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三

译三十六卷 存 澂在自序中说：“小戴《礼记》有三十六篇，是我编排次序的。汉朝兴起时，得到先儒所记载的礼书二百多篇；大戴删削合并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加以损益，编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篇。马氏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又据此作注，共四十九篇。内容有精有粗，杂记各种事项，无所不包。秦火之后，仅仅搜集残余篇章，所谓千百之中保存十一，虽然不能说全都是先王遗制、圣人格言的纯粹遗存，却往往依靠它们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其中各篇出自先儒完整著作的很少，大多是记事者旁搜博采，抄取残篇断简，汇集编成一书，不再加以诠释编次，读者常常苦于其杂乱无章。唐代魏征为此编作《类礼》二十篇，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怎样，也无法见到。朱子曾经同东莱先生吕氏商议订定三礼的篇次，想把戴记中与《仪礼》有关的篇章附在经后，与《仪礼》无关的仍另编为记。吕氏来不及答复，朱子也来不及完成，幸好其大纲保存在文集里，还可以考察。朱子晚年编校《仪礼经传》，其条例又同先前商订的不同了。” 其中所附的戴记若干篇，有的删去本篇文字而补入其他篇的文字；现在却不敢这样做，所以只在各篇原文内部划分科目、梳理剔抉，使同类内容相从，让上下章的文义相互连贯，并把每章的大意标在左边，希望读者打开书就能明白。至于篇目次序，《大学》《中庸》既然已经由程子、朱子表彰，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当然不容再混入礼记篇目。《投壶》《奔丧》实际上是礼的正经，也不可以混在记中。《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正是解释《仪礼》的，另行辑为传，附在经后。此外仍有三十六篇：称为通礼的九篇，《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礼仪文字，并附《深衣》；《月令》《王制》专门记载国家制度，并附《文王世子》《明堂位》。称为丧礼的十一篇，《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载丧事，《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阐明丧礼的意义。”},{ 所谓祭礼共有四篇：《祭法》一篇记述祭祀，《郊特牲》《祭义》《祭綂》三篇则论述祭祀的意义。所谓通论共有十二篇：《礼运》《礼器》《经解》为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为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为一类；《儒行》自成一类；《学记》《乐记》文辞雅正驯顺，不同于其他各篇，因此把它们列为本书的结尾。唉！自汉代以来，这部书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但其中篇次颠倒、文字错乱，直到朱子才想为它订正，却没有来得及完成。难道后世之人就没有值得期待的吗？因此我冒昧取用他的意旨，加以修订而完成此书，使篇章文句秩序井然、各有条理，先后始终也颇为精审。将来学习礼的君子，或许可以据此考察取信吧？这不只是做戴氏的忠臣而已。吴尚志说：“先生的《礼记纂言》总共多次修改，很多地方都有新的发明，其中《月令》《檀弓》尤其精密。例如《月令》所说五行祭祀中祭祀先后的不同，以及天子每月居处各不相同；《檀弓》中申生之死、延陵季子哭子、曾子改换席子、子思的母亲死于卫国、子上的母亲去世而不服丧等几节，都是各种说法纷纭，和礼意不相合的地方。先生精心研究、深入思考，以经文为依据，以礼义裁断；凡与经文无妨、与义理不合的说法，就予以删去。稿本完成后，我请求刊刻，得到允许，于是便和先生的外甥周濂一起，召集同门之士，共同完成此事。先生亲自校点，尚未完成便去世了。