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八

译三卷 存 沅在自序中说：“孟子认为，《春秋》的写作始于《诗经》失传，由此可以看出它意义重大。孔子删定《诗经》，《王风》从《黍离》开始。考察史书，《黍离》作于周平王二十四年，而《春秋》开始记载隐公时，却是平王四十九年。孔子为什么取隐公作为开始而修撰《春秋》呢？大概是因为他赞许旧史不记隐公即位。孔子治理政事，首先一定要端正名分。隐公没有端正自己的名分，所以没有正式即位，鲁国史书也不记载即位之事。隐公把摄政居位当作自己的身份，因此不供奉王职，周王下葬时不往会葬，继位的周王即位后也不来朝见，他竟然自以为计谋得逞了。然而下面响应他的人，无骇入极，翚统率军队，后来隐公本人被杀；直到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最终酿成尾大不掉的祸患，再也不能振作。孔子痛惜鲁国宗室逐渐衰败，考察上下二百多年之间的情况，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实在是隐公开启的。这难道不是名分不正的明显验证吗？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有所阙略的时代。’大概就是赞许史书不记载即位吧。这种端正名分的做法，最先得到我的认同。这就是他修撰《春秋》所依托的开端。《诗经》失传而《春秋》兴起，《春秋》的写作始于隐公，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于是又参考各国之间的聘问、会盟、防御、征伐以及兴衰、治乱所产生的结果，施行褒贬，把它写成一国的史书，作为万世的训诫。” 而且孔子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理，比尧、舜更高明，其大要都归结于端正名分。我揣摩其中的旨意，私下窥探其中的道理，摘取它的纲要编成条目，约略其中的事实并依次编排，用来显示一字相同、一句话不同、一段文字详略之间的差别，这样是非就可以探究其真实情状，事情也都能够清楚地呈现出来。确实，若非圣人没有人能够修撰这样的书；我哪里敢说自己已经能够阐明圣人的精微旨意呢？只是用经书解释经书，或许可以不至于有差错；探求其中的旨趣，留待同后世的君子商榷罢了。” 朱鹤龄《左氏春秋集说》十二卷 未见 鹤龄在自序中说：“《礼记》说：‘连缀文辞、比较史事而不混乱，这是深于《春秋》的人。’如今讲说《春秋》，为什么这样混乱呢？这是凡例之说造成的。自从左氏创立凡例，《公羊传》《谷梁传》两家又各有凡例，啖助、赵匡以下，也都有自己的凡例，说法人人不同，学者将要听从哪一种呢？比如称爵是褒扬，那么为什么记载防、盂之事时如此书写？称楚子也不全是褒扬。称‘人’是贬抑，有时是因为卑称其军队、减少其人数；可是僖公以前，为什么国君、大夫率军都称‘人’？难道就不全是贬抑吗？如果说是卑称军队、减少人数，那么称字是尊贵之意，可邾仪父、许叔、萧叔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杀大夫称其名是责罪他，可陈泄冶、蔡公子燮有什么可责罪的呢？诸侯亡国而称名，可夔子、莱子却不称名；灭亡同姓国家而楚灭夔、齐灭莱却不称名，那么这种说法就穷尽了。说不书公子是削弱其公子身份，可弑君者如楚商臣、齐商人，反而称公子，那么这种说法又穷尽了。卿去世必记年月，国君回来必告于宗庙；益师不记日期，是轻视他，可成公以后却都记日期。桓公会盟不写到达，是安定他的地位，可国君出行有一大半不记到达，那么这种说法又穷尽了。” 不得已，只好提出有所变通的凡例之说。凡例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一经确定便不可更改；如果前后游移、彼此违背，又凭什么给万世作为准绳呢？唉！孔子作《春秋》，向上阐明天道，向下匡正人事，随着心意灵活变化，怎么会有固定的凡例？凡例不过是史家的说法罢了。从隐公、桓公到定公、哀公的二百四十二年间，执笔记史的既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有详有略，不能避免言辞不同；各人的所见所闻，也难以一概而论。从史法来说，尚且没有一成不变的凡例，却想执守后人的凡例来衡量经书，又想委屈圣人的经文去迁就凡例，这怎么可以呢？那么应该怎么办？也不过是探求《春秋》为什么写作罢了。孔子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又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取来的。’什么叫作志？就是尊崇天子，以中国为内，讨伐乱臣贼子，尊重王室而鄙薄霸主。什么叫作义？善的，我就提升它、给予它；恶的，我就贬退它、夺取它；一方面善而另一方面有过的，我仍然提升它、给予它；纯粹作恶的，我就急切地贬退它、夺取它。志向借助义理而彰明，义理根据时势而确立。《春秋》初期，诸侯突然强大起来，于是贬抑诸侯以扶助天子；《春秋》中期，大夫专擅国政，于是贬抑大夫以扶助诸侯；《春秋》末期，陪臣扰乱国家，于是又贬抑陪臣以扶助大夫。至于前面治理楚国，后面治理吴、越，往往在褒奖桓公、文公、爱护宗国，以及给齐、晋、宋、卫诸君加以爵称的记载中显示其意旨，像这样的做法，都是为了尊崇天子，彰明王道。