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七

译一卷 未见 王柏说：“车君的书谈到致知格物传，从来没有忘记‘知止而后有定’以下的内容，把它同听讼一章合在一起，俨然作为格物的一传；假如朱子听到这件事，也应当微微一笑。” 王逢说：“清臣以杜清献公为老师。贾似道两次聘请他进入史馆，他都推辞而不接受；他有重新考订《大学章句》的重要证据。” 方孝孺说：“《大学》出自孔氏，到程子时其道理才开始明白，到朱子时其义理才开始完备。然而，关于致知格物的传文有缺，朱子虽然曾经补订，读者仍因看不到古今的著作而感到遗憾。董文清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都作过传文，并不认为有所缺失，只是编册竹简错乱，而考订者失去了原有次序，于是把经文中从‘知止’以下到‘则近道矣’以上的四十二个字，归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的右边作为《传》第四章，用来解释致知格物。这样一来，《大学》又成为完整的书。车先生清臣著书辨析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大概圣贤的经传，不是出自一家之书，因此其中的义理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完全穷尽的。世上那些喋喋不休地偏袒自己所听闻的说法、而不顾道理是非的人，都不是朱子的本意。旧说用听讼来解释本末，按照前后次序的例子来看并不相类；把它们合为一章来观察，正好与《孟子》‘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的话相互发明，它作为致知格物的传文，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 都穆说：朱子撰写《大学章句》，采纳程子的意思，补出了致知格物的传文。黄氏《日抄》记载董丞相的说法，认为经文本来没有缺文，首章“明明德”三句之下，紧接着就是“欲明明德”以下的文字，这就是经文。从“知止而后有定”到“则近道矣”，以及从“听讼，吾犹人也”到“此谓知之至也”，都是正面解释致知，格物不必等待别处补入。后来黄岩车清臣著《大学沿革论》，见解与董氏相同。王鲁斋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它洞察了流传千古的错简。本朝大儒，如宋学士方正学，见解也相同。宋公说：纲和目的名称，本来没有所谓本末，何必还要作传来解释呢？方先生说：用“听讼”解释本末，按照前后次序的例子来看并不相类；把它们合为一章来观察，与《孟子》“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的话正好相互发明，它作为致知格物的传文，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这番话虽然不同于朱子，却不违背道理，本来就是朱子所采纳的。《浙江通志》记载：“车若水，字清臣，号玉峰山民，黄岩人。曾取《大学》中‘知止有定’一节，与听讼章合在一起作为格物致知传。金华王柏认为这是洞察千古错简的见解；假使朱子听到，也应当心悦诚服。” 何氏【梦桂】《大学说》一卷 已经散佚 吴氏【季子】《大学讲义》二卷 未见【《一斋书目》中有著录】王圻说：季子，字节卿，号裕轩，是邵武人，宝祐四年考中进士，官至国子监丞。方氏【禾】《大学讲义》一卷 已佚失。何基《大学发挥》四卷 未见传本。王柏《大学》未见传本。毛奇龄说：“王鲁斋、王柏认为《大学》篇章有错简，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但《大学》并没有缺失，又何必补订呢？于是只对原文略加移易，而它的意义就已经完备了。”