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六

译《宋志》六卷 未见 樵在自序中大略说：“《毛诗》自从郑氏作笺以后，学者笃信康成，所以这部诗学专门流行，齐、鲁、韩三家诗于是废弃。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时代，还能有韩诗作为依据。到了五代以后，韩诗也亡失了，以至于今天的学者只能凭借毛氏之说，并且把《诗序》认为是子夏所作，更不敢加以议论。这大概是因为事情没有双方当事人的说辞，审理案件就会有偏听的疑惑。现在撰写《诗辨妄》六卷，可以由此看出其中的是非得失。” 陈振孙说：“所谓《辨妄》，专门指责毛氏、郑氏的妄说，认为《小序》不是子夏所作，这还可以说得通。但把它全部删去，改用自己的意思作序，可以吗？郑樵的学问虽然自成一家，但他任凭自己的主观见解行事，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不懂却创作’。” 马端临说：“夹漈专门诋毁《诗序》，晦庵也采纳了他的说法。所谓‘事情没有双方当事人的说辞，审理案件就会有偏听的疑惑’，大意是说不能偏信毛序。然而我认为，这就像审理诉讼：诗篇所咏之事，是案件本身；齐、鲁、韩、毛四家，是提供证验的人。毛诗原书完整存在，流传已久，就像当事人亲自到官府，供述详明，事情的始末都具备。齐、鲁、韩三家的原书已经亡失，只能偶尔在其他书中见到一两处，而且真伪还不能确定，就像当事人根本没有到官府并且已经死亡，无法追问对质，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到别人说他是这样的人。如今舍弃毛诗，却向齐、鲁、韩三家求证，就像审理诉讼的人认为当事人亲自到官府所供的案牍不可信，反而采信旁人的传说来判断案件，难道不是错误吗？” 朱德润在序中说：“莆田林子发氏校订宋代郑夹漈先生的《诗传训诂》，对我说：‘先生从前在闽中，在讲习、推究学问的空暇编成这部书。其中摘取《诗传》中幽深隐微的内容，辨析事物的名称和意义，真可以说是发明了宋儒尚未发明的道理。’于是把校正后的本子给我，让我阅读。我考察慈溪黄氏的说法：文公朱氏因为雪山王公质和夹漈郑公樵，去掉了诗中的美刺之说来谈诗；又曾从郑氏《诗传》中取其切合《诗经》要旨的内容，用来补充《诗集传》。只是可惜当时门人和学者各自尊奉自己的老师，不能互相参校、折中，从而看出此书对学者有所补益。唉！汉代儒者专门以训诂阐释一部经书的宗旨，分道扬镳，使后世学者无法找到正确的经学道路，原文也变得乖谬破碎。到了宋代濂洛诸儒出现以后，各部经书的旨意才灿然明白。如今考察典籍，《诗传》的义理趣味，是伊川、欧阳修、苏轼等先生阐发的；南渡以后，李迂仲、张南轩、吕东莱、戴岷隐、严华谷等先生又各自成为一家。至于如今的学者都尊奉朱氏，难道不是因为他的义理明白、文意畅达，足以发明诗人比兴的旨趣，文辞简约而意义完备，足以扩展诗人赋咏所表现的性情吗？” 至于诗篇可以配入音乐演奏，仍应按照《周礼》太师所说：风、雅、颂，是声音类别的名称；赋、比、兴，是作诗的体制。现在看郑氏《诗传》所引用的山川草木虫鱼辨析，以及五音、六律、六吕所协调的内容，确实可以阐发后学尚未研究透彻的地方，使千百年来隐微的文辞和深奥的意义重新明白。例如，把“雀无角”解释为麻雀的角，把“龙盾之合”解释为两面盾牌的防卫，把“露被菅茅”解释为露水覆盖菅茅而不是雨露之“露”，把“有豕白蹢”解释为江豚之“豕”，把“风、雅、颂”解释为四器、十二器声音的合奏；其他如国风、二雅、三颂的名物、度数，分析得细致入微，难道不是《诗传》内容最为完备的吗？孟子说得好：“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文辞，不要因为文辞而损害诗人的志意，要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诗人的志意，这才是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德润对于朱氏、郑氏的学问是有所领会的。朱氏的学问醇厚，所以义理畅达；郑氏的学问博洽，所以义理详尽。学者不可不兼收并蓄、共同进益。用义理来阐明，用意义来分析，那么这部《诗传》应当互相引用并加以讽诵，这也是后学深切的愿望。” 