一笔一削，大概都是随着时代变化而采取的权宜办法。时代变化不同，记事的方法也不同，哪里能够寻求所谓变例、正例呢？后来的论说者却说：‘圣人只有贬抑，没有褒扬。’又有人说：‘圣人起初根本没有褒贬。’如果只有贬抑而没有褒扬，那么《春秋》就成了司空城旦那样的刑徒文书，圣人的心术不应当如此刻薄苛严。如果没有褒贬，那就只是全部抄录旧史，是非不能明辨；凭什么会有‘了解我的是因为《春秋》，责罪我的是因为《春秋》’这样的话，又怎么能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呢？所以我专门以圣人的志向和义理作为判断标准。不能理解圣人的志向和义理，就会随着事情随意创立说法，辨析越繁杂，越不能建立教化。能够理解圣人的志向和义理，那么各种凡例之说，哪一样不能同圣经的精微文字、深奥旨意相互发明呢？可是近世儒者著书立论，却想把那些凡例全部举出并废弃，这也实在是拘泥而不能通达了。” 我撰写这部书，以《左氏传》为主，取用杜预的注、孔颖达的疏，以及《公羊传》《谷梁传》和啖助、赵匡等数十家的论说，汇集起来加以考察，互相参照、权衡取舍，稿本前后改了好几次。无论疾病、寒暑，我的手腕都不停地书写。虽然不知道自己对于圣人的志向和义理究竟领会得如何，但古今儒者支离、胶固的说法，我都删削殆尽，略微用来资助学者经学和经世的功用，希望对于‘连缀文辞、比较史事而不混乱’的宗旨，或许有所合乎。” 《读左日抄》

译【缺】卷 未见 鹤龄在序中说：“《春秋》三传并立，《公羊传》《谷梁传》是经学家的学问，唯独《左氏传》详于史事。古代史官世代承袭其职，左氏一定世代担任鲁国史官。比如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楚国的倚相，都能够尊重并信奉圣经，为它作传；他们广泛搜求各国史书，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名卿辅佐的事迹，无不详细记载；甚至卜筮、梦占以及小说、杂家的言论，也无不采录。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写在简牍上，广泛考察、远方阅览，综合贯通而条理井然，所以它的文章最为典雅有法而丰富。后来的儒者，有的嫌它多写巫术，有的嫌它浮夸，有的嫌它立论多违背义理、伤害教化。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因感伤麒麟而作《春秋》，距离梦见楹柱还不到三年，它的旨趣还来不及充分显明给世人看。左氏游学于圣门较晚，也未必曾同子游、子夏等人讨论上下其议论，所以其中有错杂而不纯粹之处，本来是应该有的。而且左氏所说‘书不书’‘先书’‘故书’之类，都依据旧典，是史家的成法。圣经却不能用史法拘限。有时事情相同而义理不同，有时事情不同而义理相同，孔子大概特意留下了特殊的笔法。自从不再修撰《春秋》而圣人遗意失传以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用笔、什么是削去，各自凭胸中臆见解释，穿凿附会之说纷纷兴起。” 至于绍兴年间的进讲，学说的混杂达到了极点。即便如此，笔削所依据的只是事实和文字；《左氏传》即使偶有讹误，但铺陈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大体十有八九是可靠的。杜元凯推求考校经文和传文，也极其精细详尽。学者如果确实能够通晓此书，研究其中的事情，并由此推求记事笔法，不让一切刻薄、深险、琐碎的见解横亘在胸中，而用义理加以折衷，哪里会无法探究并领会笔削的精微旨意呢？如今《左氏传》家家传授、户户学习，只是它的笔法简古，文字艰涩的地方、义理隐伏的地方，往往要费力推求。杜元凯的注还有很多不完备之处，孔仲达的疏又篇卷繁重，士大夫家很少能看到这部书。东山赵子常特意阐明不书之旨，辑成补注，多处同经义互相印证发明。我珍藏它多年，又加以广泛阐发，使幽深滞涩之处得到疏通，对讹误加以辨正。从孔疏以下，我多从刘原父、吕东莱、陈止斋、王伯厚、陆贞山、邵国贤、傅士凯等人的著述中采获材料。又选取《春秋》人物，以准绳加以评论判断，使学者知道古今人才的盛况，没有超过《春秋》时代的；兵法的精妙，也没有超过《春秋》时代的。应对变化、出奇制胜，可以增长人的心智，读史的人应当从中有所取法。至于《左氏传》全文明白易懂的地方，就一概不再涉及了。自知见识浅陋、难免有谀附之嫌，这不过是用来防备遗忘、资助讨论罢了。若想从事圣经的研究，形成一家之学，必须像黄楚望所说的那样：先用经书证明经书，其次引用其他经书证明，再其次用经书证明传文，再其次用传文证明经书，辗转相互证明，还要进一步出入群书考察。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承担的。姑且保存这种说法，以等待后世有志于著述的君子。” 陆圻《春秋论》九篇 存 缪泳说：“陆圻，字丽京，又字景宣，是钱塘贡士。甲申年以后隐居行医，不久进入丹崖出家为僧，不知最终去了哪里。” 魏禧《左传经世》三十卷 未见 禧在自序中说：“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明白道理是为了适用于实际。所以读书如果不能用于经世，即使对外极其博闻综合，对内分析入微，也同没有读过书一样。