面按各国分类，后面按朝聘、盟会、侵伐等分类，凡是相同的事件，都分别加以说明。” 李起渭《春秋集解》。已佚。刘夙《春秋讲义》。

译一卷。已佚。真德秀作后序说：“昌黎公韩愈寄给玉川子的诗中有‘《春秋》三传束之高阁’的话，学者对此感到疑惑，认为没有舍弃传文而能够寻求经文的道理。如今看刘著作的《讲义》，完全以圣人的笔法为依据，像论说秦穆公让人殉死、晋文公召周襄王、宋襄公在社神前用人祭祀等事，都是用经文来证明传文的错误，这就是所谓卓异之处。过去欧阳修担心伪说扰乱经文，撰写论辨，并自称当时虽没有同道，千年以后一定会有人与自己相同。还不到二百年，刘公论说《春秋》，大概就与欧阳修相合了。欧阳公如果有知，应当不会遗憾后世没有扬子云这样的知己了。刘公所讲的才十二条，《麟经》的大旨在这里大略都讲尽了。他说：‘我听说法吏能够因为一个字而使刑罚有轻重，却没有听说圣人能够因为《春秋》中的一个字而使刑罚有轻重。’这话的旨意深远啊！足以打破世俗儒者的浅陋，学者应当深入体会。” 叶适在墓志中说：“隆兴、乾道年间，天下称莆田的贤者为‘二刘’。刘著作名夙，字宾之；他的弟弟刘正字名翔，字复之。二人研究《春秋》三家传，凡是三传旧例以外的地方，都自行提出新义；对《尔雅》的研究尤其精深，没有人能比得上。刘著作脱去布衣，调任吉州司户，任临安府教授。奉召考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裁减员额后，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史院编修官。授著作佐郎，出任衢州知州。” 周淳中《春秋说约》。六卷。已佚。叶适在墓志中说：周淳中字仲古，是温州瑞安县人。考中进士后，请求监潭州南岳庙，任全州教授，因父母丧服守丧而离职。又任广德军教授，改任台州宁海县知县，主管淮西安抚司机宜文字，授茶陵军使，请求主管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授淮东安抚司参议官，请求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淳熙十六年去世，著有文集十卷，《春秋说约》六卷。马之纯《春秋左传纪事》。已佚。徐得之《春秋左氏国纪》。《宋志》二十卷。已佚。陈傅良作序说：“自荀悦、袁宏把两汉的史事编年成书，称为‘左氏体’，大概是不知道左氏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过去孔夫子作《春秋》，广泛考察天下的史书；凡是不属于拨乱世、使之复归正道这一范围的事，就不记录。只有左氏了解经文的用意，所以采录《史记》，依次记载某国若干事情，哪些事记录，哪些事不记录，以此阐明圣人删削史事的旨意，并不只是编年写成一部书而已。古代事与言各有史官记录：朝廷的号令以及君臣之间相互告语，编为一部书，现在的《尚书》就是；把它配上弦歌，称为乐章，编为一部书，现在的《诗经》就是；官府、都邑和诸侯国共同遵行的制度，编为一部书，现在的《仪礼》和《周官》的六典就是；从天子到大夫、士的氏族世系传序，编为一部书，如所谓《帝系》《世本》就是；此外星占、卜筮、医药、祝祷也各自成书。至于编年史，必须像《春秋》那样编排事件。三代以前能够见到的，只有《周谱》；其他往往见于《野史》《竹书》《穆天子传》之类。自孔夫子开始以编年体作经，他的删削极其严谨。” 左氏也开始把记事、记言的两种史书以及诸书的体例合在一起，依据经文作传，附着在年月之下；如果不能阐明圣人删削史事的旨意，也不记录。大概因为有些言辞足以流传久远，却与经义无关，所以另编为《国语》。至于孔夫子所见到的书，左氏有些没有全部看到，又有缺失之处，便不敢作传，只有这样谨慎。后来的作者反而把它看作一家史书的体例，读《左氏》的人也逐渐失去它的本意，认为它没有解释经文；这样一来，这部书的存亡对于《春秋》几乎没有什么损益，所以说它是袁宏、荀悦创立的。