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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史藏经义考九十八

经义考卷九十八

史藏 · 目录 · 已译 · 第 416–418 段

李清臣曰:「国风、雅、颂美刺之义,不甚相絶,而分别若此。或曰太师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诗。夫诗者,古人乐曲,故可以歌,可以被于金石钟鼓之节。其声之曲折,其气之高下,诗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风,爲小雅,爲大雅,爲颂。风之声不可以入雅,雅之声不可以入颂,不待太师与孔子而后分也。太师知其声,孔子知其义尔。亦犹今之乐曲,有小有大,声之不同,而辞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后来者所不能易也。」欧阳修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此小雅《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爲逺,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防,文之着也』,《▯▯风》《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谓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爲政,卒劳百姓』,此小雅《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周子醇曰:「孔子删诗,有全篇删者,骊驹是也。有删两句者,『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爲绚兮』是也。」刘安世曰:「孔子时诗,今不可得而见之。且以《论语》考之,今《硕人》之诗『无素以爲绚兮』一句,则知孔子时诗亡矣。」郑樵曰:「上下千余年,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録之,非有意于删也。删诗之説,汉儒倡之。」陈鹏飞曰:「春秋之亡,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唐仲友曰:周之兴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颂。其衰也,颂息于南征之后,雅变于监谤之际,风降于东迁之余,道之污隆可具见矣。羣叔之流言,风犹将变,而况于雅乎?洛邑之迁,颂未可遽复,故风犹可正而进于雅也。雅在,则春秋可以无作,奈何变而遂至于亡也?又曰:其风肆好,穆如清风。大雅亦有风,虽则如燬,父母孔迩。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变风犹有颂,采蘩赋之属也,螽斯比之属也,关睢兴之属也。有赋比兴以爲风,亦有以爲雅颂。一篇而一义者有之,鹤鸣专于兴也,其意逹于风矣。有一句而二义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朱子曰:「人言夫子删诗,防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刋定而巳又曰:「当时史官収诗时,已各有编次,但经孔子时已经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戴埴曰:诗篇名之例不一。关睢、葛覃之类,取其首章;权舆、驺虞之类,取其末章;召旻、韩奕之类,取一章之义,合而成文;氓、丰、荡、緜之类,取章中一事。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则取章中一句。惟雨无正、酌赉于诗,亦无取。亦有例同而名异者:緜緜瓜瓞与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义,一以葛藟爲名;緜蛮黄鸟与交交黄鸟,同一取緜蛮之义,一以黄鸟爲名。又曰:风雅之正变,以治言,自▯至曹,治固多变。太王治豳,风化所基,亦何言变?风节南山至鱼藻,治固变矣。六月、车攻、斯干诸诗,何以言变?小雅民劳至桑柔,治固变矣。崧高、韩奕、烝民、江汉诸诗,何以言变?大雅周礼籥章歌豳诗,豳雅豳颂,谓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则豳何以有雅?谓美盛德,告成功,则豳何以有颂?然则求诗于诗,不若求诗于乐。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及言关睢之乱,洋洋盈耳,以乐正诗,则风雅与颂以声而别。乐有正声,必有变声。故国风十五国之歌,歌之正爲正风,歌之变爲变风。采风者以声别之,其于雅亦然。瞽诵、工歌,旣别其声之正变,复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乐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乐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颂:周之颂简,商鲁之颂繁。周颂敬惧而谦防,商鲁颂侈丽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徃非颂?人不以诗求诗,而以乐求诗,始知风雅之正变、小大与三颂之殊涂而同归矣。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风雅颂旣被之弦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别其声之小大、正变哉?