这与董氏、槐、叶梦鼎、车若水、吴澄等人的说法相同。这是依据朱子改定的本子，只删去了他所补的传文，以此自行立说。金履祥《大学章句疏义》《大学指义》各一卷 未见传本【《一斋书目》中有著录】。柳贯说：“《大学》一书，文公既已确定了篇章和章句，而《或问》的撰作，是反复阐明其义趣的，尤其详尽。可是后来的学者仍然有所疑惑，先生又依照篇章次第推衍为《疏义》，以疏通其文；再申说为《指义》，以统摄其纲要。《大学》的教诲，到这时就没有一点滞碍了。” 胡希是《大学稽疑》一卷 未见传本【《一斋书目》中有著录】。王文焕《大学发明》一卷 已佚失。《括苍汇纪》说：王文焕，字子敬，一字叔恭。元朝建立后不出仕，学者称他为西山先生。马端临《大学集传》一卷 未见传本【《一斋书目》中有著录】。《江西通志》说：“马端临，字贵与，乐平人，是右丞相马廷鸾的次子，因父荫补授承事郎。他曾在省试中考取第一。宋朝灭亡后，隐居教授。” 吴浩《大学口义》一卷 已佚失。《徽州府志》说：吴浩，休宁人，隐居不仕，著有《直轩大学口义》。徐氏【姓名失载】《大学解义》一卷 未见传本。谢枋得作序说：“《大学解义》一篇，是临川老儒徐公所著。朱文公一生的精神和志愿，全都寄托在《四书》中。后来的学者剽窃其余绪，上等的可以凭此取得卿相之位，下等的也能迎合主管官员而考中高等科第。天下人家都收藏他的书，人人遵行他的道，它与《六经》《论语》《孝经》《孟子》一同流行。可惜知道它的人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实行它的人也还不够努力。《四书》有什么辜负人的地方？反倒是人人辜负《四书》的地方太多了。这部书最初的用意，难道是想阐发朱文公言意中尚未尽明之处吗？还是尊崇相信文公之学，诚心求其实践，因而不能不加以言说呢？”徐公的儿子把书拿给我看，我读完了全书，却一句赞语也说不出来。对于徐公之子，我所希望的，只是对“努力实行”二字多加用心，使人知道朱文公之学并非徒然议论；如果能看出它的朴实，这部书也一定会受到世人的推重。” 许衡《大学要略直说》

译一卷 现存。陈普作序说：“心，是贯通天地、始终如一的东西。《易经》六十四卦中，紧要地谈到心的，有坎卦二爻所说的‘行有尚’，以及中孚卦所说的‘吾与尔縻’；这都是紧要地谈到心的地方。八卦中的坎卦内实外虚，正是心的象征。心，是上帝降赋给人的中正之性。上帝至公无私，至一无二；所降赋的中正之性，天地之间没有不得到的。因此行动必有可尊尚之处，所谓‘尚’，就是与正道相合；行动必然有所合，无处不在，所以才如此。这也是孔子想要乘桴浮海的原因。中孚，就是诚心，是天地万物之间没有间隔的诚心。卦体中央虚空，两个卦体中央充实，都是没有间隔、没有杂染的诚心。因此说它是美好的爵禄，既然被美好爵禄牵系，就不能解脱。‘吾与尔縻’，是说彼此之间，人与自己有亲疏远近，交相牵系而不能解脱，却又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些都是天命所不能停止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道性善’。我们福建自从有天地以来，原本只是草木竹林之地，到唐代才开始有读书声；有了三百年的读书声之后，文公朱子才出生，道统也由此所在。心无处不在，也没有一处不在。许平仲是覃怀人，与朱子相隔不到一百年，却相距数千里；有一天他读到朱子之书，欢欣踊跃，好像得到价值连城的宝物一样。对上，可以推广一个人尧舜般的心；对下，可以激发同类曾参、闵子骞般的操行，并且还能真正体会、亲身实行，使这些道理蔚然落实在立身、处家、出仕、退处、行动和隐居等方面。” 天下统一以后，北方人物的美好情趣和正当风尚，南来的人口中不断称道；《四书》的担子从武夷山下出发，渡过长江、淮河和黄河，越过太行山，出入居庸关、雁门关、玉门关，直到日月所照、霜露所降的地方。这固然是许平仲的功劳，也无非是上帝降赋中正之性的自然作用。