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五

译《通志》十卷。已经散佚。刘之遴：《春秋大意》《左氏》《三传异同》。已经散佚。《梁书·刘之遴传》记载：刘之遴，字思贞，南阳湼阳人。初任宁朔主簿，历次升迁至中书侍郎，兼任中书舍人。出任南郡太守，过了很久，任太府卿、都官尚书、太常卿。刘之遴喜好撰写文章，广泛学习古体文，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常共同讨论书籍。当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都有高祖所作的义疏，只有《左氏传》还没有。刘之遴于是撰写《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共三十条，进呈给高祖。高祖十分高兴，下诏答复他说：“看了你所撰写的《春秋义比事论》，文辞含蓄而旨意深远，阐发了编年体史书的教化意义，所说的义理丰富。丘明传承洙泗的遗风，公羊承受西河的学问；铎椒的解说没有追随瑕丘的说法，也没有取得接续胡母仲舒之学的效果。盛氏因而修治《谷梁传》，千秋最为笃实；张苍传授左氏之学，贾谊承袭它；荀卿以此为本源，各自驰骋而指向归宿，见解不同，详略纷杂，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从前我年轻时，曾经长期钻研体味；自从把它搁置以来，直到将近五纪。加上晚冬白昼短促，政务事务很少有空闲，常常半夜起床处理事务，还来不及搜集整理。须等到夏天白昼较长时，再试着取来推究寻绎。” 如果温习旧学能够有所收获，再另外答复你所问的问题。” 沈宏：《春秋五辨》。《隋志》记为二卷。已经散佚。《隋书》称其为梁代五经博士。《春秋经传解》。《唐志》记为六卷。已经散佚。《春秋文苑》。《隋志》记为六卷。已经散佚。《春秋嘉语》。《隋志》记为六卷。没有见到。崔灵恩：《春秋经传解》。《隋志》记为六卷。已经散佚。《春秋申先儒传论》【《唐志》作《春秋申先儒传例》】。《隋志》记为十卷。已经散佚。《春秋左氏传立义》。《隋志》记为十卷。已经散佚。《春秋序》。《隋志》记为一卷。已经散佚。《南史》记载：灵恩先前学习《左传》服氏的解说，但不被江东一带采用，于是改为讲说杜氏的义理。他每逢解释文句，常常申述服氏的观点来诘难杜氏，终于撰写《左氏条议》来阐明这些问题。当时，助教虞僧诞又精通杜氏之学，于是撰写《申杜难服》来答复灵恩，世间都流传这两部书。灵恩有《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田元休：《春秋序》。《隋志》记为一卷。已经散佚。贺道养：《春秋序》。《隋志》记为一卷。已经散佚。沈文阿：《春秋左氏经传义略》【《释文》作《春秋左氏经传义疏》】。《隋志》记为二十五卷【《唐志》记为二十七卷】。已经散佚。《南史》记载：文阿，字国卫【吴兴武康人】，精通《三礼》和《三传》，官至五经博士。不久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国子博士。他所撰写的《仪礼》条文八十多条，以及《春秋》《礼记》《孝经》《论语》的义记七十多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当时都在流传。陆德明说：“文阿撰写《春秋义疏》，缺少下帙，王元规接续完成了它。” 张冲：《春秋义略》。《隋志》记为三十卷。已经散佚。《隋书》称其为陈代右军将军。《北史·张冲传》记载：张冲，字叔玄，吴郡人。在陈任左中郎将，这并不是他的志趣。于是他专心思考经典，撰写《春秋义略》，其中有七十多条见解不同于杜氏。贾思同：《春秋传驳》。十卷。已经散佚。《北史·贾思伯传》记载：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他的弟弟思同，字仕明，任侍讲，教授静帝《杜氏春秋》，加授散骑常侍，兼任七兵尚书，不久拜为侍中，去世后谥号文献。思同任侍讲时，国子博士辽西人衞冀隆精通服氏之学，上书诘难《杜氏春秋》六十三条。思同又驳斥冀隆其中乖谬错误的一十多条，两人互相争辩是非，积成十卷。诏令下到国学，召集各位儒者考订此事，但事情尚未完成，思同就去世了。后来，魏郡的姚文安、乐陵的秦道静，又重新阐述思同的观点。冀隆也不久去世，浮阳的刘休和又坚持冀隆的说法，最终仍未能裁定和订正。” 潘叔防：《春秋经合三传》【《唐志》作《春秋三传通论》】。《隋志》记为十卷。已经散佚。《春秋成套》【《唐志》作《春秋集》】。《隋志》记为十卷。已经散佚。《北史》记载：河北各位能够通晓《春秋》的儒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他们都掌握了服氏学说的精微之处。又有衞凯、陈达、潘叔防，也能够通晓并解释《春秋》。还有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之学，后来又兼学并讲授杜元凯所作的注。王元规续成《春秋左氏传义略》。《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 已失传 《春秋发题辞》《义记》十一卷 已失传 《左传音》《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卷 已失传 《南史》记载：王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年轻时跟随吴兴人沈文阿学习，通晓《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和《丧服》。在梁朝任官，官至宣城王记室参军。陈后主在东宫时，召他任学士。不久授任尚书祠部郎。自梁代以来，儒生相传研究左氏学的，都用贾逵、服虔的解释来驳难杜预，共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加以引证、贯通分析，疑难再也没有滞碍，撰有《春秋发题辞》《义记》十一卷和《左传音》三卷。辛氏〔辛子馥〕《春秋三传总》已失传 《册府元龟》记载：辛子馥任尚书右丞，认为《春秋》三传经文相同而解释不同，于是汇总编成一部书，把传文和注释一并列出，比较其长短，但在服虔亡佚之后尚未完成。刘氏〔刘献之〕《春秋三传略例》三卷 已失传 《北史》记载：刘献之每次讲授《左氏传》，讲到隐公八年便停止，说：“义例已经讲完，不再讲解。”因此弟子不能彻底了解他的学说。北魏经历丧乱之后，五经的大义虽然有老师的传授，但学生大多仍有疑难，都由刘献之裁决。六经的文字虽然没有全部作注，但他所标明的宗旨和法则颇不同于旧说，撰有《三传略例》三卷。徐氏〔徐遵明〕《春秋义章》三十卷 已失传 《北史》记载：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他得知阳平馆陶人赵世业家中有《服氏春秋》，是晋代永嘉年间的旧抄本，便前往阅读。经过数年，亲手撰写《春秋》义章，共三十卷。姚氏〔姚文安〕《左氏驳妄》已失传 《北史》记载：姚文安驳难服虔、杜预的《左传》解说七十七条，命名为《驳妄》。李氏〔李崇祖〕《左氏释谬》已失传 《北史》记载：李崇祖，字子述，申明服氏之说，书名为《释谬》。李氏〔李▯〕《春秋二传异同》《唐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 已失传 张氏〔张思伯〕《左氏刊例》十卷 已失传 《北史》记载：张思伯是河间乐城人，善于讲说《左氏传》，仅次于马敬德，撰有《刊例》十卷，官至国子博士。

