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八

译《春秋》古经。《汉书·艺文志》载十二篇，经十一卷【注：公羊、谷梁为一家】。现存。卜子说：“拥有国家的人，如果不学习《春秋》，就无法看见前后左右各方面的危机，也就不知道国家的重要权柄。” 庄周说：“《春秋》记载治理世道的事，是先王的志意。圣人只作评议而不争辩。”又说：“仲尼读《春秋》时，老聃蹲坐在灶台的角落听着，说：‘这是什么书？’回答说：‘是《春秋》。’” 女子（“女”同“汝”，不知道她的姓名）说：“把春秋作为春秋。” 公扈子说：“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学习《春秋》。生来尊贵的容易骄傲，生来富有的容易傲慢，生来富贵而又没有借鉴却自以为得意的人，是很少的。《春秋》是国家的鉴戒。” 孟子说：“王者的事迹中断了，诗也就失传了；诗失传以后，《春秋》才出现。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性质是一样的。它们所记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它们的文辞，则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义理，是我暗中取用的。’”又说：“世道衰落，道义衰微，邪说和暴行纷纷出现；有臣下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孔子对此感到忧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所记，是天子的事务。因此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责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又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 魏齐说，《春秋》是孔圣人用来命名经书的。孔鲋说：“鲁国的史记称为《春秋》，经书也因此得名。” 董仲舒说：“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道义不会得到施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把它作为天下的标准。”又说：“《春秋》向上阐明三王的道，向下辨明人事的纲纪；区别疑惑，辨明是非，裁定犹豫；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续，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弥补弊病，振兴废弛，这是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又说：“《春秋》的文字有数万字，其中的旨意有数千万条；万物的聚合与离散，都包含在《春秋》中。因此有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在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在后面有贼害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就会只守着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的处理，也会遇到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又说：“《春秋》是礼义的总纲。”又说：“《春秋》深奥却明白，不依靠传注却能显明义理。”又说：“《春秋》分为十二世：有亲眼见到的，有亲耳听到的，有听来的传闻。有亲见的三世，有亲闻的四世，有传闻的五世。因此，定公、哀公、昭公，是君子亲眼见到的；襄公、成公、文公、宣公，是君子亲耳听到的；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君子听来的传闻。亲见的共六十一年，亲闻的共八十五年，传闻的共九十六年。”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文字，用来裁断礼义。” 司马迁说：“先生作《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即使子夏一类的弟子也不能增添一个字。”又说：“《春秋》褒扬善行，贬斥恶行，推尊三代的德政，褒扬周王室，并不只是讽刺讥评而已。” 刘向说：“先生游说七十个诸侯，没有固定的居处，本意是想使天下百姓各得其所，但道义不能施行，于是退下来修订《春秋》；即使细微的善行也予以采录，即使纤小的祸患也加以贬斥。人事因而完备，王道因而具足；精气与和气符合圣人的制作，上通于天，于是麒麟到来。”又说：“《春秋》记载国家的存亡，用来考察后世。” 闵因说：“孔子接受端门的使命，制定《春秋》的义理，让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王室的史书，得到记载一百二十个国家的珍贵文书；九月间经书完成。” 扬雄说：“仲尼没有得到任用，《春秋》因此由此产生。” 《春秋演孔图》说：“孔子在获得麒麟后作《春秋》，九月间写成。” 