当年朱子在灯火之前、半夜不眠推床而起的时候，哪里知道身后的知己在太行山以东，哪里知道他的书将充满天地之间呢？总的来说，上帝降赋的中正之性和人所秉承的常道，对于混然居中的万物没有间隔；只要勤勉实行、恭敬守持，就不必担心没有知己。明道先生程颢说：‘只要道存在，就不必计较在今世还是后世，已经有人能够理解我了。’我对于朱文公、许鲁斋，也这样说。陈钧作序说：‘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都完备地见于《大学》一书。河南程子尊崇、信奉并表彰它，上承孔子失传的道统，下为后世开辟入学之门，他的功劳已经极大了。地理位置相近而得到他的传授的，是许公。许公的学术源流更加广大，如今的中书宰相、御史中丞、行中书右丞，都是他的嫡传。凡是在朝廷或地方做官，以道德的润泽施及百姓的人，也都是许公的门徒。’ 我出仕游历南北，颇有机会得以托身于许公门下的弟子，同他们讲习许公之学，已经很久了。如今才开始见到《大学要略》，是在昌江镇守王氏家中。我俯身读它：说它是要旨，能够阐发幽微；说它是略本，却不失之简略。《中庸》说：‘君子之道，普通男女的愚昧程度也可以知道，可以实行；但到了极致，圣人也有不能知道、不能实行的地方。’许公既然提出了它的要旨，只有世祖皇帝这样的至圣之人才能知道、才能实行，并用它来治理天下，而且已经见到了成效。如今刻印此书传播天下，使人人都能端正自己的心，就不辜负求学之道了。王氏虽然没有能够登门受教于许公，却能推广许公之学，也值得嘉许。冯庚作跋说：《大学》一书，是学者进入道德之门，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令和准则。“三在八条”明亮如日月星辰；一经十传，灿然如经纬交织。自从朱子《章句》《集传》《或问》《语录》的学说兴起以后，它的意义就在天下大为明白。江南人家家传诵，但若寻求它明显的功效和重大的验证，似乎还不能满足人意。难道只是把它看成空话之书，而无法在日常生活的大事中体现出来吗？我很幸运，三次到大都，与北方的学士大夫交游，在承受教诲、听闻言辞之间，知道有鲁斋左丞许先生在北方倡导道学，也已经得到圣明之主的知遇，略微施行了他的学说。凡是在许公门下执经受业的人，上至丞相、御史，下至各部刺史、郡守二千石，都因其学问而在当时享有声望；惟独我没有机会顺着他的教诲请教，每每深自责备而沉痛叹息。回到江南后，看到先生所著的小学之书，其大义温润、精纯，根本穷究义理，确实应当称为当代儒学宗师。后来我来到常武，路达鲁噶齐托尔齐让我观看籀书。不久，一天他对我说：‘旧日收藏有鲁斋《大学要略》的善本，如今将它绣梓刊刻，以扩大流传。’我整肃衣襟读它，文字简约而明白，质直而有文采，如丝麻、谷粟一样平实易懂，人人都可以理解和实行；而最高深的道理，全都浑然包含其中，实在是天地之间的一部奇书。” 他让我为此书作跋。我认为，天下的道理无处不在，无论远近、大小、精粗之间都如此。孔门的高弟有人说：‘君子之道，哪一样应该先传授，哪一样应该后传授而使人疲倦呢？’譬如草木，各有区别而不能混同。因此程子解释说：‘圣人的道，再没有精粗之分；从洒扫、应对到穷究精微、达到神妙，都是贯通的，只是一个道理。’如今看这部书，它的话语浅近而宗旨深远，名称虽叫《要略》，义理却精细详明。让这部书与世流行，更加彰明《大学》教育人的方法，许公的用意是美好的。况且许公作此书，重要的并不只是把文书事务和法度纲纪当作事情，而是要借此教导人，使人知道义理的归宿，蔚然达到蜀地文翁兴学的盛况，从而不辜负师帅的职责；这又是承接教化、宣扬教化的美政。我不揣浅陋，因喜悦而记下这些话。郝绾作序说：“我的同乡许文正公，亲身担当弘扬此道的责任，承接濂、洛、关、闽诸学派的传承；他的嘉言善行，遗留下来的书籍所收录的很少。我辞去职务居住乡里时，宫保幸庵彭公来访，命我和他的曾孙泰和广泛搜求典籍，汇集编成全书以便流传，但没有能够完成。这部书，是先生用直白的话教人的著作，语言切近而精实，人们容易明白。天台克庵陈公督学中州时，曾经表彰它来教导众多士人。我有幸私下取法于先生，并且有所闻知，所以先刊刻此书，与有志同道者共同分享。有人或许责怪先生不应当仕于元朝。唉！楚国僭越，公山弗扰叛乱时，孔子尚且想要前往，何况生在那个地方、成为那里的百姓，如果坐视百姓糜烂而不加救助，那么内心又有什么可以辜负的，自己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从今天看来，纲常没有彻底灭绝，人类没有沦为禽兽，这是谁的功劳呢？”