译乐氏〔乐逊〕《春秋序论》已失传 《春秋序义》已失传 《北史》记载：乐逊，字遵贤，河东猗氏人。任开府仪同大将军、东扬州刺史。著有《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的序论十多篇。又著《春秋序义》，贯通贾逵、服虔的说法，阐明杜氏说法违背文辞和义理之处，颇有可观之处。辛氏〔辛德源〕《春秋三传集注》三十卷 已失传 《北史》记载：辛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人〕，在北周任宣纳上士。刘氏〔刘▯〕《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隋书·经籍志》著录一卷 已失传 《春秋左氏传述义》《隋书·经籍志》著录四十卷〔《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十七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述义略》一卷〕 已失传 《春秋攻昧》《唐书·经籍志》著录十二卷〔本传记载十卷〕 已失传 《春秋规过》《唐书·经籍志》著录三卷 已失传 《春秋义囊》《宋史·艺文志》著录二卷 已失传 顾氏〔顾启期〕《大夫谱》《唐书·经籍志》著录十一卷〔《隋书·经籍志》有《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疑即为此书〕 已失传 《崇文总目》没有注明作者姓名，共七卷，记述从黄帝到周代的世系，见于《春秋》各国的世系传，时间久了，篇次渐渐散乱了。考察《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书目，《春秋》大夫世族谱共十三卷，由顾启期撰写；但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释例》中另有一卷《世族谱》。现在这部书与《释例》所记载的不同，而有的版本题作杜预撰写，这是不对的。推测此书应当是顾启期所撰。晁公武说：“此谱记载《左传》中各国君臣的世系，唯独秦国没有世臣。”郑樵说：“有杜预的《春秋公子谱》，没有顾启期的《大夫谱》，这是对的。” 李谧：《春秋丛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十二卷【《隋书·经籍志》没有注明姓氏】。已失传。《册府元龟》说：李谧是涿郡人，搜集各部经书，广泛校勘异同，比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事例，命名为《春秋丛林》，共十二卷。朝廷征召他，授任著作佐郎，他以此官职让给弟弟李郁。沈仲义：《春秋谷梁传集解》。《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十卷。没有见到。萧邕：《谷梁传义》。《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三卷。已失传。孔氏：《春秋公羊传集解》。《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十四卷。已失传。孔氏：《春秋谷梁传指训》。《七录》记载十四卷【《隋书·经籍志》记载五卷】。已失传。张、程、孙、刘四家《谷梁传集解》。《隋书·经籍志》记载四卷。已失传。考察来看，《四家集解》应当是指张靖、程阐、孙毓、刘瑶四人的著作。作者姓名不详：《春秋左氏传条例》。《隋书·经籍志》记载二十五卷。已失传。《春秋义例》。《隋书·经籍志》记载十卷。已失传。《春秋义林》。《隋书·经籍志》记载一卷。已失传。《春秋大夫辞》。《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卷。已失传。《春秋辨证》【《新唐书·艺文志》作《辨证明经论》】。《隋书·经籍志》记载六卷。已失传。《春秋左氏义略》。《隋书·经籍志》记载八卷。已失传。《春秋五十凡义疏》。《隋书·经籍志》记载二卷。已失传。《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隋书·经籍志》记载三卷。已失传。《左氏评》。《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二卷。已失传。《左氏音》。《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十二卷。已失传。《左氏钞》。《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十卷。已失传。《春秋辞苑》。《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五卷。已失传。《春秋杂义难》。《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五卷。已佚。《春秋井田记》。已佚。史绳祖说：“《后汉书·循吏传》说‘白首不入市井’。注释引用《春秋井田记》说：‘井田的意义有五项：一是不泄露天时和地气，二是不使一家之力耗费过多，三是使风俗相同，四是使巧者与拙者相互配合，五是使财货流通。因为依井田而设市，交易完毕便离开，所以称为市井。’考察《春秋井田记》，其他书中都没有见到，只有这里引用了它，所以把它列出以供考察。” 《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五。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春秋》【九】。唐章懐太子【贤】《春秋要录》。

译《唐志》记载十卷。已佚。陆氏【德明】《春秋释文》。八卷。现存。考察陆氏《释文》，其中《左传》六卷，《公羊传》和《谷梁传》各一卷。孔氏【颖达】等《春秋正义》。《唐志》记载三十六卷。现存。颖达的序说：“《春秋》记载君主施政和行动的事务，是左史所掌管的书。君王统摄天地人三才，居有九州，顺应四海而治理万物。四时运行有序，上天的玉烛便调和；天地人三才协调，下面的天命便昌盛。因此可以长久享有国祚，使美好的声名流传后世。然而，治理政事时，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举行祭祀就必须竭尽敬意，进行战争就不能伤害无罪之人。结盟会合要符合礼法，兴兵行动要顺应时节。做错了就贬斥其恶行，做对了就褒扬其善行。这是《春秋》所设的大防，也是皇王明白的鉴戒。”“至于三始的名目，已经由帝轩阐明；六经的道理，也在《礼记》中发扬光大。这样看来，这部书的创始由来已久。但年代久远，已经无从谈论。到了周室东迁，王纲衰弱，楚子向北征伐，国家神器将要转移。郑伯先在前面击败周王，晋侯随后请求开凿隧道安葬。私自僭越、窃取名号的，哪个国家不是这样？专擅征伐的，诸侯全都是这样。下级凌驾上级，内部叛乱、外部侵扰，九州纷乱不安，三纲于是断绝。”“孔夫子内具大圣人的德性，却遇到这样的时代；想用法度垂训后世，却没有职位；想用武力匡正天下，却没有军队；想用赏赐来诱导，却没有财物；想用道理劝说，世人又不采纳。他只能空自叹息，怀抱经书，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既然不能挽救已经发生的事情，便希望给后世子孙留下教训。于是依据鲁国史书中的得失，以周公之经来订正褒贬。一个字所表示的赞许，就如同华衮之服的赏赐；一句话所表示的贬斥，也无异于萧斧加身的惩罚。这就是所说的不发怒却能使人畏威，不赏赐却能使人受到劝勉，实在是可以为万世树立法则、历经百王而不朽的道理。”“秦朝灭绝典籍以后，宏大的事业于是停顿。汉朝的德政兴起后，儒学风气没有泯灭。西汉传授《左氏传》的，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东汉有郑众、贾逵、服防、许惠卿等人，各自作了训诂。但他们杂取《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来解释《左氏传》，这就像把帽子套在两只鞋上，把丝线和麻线混在一起，方榫装进圆孔，怎么可能合适呢？”“晋代杜元凯又撰写《左氏集解》，专门采用丘明的传文来解释孔氏的经文。这正如儿子应合母亲，把胶投入漆中；即使想不相合，又怎么能分离呢？