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七

译九卷。现存。马良骥说：先生名垓，字经臣，少时的名是若绾，就是乡人所称的“双峰先生”。他居住在黄岩，考中乡荐却未能中第。他的叔父韶溪先生安行，拜永嘉潜室陈先生埴为师。先生与堂兄若水一同受学于他。凡是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的精微深奥之处，没有不加以探究的；对于异端和诸子百家的学说，也一定反复辨析考订。至于礼经，尤其详尽。比如深衣的绩袵，先儒没有一致的说法，先生便采用注疏以及皇氏所说“广头在下”的观点，把绩袵改正为衣裳上部衣侧的部分，此后深衣的形制才算合宜。对于丧服亲疏关系中服制的厚薄等差，文公《家礼》有时还有遗漏简略之处，先生于是撰成《内外服制通释》一篇，其中关于正服、降服、义服、加服，多根据义理推定，以补足文公未完备之处。学习礼制的士人得到这部书，就如同把手指放在掌中看一样清楚。景定年间，会稽人王华甫任台州知州，在城东湖修建上蔡书院，首先聘请先生兄弟，以宾客的职位相待。咸淳年间，朝廷以特科授予他迪功郎、建宁府浦城县尉的官职。先生年老以后，便没有赴任。牟楷作序说：我听说双峰先生有关服制的书很早就有了，却常常遗憾没有见到。年近耳顺之年时，先生的儿子大雅翁才把书编定后拿给我看，并且请我题写在卷首。我以自己学习较晚为辞推辞，未能获准，于是为此说道：“这部书写得美好，莫非是文公《家礼》的羽翼吗？”有人说：“丧服制度，《家礼》已经完备了，撰写这部书，难道不是多余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家礼》记载的是应当怎样做，这部书解释的是为什么这样做。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去做，却不能使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照着做，却不寻求理解，难道可以吗？’这就是先生撰写此书的原因。然而礼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这部书为什么唯独取法于丧礼呢？礼的实行在于风俗淳厚，风俗淳厚在于重视丧礼。周公之所以形成周代忠厚的风俗，也只是由于重视丧礼和祭礼罢了。重视丧祭，就是民俗淳厚。民俗淳厚以后，冠礼、婚礼才能实行。唉！父母亲丧本来是人人都应竭尽心力办理的，可是世道衰落、风俗浇薄，连齐衰、斩衰都尚且不能尽礼，何况期服、功服呢？即使对期服、功服中合乎正制的，也尚且不能尽礼，何况义服、降服、加服之类呢？唉！怎样才能有像先生这样的人出来掌握移风易俗的大权，依据这部书亲身实行，并且用它规范天下人，使人人都完全实行，那么把浇薄的风俗改变为淳厚风俗，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唉！后世的人读这部书，却昧于天理，哪里能够知道先生的心意呢？先生姓车，名垓，字经臣，是玊峰先生的后辈。至元后己卯年畅月。张复作跋说：“双峰先生《内外服制通释》一书，我听说它的事很久了，今天才得以亲眼看到它的阐发。朱夫子的《家礼》大概已经没有遗漏的义理了，难道还能说这部书只是小小补充吗？于是我想起，小时候跟随玊峰先生在上蔡东湖书院学习，在引试圣则堂时，先生以《孟子》中‘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一章命题。先生说：‘这是帝尧命契教导天下万世人道的开端。’我回答说：‘朱夫子的《丧礼》一书，难道不是教导天下万世人道的终点吗？’先生感叹说：‘你真能由一端推知其他方面了。’双峰先生，是玉峰先生的后辈，他熟悉礼制也是理所当然的。唉！如果没有契在前面启发，就不能有开端；如果没有朱夫子在后面完成，就不能有成就；如果没有先生的《通释》，又不能使后人实行并熟悉考察这些礼制。读先生这部书的人，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心情，会油然而生，就像风吹草动、雷声使蛰虫惊醒一样，难道还能说它只是小小补充吗？”