《春秋握诚图》说：孔子作《春秋》，陈述天与人的关系，记载灾异，考察符瑞。《春秋说题辞》说：孔子作《春秋》，共一万八千字，九个月写成，交给子游、子夏。子游、子夏的弟子不能改动一个字。又说：《春秋》的经文，具备三位圣人的法度。《春秋命历序》说：“孔子治理《春秋》，退下来修订殷代的旧历，使历法的数目能够流传后世。《春秋》应当用殷历加以校正。”又说：“从天地开辟到获得麒麟，共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 《孝经援神契》说：“《春秋》分为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界限。隐公元年到僖公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公十九年到襄公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公十三年到哀公十四年又为一世。” 《孝经钩命决》说：孔子身处平民地位，德行没有施展的地方，功业没有成就的机会；他的志向在《春秋》，他的实践在《孝经》，把《春秋》交付子夏，把《孝经》交付曾参。又说：《春秋》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简策上。班彪说：“杀史见极平易正直，这是《春秋》的义理。” 班固说：“古代右史记载事件，所记的事件就是《春秋》。” 王充说：“《春秋》的经文记载，以善恶为实际内容，不把年月日作为重点。”又说：“孔子作《春秋》，是没有王位而实行王道的功业；诸子的传记，是没有相位而行使宰相职责的事情。” 贾逵说：“《春秋》取法于阴阳的中和：春是阳气的中点，万物在此时生长；秋是阴气的中点，万物在此时成熟。它是希望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失中道。” 服防说：“《春秋》采用古文篆书，每一简写八个字。” 赵岐说：“周室衰微时，孔子感到忧惧，正道于是将要灭亡，所以作《春秋》，依据鲁国史记，设立没有王位的王者之法。” 阮籍《孔子赞》说：“孔子教养弟子三千人，升入堂内的弟子七十人；他潜心凝神、推演思考，依据史书作成著作。” 刘熙说：“春、秋、冬、夏循环终结而成为一年。《春秋》记载人事，一年结束后便把事情考察完备。春秋是温暖与寒凉的中和，象征政治的和谐，所以取来作为书名。”贺循说：“《春秋》三传都出自圣人，但义理归趣各不相同。自前代的博通儒者以来，还没有能够同时通晓它们的得失并兼而学习的人。” 郭象说：“《春秋》顺着已经形成的事迹，拟定最为恰当的极致；它不拘执于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道理，因而不把众人都判为错误。” 葛洪说：仲尼完成《春秋》后，紫微垣降下光芒。孙盛说：“仲尼修订《春秋》，排列三统，为后世君王制定法则。” 姜岌说：“仲尼作《春秋》，以日承接月，以月承接时，以时承接年，以年作为记事的首端。” 卢钦说：“孔子依据鲁国史记修订《春秋》，制定没有王位的王者之道。”贺道养说：“春，是尊贵的阳气的开始；秋，取阴气的开端。” 颜延之说：“褒贬之书，取其言辞正直而义理含蓄，用来辅助制约衰微的君王，《春秋》是其中最重要的。”

译任昉说：“曲阜县以南十里有孔子的春秋台。” 《隋书·经籍志》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简策的名称。” 颜师古说：“《春秋》是孔子约取史记并加以修订的书。天有四时，春是阳气的中点，万物在此时生长；秋是阴气的中点，万物在此时成熟。所以交错举用春、秋，包含十二个月，以此命名。” 贾公彦说：“古文《春秋》方面，《艺文志》说：《春秋》古经十二卷，经文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这大概是说，古本《春秋》经自成一部，到了左氏作三十卷传，也自成一部。文帝废除挟书之律之后，这个版本才流行于世。” 徐彦说：“古人把史记称为《春秋》，在孔子修订之前，就已经这样称呼了。依据一百二十国的珍贵文书，可以知道《春秋》并不只是鲁国的史书。”李楠说：“《春秋》不能用一般的凡例拘束，正如《易》不能拘泥于象数一样。” 孙复说：《春秋》有贬斥，却没有褒扬。刘彝说：“古代编年体史书都称为《春秋》。仲尼还没有创作时，它已经被列为经书了。” 苏轼说：“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一概用礼来裁断。” 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劳和过错不能相互掩盖。” 程伯子说：“五经中有《春秋》，就如同法律中有判例。” 张载说：“《春秋》这部书，古代本来没有，是仲尼亲自创作的。” 刘安世说：“读《春秋》的人，认为《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三家都不可信，而我却在数千年以后独自领会了圣人的微妙旨意。唉，这种诬蔑先儒、欺骗后世的罪过太大了。” 王观国说：前汉《艺文志》说：《春秋》古经十二篇，经文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这大概是说，古本《春秋》经自成一帙；到左氏作传三十卷，也自成一帙。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于是按经文的年份编排，把传文置于各年经文之前，从此便不再有古经《春秋》了。