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五

译翼奉说：“圣人观察道，知道王者治理天下的征象，把它拿来示意贤者，称为经。贤者观察经，知道为人的事务，这就是《诗》《书》《易》《春秋》《礼》《乐》。”史游说：“宦官学习并讽诵《诗》《孝经》《论语》《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和掌故，以此磨炼自身，使才智通达，见闻广博，声名显著，卓异超群；这都是积累学习所达到的，并不是鬼神造成的。” 王凤说：“五经是圣人制定的，天下万事没有不被完备记载其中的。” 扬雄说：“《诗》《书》《礼》《春秋》，有的是因袭旧文，有的是创作新说，但都由仲尼完成。”又说：“天地生成万物是伟大的，五经包罗众说就像城郭包围内外一样。说话不合经义，就不是正确的言语；言论不合经义，就不是正确的言论。”又说：“谈论天道，没有比《易》更能辨明的；谈论事理，没有比《书》更能辨明的；谈论形体制度，没有比《礼》更能辨明的；谈论志意，没有比《诗》更能辨明的；谈论义理，没有比《春秋》更能辨明的。”又说：“古代的学习者一边耕作一边奉养父母，三年能够通晓一经。”又说：“有人问：天地广大而平易，圣人效法它，为什么五经却如此支离？回答说：所谓支离，大概正是它之所以广大平易的原因。既然广大，就广大；既然平易，就平易；既然分支，就各自分离。”又说：“五经包含一切规矩。”又说：“舍弃五经而想以此通达大道，是末节之学。” 范升说：“五经的根本，是从孔子开始的。” 桓谭说：“经和传，就像衣服的表里一样，彼此相待才能形成完整的意义。” 《牟子传》说：“孔子不因为五经已经完备，又撰作《春秋》《孝经》，是想使后世的学术更广更远，任凭人的心意发挥罢了。” 班固说：“古代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到了秦朝焚烧书籍，《乐经》亡佚，如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又说：“孔子凭借圣人的德行，却遭逢衰败的时代，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被采用、道不能实行，于是广泛考察古今篇籍：编述《书》便断定从《尧典》开始，讲论音乐便以《韶舞》为法则，论述《诗》便以《周南》为开端，缀合周代的礼制，依据鲁国的《春秋》，列举十二位公的事迹，用文王、武王之道加以裁量，成就一套王道法则，直到获麟才停止。他晚年喜好《易》，读到竹简编绳三次断绝，并为它作传；这一切都因取近于圣人的事迹，来树立先王的教化。仲尼去世以后，七十名弟子相继散处：诸侯子张居住在陈，澹台子羽居住在楚，子夏居住在西河，子贡终于齐国；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这一类人，都向子夏等人受业。到了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孟子、荀卿一类人，都遵循孔子的事业并加以润饰。秦朝焚烧《诗》《书》、杀害术士以后，六种学问从此残缺。汉朝兴起，讲《易》的有淄川田生，讲《书》的有济南伏生；在鲁地讲《诗》的是申培公，在齐地的是辕固生，在燕地的是韩太傅；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在齐地讲《春秋》的是胡毋生，在赵地的是董仲舒，于是天下学士纷纷归向这种风气。” 又说：“六艺的文字中，乐用来调和精神，是仁的外在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运用；礼用来阐明事物的体制，明白显著，所以不需要训释；书用来扩大见闻，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来裁断事情，是诚信的凭证。这五者大概就是五常之道，彼此相互需要而完备，而《易》是它们的本源。古代求学的人一边耕种一边供养自己，三年能够通晓一艺，只保存它的大体，玩味经文罢了。因此，用时少而积蓄的德行多，到三十岁时，五经就确立了。”又说：“经就是常的意思，有五常之道，所以称为五经：乐属于仁，书属于义，礼属于礼，易属于知，诗属于信。” 王符说：“圣人制定经书，是为了留给后来的贤者。譬如巧倕制作圆规、曲尺、水平器和墨绳，是为了留给后来的工匠。” 王充说：“圣人创作经书，贤者撰造传，把作者的意旨传述下来，采集圣人的志意，所以经书必须有传。”又说：“孔子的门人讲习五经，五经都学习，才是接近贤者的才质。”又说：“鲁恭王毁坏孔子的住宅来建造宫殿，得到散佚的《尚书》一百篇、《礼》三百篇、《春秋》三百篇、《论语》二十一篇。”