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九

译后蜀石经 《易》十卷【《略例》一卷】；《书》十三卷；《诗》二十卷；《周礼》十二卷；《仪礼》十七卷；《礼记》二十卷；《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二卷；《谷梁传》十二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尔雅》三卷。全都散佚了。吕陶说：五代战乱时，疆域分裂，孟氏据有剑南，各项制度都在草创之中，却仍能把《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刻在石上，以供学者使用。国朝皇祐年间，枢密直学士、京兆人田公重视文治，又增刻《仪礼》《公羊传》《谷梁传》，这样所谓的九经就齐备了。张俞说：唐朝衰落时，诸侯王倚仗乱局，天下崩裂，典章制度被荡然削除。只有孟氏接续占有蜀汉之地，以文事为重，凡是草创的制度，大多承袭唐代旧制。继承汉学，于是刻石刊刻九经。席益《记略》说：“蜀地儒生的文章冠绝天下，其学校的兴盛，汉代称为石室、礼殿；近世则有石壁九经，如今都还保存着。孝景帝时，太守文翁开始建造石室；到东汉兴平元年，太守高防在石室东面建造周公礼殿，并绘画自远古以来的君臣圣贤。不过其中也有魏晋名流的画像，因此世人传说西晋太康年间刺史张收开始绘画，这不对。礼殿中的画像始于高防，张收大概曾经增补改易。如今墙壁之间又有东晋人士的画像，大概是张收以后继续绘画的人所作，不知道是哪一位。齐永明十年，刺史刘悛又增添了礼家器物、服饰和制度方面的内容；伪蜀广政七年，其宰相毋昭裔依据雍都的旧本九经，命平泉令张德钊书写并刻在石上。本朝因礼殿而建宫祀奉孔子，并在旁边设置学官，供弟子讲习传授。所以蜀帅、尚书右丞胡公宗愈在殿的东南角修建堂屋，用来贮藏石经。从东汉兴平元年、岁在甲戌开始建礼殿，到我宋绍兴六年、丙辰年，历时六百七十有三年。其中伪蜀刻石经的年份，是晋开运甲辰年，到此时已经一百九十有三年了。” 洪迈说：“孟昶时刻在石上的九经本子，其中‘渊’‘世’‘民’三字都缺笔，仍然是在避唐代的讳。” 雷叔闻说：伪蜀广政七年，其宰相母丘裔依据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令张德钊书写并刻在石上。这一年实际是晋开运甲辰年。蜀守胡宗愈建堂贮藏石经，席益增修并作记。晁公武说：石经《周易》连同《略例》共十一卷【《石刻铺叙》作十二卷，另有《略例》一卷】；伪蜀广政辛亥年，由孙逢吉书写。广政是孟昶的年号。《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的注，《略例》有邢璹的注。这些都是与国子监本不同之处。拿蜀中的印本校对，邢璹《略例》的注又有一百多字不同；详细考察其意义，似乎是石经有误，但没有其他本子可以订正，只好暂且两种都保存。《尚书》十三卷，由伪蜀周德贞书写。经文中的“祥”字都缺笔，也缺“民”字之类，大概是孟氏尚未背叛唐朝时刊刻的。与监本校对，《禹贡》写作“土梦作乂”，把“土梦”二字倒置了；《盘庚》“若网在纲”都写作“网”字。按沈括《梦溪笔谈》所说：“土梦作乂”，宋太宗时得到古本，于是改正；以“纲”为“网”，不知道哪一种是对的。毛诗二十卷，由伪蜀张绍文书写，与《礼记》同时刻石。《周礼》十二卷，由伪蜀孙朋吉书写。用监本校正其中的注，或有多字、脱字，或有不同之处，多到上千处。《礼记》二十卷，由伪蜀张绍文书写，没有记载年月；经文中不缺唐代讳字，应当是在孟知祥僭位以后刻石的。书首列《月令》，题为“御删定”，大概是唐明皇删定的；其中的注，题为林甫等所注，大概就是李林甫等人。其余篇次仍沿用旧本。议论者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毋不敬”一句足以概括，所以先儒把它列在首篇。孝明帝任情妄为、变乱制度，实在没有道理。《左氏传》三十卷，没有题写书写者姓名，也没有年月。按其文字不缺唐代讳字和国朝讳字，却缺“祥”字，应当是孟知祥僭位后刻石的。《公羊传》十二卷，皇朝田况在皇祐初年任成都知府时刻石。国史《艺文志》说，伪蜀刻五经并附注、传，为世人所称；照这样说，不应没有《公羊传》《谷梁传》，难道是起初有而后来散失毁坏了吗？《谷梁传》十二卷，书后没有记载年月和书写者姓氏。按其文字不缺唐代及伪蜀的讳字，却缺“恒”字，因此知道刻石应当在真宗以后，想来或许是田况所刻吧。《论语》十卷，由伪蜀张德钊书写，缺唐代讳字，立石应当在孟知祥尚未背叛唐朝之前。其中正文脱漏两个字，误写一个字；又在“述而第七，举一隅”下面有“而示之”三个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句上面又有一个“我”字。《卫灵公》第十五篇，“敬其事而后其食”，写作“后食其禄”。这些是与李鹗本不同的地方。又说：鸿都石经自从迁徙到邺、雍之后，便在人间渐渐湮没不明。唐太和年间，又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后唐长兴年间，诏令国子博士田敏和他的同僚校订各经，刻在木板上。所以今天世上太学流传的本子，只有这两种。按赵清献公《成都记》说：伪蜀宰相毋昭裔捐出俸禄，取来九经，在学宫中琢刻石经。也有人说是毌丘裔依据太和旧本，命张德钊书写。皇祐年间，田元均补刻《公羊传》《谷梁传》，此后十二经才完整。到宣和年间，席升献又刻入《孟子》。如今考察，伪蜀宰相确实是毋昭裔。《孝经》《论语》《尔雅》是在广政甲辰年由张德钊书写；《周易》在辛亥年由杨钧、孙逢吉书写；《尚书》由周德贞书写；《周礼》由孙朋吉书写；《毛诗》《礼记》《仪礼》由张绍文书写。