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说：把经文的年份和传文的年份相互附合，比较它们的义理类别，分别随文解释，称为《经传集解》，就是这个意思。《公羊经》止于获得麒麟，《左氏经》止于孔丘去世。大概小邾射不在三位叛臣之数内，所以从小邾射以下都是鲁国史记的文字。孔子的弟子想记载孔子去世的那一年，因此记录下来，接续孔子所修的经文。《颜氏家训》说：《春秋》在获得麒麟处绝笔，但经文又称孔丘去世，颜氏对此感到疑惑；其实这没有什么可疑的。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大概就应当保留空缺。’所以《春秋》记载‘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左氏传说：‘这是两次报丧。’大概孔子只是不知道陈侯究竟在哪一天去世，因为先后两次报丧，所以记下甲戌、己丑两日，沿用鲁国史书的文字。” 又如威公十四年夏季，只记“夏五”，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左氏传说：“夏季，郑子人来重申盟约。”大概“夏五”没有月份和日期，是经文缺漏。左氏也只说“夏”而不说月份和日期，这说明左氏作传时，经文已经缺失月份和日期了。庄公二十四年冬季记载“郭公”，左氏没有传文，大概也是经文缺漏。僖公元年十二月丁巳日，夫人氏的丧事从齐国来到。左氏传说：“夫人氏的丧事从齐国来到。君子认为齐人杀害哀姜太过分了。”左氏也说“夫人氏”而不说“姜”，这说明左氏作传时，经文已经缺少“姜”字。孔子作《春秋》，不应只记“夏五”“郭公”“夫人氏”这些残缺文字，大概是孔子去世以后经文才出现缺漏。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又担任鲁国太史；鲁国的史记全都在太史那里，左氏没有传文，难道会不能补正吗？但他在传中也保留缺漏而不加补写。由此可知，经文创作已经很久，经文文字已经残缺而无法查明，后来才开始作传。前汉《艺文志》说：仲尼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物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和左丘明一起考察鲁国史记，根据史实，顺应人道；因兴盛而建立功业，因失败而施加惩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数目，借助朝聘来端正礼乐；其中有褒扬、避讳、贬抑和删损之处，不能明白写在文字中，就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却各自作了不同的解释。丘明担心弟子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所以讨论事情的本来情况而作传。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丘明就是亲自接受了孔子的嘱托。然而用经文缺漏来校验，这又使《汉志》的说法无法贯通。大概班固的话，不能完全相信。叶梦得说：“《庄子》记载，孔子想把书藏入周王室，便和子路商议。子路告诉他，老聃已经免去守藏史的职务，回家居住了，请孔子试着前往，于是孔子就去了。孔子见到老聃，老聃不答应，于是孔子翻阅十二经来向学者讲说。有人认为这十二经就是《春秋》。” 郑樵说：“把《春秋》理解成专门褒贬，就是扰乱《春秋》的人。” 黄叔敖说：“用凡例去求解《春秋》，每每都会产生猜疑、诈伪、臆测和不信任的心态。”胡安国说：“《春秋》通过具体事迹表现义理，不是空洞的言语。君主的好恶，就发端于《诗》的情感；斟酌古今，就贯通于《书》的事务；兴起常规法典，就体现了《礼》的经义；以忠恕为根本，就引导到《乐》的和谐；彰明权变制度，就穷尽了《易》的变化。百代君王的法度、万世共同遵守的准绳，都在这部书中。” 周孚说：“圣人的经书之所以这样命名，都是沿袭旧名而不改。《易》称为《易》，《书》称为《书》，《诗》称为《诗》。圣人还没有出现时，它们的名称本来就已经如此。至于《春秋》，也和这三部经书一样。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鲁国称它为《春秋》。这是一种编年史，只是交错选取四时作为名称，圣人又何必增删呢？况且圣人给后世以警戒的地方，在于其中所记的事情，而不在于它的名称。”

译朱子说：“圣人作《春秋》，不过是如实记载事情，善恶自然显现。”又说：“《春秋传》的凡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载事情，哪里会有那么多义例？”项安世说：“有人说，《春秋》把罪行记在简策上，向万世显示，所以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这是不对的。名声的好坏，足以惩戒和劝勉普通人，却不是乱臣贼子所畏惧的。他们连父亲和君主都不顾，又怎么会顾忌名声呢？况且弑君叛逆的罪行人人都知道，并不一定要等孔子写下来才明白。王莽、董卓、曹操、昭公的罪行，没有经过孔子的笔，街巷中的小人直到今天也知道他们是乱臣贼子。说一个书生拿笔写下罪行，就能使他们产生恐惧之心，这实在是小孩子的见识。”有人问：“那么孟子的话不对吗？”回答说：“《春秋》的法则，谨慎对待名分，防止细微的祸端，重视兵权，憎恶世代掌权的卿大夫，禁止外交逾制，严格闺门之内的礼法，坚持统一而不允许两种政权。