经世的事务，没有比史书更完备的。禧曾认为，《尚书》是史书的根本祖宗，《左传》是史书的主要宗派。古今治理天下的道理，全都具备于《尚书》；而古今应对天下变化的方法，全都具备于《左传》。明白其中的道理，通达其中的变化，再读秦、汉以下的史书，就像进入宗庙，按照昭穆次序辨别各人的子孙亲属，清楚得如同看自己的手掌一样。”我曾考察后世贤人，担当国家重任，主持大事，决断重大疑难，平定重大变乱，他们的学术功业光耀天地。然而追寻其端绪、探求其要领，就会发现《左传》早已具备这些内容。世间的变故，如弑杀、争夺、淫乱、报仇，以及倾覆、危亡、侵犯、征伐之事，到《春秋》时代已经发展到极点。亲身处在这些变故中的人，无不有精深艰苦的思考、深沉周密的谋略、应对仓猝的才干、爆发而不可遏制的勇气，以及持久不变的力量，谨慎地掌握事情的始终，从而取得确实的成效。至于兵法中奇正变化的规律，自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以来，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禧年轻时就喜爱《左氏》，及至遭逢变乱，在山中被放逐废弃二十年，仍时时取出它来阅读。” 如果涉及古人经世致用的大道理，以及《左氏》中隐含而尚未阐发的旨意，我便略作防范，随笔评论注释，来给门人看。我私下认为，《左传》从汉、晋直到今天，历经二千多年，发明精微、阐释幽深而自成一家之言的人，多得数不清。但他们大多喜爱它文章辞藻、篇章格调的工巧，只是相互议论罢了。唐代崔日用精通《左氏》之学，很以此自负；等到同武平一讨论三桓、七穆，却不能回答，于是惭愧地说：‘我请求拜徐文远为老师，向沈重请教《左氏》。’过了很久，他辞别离去时说：‘先生所说的只是纸面上的话罢了。’禧曾指着这件事对门人说：‘学习《左氏》的人，即使对三桓、七穆能够背诵得流利，本来也不值得看重。他不能回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这只是博士弟子所追求的事情，并不是古人读书的本意。善于读书的人，在于阐发古人没有说出的内容，补足他们尚未完备的地方，遵循其原则而加以变通，使之坐下来可以谈论，站起来可以实行，并且能够取得成效，这才值得珍视。’禧在评注之外，间或写成杂论二十篇、《书后》一篇，又命诸生作杂问八篇，附在卷末，请有道之人指正。《左氏》喜欢记载怪诞之事，沉溺于功利祸福的见解，论说时有驳杂而不纯之处。然而，像石碏诛杀州吁，范宣子抵御栾盈，阴饴甥关于爰田、州兵的谋略，晏婴不因崔杼而死，子产焚烧载书，以及子皮把政权交给子产等篇章，都是古今决定变乱的大略；而阴饴甥会见秦伯、王城，以及烛之武夜里缒城而见秦伯、蔡声子使伍举复归等篇章，则是辞令的最高境界，后世学者尤其应当深思并努力实践。陈许廷《春秋左传典略》

译十二卷 存 许廷在自序中说：“先父文邃著有《五经疑》，其中《诗经》和《春秋》的著述已经稍有散佚，我来不及看到它的全部，偶尔想续成，却没有空暇。今夏偶然取来阅读《内传》《外传》，从晋、唐以来，推崇、奖掖左氏的人很少再有人批评其根本缺陷，这都是征南的功劳。征南对于左氏，分条列举而贯通其内容，比较义理而合并要旨，都洞察了其中的趣味，所以夹漈称赞他。长夏闲暇时，我反复阅读他的解释，内心喜爱，未能自量，私下加以增补。对于简约而内容完备的，疏通其旨意；对于辨析而有所裁断的，按类别归纳其证据；对于分歧而不妨害大义的，附记其不同。题名为《典略》，共十二卷。私下惭愧自己不能发扬并捍卫左氏之学，也不能整理先父文邃散佚的著述。《晋语》说：‘所听到的片言只语虽然多，也未必都是虚妄之言。’崇祯二年。” 俞汝言说，许廷字灵茂，是海盐人。何其伟《春秋胡诤》一卷 存 其伟在自序中说：“吕氏大圭说：‘《春秋》穿凿附会的祸患，根源起于三传，后来儒者又从旁加以助长，彼此矛盾，前后抵牾，纷纷争论，圣人的旨意因此更加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圣人的旨意本来就体现在圣人的经书中。至于各位儒者的穿凿附会，姑且不论。到了胡氏的说法流行以后，明代兴起，专门把它作为功令；等到看科举制义的命题，竟然成了孔氏没有经书，而经书存在于胡氏那里。世人尊崇胡氏，竟超过尊崇孔氏，这固然成了胡氏的《春秋》；却又说是孔氏的《春秋》，难道不是诬蔑孔氏吗？’孔氏对于《春秋》，是修订而不是创作。既然是修订，就有一半取自旧史。各种名称、爵号的异同，以及日期记载的详略，都是吕氏所谓抄录史书的旧文，并不属于褒贬。名称、爵号和日期不属于褒贬，那么是非善恶寄托在文字中的情况，就已经清楚了。却一定要在某一个人、某一个字上穿凿附会，把二百四十二年间的诸侯、大夫全都纳入孔氏深刻苛细的文法，形成刻薄、浅狭、专断的解释，这对圣人的诬蔑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更何况彼此矛盾、前后抵牾的地方，比各位儒者还要严重。” 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世人只是逐渐习惯而不加察觉，认为它正确而不怀疑，而且众口一词地认同功令中的说法，连质疑也不敢。因此我专门驳正其中尤其悖谬的地方，私下用来附和吕氏的论说。” 王挺《春秋集论》未见 刘芳喆说，挺字周臣，是太仓州人。俞汝言《春秋平义》十二卷 存 《春秋四传纠正》一卷 存 俞汝言在自序中说：六经之所以不能明白，是被各家儒者弄乱了。