译李清臣说:“国风、雅、颂中赞美和讽刺的意义,并没有十分不同,却分别成这样。有人说是太师划分的,有人说是孔子划分的,这些说法都还不算真正懂得诗。诗是古人的乐曲,所以可以歌唱,也可以配合金石钟鼓的节拍演奏。它声调的曲折、气势的高低,在诗人创作之初本来就已经分别属于风、小雅、大雅和颂。风的声调不能纳入雅,雅的声调不能纳入颂,并不是等太师和孔子以后才划分的。太师懂得它们的声调,孔子懂得它们的意义罢了。这也如同今天的乐曲,有小曲和大曲,声调各不相同,歌词也不能互相移用;这是作者在创作时已经确定的,后来的人不能改变。”欧阳修说:“所谓删诗,不只是删去整篇,也有删去一篇中的章、删去一章中的句、删去一句中的字。例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这是小雅《唐棣》的诗。孔子认为把‘室’说成遥远,有害于兄弟之义,所以删去的是其中一章。‘衣锦尚防,文之着也’,是《▯▯风·君子偕老》的诗。孔子认为装饰过分,恐怕流于奢靡而不能回头,所以删去的是一章中的一句。” “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这是小雅《节南山》的诗。孔子认为“能”这个字损害了诗句的意思,所以删去的是一句中的一个字。周子醇说:“孔子删诗,有删去整篇的,《骊驹》就是这样;有删去两句的,‘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就是这样;有删去一句的,‘素以为绚兮’就是这样。” 刘安世说:“孔子当时所看到的诗,如今已经无法见到。姑且根据《论语》考察,现在《硕人》诗中没有‘素以为绚兮’这一句,由此可知,孔子时代的诗已经有所亡失了。” 郑樵说:“上下经过一千多年,诗才有三百零五篇;有的经历十位君主才采得一篇。这些诗都是商、周人所作,孔子从鲁国太师那里一并得到,编排记录下来,并不是有意删削。所谓删诗的说法,是汉代儒者倡导起来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陈鹏飞说:“春秋的衰亡,是因为礼废弃了;秦朝的衰亡,是因为诗废弃了。” 唐仲友说:周朝兴盛时,由召南发展到周南,由周南发展到雅,由雅发展到颂。周朝衰落时,颂在南征之后停止,雅在禁止臣民议论之时发生变化,风在迁都东方以后降下来了;政治之道的兴衰,可以由此完全看出。群叔散布流言,风尚还将发生变化,何况雅呢?迁都洛邑以后,颂还不能立即恢复,所以风尚还可以匡正并进而达到雅。雅还存在时,《春秋》本来可以不必创作,为什么发生变化后竟至于亡失呢?又说:风诗有“其风肆好,穆如清风”。大雅也有风诗,如“虽则如燬,父母孔迩”。周南已经有雅诗,如“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变风中仍有颂诗,如《采蘩》一类;有比,如《螽斯》一类;有兴,如《关雎》一类。有以赋、比、兴作为风的,也有作为雅、颂的。一篇诗只有一个义例的,有《鹤鸣》,专门用于兴,但它的意义已经通达于风。有一句诗包含两个义例的,如“王室如燬”,用的是比而属于雅。” 朱子说:“人们说孔子删诗,看来只是采集了许多诗,孔子并没有删去它们,只是加以刊正、审定罢了。”又说:“当时史官收集诗歌时,已经各自编排过;但经过孔子时已经散失了,所以孔子重新整理了一番,未必能断定究竟删了还是没有删。” 戴埴说:诗篇命名的例子并不相同。《关雎》《葛覃》一类,取自诗的首章;《权舆》《驺虞》一类,取自末章;《召旻》《韩奕》一类,取一章的意义,合成篇名;《氓》《丰》《荡》《緜》一类,取一章中的一件事。《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则取一章中的一句。只有《雨无正》《酌》《赉》等诗,既没有取名依据。也有例子相同而篇名不同的:《緜緜瓜瓞》和《緜緜葛藟》都取“緜緜”的意义,但一篇以“葛藟”为名;《緜蛮黄鸟》和《交交黄鸟》都取“緜蛮”的意义,但一篇以“黄鸟”为名。又说:风、雅的正变,是根据政治治理来说的。从▯到曹,政治本来就多有变化。太王治理豳,是风教的根基,怎么能说是变风?从《节南山》到《鱼藻》,政治确实发生了变化,《六月》《车攻》《斯干》等诗为什么又说是变雅?从小雅《民劳》到《桑柔》,政治确实发生了变化,《崧高》《韩奕》《烝民》《江汉》等诗为什么又说是变雅?大雅中,周礼《籥章》歌唱豳诗,有豳雅、豳颂;如果说雅是叙述天下之事、表现四方风俗,那么豳为什么有雅?如果说颂是赞美盛德、报告成功,那么豳为什么有颂?这样看来,与其从诗文本身寻求诗的类别,不如从音乐中寻求诗的类别。” 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正确,使雅、颂各得其所。到了谈论《关雎》结尾乐章时,乐声洋洋盈耳;用音乐来校正诗,就可以知道风、雅、颂是根据声调区别的。音乐有正声,也必有变声。所以十五国国风的歌,歌唱其正声的就是正风,歌唱其变声的就是变风。采诗辨别风俗的人,也是根据声调来区别的;雅也是如此。瞽者诵诗、乐工歌唱时,既辨别声调的正变,又进一步分为小雅、大雅。雅音中声调宏大的称为大雅,用于大宴飨的乐章;雅音中声调较小的称为小雅,用于小宴飨的乐章。说到颂,周颂简约,商颂、鲁颂繁多。周颂敬畏而谦抑,商颂、鲁颂则华丽而夸张。但只要声调相合,哪里演奏的不是颂呢?人们不从诗文本身求诗,而从音乐求诗,这样才知道风雅正变、小大以及三颂虽然道路不同,最终归宿却相同。如今的乐章已经很不足道了,尚且还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的不同。风、雅、颂既然都配合弦歌演奏,并传播于金石乐器,怎么能不区别其声调的小大、正变呢?”},{