由此说来，徐得之所作《左氏国纪》，怎么能轻视呢？我读《国纪》，在周平王、周桓王时期，王室曾经向四方用兵，其中大事如设置曲沃伯为诸侯，诗人对此加以赞美，而经文没有记载；出兵也不止一次，同样与《王风》中的讽刺诗相合，但经文只特别记载了讨伐郑国一事。王子頽的祸乱，比周带更严重，《襄公》记载了周带而没有记载王子頽。学者如果真能得到《国纪》，伏案阅读，依据其中分类编排的内容来考察经文，某国有若干事情，哪些事记录，哪些事不记录，就会清楚明白。于是产生疑问，有疑问便思考，思考就会有所得。徐得之大概是对左氏有功的人。” 我苦于见到的书不多，但曾经见过唐人所编的《阅左氏史》，内容大略与《国纪》相同，却没有评论。如今《国纪》有评论了，所以我不再加以赞述，只说明它对左氏的功劳，并为它作序。” 赵希弁说：“以上是清江徐得之编纂的书。从周代以后，各自按国系联，又因事加以评论。” 《江西通志》说：“徐得之字思叔，是清江人，徐梦莘的弟弟。淳熙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以朝请郎退休，当时号称西园先生。”

译谢畴《春秋古经》。十二篇。未见传本。李焘作序说：“汉代《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两代的史志也相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是公羊、谷梁两家所传的本子。吴士爕开始为它作注，隋志中有记载。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宋代《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以及元和年间国子监修订的《春秋加减》一卷。吴士爕、贾逵、宋代以及李铉、冯伉、元和年间的这些书，如今都已不存在，独自抱守遗经的人，没有适当的本子可以作为准则。大概公羊最先获得立学官的资格，谷梁其次，左氏最后，所以吴士爕只给两家作注，没有涉及左氏。贾逵既使左氏立于学官，才开始贯通三家。贾逵、吴士爕以及宋代以后关于文字异同、增减的书，全都已经亡佚，也不知道当时究竟依据什么处理。隋末唐初，左氏之学特别兴盛，另外两家逐渐衰微。自杜预为《左氏》作集解，把经和传合为一部；贞观十六年，孔颖达奉诏修撰疏义；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新进上《正义》，左丘明传授的学说更加兴盛，而孔仲尼遗留下来的经文再也没有单独流行。” 学者中有人从杜预的注解中抄出经文，只保存左氏，摒弃了另外两家。幸好陆德明与孔颖达同时代，在太学亲自删定音义，同时保存两家的原书，又分别注出左氏本中的异文，只是也没有作出取舍。只有正元末年陆淳编纂条例，列出三传经文的差错共二百四十一条，自称考校时取用其中有义理的说法，但往往也说不知道哪一种正确，而且恐怕差错不止二百四十一条。可惜啖助、赵匡的集传如今都已失传，无法加以审查复核。我为这件事忧苦很久了，曾想依据三家所传的经文，专门取用遗留下来的经文；心里认为正确的，就用大字写出，仍把认为不正确的细写在下面。几十年间往来东西各地，始终未能完成。后来潼川谢畴、字元锡，来跟随我求学。他研究《春秋》很有功力，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他办理。过了三个月书就完成了，旁征远引，内容很多；又把反复的说法归纳得简约，功劳更加显著。我抚摸着这部书，十分高兴，赶紧刻板印行，和学者共同阅读。过去司马迁说《春秋》成文数万字，张晏说：‘《春秋》只有一万八千字。’司马迁说错了。如今细细计算，还缺少一千四百二十八字。连最容易看出的数字尚且会有这样的错误，更何况圣人删削史事的旨意呢？” 