译《左氏传》没有记载由谁书写，但“祥”字缺笔，也一定是蜀人书写的。这样看来，蜀人所立石经大概有十部，书写者不只是张德钊；而且能够全部采用太和本，已经很值得嘉许了。前后共历时八年，所刻石碑达上千块，唯独毋昭裔辨别整理，尤其卓异。晁公武后来任三营守，曾经对照国子监所摹刻的长兴年间刻本阅读，发现其中的差错大概很多。过去议论者说，太和石经本传写得不精，当时人并不认可；世人则认为长兴刻本使用方便。国初于是颁布天下，收起从前民间的抄本，不再采用。但其中有错误，无法相互参校；即使明知它错了，仍认为既然是官府刊定的本子，便难以擅自改动。由此看来，石经固然有脱漏和错误，监本也不能全部遵从。晁公武任至少城，寒暑更替一两次，便利用闲暇日子命学官校勘。石经《周易》的《说卦》篇“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的注，《略例》有邢璹的注。《礼记·月令》采用唐代李林甫改定的本子，监本都没有采用。除此之外，《周易》经文有五处不同，《尚书》十处，《毛诗》四十七处，《周礼》四十二处，《仪礼》三十一处，《礼记》三十二处，《春秋左氏传》四十六处，《公羊传》三十一处【《石刻铺叙》作二十二处】，《谷梁传》十三处【《石刻铺叙》作二十三处】，《孝经》四处，《论语》八处，《尔雅》五处，《孟子》二十七处。它们的传、注不同之处尤其多，无法全部记载。单就经文计算，仍有三百零二处。考察这些文字的文理，虽然石经本有很多错误，但像《尚书·禹贡》篇的“梦土作乂”，《毛诗·日月》篇的“以至困穷而作是诗也”，《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的“六物之占，在宋、卫、陈、郑乎”，《论语·述而》篇的“举一隅而示之”，《卫灵公》篇的“敬其事而后食其禄”等，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还不知道。先儒有人把《尚书》的“无颇”改为“无陂”，把《春秋》的“郭公”改为“郭亡”，世人都讥笑他们。这里不敢凭主观臆断决定，姑且把两种本子都保存下来。也把这些内容刻在乐石上，附在经书之后，将来一定会有能够考证并订正它们的人。赵希弁说：石经《周易》十卷，经文和注文共六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铺叙》作经文二万四千零五十二字，注文四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将仕郎、守国子助教【臣】杨钧，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柱国臣孙逢吉书写。《尚书》十三卷，经文、注文连同序共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四字【《石刻铺叙》作经文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文四万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共七万五千二百六十八字】。将仕郎、试秘书郎臣周德贞书写。镌玉册官陈德超镌刻。《毛诗》二十卷，经文、注文共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铺叙》作经文四万一千零二十一字，注文十万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万六千八百一十二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写。《周礼》十二卷，经文、注文共十六万三千一百零三字【《石刻铺叙》作经文五万零五百零八字，注文十一万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吉书写。《仪礼》十七卷，经文、注文共十六万零五百七十三字【《石刻铺叙》作经文五万二千八百零二字，注文七万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三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写。