又说：“王莽时，删省五经章句，合计都达到二十万字；博士弟子郭路夜里校定旧说，死在烛火之下。”又说：“著作的人称为文儒，讲说经书的人称为世儒。”又说：“儒者讲说五经，大多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前代儒者没有看到经书的首尾，只凭空产生虚妄的说法；后代儒者相信前代老师的话，沿袭旧说，熟习陈旧辞语，只求取得某一位老师之学的名声，争相成为老师来教授学生，并且想及时早日做官，急切地争逐仕进，没有时间精细思考、用心考察事实和探究根源，所以虚妄的说法流传不绝，真实的事情反而湮没而无人知晓，五经全都失去了实际意义。”又说：“经书要熟练地讲习，精微奥妙之处才会显现。”又说：“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屋檐下，知道政治失误的人在民间，知道经书错误的人在诸子之书中。秦朝虽然无道，却没有焚烧诸子之书，诸子的文章都还在，可以阅读它们来纠正学说。” 牟融说：“珠玉少，所以珍贵；凡俗之物多，所以低贱。圣人只有七经罢了，佛教却有亿万言，繁杂而不切实际。” 鲁丕说：“讲说经书的人，是传述先师的话，并不是出自自己的创造，因此不能互相谦让。互相谦让，正道就不能彰明，这就像圆规、曲尺、权、衡不能有所歪曲一样。提出诘难的人必须说明根据，讲说的人务必确立自己的义理。浮华而无用的言论，不陈列在面前。因此，精心思考并不劳苦，而道术反而更加彰明。” 高彪说：“杂艺如同厨房，五经如同府库。” 傅干说：“六经如同厨房，诸子百家如同不同的美味。” 张奋说：“五经的归旨相同，但礼乐的作用最为急切。” 徐防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阐发章句，始于子夏。此后诸家分别分析，各有不同的说法。汉朝承接秦朝的乱局，经典废弃断绝，经文大略保存，有的却没有章句。于是收拾残缺遗失的内容，建立明经之学，广泛征求儒术，开设太学。孔圣人已经远去，精微的教化将要断绝，所以设置十四家博士，设立甲乙等科目，以勉励劝导求学者，这是用来向人们显示什么可喜、什么可恶，使人改掉弊病而趋向善行的。我看到太学考试博士弟子时，他们都凭自己的意思解释，不遵守各家的章句，议论纷乱错杂，彼此互相非难。孔子说‘只是传述而不创作’，又说‘我还赶上史官对缺漏的文字保留不写’，是憎恶史官有所不知道却不肯保留缺文。如今不依照章句，妄自穿凿附会，把遵循老师说法的看作错误，把凭义理意旨的解释看作得理，轻慢侮辱道术，渐渐成为风俗；虽然这种过失或许已经延续很久，但还可以勉强加以矫正改革。” 翟酺说：“孝文皇帝开始设置一经博士，武帝大规模汇集天下书籍，孝宣帝在石渠阁讨论六经，求学的人日益兴盛，弟子达到数万。” 应劭说：“经书有五种，艺有六门；它的枝条分支、叶脉铺展开来，繁盛华美而没有止境。”

译乙瑛说：“孔子作《春秋》，制定《孝经》，推演《易》的《系辞》，经纬天地，幽微地赞助神明。” 延笃说：“我常常在天将明时梳洗，坐在客堂中。早晨就诵读羲、文的《易》，虞、夏的《书》，研习周公的典礼，阅览仲尼的《春秋》。傍晚就在内阶上逍遥，向南窗吟咏《诗》。它浩浩荡荡，充满耳中；它光彩灿烂，溢满眼前；纷纷然、欣欣然，我独自以此为乐。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天是车盖，地是车舆，也不知道世间还有人，不知道自己还有身体。” 郑康成说：“诗，是弦歌讽谕的声音；礼，是排列尊卑的次序，崇尚谦让、合于敬意；春秋，是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制度和人的行动事情。”荀悦说：“仲尼创作经书，根本只有一个。古文经和今文经不同，但都自称是真正的经文原本。古今先师的义理本来只有一个，不同家派的别说虽然不同，却都自称是古说。”又说：“道的根本，不过是仁义罢了。五典用来贯串它，群籍用来辅佐它。施行于当时，就是道德；流传给后世，就是典经。”秦宓说：“河图洛书由于文章而兴起，六经由于文章而产生。” 《后汉书·儒林传》说：光武帝中兴，喜爱经术，还没有下车，就先访求儒雅之士，搜求经书中缺漏的文字，补缀散失的篇章。在此以前，四方学士大多怀藏图书，逃隐在山林中；从这时起，没有不背负经籍的。听说他们来到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流，接踵而来，聚集京师。于是设置五经博士，各依本家学法教授。《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氏、颜氏，共十四家博士。由太常依次差遣并总领其事。建武五年，才修建太学。中元元年初，建立三雍。