我前面所说的心里认为正确的内容，众人未必也认为正确；也不过是像陆淳编纂条例、考校文字那样，取用其中有义理的说法罢了。既然心里认为正确，那么在证据的取舍方面必定自有完整的论说。这些论说自然应当另行刊出；现在只刻印《春秋》的纯经文，希望学者共同尽心研究。仍采用《汉志》的旧名，题作《春秋古经》，十二公各自编为一篇，不再分作十一卷。因为卷数对于经义本来没有关系。” 陆元辅说：谢畴字元锡，是潼川人。徐定《潮州春秋解》。《通考》十二卷。已佚。叶适作序说：“过去我为潮州作铭文，说它学问广博而能抓住要领，文章简约却内容丰富。徐定的弟子又在铭文旁边列出：‘《春秋解》十二卷、《书社问答》二卷、《礼经疑难》一卷、《诗文崇孝同参录》，都收藏在家中。’我很怀疑这些话，却没能看到书。二十六年后，我才见到所谓《春秋解》，实在后悔从前在铭文中称美它，也不免怪他的弟子为什么不早些给我看。大概注释经传的学问，只有《春秋》最难。它既要精通经学，又要通晓史事。《春秋》名义上是经，实际上是史。专门研究经义，就会道理空疏而没有证据；专门研究史事，就会被事实牵制而不能贯通，所以难。年、时、闰月、朔日以及禘祭、郊祭、宗庙制度，是道理的纲目条理，并不专属于史事。济水西岸、黄河曲流、丘甲、田赋，是事实的枝叶，也不专属于经文。薛伯去世，经文没有记载，但杞、滕、邾、莒的兴衰，本来就是清楚的。诡诸去世，史书没有记载，但戊寅、甲子的先后，本来可以考察。看潮州这部书所论这些内容，都卓然可信而明确坚定。至于授予霸主权力，有时给予、有时剥夺；记录夷狄引起的变故，先略后详；诸侯集体诛讨，大夫一同贬斥。凡是《春秋》始终所统摄的纲纪，自公羊、谷梁以来，都画定为义例；名分、用字各有区别，宗族有贵有贱，人物有显有微，能够使事情的本末互相照应、隐显都合乎适中，像潮州这样，大概很少有了。” 这样说来，是因为对道理十分熟悉，所以经文不流于空虚；因为按照事实分类，所以史事不至于成为阻碍吗？古人用它来教导国家，使人了解其中深意，所以才写成这部书吗？即使如此，《诗》《书》《礼》是用来记载尧、舜和三代的盛盛，而《春秋》记载的是衰世将尽的情形，只是表示这些传统没有泯灭断绝罢了。有人于是认为每一件事、每一个义理，都是圣人的用意，但我不敢赞同。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没有使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力量。’又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啊！’有齐桓公而没有晋文公，管夷吾就显得器量小；这说明《春秋》并没有任命谁为霸主。孔子又说：‘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那天，百姓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他的。’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饿死，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大概圣人对这些细节的取舍如此疏远，那么用苛细的文字、严密的条例，在毫厘之间辨别人的荣辱，难道是正确的吗？我遗憾没有来得及与潮州共同订正，因此私下把这些话附在后面。”叶适又在墓志中说：“徐定字德操，是泉州晋江人。脱去布衣后授任秀州崇德县尉，历任处州、台州教授，任邵武县知县、太平州判官、潮州知州。” 苏权《春秋解》。三卷。已佚。《闽书》记载：苏权字元中，是仙游人，跟随张南轩考中淳熙年间的进士，调任梧州推官，最终任辰州知州。陈震《春秋解》。已佚。《闽书》记载：陈震字省仲，是晋江人，淳熙年间进士，累次升任太府丞。汤璹《春秋要论》。已佚。卢熊说：“汤璹字君宝，是潭州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枢密院、国子监两院编修，授秘书丞，兼任权礼部郎官。因触犯韩侂胄，被贬居赣州。宝庆初年，以中大夫、直徽猷阁的身份退休。” 李浃《左氏广诲蒙》