凡是所谓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杜绝的道理，都具备于其中；在祸乱已经发生后诛除乱臣贼子的法则，也都在其中。这一义理一旦明白，乱臣贼子遍布六合也无处容身。这正是《春秋》所以作成、奸雄所以恐惧的原因。” 叶适说：“诸侯记载日期，是为了保存君主身边的事迹；记载善行，是为了表彰；记载恶行，是为了警戒。这是晋国人所说的《春秋》。教人学习《春秋》，使他们尊崇善行、抑制恶行，以此警戒和劝勉他们的内心。这是楚国人所说的《春秋》。韩宣子所见到的、孔子所修订的、左氏所传述的，是鲁国的《春秋》。既然如此，晋国称它为《乘》，楚国称它为《梼杌》，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妄自立名；上古的史书本来都称为《春秋》。” 刘克庄说：《春秋》是史克的旧文。又说：《春秋》作成后，乱臣贼子为什么会恐惧？回答说：事情尚未显露时，就从内心和意图上加以诛责，所以他们恐惧。先生身为平民，却借用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而王者的权力，这同乱臣贼子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说《春秋》是天子的事务呢？回答说：所谓天子的事务，是先生把尊敬周王作为本心，所以《春秋》所记的都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内抑外；每一条记载和每一处避讳，都是如此。因此说：了解我、责怪我，大概都只有《春秋》。又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挽救周礼的败坏。田制败坏，所以《春秋》用税▯田记载田役和军赋；井田制败坏，所以《春秋》用丘甲记载军队；三军在三个时节服役不均，所以《春秋》用城筑记载；九伐之法不正，所以《春秋》用侵伐记载；讲习武事的田猎不合时令，所以《春秋》用大搜、大阅记载；救济灾荒的政令不完备，所以《春秋》用来朝、来聘记载；司徒掌管封疆的职务废弛，所以《春秋》用归田、易田记载；太史颁布告朔的制度废止，所以《春秋》记载不视朔；司烜掌管火禁的制度没有修治，所以《春秋》记载宣榭失火；保章氏失去职守，所以《春秋》记载日食、星孛；职方氏失去职守，所以《春秋》记载彭城、虎牢；圜丘祭天的典礼不能兴行，所以《春秋》用卜郊记载，又用仍然三望记载；宗庙和祧庙的次序不明，所以《春秋》用立宫记载，又用跻祀记载；婚姻礼制失序，所以《春秋》用夫人、孙齐、季姬归鄫记载；贡献礼制失序，所以《春秋》用家父求车、毛伯求金记载；典命的职务没有修治，所以《春秋》记载‘天王使来锡命’；天府收藏宝物的制度不谨慎，所以《春秋》记载‘盗窃宝玉大弓’。这些都在一字的细微处进行权衡，用来挽救三百条礼经的败坏。” 王应麟说：“《晋语》中司马侯说‘羊舌肸熟习《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说‘教他学习《春秋》’，这些都发生在孔子以前，就是所谓《乘》《梼杌》。鲁国的《春秋》，是韩起所见到的，也是《公羊传》所说的‘没有修订《春秋》’。” 吕大圭说：“《春秋》只是鲁国的史书，圣人沿袭它加以修订。鲁国史书所记的，圣人也记载；其中的事情从来没有同鲁国史书不同，但其中的义理却不同。天下兴盛时，天理明白，人心端正，天下人就会以明辨是非为荣耀。” 可悲的是，世道衰败，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于是天下人把荣誉和耻辱当成了是非。孔子作《春秋》，归根结底也是为了阐明是非的道理，以告诫天下和后世罢了。因为是非，是人心共同的公理；圣人依据它加以阐明，本来就能清楚地契合人心。那些乱臣贼子听到这些，不是害怕身体受到惩罚，而是害怕内心受到谴责；不是害怕显露于世，而是害怕暗中自责；不是害怕刀锯斧钺临身，而是害怕突然自我反省的那一刻；不是害怕人欲日益浸染滋长之时，而是害怕天理刚刚萌发、尚未泯灭之时。《春秋》扶助天理、遏制人欲的功效，难道不是很大吗？自从世俗儒者认为《春秋》是圣人赏善罚恶的书，把所谓“天子之事”解释为圣人能够掌握赏罚的权力而已。他们只看到《春秋》这部书，有时记名字，有时记字号，有时记人，有时记爵位，有时记氏，有时不记氏，于是解释说：记字号、记爵位、记氏，是褒扬他；记名字、记人、不记氏，是贬斥他。褒扬他，所以给予他；贬斥他，所以夺去他的名位。给予他，是代替天子施行赏赐；夺去他，是代替天子施行惩罚。赏罚的权力，天王不能亲自掌握，却由圣人掌握。所谓彰显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圣人本来就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只是平民。若凭鲁国而想僭越天王的权力，凭平民而想掌握赏罚的权柄，怎么可以？孔子本来憎恶天下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以及下僭越上、卑僭越尊，所以作《春秋》来端正名分而已。假如自己反而这样做，又凭什么约束天下呢？圣人不会这样。是非是人心共同的公理，不因有位或无位而有所不同，人人都可以议论。因此孔子可以借鲁史来阐明是非。赏罚是天王的权柄，不处在那个职位上就不敢专擅。因此孔子不能借鲁史来寄托赏罚。是非属于道，赏罚属于位。孔子是道所在之处，难道是位所在之处吗？况且孔子只是平民，本来不能擅自施行天王的赏罚；鲁国是诸侯之国，难道反而可以擅自施行天王的赏罚吗？鲁国不能擅自掌握天王的赏罚权，若孔子推给鲁国，那么就是孔子不敢自己僭越，却让鲁国去僭越。圣人更不会这样做。大体说来，学者的弊病往往在于过分尊崇圣人，却不能明白义理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