明帝亲自面向正席讲授，诸儒拿着经书在前面询问辩难，戴冠束带、插笏的士人环绕桥门观看聆听，大概以亿万计。后来又为功臣子孙和四姓的旁支另设学校，搜求选拔才能高强的人，使他们接受学业。期门、羽林的士人，全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章句。人才济济，声势盛大，到了永平年间达到鼎盛。建初年间，肃宗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考订详察异同，连续数月才结束。肃宗亲临，按照石渠阁的旧例称制，命史臣撰成《白虎通义》。又下诏让才学高的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氏《诗》、《谷梁传》和《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置学官，但都擢升高等，任为讲郎，供职于近署，用来搜罗遗逸，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孝和帝也多次临幸东观，阅览书林。等到邓后临朝称制，樊准、徐防一同陈述敦励学习的适宜措施。顺帝受到翟酺言论的感动，重新修治学校。本初元年，下诏大将军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都把子弟送去求学。从此太学更加兴盛，达到三万多名学生。熹平四年，灵帝下诏命诸儒校正确定五经，刊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学宫门前，使天下都以此为准则。又说：自光武帝中年以后，战争逐渐止息，专门从事经学，从此这种风气世代笃厚。穿儒服、称述先王、兴办学校、聚集黉塾的人，大概已经遍布各地了。经生所居之处，往往不远万里而来；精舍暂时建起，携带的粮食动辄有成百上千。那些名望高、义理精深、开门授徒的人，门生名册不下万人，都是专门相互传授祖师之学，没有谁加以讹传混杂。甚至有的人在朝廷中争论门户，在乡里树立朋党，繁琐增饰章句条文，穿凿探求幽隐，以符合一家之说。正如扬雄所说，是喧嚣争辩的学问，各自学习自己的老师。” 徐干说：“六籍，是众位圣人相承接的书。那些人虽然已经亡故，他们的道仍然存在。求学的人用心勤勉地求取其中的道理，也足以达到明昭通达、成为博学通达之人。”张辽叔说：“六经如同太阳，不学习就如同处在长夜。” 晋孝武帝说：“古代的帝王接受经书时，一定恭敬。” 张华说：“圣人创制的称为经，贤者著述的称为传、记、章句、解、论、读。” 傅休奕说：“《诗》的雅、颂，《尚书》的典、谟，文章足以彼此相称。玩味它们，仿佛很近；防守它们，则能够达到深远之处。浩浩荡荡啊，这是文章的深渊宝库。” 虞溥说：“圣人的道，平淡却有滋味，所以刚开始学习的人不喜欢它。等到经过一月，所看的越来越广，所学习的越来越多，每天听到过去没有听到的，看到过去没有看到的，然后心胸开阔、意趣明朗，敬重学业而乐于合群，忽然间不知不觉受到大道化育的陶冶，已经达到道进入神妙境界的地步。” 杨泉说：“五经就是海，传记就是四条大河，诸子就是泾水、渭水。”葛洪说：“五经是道德的渊海。”又说：“儒者，就是周公、孔子之道；他们的典籍就是六经。大概这是治理天下、保存正道的由来，是立身处世和举止行动的准绳。它的作用深远而事业尊贵，它所处理的事情重大而文辞美好。有国有家，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 袁宏说：“记载治乱兴亡的叫作典谟，汇集叙述歌谣的叫作诗颂，推拟议论吉凶的叫作易象，编撰记录制度的叫作礼仪，编次叙述名声事迹的叫作春秋。这样说来，经籍就是抄写记载先圣轨迹的书。圣人的事迹各不相同，像这样，后来的学者想要把它们齐同起来，怎么能够做到呢？”刘熙说：“经，就是径，也就是常典；像道路一样，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可以经常使用。易，是变易；礼，是体，指掌握事情的体制；诗，是之，指志意所趋向的地方。因感发外物而作叫作兴，铺陈布列它的义理叫作赋，事情类别相似叫作比，言说王政之事叫作雅，称颂功业成就叫作颂。这些名称是随着作者的志意而分别确定的。《尚书》的尚，是上，以尧作为上古的开端，记载他那个时代的事情。《春秋》以冬夏终始而成一年，《春秋》记载人的事情，到年终而全部考察完备。春秋是温暖和凉爽适中的时节，象征政治和谐，所以取它作为书名。” 苏彦说：“确立君臣关系，设置尊卑等级，杜绝将要形成的祸患，防止尚未萌发的事端，没有什么比礼更有效。哀叹王道，忧伤时政，没有什么比诗更有效。导引阴阳，说明悔恨和吝惜，没有什么比易更有效。彰明善恶、衰败和兴盛，没有什么比春秋更有效。衡量远近，分配九州，没有什么比《尚书》更有效。调和人心，劝导风俗，没有什么比乐更有效。” 陶潜说：“颜氏传授《诗》，其道术是以诗进行教导和讽谏的儒者；孟氏传授《书》，其道术是以书疏通事理、通达深远的儒者；漆雕氏传授《礼》，其道术是恭敬、节俭、庄重、敬慎的儒者；仲梁氏传授《乐》，其道术是调和阴阳、移风易俗的儒者；乐正氏传授《春秋》，其道术是连缀文辞、比较事实的儒者；公孙氏传授《易》，其道术是清洁纯正、精深微妙的儒者。”