时在至元后庚辰年六月。子瑢作跋说：先父完成这部书时，稿本还没有脱稿便去世了；后来家人逃奔山谷，家塾全都化为灰烬。当时我和兄弟们还年幼，仿佛什么也没有听闻。等到长大懂事，先父的手迹已经不复存在，早晚都痛心自责，觉得辜负了先父的遗志。庚午年春天，先师栖筠郑先生去世，我到先生的书房吊唁，看见《内外服制通释》一书，整整齐齐地保存在那里，惊喜得无以复加。栖筠是先父的至交好友，曾经传授过这部书，于是把它编写成册。众人认为此书有益于世道人教，子瑢不敢私自收藏，于是将它刊刻印行，与众人共享。至元后戊寅年孟春，从子惟贤作跋说：这部书刊行，可以与文公《丧礼》相互表里，并行于世。有人说：朱子是一代道学的宗师，先生能够和他相比吗？我说：不是这样。朱子在这部书上，犹如君子射箭；我伯父双峰先生在这部书上，则如同养由基射箭。他学问专精，论述详明，补足了《家礼》尚未完备的地方，阐发了前贤尚未阐发的道理。并不是说二人的学问可以相提并论。先生为它绘制图表，使人容易看见；作出解释，使人容易明白。亲疏关系和服制厚薄等差，人人都可以完全实行，难道一定要依靠师友讲说吗？” 这对治理之道确实有所补益。时在至元后戊寅年仲夏。据车氏之书，我所收藏的版本缺少第八卷。此后第八卷所列的书目是关于三殇，依次降低丧服等级：本应服期服而因夭殇者，降为服大功；本应服大功而因夭殇者，降为服小功；本应服小功而因夭殇者，降为服缌麻。第九卷是《深衣疑义》。

译叶氏《起丧礼会记》已散佚。虞集后序说：先王已经远去，礼乐也崩坏了。秦、汉以来，各位儒者共同把所传闻的材料缀辑起来，加以诵说，使后世还能够稍稍看到古礼遗留下来的端绪，这是他们的功劳。然而其中也不免有凭臆测立说、彼此抵牾的地方。若不是真正懂得圣人之道，就不能在这些说法之间作出裁决。伊洛诸位君子出现以后，制作礼制的根本大概才差不多恢复了。至于朱子想要考察礼义的会通之处，以施行其典礼，所以让门人辑成《仪礼经传通解》，他的志向本来就是要有所作为。只是事情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终身都对此念念不忘。所谓《家礼》，是因袭司马氏的说法而粗加删定的，只是还没有成书，世上已经流传开来。朱子的门人杨氏按照老师遗留下来的意旨为它作记注，大概是为了补足其中的缺漏。过去戴氏所记载的内容，讲丧礼的尤其多；而杨氏的书唯独丧礼最为完备，难道不是因为亲亲人伦是大事，死生交际是关键，而凶礼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吗？我才智不高，私下里也曾想对他的遗说略作探究，然而学问不足而年岁已高，也没有取得多少发明，因此常常对此感慨。永嘉叶起振卿来到京城时，把老师所作的《丧礼会纪》拿给我看，他说：“过去为亲属服丧，有时心里不能完全接受，于是对礼理产生疑问，觉得其中还有未尽之处。查考各家《家礼》，又发现它足以对今人的做法略加匡正，但又疑心它还没有完全合乎古礼。于是广泛考察经传，写成这部书，历时将近十五年才完成。”振卿当时任职府史，公务退下以后，其他人事全都放下，竭尽全力从事此书，所以内容才这样详尽整齐。然而他仍认为不够完备，还打算继续考察那些尚未涉及的地方。唉！他的志向也值得称赞啊！看振卿恭谨谦逊、诚实笃厚，严密考核，坚苦自持，为世俗礼教日渐衰微而悲伤，寻求古代已经废失的礼制；这也是因为他有所见识而不能自已，大概并不是想在当时求取声名来抬高自己。他不嫌弃我，让我共同阅览此书；我本想留下振卿，与他共同完成这一志向，但振卿接受了温陵幕官的任命而出发了。我虽然任职成均，又因朝廷礼文事务很多，匆匆忙忙无暇顾及，所以只略述大概，便把书归还给他。温陵的士人中，或许还保存着许多前代遗闻，可以互相参证；如果振卿精神不衰，继续加以润色，那么以后一定不止于此。将来再来请教，也还不算晚。” 戴氏【石玉】《治亲书》三卷。已散佚。虞集序说：“《治亲书》是戴君石玉编纂的。他认为，记载礼制的书中说过：‘圣人面向南坐而治理天下，首先要做的有五件事，第一件就是治理亲属关系。’