《礼记》二十卷，经文和注释共一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一字【石刻铺叙中记载：经文九万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释十万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万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卷首题作：“御删定《礼记·月令》第一”；集贤院学士、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修国史、上柱国、晋国公臣林甫奉诏为《曲礼》作注，列为第二。这大概就是唐明皇删定的版本。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写。《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经文、注释及序共三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铺叙中记载：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经传十九万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释四万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四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公羊传》十二卷，经文和注释共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铺叙中记载：传文四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释七万七千三十七字，共十二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谷梁传》十二卷，经文和注释共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字【石刻铺叙中记载：传文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字，注释三万九千七百三十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论语》十卷，经文、注释及序共三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铺叙中记载：序三百七十二字，经文一万五千九百十三字，注释一万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万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将仕郎、前任简州平泉县令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张德钊书写，颍川郡陈德谦镌刻文字。《孝经》一卷【石刻铺叙作二卷】，经文、注释及序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石刻铺叙中记载：序四百三十九字，经文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释二千七百四十八字】；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石刻铺叙称为简州平泉令张德钊书写】，只题写颍川郡陈德谦镌刻文字。《尔雅》三卷【石刻铺叙作二卷】，由将仕郎、前任简州平泉县令、赐绯鱼袋张德钊书写，武令升镌刻；没有题记经文和注释的字数。以上石室中的十三经，大概是孟昶时期镌刻的，所以《周易》之后题有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只有三传到皇祐初年才完成，所以《公羊传》之后题有“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

译又题有：将仕郎、试国子四门助教、州学讲说何维翰；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州学说书黄柬；儒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华阳县尉、州学勾当王尚喆；朝奉郎、秘书省著作佐郎、签署节度判官防公事、武骑尉、管勾州学华参；奉直郎、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军州、兼管内桥道劝农事及提举渠堰、骑都尉、借绯、提举州学解程；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及提举渠堰、轻车都尉、借绯、提举州学聂世卿；提点益州路诸州军刑狱兼本路劝农提举渠堰公事、朝奉郎、尚书比部员外郎、防军、借紫孙长卿；益州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兼本路劝农使、朝奉郎、尚书刑部员外郎、直史馆、上骑都尉、赐绯鱼袋、借紫曹颍叔；枢密直学士、朝请大夫、右谏议大夫、知益州军州事、兼管内桥道劝农使、充益利路屯驻、驻泊本城兵马钤辖、提举益利路诸州军兵甲及巡检贼盗公事、上骑都尉、京兆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田况。