译释道安说：“《书》说，知道远古之事，远则达到唐虞；《春秋》连缀文辞，文辞穷尽王业；礼乐所体现的敬意，诗和易所体现的温润纯洁，都是用来彰明自身的。” 范泰说：六经典籍的本文在于济助风俗。谢灵运说：六艺用来宣扬圣人的教化。梁武帝说：“建立国家、确立君臣关系，在教化中是首要的；磨砺自身、砥砺品行，要依靠经术。”梁元帝说：“读书一定要以五经为根本，所谓不是圣人的书就不要读；读它一百遍，义理自然显现。此外的众多书籍，都可以泛泛地看一看罢了。”又说：“通晓圣人的经书，称为儒。”又说：“六经如同厨房，百家如同不同的美味；三坟如同瑚琏，五典如同笙簧。” 陶弘景说：“经，就是常，也是通。所谓恒常通达而没有阻滞，也如同布帛有经线一样。” 刘勰说：“三极的常道训诫，其书称为经。经，是恒久的最高道理，是不可刊削的大教化。自从夫子删定、撰述以来，《易》扩展为十翼，《书》标举七观，《诗》列出四始，《礼》订正五经，《春秋》归纳五例。论说辞序，以《易》统领其开端；诏令奏章，以《书》发端；赋颂歌赞，以《诗》立本；铭诔箴祝，以《礼》总括其源头；纪传铭檄，以《春秋》作为根基。考察周公、孔子，就知道文章是有老师的。因此子政评论文章，一定以圣人为征验；稚圭劝人学习，一定以经为宗本。”又说：“圣贤的常道训诫，称为经；阐述经书、叙说义理，称为论。”又说：“铺陈赞述圣人的教化，没有比注解经书更好的。”又说：“秦延君注释《尧典》，有十多万字；朱普解释《尚书》，有三十万字。因此通达之人厌恶烦琐，稍稍学习章句。像毛公训释《诗》，孔安国传释《尚书》，郑君解释《礼》，王弼解说《易》，简约、明白、通畅，可以作为范式。” 项岱说：“孔子确定五经，流传给万世，后人不能改动。”李先说：“经书，是三皇五帝治理教化的典章，可以补助君王的神明智慧。”孙惠蔚说：“六经是承受天意的正道，是治理人的正当规范。因此，温柔而疏远，是《诗》《书》的教化；恭敬、节俭、平易，是礼乐的道理。爻辞、彖辞以精微为神妙，《春秋》以连缀文辞为教化。这实在是太平的枢纽、尊崇胜过残暴的重要道理，是国家的神圣根基、帝王的盛大事业。” 颜之推说：“文章起源于五经。诏命、檄文产生于《尚书》；叙述、论议产生于《易》；歌咏、赋颂产生于《诗》；祭祀、哀诔产生于《礼》；

译书奏、箴铭产生于《春秋》。” 王通说：九位老师兴起以后，《易》的道理衰微；三传出现以后，《春秋》的教化衰微。齐、韩、毛、郑，是《诗》的末流；大戴、小戴，是《礼》的衰微。〔《尚书》〕在古今之间残缺，诗〔有的人说应当改作“论”〕在齐、鲁失传。又说：过去圣人三次叙述史事。他们叙述《尚书》，帝王的制度已经完备，所以寻求它而什么都能得到；他们叙述《诗》，兴衰的原因显明，所以考察它而什么都能知晓；他们叙述《春秋》，邪正的事迹明白，所以考核它而都能符合实际。又说：《书》用来辨明事情，《诗》用来端正性情，《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调和德性，《春秋》用来举述往事，《易》用来认识未来。先王所蕴含的道理全都在这里了。” 姚义说：“用《诗》来教导人，就能使言辞声气发生变化，这样便远离暴躁和傲慢；用《礼》来约束人，就能使举止容貌发生变化，这样便树立威严。不学习《春秋》，就没有办法主持裁断；不学习乐，就没有办法知道和谐；不学习《书》，就没有办法议论制度；不学习《易》，就没有办法通达事理。”牛弘说：“周德衰微以后，经籍紊乱废弃。孔子凭大圣人的才德，开创素王的事业，效法祖先、继述前代，制定礼、删定诗，端正五始，修订《春秋》，阐明十翼，弘扬《易》的道理。” 《隋书·经籍志》说：经籍，是神妙机微的奥秘，是圣哲所能成就的事业。它的作用多么重大啊！今天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代，后世之所以能够知道今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北史·儒林传》说：汉代郑玄为众经作注解，服虔、何休各自有不同的学说。郑玄注《诗》《书》《易》《礼》《论语》《孝经》和《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在黄河以北广泛流行，王肃的《易》也间或流行。