叶适曰: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国亦言删诗爲三百篇。按周诗及诸侯用爲乐章,今载于左氏传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然则诗不因孔氏而后删矣。又曰:周以诗爲教,置学立师,诸侯之风陈于太师,其所去取皆当时朝廷之意。故匪风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简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岂非学者之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又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则是以天子之命列于颂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又曰:诗三百篇,孔子举其在者也。后人谓孔子自删爲三百篇,大妄也。又曰:言诗者自▯▯而下,皆目爲变风,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观乐论诗,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兴可观可羣可怨,亦未尝及变。夫言者之防其发也,殊要以归于正。尔美而非謟,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乐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后之学诗者,不极其志之所至,而以正变强分之,则有蔽而无获矣。章如愚曰:「王之风,非贬王也,体本风也。鲁之颂,非褒鲁也,体本颂也。诗体有风、雅、颂之殊,非雅重于风,颂高于雅也。」罗璧曰:「诗名之説,或谓国史,或谓子夏、毛苌。而书《金縢》云:『公乃爲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则诗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风、雅、颂,説者谓始于孔子。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吴季札聘鲁,鲁太师已爲札歌风、歌雅、歌颂矣。《鲁颂·駉》诗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史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观此则雅、颂亦作者自别也。」王应麟曰:「逸诗篇名,若貍首、骊驹、祈招、辔之柔矣,皆有其辞;惟采荠、河水、新宫、茅鸱、鸠飞,无辞。或谓河水沔水也,新宫斯干也,鸠飞小宛也。韩诗外传引逸诗尤多,其孔笔所删与?」刘汲曰:「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蘓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则秦火之余,诗亦爲完书矣。而凡经传所引逸诗,是皆孔子所删二千七百余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未尝言删诗也。至赵氏《孟子题辞》始有删诗之説,而晋世所传孔氏书序,亦言删诗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后。夫以周之列国,若滕、薛、许、蔡、邾、莒,其与陈、魏、曹、桧地丑德齐,而独无一诗之存,何也?将有其诗而夫子删之与?当季札之聘鲁,请观周乐,于时夫子未删诗也。自雅颂之外,其十五国风尽歌之。今三百篇及鲁人所存,无加损也。其谓夫子删诗,其可信乎?朱右曰:「古诗三百篇,以风、雅、颂爲三经,赋、比、兴爲三纬。」卢格曰:「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頴逹以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廵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西周盛时,环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国,使各陈一诗,亦千八百篇矣。今载于经者,惟▯▯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十一国,皆春秋时诗,其他亦无所录。孟子『诗亡』之论,其有慨于此乎?」黄淳耀曰:「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葢删诗者,汉儒之説也。」汪琬曰:「删诗之说,昉于史迁,其言不可据依。」按孔子删诗之説倡自司马子长,歴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刋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郑渔仲、蘓伯修亦尝疑之。近时嘉定陶庵黄氏亦谓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愚心韪之。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防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趋以采齐,乐师所教之乐仪也,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仪而门外无仪,何也?凡射王以驺虞爲节,诸侯以貍首爲节,大夫以采蘩爲节,士以采苹爲节。今大小戴记载有貍首之辞,未尝与礼义悖,而孔子于驺虞、采蘩、采苹则存之,于貍首独去之,俾王与大夫士有节,而诸侯无节,又何也?