先生的孙子当对门又加以考订，于至顺癸酉年春完成于元统甲戌年夏。” 杨士奇说：“《礼记》出自孔门弟子，其中又杂有吕不韦、战国处士以及汉代儒士的言论，其内容不可能全都纯正，篇章错简也很多。近世吴文正公撰写《礼记纂言》，对许多地方作了更定，篇次也分别按照类别归并。如《曲礼》《内则》《少仪》《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九篇，归为通礼；《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归为丧礼；《祭法》《郊特牲》《祭义》《祭统》四篇，归为祭礼。通论共十二篇，分为五类：《礼运》《礼器》《经解》为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为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为一类；《儒行》为一类；《学记》《乐记》为一类。《大学》《中庸》被剔除出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投壶》《奔丧》二篇，归入《仪礼》正经，不与《礼记》混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都是用来解释《仪礼》的，于是另行辑录为传，附在经文之后。” 这样一来，一部书中类别分明、篇章各别，条理灿然，确实是不可刊改的经典。

译魏校作序说：“六经是圣人亲自删定的。秦人焚烧经书后，礼乐二籍很快就荡然无存了。世间只有《周官》《仪礼》还勉强保存下来，但学官很少传授研习。汉代儒生补辑的《戴记》列入五经，其中纯正与驳杂相间。注疏又多掺杂纬学内容，使经世致用的意义郁积而未能彰明。如今所尊崇的，只有陈氏《集说》罢了。朱子曾经修订三礼，却没有完成。只有吴氏的《纂言》，类别条理清楚整齐，考察会合诸儒的异同，它的功劳广大啊！然而世上很少有流传，难道是上天还没有兴起这篇文献吗？断绝它容易，续成它却很难。即使后世有作者，考察古制而建立制度，使世道兴盛、天下太平，这部书虽然不全都出自孔氏，本来也是《周官》《仪礼》的辅翼。文献保存在这里，大概将要由此得到考察吧？可以依据它补救千古以来缺失的典制，并付诸施行。君子对于礼，大概应当终身学习。学者不能见到古代的完整著作，而这部编书还保存着，或许有值得谨守的话，怎么可以片刻舍弃它呢？何况已经亡失的是礼的若干内容，尚未亡失的仍然保存着。《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都是从内心根本发出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什么不敬。这部书打开来读，完整经书的纲要和精髓都具备了。” 宁国太守胡君东皋，于是刊刻这部书，很高兴能同四方士人共同分享。先王的典章已经失坠很久了，哪里知道上天不是想要兴起这些文献，而把这件事作为征兆呢？王守仁作序说：“礼就是理。理就是性。性就是命。上天的命运深远美好，永不止息；它存在于人身上，就称为性。性显明而有条理，就称为礼；性纯粹而至善，就称为仁；性分明而具有裁制作用，就称为义；性昭明而有明觉，就称为知。它浑然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说到底就只是一个理罢了。所以仁是礼的本体，义是礼的适宜，知是礼的通达。《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没有一项不是仁，也没有一项不是性。上天安排次序、制定秩序，圣人哪里有什么私心呢？大概没有一项不是天命。所以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穷究义理，就是穷尽本性并达到天命。穷尽本性，举止仪态和周旋进退就都合乎礼了。后世谈论礼的人，使我感到疑惑。他们争论纷繁的器物和礼数，牵制于形制名目的末节，终年勤苦，把精力耗费在祝史的糟粕上，却忘记了所谓治理天下的大经、确立天下大本的道理。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之类吗？而人如果没有仁，又能把礼怎么样呢？所以老子、庄子一派排斥礼而谈性，说礼是道德衰败、仁义丧失的表现，已经坠入空虚放荡之中；而世俗儒生的说法又排斥本性而寻求礼，于是认为礼只在器物、制度、数目的范围内，在外在的形迹上比拟仿效，把天下的礼全都归结于此。