晋代杜预注《左氏》，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宋朝都任青州刺史，传承家学，所以齐地多学习它。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授郑玄所注的《周易》，徐遵明把它传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卢景裕传给权防、郭茂。权防早早进入邺都，郭茂常在门下教授，后来能够讲说《易》的人，大多出自郭茂门下。河南以及青州、齐地之间的儒生，多解释王辅嗣所注的《易》，师承训说大概很少。齐代儒士很少传授《尚书》的学业，徐遵明兼通此学。徐遵明向屯留王聦受业，又传给浮阳李周仁以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防；所传的是郑康成的注本，不是古文经。下层乡里的学生大都没有见过孔氏的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士元才得到费甝的义疏，于是留心学习。那时《诗》《礼》《春秋》尤其受到推崇，诸生大多兼通这些经书。”}], 《礼》的三部经书都出自遵明门下。徐氏把所传之业传给李铉、祖儁、田元鳯、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懐敬、李▯，又传授给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给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徳。此后能够通晓《礼经》的，大多是熊安生的门人。各位学生全都通晓《小戴礼》，兼通《周礼》《仪礼》的，有十分之二三。通晓《毛诗》的，大多出自魏朝刘献之。刘献之传给李周仁，李周仁传给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传给刘敬和、张思伯、刘▯思。此后能够讲说《诗经》的，大多出自刘氏二人的门下。河北各地的儒生能够通晓《春秋》的，都奉行服子慎所作的注，也都出自徐氏门下。张买奴、马敬徳、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都掌握了服氏学说的精微之处。又有卫觊、陈逹、潘叔防，虽然不是徐氏门下的传人，也能通晓并解释这些经义。又有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学习服氏之学，后来兼而改讲杜元凯所作的注。黄河以外的儒生全都信奉杜氏之学。《公羊传》《谷梁传》这两种传，儒者大多不放在心上。《论语》《孝经》等，各类学生没有不通晓讲习的。权防、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徳这一类儒者，大多各自撰写义疏；虽然说是专门之学，也都相互承袭学习。总的说来，南北所作的章句，爱好和取向彼此各有不同。江左讲《周易》崇尚王辅嗣，讲《尚书》崇尚孔安国，讲《左传》崇尚杜元凯；河洛地区讲《左传》崇尚服子慎，讲《尚书》《周易》崇尚郑康成，讲《诗经》都以毛公为主，讲《礼经》都遵从郑氏。南方学者简约扼要，能够取得其中的精华；北方学者学问深广繁密，穷究其中的枝叶，考察其始终。概括说来，他们最终归于修身立名，虽然所处地域不同，达到的目标却相同。长孙无忌说：“从前圣人创制的，称为经；传授经书的老师所说的，称为传。丘明、子夏为《春秋》《礼经》作传，就是这种情况。近代以来，把经文和注释结合起来加以阐明，称为义疏。‘疏’这个字，本来是以疏阔、疏远来命名的。《广雅》又说：‘疏，就是识。’按照‘疏’训释为‘识’来看，书写疏文、记载知识的道理就存在于其中了。” 陆徳明说：五经六籍的先后次序，彼此各有不同。例如《礼记·经解》的说法，以《诗经》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载的，以《周易》居前；阮孝绪《七録》也与此相同。再往后，王俭《七志》把《孝经》列为第一。探究这些次序先后的意义，各有道理；现在应当根据著述的早晚和经义的总别来排列次序。《周易》虽然文字起于周代，但卦象始于伏羲；既然处在名教的开端，所以《易》列为七经之首。《尚书》起于五帝末期，说明并承接三皇之后的经义，所以次于《易》。《诗经》起于周文王，又兼有商颂，所以在尧、舜之后，次于《书》。《周礼》《仪礼》这两部礼书，都是周公制定的，应当次于周文王。《礼记》虽然是戴圣所辑录，但其作者姓名早已失传，又记载了两种礼书的缺漏遗文，应当承接《诗经》，列在其后。《春秋》是孔子所作，按道理应在周公之后，所以次于礼经。《孝经》和《春秋》虽然都是孔子述作的，但《春秋》记载周公垂示的训诫和史书旧有的章法；《孝经》则专门体现孔子的思想，所以应在《春秋》之后。《论语》是门徒记录的，所以次于《孝经》。《尔雅》又被周公之后的人增益，并且用来解释经书，所以列在末尾。姚思亷说：两汉时期选拔贤才，都凭借经术；魏晋时期社会浮荡，儒学教化衰落停止，公卿、士人和平民，很少有人通晓经学了。砥砺自身、修养品行，必定要先学习经术；建立国家、尊崇家族，也大都遵循这条道路。因此，王政依靠它而达到大治，人伦凭借它而得到有序。