现在考察先儒的优劣，杜氏应当列为第一。因此，从晋、宋以来直到今天，撰写义疏的有沈文阿、苏寛、刘炫。但沈氏对义例只能粗略说明，对经文和传文却极为疏略；苏氏则完全不体会本文，只知道攻击贾逵、服虔，使后来的学者无从深入钻研。” 刘▯在这几个人中确实是杰出者。然而，他聪明机敏、善于辨析而且博学，这固然也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但探究幽深隐微之处，却未能达到深远境界。他所解释的经文和注文中较容易的地方，必定要加以文辞修饰；遇到义理艰深的地方，却不能深入其根本。他又有意夸耀自己的长处，喜欢指责杜氏的过失，共有一百五十多条。学习杜氏的义理却又攻击杜氏，就像蛀虫生在树木中，反过来又啃食这棵树木，不合乎道理。即使纠正杜氏的过错，所说的义理也仍然浅近。这就叫作只顾在前面捕蝉，却不知道黄雀正在后面。考察僖公三十三年《春秋》经文说：‘晋人败狄于箕。’杜注说：‘写作“人”，是因为却缺还没有担任卿。’刘▯批评说：‘晋侯写作“人”，与殽之战相同。’考察殽之战发生在安葬晋文公以前，可以说是违背丧事而用兵，以地位低下的人报告；箕之战发生在安葬晋文公以后，并不是违背丧事用兵，怎么能说与殽之战相同？这只是一年中的经文，前后不过几行，他竟然不查考上下文，妄自评论得失。又如襄公二十一年《左传》说：‘邾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以国君的姑母、襄公的姐姐嫁给他。’杜注说：‘大概是两个人。’刘▯批评说：‘这是襄公的姑母、成公的姐姐，明明只有一个人。’ 考察成公二年，成公的儿子公衡作为人质被送往宋国，后来逃回鲁国。又据《孔子家语·本命》说：‘男子十六岁时身体发育成熟。’公衡既然已经能够逃回来，那么当时应当十六七岁。公衡的年龄既然如此，当时成公已经三十三四岁了。计算到襄公二十一年，成公已经七十多岁，怎么还会有姐姐把她嫁给庶其呢？这些事情都有明确的证据，他尚且还妄加解释，何况其他错乱之处，实在令人悲叹。然而，与各家义疏相比，这部书仍有可取之处。现在奉诏删定，以它作为底本；其中有疏漏的地方，再用沈氏的说法补充。如果两家的说法都违背义理，就特别申述自己的浅见。虽然这些考订平庸浅陋，仍然不敢擅自决定。我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共同参订。到了十六年，又奉诏与先前修撰义疏的人，以及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马嘉运，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王德韶，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大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等，共同奉诏使赵▯智重新详细审定，编成《春秋正义》，共三十六卷，希望留给各位学者，以略尽微薄的补益。” 《崇文总目》考证说：汉代张苍、贾谊、尹咸、郑众、贾逵都作过训诂，但其中参用了《公羊传》和《谷梁传》两家的说法。到了晋代，杜预专门研究《左氏传》；此后沈文阿、苏寛、刘炫都依据杜氏的学说作义疏。贞观年间，孔颖达依据刘氏的学说加以增删；长孙无忌等人又再次增删这部书，最后由本朝孔淮等人奉诏订正。” 《中兴书目》说：孔颖达参考刘氏、沈氏的说法，两家的义理都不合时，就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晁公武说：自从杜预专门研究《左氏传》以后，后来沈文阿、苏寛、刘▯都作了义疏，但刘▯性情矜夸自负，向来喜欢指责诋毁，指出杜氏的错误一百五十多处，所说的义理尤其浅近；然而与其他各家相比，仍然有可取之处。现在这部书以它作为底本，其中有疏漏的地方，再用沈氏的说法补充。” 陈振孙说：“自晋、宋以来，传授杜氏学说并作义疏的有沈氏、苏氏、刘氏。沈氏对义例只能粗略说明，对经文和传文却非常疏略；苏氏不体会本文，只知道攻击贾逵、服虔；刘氏喜欢指责杜氏的过错，但与各家义疏相比，仍然有可取之处。” 杨氏【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唐志》记载十二卷。现存。《崇文总目》说：此书由唐代国子监四门助教杨士勋撰写。本朝邢昺等人奉诏校正，令太学传授。《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考异。《宋志》记载为五卷。此书已经亡佚。徐文远撰《左传义疏》。

译《唐志》记载为六十卷。此书已经亡佚。《左传音》。《唐志》记载为三卷。此书已经亡佚。《旧唐书》记载：徐文远是洛州偃师人，广泛阅览五经，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大业初年，他担任太学博士。当时人称赞文远的《左氏》、禇徽的《礼》、鲁达的《诗》和陆德明的《易》，都属于一时最精湛的著作。徐文远讲解经义时，大多提出新的见解；对于先儒的不同意见，他都判定是非，然后逐一驳斥各家说法，又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论述广博而且善于辨析，听讲的人都不会感到疲倦。武德六年，高祖到国学考察释奠礼，派徐文远（当时任国子博士）提出《春秋》的题目。各位儒生纷纷设置难题向他发问，他都能根据对方的问题随机应答，没有人能够使他屈服。黄渊说：“徐文远提出题目时，遍举先儒的不同意见，分别判定是非，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加以折衷；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孔子的本意？” 阴氏【▯道】撰《注〈春秋左氏传〉序》。《唐志》记载为一卷。此书已经亡佚。王玄度撰《注春秋左氏传》。《唐志》记载：卷数已亡。此书已经亡佚。王元感撰《春秋振滞》。《唐志》记载为二十卷。此书已经亡佚。啖助撰《春秋集传》。此书已经亡佚。《春秋统例》。此书已经亡佚。啖助自述说：“《春秋》三传虽然分流，但它们的源头相同；选择其中正确的说法来遵从，这样做就已经完成一大半了。我考察、核对三传，舍弃它们的短处而取用长处，又汇集前代贤人的注释，也用自己的浅见补充其中的缺漏，考订其中的得失，精心研究并加以阐发，使各方面能够融会贯通。孔子的志意，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了。有疑难而难以判定的地方就暂且缺略，留待君子裁定。这部书称为《春秋集传集注》；我又摘取其中的纲要和条目，撰成《统例》三卷，用来辅助《集传》，使经文的意义贯通起来。”他又说：“我所撰写的经传，如果旧注的道理通顺，就依照旧注写下来；如果稍有不妥，就随着文意加以改易；如果道理没有说尽，就加以推演使它贯通；如果道理不通，就全部删去而另作注释。其中有未能详尽说明的地方，就只依据旧说；只是没有广泛看到各家的注释，不能不为此感到遗憾。” 陆淳说：啖先生名助，字叔佐，是关中人。他聪明颖悟，性情简静淡泊，学识广博而且见解深刻。天宝末年，他客居江东；后来因为中原发生战乱，最终没有返回故乡。他凭借文学才学出仕，担任台州临海尉，后来又担任润州丹阳主簿。任期届满后，便在那里安家。他住在简陋狭窄的巷子里，却安然自得。自上元辛丑年开始，他汇集三传来解释《春秋》，到大历庚戌年才完成。赵子当时在宣歙之使府任职，因往来于浙中，途中经过丹阳，便到啖助家中拜访他，深入谈论经书的意义，许多事情都与自己的看法相合。两人约定等赵子返回时，再继续讨论。唉！仁德之人也未必长寿。这一年先生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七岁。当年冬天，赵子随宣歙使府迁镇浙东。陆淳痛惜先生的学问没有得到彰明，于是和先生的儿子啖异亲自誊写，将书稿共同收藏起来，并带去拜访赵子。