译洪宽作序说：《大学要略》一篇，是鲁斋许先生用直白的话写来教导人的。上天生育众民，本来没有谁不被赋予本性；但如果不能使人人都知道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并使它完整保存，就不能不依赖教育。古代圣人，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先于众人出现，成为他们的君主和老师；于是人到了八岁，就教给他小学的规矩，十五岁就教给他大学的要旨，大学和小学的教育大体由此建立起来了。到了孔夫子这样的圣人，承继群圣的道统，向天下施教，使人得到启发引导，以恢复其本性，于是大学、小学的教育更加彰明。曾子记述孔子的言论，撰成传义，以阐发其中的旨趣；朱子因而汇集编成章句，以解释它的意义。由此，《大学》用来教育人的方法已经极其明显，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求学者由章句追溯传义，由传义来明白圣人之经，就像拨开云雾看见青天，剪除荆棘走上大路，坦然前行而抵达大道的要领，其中自然有不知不觉便达到的地方。到了元代，圣人之道沉沦湮没，鲁斋先生担任司成这一重要职务，寻求失坠的道学传绪，遍读圣经，博通传注，摘取其中的大要，不追求文辞工巧，用直白的话说明《大学》教育人的方法，以启发后来的学者。” 他的话简约而通达，浅近而完备，即使普通人和儿童也都能理解。这样一来，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以及圣经、贤传的宗旨，没有不焕然明白、融会贯通的，难道还会有未尽的深意吗？这部书流传已久，却还没有广泛流行。河南宪臣临海陈先生奉诏提督学校，刚停下车马，首先搜求儒家书籍，得到这部书的旧本，于是潜心考订，反复推演，补充其缺略，阐发其旨意。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学校官员，集合诸生，在学馆中拿出来给他们看，每天命令他们讲习诵读，亲自加以训导。凡是围绕学宫来观看和听讲的人，也没有不释然有所领悟于心、充实而自得其理的。我忝居郡守之职，学校教育本来就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于是与同僚商议，由桐江闻孟刚、京口陶茂各自捐出俸禄，刻印此书，以扩大流传。唉！圣人的道理显现在经书中，正如造化的妙理显现在万物中；虽然说它简易易知，但如果没有鲁斋的直说来教人，那么其中浅近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谁能领会它的道理并恢复自己的本性呢？像这部书，不但有助于教化人民、形成风俗的用意，实际上对于圣门也有很大的功劳。” 鲁斋《大学诗解》一卷 未见传本。黄虞稷说：每解释《大学》的一项义理，就写一首七言绝句来说明。熊禾《大学广义》【一作《口义》】二卷 未见传本【《一斋书目》中有著录】。宋眉年作序说：“这篇书是建宁人熊去非所作，把他平生所学、想用于实际事务却未能实行的内容，全都写在书中。他认为，致知、诚意的学问，从修养自身推及家庭、国家和天下，没有一件事可以离开这两项工夫。至于论述‘新民’的后半部分，则斟酌古今，仿佛亲身处在其中，清楚看见可以用来使世道达到隆盛太平、使君主成为尧舜的方法，然后才将它写下来。