自从王辅嗣用老庄之说解释《易经》，六经中就有了道家思想；郑康成用谶纬之说解释礼制，六经中就有了数术之学；公羊、谷梁以及胡氏用名分和褒贬解释《春秋》，六经中就有了名家、法家的内容。他们起初没有一个不是想探究圣人学说的精微内蕴的，只是智慧和见识浅陋，勉强追求深远，平日所见不过是郡国的府寺，却把它们当作巍峨的宫阙，也不过如此。不懂得辅佐治理的道理，却拿行军和断狱的才智来治理邦国。浅近地求取，便违背了经义的法度；深刻地求取，反而更加失去了经书的大体。直到宋代程颐、朱熹等大儒出现，才纠正了这些谬误。《易传本义》完成后，王辅嗣无言可说；《仪礼经传通解》确定后，郑康成也只好束手退让。至于《春秋左氏传》，左氏亲自见过圣人；公羊、谷梁的传授出自圣人的高等弟子，但其中一半是偏颇驳杂的。郑康成品格高尚、学问广博，文章又能畅达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本来可以算作程氏学说的正统传人，但其中的瑕疵也不少。新安朱子心里知道这些问题，却不敢直接说出他的过错，只是在给弟子讲论时不时流露出来。后来的人又不能推明其中的意义，只是附会穿凿，竟使刑名法术之类的话出自一代大儒而无人察觉，这岂不是奇怪吗？俞汝言不自量力，编集各家学说，自成一书，先列四种传说，再归纳为六类加以纠正：一是尊崇圣人，却忽略了僭越；二是拘守义理，却近于迂腐；三是崇尚文辞，却接近穿凿；四是凭空推测，却涉及诬妄；五是称颂美好，却失去事实真相；六是摘取瑕疵，却伤害了刻意求全的原则。这六种弊病除去之后，才可以读《春秋》。只是我愚陋荒疏，哪里敢对前贤施加针砭，不过姑且记下自己求学的粗浅心得，略略显示其大意罢了。丙辰年仲夏。缪泳说：俞汝言，字右吉，是秀水人。甲申以后放弃诸生身份，专心研究经史之学，尤其熟悉明代典故。他计划写成一部书，暂时只编成了宰相和列卿的年表。晚年专门研究《春秋》，他的诗歌和古文集名为《渐川集》。王寅《春秋自得篇》。

译十二卷。现存。寅在自序中说：“圣人所作的书，恐怕没有借助别人才能阐明的。《春秋》完成时，子游、子夏也不能赞助阐明。圣人作经，左氏作传，各自成为一部书。因此，左氏的文字有先于经文而起的，有在经文之后结束的，也有不以经文为依据而另行记事的；这说明左氏是在阅读尚未修订的《春秋》后写成的。继左氏之后有公羊、谷梁，才开始依据经文阐发义理。大体上是沿用左氏的旧文，间或附加自己的意见罢了。汉代诸儒各有自己的传闻，言辞多散见于各处。程氏、胡氏的旨意更加精密详尽，体例也往往巧妙附会。然而若不读三传，其义理也无从产生。况且胡氏的志向在于使君主觉悟，认为宋朝的南方和周朝的东方，本来就可以拿来作比。有些人强行使经文迁就自己的见解，我却怀疑，圣人所作的书应当有不必依靠三传也能明白的地方。圣人的话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春秋》记载会盟、征伐，如果不是天子亲自主导，便是由霸国主导。所以说：‘《春秋》是孔氏的刑书。’ 乱臣贼子心中没有天子，圣人就用天子的法则来惩治他们，说：‘这就是正朔，仍然是天子的正朔。’礼乐和征伐由诸侯发出、由大夫发出，天子的法令明明具在，他们却竟然毫不知所畏，这究竟是哪个时代的诸侯？哪个国家的大夫？还是法纪决裂、秩序颠倒竟到了这种地步？因此，只要在上面树立一个天子，诸侯、大夫的罪行就都可以确定；诸侯、大夫的罪行确定，天子的法令就伸张了。这些难道一定要等三传才能明白吗？直书就能显现，类比也能显现，分散错杂而不整齐，也同样能够显现。我哪里敢作传？只是担心尊重传文而丢失经文，是流俗之士免不了的弊病，所以姑且舍弃各传，参引其他经书，只依据圣经给它作注。后来的学者说这是补足先儒的不足，可以；说这是推翻先儒的定论，不可以。后人是了解我还是怪罪我，圣人尚且会听凭他们评断，何况像我这样疏远卑贱、平庸低劣的人呢？与其得罪圣人，不如得罪先儒。读这部注的人，希望能够体谅我的用心。”崇祯壬午年。金镜《春秋集义》。十二卷。未见流传。钱▯《春秋志礼》。八卷。现存。▯在自序中说：“从前谈论《春秋》的人，无不认为它是圣人的刑书。因此援引经文来断狱，都以《春秋》为名，竟把它当作律法和判案的条例，使文字刻深严厉，没有宽厚和平之气；使圣人褒扬、讳避、隐恶，谨严而保存忠厚之意，流于刻薄而不能返回。唉！这难道是仲尼所说的‘不做得过分’之人所应做的吗？”昭公二年，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所以能够称王的原因。’韩宣子所见的，大概是周代旧有的典章礼经；即使有些是仲尼尚未修订的，周公的法制也未曾不保存在鲁国。因此，在庆父之乱以前，齐国窥伺鲁国的人说：‘鲁国还掌握着周礼，周礼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将要灭亡，根本一定先被动摇，然后枝叶才跟着衰败。如今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能动摇它。’自庄公、僖公以来，历经十多个国君而没有改变，韩起仍然赶得上见到它。所以仲尼依据鲁国史官所记录的文字，考察其中的真伪，记载其中的典章礼制，对上遵循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下阐明将来应传行的法则。因此说：‘它善于记载，只有居上位的人才能使它昭明。’