因此杂取《尔雅》《仪礼》、戴氏《礼记》以及先儒的言论编成此书，共三篇：第一篇叫《释亲》，第二篇叫《宗法》，第三篇叫《服制》。这样，亲亲的道理就完备了，礼制的等级节度也分辨清楚了。我读后感叹说：‘考察古书，帝尧说“亲爱九族”，帝舜说“明察人伦”；他任命契时也说：“百姓不亲近，五种人伦关系不和顺，应恭敬地施行五教，务必宽厚。”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人想要尽到人的道义、成就良好的政治，难道还有超出这些的吗？’如今有些穿布衣、束韦带的士人，坐下来诵读书史，慨然思考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从圣人经典、贤人传记中有所取法，著成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他们一定是有所见解的吧！《大学》的道理，其最高境界在于使天下太平；它所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亲亲’这一名分确立之后，内在的亲疏次序和外在的区别便有了，礼也就可以施行了。名分不确立，就可能不明白同一本源的亲属关系，混淆亲疏远近的分别，错乱爱敬的节度，沉溺于鄙陋、悖逆、轻狎亲昵的私情；这就是犯上作乱的起因。治理亲属关系而首先解释亲属名分，可以说是做得很好。古代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国，大夫拥有家，所以宗法可以施行。秦人破坏了封建制度，后世虽然又分封诸侯、建立国家，却不能像周王的制度那样，因此宗法无法施行。士人没有田地就不能祭祀，那么宗法所说的宗族又在哪里呢？士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庶人呢？所以学者研习这些学说并把它传下去，是可以的。石玉所说的君子实行其意旨，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了。至于服制的学说，如今书中所叙列的，先王的法制、当代君主的训诫、先儒的学说，可以说都很完备了。我私下对此颇有感慨：丧服是用来表现哀痛、称合内心感情的。世俗不断衰落，不能服三年之丧的人很多，又哪里还值得详察缌麻、小功呢？即使如此，君子奉行道术，也不过是教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罢了。五十岁时还仰慕父母，这样的人或许还可以听闻大舜的遗风；那么制定礼制时，曾经也想节制那些过度的行为，以勉励做得不够的人。这样，石玉所编列的内容，就可以考察贯通，择取其中能够施行的部分了。唉！说到这里，也不过是研习这些学说并加以贯通而已，难道不可悲吗！孟子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 作为居于上位的人，如果没有亲身实行并从中获得心得的君子，谁能参与这些事情呢？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人文正兴盛起来，一定会有诸侯王和大臣能够献上这部书，以成就一代礼乐的盛况。经过一千几百年，戴氏又凭借礼学显扬，岂不是伟大吗？张氏【防】《丧服总类》已散佚。龚氏【端礼】《五服图解》未见流传。周氏【南老】《丧礼举要》未见流传。徐氏【骏】《五服集证》一卷。现存。徐骏自序说：“丧事是凶事。圣人一定要使人通晓丧礼，使人尽到送终的诚意，所以制定五服，取法天地阴阳，区别亲疏等级，使彼此不致混淆紊乱。”因此冯鼎元说过：“礼没有比五服更严格的，而五服又没有比父母之丧更严格的。有了父母，才有我自身；自身就像树的枝条。服满丧期的丧服，难道可以不严格吗？”我徐骏不自量力，谨按文公《家礼》和我太祖高皇帝制定的《制孝慈录》，间或也采集先儒最恰当的论说，再附上自己的意见，编成《五服问答》共三份誊写稿，才得以编成此书，命名为《五服集证》。曾经拿它向前辈请教，他们都说：‘虽然汇集众说来解释其中的义理，也足以让做人子女的学习它，知道尊卑、隆杀的道理，使哀痛之心无不油然而生；这样，五服大概就不会互相混淆了。’福建士大夫书林詹氏读书而喜好礼制，看见此书后高兴地说：‘这部五服之书不能只私藏于自己一人。’于是慨然捐出钱财，命工刊刻，使它永远流传。徐骏深深害怕其中有错杂驳杂之处，不能完全阐明五服的规范，越礼之罪恐怕无法逃过后世君子的责备；如果有人加以改正，那么不仅是我的小小幸运，也是后学的幸运。” 当时是正统三年，岁次戊午，春二月。

