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一

译二十卷 尚存 孙承泽自序说：“从前天下的藏书家，称汴中西亭王孙最为著名。我任职汴地时，西亭已经去世，和他的孙子王永之交好，因此得以把他的遗书全部看了一遍，大约有十万多卷，尤其重视经学，里面有许多秘本，是世上少见的。我虽然被繁杂的文书事务困扰，还是每天借阅其中的经学书籍，让孩子们抄录，带回京师。壬午年黄河决口，王孙的藏书全都沉没在洪水中，幸而我家还保存了其中十分之一。到了甲申之变，我家玉鳬堂积藏的七万多卷书，一时四散，再没有片纸保存下来。这年秋冬，我僵卧在城东鱼藻池一带，书商带书来卖，其中有许多是我家的旧藏本，封记仍然清楚如旧，我悲伤得几乎要流泪。又有宫中秘阁过去的藏书，狼藉地散落在市场之间，我便典当衣物把它们收购回来。在病废之余，我仍然从这些书中选取有助于经学的，有的抄录它们的序跋，有的抄录它们的论说，时间久了便编成一册。多年以来，早晚如此，饥饿时把它当作食物，寒冷时把它当作衣服，孤独时把它当作朋友，生病时把它当作药石，我全靠这些书来支撑。”禹航严子颢亭探望母亲后南归，临行在退谷和我告别，因而托人将此书刊刻出来，以便和同道共同分享。我在老病残年之中，早已断绝了求取名声的念头，并不敢凭此书夸耀自己广博。古人的遗书日益销毁，流传于世的经学著作尤其少见。正如尝一片肉便可知道鼎中全肉的滋味，那么《经翼》中的各篇，确实是穷究义理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凭借。” 颢亭的心意和我相同，而我又进一步记下了他对于书籍聚散的这种感慨。朱彝尊作序说：“古代做官而退休的人，回乡教导乡里，乡人尊称他为先生，亲近地称他为父师。君王供养他们，便称为国老。君王向他们请教并听取意见，把这些话记载在惇史中，传授给众人并加以论说。至于传记中所说的老彭、老聃，都是殷、周两代的国老；迟任、周任所说的话，大概就是惇史中的文字。汉代，伏胜、张苍、辕固、博士江翁、胡母生、杜子春等人，大多凭借高龄教授弟子。圣人的道，没有比经书更完备的；学习的人一定要以年高有德之人为老师，这样学习才有统绪，道才有归宿。然而，守着一家学说，只足以使自己相信，却不足以分析疑难；只有把各种说法都陈列出来，纷繁到了极点，最后归于一是的道理才会显现。因此，返本归约的功夫，比广泛学习、详细说明更加可贵。”吏部侍郎宛平孙先生已经八十岁了，却好学不倦，搜集汉代以来各位儒者关于五经的序文和义理，分为二十卷，命名为《五经翼》。给事中余杭严公把它刻版刊行。孙先生先后五次写信，命我为它作序。我认为，经学不明白，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自汉代直到唐代，各家都凭自己的意思解释，散漫而没有条理，弊病发展到背离经义的地步，因此需要有人把它们归约整理，这就是宋代儒者传注产生的原因。” 如今士人拘守规矩尺度，没有事情去广泛考察，等到问及笺注疏解时，却茫然失措，因此又需要有人加以扩充，这就是孙先生撰述此书的原因。当万历年间，周藩宗正灌甫藏书八万多卷，后来黄河决口，遗留下来的书籍全部毁失。起初，孙先生任祥符县知县时，曾向王永之借抄各家经义，后来又增补宫中秘阁流传的书籍，因此其中有许多是世上从未见过的。我没有学问，不能阐明五经的深意，于是只叙述孙先生年老而仍然好学，不愧为古代致仕者，并把他作为当世的典范，使读他这部书的人如同见到惇史；同时也说明他采集材料的来源，因为这件事历经数十年才完成，确实很不容易。严公也和我交好，他勤奋好学、礼贤下士，和我相同。侍奉三老的人，一定有在五更时向先生请教的，这样的人一定会成为君子。那么，除了严公，还能有谁来做这件事呢？” 颜茂猷《五经讲宗》六卷 尚存 陈龙正《朱子经说》十四卷 尚存 龙正自序说：“《朱子语类》大略编定，我已经颇感满意。只是其中谈论经书的一类，占了全书将近一半。