【《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传】又说：‘《春秋》的称述，微妙而显明，记载而含蓄，委婉而形成文章，详尽而不污秽，惩罚恶行而劝勉善行。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左传·成公十四年》传】所谓劝善，是君子的事业；所谓委婉而成章，是曲折地遵循义理的训释，以显示大顺；所谓记载而含蓄，是用简约的言辞记录事情，以显示法制。因此说：‘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都完备在其中了。’仲尼也说：‘我作《春秋》，是为了端正混乱的制度。’由此说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是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它，法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施行。法的作用容易看见，礼的禁约作用却难以察知。因此圣人因而修订它，是为了兴起礼教，使人自行远离触犯刑法的苗头。礼乐的各种制度，没有不完备于此书之中的。所以后世谈论礼制的人，如果没有《春秋》的义理，就不足以确定哪些应当取舍。唉，美好而广大啊！它贯通经纬万端，统摄人伦纲常，哪里有超过它的呢？我因此概括《春秋》的大要，搜集传记中的材料，总括其条理，按类别分为十志，并把礼志列为第一，附录于鲁国史事之后，使考察古代和研究治国之术的人，能够看到王道的大要、周公遗留的法制以及儒家学说的归宿，足以用来达到治理国家、振兴教化、树立风俗、规范事务的目的，施行于后世而不致迷惑，难道只是为了博闻多识吗？” 考察钱氏《春秋志礼》，其纲目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分八项：郊、望、雩、考、烝、尝、禘、大事。凶礼分五项：丧、荒、吊、救灾、禬。军礼分四项：大阅、治兵、大搜、狩。宾礼分十一项：朝周、朝鲁、公如他国、外诸侯相朝、内大夫如周聘、列国聘问、诸国来聘、内大夫聘列国、诸侯相聘、周来聘、周聘诸国。嘉礼分七项：饮食、冠、昏、宾射、燕飨、脤膰、贺庆。锡命有三项：周来锡命、周命列国、周命诸大夫。另有一项为杂记。张睿卿《春秋传略》。未见流传。冯如京《春秋大成》。三十一卷。现存。刘芳喆说：‘如京，字秋水，是代州人，官做到广东布政使。’ 董汉防《春秋传彚》。十二卷。现存。赵吉士说：‘汉策，字帷儒，是乌程人。范制府承谟巡抚浙江时，以人才荐举他，将要授予科道官职，却被言官弹劾罢免。’ 瞿世寿《春秋管见》。

译十三卷。现存。世寿在自序中说：‘我幼年失学，孤陋寡闻。二十岁以后放弃应试读书的学业，想要研究经书义理。又遭逢家中多难，加上缺乏师承。四十二岁时，短期游历闽南，幸喜得到《春秋》三传的善本。此后从闽地到燕地，从燕地到豫地，又到鲁地，搜集、请取经书，又得到汉、唐、宋诸儒的经解数十种。早晚研读，错误中偶然有所心得，写成《春秋管见》四卷。七年之间，稿本一共修改了三次。我私下认为，宫墙高达数仞，自己幸而已经找到了门。五十岁时游历秦地，寄居在蓝田的官舍。蓝田是嘉禾阮不岩先生过去治理的地方，先生去世以后【甲子年十月，先生死于任所】，遗稿散失。我忽然检查废弃的竹箱，得到几册书，是先生批校《春秋》五传的稿本，朱笔黄笔涂改标记，手泽还很新。我整理它的卷帙，只有昭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缺失，于是赶紧取来补缀。详细考察其中意义，远远不同于世俗的解释，这才明白圣经本来极其广大，诸儒却用狭小的见识去窥测；本来极其通达，诸儒却用固执的成见去拘泥；本来极其平实，诸儒却用穿凿附会来解释。因此解释越多，经书的义理反而越晦暗。于是取旧本中合于经义的地方，加以疏通证明；对于拘泥于体例的地方，则删削清理、抛弃其繁杂积蔽。前后四次经历春秋，稿本又修改了两次。虽然只是火炬和萤火般的微光，勉强可以流照一隅，但如果不是先生在前面引导道路，我实在很难沿着那条大道前行。后来的水流源自先前的河流，渊源自有来处；姑且写下这些，以记录而不忘本。时在康熙壬申年仲春二月生魄后的第四天。’ 姜希辙《春秋左传统笺》。二十五卷。现存。马骕《春秋事纬》。二十卷。现存。考察《马氏左传事纬》，共十二卷，前面有《序传》一卷、《辨例》三卷、《图说》一卷、《览左随笔》一卷、《春秋名氏谱》一卷、《左传字音》一卷。骕，字宛斯，是邹平人。曾经汇集三代的书籍，编成《绎史》，人们称他为‘马三代’。汤秀琦《春秋志》。十五卷。现存。宋荦作序说：‘文中子曾说：“著述纷纷，制定义理的人各持一说而不统一，陈述事情的人杂乱而没有条理。考察《春秋》，尤其严重。《春秋》文字有数万，旨意有数千，后世儒者各自坚持自己的见解，来推测圣人的意思；事情不能得到头绪，义理不能归于统一，怎么能使其中的义蕴明白呢？”所以三传产生后，《春秋》反而分散了，古人已经对此发出叹息。再加上杜预、郑玄、何休、范宁的笺注，他们用心难道能说不勤劳吗？到了胡康侯作传，大旨本于伊川，又兼收众说的长处，《春秋》借此才有了定论，但也未免时常互相抵牾。李愿中说：“《春秋》难以探究，学者还没有达到圣人豁然明白的境界，怎么能没有失误？”近代研究《春秋》的人，不但抛弃经文而听从传文，而且背离传文，写出支离烦琐的言辞，这就是研究经书的蛀虫。