译他们想尊崇圣人，实际上却背离了圣人。有人说《春秋》是圣人改变鲁国制度的书；有人说它改变周代的文饰而遵从商代的质朴；有人说它兼取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他们的意思是：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周代的冕服、虞代的《韶》乐，正是圣人告诉颜渊的内容，不能在现实中施用，便把这些主张寄托在《春秋》中。这些都是荒谬妄诞的说法。四代的礼乐，是孔子告诉颜渊的，也只是说如果他将来得志而实行道，就应当这样罢了，难道孔子没有那个职位，却修撰当时的史书，竟用四代制度来立即匡正它吗？孔子是鲁国人，所以所修的是鲁史；当时仍属周代，所以采用的是当时天子的制度。这才是圣人的大法。若说孔子在修撰《春秋》时，窃取礼乐赏罚的权力而自行承担，改变当时天子的法度，兼取三代制度，岂不是诬蔑圣人吗？学者们妄相传袭，这种做法对教化和义理的伤害，在这里最为严重。后世研究《春秋》的人，一定要知道孔子从未把礼乐赏罚的权力据为己有，然后才可以驳破诸儒的说法。诸儒的说法既已破除，接着孔子修《春秋》所要防止的事情，以及孟子所说的“天子之事”，就都可以明白了。马端临说：“考察《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中有记载，但是孔子所修的《春秋》，其原本文本世人从未见过；自汉代以来编纂的古经，都是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取出经文，称为正经罢了。然而三传所记的经文，常有不同，那么学者应当以什么为准呢？例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氏认为是‘蔑’，公羊、谷梁认为是‘眛’，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究竟是‘蔑’还是‘眛’？‘筑郿’，左氏认为是‘郿’，公羊、谷梁认为是‘微’，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是‘郿’还是‘微’？‘会于厥憖’，公羊、谷梁认为是‘屈银’，那么不知道孔子所写的是‘厥憖’还是‘屈银’？像这样的情况，几乎数不胜数。大概不只是亥豕、鲁鱼之类偶然写错一两处而已。不过这还只是名字的讹误，事情并没有违背大义，尚且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君氏卒’，则认为是声子，鲁国的夫人；‘尹氏卒’，则认为是师尹，周朝的卿士。这样说来，孔子所记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日去世的，究竟是什么人呢？不只是如此，公羊、谷梁在襄公二十一年都记载‘孔子生’。” 考察《春秋》，只有国君的世子出生才记载，‘子同生’就是这样。其余即使世代掌握国政，如季氏之流，他们出生时也从未记在史册上。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然而他刚出生时不过是鄹邑大夫的儿子，鲁史未必会记载。鲁史没有记载，却说孔子自己把出生年份记在所修的经书中，绝无这样的道理。左氏在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再次引用经文，一直引到哀公十六年四月记载‘仲尼卒’，杜预也认为这种说法近于诬妄。这样看来，《春秋》原文附见于三传的部分，不仅彼此乖异、不能全信，三家也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增删经文的情况。大概襄公二十一年所记的，是公羊、谷梁尊重师传而增补进去的；哀公十六年所记的，是左氏痛惜老师去世而增补进去的。二者都不是《春秋》的原文。三家把当时口耳相传的内容，各自编成传，又把自己想增益的内容插入其中；后世诸儒再根据三家书中所见，彼此偏取并加以阐发，认为自己能够在千年之后获得圣人删削文字的本意，我却不能相信。” 赵孟何说：“《春秋》所说的天子之事，是继承上天、确立天下准则的事业。后世把褒贬赏罚说成天子之事，是错误的。” 袁桷说：“用褒贬来解释《春秋》，解经的人错了；写史的人奉此为宗旨，就更加错失其防范之意了。” 黄泽说：孔子删定《诗》《书》，厘正礼乐，系辞于《易》，这些属于传述；只有《春秋》可以说是创作。又说：《春秋》的凡例，本于周公遗留下来的法则。所以韩宣子来到鲁国，看见《易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代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当时孔子还没有删削《春秋》，韩宣子却这样称赞，可见鲁国的史书与各国大不相同。又说：杜预说：‘凡是策书，都有君主的命令。’意思是，各国的事情如果应当写在策书上，必须先向君主禀告得到命令，然后才能记载。这样看来，应该登载在策书上的事情，事体非常重大。而且策书都收藏在太庙中，如孟献子把功劳记在庙中，也是这个例子。按照策书记事的情形，孔子不是史官，凭什么能够看到国史的策文及其简牍的全部原委，考察其中的得失而加以删削呢？