我私下想到，传注是朱子一生精力聚集的地方，本来应该分别附在各经之后，以便看出内容，却没有收入朱子文集。这些其实是传注的余绪，却单独夹杂在《语类》中，列为一类；而且这一类又比其他各类都多，纲纪和体例都不相称。譬如车子本来用来装载物品，物品却横跨在车子上；房屋本来用来居住，人却比房屋还大。为什么不另编成一部书，使研究经书的人更加便于考证呢？我把书带到京城给伯玉看，但还没有向他求取意见。伯玉读了一个多月，非常高兴，说重新确立义例、编排类别，调整先后，删并条目句子，浑然一体而又灿然明白，没有什么可以改易的；只是谈经的内容应当提出另行编排，这样更合人意。我听了十分振奋，事情本来就有不约而同便彼此契合到这种程度的，所以把书带回来。于是决定：朱子当年有时因为门人拿着经书来问难，旁及其他事情，而那些事情和经义完全无关的，就移入各自的类别；有时其他类别中有专门阐明经文经义的，也移入谈经一类。总之，只是为了有益于阅读，使人不再有茫然混淆的困难罢了。圣人创作、贤者阐明，都是想把人置于清楚辨析的境地。去掉混淆，使人能够清楚辨析，或许就是借谈论经书的意义来贯通经书的意义吧？” 又作序说：“唉，这就是我所作的《朱子经说》原序。过了四年，到甲申年，发生了三月十九日的事情。伯玉最早、最激烈地为国殉难，和刘宫谕理顺同道而死。想到天下的同道不过数人，而学术相同的人尤其少。此时禅学浸染正盛，有的人公开承继，有的人暗中随从；要找纯粹以孔孟之学为学问，日夜相互切磋砥砺的人，在京城居住时只有伯玉和刘公二人。到了面临大节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得卓绝。唉，正学不能使人显达顺遂，却能够使人坚定忠贞，这难道不是明显的验证吗？伯玉已经不在了，从今以后，天下南北还有谁会喜好研究经术、喜好阅读语录，由程朱上溯孔孟，孜孜不倦地相互问难，彼此相对而不知疲倦呢？不到几个月便已如隔世一般，每次展开书卷，总是凄然长叹。” 陈际防《五经读》五卷 尚存 刘同升《五经四书大全注疏合编》未见 缪泳说：“公字孝则，吉水人。崇祯丁丑年，赐进士第一人，授官翰林修撰，后来死于国难。” 黄钦《五经说》未见 《建昌新城县志》说：黄钦，字子安，自号九叠山人。夏璋《五经纂注》尚存 朱隗说，璋字叔瑜。郁禾《五经考辨》一卷 尚存 考察郁氏，不知道是哪里人，也不清楚他的时代，只知道他的字叫计登而已。休宁戴生锜得到此书，是从扬州士人家中手抄带回来的。全书共有二十二篇，另有序一篇。文辞非常条理通畅，不沿袭前人，足见作者可以说是博雅之士。

译顾炎武《日知录说经》七卷 尚存 陆元辅《十三经注疏类抄》四十卷 尚存 陆嘉淑作序说：“名物、器具、数目的繁多，没有比经书更完备的；考察它们的形状和制度，分类比照其指涉的事物，探索幽深、穷究变化，没有比汉唐诸儒说得更详细的。即使是草木禽鱼，以及工人、祝史所创述的内容，只要是经书和经书的解释所记载列举的，无不竭尽智慧和思虑，把其中细微曲折之处全部说明后才停止。唉！名物、器数是先王礼乐的根本，也是治理天下所凭借的基础。假使芣苢、螽斯的意义不能彰明，比兴就会微弱；坛墠、堂室的制度混乱，宗庙、朝廷的礼制就会出错；柷、敔、管、磬、鬴、鬲、罍、豋等礼乐器物的数目不能保存，就没有办法降临神灵、沟通神灵的气息；揖让、进退、粉画、行缀的法度不详细，礼就会承受不住轻慢和简易。像这样，却只想用训诂的空泛言辞来涤荡天下人的情志、逐渐改变这个时代的习俗，三代的治道之所以不能在后世重新出现，就是因为如此。我的族人翼王在王太常烟客家读书，和中舍周臣结为朋友，共同讲求先王礼乐的器具，以及先王借此实现治理的根源，感慨地说，读书一定要从穷究经书开始，穷究经书一定要从汉唐注疏开始。然而，注疏文字浩繁杂出，内容纷繁幽深，苦于考据、辨识的困难。” “于是他制定纲目和体例，为这些注疏加以疏通、裁断，使同类内容各自集中；大的方面，如郊祀、宗庙、朝堂的制度，礼器、乐数的品类章法，以及一事一物，细至禽鱼草木，无不用纲领统摄，归入条目。