译叶适说: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选取了三百零五篇。孔安国也说孔子删定《诗经》为三百篇。考察周诗以及诸侯用作乐章的诗,如今记载在《左氏传》中的,都是史官先前采集、确定下来的。即使其中有逸诗,也已经很少了。我怀疑并不是等到孔子之后才删去十篇取一篇。况且《论语》称“诗三百”,本来是说古人已经具备的诗,不应当指孔子亲自删定的诗而言。既然如此,《诗》并不是因为孔氏才删定的。他又说:周朝把《诗》作为教化,设置学校、建立师长;诸侯国的风诗陈列给太师,其中的取舍都应当体现当时朝廷的意旨。所以,《匪风》所表达的思念、《下泉》所表达的对周道的思念、《简兮》所表达的对治理者的思念,以及“西方美人”,都是从周朝的立场来说的。孔子出生在几百年以后,在王朝中没有职位,却要把一代所用来教化的诗删去高下,十篇只存一篇,并说这些全都出自他的手笔,难道不是后世学者随声附和、承袭错误,失于考订造成的吗?他又说:季孙行父向周王请求命令,史克于是作颂,这就是把天子的命令列入颂诗,并不是孔子所能裁定的。他又说:《诗》三百篇,是孔子举出当时存在的篇目。后人说孔子亲自删定为三百篇,实在是荒谬至极。他又说:谈论《诗》的人,从▯▯以下,都把它们看作变风;所谓正风,只有二南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然而季札观赏乐舞、评论诗歌时,从未提到正风和变风。孔子教导弟子,说诗可以引发联想、可以考察社会、可以会聚群体、可以抒发怨情,也从未提到正风和变风。诗歌言辞的作用,在于防止情感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归于正道。赞美却不谄媚,讽刺却不攻讦,怨恨却不愤怒,悲哀和欢乐却不是出于私情,这有什么不合乎正道的呢?后世学习《诗》的人,不极力探究诗人心志所达到的地方,却强行把正风、变风分开,那么只会有所遮蔽而没有收获。章如愚说:“《王风》并不是贬低周王,只是它的体裁本来属于风;《鲁颂》也不是褒扬鲁国,只是它的体裁本来属于颂。《诗》的体裁有风、雅、颂的区别,并不是雅比风更受重视,也不是颂比雅更高贵。” 罗璧说:“关于诗篇名称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国史所定,有人认为是子夏、毛苌所定。然而《尚书·金縢》说:‘周公于是作诗留给成王,给它命名为《鸱鸮》。’这样看来,诗篇的名称是作者自己确定的。至于把诗分为风、雅、颂,有人认为始于孔子。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后,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然而吴国的季札出聘到鲁国时,鲁国太师已经为季札歌唱风诗、雅诗和颂诗了。《鲁颂·駉》的诗序说:‘季孙行父向周王请求命令,史克于是作了这篇颂诗。’《史记》说‘微子经过殷墟而作雅诗’。由此看来,雅诗、颂诗也是作者自己分别命名的。” 王应麟说:“逸诗的篇名,如《貍首》《骊驹》《祈招》《辔之柔》等,都有诗辞;只有《采荠》《河水》《新宫》《茅鸱》《鸠飞》没有诗辞。有人说,《河水》就是《沔水》,《新宫》就是《斯干》,《鸠飞》就是《小宛》。韩诗《外传》引用的逸诗尤其多,难道这些也是孔子删削时所用的笔墨吗?” 刘汲说:“三百篇中,篇章没有固定的章法;章没有固定的句数;句没有固定的字数;字没有固定的读音。篇章的大小长短、文辞的险易、声调的轻重,都只随着诗意的需要而定。即使是劳役之人和内室侍妾,他们悲愤、感激的话语同圣贤的话语混杂在一起也不感到惭愧,因为也不过是各自表达自己的心志罢了。” 苏天爵说:太史公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后,保存下来的有三百一十一篇。这样看来,经过秦火之后,诗也算是完整保存下来的书了。那么凡是经书、传记所引用的逸诗,难道都是孔子删去的二千七百多篇诗中的文字吗?如今考察孔子的话,他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使乐正,雅诗、颂诗各得其所。”又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他从未说过删诗。直到赵氏《孟子题辞》才开始有删诗的说法,而晋代流传的孔氏《书序》也说删诗成为三百篇,这些说法都出现在太史公之后。周朝的列国中,像滕、薛、许、蔡、邾、莒,它们和陈、魏、曹、桧的土地相近、德行相当,却偏偏没有一篇诗保存下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它们本来有诗而孔子删掉了吗?季札出聘鲁国、请求观看周乐时,孔子当时还没有删诗。除了雅、颂之外,十五国的风诗全都演奏给他听。如今保存下来的三百篇和鲁国人所保存的诗,并没有增减。说孔子删诗,这种说法可信吗?” 朱右说:“古诗三百篇,以风、雅、颂作为三经,以赋、比、兴作为三纬。” 卢格说:“《史记》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选取了三百零五篇。