临川汤子弓庵作《春秋志》，这部书把事情和义理分为两种体例：事情用年表统摄，共有八表；义理用书法统摄，共有四种书法。八表各自以一件事为纲，二百四十二年的始末，用几页简略文字就足以明白。’ ‘他的四种书法，以精微的义理为经线，以排列事情为纬线；其中的条例和遗留下来的旨意，又足以作为相互参考的依据。他所采用的治学方法，可以说完备了。用这种方法陈述事情，难道还会杂乱而没有头绪吗？用这种方法制定义理，难道还会各说一端而不能统一吗？元代赵仁甫作《春秋通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姚文正公督师襄汉时看见它，认为不同寻常，这才使它在世上大为显扬。如今我在这里任职，又得到一位弓庵；弓庵不只是把仁甫当作自己的成就，然而他所著的《春秋志》既然为我所知，我难道能不说一句话，而让姚公独自占有前代的赞美吗？弓庵是汤义仍先生的从孙。先生凭文辞享有当代盛名，弓庵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却更加喜好经学。魏公之后继有南轩，虽然树立的事业各不相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难道不是独立自守的君子吗？’ 毛奇龄《春秋传》。

译三十六卷。现存。李塨作序说：六经有两种亡失：明显亡失的是《乐经》，从未真正亡失却实际上已经亡失的是《春秋》。抽取二百四十二年间、一千八百多条记载的书来考察，却看不出事情的条理；推究它，又找不到头绪；粗略看去，茫然没有条理；逐节分析，却又无从贯串。因此有人寻求它的学说而不得，妄说经文是纲、传文是目，但经文并不是纲，只是文字有篇章标题，并不是事情有统领要点；又说传文是案情，经文是判决，但经文并不是判决，只是史册中有褒贬的事实，而简册没有作出裁断的名称。于是广泛寻求事情的脉络，但三传之间异同错杂，不能决断；转而寻求诸儒解释文字和义理的说法，却又众说纷出，大多错误，不能作为法则，只好直接举出而弃置，说这不是圣经。不设立经学，不让人以此取士，《春秋》于是亡失了。可是没有经学的门徒，勉强起来补救，凭自己的臆测创立说法，反而使圣人的旨意屈从于自己，认为这样就可以立学、可以取士。世上主持取士的人，立即采用他们的说法，把它标作题目，于是圣人的旨意渺茫得无人听闻。这就像进入齐国，只知道有田文而不知道有齐王；进入秦关，只听说有太后、穰侯、高阳、泾阳，却完全不知道西秦的君主，《春秋》也就更加亡失了。此前那种亡失，是有人穷尽力量抗拒君主，明明白白可以验证；如今这种亡失，则是暗中把鼎大之物逐渐转移，像典午司马氏的渐渐改易；再进一步，像阳翟暗中奸谋、潜藏窥伺而盗取占据，一旦失去就无法挽回。《经解》说：《春秋》的失序和混乱，是混乱导致亡失的开端。又说：能连缀文辞、类比事情而不使它们混乱，就是深通《春秋》的人。连缀文辞、类比事情，是治理《春秋》、辨明治乱的方法。先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专门研究经书。研究经书并不是抛弃传文，因为经文要依靠传文才能显现，怎么可以抛弃呢？不过我所说的研究经书，是因此立下一条体例：用传文解释经文，不用经文解释传文，大概只是害怕像取士那样使经文迁就传文。于是采用史官记事的方法来设置门类和部类：经文分若干条，每条分若干事，每事分若干门，每门分若干部。例如朝聘一门，其中有朝部、聘部、来朝部、往朝部、来朝嗣君部、往朝嗣君部，以及嗣君来朝、嗣君往朝部；并把其中书法相通的地方连接起来，称为‘属辞’；考察记事之间参差变化的地方，称为‘比事’，于是褒贬取舍就显现出来。推广到二十二门的文辞和事情，都采用这种方法。因此侵伐有门，会盟和朝聘有门，前后大小的事情都能在其中相互联络，条理贯通而清楚分明，这才开始整理传文。在三传之中，取其中与经文相合的内容，称作‘传’；另行辨别其中与史实相合的内容，称作‘策书’。不只是杜预、何休、贾逵、范宁接受这种区别，即使公羊、谷梁指斥如蒯隶等人，也绝不让他们同左氏的策书混杂在一起。至于唐代以后诸儒的说法，虽然全部考察过，但一百条中没有一条相合，大多弃置而不屑谈论。胡氏一部书却反复致意于此，认为这部书本来就是扰乱经文的阶梯、使经文亡失的根本。间或考察先生所立的学说，可以看出他不喜好诡异，不以武断取胜；每次考订校正，必定依照门类和部类来分别，这就彻底清除了杂乱的体例。至于所谓三体、五情、七缺、九旨，则用四例加以统摄。从前韩宣子观看鲁国《春秋》，说‘周礼在鲁国’，可见礼本来就是《春秋》的要领。孟子说‘它记载的事情是齐桓公、晋文公，它的文字是史书，它的义理则是我孔丘取来的’，可见事情、文字和义理，又是《春秋》本身所具备的。像韩起这样的大夫，以及像孟子那样善于阅读《春秋》的人，他们的说法必定有合于《春秋》的地方；先生取这些来作为体例，从未扭曲事实、强行使曲的变直，勉强求其相合。用四例来比照三传和诸家之说，三传及诸家便没有什么不同了。用四例来比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文字和事件，那么二百四十二年的文事都不能超出这四例。这不就是孔子的《春秋》吗？于是又立下一条例说：“用经文解释经文，不用传文解释经文。”任取经文一条，先观察其中的礼制，接着考察其中的事情，再核对其中的文字，然后判定其中的义理；《经》所作的取舍、进退，都不超出这些范围。起初把《春秋》当作经，不传述事件却又传述事件，本来就是这样。