曾宏父说：古文《尚书》三册三卷，大概是唐天宝废除古文经书以前流传下来的版本。中汲郡吕大防从宋次道、王仲至家得到它，于元丰五年壬戌刻板。乾道六年庚寅，帅臣晁公武取来刻入石中，由教官张大固等监刻。又说：益郡石经始于孟蜀广政年间，全都选取善于书写的士大夫，摹写丹本后刻入石中。广政七年甲辰，《孝经》《论语》《尔雅》先刻成；当时晋出帝改元开运。到广政十四年辛亥，《周易》继而完成，实际已是周太祖广顺元年。《诗》《书》及三礼没有题写年月；到了《春秋》三传，则于皇祐元年九月完工。当时我宋统一天下已经九十九年了。从孟蜀广政元年开始计算，共经历一百一十二年，完成得如此艰难。又过了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州帅臣席贡才开始凑集镌刻《孟子》，转运判官彭慥接续完成【共十二卷】。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镌刻古文《尚书》以及诸经考略。洪文敏公洪迈说：孟蜀所刻经书字体清秀谨严，有贞观遗风；后来续刻、补刻的经传，远远比不上前刻的。并且他引用魏征、虞世南先后任秘书监时的事，说他们每天请求选取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中善于书写的人充任书手，大概是希望字形笔画清秀婉丽，能够流传长久。因此从经传以后，不是士大夫书写的，就不再刻上姓名。至于汉石经，如今已经不容易得到，爱好古物的人收藏的也只有十几页。蜀中又将其翻刻入石，黄长睿说：开元年间，御府收藏拓本，并用“开元”二字的小印加盖其上；这说明在玄宗时期已经很少见了，何况如今又过了六百年呢？王应麟说：“伪蜀宰相毋昭裔取唐太和年间的本子，在成都学官中琢刻于石，与后唐的刻板本不免有些不同。乾道年间，晁公武参校这两个本子，选取经文不同的三百零二处，撰成《石经考异》，也刻在石上。张▯又校勘注释的异同，撰成《石经注文考异》四十卷。”又说：“成都石经是孟蜀所刻，对于唐高祖、唐太宗的讳名都缺笔避讳，唐朝的恩泽真深厚啊。” 陶宗仪说：“张德钊、孙逢吉、张绍文、周德贞、孙朋吉五人，都善于书写。后蜀广政七年，他们被选中，按照右仆射毋昭裔校勘审定的《孝经》《论语》《尔雅》《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摹写丹本并刻入石中，安置在益部。德钊是简州平泉令；逢吉是国子《毛诗》博士；绍文、德贞、朋吉，都任秘书省秘书郎。” 杨慎说：五代那些僭伪政权的君主，只有吴、蜀二主有文学才能。不过李昪也只会作小词、擅长画竹而已；孟昶却能够表彰六经，在成都立石刻经，确实对经学有功。又说：蜀地所刻九经最为精确。当时那些僭据一方的君主，只有孟昶有文学才能；而且蜀地没有遭受战争，又有许多文士，所以所制作的经书尤其精善。朱子的《论语注》所引用的石经，就是孟蜀石经。吴任臣说：“蜀广政十四年，诏令把诸经刻在石上。秘书郎张绍文书写《毛诗》《仪礼》《礼记》，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吉书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写《周易》，校书郎周德贞书写《尚书》，简州平泉令张德钊书写《尔雅》，字迹都精美谨严。” 考察宋乾德三年，接受蜀国送来降表的人，是通奏使伊审征；起草降表的人，是翰林学士李昊。自李昊以下，跟随投降的共有三十二人，被列入任官名册的有二十六人。此事载于《句延庆续锦里耆旧传》。而昭裔、绍文、朋吉、逢吉、德贞、德钊都不在其中。宋国子监石经。

译七十五卷。已佚。江休复说：“宋子京任国子监判官时，进呈了《礼记》石经本。” 王应麟说：仁宗命国子监取《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用篆、隶两种字体刻在石上，分列于两楹。又说：至和元年八月，命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克继书写国子监石经；由于他把上面所写的石经《论语》请求书写后刻入国子监的石头，皇帝想借此表彰并劝勉宗室，特意答应了他的请求。至和二年九月完工后进呈，赐给银币。又说：至和二年三月，国子监王洙说：国子监刊刻树立石经至今已经十五年，只是《孝经》刊刻完毕，《尚书》《论语》已经书写而镌刻尚未完成，请求催促限期完工，其余经书暂且停止；皇帝听从了。又说：石经七十五卷，杨南仲书写：《周易》十卷，《诗》二十卷，《书》十三卷，《春秋》十二卷，《礼记》二十卷，都具备真、篆两种字体。又说：嘉祐三年五月，王洙推荐大理丞杨南仲刻写石经有功，赐予出身。嘉祐六年二月，国子监说，平民章友直已经完成篆写石经，诏令补授试将作监主簿；章友直不愿出仕，于是赐给他银和绢。