这样一来，群经所包含的内容，翻开书便清楚明白，都可以了然于掌握之中。本末兼备，精粗贯通。世上有懂得并运用它的人，可以拿着这部书继续研究；再退一步，也可以供文人、赋家考察检索之用。它的功用精当，所付出的努力也很勤苦。翼王家居疁城，前辈中有许多经学之士，如张公路、张茂仁、丘子成、唐叔达、徐女廉这一类人，屈指难以数尽。翼王又亲自成为黄陶庵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的学问有师承，而著书足以流传后世，是理所当然的。后世读这部书的人，把它作为考察、检索、钩稽的工具，固然很好；但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文人、赋家的资助，那么翼王撰写疏解的用意，或许就不会湮没了吧？所以我作序并加以评论。” 汪琬《经解》

译四卷 尚存 沈珩《十三经文钞》五十卷 尚存 沈珩自序说：“大道存在于天下，其统绪归根到底只是一个而已。道的完整本体和广泛功用，都完备地见于经书。庖牺氏的卦象，虞廷传下的十六字，道统从这里开始了。道统就是学统。商代君臣谈性、谈学、谈诚，文王、周公、孔子为《易》所系的辞，《礼经》以及《雅》《颂》的制作和彰明，道统的传承没有岔路。周道衰微，异端由此萌生。孔子修订各经，和门人弟子以雅言讲说《诗》《书》，奉行礼制；商瞿传《易》，卜商传《诗》，左丘明传《春秋》的史法，曾参传《大学》《孝经》，子思传《中庸》，以及有若、孟子等人传述《论语》，游夏等人传《尔雅》。后来他们分散居住在诸侯国中，以友爱之道教化天下；公羊、谷梁传授《春秋》的经法。经过几代传承，经学端正了，道统才随之端正。自秦朝毁灭学术，汉代从残缺脱落的书籍中搜集遗经，于是每个人各自师从不同的人：有时几个人合说一部经，有时一部经又分成几家，学说越来越繁多，义理越来越分裂。时代越往下，自汉历经唐直到宋，千余年间，经学萧条，几乎断绝。其中偶然兴起的人，知道应当称述经义来阐明道德的，不过几个人，而且仍然选择不精，言说不完备。” “大概经学散失了，道统也随之散失了。宋代大儒超越时代而兴起，学术渊源相互承接，把圣人的心传承于孔子修订的经书之中，此后学统才重新端正，世代相承直到今天。然而，自春秋战国以来，侵害我道的事物也在其中重新萌芽，如《六经注解》《六经注脚》《六籍无书》《即心是经》等邪说，盲目趋附的人还以追逐新奇、争相炫耀为乐，看来还不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幸而遇到圣德昭明的时代，使用经术来敦促勉励天下，使学统归于一是。我私下考察，自古圣人的功业、君王的政事，其义理都完备地包含在经书中；经义的完备，又显著表现在文章辞采中。后世解说经书的文章，也是表现经义的文章，不过是经学的支流余脉。除传注、释诂以外，以篇章来解说经书的，有儒林之文，有理学之文。儒林之文以学问、见解、考据、探索为根本，足以发扬志向和见识，经制方面的事业也从其中产生。理学之文以穷究义理、推致知识、明白本体、通达实用为根本，足以启迪后世、承继前代，道统的传承也从其中产生。所谓统归于一的，正是理学之文。儒林之文则会显现其醇厚与瑕疵、得失。有时文章和作者本人明明属于理学一派，但从其言论中仍可看出出入离合。” 如果只从认定一是、舍弃彼而取此这一点来说，也就够了。然而，谈论学问不能不严谨，谈论文章却不得不宽泛，为什么呢？只有严谨之后，学术统绪才能端正；只有宽泛之后，才能知道学术统绪是不能不端正的。圣人对待经典，也是如此。《易》经把乾坤置于前面，却谨慎对待复、姤二卦。《诗》以正为贵，同时兼顾变。《书》以治理为贵，却保存乱的事例。《春秋》以尊崇子为贵，却显示被夺取之事。难道圣人会容许经典有所进退、损益吗？只是因为谨慎对待复、姤二卦，才知道乾坤的义理深远；因为变会损害正，才知道变不能不归于正；因为乱会侵害治，才知道乱不能不加以治理；因为夺取比给予更为惨烈，才知道夺取应当令人畏惧，并归向给予。这就是圣人忧虑天下的感情。