有人认为它没有头绪、没有条理，也没有贯串联系；其实它的头绪和条理正是这样贯串联系的，而仍然说《春秋》已经亡佚，若不是借这部书保存它，那就不可能了。塨世代学习经学，长大后广泛游学于各位经学家的门下，对于《春秋》也已经浸润其中，却茫然没有边际。读了先生的书，顿时豁然开朗，思想扩展，胸襟浩荡。难道塨没有深入考察汉代以后诸儒以及宋、元、明直到今天研究《春秋》的人，竟敢随意赞说一句吗？考察毛氏的说法，他把《春秋》分为二十二门：一是改元，二是即位，三是生子，四是立君，五是朝聘，六是盟会与防御，七是侵伐，八是迁徙与灭国，九是婚姻与相见，十是享礼与吊唁，十一是丧葬，十二是祭祀，十三是搜狩，十四是兴建与营作，十五是甲兵，十六是田赋，十七是丰收与歉收，十八是灾异与祥瑞，十九是出国，二十是入国，二十一是盗窃与弑杀，二十二是刑戮；总括起来有四例：一是礼例，意思是前面二十二门全都是典章礼制；二是事例，即二十二门中的一千八百多条，没有一条不是事件；三是文例，即史书文字的法则；四是义例，即贯通于礼、文、事三者之间的义理。《属辞比事纪》六卷 未见 《春秋条贯篇》

译十一卷 存 王氏【姓名未详】《春秋左翼》未见 焦竑作序说：“左氏的作用，并不只在于解释经书；但善于解释经书的，没有比得上左氏的。他所记的事情，往往在数代以后才显现结果，而在数代以前几乎已经隐伏；有的因一件事而造成成败，有的因一个人而开创治世；有的内在谋算失误而使外在谋划猖獗，有的细小的嫌隙萌发而终于造成巨大的败坏。总之，它像丝牵着绳、绳联着丝，回环往复、互相映衬，如同树木有根、干、枝、叶，枝叶扶疏而相互附丽，使人从容游历其中，逐渐受到浸润，在心神明察而不言传的状态中默默领会，忽然得到它的要旨。二百四十年的成败，宛如发生在一天之内；七十二位君主的行事，全都贯通成为一件事。所以说它奇妙。”汉代、魏代以前，经书和传文分别单独流传，元凯氏才开始把传文跟随经文编排；遇到没有明确主名的地方，就强行作出“先经开始事件、后经终结义理”“依照经文辨析义理”“错综经文、合并异说”等说法，以穷尽它的变例。这只是知道用《公羊传》《谷梁传》的方法读《左氏》，却不知道用《左氏》本身的方法读《左氏》；只知道把经文合起来以显示《左氏》的重要，却不知道离开经文才能看出《春秋》的作用。我每每感叹，《春秋》本是圣人治理世事的著作，却被章句小儒割裂破碎，原因全都始于不善于读《左氏》。王君子省喜好《左氏》已经多年，既然已经独自探得其中深意，又苦于求学者像计算海水、计量沙粒一样，在书海中出没疲惫，于是专门以经文为主，并按事件分类编排，使人打开书就能明白，不必沉浸反复阅读；这样，圣人治理世事的大法便能一目了然地保存下来，用来彻底洗刷元凯氏那种强分始事终义的陋说。” 古人评论《管子》，认为它改变了《司马法》那种钩连盘踞的写法，变得直截简易，所以它的兵法可以用于进攻，却不利于退守。世上难道有不能防守却能够进攻的道理吗？所以我说，这部书不只是《左氏》的蝥弧，也可以说是《春秋》的墨守吧？张氏《春秋说苑》未见 沈演作序说：“张子名吾因，年轻时接受我家的经学，晚年多有自己的心得，并且防范、驳正各家之说。胡氏的《春秋》，删取精华、淘汰糟粕，编成这部《说苑》，大概是应试科举所用的定本。” 汤氏《春秋翼传》未见 沈演说：“博士家传授的《春秋》学说，大都以安福邹氏为依据。如今看到汤令君所著的《翼传》，大旨与邹氏没有不同，但解释更加详细，学者从此又知道有汤氏之学了。” 杨氏【姓名未详】《春秋质疑》散佚 李光缙说：“胡康侯在宋室南渡时，折中《春秋传》而进呈，其意旨在于纳谏开导，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先生读《春秋》不满意胡氏的说法，便屡次提出疑问，汇集成书。” 《经义考》卷二百八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春秋》【四　二】左丘子【明】《春秋外传国语》《汉书·艺文志》载二十一篇 存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于是有了《国语》。” 王充说：“《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述经文时，言辞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录《国语》中的言辞来充实它。” 傅玄说：“《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所以有共同叙述一件事而文字却不相同的情况。” 孔晁说：“左丘明搜集那些典雅而合宜的言辞，把与经文相互发明的编为《春秋传》；那些高明的议论和善美的言语，则另编为《国语》。” 刘熙说：“《国语》记载各国君臣彼此谈论、谋划和议事的得失。”又说：“所谓外传，是《春秋》把鲁国看作内、把诸国看作外，记载外国所传之事的书。” 刘炫说：《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刘知几说：“左丘明既然写了《春秋》的内传，又考察搜集其中遗漏的文字，编纂其中另有的说法，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情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编成《春秋外传》，《国语》合计二十一篇。