五月，因同样篆写石经的殿中丞张次立，授予堂除。”},{ 周密说：“罗寿可游历汴梁时，看见太学里的九经石板堆积如山，每块石板一行篆书、一行真书。” 《长编》记载：嘉祐六年三月，国子监篆刻的石经完成，赐给平民章友直白银一百两、绢一百匹，并授任试将作监主簿。章友直推辞没有就任，因此有这次赏赐。友直是建安人，得象的叔父。叶适说：“瑞安人沈彬老向北游历程氏之门，在师生之间获得了关于性命之学的微妙[原文“防”]以及经世的大旨。当时正禁止研究《春秋》，石经刚刻成就被废弃了。沈彬老暗中贿赂守门人，亲自摹写收藏。后来他的后代孙体仁在阁中以[原文“▯”]保存它，题名为《深明》。”朱翌说：“本朝的石经，是胡恢书写的。” 顾起元说：“胡恢是金陵人，博学多闻、记忆力很强，擅长篆书和隶书，能够品评人物。他因犯法而丢官十多年，生活潦倒贫困。后来到京师参加选官集会，当时韩魏公主持国政，胡恢献诗自我求荐，魏公怜悯他，命他篆写太学石经，于是得以恢复官职，任华州推官，后来去世。” 考察《宋史·艺文志》，其中又记载杨南仲《石刻三体孝经》一卷。陈颀说：“开封是宋朝建都的地方，我任府学事务官时，看见许多碑刻，其中有不少是宋代太学中的石经，但都已经磨灭破碎，很少有完整的。我周遍查看斋舍和廊庑，看见石础全都断了，碑石隐约可见上面还留有文字。” 考察可知，宋代太学石经在开封，陈永之还来得及看见它，可惜没有好事之人摹拓下来，如今它已经沉没在黄河淤泥之下了。胡氏【元质】重刻汉代石经。失传。元质记载说：“汉灵帝时，博士按甲、乙科考试，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经籍上的文字。各位儒生奉诏在熹平年间校定经书，在光和年间完成刻石，使天下都以此为准则。碑高一丈，宽四尺。《水经》说：‘在太学立石碑，碑上全部刻有蔡邕的名字。’《隋志》记载有一字石经七种，并评论说：‘汉代镌刻的七部经书，都是蔡邕书写的。’史书也称蔡邕亲自书写丹书底本，命工匠镌刻；他的书法笔画高妙精绝，实在不是中郎将蔡邕不能达到的境界。然而至今保存下来的石经，字体各不相同。虽然中郎将兼擅各种字体，但篇章如此丰富，未必能够由一人独自完成。传说蔡邕曾与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人共同校正各部经书。或许当时各位儒者都参与了书写其中的部分，这就无法知道了。经过多年变迁，又遭逢变故，陵谷变迁；在焚烧残余和剥蚀损坏之后，甚至有人把它拿去做柱础、炮石。唐初魏郑公首先寻访求取，十块中也得不到一块，何况到了今天呢！这次来到少城，从一两家旧族那里得到坠落的石刻，虽然有的断缺不齐，但像残破的圭和裂开的璧一样，也仍然值得珍藏。因此把它们镌刻在锦官西楼，希望可以弥补古代经文的缺漏。” 宇文绍奕[原文“防”]说：“翰林学士胡公常常把天下大事视为自己的责任，推究六经的精微，并把它们贯彻到日常应用中。至于屋壁间收藏的残编断刻，也无不收集整理。他常感叹石经的隶书笔画最为古老，于是广泛搜寻、博访各处，把各家收藏的材料汇集起来，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余字，用楷书加以释读；又得到古人篆书、隶书三体石经的遗字八百一十九字，都镌刻在石上，使其永远流传不朽。考察史书所称蔡邕亲自书写丹书底本、命工匠镌刻，郦道元注《水经》也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碑，碑上全部刻有蔡邕的名字。’这样看来，一字石经出自蔡邕之笔，似乎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至于三体石经，考察《儒林传》，它的书写在东汉时已经出现；《水经》却说是在魏正始年间刻成的，想来魏代的刻石大概是用来补足汉刻的遗失吧。” 《姓谱》记载：胡元质，字长文，长洲人，官至敷文阁学士。宋洪氏【适】重刻汉代石经。失传。《诸道石刻录》记载：汉代石经遗字，收藏在越州治所的蓬莱阁。洪适跋文说：“蔡中郎石经在承平时期已经不多见了，如今京城与雒阳之间又被雍鬲[原文“鬲”]，担心它最终泯灭而失传。我既已辑录并用隶书释读，便把所得《尚书》《仪礼》《公羊》《论语》一千九百余字，镌刻在[原文“防”]稽蓬莱阁，共刻在八块石碑上，希望后来见到的人能获得发现遗迹般的喜悦。” 吾丘衍说：“石经遗字的碑刻，藏在[原文“防”]稽蓬莱阁的翻刻本，破损残缺、磨灭得与真正的古碑没有不同，如今已经亡佚了。” 考察《蓬莱阁重刻石经》，详细内容见“汉石经”条下。苏氏【望】重刻魏代三体石经遗字。失传。娄机说：魏代三体石经在正始年间刻成。如今保存在洛阳的石经，皇祐癸巳年，苏望从故相王文康家得到《左氏传》拓本，取其中完整的部分刻石，共有八百一十九题，题名为《石经遗字》。《经义考》卷二百八十九。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二百九十。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刊刻于石【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