译姜氏【琏】《丧礼书》未见流传。黄虞稷说：“琏字廷器，是兰溪人，天顺庚辰进士，历任永平、赣州二府知府。” 蔡氏【芳】《丧礼酌宜》未见流传。《温州府志》说：‘芳字茂之，是平阳县人。弘治戊午举人，官至福建运副。’ 王氏【廷相】《丧礼论》一卷。现存。魏坤说：“王氏《丧礼论》所载内容有：并丧一，改葬二，嫂叔服三，丧中祭四，服官政五，葬北首六，迁庙七，过期葬八，居丧见人、吊人、食人、遗人九，贫葬十，丧未敛服十一，居丧服食起居十二，丧服诸志十三，魂帛十四，衰制十五，风水十六，丧次十七；全部收载于家藏集中。” 刘氏【绩】《丧服传解》未见流传。刘绩自序说：“汉初，高堂生任博士，传授《仪礼》十七篇。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失传的《仪礼》五十六篇，文字都是篆书古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相同，其余三十九篇完全没有师承传说，藏在秘馆中。先儒认为这是周公所作。按《礼记》记载，哀公派孺悲到孔子那里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才被记录下来；那么其中有些内容是在中途隐晦而由孔子加以述说的吗？唯独《丧服》由子夏作传，难道是因为它贯通上下、兼有经常与权变，难以知晓吗？汉末郑玄为十七篇作注，唐代贾公彦作疏，其他各篇都亡佚了。宋代朱子作《通解》，门人杨复作图，后来敖继公作《集说》。唉！距离周公、孔子已有几千年，学习这些礼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传下来的还只有这几家；然而他们都精于枝节而不知其中的深奥，大体上又都丧失了制度，礼制也就难以言说了。我朝太祖有意于此，但儒臣近来又蹈袭前人的错误，可惜啊！我刘绩任职吏部，弘治甲子年，太皇太后去世，于是倡导依古礼除去吉服，改穿玄端作为凶丧服制，不采用汉代以后附会的说法，各位大臣都听从了。不久我出任镇江知府，任职三个月，便回家闭门，完成最初的志愿；由于内外征召都不应，连饮食都忘了，宠辱死生之事也置之度外，所用功夫增加了百倍。这样以后才知道，父亲、祖父、曾祖父、上祖依次降低到子孙，向下涉及子孙；旁系亲属涉及兄弟和叔伯，再旁涉及堂兄弟，都是五世而斩。天子、诸侯对旁系亲属除服，是因为他们都属于臣下；公卿、大夫对旁系亲属降服，是因为尊卑不同。为人后嗣的人，女子出嫁后，对旁系亲属降服；而对正体父母服期，主持大宗之重任，不能有两次斩衰。庶子不为长子服斩衰，宗子不为已经出嫁的生母服丧；没有父亲，祖父也服斩衰；没有儿子，孙子就服期。诸侯以下男女尊卑相同，仍按本服；公卿以下，女子出嫁后没有主持丧祭的人，也仍按本服。臣子不食君禄，就与平民一样服丧三个月。君主已经传位，就依服制服一年；本来有服而后来无服的，从有服而变为无服；本来无服而后来有服的，从无服而变为有服；应重服而降为轻服，或应轻服而升为重服，都要随时随人取其中道，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则，这就是施行经礼时的权变。孔子说：‘可以和他共同立身行事，却还不能和他共同权衡权变。’这哪里容易懂呢！所以兼采前代的礼制，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制定历代共同大法，没有比孔子更高明的。这一篇是师徒传述研习的成果，孔子既然没有改易，那么今天就一定不能改易；今天不能改易，后世又怎么能改易呢？