因此，《大学》十经一传，字字都是真实的义理，句句都不是空文，解除了天下人关于有体无用的疑惑，彰明了儒者明体适用的学问，扩大了圣贤体用兼备的功业。可惜自身与时代相违背；从今天看来，也只能把它交付为空言罢了。熊君著述很多，有《大学广义》，篇幅浩大，没有见到全书。近来略微看到《广义要旨》，可见其用心极为严谨。这部书又是要旨中的要旨，却称作《口义》，是不敢夸大言说罢了。唉，难道它果真只能成为空言吗？说到这里，怎能不抚摩书卷而三次叹息呢？” 胡炳文《大学指掌图》一卷 未见传本。程仲文《大学释旨》一卷 未见传本。胡炳文作序说：“我沉潜研读《四书》《六经》六十年，近来编纂疏解集成，遇到文字讹误错乱之处，不得已写成《通一编》。朋友得到此书，便把它刻印出来。我对此很早就感到后悔。程仲文过去曾跟随我游学，我因为他爱好学习，极为喜爱他。如今他所著的《大学释旨》，文辞简约严整，图表明白而贯通，比较《章句》在我《通一编》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也有所传授；有识之士将会表彰它，荐举的奏章纷纷而来，甚至将上达圣听。仲文年纪正壮，学问正在不断进步，这部书的问世，比我成书难道不是又早了吗？不过，了解别人容易，被别人了解很难，了解自己尤其难。《大学》诚意章说的就是自知的真实境界。仲文，你应当更加努力地自知，或许才不辜负有识之士对你的知遇。仲文，努力吧！不过，我已经八十岁，也不敢不自我勉励。” 齐履谦《大学四传小注》一卷 未见传本。许谦《大学丛说》一卷 未见传本 黄虞稷说：“谦孙存仁，明初任国子监祭酒。许谦遗留下来的著作，全都刊刻流布了。” 吕氏【洙】《大学辨疑》一卷 已散佚 吕氏【▯】《大学疑问》一卷 已散佚 《金华府志》记载：吕▯，字公甫，永康人。他和哥哥吕洙都跟随许谦学习。周氏【公恕】《大学总防》

译五卷 未见传本 张萱说：“《总防》总的收载了宋代儒者的语录，以及考亭师生之间的问答和《大学》中的语句。” 李氏【朝佐】《大学治平龟鉴》已散佚 傅若金作序说：“龟是用来占卜的，鉴是用来照察的，帝王之道是用来作为法则的，即使圣人也不敢更改它。所以，占卜却不求助于龟，就不能知道事情的吉凶；照察却不求助于鉴，就不能匡正同类的事物；制定法则却不求取帝王之道，难道能够凭此使天下得到太平治理吗？因此，善于治理的人，把前人的言论当作龟，把过去的行为当作鉴，吉凶无不可以从前事中预知，善恶无不可以由后事加以鉴戒；选择其中的道理而施行，从自身推及天下，就好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知道应当以什么为法则罢了。《大学》一书，是古今帝王治理天下的要道。宋代朱子已经汇集先儒的学说，编成章句并流行于世了。如今李氏不违背朱子的学说而又能有所增加，阐发说明以申明其中的义理；又援引事例、比附同类，把唐虞三代以下直到汉、唐历代君主中，可以作为善的准则、可以作为恶的警戒的事例，全都附列在各条之下，书名叫《大学治平龟鉴》。书中有几千字，错杂采自五经和各史书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用心是很勤勉的。从前唐代宋璟进献《无逸图》，于是警戒的道理得以形成；张九龄进献《事鉴》，于是讽谕的功效得以显著。《治平龟鉴》的撰作，大概也是希望把这些道理落实到实际政事中吧。” “不过，宋璟、张九龄二位身处辅相近旁，他们的话容易得到施行；李氏居住在遥远的山林中，他的书却难以被人知道。即便如此，樵夫的言论，圣人也不废弃，何况是依托经书而流传的言论呢？如今若无人知道这部书，那也就罢了；如果有人知道，就应当采录它并上呈，使它不至于被废弃，那么对于帝王平治天下的道理，难道会没有一点补益吗？李氏是云阳人，字朝佐，穷究经书，积累学问，大概是有志于当世事务的人。” 李氏【师道】《大学明解》一卷 已散佚 黄虞稷说：“高邮人，学者称为月河李氏，曾任通州教授。” 蒋氏【文质】《大学通防》一卷 未见传本 按：《聚乐堂艺文目》中有此书。