大概当时史官的法则混乱，鲁国史官认为孔子是圣人，想借这个机会托付给他，使他匡正史书的体例，让后世写史的人有所依据。既然如此，若没有君主的命令，怎么可以修改？史官若不禀报君命，又怎么敢把国史给别人看？按照孔子正乐的情况，他必须同太师、师襄一类的人详细讨论，然后才能确定；不然，所厘正的音乐，如《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盈耳，当时的国君和卿相难道会完全不知道吗？” 又有一次，哀公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的丧礼，《士丧礼》于是才被记载下来；其余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当时鲁君虽然不能任用孔子，但把正礼乐、正书法的事托付给圣人，确实是有的。这样看来，《春秋》这部经书出自史官，先向国君禀报得到命令，然后共同完成这件事。又说：史官记事依据事实，是非自然会显现；即使有所隐讳，是非最终也仍然存在。孔子的《春秋》多因袭旧史，那么其中的是非也与旧史相同；只有在隐微之处以及改动旧史的地方，才是圣人有意为之。不过也有只采用旧文而自然具有意义的地方。大体上，圣人并非没有褒贬，只是不至于像后世诸儒那样，琐琐屑屑地对每一件事都求得详尽。又说：鲁史的《春秋》有凡例，孔子的《春秋》没有明示的凡例，并不是没有凡例，而是把义理作为凡例，隐藏着而不显明。正因为隐藏而不显明，三传才各自作出解释。又说：《春秋》之所以难读，是因为失去了未加修订的原本。如果有未修订的《春秋》可以互相对照，那么史官的记载和孔子删削之处，就会非常明显、容易看出。” 梁寅说：六经之中，只有《春秋》通过记载事情来寄寓王法，往往有许多隐微的防范之意；如果没有得到传授，很少有人能明白地知道它的含义。

译郑公晓说：杜预说获麟之后才作《春秋》；范宁说作《春秋》之后麒麟才到。杜预的说法是对的。司马光说《春秋》文字有数万，张晏计算，才有一万八千字；李氏计算，又缺少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孔子出生，《左传》记载仲尼去世，这些都不是《春秋》的原文。王守仁说：《春秋》实际上都是鲁史的旧文。所谓‘笔’，就是把旧文记下；所谓‘削’，就是删去其中烦琐的部分。” 陆深说：“《春秋》比各经更难读，文字简约严谨而意义宏大。正因为简约严谨，所以立论容易拘泥；正因为意义宏大，所以各种说法都能讲得通。圣人删削文字的深意，隐藏得很深。考察事情，要依据《左传》的确切义旨；取其精要，则用《公羊传》《谷梁传》。这两句话，就是读《春秋》的要法。” 陆树声说：“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大概因为《春秋》所记载的礼乐、征伐，大多都是天子的事情，所以解释者竟认为孔子作《春秋》，擅自掌握二百四十二年面南而王的权力；这就成了以平民僭越天子爵禄、赏赐和刑罚的权柄。臣下不能擅自施恩立威，孔子曾经在所述的书中讲过这个道理，难道却亲自去违反它吗？” 郝敬说：“《春秋》一书，是千古以来没有定论的疑案。并不是《春秋》本身可疑，而是世俗儒者使它变得可疑。仲尼原先删改的旧史已经失传。左氏搜集零散遗文，缺略而不完备，可以凭据的恐怕只有一半。公羊、谷梁沿袭左氏而增加凡例，胡氏沿袭三传而更加穿凿。解释《春秋》的人，几乎像猜射覆物一样了。” 徐三重说：《春秋》是衡量万世义理是非的权衡，是《诗》《书》的法则。先儒认为必须先认识义理，才可以读《春秋》。王介甫却把它看作残破不堪的朝廷报纸，不让它列入学官所掌之学，由此可知他不懂义理。顾炎武说：春秋并不始于隐公。晋国韩宣子聘问鲁国，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史书，看见《易象》和鲁国《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到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代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它必定起自伯禽受封，延续到中世；在周代强盛时，朝觐、会同、征伐等事情都记载其中，所以说是周礼，而成就这部书的是古代的良史。从隐公以后，世道衰落、道统衰微，史官失职，于是孔子忧惧而修订它。惠公以前的文字，他没有改动，这就是所谓‘传述而不创作’。隐公以后，孔子按照自己的意思修订，这就是所谓作《春秋》。这样说来，惠公以前的《春秋》，本来就是孔子认为好而遵从的，只可惜那部书没有保存下来。毛奇龄说：从前的《春秋》只是记事，孔子的《春秋》却只记名称而不记事情，大概是记载简略而记事繁多。简略的内容写在简上，称为简书；繁多的内容写在策上，称为策书。孔子修《春秋》，只是修订简书；左丘明作传，则取用策书加以修订。又说：《春秋》起于鲁隐公，并没有所谓义例。有人说，这是因为平王东迁后王室地位低下。可是平王东迁在鲁孝公二十七年，第二年鲁惠公即位；鲁惠公即位，正当平王迁都洛邑之时，而且在位四十六年，正好与平王在位五十一年相互对应。既然如此，却舍弃惠公不作为开端，反而从平王四十九年将尽时的隐公开始，没有这个道理。若说《春秋》本来是依据乱世而作，那么乱世也不是从隐公开始的。若认为是王室混乱，那么戎狄弑杀天子应当从孝公开始；若认为是本国混乱，那么伯御弑君应当从懿公开始；若认为是诸侯国混乱，那么晋国人接连弑杀国君应当从惠公开始。可是舍弃懿公、孝公、惠公三位国君不作为开端，却从隐公开始，为什么呢？