孔颖达认为这还不能令人相信。考察《王制》说:天子每五年巡行诸侯国一次,命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西周强盛时,天下四周受封的国家有一千八百个,假如每国各陈列一首诗,也有一千八百篇了。如今载入经书的,只有▯▯、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十一个国家的诗,而且都是春秋时期的诗,其他诗也没有被记录下来。孟子所说的‘诗亡’,是不是对此有所感慨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黄淳耀说:“孔子有整顿乐律的功劳,却没有删定诗歌的事情。大概删诗的说法,是汉代儒生提出的。” 汪琬说:“删诗的说法,起源于司马迁,他的话不能作为依据。” 考察孔子删诗的说法,是司马子长首先倡导的,历代儒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朱子说,经孔子重新整理,不能确定究竟删了还是没有删;又说孔子不曾删去诗,只是加以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也说,诗并不是因为孔子而删定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卓越的见解。郑渔仲、苏伯修也曾对此表示怀疑。近来嘉定陶庵黄氏也说,孔子有整顿乐律的功劳,却没有删定诗歌的事情,我内心认为他说得对。我私下认为,《诗》由王朝掌管,分赐给诸侯,作为小学、大学诵习的内容,也是冬夏两季所教授的课程,没有谁会对此有不同意见。因此,诸侯会盟、防守、聘问、燕享时,列国大夫赋诗来表达心志,并不全都只吟诵本国的风诗。假如孔子凭一己之见取舍删定,王朝和列国的臣子中,谁会相信并听从他呢?再如行走时奏《肆夏》,快步行走时奏《采齐》,这是乐师所教的乐仪,为什么不能施用于礼义,而孔子偏偏要删掉它,使堂上有仪节、门外却没有仪节,这又是为什么呢?凡是天子举行射礼,以《驺虞》作为节拍,诸侯以《貍首》作为节拍,大夫以《采蘩》作为节拍,士以《采苹》作为节拍。如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中都记载有《貍首》的诗辞,它并没有违背礼义;孔子对于《驺虞》《采蘩》《采苹》都保存下来,却唯独删去了《貍首》,使天子、大夫、士都有节拍,而诸侯没有节拍,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而孔子于鹿鸣则存之,于新宫则去之,俾歌有诗而管无诗,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于钟师,而大司乐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乡饮酒之礼賔出奏陔,乡射之礼賔兴奏陔,大射之仪公升卽席奏肆賔醉奏陔,公入骜,此又何不可施于礼义,而孔子必删之,俾礼废而乐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归祀其祖者,删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之合乎礼义者,莫此若矣,孔子旣善其义,而又删之,又何也?且诗至于三千篇,则輶轩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国矣,而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属删后之言,况多至三千,乐师蒙叟,安能遍爲讽诵?窃疑当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至欧阳子谓「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此又不然。「诗云:『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惟其诗,孔子未尝删,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诗曰:『衣锦尚防,文之着也。』」惟其诗,孔子亦未尝删,故子思子举而述之也。「诗云:『谁能秉国成?』今本无「能」字,「犹夫殷鉴不逺,在于夏后之世」,今本无「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传旣久,偶脱去尔。昔者子夏亲受诗于孔子矣,其称诗曰:「巧▯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绚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尝删,故子夏所受之诗,存其辞以相质,而孔子亟许其可与言诗,初未以「素绚」之语有害于义而斥之也。由是观之,诗之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然,则诗何以逸也?