因此我特意为它作训释，又绘图加以概括，使九族各有等级，不容有丝毫差错；使五服都相同，只是粗细程度有所不同。” 亲亲同一本源始于父子，旁系亲属始于兄弟；关系虽纷乱却有条理，区别虽不同却可以统一，简易的道理如同在掌中，这并不是妄自创作。正德癸酉秋七月。王氏【廷相】《丧礼备纂》二卷。现存。毛氏【先舒】《丧礼杂记》一卷。现存。汪氏【琬】《丧服或问》一卷。现存。徐氏【干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现存。彝尊序说：“礼有五种凶礼，丧祭最为重要。曲台的记载、石渠的议论，对丧礼尤其详尽。晋人崇尚庄子、老子，本来应当放弃礼法之外的约束；但对于丧礼中变除、假宁的异同，却独自反复辨析诘难。像杜预、卫瓘、袁准、孔伦、陈铨、刘逵、贺循、环济、蔡谟、刘德明、葛洪、孔衍这些人，都有著述。宋、齐以来，论说凶礼的人也不少。自唐代改定五礼的名称，把凶礼列为第五礼。当时许敬宗、李义府进呈《显庆新礼》，认为凶礼不是臣子所宜谈论的，于是删去了《国恤》一篇。从此天子的凶礼便缺失了，这就是柳宗元讥讽他们不学的地方。到了宋代，讲学日益繁多，而谈论礼制的人却少了；关于凶事，也很少有专书。朱子的《家礼》在民间盛行，而世上的儒者对于国恤不再留意。如今仅存可供考察的，只有杜氏《通典》和马氏《通考》罢了。唉！慎终追远的道义停止讲论，百姓的道德就会一天天归于浅薄。”刑部尚书昆山徐公居母丧期间，研读丧礼，撰成《通考》一书，经过两年完成。不久又利用休假时间浏览各种典籍，继续增补完善，共一百二十卷。” 采集材料广博，而选择十分精审；考证详细，而掌握其中要旨。这是天地之间不可缺少的一部书。当 孝庄太皇太后去世时，徐公正由礼部侍郎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仍然在史馆值班，从开始发丧到启殡，礼仪无论大小，都没有遗漏。天子只向徐公咨询，徐公斟酌古今合宜之处，附同中使入宫奏报，全部合乎条理。大概徐公对于此书，已经默记在心，所以他所作的折中裁定没有不恰当的，因而得到皇上的知晓，这确实是考察古礼所取得的效果。徐公归田以后，开始刊刻此书。我于是劝徐公连同吉礼、军礼、宾礼、嘉礼一并修订，希望能够成为一部完整的书。徐公非常高兴，立即编定体例，分别交给诸子，正要进行编排纂辑时，却去世了。又过了两年，先把已经刊完的丧礼部分刊行于世。彝尊早年承受徐公的嘱托作序，到这时才写下它的大略。至于此书的纲要，徐公在发凡中已经详细说明，后来的阅览者可以由此看出徐公用力的勤苦了。” 毛氏【奇龄】《丧礼吾说篇》

译十卷。现存。奇龄自序大略说：“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到春秋时期已经亡失。孔子能够讲说夏、商的礼制，但杞、宋两国已经无法查考。韩宣子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春秋》，就感叹说周礼还保存在鲁国。《易》象与礼制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春秋》记事，大多依据典章制度来判定是非，便把它认为一代礼制全都在其中。既然如此，周礼的亡失已经很久了。因此孟子在滕国时，滕国尚且不知道有三年之丧；至于棺椁、衣衾的厚薄规格究竟怎样，即使是他的门人充虞、乐正子之辈，也不能为此作出解释。只是汉代所传的《三礼》，一部记载官府政事，另一部只是编列士礼，而且还有残缺不全；再一部则把各家议论礼制的文章分散辑录，彼此错杂，完全无法作为纲纪。关键是，我年轻时曾与已故的长兄共同订定、编纂丧礼和祭礼二礼，想用来纠正末世的风俗；后来壮年时为躲避仇家，老年又以一任官职回到乡里。既然胸中所学不足以凭恃，又奔走隐匿，哪里能够著书？往往偶然记下一条礼制，只是默默体会其中的意义，作为解释；即使没有考据而有所怀疑，也会把它阙去。刚回乡里时，先编成《祭礼通考》，想借此问世；但衰老疾病很快袭来，只好急忙取出为丧礼所作的解释，因陋就简，缀辑成篇。对于其中与自己心中所想而尚未完备的地方，有时原文难以考查，就多用自己的意思加以疏理校订；但始终审慎，不敢抄改原辞、反转原义，至于武断之说，更务求绝不采用。