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五

译一卷 未见 黄溍撰写墓志说：‘君讳崇僧，字仲咸，金华人。跟随乡里的先生许公，在东阳八华山讲求道学，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吕公汲创办义塾，召集族人的子弟让他们入学，把教学事务交给君主持，并题写他的居室为“朝阳”，人们称他为“朝阳先生”。’ 冯氏【翼翁】《春秋集解》已佚 《春秋大义》已佚 郑氏【杓】《春秋解义》【一作《表义》】已佚 《闽书》：枃，字子经，福州人。泰定年间，被征召任南安儒学教谕。袁氏【桷】《春秋说》已佚 邓氏【淳翁】《春秋集传》已佚 袁桷序说：依靠褒贬来传述《春秋》，是圣人留下的余意；如果只记贬斥而遗漏褒扬，就不是圣人的本旨。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史官分列于诸侯，典籍文册的收藏，世人已经无法看到；但记载事实的方法号称接近古代，所以凡是非善恶的实际情况、天灾时变的明显征兆，都直书而不隐讳。到了战国，执掌简册侍奉史官的人仍然守护这种传统而没有使它坠失；然而攻掠、劫夺、凌驾、据有的奢纵行为接连发生，却没有人顾及。这实在是因为外史的职责没有施行于各诸侯国，而各国保存的史书又将日渐侥幸地沦弃，没有什么可以传承考证，所以他们更加能够放纵骄横，任意行事。像这样持续了二百多年。圣人这才出世，于是依据史书原文修订阐明，另作一部书，使它能够取信于后世。孟子的话说得好：‘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果真只是为了褒贬吗？三家的传注，事实与义例纠缠错乱；刻意求苛者像法官，旁征博引者像辩士；上至下跨越二千多年，各自执着于所爱好的说法，彼此完全不能并存，却又玩弄搜罗、选择材料，仿佛只取声音相近之处，反而更加遗失事物的形貌，于是传注越疏远，经义也越被湮没。依靠义例来阐明圣人的意旨，又担心义与例不能完全穷尽；如果广泛搜集见闻却不能照察义理，那么事实也更加无从附会于经义。《春秋》的道理幽深而又明白，不依靠传注也能显著；论说达到这里，确实是有道理的。自唐代以来，兼取三传的人开始各自显露它们的长处；然而向外求取的，必定先谨守内在根本，纯正明白、精粹完美，并不是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先王的典礼旧章，完整地保存在传记之中，只要尽心推求，幽暗的便会日益彰明，坠失的便会重新完备，那么礼也就是《春秋》的准则。邵武人邓淳翁感慨这些道理在当今不能施行，特意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编纂成书，又根据胡氏等七家的说法加以增广。我曾说，审察人情、斟酌事变，若不是《春秋》，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感通天下万事的道理，是《易》的作用；这与上述道理相互配合。始于《春秋》而终于《易》，是邵雍的学问。邓淳翁以此为学问的开端，必然有其根本，我谨据此加以订正。吴氏【暾】《麟经赋》一卷 已佚 《严州府志》：暾，字朝阳，淳安人。泰定年间考中进士，任峡州路经历。方道壡是他的老师。林氏【泉生】《春秋论断》已佚 吴海撰写墓志及行状说：‘公讳泉生，字清源，居住在永福章山。研究《春秋》，独自领会其中精微的旨意。天历庚午年考中进士，授承事郎，任福清州同知，升任永嘉县尹，调任漳府推官，升奉政大夫，任福州知州，擢升翰林待制。退居后，又被召入朝任翰林直学士，去世，谥号文敏。公的文章在海内著名，研究《春秋》有成，为四方学者所宗奉。他的著述有《春秋论断》。’ 刘氏【闻】《春秋通旨》已佚 《江西通志》：刘闻，字文庭，安福人。天历年间进士，任太常博士，升翰林院编修，进为修撰，出任沔阳府知府。方氏【道壡】《春秋集释》十卷 未见 《浙江通志》：方道壡，字以愚，淳安人，方逢辰的曾孙。至顺二年进士，授翰林编修，调任嘉兴推官，再调任抗州判官。洪武初年，两次被召而不出仕。李氏【昶】《春秋左氏遗意》二十卷 已佚 《元史类编》：李昶，字士都，东平人，历任吏部尚书。黄虞稷说：‘李昶的父亲李世弼，从外家学习孙明复的《春秋》，领会了它的宗旨。李昶承继家学，汇集各家的说法而加以折衷。’ 苏氏【寿元】《春秋经世》已佚 《春秋大旨》已佚 蒋易说：‘北溪先生，字伯鸾，又字仁仲，福安人。二十岁时游学太学，接连考取三馆第一。当时到京师的太学生，都授予郡博士之职。先生归隐于建阳的唐石，以《春秋》和四书教授学者。著有《春秋经世》《春秋大旨》，总计数十万字。’ 吾丘氏【衍】《春秋说》已散佚。王惟贤《春秋旨要》。十二卷。已散佚。《宁波府志》记载：王惟贤，字思齐，鄞县人。