因此，凡是先王的礼，烟飞灰散，最终化为天下的灰烬，这也不能把罪责完全归于秦火。我不自量力，曾想取《礼记》所记载的内容，揭示其中的大经大本，再疏通附会其条理和节目，希望使器物与道、根本与末节达到一致。又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胜任，时间上也有所来不及。间或曾这样解释：礼对于节文，就像规矩对于方圆一样。没有方圆，就无法看出规矩的作用；没有节文，也就无从看见所谓礼。然而，方圆是规矩产生的结果，却不能因此就把方圆当作规矩。所以执着规矩而把它当作方圆，方圆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舍弃规矩而把方圆当作规矩，规矩的作用也就停止了。因此，规矩本身并没有固定的一种方圆，而方圆却有一定的规矩。这是学习礼的要领，也是德盛之人举止周旋而合乎礼的原因。宋儒朱仲晦先生感慨礼学说纷乱，常想考订篇次并加以删正，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但他的志愿最终也没有实现。” 后来吴幼清氏因此撰写《纂言》，也不常常拘泥于朱子的说法，而对于篇章的先后、内容的轻重，确实已经多有发明。两人的见解以及他们所制定的条规和指示，已经出自汉代儒生之上。他们所谓考察各部分的会通之处，以施行典礼的原则，我只遗憾自己出生太晚，没能来得及参与听闻。即使后世有圣人出现并有所著作，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后世圣人尚未出现，那么像《纂言》这样的书，本来就是学习礼者继承前人事业的工具和阶梯，怎么可以轻视它呢？我的姻亲好友胡汝登忠诚信实而喜好礼，他将要治理宁国，准备以此书来施行礼教，刊刻《纂言》以阐发其中的学说，并请我作序。我将要推进汝登的道术，并把它推究到根本，所以作了这样的序。” 高梯作序说：“秦火焚烧孔门遗籍，礼乐典籍被烧成灰烬的所剩无几。到了后苍等诸家，虽然收集整理的功劳很勤勉，却仍不免顾此失彼。至于乐律，完全没有用心考察，君子不能不感到遗憾。大唐《类聚通礼》已经无法见到，考亭的《经传通解》也不是完整的书。如今云庄的《集说》姑且凭借简明便利而得以列入学官，是有其缘由的。至于要补足《集说》尚未完备之处，可以作为礼学家采录依据的，大概不能不取自吴公的《纂言》。我曾拿四经的《纂言》来读，尤其对礼书反复阅读。它的文辞古雅，论述博大，考订精确，分类详细，丝毫没有拘泥之处。学习礼的人把《集说》作为正本，再以此书作为辅助，那么诸家疏释中宏大通达的论说，以及制度、文饰、品秩的遗迹，都可以不费力而获得。张萱说：《礼记》出自汉代儒生，纯正与驳杂相间，共有二百十四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他的弟弟戴圣又删为四十六篇。到了马融、郑玄等儒者，分次增补为四十九篇，其中与礼经有关的才十多篇，其余都是收集残编断简而没有编排次序。朱晦庵、吕东莱常想商议订正，却没有来得及。元代吴澄取用朱子的遗意，为此书编排次序，认为《大学》《中庸》已经经过程子、朱子的表彰，不应再列入。” 像《投壶》《奔丧》《六义》等篇，既然已经是礼的正经，就应当附在礼经之后；其余保存下来的篇章则分类编次，称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共三十六篇。” 陆元辅说：“这部书第一次刊刻于正德庚辰年，由宁国太守胡汝登刊行，王伯安为它作序；第二次刊刻于嘉靖己丑年，由高梯作序；第三次刊刻于崇祯己巳年，由侍御史张养刊行，王象晋为它作序。” 彭氏【丝】《礼记集说》。

译四十九卷。未见到此书。王圻说：“安福人，父亲是应龙，弟弟是齐。叔父、父亲、兄弟互相以师友相待，都以著述为业。” 陈氏【伯春】《礼记解》。已经散佚。《闽书》记载：陈伯春是晋江人，字耀卿。吕氏【椿】《礼记解》。已经散佚。王圻说：是晋江人，曾向丘葵学习。陈氏【澔】《礼记集说》。三十卷。现存。澔在自序中说：“前代圣人承接天道、确立根本的道理，没有比礼更大的；后代圣人垂范后世、建立教化的著作，也没有先于礼的。三百条礼仪、三千种威仪，哪一项不是精神心术的寄托？所以能够与天地同有节度。夏、商、周、秦四代有所损益，时代久远而经书残缺，其中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听闻了。