虞集在序中说：“圣人教导人，大概就是把《诗经》作为学习内容。孔子解释《烝民》诗时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所以万物都有法则，这是百姓所秉持的常性；因此喜爱这种美德，战战兢兢，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这是曾子一生所奉行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这是子思用来阐明道体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是孟子解说《诗经》的方法。因此程子讲解《诗经》时，曾经选取一两个字来诵读，使人自己得到理解。他又说：‘现在的学者没有见到诗的意趣，必定不愿意学习。想用三百篇教他们歌舞，恐怕不容易明白。想另外作诗，让他们早晚歌唱，似乎应当有助于理解诗意，这也是一种办法。’圣贤讲《诗》，是要改变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使人在从容游息、充分体会、吟咏感叹和沉浸其中时有所领会；这样，所谓温柔敦厚的教化，才能通过习染成为本性，大概才是学习《诗经》的道路。汉代儒者有保存古代经书的功劳，但也不免有专门拘泥训诂的过失。儒学前辈难道没有这样的见识吗？只是很少见于言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从这里有所领会吗？这样一来，那些穿凿附会、纠缠繁复的说法，自然就有不能施行的地方了吧？” 各部经书都是这样，并不只是《诗经》如此。齐、鲁、韩三家诗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毛诗保存至今。讲说《诗经》的人，千百年来只是守着这一家而已。到了宋代，欧阳修怀疑《诗序》并非原有之作，于是撰写《诗本义》。苏轼也有怀疑并删去它，但仍不免保留了开头的句子。这好比山下的泉水，刚开始流出时被堵塞，流势滞塞，但源头也已稍稍显现。后来逐渐清澈通畅，像江河一样充沛；后人因循前人的基础而加以拓展，水的源流于是更加久远，这也有它的时机。到了朱子《诗传》问世，才把大小序全部屏除，另编一书，保存它们而不废弃，以等待考订辨析；根据经文探求其中的原因，自行提出解释，于是天下学者都遵从他的说法。国家确定以此为是以后，他的说法便同圣贤论诗的言论相合，学者也有了用功的地方。我年幼时，曾从讲授《诗经》的老师那里得到郑氏的经说，认为大序不是子夏所作，小序不是毛公所作，大概是卫宏所作，而康成的解释也是如此，心中私下感到奇异。想求得他的全书，却没有办法。中年时充任劝讲官，有阿鲁灰叔仲从泉南入朝，和我成为同僚，我才得到他的抄本来阅读，看到他区分风、雅、颂，大概是以声音节奏的不同为依据，而不是以比、兴、赋为依据。”

译他的训诂大多不能得到兴的意义，作序的人便搜集零碎传闻，来使后人受到愚弄。鸟兽草木的名称、天文地理的解释，有的疏略，有的错误，并不只有一个方面。郑氏剖析旧有训诂，痛快地加以决断，没有再留下隐晦之处。过去所谓纠缠和穿凿的说法，幸而可以一扫而快。遗憾的是，书不久便散失，我没有能够读完一卷。大概我私下感到，郑氏离开朱子家乡那么近，按年龄计算，两人相距也不太远；门人和学者居住相邻，却没有在同一时代互相通见，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各自立说，但有许多相同之处，难道是因为闽地有许多贤人学者，老于山林，曾经有自己的学说却没有传到外面，而两家各自有所采择吗？还是两人的卓越见识都足以超越前人，不必彼此谋议就自然相合呢？时代久远，地域辽阔，这些都没有办法考证。西夏的斡公克庄曾经凭借《礼经》考中进士。像左氏汉生那样的人，考官见他学问博洽，反而疑惑而不敢录取；但朝廷知道他是精通经学的人。他任淮西佥宪时，认为项氏《易玩辞》可以补足程朱学说的遗缺，告诉了我；我为它作序并刊刻其说。后来他从南行台改任闽宪副，认为闽地处于山海之间，难道没有名家旧学吗？”},{ 他在咨询政务的空暇，思考如何表彰这些学术。我于是提到郑氏的《诗传》，他便让人抄录送来给我看，并且说：“果然可以流传。”于是我略为他作序，所以写下了上述内容。他又说：“到郑氏的子孙那里去求夹漈的手稿，尚且还有五十多种书。”