蔡氏【季成】《大学说约》一卷 未见传本 薛氏【▯】《大学章句纂要》一卷 已散佚 曾氏【元生】《大学演正》一卷 已散佚 钟氏【律】《大学补遗》一卷 已散佚 王逢说：“钟律字伯纪，是汴人，以乡贡进士身份任儒学官。前后多次被征召、征聘，都以有病为由推辞。有《大学补遗》流传于世。” 沈氏【易】《大学旁训》一卷 已散佚 《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七 〈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五十八 翰林院检讨朱▯尊撰写 《礼记》【二十一】刘氏【廸简】《皇王大学通防举要》一卷 未见传本 黄虞稷说：“全书共十章：第一章总说三纲领，第二、三、四章解释三纲领，注文简略；第五章至第十章解释八条目，并作注解。” 《江西通志》记载：“刘廸简，字简卿，安福人。吴元年，被征召授任尚宾馆副使。洪武建元后，进献《皇王大学通防》。奉诏出使交趾，走到南宁道时去世。” 刘氏【清】《大学要防》一卷 未见传本 傅氏【淳】《大学补略》一卷 未见传本 范氏【祖干】《大学发防》一卷 已散佚 刘氏（清）的《大学要句》已散佚 蒋氏（允汶）的《大学章防》已散佚 王瓒说：“这是温州府学教授、永嘉人蒋允汶，字彬夫所撰。” 陈氏（雅言）的《大学管窥》一卷 未见 张氏（洪）的《大学解义》一卷 未见 郑氏（济）的《大学正文》一卷 未见 方孝孺后序说：“《大学》出自孔氏，到程子时其中的道理才开始明白，到朱子时其中的义理才开始完备。然而，关于‘致知格物’的传文有缺失，朱子虽然曾经补写，读者仍以不能看到古人的完整著作为遗憾。董文清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都认为传文从未缺失，只是篇章简册错乱，考订的人失去了原来的次序，于是把经文中从‘知止’以下到‘则近道矣’以上的四十二字，移到‘听讼吾犹人也’右边，作为传文第四章，用来解释致知格物。这样一来，《大学》又恢复成完整的著作。车先生清臣曾经写书辨析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太史金华宋公想要取朱子的意思，补写第四章的章句来教授学者，但没有成功。浦阳郑君济仲辨曾向太史公求学，预先听闻了他的说法，而且很擅长篆书，我因此请他重新确定篇章次序，书写下来，准备刊刻以传示后世。大概圣贤的经传并非一家之书，其中的说法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完全阐明的。一千五百年之间，讲解训释、谈论道理的人相继兴起，到近代才开始确定下来；朱子又何尝断然认为自己的说法就是最恰当的呢？他不过姑且以此等待后来的君子罢了。世上那些喋喋不休地偏袒自己所听闻的说法，而不顾道理是非的人，都不是朱子的本意。旧说用‘听讼’来解释本末，按照前后篇章的体例又认为二者不相类，把它们合为一章来看，正好与《孟子》‘尧舜的智慧不能遍知万物’的话相互发明；说它是解释致知格物的传文，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古人解说经书，大略举出大义，而意趣自然完备，不像后世的解说那样拘泥。由一国推及天下，《大学》所应当做的事，如果想要致知，除了听讼又凭什么呢？这种说法虽然不同于朱子，但不同于朱子而不违背道理，本来就是朱子所会采纳的吧？郑君仲辨学识广博而不驳杂，持守中道而不滞泥；看他所爱好的，大概就是传文所说的‘近道’吧？” 徐氏（与老）的《大学集义》一卷 未见 黄虞稷说：“字仲祥，钱塘人。王达曾经拜他为师。” 丁氏（玑）的《大学疑义》一卷 已散佚 李氏（果）的《大学明解》一卷 未见 黄虞稷说：“成安人，景泰庚午科举人，历任济南知府。” 杨氏（守陈）的《大学私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