至于公羊认为隐公让位是贤德，说：‘《春秋》赞美善行，且使善行发扬’，应当从善开始；谷梁认为隐公成全父亲的恶行是恶，说：‘《春秋》是憎恶恶行的书’，应当从恶开始；那么又有谁能够判定呢？大概《春秋》是鲁史，或许隐公以前的史书已经亡佚，所以没有修订；隐公以后有了史书，所以才加以修订罢了。至于孔子作《春秋》的年份，司马迁说孔子在陈、蔡受困时开始作，在哀公六年；左氏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于是作《春秋》，是在哀公十一年；公羊则说孔子西行狩猎获麟，得到端门的命令，才作《春秋》，是在哀公十四年。这些全都是揣测之辞，不足为据。至于所谓接受端门的命令，见于戴宏《解疑论》；这是后世纬学的说法，不足相信。获麟而作书，本来属于不幸之事，却反而把它说成孔子受命的祥瑞符征，是没有根据的话，我不采纳。” 百国《春秋》佚失 墨翟说：我见过《百国春秋》。又说：周宣王杀死他的臣子杜伯，而杜伯并没有罪。杜伯说：‘我的君主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假如死者没有知觉，那也就罢了；假如死后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君主知道这件事。’到了第三年，周宣王召集诸侯，驻扎在圃田，车有数百乘，随从有数千人，遍布原野。正午时分，杜伯骑着白马，乘着白车，戴着红色帽子，手持红弓，夹着红箭，追赶周宣王，射箭射入车中，正中胸部并穿裂脊骨，周宣王死在车中，伏在车轼上。当时，周人的随从没有一个没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一个没听见，这件事记载在周国的《春秋》中。燕简公杀死他的臣子庄子仪，而庄子仪并没有罪。庄子仪说：‘我的君主杀我，而我并没有罪。死者没有知觉，也就罢了；死者如果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君主知道这件事。’一年后，燕国将要在祖地驰马。燕国的祖地，相当于齐国的社稷、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是男女聚集游观的地方。正午时分，燕简公正要在祖地道路上驰马，庄子仪扛着红色木杖击打他，把他击死在车上。当时，燕国的随从没有一个没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一个没听见，这件事记载在燕国的《春秋》中。宋文君鲍在位时，有一个臣子叫▯观辜，曾经跟随厉株子办事。

译（他）拄着杖作揖出来，对他说：‘观辜，为什么祭祀用的陆璧不合度量，酒醴和粢盛不清洁，祭祀的牲畜不完整肥壮，春夏秋冬选择的时日又不合时令？难道是你做的吗？还是鲍做的吗？’观辜说：‘鲍还在襁褓中，怎么会知道这些？这是我这个官员观辜特别替他做的。’株子举起手杖击打他，把他击死在祭坛上。当时，宋国的随从没有一个没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一个没听见，这件事记载在宋国的《春秋》中。齐庄君在位时，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两人。这两个人争讼了三年，案件仍不能决断。齐君因为慎重，杀了他们，怕其中有无罪者；又因为慎重，释放他们，怕释放的是有罪者。于是让他们两人共同牵来一只羊，在齐国的神社前盟誓。两人答应了。于是割破羊放血，再滤取羊血；读完王里国的誓辞后，开始读中里徼的誓辞，还没有读到一半，羊站起来撞击中里徼，折断了他的腿；他冲撞神位，便把他击死在盟誓之处。当时，齐国的随从没有一个没看见，远处的人没有一个没听见，这件事记载在齐国的《春秋》中。考察《公羊传》，其中有“不修《春秋》”的说法，指的就是鲁国的《春秋》。周、燕、齐、宋也都有《春秋》，这些记载保存在《墨子》中。再加上《晋乘》《楚梼杌》《郑志》，以“百国《春秋》”为名的史书，现今仅存其中八种罢了。《经义考》卷一百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春秋》【二】左丘子【明】《春秋传》《汉志》三十卷 存 《论语》注：左丘明，鲁国太史。《汉书》说：汉朝兴起后，北平侯张苍、梁国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都曾修习《春秋左氏传》。严彭祖说：“孔子将要编修《春秋》时，和左丘明乘车到周地，在周朝史官那里查阅典籍；回来后编修《春秋》的经文，丘明为它作传，经和传共同构成表里。”刘向说：“左丘明把学说传给曾申，曾申传给吴起，吴起传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楚国人铎椒，铎椒撰写了八卷摘录本，传给虞卿；虞卿撰写了九卷摘录本，传给荀卿；荀卿传给张苍。” 刘歆说：“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他亲自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他们所传的是听闻之事，和亲眼所见相比，详略自然不同。” 桓谭说：“《左氏传》成书于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以后，鲁国的谷梁赤为《春秋》作传，遗漏了很多内容。齐国人公羊高又根据经文作传，使其中的本事更加离散了。