赵子于是对书稿有所增删。陆淳随即将这些内容编纂汇合，到大历乙卯年才完成这部书。《新唐书》记载：啖助字叔佐，是赵州人，后来迁居关中。天宝末年，调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他擅长研究《春秋》，考察三家的长短，补缀遗漏和缺失，书名为《集传》，总共用了十年才完成。又把其中的纲要条目摄取出来，编成《统例》。啖助喜爱《公羊》《谷梁》两家，认为《左氏》解释义理多有谬误；他认为《左氏》一书出自孔氏门人，而且《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多是前代的人，如老彭、伯夷之类，并非与孔子同时的人。左丘明以此为耻，孔子也以此为耻。所谓丘明，大概如史佚、迟、任一类的人。又，《左氏》传述《国语》，篇章缀辑不合体例，叙事乖谬错杂，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说左氏只是便利地把丘民附会进去，并不是这样。宋祁说：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国史书附着《春秋》作传；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子夏的门人。三家解说经文，各有回曲错乱之处，但仍然都以圣人为根本。他们的得失，大约有十分之五的义理或属谬误。先儒畏惧圣人，不敢轻易改动。啖助在唐代以善治《春秋》闻名，却摘取并讥议三传，不追溯其传承依据，凭自己的学说，按照个人臆见裁断，还尊称它为‘孔子的意思’。赵氏、陆氏随后赞同并宣扬他的说法，于是啖助的学说在当时显扬。唉！孔子去世，已经几千年了。啖助所推求阐发的，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这是不能确定的。既然不能确定却硬说确定，便是固守自己的偏见，并把它传播给世人，这就是欺诬。欺诬和固执，君子不会取法。啖助果真认为这样可以吗？只会使后来的年轻人穿凿附会、诡辩强说，辱骂前人，舍弃已经形成的学说而自以为纷纷提出新见解。这就是啖助所造成的后果。王晢说：“啖助、赵氏二人相继阐明圣人的意思，指出三传的谬误，确实有功劳。然而探索圣人的意思，有时还不够精密；斥责三传的谬误，有时又过于苛察。可以说是进入了圣人的门，却只是在宫庭之间游走，对于堂屋深处的奥义还不知道。” 邵子说：“除了《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和啖助的著作也可以兼取并加以研治。” 徐积说：“啖助、赵匡二人对于《春秋》有很大的功劳，只是还没有把它完全阐明罢了。考察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大概不只限于《春秋》，而是贯通经义，穷究是非，所论都不苟且。像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 陆九渊说：“啖助、赵匡的说法有可取之处，所以当时人说啖助对《春秋》有功。” 程珌说：“圣人撰作《春秋》，完全采用周代典制，而啖助却认为应以夏代制度为根本。” 张枢说：“啖氏对千年以后的《春秋》有卓越的见解。” 赵氏【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已缺失。赵匡自述说：“啖先生汇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长处，用来解释《春秋》；其中没有阐尽的地方，就申述自己的意见。条例明白通畅，确实是通达贤者所作。可惜其中对经文的大意有时没有标明彰显，对三传的取舍有时也有过失。大概是编纂刚刚完成，还来不及详细省察罢了。我于是加以寻绎，把心中不安的地方，随即分别疏解。” 陆淳说：“赵子是天水人，曾任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新唐书》说：“赵匡，字伯循，河东人，历任洋州刺史。”陆质所称的“赵夫子”，与啖助的儿子赵异不是同一个人。陆质汇辑啖助所作的《春秋集注总例》，请赵匡加以删补，陆质又将它编纂汇合起来。章拱之说：“赵氏的《集》、啖氏的《统例》《集注》两书以及已经阐说的内容，凡是可以按条例列举的，编成《阐微义统》十二卷，其中第三、第四卷已经亡佚。” 杨慎说：“杜预作《春秋释例》，赵匡作《春秋纂例》，大概是因为《春秋》难以阐明，所以用条例来推求。至于解释不通的地方，又说是变例；变例仍然解释不通，又怀疑经文有脱文、错字。唉！圣人撰作《春秋》，难道是先有条例，然后才撰作《春秋》的吗？” 陆氏质《集注春秋》。

译《唐志》记载二十卷。已佚。吕温代拟进表说：“臣听说，只有睿智之人才能成为圣人，观察人文，通达时便能成就教化，困穷时便留下训诫。先师之所以祖述尧、舜，立志于《春秋》，是要以此衡量历代君王，挽救三代末世的乱政，端正大中之道的根本，澄清至公之源，使群芳都归于诚信贞正，使天下归于一统；一举一动无不顺合道德的关键，裁断一切无不符合帝王的利器。可是栋梁既已毁坏，生而知之的人大概很少了；三传各有得失，探求隐微之义还不周全；群儒意见不同，想要通达深远之理却都陷于泥滞；微妙的言辞被繁芜的说法淹没，重要的防范被歧途遮蔽，深奥的殿堂无法开启，茫然已经超过千年。上天大概将有所等待吧。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并列，气候和顺、万物繁茂，远方来归、近处安定。您想把人情作为田地，通过讲学来耕耘，以镇定皇极，使时世更加光明和谐。道将要得到推行，实在就在今日。臣不自量才疏浅陋，颇有志向，想窥探圣人的深奥，仰承陛下的文明教化。因此以故润州丹阳县主簿臣啖助为严师，以故洋州刺史臣赵匡为益友，考察《左传》解释的疏密，辨析《公羊传》《谷梁传》的优劣，务求排除异说，以阐明经文的本意。啖助有未尽之处，臣怎敢推让给应当承担的人；赵匡的说法有可行之处，臣也加以采纳。于是编集并注释《春秋》经文，勒成十卷，上下考察千载，研求达三纪。” “我的头发虽已花白，浊河已经澄清，微臣何其有幸能够与大道相遇。臣私下认为，德行若没有同类相助，即使骨肉也未必响应；大道如果相互契合，古今之人也能彼此相知。既然如此，尧、舜的心意，若不是宣尼便无法显明；宣尼的志向，若不是陛下便无法推行。希望趁着凤凰出现的时代，永远洗雪获麟之时的遗憾。臣忝居国学官职，所思所为并未越出职分；把大道视为家中珍宝，若有罪过，实在是欺骗上天。谨冒死抄写前面所述的书，前往东上閤门奉上。” 《旧唐书》记载，陆质是吴郡人，本名陆淳，因避宪宗名讳而改名。陆质精通经学，尤其深究《春秋》，年轻时拜赵匡为师；赵匡又拜啖助为师，陆质颇能传承他们的学说，后来任给事中。柳宗元作墓表说：“孔子撰作《春秋》，一千五百年来，以著名而传世的解释有五家，如今采用其中三家。手执竹简，焦心苦思，撰写评论、注、疏、说的人成百上千。彼此攻讦、凶狠恼怒，以言辞声气相互攻击排斥、掩盖真相的人，他们的书在室内足以充满栋宇，搬出室外足以使牛马流汗；有的合于义理却隐晦，有的背离义理却显著。后来的学者，穷尽年老之力，仍左顾右盼而不能得到根本，于是专守自己的学说，诋毁不同意见，偏袒枯竹，维护朽骨，以至于父子相互伤害、君臣相互诋毁悖逆的事，前代多有发生。圣人之道实在难以理解啊！有吴郡人陆先生质，和他的师友天水人啖助、赵匡，能够了解圣人的防范之意，所以《春秋》的言辞到了他们这里才变得光明，使庸常之人和小孩子都可以积累学问以进入圣人的道，传承圣人的教化。这样的功德，难道不是十分宏大吗！”先生字某，读书以后得到了著述制作的根本，又得到师友的帮助，于是会通古今，分辨异同，用言辞联结起来，用文章层层积累。