《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经前代儒者表彰，终于使《大学》《中庸》成为千万世道学的渊源。这四十九篇的文字，虽然纯正与驳杂不同，但其中义理的浅深、异同，实在不是容易说清的。郑氏以谶纬为宗旨，孔颖达的疏只遵从郑氏，虽有其他说法，也不再收载，这确实令人遗憾。然而其中明显而有依据的内容，也不可轻易更改。近世应氏撰《集解》，对于《杂记》《丧服小记》《丧服大记》等篇都缺略不作解释。唉！慎重办理丧事、追念远祖，这关系到人伦和世道，并不是小事而可以忽略啊！先君子拜双峰先生为师十四年，凭借这部经书三次考取乡试中式，成为开庆年间的名进士。从师门讲论中所得很多，但中途遭逢焚毁之灾，一个字也没有留下。不肖孤儿冒昧不自量力，汇集、会通并加以推演，又附上自己的见解，命名为《礼记集说》。大概是想用平实明白的说法，使初学者读后立即明白其中意义，希望章句通晓之后，深奥的义理自然显现，实在不必故意把议论说得高深，而轻视训诂考据的言辞。” 书写成后，很想拿它向四方有道之士请正，但年老多病，出游行走实在艰难，只好暂且把它收藏在箱笥中，等待后来的贤哲。如今治理和教化正在兴起，懂得礼的人或许会有所取用，这也只是愚者千虑中的一点所得罢了。陆元辅说：“澔字可大，是都昌人。宋朝灭亡后，他不愿出仕做官，在乡里教授学生，学者称他为云庄先生。” 高梯说：“云庄的《集说》因为简明便利，所以得以列入学官。” 按语：自汉代以来，研究小戴《礼记》的著作不能说不多。按公论衡量，本来应当采用卫氏《礼记集说》作为取士的依据。然而学者厌烦它文字繁多，完全不愿阅读。若说是“云庄集说”，简直只是兔园册子罢了。唯独它得以颁行于学官，三百多年间，其制度、等级和节文都没有改变；选择不精审，论说也不详尽。所谓礼、礼，难道就只是这样吗？程时登《礼记补注》未见 陈栎《礼记集义详解》十卷 未见 陈栎自序说：“我从小读《礼记》，有很多地方没有探究明白；又颇为熟习朱熹的《大学》《中庸》，私下有所领会。根据已经听闻的内容，推求尚未探究明白的地方，并非毫无所得，但还没有融会贯通。大德丙午年，我才见到卫氏《集说》，于是能够因各家学说纷纭不一而加以斟酌，决定取舍。到了大德庚戌年，才把各家学说融会贯通，逐句作注解。以我的愚见所得，也可见其中的一点道理。从前朱熹作《诗传》，没有来得及载录各家姓氏；当时像张宣公，也认为这样不妥。如今怎么知道不会有人执着于张宣公的见解，来指责我呢？然而融会消化百家之说，铸成自己的见解，又怎么能够逐字逐句地一一标明出处，反而自取支离破碎的弊病呢！至于所采录而形成的段落，凡是不能不注明氏名的，我已经谨慎地注明了。于是把它命名为《礼记集义详解》。” 程龙《礼记辨证》散佚 周尚之《礼记集义》散佚 柳贯作志说：“周尚之，东扬人，字延祐四年，以《春秋》科被荐，进礼部考试，没有考中。至元年间擢为丙科，授将仕郎、永州零陵县丞，调任南安路上犹县尹。所著有《礼记集义》若干卷，收藏在家中。” 韩性《礼记说》四卷 散佚 王梦松《礼记解》散佚 《括苍汇纪》记载：王梦松，字曼卿，青田人，隐居不出仕，学者称他为顺斋先生。张宏图《大礼记》散佚 王圻说：“宏图字巨济，福清人。因为宋代谈论礼的人的说法多有错误和错乱，所以撰写了这部书。” 叶遇春《礼记觉言》八卷 散佚 杨维桢《礼经约》未见 无名氏《礼记平要》十五卷 散佚 《礼记义例》二卷 散佚 《礼记纂图》未见 以上见于《叶氏菉竹堂书目》，没有记载撰写人的姓氏，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所作。《经义考》卷一百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四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礼记》【七】梁寅《类礼》未见 梁寅自述说：“对于《礼记》，因为其中内容多而杂乱，所以只选取格言，按类别分开，称为《类礼》。” 连伯聪《礼记集传》十六卷 现存 汪霦说：“明洪武十四年，连伯聪把所撰《礼记集传》进呈上去，其中删去了《庸学》，只剩四十七篇。” 黄克《礼经博约》未见 黄虞稷说：“黄克字绍烈，临川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任瑞安知县。” 胡广等《礼记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