《左氏经》和《左氏传》，就像衣服的表里一样，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成立。只有经而没有传，即使圣人闭门思考十年，也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他又说：“刘子政、刘子骏、伯玉三人尤其珍重《左氏传》，下至妇女，也都读诵它。” 班固说：“仲尼思考保存前代圣人的事业，于是说：‘夏代的礼，我能够讲说；但杞国的遗存不足以证明它。殷代的礼，我能够讲说；但宋国的遗存不足以证明它。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够加以考证了。’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献完备，典章制度以及史官记载都有法度，所以孔子和左丘明一起察看鲁国史记，根据史实行事，顺应人道；因兴盛之事而树立功业，依据失败之事而制定惩罚；借助日月来确定历法数目，借助朝聘之礼来匡正礼乐。对于应当褒扬、避讳、贬抑或删减而不便写入书中的内容，孔子用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各自说法不同，丘明担心弟子各按自己的意思理解，从而失去真实含义，所以论述事情的本末而作传，说明孔子并不是用空泛的言辞来解释经文。” 王充说：“《春秋左氏传》大概是从孔子墙壁中发现的。孝武皇帝时，鲁共王拆毁孔子讲学的堂屋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都传授《春秋》，各有不同的门派。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事实。凭什么验证呢？《礼记》是在孔子讲学的堂屋中形成的。太史公是汉代博通之人，《左氏传》的说法与这两部书相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的说法却不相合。况且其他各家距离孔子较远，远不如近；听闻之事不如亲眼所见。刘子政玩味研习《左氏传》，童仆、妻子和儿女都跟着吟诵。光武皇帝时，陈元、范叔上书，接连分条陈述事情，辨明是否应当采用《左氏传》，于是范叔得到立用。不久范叔因罪被罢免。陈元、范叔都是天下极有才能的人，讨论是非本来绰绰有余。陈元所说的纳用范叔的奏章，足以说明贬抑《左氏传》、而《左氏传》较为符合事实。” 贾逵说：“《左氏传》尊崇君主和父亲，贬抑臣下和儿子，强调加强根本、削弱枝末，劝人为善、戒人为恶，极其明白恳切，极其正直顺理。” 郑康成说：《左氏传》长于礼制。卢植说：“丘明为《春秋》作传，博览万物，穷尽事变，包罗古今，内外贯通地记述人事。” 高祐说：“左氏组织辞句、排比史事，同一件事常常从两个方面并列记载，可以说保存了史书的旨意，却不是完整的史书体例。” 张曜说：“左氏之书，完备地叙述言语和事情；恶行可以使人自我警戒，善行可以使人有所向往。” 杜预说：“左丘明从仲尼那里接受经文，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因此，传有时先于经文来开始叙述事情，有时后于经文来完成义理，有时依照经文来辨析道理，有时错杂经文来会通不同说法，随着义理的需要而发明。” 王接说：“左氏的文辞和义理丰富充足，自成一家之书，并不专门以解释经文为主。”荀崧说：“孔子作《春秋》，用含蓄的言辞和精妙的防范来表达意义，并不显明。当时左丘明、子夏曾亲近孔子，当面接受教诲，没有不精心探究的。孔子去世后，微妙的言论将要断绝，于是丘明退而撰述自己听到的内容，为《春秋》作传。这部书长于礼制，有许多丰厚优美的文辞，铺陈开端、承接结尾，以阐明经文的旨意，确实有很多奇特伟大的地方，学者都喜爱它。” 贺循说：“《左氏传》是史书的极致。文采如云霞日月般绚丽，境界如山海般高深。” 范宁说：《左氏传》文辞艳丽而内容丰富，它的缺点在于荒诞巫诞。陆德明说：“孔子的六经和左丘明所述的《春秋传》，都是用古文写成的。又说：‘孔子作《春秋》，以获麟这一句作为结尾。’《公羊经》《谷梁经》。就是这样。弟子想要记载圣师去世的事情，所以采集鲁国史记来续接孔子的经文，最后写到孔丘去世。丘明于是随着经文作传，最后写到哀公。从这里以后，就不再有经文了。孔颖达说：“汉武帝时，河间献上《左氏传》，朝廷议论设置《左氏》学。公羊学者上书诋毁《左氏传》，所以《左氏》之学没有确立。成帝时，刘歆校勘秘书，看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非常喜爱。当时丞相尹咸因为能够研究《左氏传》，便和刘歆共同校勘；刘歆又大略向尹咸以及丞相翟方进请教、接受关于大义的质问。起初，《左氏传》中有许多古字古语，学者只能传授训诂。到刘歆研究《左氏传》时，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使经传相互发明，从此章句和义理才完备。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开始通晓其中的大义，上奏献上《左氏传》，才得以设立学官，于是流行于世。到了章帝时，贾逵上奏《春秋大义》四十条，用来诋毁公羊、谷梁，章帝赏赐布帛五百匹，又让他为《左氏传》撰写长篇义疏。后来郑康成为《左氏传》纠正‘膏肓’，揭示公羊学的‘墨守’，攻治谷梁学的‘废疾’。从此以后，公羊、谷梁二传逐渐衰微，《左氏》之学显著起来。”他又说：“《公羊经》以获麟为止，《左氏经》以孔子去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