他和弟弟王惟义都以儒学著名。万思恭《春秋百问》。六卷。已散佚。杨维桢作序说：“六经都有疑义，但没有哪一经像《春秋》这样疑义最多。对于疑义不能决断，却想探求圣人笔削微意的人，大概很少。因此，《春秋》这部经有一百个问题。我家收藏这部书，共六卷，曾经把它传授给无锡的孟季成。季成又把它传给华亭曹继善的儿子曹元朴。因为这部书流传不广，所以特意把它刻印出来，并请我作序。这部书的开头篇辞早已散失，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有人认为是方孝先所作，但孝先又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看它设置问答的方式，往往与我补正《春秋》的意见相合，确实能够解释这部经在笔削方面的疑问。我曾命孟生不要把所传的书秘藏起来，但还没有来得及刊行于世。如今曹氏父子能够把自己秘藏的书传播给别人，难道不是实现了我的初心，并且比汉儒把自己的见解私自衡量、局限于一己之见更贤明吗？不过，讲道学的人说，讲解经书的说法不合古义，担心学习的人不从内心求取，只把口耳相传作为依据。《百问》这部书，探究圣人微妙的意旨，想要裁断诸儒尚未裁断的论说，难道不是见识卓越、思考精密的人才能做到的吗？不能说它只是资取口耳之学。学习的人对于《春秋》，如果读它还没有产生疑问，有了疑问却还没有在心中寻求解释，便仓促阅读这部书，那么又怎么知道《百问》不会成为学习者的弊病，而这正是著书者所担心的呢？” “既然如此，这部书广泛流传后，是有益还是有害，本来就取决于读它的人。”考察可知，《春秋百问》是万思恭所作，汪氏编纂的《疏》中曾经采纳过他的学说。

译曾震《春秋五传》。已散佚。李祁作序说：《春秋》是治理世事的著作，它记载简约，志意详备，旨意深远。左氏、公羊、谷梁各自依据所传闻的情况和自己的见解作传，因此不免有异同。从此以后，诸儒也都凭借自己的学说成为一家。到胡氏传出现后，各家学说才开始大略得到折衷。本朝设置科举，以胡氏传和三传一并采用，立法的用意极其精密周详。然而学习者困于反复翻阅，每每感叹没有人能把它们合成一部书。庐陵樵南曾震于是将它们汇集起来，并加以编次：先列左氏传，次列公羊传，再列谷梁传，最后列胡氏传，并把止斋陈氏的学说附在后面。因为陈氏对于《春秋》多有发明，贯通王道与霸道的盛衰，反复说明夷夏消长的变化，又推阐左氏不记载某些事情的用意，以此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内容，这些都是必不可少、不能遗漏的。这样使读者展开书卷一次，便能同时得到各家的传文，对学习者的便利非常大。凡是胡氏有所引用的，都在下面分列注文；又另行编成分类文字附在各卷中，对学习者的帮助也非常广泛。有人说，这部书没有取舍，不能成为自成一家的著作。我说，假如曾君凭一己的见解从各家学说中取舍，那么其中的是非可否未必能使人人满意，这也不过是曾氏个人的书，而不是天下人的书。如今完备地列出五家的传文，让学习者自己选择，难道不是这篇学术文章的大成吗？书写成后刻印，又得到安成刘鼎安竭力帮助它完成；他对这篇学术文章的功劳也非常大。我为这部书得以完成而高兴，又赞美刘氏能够帮助它完成，所以写下这篇记。至于选择各家学说的长处，以求符合圣人的旨意，那就要取决于读书者自己了。张枢《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已散佚。黄溍作墓表说：“征士金华张枢，字子长。讲说《春秋》学的人，必定从三传开始；但三传的义例彼此各有不同，于是便辨析它们的是非，会通它们的归趣，参考先儒的学说，用最恰当的论断加以裁定，写成《三传归一义》。” 《金华府志》记载：张枢，东阳人。至正初年，丞相脱脱主持修撰《宋辽金三史》，上奏征召他担任长史，他推辞了。后来又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的官职征召他，他再次推辞。使者强迫他启程，他到了武林驿，仍以有病为由辞归，后来去世。汪汝懋《春秋大义》。一百卷。已散佚。戴良作志说：“汝懋字以敬，他的祖先是歙县人，迁居到睦州的青溪，就是今天的淳安县。因被推荐而授任丹阳县学教谕，升任乡郡教授，调任将仕佐郎、浙东帅府都事。不久，授任登仕郎、庆元路定海县尹。” 梅致《春秋编类》。