如今谈论经书的文章有了抄本，使纯粹与疵弊、得失、出入、合离等各种说法全部陈列在面前，然后才能知道，研究这一学术统绪的人不能不谨慎，掌握这一学术统绪的人不能不严谨。所以说：只有严谨之后，统绪才能端正；只有宽泛之后，才能知道统绪是不能不端正的。经学统绪端正，学术统绪就端正，道的统绪也没有不端正的了。因此编纂此书，并审慎考察其中的区别和取舍。凡是天地造化所以氤氲而繁衍变化的道理，王道所以尊崇而施行、卑下而取法的道理，天德所以精微而义理入神的道理，经制所以因循、变革、损益的道理，应酬往来所以有常道和权变的道理，人物所以有升降进退的道理，以及衡量辨别所以有得失异同的道理、类别族属所以有常典秩序的道理，都可以借此穷究天下的事理，从而发挥天下的大用。圣人的功业、王者的政事，难道还有不完备的吗？难道这部书只能用来供经生占诵而已吗？况且国家选取士人，首先重视明晓经学。士子所诵习、用来应对制举的内容，不过在章句、帖括之间，从未窥见古人宏大深厚、浩博广远的学业，来考察它的源流。得到这部书来启发明白他们，那么初入仕途的学者既已认识学问的本原，便可以用来备受顾问、襄助大政，并参与国家大政，将使经术更加完备，政治和教化更加美善光明，对此不能说没有一点补益，我私下对此抱有深厚的期望。秦氏【骏生】《经生麈》六卷 存 缪泳说：“骏生，字山子，是钱塘的生员。他谈论经书的著作，题名分别为《诠书》《案易》《曰天》《春秋曰与》《礼曰勺》。严侍郎沆为它作了序。” 王氏【复礼】《二经汇刻》十二卷 存 毛奇龄说：“草堂选取《孝经》《大学》各家的改订本，汇集刊刻成书。” 黄氏【百家】《说经千虑愚得》三卷 存 饶氏【失名】《五经纂要》未见 钱启忠作序说：六经经历汉、唐、宋三代，各代儒者相继兴起，各有注疏，多得不只是能使牛拉车疲惫、屋宇堆满而已。明朝兴起后，才删去繁杂冗余，归于统一：《易》尊奉朱子，《诗》尊奉蔡氏，《书》尊奉胡氏，《礼》尊奉陈氏。家家诵习，奉为法定的经典，不是这些著作，绢帛书籍便不予收录，学校也不予讲授。这实在是不愿因歧途太多而迷失方向，大概是因为慎重。然而其中如《诗》不与传、序相合，《春秋》完全排斥《公羊传》《谷梁传》，《书》拘泥牵合于星次度数，《礼》在明堂问题上聚集争论，《易》仅仅归结于卜筮，也不免有义理滞塞之处。汉代儒者即使未能完全明白经义，也还能够穷究经书，他们的勤勉是很值得嘉许的。如今经学除本注之外，连同《大全》一书，都收藏在学官之中，但很少有人能够亲自阅览。东冈饶氏粗茶淡饭，老而不倦，在羊城归仁院讲学，另行编成《纂要》，可以说是对学问刻苦自励的人了。无名氏《九经要览》未见 张萱说：“内阁抄本，不详其姓氏，采集九经中的语句，分类编成此书。” 《九经总例》未见 张萱说：《九经》的各种版本彼此不同，这部书总括其中的差异，详细加以辨析，分为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项。依照旴郡廖氏的元本刊刻。作者姓氏不详。权氏【近】《五经浅见录》亡佚 《高丽史》记载：权近，起初名晋，字可远，另有一字思叔。辛禑年间，任左司议大夫。禑王说：“这个人担任谏官，使我不能游幸，怎么可以让他近侍？应当让他负责防御倭寇。”他著有《入学图说》《五经浅见录》。《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五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 四书【一】朱子【熹】《四书语类》八十卷 存 《四书集注章句》二十六卷 存 《四书或问》三十六卷 存 李方子说：“《语》《孟》两部书，世人都在诵习，为它们作解释的也很多，但分析义理还不精密，解释文辞也不完备。《大学》《中庸》是从程子开始表彰的。然而《大学》的次序不合常理，缺漏的地方还没有补足；《中庸》虽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但章句混杂笼统，读者也不知道其中条理是何等清晰。