它的文字与《内传》相近，有时重复出现而略有不同。然而自古以来的名儒，如贾逵、王肃、虞翻、韦曜等人，都为它申明义理、作注释，整理篇章句读。这也是六经一类的著作，是三传之中的次等著作。” 陆淳说：“《国语》和《左传》的文体不相同，肯定不是一个人所作。”《崇文总目》说：“左丘明撰写，吴国侍中兼领左国史、高陵亭侯韦昭解释。韦昭参照引用郑众、贾逵、虞翻、唐固四家，总共五家的说法作注；他自己发明、订正的有三百零七条。” 司马光说：“先儒大多对左丘明既传《春秋》又作《国语》感到奇怪，为此作解释的人很多，但都没有说得十分通达。先父认为，丘明将要传述《春秋》时，先采集各诸侯国的史书，随后分别编排，从中选取精华作为《春秋》传；先前采集的稿本，因而被当时人传习，命名为《国语》。这并不是丘明原本的意图。所以它的言辞繁复重复，叙事过于详细，不如《春秋》传简洁直截、精明浑厚而遒劲峻拔。又有许多驳杂而不精纯的文字，确实是因为各国史学有厚薄，才性有深浅，不能纯一。不然，丘明为什么要作这样重复的书呢？” 晁公武说：班固《艺文志》有《国语》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二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说二十一卷；如今此书的篇次与《汉书·艺文志》相同，大概历代儒者拆分简册、合并篇章，彼此有所增损，不足为疑。总之，《艺文志》的记载是审慎可靠的。陆淳说它与《左传》文体不相同，肯定不是一人所作，这未必正确。范宁说：左氏文字丰富而艳丽，韩愈说左氏浮夸；如今看这部书，确实丰富艳丽而且浮夸，不是左氏又是谁呢？柳宗元称《越语》尤其奇峻，难道只是《越语》如此吗？从《楚语》以下，大体都这样。《朱子语录》说：“《国语》委靡繁琐，真是衰世的文章。当时的语言和议论就是这样，难怪周王室不能振兴起来。” 李焘说：“从前左丘明将要传述《春秋》时，先采集各国史书，按国家分别编成言语记录，随后搜取其中的精华，写成《春秋传》。先前采集的这些言语草稿仍完整保存，被当时人共同传习，称为《国语》。这大概不是丘明本来的意图，所以它的言辞枝蔓较多，不如内传简洁直截而峻拔刚健。更有甚者，其中驳杂而不像同一体裁的文字，仿佛出自他人之手，大概是因为当时各国史料有厚薄，学术有深浅，所以不能纯一。不然，丘明特意作这样重复的书，为什么呢？先儒有的说《春秋传》先完成，《国语》后来才作，这是错误的。只有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够认识这一点。” 陈振孙说：“自从班固在《艺文志》中记载它为左丘明所著以来，直到今天，它一直与《春秋传》并行，号称外传。如今考察这两部书，虽然内容彼此有相同之处，但事件和言辞有很多异同，文体也不相类，想来一定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司马子长说‘左丘失明，于是有了《国语》’，似乎也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唐代的啖助也曾辨析过这件事。” 陈造说：“左丘明记载各国的事情，已经很完备了，又写成《国语》。两书所记的事情大同小异之处很多，因此有人怀疑。大概《春秋传》流传于先秦，是古代六经一类的著作；记载史事来解释经文，文字婉转而华丽。《国语》总的说来也是传体，但文势壮阔，辞采奇异。” 真德秀说：“征伐犬戎、监视诽谤、专擅利益、不借千亩、立戏五件事，都是周宣王以前的文章，在其他书中看不到，幸而在《国语》中得以见到。” 王应麟说：刘炫认为《国语》不是丘明所作，叶少蕴说古代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如今《春秋传》称作左氏，而《国语》称作左丘氏，那么二者就不能算是一家，文体也自然不同；它们不是一家之书，显然得很。左氏大概是左史之后，以官职为氏；朱文公说左氏是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他的书对楚国之事说得详细。司马氏说左氏想要传述《春秋》，先作《国语》，《国语》的文字不及传文精炼。” 黄震说：“《国语》记事必定考察典章规范，言语必定以恭敬为主。衰败周世的邪说，在其中一句也没有，这足以垂训万世。” 戴表元说：“这部书不专门记载事件，所以称为《国语》。先儒认为太史公改变编年体而写成杂体，是具有创作古书才华的人。依我看，他大概是仿照《国语》而写成的。” 黄省曾说：“从前左氏搜罗汇集各国史书，实实在在地写成此书来传述《春秋》；其中解释经义而有余的部分流溢出来，成为外传，实际上包含许多先王的明训。自张苍、贾生、马迁以来，经过一千几百年，仍在文苑中广泛诵读而不衰。世俗儒者虽然把浮夸荒诞视为弊病，然而它的文辞高妙，精深的义理不是后世那些执笔作文的人所能比的。”王维桢说：“《左传》尊崇圣人的经，《国语》则作为它的羽翼。《春秋》是素王之书，丘明是素臣，这是千古不变的论断。范武子说左氏艳丽而丰富，他的过失在于诬妄。古代闻名之人以巧言令色为可耻，难道肯诬妄吗？柳子厚的文章简约古朴而有法度，深得左氏遗风。至于他写成六十七篇议论，命名为《非国语》，难道是因为嫌它文辞胜过内容而不纯吗？这正是持论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