他讲论大道大约二十年，写下来并加以记录又十多年，于是学问大为完备，著有《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防》二篇，阐明并彰显大中之道，揭示天下公正之理；他的道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准则，包罗广泛，贯通上下，却不偏离正道；他的法则以文王、武王为首，以周公为辅，涵盖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分背离事物本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书既完成，便把它交给世间聪明之士，使他们陈述并阐明，所以这部书得以流传。先生成为大儒，凭借此学说成为天子的诤臣；任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都能施行他的道；出刺二州，任太守时，人们都知道他的仁德。永贞年间，他侍奉东宫，把自己所学的内容绘成古代君臣图进献，因而使大道上达天子。这一年嗣位的天子登上帝位，治理国家时尊崇并优待师儒。先生因病被告知，天子亲临询问病情并加以礼遇。某月某日，先生在京师去世；某月某日，葬于某郡某里。唉！先生的道理依靠书籍保存下来，却来不及施行于政事；他的道理依靠言论推行，却来不及看到它得到治理实践。门人与当世儒者因此更加悲痛。将要下葬时，认为先生能够用文章阐明圣人的著作，使其流传后世，于是共同给他谥号为‘文通先生’。” 《崇文总目》记载：唐代给事中陆淳编纂。起初，陆淳认为三家的传文不同，所以采集其中善处，参照啖助、赵匡的学说，编成《春秋集传》。又根据褒贬的意义，另作《微防》，分条辨别三家，用朱墨记载各家的优劣。又摘取三传的得失以及与经文相违背之处，用啖助、赵匡的学说加以订正，编成《辨疑》。程伯子说：“陆淳得到啖助、赵匡而拜他们为师，讲求他们的学说，积累三十年，才使学问大为光明莹洁，远远超出诸家之外。虽然还不能完全穷尽圣人著作的深意，但他排斥异端、开辟正途，功劳也很大了。” 晁公武说：“啖助字叔佐，闽人；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微防》是他自己作序。公武曾经学习《春秋》，读过古今许多儒者的学说。大体说来，啖助、赵匡以前的学者，都是专守一门而以一家之学著名的人，一旦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宁可说经文有误，他们的弊病在于固陋。啖助、赵匡以后的学者，喜欢援引经文来攻击传文，有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凭个人臆见裁定，他们的弊病在于穿凿附会。两者都失去了圣人的防范之意，但穿凿附会的危害更大。啖氏制定统例，分别疏通其义；赵氏有所增删，发挥之处很多。如今把它们编纂合并，共四十篇。” 陈振孙说：起初，润州丹阳主簿、赵郡人啖助，字叔佐，阐明《春秋传》。洋州刺史、河东人赵匡，字伯循，陆质跟从啖助学习，后来又从伯循那里传承这门学说。啖助考察三传，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又汇集前代贤者的注释，补充自己的意见，作《集传集注》，又撮取纲要编成《统例》。啖助去世后，陆质与他的儿子陆异抄录此书，带去拜访伯循，请他加以增删。陆质随后将它编纂汇合。大历乙卯年，书编成。陆质本名陆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所以他的书只题作陆淳。啖助的学说认为，《左传》叙事虽然很多，解释经义却很少；《公羊传》《谷梁传》解释经文比《左传》详细，到了赵匡、陆质那里，竟直接说《左传》浅于《公羊传》《谷梁传》，其中实在有许多诬妄错误。三传都是孔门后来的门人所作，只是《公羊传》《谷梁传》谨守经文，《左传》通贯史事，体例不同罢了。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贤人，与史佚、迟、任之流相类。焚书以后，学者见到《左传》和《国语》，都题作左氏，于是把它们牵合为左丘明所作。而且《左传》《国语》的文体并不相同，叙事也多有违异，肯定不是一人所作。大概左氏广泛汇集各国史书，用来解释《春秋》；他的子弟、门人见到许多事迹没有收入传文，或者各有不同，于是便依各国分别编写，以扩大异闻。”

译自古以来难道只有一个姓左的左丘明吗？考察汉代儒者以来谈论《春秋》的人，只有尊奉三传；在三传之外，能够在千年以后仍然卓然有见解的，是从啖氏开始的，这一点不可埋没。《唐志》记载陆质《集注》二十卷，如今已经不存，但《纂例》《辨疑》中大体都具备了。又有《微防》二卷，没有见到。陆质是梁代陆澄的七世孙，仕途通达显贵，参与王叔文一党，侍奉宪宗于东宫，恰好去世，来不及遭到贬谪；这样说来，他与那些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相距也没有多少了。《集传春秋纂例》。《唐志》记载十卷。现存。陆淳自述说：“啖子所撰《统例》三卷，都是分别条目、疏通会合其义。赵子有所增删，发挥之处很多。因此如今把它们编纂合并。遇到文辞义理难以理解的地方，也随即加以注释；并且把经文一并载入各条之中，使学习者按类别寻求义理，明白易懂。三传的义例，哪些可取、哪些可舍，啖助、赵匡都已经分别分析，也随条编排附入，用来消除疑滞。”《名春秋集传纂例》，共四十篇，分为十卷。” 朱临作序说：柳子厚曾与元次山谈论《春秋》之书，说自己常希望到陆先生门下洒扫。等先生任给事中时，才得以行弟子礼，但还没有完成学业，先生便去世了。又有先生的墓表，说解释《春秋》的书成百上千，在室内足以充满栋宇，搬出室外足以使牛马流汗，却没有能够达到根本的，只有先生得到啖助、赵匡的学说并师法承继他们。讲论三十年，经义才开始大为光明，于是认为先生能够用文章阐明圣人的著作，使其流传后世。于是和门人当世儒者共同给他谥号为“文通先生”，他在当时受到尊崇就是如此。子厚是文章宗师，像韩退之这样的贤者，他尚且不肯尊奉为老师，却唯独愿意在陆氏门下行弟子礼。由此以前陆氏的学问，便可以推知了。以陆氏这样的贤能，又肯在啖助、赵匡门下行弟子礼，由此以前啖助、赵匡的深厚学问，也可以推量了。自孔子去世以前，距离先生已有几千多年；先生以后又过了几百年，最终仍没有人的著作超过他，难道不是拘泥于偏见才导致这样的吗？两汉通晓经学的人，以董仲舒为第一，但他尚且拘泥于《谷梁传》，不能辨明是非，其余便可知道了。朱临曾跟从老师学习，了解其大略，后来又得到先生所作的书，于是更加明白并阐发其中的意义。” “这就像俯视深渊、身处险境而获得梯子和船只，只要努力攀登前行，就没有高处深处不能到达的。可惜不能让每个人都传习它，以加快他们达到远大境界。子厚说，假使庸常之人和小孩子都能积累学问，进入圣人的道，那么有聪明敏锐、勤勉笃实资质的人就更不用说了。近年选取人才把通经作为崇尚的标准，求学者无论大小，都以不通经为耻，那么这部书的流传，正是时代的助力，怎么可以忽视呢？” 袁桷后序说：“近世研究《春秋》的人，在字义上建立褒贬，却茫然不知穷尽事物本性的道理；考察经文的形式，以符合有司的程式为精巧。天理、人欲，即使三尺童子也还能勉强谈论。《春秋》的学问已经废弃了。学习三传的人，只把文辞作为老师。《左传》兴盛而《公羊传》《谷梁传》衰废了。武夷胡氏作传，止于七家。唐代传授《春秋》的人，也都废弃了。唉！士人还为什么研究《春秋》呢？我乡里的楼宣献公晚年想阐明义例之说，当时永嘉陈君举舍人作《春秋传》，于是为他陈述其意并焚毁了自己的稿本。他常对后辈说，应当以唐代陆淳《集注纂例》、清江刘氏《传》作为入手之处。我家所藏的《纂例》，是宝章桂公校订的，号称精善。考察《纂例》没有其他善本，可见此书已经废置很久了。听说蜀地有小字本，可惜没有见到。《唐志》记载：《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防》二卷，《辨疑》七卷。我来到杭州，又得到《微防》二卷，是皇祐年间的汴州本。听说苕溪直斋陈氏的书目中都有这些书，应当搜访来补足此书。借给朋友，使它免于灰烬。我家避讳，均用绛罗覆盖在书上；这部书应当永远作为子孙的珍宝，使它不致失传。” 