译宋代史志著录一卷。今已不见。郑元庆说：“李浃，字谦善，德清人，是丞相李彦颖的儿子。凭借贵胄子弟的资格进入国子监，授任承务郎，监理淮西惠民局。后来再次参加礼部锁厅试，文章辞采奇特，主管官员认为很不寻常，说：‘这是执政大臣的儿子，有嫌疑，不敢把他推荐上去。’亲友们都来慰问他。李浃说：‘我既然已经做官了，学问中还有比科举更重要的东西，科举考试有什么用？’于是再也不求取应试。李浃博览群书，尤其喜爱《左氏》。著有《广诲蒙》，书中说：‘这是众多珍宝的收藏之处，只要寻求并拥有它们，就都在我这里了。’宁宗朝，历任提举浙东常平，升至太府少卿。因提出建议触犯韩侂胄，被调出任福建运判。两年后召回，去世。”考察《广诲蒙》一卷，西亭宗正的《聚乐堂艺文志》中有著录。《经义考》卷一百八十八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八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二十二】张洽《春秋集传》二十六卷。已佚。《春秋历代郡县地里沿革表》二十七卷，另有目录二卷。已佚。《春秋集注》十一卷，另有纲领一卷。尚存。张洽进呈书籍的奏状说：我私下认为，《春秋》一书是圣人亲笔删定的著作，记载当时国君的行事，以公正的是非标准加以裁断，昭示万世；人类社会的大伦、治理天下的大法，所依赖的正是它而得以不泯灭。我曾跟随师友传授学习、讲论研究，对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以及汉、唐以来各位儒者的议论，没有不加以考核研究、防察异同并参验其是非的。积年累月之后，似乎在极细微处也有所收益。我不自量力，选取那些足以阐明圣人旨意的内容，附在每件史事左边，作为解释它的传，命名为《春秋集传》。后来又因这部书大致完备，仿照先师文公朱熹《语孟》的著作，汇集其中精要，编排诠释其说，编成《集注》；间或有一点自己的愚见，也私下附在各位贤者的说法之后。虽然我一生的心思都集中在这部书上，但智慧见识昏昧衰耗，学问积累又不深，哪里敢说已经完全领会圣人笔削《春秋》的大旨？至于地理一书，是因为封域分合参差不一，古今名称沿革变化，有的相同，有的不同，突然改易、忽然变更，分散在群书之中，无法统合会通。我从开始诵习时就已经苦于这种情况，于是广泛考查典籍，重新加以参究，私下仿效司马迁十表的体例，编成一书，以今天的郡县作为纲经，纵向贯通上溯下延数千年间名称、建置异同的缘由，希望可以按图考察，使百世的情况都能有所了解。然而，私人家藏的文籍能有多少呢？郡邑的图志我连千分之一都没有读到。虽然大致建立了纲目条理，其中遗漏缺失仍然很多。因此，凡是后来建置升降的变化、诸书没有记载的内容以及见闻不够详尽的地方，大体都仍旧沿用原来的说法。彼此抵牾、错乱谬误之处，我不敢保证没有问题。起初本来打算在余力和闲暇之时，再寻求其他书籍增补完备。但自从登上仕籍以后，心志专注于职务，不再能够加以订正。间或在甲申年待次任职、庚寅年奉祠以来，只能整理编次《集注》一书，粗略完成篇次，仍然希望尚未实现的工作能够完成。临终之日，凡是听到和见到的内容，都全部刊定，使它们归于条理；但我从来不敢把它看作已经成书。况且我只是草野中的愚陋儒生、专治章句的末学，哪里应当妄自著述？之所以冒犯这种不该做的事，不过是对前贤已经完成的学说略加编删，统合群说，驳斥虚伪的辨说，以便自己阅读罢了。哪里敢料想朝廷竟俯身加以询问，称说它有益于治理之道，发给札文取去，还打算将它供皇帝在乙夜阅读。特殊的诏命降临，实在令人惊惧不胜。然而我身为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