译刘知几说：“圣贤的著述，就叫经典；其中的句子都如韶乐、夏乐般美善，言语全都如美玉般珍贵。”又说：“《书》编录典诰之文，宣父辨析了它的流派；《诗》排列风、雅之篇，卜商通晓了它的义理。” 又说：“《尚书》是古文六经中的冠冕；《春秋》左氏传是三传中的雄杰。又说：从前《诗》《书》已经形成之后，毛公、孔氏便建立传文。传的时代意义，以训诂为主，也如同《春秋》的传，配合经文流传。到了中古时期，才开始把传称作注。‘传’就是转授，把它转相传授给无穷后世；‘注’就是流通，使它流传而不断绝。这两个名称，归根到底是一个道理。郑▯、王肃阐述五经，各有不同；何休、马融评论三传，彼此争相显美；想要增加商榷考订，其流派实在繁多。” 赵僎说：“从前伏羲创作《易》，周公创制礼，孔父修订雅乐。如果这三位圣人不创作，后代君王凭什么有所继述？所以，天地若没有宓皇就不能彰明，长幼若没有周公就不能有序，《雅》《颂》若没有孔子也不能编列成篇。” 李元璀说：“《三礼》《三传》《毛诗》《尚书》《周易》，都是圣贤精微的法则。如今明经科所学习的，都认为《礼记》的文字通顺，人人争相诵读《周礼》。治理国家的规范，是《仪礼》所体现的庄重恭敬的楷模。《公羊传》《谷梁传》，历代都尊崇学习。如今两监以及州县，因为独自学习、没有朋友相互切磋，四经几乎断绝。事情需要教导诱掖，不可因循下去。应当命令天下均衡学习九经，使之完备。” 吴兢说：“贞观四年，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文字又有讹误，下诏让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订五经。完成之后，又下诏让尚书左仆射房▯龄召集各位儒者，再加以详细讨论。当时各位儒者所传习的老师说法，错误已经延续很久，大家都共同非难。各种异说纷纷出现，颜师古总是引用晋、宋以来的古本，针对不同问题明白回答，援引依据详尽明确，都出乎众人的意料。各位儒者无不叹服，太宗称善了很久，赐帛五百段，加授通直防骑常侍，并把他所订定的书颁行天下，命令学者学习。太宗又认为儒家学派众多，章句繁杂，下诏让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頴逹等儒者撰定五经疏义，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交付国学施行。” 薛放说：“经书是古代先圣的至理之言，其中许多是仲尼所阐明的，都是天人之理的极致，是万代不可磨灭的典籍。《论语》是六经的精华；《孝经》是人伦的大根本。” 成伯瑜说：“何晏注《论语》、杜元凯注《春秋》，名为《集解》；蔡邕注《月令》，称为章句；范寗注《谷梁》，称为解；何休注《公羊》，称为学；郑▯称为笺。‘序’就是绪，如同蚕丝有丝绪，是申明著述之意。‘诂’就是古，指古人的语言与今人不同；古代称‘厥’，今天称‘其’；古代称‘权舆’，今天称‘始’，就是这种情况。‘训’是指另有特定的意义。‘传’是‘注’的别名；承接老师的说法，称为传；出自自己的意见，就称为注。‘笺’就是表明；毛公的传文有停滞隐晦、不能完全曲尽义理的地方，便大致重新加以表明，但著述的体例不愿完全沿袭前人。” 赵匡说：“立身处世、进入仕途，没有什么比礼更重要。《尚书》阐明王道，《论语》列在百行之首，《孝经》是道德的根本，都是学习者应当首先学习的。” 陆贽说：“仲尼整理礼乐，删定《诗》《书》，修订《春秋》，阐明《易》的道理。六经的义理，所崇尚的各不相同。” 权徳舆说：“汉代凭借经术任用并尊贵士人，依据传授的古义来判决疑难案件，确实是治理的根本。” 韩愈说：“《书》《易》《春秋》都是经，圣人于是竭尽了自己的心思。”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特而有法则，《诗》正大而文采繁盛。”柳宗元说：“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应以《书》为根本来求取质实，以《诗》为根本来求取恒常，以《礼》为根本来求取适宜，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裁断，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通。