吴莱后序说：自唐代谈论文辞以来，第一次变化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第二次变化是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第三次变化是韩愈、柳宗元。他们的文章虽然振兴了八代以来的弊病，但看到当时经学家研习训诂、治理义疏，仍然深深敬重他们。太常殷侑新注《公羊传》，韩退之想为它作序，希望有幸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经书卷首，以求流传不朽。等到寄诗给卢仝时，又说他怀抱遗留的经书，束理三传。不过，卢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我偶尔看到其中一二篇，并没有受到学者特别重视。只有子厚在答元饶州的书信中，常说愿到陆先生门下洒扫，行弟子礼。恰逢先生生病，子厚出任邵州，最终没能完成学业。先生大概就是河东陆淳，字元冲。他与子厚同郡，并且据说先生师从天水人啖助、赵匡，懂得圣人的防范之意，兼用二帝三王的法则。到了先生，才完备地撰成《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防》等书，包罗旁通，贯穿上下，一切都归于正道。于是《春秋》便有了啖氏、赵氏、陆氏之学。从前我北游京师，才在国子学看到陆氏《纂例》十卷，这是金代泰和年间礼部尚书赵秉文的手抄本，由太原刻板刊行。” “后来又得到陆氏《辨疑》七卷、《微防》二卷，而《集注》早已缺失。自唐代以来，学者解释经书，一概以孔颖达《正义》为依据；到了宋代兴盛时期，解释经书的人有时不采用《正义》，六经各有新的注解，争相发表自己的见解，想胜过前儒已经形成的学说。宋子京传述唐代史事，尚且对啖助不满，难道是因为啖助确实有所启发而导致的吗？即便如此，啖氏、赵氏、陆氏也不能毁弃。后世学者放任自己越出藩篱界限之外，只凭口传耳闻而不以议论经书为难，必然会援引啖氏、赵氏、陆氏来为自己开脱，这大概是没有认真思考吧。” 柳贯后序说：“陆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阳府刊本末尾有题识说：‘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办了它的装帧封面，仍然使用宋绍圣年间的旧门状纸。’大概这是金代仕宦人家的物品。延祐三年，我客居京师时得到它。校勘后发现其中缺失三十一张纸，便向朋友借来善本手抄补全，装订成册。先生的学问，在《春秋》方面已经纯粹精深。《春秋》所说的根本，三家中《公羊传》《谷梁传》以解释经文为主，《左传》以记载史事为主。自汉代设立学官以来，师承和旨趣各不相同，所以经常互相弹劾讥刺来抬高自己，言辞杂乱而道理分裂。唐代啖氏、赵氏开始分析相同之处、辨别不同之处，有义有例，阐明三家的要旨，归结为显示统一王道的法则，于是其道理便清楚了。先生曾承受赵氏之学，把所听闻的写成书，名为《纂例》《微防》《辨疑》，这就是其中的一部。我将要阅读并解释它，进一步寻求另外二书，难道不是为了不让它们成为我个人的私有物吗？我私下对此十分欣喜。考察金章宗在位第十一年改元泰和，泰和三年是癸亥年。当时北方学界称赵秉文为赵闲闲公，秉文就是他的名字，因此可以确定这是赵氏所收藏的书。癸亥年以后七年，章宗重新收复中原；又因兵乱而困顿，再过二十五年金朝就灭亡了。”

译“这部书免于灰烬残毁，以万中存一的状态，从藏在墙壁、覆盖在瓿中的残余中保存下来，经过几姓几家的传阅，才到了我这里。倒推计算，也是已有一百一十六年的旧物了。何况如今已经没有刻板本，难道不是尤其值得珍藏吗！”这是得到此书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所作的记。《春秋辨疑》。《唐志》记载七卷。现存。陆淳自述说：“《集传》的取舍，三传中可以纳入条例的义理，已经在《纂例》各篇中详尽说明了。其中有些是随着文辞解释、不能用条例列举的，恐怕会有疑难，所以编纂啖助、赵匡的学说，著成《辨疑》。” 朱临在序中说：“《春秋》只有一部经书，而三家各有不同的传。学者就像眼前岔路很多一样，茫然不知该听从哪一家。圣人的境界，即使辛苦求索，也终日难以达到。近古以来固然有很多人议论三传的错误，但大多出于主观臆断，反而使学者更加迷惑。圣人的深奥蕴意既然如此，而只凭一个中等才智之人的臆断来专断解释，学者受到迷惑也是理所当然的。唐代有陆淳综合啖助、赵匡的学说，撰成《纂例》和《辨疑》，所得独多于近古诸家。以啖助、赵匡的贤能，加上陆氏兼而取之，他所得多也是理所当然的。考察他排斥抵制诬妄之说，剔除发掘幽深隐微之处，就像剪除丛生的榛莽，显出平坦大道；这样便可以直接走向圣贤的境界，并且到达遥远深处了。《纂例》虽然流传下来，但世上已经不完整，唯独《辨疑》没有遗漏文辞；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应当从《辨疑》开始。因此我广泛传播它。”庆历戊子年，何乔新说：“有的因三传而使《春秋》经义更加明白，有的却因三传而使经义反而晦暗。直到啖助、赵匡、陆淳把它辨析阐明，此后人的学习才有了所依据。” 华察在后序中说：“自汉代以来，谈论《春秋》的人，大多只是遵守三传而已。能够在千年之后仍卓然有所见解的，从唐代啖助、赵匡二人开始。到了陆文通，才汇集两家的学说，撰写《纂例》和《辨疑》等数十篇，他对于《春秋》经书的功劳很大。只是他的书如今世上很少流传。我的同年陆给事浚明得到旧本，拿给吴县县令汪君看，汪君便把它刻印出来。一年后书刻成了，而汪君也因考核政绩离任了。浚明对《春秋》研究很深，正要大量撰述，以继续陆文通的事业，将来应当会有另外的人为他传播这些著作。”汪君名旦，是晋江人，嘉靖乙未年进士。《春秋微防》《唐志》著录为二卷【今本三卷】。现存。陆淳自序说：“传文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又说：‘禹，我没有什么可以非难他的了。’由此推论，宣尼的心就是尧、舜的心，宣尼的道就是三王的道。因此，《春秋》的文字能够与《礼经》相通之处，都是以周代典章为法式，这一点可以知道。其中有的事情表面上违反常经，但志意却合乎大道；有的事迹看起来近于合义，实际用意却暗藏奸邪；有的本来正当而末后邪僻；有的开始错误而最终正确。即使贤者智者也不能辨明，常行的训诫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于是便把它表明为圣人的心意，斟酌而取合于皇极。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从未达到过的道理。难道只是拨乱反正，使乱臣贼子知道畏惧而已吗？所以现在摘取其中隐微的褒贬义旨，总共编成三卷。三传的旧说，也一并保存。义理是否恰当，则用朱、墨二色加以区别。那些与我志同道合、希望看见唐虞风尚的人，应当在这里斋戒身心、竭尽思虑，领会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意义，然后通览二百四十二年间褒贬的义理，使这种道理贯通于心灵，使这种义理浸润于万事万物，那么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远方经过重重翻译也会前来归附，这大概就像指着手掌一样容易了。宣尼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以后就可以见效。’” 难道是空话吗？难道是空话吗？柳宗元说：“《微防》中说明，郑国人前来改变原先的和约，估量自己的力量而退去，先告知对方然后断绝关系。这本来就是先同后异的情况。”现在查考此书前面的内容，没有与郑国相同的文字；后面也没有与郑国不同的依据。只是对这一义理感到疑惑：道理十分精微，但事实却有不相合之处。《经义考》卷一百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十】韩氏【滉】《春秋通例》【《唐志》没有“例”字】《唐志》著录一卷。