曰: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爲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一则乐师蒙叟,止记其音节,而亡其辞,窦公之于乐,惟记《周官·大司乐》一篇,而其余不知,制氏则仅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此乐章之所缺独多也。噫!衰周之际,礼不期于坏而坏,乐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忧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岂忍删去之乎?且夫采齐、新宫、貍首、繁遏、渠、九夏曁笙诗六篇,商颂七篇,皆先王着于礼而被于乐者,信如子长之言,则删自孔子,礼坏乐崩,是谁之过与?愚有以断其必不然矣。

经义考卷九十八<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九十九翰林院检讨朱彞尊撰诗【二】

卜子【商】诗序

译燕礼登堂歌唱《鹿鸣》,下堂奏《新宫》;《大射仪》于是歌《鹿鸣》三终,接着奏《新宫》三终。可是孔子对《鹿鸣》却保留下来,对《新宫》却删去了,使歌唱的有诗辞而管奏的没有诗辞,这又是为什么呢?《肆夏》《繁》《遏》《渠》,是天子用来享宴元侯的乐章,所以九夏掌管于钟师;大司乐在王出入时奏《王夏》,尸出入时奏《肆夏》,牲出入时奏《昭夏》。乡饮酒礼中宾出场时奏《陔》,乡射礼中宾起身时奏《陔》;大射仪中公升堂就席时奏《肆》,宾醉时奏《陔》,公入内时奏《骜》。这些乐章又为什么不能施用于礼义之中,而孔子一定要删去它们,使礼制废缺、音乐残缺呢?正考父在周朝校订商代的《名颂》十二篇,太师带回去用来祭祀先王。孔子是殷人,却反而把先世校订后带回去祭祀其祖先的诗删去七篇,只保留五篇,这又是为什么呢?穆王想要放纵心意,周游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诗来止息穆王的欲望;诗中合乎礼义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孔子既然赞赏它的义理,却又删掉了它,这又是为什么呢?况且诗如果有三千篇,那么輶轩所采集的诗必定不止十三国;可是季札在鲁国观乐时,所歌的风诗没有超出十三国之外。又如孔子平日所说,一次说“诗三百”,再一次说“诵诗三百”,未必一定是删订以后的说法。何况诗多至三千篇,乐师蒙叟怎么能够全部讽诵呢?我私下猜想,当时由王朝掌管、颁行给侯服诸侯的,也不过是三百多篇罢了。至于欧阳修说“所谓删诗,并不是把整篇删去,有时删去篇中的章,有时删去章中的句,有时删去句中的字”,这也不对。《诗》中说:“唐棣的花,摇曳翻转。难道我不思念你吗?只是因为你的居室太远了。”这首诗孔子从未删去,所以才作为平日的言谈教给弟子。《诗》中说:“穿着锦衣还加上罩衣,这是文采显著的表现。”这首诗孔子也从未删去,所以子思才引用它来叙述。“诗中说:‘谁能掌握国家的大政?’”今本没有“能”字;“又说:‘前代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今本没有“于”字。这不是孔子删掉的,而是流传久了,偶然脱落罢了。从前子夏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诗》,他称引《诗》说:“巧笑的酒窝多美,明亮的眼睛顾盼多情,白色的底子上再加上文采。”这几句诗孔子也没有删去,所以子夏所受的《诗》仍保存这些辞句以便相互质证;孔子还多次称许子夏可以和他谈论《诗》,起初并没有因为“素绚”这些话有害于义理而斥责它。由此看来,诗篇的散佚不是孔子删去的,这是可以相信的了。那么,诗为什么会散佚呢?答:一方面,是秦火以后竹简和帛书都不复存在,靠口头背诵流传的诗篇偶然被遗忘了;另一方面,是作者所作章句长短不一,后来研究章句的人一定要把它们排比整齐,于是删去了不合句式的字句;再一方面,乐师蒙叟只记得曲调节拍,却忘了歌词。窦公对于音乐,只记得《周官·大司乐》一篇,其他的便不知道;制氏只记得铿锵的声响和击鼓舞蹈,却不能说出其中的意义。因此,乐章的缺失尤其多。唉!周朝衰败之际,礼制并非预期要败坏却败坏了,音乐并非预期要崩溃却崩溃了;孔子正忧虑它们散失,忙于考察求取,哪里又忍心把它们删去呢?况且《采齐》《新宫》《貍首》《繁》《遏》《渠》《九夏》以及六篇笙诗、《商颂》七篇,都是先王写定于礼制、配入音乐的篇章。如果真像司马迁所说,是孔子删去的,那么礼坏乐崩,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我因此断定,那一定不是这样的。《经义考》卷九十八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九十九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诗》【二】卜子【商】《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