先生搜集编录先儒的学说，用自己的意见加以裁断，汇集区别、分门归类，使文辞通顺、字句妥帖，精妙地把握了圣人的本意，明确显示了这条道的标准和目标。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此确立规模；再读《语》《孟》，穷尽其中的深奥；然后归结到《中庸》。尺度权衡既然适当，由此穷究各部经书，考订群史，以及诸子百家的书，那么就没有什么义理不能精研，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理了。” 陈宓说：“先生所著的书有几十种，而尤其切合世俗教化的，是《大学》《中庸》的章句、或问，以及《语》《孟》的集注。” 陈普说：“文公所阐发的四书大意，精微义理都已发明，剖析揭示得似乎没有剩余；如今仔细考察，才知道他有意引而不发、留待后人阐明的地方还很多。” 王祎说：《论语》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流行，许多儒者为它作注。《大学》《中庸》两篇收在《小戴记》中，为它们作注的是郑康成。《孟子》起初列在诸子之中，到赵岐作注后，才逐渐显著。自河南程子开始，才真正尊崇并信奉《大学》《中庸》，为它们表彰显扬；《论语》《孟子》也各有论说。到朱子时，才把四部书合在一起，称为“四子”。对《论语》《孟子》作注，对《大学》《中庸》作章句。朱子之说流行后，旧说全都废弃了。于是四子之书与六经并行，成为教学次序中最优先的内容。薛瑄说：“《四书集注》《四书章句》《四书或问》，都是朱子汇集群贤的言论，再以义理的权衡加以裁定的，内容极其广博、宏大、精微、缜密，阐发先圣先贤的心意，几乎没有遗留下来的深意。” 喻氏【樗】《四书性理窟》亡佚 张氏【九成】《四书解》《宋志》著录六十五卷 亡佚 陈氏【舜中】《四书集解》亡佚 黄氏【干】《四书纪闻》未见 叶氏【味道】《四书说》未见 《姓谱》记载：字知道，是温州人，师从朱子。嘉定年间考中进士，授任太学博士，兼任崇政殿说书。刘氏【爚】《四书集成》亡佚 刘氏【炳】《四书问目》亡佚 《闽书》记载：炳，字韬仲，建阳人。与兄爚跟随文公【原文“従文公防”疑有讹误】学习，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兵部侍郎、朝请大夫。潘氏【柄】《四书讲义》。未见。童氏【伯羽】《四书训解》。未见。《闽书》记载：童伯羽，字蜚卿，瓯宁人。拜朱文公为师。文公曾经到访，给他的堂取名为“敬义”。伯羽以弘道自任，教化施行于乡里。当时人称他为敬义先生。江氏【默】《四书训诂》。六卷。未见。《姓谱》记载：字德功，崇安人。跟随朱文公【原文“従朱文公防”疑有讹误】学习，乾道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安溪、光泽县尉。黄氏【士毅】《四书讲义》。未见。《姓谱》记载：字子洪，莆田人，号壶山，拜朱文公为师。程氏【永奇】《四书疑义》。散佚。戴诜说：“永奇字次卿，号格斋，是休宁程先的儿子，朱子的门人。” 胡氏【泳】《四书术说》。散佚。戴诜说：“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的弟子。” 王氏【遇】《四书解义》。散佚。陆元辅说，是朱子的门人。王氏【时敏】《四书说》。十卷。散佚。《江西通志》记载：“王时敏，字德修，上饶人，曾经跟从东莱吕氏【原文“防”疑有讹误】。” 刘氏【伯谌】《四书说》。散佚。《徽州府志》记载：刘伯谌，字谌甫，歙人。是慈湖杨氏的弟子。葛氏【绍体】《四书述》。散佚。《赤城志》记载：葛绍体，字元城，黄岩人，拜叶水心为师。戴氏【侗】《四书家说》。散佚。田氏【畴】《四书说约》。散佚。真氏【德秀】《四书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