这就是探求道之本源的方法。” 李翺说：六经的文辞，都是创立意旨、创造语言，彼此并不相互仿效。所以读《春秋》，应当像从未有过《诗》一样；读《诗》，应当像从未有过《易》一样；读《易》，应当像从未有过《书》一样。义理深，意旨就远；意旨远，理就明辨；理明辨，气就正直；气正直，文辞就盛美；文辞盛美，文章就工巧。这是由于学习而获得的认识。白居易说：天的文理，以日、月、星三光为首；地的文理，以五材为首；人的文理，以六经为首。讲《诗》的人，应以六义中的风、赋为宗旨，不应专门讲鸟兽草木的名称。读《书》的人，应以五代的典、谟为准则，不应专门拘泥于章句训诂的文字。学习礼的人，应以上下长幼为节度，不应专门拘泥于俎豆的数目和裼袭的仪容。学习乐的人，应以中和、友爱、孝顺为德，不应专门拘泥于节奏的变化和缀兆的法度。这样一来，温柔敦厚的教化、疏通明达而见识深远的训诫，就会从内心畅达并表现于外；庄重恭敬、威严肃穆的仪态，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内心，就会施行于上而流布于下。” 归崇敬说：“五经六籍，是古代先哲君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法式。” 陆▯蒙说：“六籍，是圣人的海洋。”又说：“六籍之中，只有《诗》《易》《春秋》经过圣人之手；《礼》《乐》两种记虽记载圣人的法则，但近出于戴氏兄弟，不能完全纯一真实，所以有时会出现抵牾而不安合的地方。”又说：“《经解》这一篇的篇名出于戴圣，王辅嗣因此把《易》称为经，杜元凯因此把《春秋》称为经。考察《经解》，六籍都可以称为经；若分别来说，《诗》《易》是经书，而《春秋》实际上是史书。” 王谠说：“大厯以后，学士中有蔡广成讲《周易》，强防讲《论语》，啖助、赵匡、陆质讲《春秋》，施士丐讲《毛诗》，袁彞仲讲《子陵》，韦彤、韦▯讲礼；章庭珪、薛伯高、徐▯通晓经学。” 徐寅说：“温柔敦厚，出自《风》《雅》的咏歌；连缀事实、组织文辞，根本在于《春秋》的褒贬。它协调那些典章教化，使这些礼仪文辞和谐。内容广博而乐章完备，有精微的法则而《易》的卦象各有分判。这就是先王用来总摄并驾驭万物的道理。” 《新唐书·艺文志》说：“自从六经在秦代被焚毁，到汉代重新出现，其中师徒传授的途径中断了；而且篇章脱漏、错乱、讹误、残缺，学者无法得到它的本来面貌，于是各位儒者的章句之学兴起。后来传、注、笺、解、义疏等流派相互讲述，圣人的道理大致得以阐明，然而它们的说法本来已经繁多得难以胜数了。” 《经义考》卷二百九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六 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 通说【二　说经中】宋太宗说：“六经的法则，是圣人用心所在，本来就与诸子、史书不同。”真宗说：“经籍所立的言论，各有宗旨和意趣，自然不能没有相同和不同之处。” 孝宗说：“六经中断裂、脱落、缺失的地方，存疑不论也可以，何必勉强替它作解释呢？” 理宗说：“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没有超出六经的。‘易’阐明事理，‘书’匡正政事，‘诗’沟通情感，《周典》详述礼制，《春秋》记载事变，《礼记》则杂相记录礼制。君主把六经的格言看作金科玉律，谁敢越过它们，放纵的德行就会少了。” 王禹偁说：“文章是用来传达道、彰明心意的。古代圣人既然不得已而作文章，又想使句子难以通晓、义理难以明白，那一定不是这样。请用六经来说明这一点。六经的句子难道难通、难晓吗？如今写文章却舍弃六经，又有什么法则可遵循呢？如果只取《书》中所谓‘吊由灵’、《易》中所谓‘朋盍簪’这样的语句，模仿它们的语言就称为古文，也就是文章的弊病了。” 李涂说：“《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是圣贤阐明道理、治理世务的言论；虽然并不是专门为作文而设立的，但千万代的文章都由此产生。”又说：“六经是治理盛世的文章，《左传》《国语》是衰世的文章。” 罗处约说：“六经之中，《易》用来阐明人应当权变的道理，《礼》用来节制百姓的情感，《乐》用来调和百姓的内心，《书》用来叙述九畴的奥秘，彰显二帝的美德，《春秋》用来端正君臣关系、敦厚名教，《诗》用来端正风雅、保存规劝和戒惧。” 张咏说：“五常用来端正天地的功用，六籍用来疏通天地的闭塞。自万古以来，谁能对此有不同看法呢？” 田锡说：“圣人的道理，散布在四方。六经的言论高远深广，不经过讲求讨论，就不能测知它的深厚。” 赵抃说：“《易》的吉凶、《诗》的美刺、《礼》的盛衰、《乐》的治乱、《春秋》的褒贬，以及前代的得失、存亡，没有不加以记述的。