孔子不是说过吗：‘我学习《周礼》，如今把它用于现实。’所以我只是依据先古流传下来的内容和习俗中错误的部分，加以比较评议；这也算是孔子所谓‘吾说’所遗留下来的意旨。于是编缀将要完成时，题名为《吾说篇》。”}], 寗成《为人后者三十六难》。未见。黄虞稷说：是衡阳人。薛蕙《为人后解》。尚存。赵彦肃《馈食礼图》。未见。杨复说：“严陵人赵彦肃曾经绘制《特牲》《少牢》两种礼图，拿去请教先师。文公先师高兴地说：‘如果再得到《冠昏图》以及堂室制度，连同考证这些内容，那就更好了。’” 《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七。【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三十八。翰林院检讨朱彞尊撰。《礼记》【一】。后苍《曲台记》。《汉志》著录九篇。亡佚。《七略》说：宣帝时举行射礼，博士后苍为此撰写解说，流传至今，称为《曲台记》。《汉书·鲁高堂生传》说：“《士礼》十七篇，到孝宣时期为止。后苍最为精通，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三家的学说都立于学官。”又说：“瑕丘人萧奋凭借礼学做到淮阳太守，东海人孟卿师事萧奋，萧奋把礼学传给后苍。鲁地闾丘乡的后苍讲说礼学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 如淳说：“在曲台举行射礼，后苍为此作记。” 晋灼说：“曲台是天子举行射礼的宫室。西京没有太学，于是在这里举行礼仪和服制之礼。有人说：‘在曲台校订书籍、撰写记文，因此以曲台命名。’” 张晏说：曲台在长安台临道上。孙惠蔚说：“《曲台记》是戴氏所述，但其中多记载尸灌的礼义、牲畜献祭的数目，至于行礼的法则、陈设器物的体制，却没有完备记载。” 颜师古说：曲台殿在未央宫。王应麟说：“《大戴记·公符篇》记载孝昭帝的冠礼祝辞，难道就是后氏《曲台记》所记的吗？” 庆普《礼记》。亡佚。《汉书》说：后苍把礼学传给沛地人闻人通汉，字子方；梁地人戴德，字延君；戴圣，字次君；沛地人庆普，字孝公。由此，礼学形成了大戴、小戴两家以及庆氏之学。《后汉书》说：董钧学习庆氏礼，永平初年任博士。考察后氏礼学，后来分成四家。闻人通汉虽然没有立于学官，但石渠阁礼学讨论中，他的议论奏对独自很多。庆氏也一定有著作，只是未能详知篇目。东汉时期，曹充父子还在传授庆氏学说。我私下感到奇怪，班固《汉书·艺文志》独独没有提到它，这是为什么呢？曹充《礼章句辨难》。亡佚。《后汉书》说：曹褒的父亲曹充，持守庆氏礼，建武年间任博士；显宗即位后，授任侍中，撰写《章句辨难》，于是庆氏之学便兴盛起来。曹褒《礼通义》。十二篇。亡佚。《演经杂论》。一百二十篇。亡佚。《后汉书》说：曹褒，字叔通，是鲁国薛地人。被举为孝廉，授任博士，升任侍中。他博识古代事物，是儒者所宗仰的人。撰有《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一百二十篇。又传授《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一千多人。庆氏之学于是流传于世。《隋书》说：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来汉朝只有曹充传授庆氏之学，并传给他的儿子曹褒。然而三家虽然都还存在，却逐渐衰微，学说仍相传不断。《通典》说：“汉顺帝在正月丙子日于高庙举行加元服礼，当时兼用曹褒制定的新礼。” 吕祖谦说：“一个时代本来应当有一个时代的礼制，与其空缺而不制定，宁可制定出来而尚不完善。曹褒的礼制即使不完善，也不能因此因噎废食。只是曹褒专门学习谶纬，所论都是谶纬之言，这正是它不完善的地方。” 叶适说：“曹褒制定汉代礼制，虽然没有施行，但遗憾的是当时史官疏略，不能大略叙述他制定礼制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