亡佚。《旧唐书》说：韩滉擅长书法，也兼长绘画。因为认为绘画不是急务，便有意隐藏自己的才能，从未传授给别人。他喜好《周易》的卦象以及《春秋》，撰有《春秋通例》和《天文事序议》，各一卷。王谠说：“韩晋公研究《左氏》，任浙江东西道节制使。适逢淮宁发生叛乱，他调发军队、运送粮饷，军籍事务纷繁错杂，却从未停止读书。他在军中撰成《左氏通例》一卷，刻在金陵府学的石碑上。” 陶宗仪说：“滉字太冲，是京兆人。贞元年间，官至左仆射、同平章事，封晋国公，谥号忠肃。” 按：顾著作况撰写的《韩公行状》说：“作《春秋》赋七篇，撰写《通例》六卷，与《唐志》记载不同。” 殷氏【侑】《公羊春秋注》亡佚。韩愈在答书中说：“承蒙您把新注《公羊春秋》给我看，又听到您口头传授的要旨，我内心十分欣喜庆幸，希望全部传习您的学问。只是公务缠身，未能继续请教。这本来是应当被摒弃、不值得传授的东西，如今您却命我为所著之书作序，恩惠出乎意料。近世《公羊》之学几乎绝传，除何休的注本之外，看不到其他书。圣人的经典和贤人的传文，被搁置而不加省察；其中精微奥妙的义理，也无从寻求。如果不是先生喜好、乐于研究，并且能体会众人所不能体会的内容，努力把它阐发清楚，那么谁能这样勤勉呢？您如此情意深厚到了这种程度！假如终于能够把疑惑解开，使篇章分明、句读清楚，使其中意义豁然明白，让您所作的注挂名于经书之前，也就可以自信没有欺妄了。对此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他在推荐状中又说：“前天德军都防御判官、承奉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殷侑，兼通三传，并旁及各经注疏之外的学问，自有独到所得。” 冯氏【伉】《三传异同》《唐志》著录三卷。亡佚。《旧唐书·冯伉传》说：冯伉本是魏州元城人，后来迁居京兆。大历初年，考中五经秀才科。建中四年，又考中博学三史科，任给事中，充任皇太子及诸王侍读。撰有《三传异同》三卷。顺宗即位，授任尚书兵部侍郎，改任国子祭酒。《唐会要》记载：元和四年四月，给事中冯伉撰写《三传异同》三卷。

译施氏【士丐】《春秋传》亡佚。《新唐书》说：士丐是吴人。大历年间，助教匡质讲授《春秋》。士丐以《诗经》授业，仲子陵、袁彝、韦彤、韦况以《礼经》授业，蔡广成以《易》授业，强蒙以《论语》授业，都各自以所学自成一家。士丐又兼长《左氏春秋》，用两部经书教授学生，从四门助教升为博士。撰有《春秋传》，但没有广泛流传。后来文宗喜好经学，宰相李石于是说：“士丐的《春秋》值得阅读。”文宗说：“朕已经看过了。这种穿凿附会的学问，只是徒然制造异同。学习的人就像挖井得到美水一样，何必还要劳苦地向旁边寻求，然后才算有所收获呢？” 按：柳子厚《道州文宣王庙记》中记有一位《春秋》老师晋陵蒋坚。他的著作虽然没有流传，这里姑且把他作为唐代讲说经书的人，附带记下。樊氏【宗师】《春秋集传》《唐志》著录十五卷。亡佚。韩愈撰写墓志说：“绍述以金部郎中的身份出任绵州刺史，征召入朝任左司郎中，后来又出任绛州刺史，升为谏议大夫。” 计敏夫说：“宗师字絽述，是襄阳节度使樊泽的儿子。” 卢氏【仝】《春秋摘微》《通考》著录四卷【《中兴书目》著录一卷】亡佚。《中兴书目》记载，卢仝《春秋摘微》一卷，论述十二公，共七十六件事。许顗说：“玉川子的《春秋传》，我家过去收藏过，文辞简约而意旨深远，其中很能得到圣人的意旨。” 晁公武说：“卢仝《春秋摘微》四卷，解释经文时不采用三传，但其中阐发义旨很为疏略。韩愈说‘《春秋》的三传束之高阁，独自抱持遗留下来的经书’，其义旨和始末大概确实是实录。祖无择在金陵得到这部书，《崇文总目》没有记载。李焘说：‘卢仝研究《春秋》而不让三传妨害经文，最受韩愈称许。如今看他的书，也未能超越诸家，不知道韩愈所称许的究竟是哪一种意义。过去听说卢仝解释隐公三年“惠公仲子”时说这是圣人之辞，但此书却没有这段内容，怀疑也有许多散失。’” 刘氏【轲】《三传指要》《唐志》著录十五卷。亡佚。刘轲自序说：“先儒认为《春秋》有三传，就像天有三种光明一样。那么《春秋》大概是圣人的文章吧？圣人的文章就是天。天难道会很少变化吗？所以《诗》有变风，《易》有变体，《春秋》有变例。变化所包含的意义，难道不是在细微温习中才能达到深奥之处吗？这才是精粹。刘轲曾经忧虑先儒各自固守所学，彼此互相矛盾，使学者没有可以裁断的准则。这难道是先圣把经书放在后面、用来排斥后世学者吗？还是那些拘守文字、坚持己论而最终败坏溃散、失去根据的人的过错呢？又忧虑当今学者涉入支流而迷失源头，舍弃经文而学习传文，只摘取传文的话，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说，这就是所谓丢掉经纬而只追随织物纹彩。既然传文产生于经文，也就是用来交织经文的。三家大概同出一门而分为不同门户，难道不能探究它们的终点而会通其归宿吗？我诚然愚昧浅陋，冒昧摘取三家必定正确的言论，列在经文之下，撰成十五卷，题名为《三传指要》，希望初学者打开书卷便能看到圣贤的心意；使《左氏》内容丰富而不虚妄，《公羊》裁断严明而不鄙俗，《谷梁》清楚而不浅短，那么是非大概就可以平息了；也希望儒道和君子能够在孔氏门下彼此相期。” 他又自述说：“贞元年间，我刘轲只能拿着经书跟随老师学习。元和初年，才在庐山南面筑庐居住，利用农事园圃的空闲时间，把书堆在窗下，每天和古人切磋磨炼，洗涤心灵。岁月久长，渐渐形成了读书癖好，所以有《三传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议》十卷、《翼孟子》三卷。虽然不能在当时流传，但对于日月无私的照耀来说，这些书不会被抛弃。”又说：“我到达罗浮山，才在寿春杨生那里得到老师。杨生以传授经书为道。三代圣王已经逝去，他们的道全都留在《春秋》中。杨生研究《春秋》的道理，即使不下床也能求得，并且没有失去其中的旨意。每当问及一卷经书，讲解一部经、说明一部传时，就好像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环绕坐在面前，仿佛借杨生的口来表达他们的心意。元和初年，我离开罗浮到达匡庐。匡庐有位隐士茅君，讲说经文，清清楚楚如同指着手掌，我又跟从他来阐明经义，忘却自己愚昧盲目，于是有了《三传指要》。” 王定保说：“刘轲仰慕孟轲的为人，所以用‘轲’为名。他年轻时曾做僧人，住在豫章高安以南的果园；后来又求学黄老之术，隐居在庐山。此后考中进士，文章与韩愈、柳宗元齐名。” 计敏夫说：“刘轲字希仁，元和末年考中进士，最后官至洛州刺史，并与吴武陵一起凭借史学才能进入史馆。” 徐氏【彦】《春秋公羊传疏》

译《通考》著录三十卷。现存。《崇文总目》没有记载撰写者姓名，所引用的证据浅薄局促，出自近世；有人说是徐彦撰写的。皇朝邢昺等奉诏校正，才命令太学传授，用来补充《春秋》三家的义理。” 晁公武说：这部书以何休的三科九旨为根本。其说是：何休的意思，三科九旨本来是一回事；总括来说叫“三科”，分别分析来说叫“九旨”。改周为新周、以宋为故宋，把《春秋》看作新王，这是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二科六旨；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陈振孙说：《广州藏书志》记载：“世间相传说是徐彦所作，但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推想应当在贞元、长庆以后。” 韦氏【表微】《春秋三传总例》《唐志》著录二十卷。亡佚。计敏夫说：“表微字子明，任中书舍人。敬宗曾对身边的人说想任用他为宰相。” 《新唐书》说：表微在敬宗时期任翰林学士，升任中书舍人，尤其喜好《春秋》，忧虑诸儒固执于一端，导致是非纷乱，于是撰写《三传总例》，完全会通了经书的旨趣。许氏【康佐】等《集左氏》《唐志》记载三十卷【《国史补》作六十卷】。已佚。《实录》记载：太和九年四月，许康佐进呈所编纂的《左氏传》三十卷。五月，皇帝编集的《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颁发给史馆。