如今经筵侍讲只讲吉祥而不讲凶险，只讲治而不讲乱；侍读只读成功而不读失败，只读存续而不读灭亡。这不是用来扩大见闻、增长明智的方法。” 李朴说：“《书》记载治乱兴衰的踪迹，所以文辞显明。《春秋》褒赏善行、辨明恶行，并归于正道，所以文辞隐约。《易》用四象告知吉凶，所以文辞深奥而通达。《礼》用来整齐庄重恭敬之心，并落实到笾豆玉帛等仪节，所以文辞典雅而严整。《诗》表现君臣父子的情感，用竹管吹奏、用丝弦弹奏，所以文辞婉转而和顺。过了夏、商、周三代以后，道德的意义就不再流传了。” 孙复说：“虞、夏、商、周的治理，都在六经之中。舍弃六经而寻求虞、夏、商、周的治理，就如同在断流的污水沟渠中游泳，却希望到达大海，怎么可能到达呢？” 文彦博说：“国家重视六经，礼乐、诗书就完备了。删定《诗》《书》，正道的义理由此开始；典籍既已确定，礼乐明白，著述便与和谐的制度相同；阐发《易》的卦象，深入穷究事理、尽其本性的法则；修订《春秋》，深入掌握连缀文辞、比类事实的传法。所以说：孔子的文章，是可以听闻到的。” 尹洙说：“如今博士接受经书，阐明章句，穷究义理训诂，也不过是希望取得俸禄、进入仕途罢了。天下以经学为业的人数以万计，而能够传承老师学说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假如让在太学学习的人改变科试标准，只把通晓经书列为上等，那么承受学业的士人，谁不会依靠老师学习呢？” 欧阳修说：“六经的法则，是用来规范不合规范的事、匡正不正当的事；正因为有不合规范和不正当的情况，圣人才出现，六经之书才得以写成。”又说：“仲尼的事业流传在六经之中，它的道理宏大广博；统治人民、治理万物，历代君王所采用的，没有什么不能以此为法。”又说：“九经正文合计不过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儿童每天诵读三百字，不到五年大略就可以熟读。”又说：“汉代时，《易》和《论语》各分为三家，《诗》分为四家，《礼》分为两家；等到学者逐渐散亡，几乎只剩下一家，其余各家全都废弃，只有《春秋》三传一直并行到今天。”又说：“精妙的议论和精微的言语，并不以多为可贵。我曾经听人读佛书，那些文字有几十万字，却认为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完；沉溺于佛学说法的人说，这是因为想让愚昧浅陋的人明白，所以才这样。既然如此，难道六经专门使愚昧浅陋的人明白，反而不能明白吗？” 吕陶说：“治理心性、修养自身，直到治理国家和天下，大体都以仁义为根本；其中的论述，没有比经书更详尽的。” 李清臣说：“五经的道理，《易》可以使人潜心体会，《书》可以使之彰明；《春秋》令人畏惧，《诗》使人快乐；礼法严整而不可逾越。它们的文辞虽不同，但所归向的道理是一个。”又说：“汉代儒者研究经书，终身不知疲倦，能够明确说出自己老师的学说。” 有的人，皇上有时会召来任用。根据才干高低，任为博士、郎、大夫、部刺史，直到九卿、丞相、御史的，前后相接而有。后来不再凭经学来进用人才，而只听任皇上自行选择。因此那些人懂得趋向，重视名声和节操。如今的学者，只是在那里玩弄章句罢了。取士的标准，限定在一天之内确定；有的人还不能通晓经书，却偶然符合考核的程度；有的人研究经书、通晓道理，却偶然在仓促的答问中失败。选取人才往往失去真实情况，所以学者更加不专心。如果只是借经术来谋求俸禄利益，一旦得到便抛弃，不再用力，就像卑贱的丈夫，今天获得了东西，明天就丢下他的耒耜。因此他们的学问浮华而没有根基，尚未达到道就停止了。他们不知道辅佐君主、实行自身操守的大节，于是天下的治理也因此日益衰败。古代的学者，是以学习为乐的人；今天的学者，是把学习当作牟利手段的人。以学习为乐和以学习求利，对于道的浅深，难道可以一概而论吗？”}], 刘安世说：“‘易’是端正，它的正理；‘方’是方正，它的义理。君子用敬使内心正直，用义使外表方正，应当把‘正’解释为使内心正直。”又说：“‘能说诸心’，应当解释为‘能研诸侯之虑’，即能够探究各种思虑。”像这样的例子，五经中非常多。五经流传至今已经很久，前辈担心开创后世穿凿附会的端绪，所以不著论说明。如果有人首先这样做，后来的读书人就会竞相产生新奇见解来彼此夸耀崇尚，六经就没有完整的书了。方慤说：“经，是与纬相对的。经有一定的体制，所以称为常；纬则交错综合、往来变化，所以称为变。圣人的言语，是道的常理；诸子百家的言语，是道的变化。所以圣人的言语，特意称作经。诗表达人的志向，书记载事情，乐表达情感，易说明道理，礼说明体制，春秋说明法则。六经的教化，是先王用来承载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