译二十卷。未见传本。钟伯纪《春秋案断补遗》。已散佚。戴良作序说：“《春秋案断补遗》，是大梁钟伯纪先生所著。他认为，学习《春秋》的人，大多被传家的褒贬之说所迷惑，因而经文的旨意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些能够摆脱旧有弊病、完全以经文为准则的人，又往往对笔削的精微义理有所不明。因此现在选取各家符合经义的格言，附在各条下面。偶有不足之处，就用自己的意见补充，并题名为《今名》。大概是取程叔子‘传是案，经是断’这句话的意思。”我读了这部书，感叹说：“从前传述《春秋》的有五家，但邹氏、夹氏的传先已亡佚。学习《春秋》的人，除了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就没有可以考察征验的了。然而左氏熟悉史事，却有时不能得到事情的真实情况；公羊、谷梁接近义理，却又损害了义理的正当性。这些弊病终究不能没有。到唐代啖助、赵匡、陆淳师友一派出现，才知道应当用圣人的手笔之书来折衷各家的是非，可是他们的传也已经亡佚。此后为《春秋》作传的，虽然有一百几十家，他们的说法虽各有得失，但能够不附会三传学说的，却很少。胡康侯得到程子的学问，慨然有志于阐发《春秋》。而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宋人南渡，他痛惜一千多年间圣经遭到王临川的禁锢，便趁王氏学说刚刚失败之际，洗雪并彰明圣经，使世间那些成为乱臣贼子的人增加畏惧。” 至于圣人作经的本意究竟怎样，现在还不知道。然而从当时被指认为复仇之书起，人们也不敢废弃太学中用它来考课讲习、经筵中用它来进讲诵读。到了我朝设置进士科取士，研究《春秋》的人在三传之外，也唯独以胡氏传为主。胡氏传本来把三纲九法清楚地展示在这部书中，但考场上的腐儒、山林中的迂曲之士，却因此摘取细微文句，割裂大道，有值得怜悯的地方。既然如此，学习《春秋》的人又应当以什么来折衷呢？我曾私下考察寻求，终于得到答案。‘我的志向在于《春秋》’，这是孔子自己说的话；‘《春秋》是天子的事’，是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恐惧，这是孟子论说《春秋》的依据。大概当时王纲日益紊乱，篡夺接连不断，孔子没有职位来施行自己的权力，于是约取史书的记载而修订《春秋》，使乱臣贼子无法逃避自己的罪责，使王法得到彰明。所谓拨正乱世、使它回归正道，这就是孔子的志向，也是天子的事情。因此邵子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天门王氏也说：‘《春秋》这一经，没有罪的人不记载；只是罪有大小，所以刑罚有轻重罢了。’ 这些话，大概是领会了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意旨。因此，学习者用来折衷各家学说的依据，本来就不会超出孔子自己所说的志向和孟子论说《春秋》的内容。后世立论，哪里还能超过这些呢？先生对于这部书，下不被褒贬之说所迷惑，上又不失笔削的义理；对外能够采择各家的广博见闻，对内能够发明自己深刻的心得。奇特而不穿凿，端正而不迂曲，详尽而无遗漏，简约而无缺失，大概可以称为善于学习《春秋》的人了。然而，他通过推究传文来通达经义，借助贤者的言论来穷尽圣人的志意，其中更多是从孔子自述的志向和孟子的论说中得到的，这正可以看出他折衷各说的所在。我从幼年起就知道诵读这部经；但山林之人的孤陋习气和科举求取利禄的念头，也未必没有，所以所学不过是迂曲之士、腐儒所学的东西，哪里见过所谓经书的义理和圣人的内蕴呢？等到在浦阳认识先生，才开始听到他的学说并且喜欢它；等到书写成时，却还没有见到。近来我在淞上，急忙向寓所主人求取这部书，先生亲手抄录给我看，并且说：‘假如这部书可以流传，希望你替我作序。’唉！学习《春秋》的人很多，求得孔孟遗意、在一千多年以后折衷各家学说的人，又有几个呢？” 所以读先生的书，就好比吃惯了精美的肉食而厌恶粗劣菜蔬的苦味，忽然得到一勺清泉甘露，难道不令人喜悦吗？那么，这部书的流传，本来就不需要依靠我这点微不足道的言辞。至于著述的根本宗旨以及编排次序的年月，却不能不记下，因此姑且写下这些作为序言，希望能够用来回应先生的嘱托。潘着《圣笔全经》。已散佚。贡师泰作墓志说：“君讳着，字泽民，嘉兴人。向竹冈叶氏学习《易》，又向呉朝阳氏学习《春秋》。乡试中名列备榜，补任呉郡甫里书院直学。不久任广德学录，改任铜陵教谕，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调任乌程，最终任湖州路儒学正。他有《圣笔全经》一编，对《春秋》的微妙旨意阐发得非常详尽。” 《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五。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六。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春秋》【二十九】。呉师道《春秋胡氏传附辨杂说》【呉渊颖文集作《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