《唐会要》记载：太和九年五月，皇帝编集《春秋左氏列国经传》三十卷。《新唐书·许康佐传》记载：许康佐在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又中宏辞科，任翰林侍讲学士，升任礼部尚书。李肇说：许康佐进呈新注《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皇帝问“看门人杀害吴王余祭的事情”，康佐以《春秋》的义理深奥为托辞，说：“臣下探究其中的隐微之处还不精通，不敢轻易解释。”后来皇帝又向李仲言询问，仲言于是详细地为皇帝讲说。皇帝说：“朕身边遭受刑戮的臣子已经很多了，余祭的祸患，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仲言说：“陛下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留意防范，臣愿意遵循圣上的谋划。” 高氏【重】《春秋纂要》。《唐志》记载四十卷。已佚。《新唐书》作“重”字。高重，字文明，是高士廉的五世孙；文宗时任翰林侍讲学士。皇帝喜爱《左氏春秋》，命高重把各诸侯国分别编写，各自成书，另名为《经传略要》；后来历任国子祭酒。李氏【瑾】《春秋指掌》。《唐志》记载十五卷。已佚。《崇文总目》记载：《春秋指掌》，唐代试任左武卫兵曹的李瑾撰写。李瑾汇集各家的学说，分别写了《序义》和《凡例》各一篇；抄录孔颖达《正义》，编为五篇；采集其余条目，编成《碎玉》一篇；汇集先儒的异同，辨别正误得失，编为三篇；摘取刘▯规正过失的意见，申明并验证其义理，编为三篇。大体上专门依据杜氏之学来作解释。李焘说：本书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自杜氏《释例》和陆氏《纂例》，李瑾自己撰写的没有多少。至于《序义》以下十四卷，只是分门别类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都不是李瑾亲自撰写的。学者只要看《正义》和两部《例》，这部书就可以不必读了。而且李瑾的本意，只是想用它来供科举考试中仓促应试之用，起初并不是为解释经书而设的。它的书名应该叫《左氏传指掌》，不应专门归在《春秋》名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和李俶《图书志》，都把《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说成是李瑾删削编订的，大概是弄错了。抄本有的地方可能讹误错乱，还应当依据《正义》加以删修，这样才可以阅读。只有篇首的几篇序文，是李瑾亲自撰写的，既然没有可供参考的材料，我也不敢凭主观意见改定，只好暂且保留其中的错误。陆氏【希声】《春秋通例》。《唐志》记载三卷。已佚。《崇文总目》记载：唐代陆希声撰写。依据三家的条例，删削厘正其中冗余之处，以贯通《春秋》的义理。张氏【杰】《春秋图》。《唐志》记载五卷。已佚。《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张杰撰写。把《春秋》中记载的车服、器用以及都城、井邑的制度，绘制成图表。《春秋指元》【《宋志》作《春秋指掌图》】。《唐志》记载十卷【《宋志》作二卷】。已佚。《崇文总目》记载：唐代张杰撰写。摘录《左氏传》的文字，申明解释其中的义理。裴氏【安时】《左氏释疑》。《唐志》记载七卷。已佚。《新唐书》注：字适之，大中年间任江陵少尹。第五氏【泰】《左传事类》。《唐志》记载二十卷。已佚。《新唐书》注：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年间任鄂州文学。成氏【▯】《公谷总例》。《唐志》记载十卷。已佚。《新唐书》注：字又▯，咸通年间任山阳令。黄氏【敬密】《春秋图》。一卷。已佚。《中兴书目》记载：《春秋图》一卷，唐代会昌年间黄敬密撰写。王应麟说：“《国史志》作《春秋两霸列国指要图》，因为序文中有‘晋霸’‘楚霸’的话。” 郭氏【翔】《春秋义鉴》。《唐志》记载三十卷。已佚。皮氏【日休】《春秋决疑》。十篇。现存。晁公武说：“皮日休，字袭美，又字逸少，襄阳人，隐居在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咸通八年考中进士，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干符年间发生丧乱，他向东出关，任毗陵副使。落入黄巢军中，黄巢派他撰写谶文，怀疑他是在讥刺自己，于是杀害了他。” 陆防说：“《该闻录》说，皮日休陷入黄巢军中，任翰林学士，黄巢失败后被杀。如今《唐书》采用了这件事。考察尹师鲁撰写的《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说皮子良的祖父日休为躲避广明年间的灾难，迁徙户籍到会稽，依附钱氏，官至太常博士，追赠礼部尚书。祖父光业是吴越丞相，父亲璨是元帅府判官，祖孙三代都凭文章在江东著名。根据这些，日休不曾陷入贼中，更没有任黄巢的翰林学士后被杀之事。光业见于《吴越备史》，记载颇为详细；他的孙子仲容在仁宗时任官，也显达通贵，由此可知小说荒诞错误，无所不有。师鲁的文章流传于世，而且刚强正直、操守坚定，不是欺骗后世的人，他的话可以确信无疑。所以我特意把这些情况表彰出来，为九泉之下的袭美洗雪诬谤。” 裴氏【光辅】《春秋机要赋》。《宋志》记载一卷。已佚。孙氏【郃】《春秋无贤臣论》。一卷。现存。王应麟说：“孙郃论述《春秋》中没有贤臣，大概是因为诸侯不知道有天子，他们的臣子不能匡正君主、尊崇王室，这就是孟子轻视管仲、晏婴的原因。”《浙江志》记载：“孙郃，奉化人，唐朝末年任左拾遗。朱温篡夺唐朝后，他写了《春秋无贤臣论》，随即脱去冠帽和官服，穿上布衣，超然远遁，隐居山林泉石之间以韬光养晦；他所撰写的书都用甲子纪年，以表示不向朱温称臣的道义。” 李氏【象】《续春秋机要赋》。《宋志》记载一卷。已佚。王氏【邹彦】《春秋防求》。《宋志》著录五卷。已佚。

译崔氏【表】《春秋世本图》。《宋志》著录一卷。已佚。氏【玉霄】《春秋括囊赋集注》。《宋志》著录一卷。已佚。杨氏【蕴】《春秋公子谱》。《宋志》著录一卷。已佚。程端学说：蕴，字藏机。《春秋年表》。《宋志》著录一卷。今存。岳珂说：《春秋年表》在三朝《艺文志》中没有记载作者姓名。现在流传的各本，有的缺少字号姓名，有的年月次序混乱；拿它同经书、传文参照，大多有错乱，不能不说有刊刻抄写的错误。例如，各国国君继位中有篡夺的，表中只写“某立”，现在增入各国国君有被弑杀的，表例写“某卒”，现在改定为各国国君卒；有的年份和月份错误，有的把“某公子”误作弟弟、哥哥，现在考据注疏加以刊正。各国国君去世和继位都书写，只有鲁国缺漏，现在依照经传补入。例如郑庄公去世，表中写“厉公突立”“突出奔”，考察经传，应是“昭公立”；宋人拘执祭仲，把厉公带回并立为君，昭公逃奔卫国，又到莒国。又如著丘公去疾，表中写“又名郊公”，考察传文应为“著丘公卒，郊公不慼”，注文说“郊公是著丘公的儿子”；又如楚庄王“旅”误作“旋”，晋景公“獳”误作“儒”，这类错误不可胜数，都是根据经传加以订正。《史记》年表记载事迹，现在这部表只记继位，沿袭旧例，不敢增加。又说：考察《馆阁书目》，元丰年间杨彦龄撰二卷，绍兴年间环中撰一卷；现在的本子一卷，与绍兴年间的本子以及《艺文志》所载相同。张氏【暄】《春秋龟鉴图》。《宋志》著录一卷。已佚。王应麟说：“从鲁、周直到陈、蔡，都记载了它们的姓名。” 《经义考》卷第一百七十七。〈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第一百七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十】。陈氏【岳】《春秋折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