因此，御史中丞马公伯庸在延祐末年奉诏到泉南查阅海货时，在郑氏家中得到十几种书，带走准备刊刻流传。马公整理剔除繁芜，选取精要，出入台省之间，席子还没有坐暖，来不及实现自己的志愿就去世了。泰定年间，前太史齐公履谦奉命出使宣抚、治理闽地，也取走十几种书，准备刊刻流传。太史回朝不到一两年就去世了，也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两家都有子弟，怎么知道没有能够继承他们先人志愿的人呢？我听说闽人刻书摹印，形成市镇、城邑，散布于中外，遍及四海。其中也有错误妄诞、未经论定而应当禁止的书。观风使者能够加以纠正，把他们的工力转移到博洽而有用的学说上，这就要看今天了。” 周氏【孚】《非郑樵诗辨妄》一卷 现存 孚在自序中说：“古代教导人的人，从来没有训诂。因此说：‘不到心里想求通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不到想说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再教他。’自从圣人去世，异端兴起，先儒急于警醒天下那些将要觉悟的人，所以就依据六经的文字来作训诂。虽然这种教法同古代不同，但用意是一样的。自汉代以来，六经的纲要和体系已经完备，学者世代尊奉、传授、守护，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容易废弃它。可是郑先生却想把它们全部废除，这就是我不得已要发表议论的原因。因此我只摘取其中最严重、最损害义理的地方，列在我的书中；至于《诗经》的意义，还有先儒的传说在。唉！聚集众说、互相争辩的学问，古人所厌恶，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因此规劝我呢？但这些我没有时间顾及。于是总汇编次，共四十二件，成一卷。” 顾湄说：“周孚，字信道，是济北人，居住在京口。淳熙初年任真州学教授，自号蠹斋。” 王氏【质】《诗总闻》《宋志》二十卷 现存 陈振孙说：王质在自序中说：“我精研深思这部书，差不多已有三十年。书中有‘闻音’，指音韵；有‘闻训’，指字义；有‘闻章’，指分段；有‘闻句’，指句读；有‘闻字’，指字形笔画；有‘闻物’，指鸟兽草木；有‘闻用’，指各种器物；有‘闻迹’，指凡是各处的山川、土壤、州县、乡落之类；有‘闻事’，指各种事类；有‘闻人’，指各种人的姓氏和名号。共分为十‘闻’，每篇都题作‘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等篇，其中的说法多有新意，不拘泥于旧传。” 陈日强跋说：以上是《雪山王先生诗说》二十卷。这部书由王氏家中收藏，已经将近五十年，却一直没有人加以阐发。临川贰车国正韩公代理治理此地，感慨前辈的著述不应湮没，于是从王先生的孙子宗旦那里求得此书，刻印出版，以扩大它的流传。命令工匠开始刊刻时，我恰好调任到这里，公务之余便取来阅读。他删去《诗序》的做法，实际上与文公朱先生相同；至于根据诗意推求作者的志意，自成一家，确实能够在千年之后体会诗人的心意，这才可以说是穷究经书了。韩公催促我主持刊刻，总共经过三个月才完成，使这部著作显明流传于世，是后学的幸运。陆深说：“王景文的《诗总闻》颇多地方与朱熹的《诗传》不合，然而其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 晁氏【公武】《毛诗诂训传》《宋志》著录二十卷。已佚失。程氏【大昌】《诗议》

译一卷。今存。程大昌自序说：“夏、商二代以后，儒者谁不谈论经书？然而唯独尊崇相信汉儒的说法，是认为它接近古代，或者有所依据。至于古代语言中可以用来考证经书的，远在六经产生以前；而经文写在古代竹简上的内容，又亲自参与了圣人援引考证的诸多事例，那么它的审慎确切、可以凭据之处，难道不比那些或许有所师承的说法更可靠吗？可是世人只顾沿袭旧传，不能用本来应当依据的材料去衡量那些不应当依据的说法，这是敢于违背古代圣人，却不敢据此匡正汉儒。唉！这就是《诗议》创作的原因。” 陆元辅说：“程氏《诗议》共十七篇：第一，论述古代有‘二南’，却没有‘国风’这个名称；第二，论述‘南’‘雅’‘颂’是用于音乐演奏的诗，各国诗篇是徒歌之诗；第三，论述‘南’‘雅’‘颂’作为乐诗毫无疑问；第四，论述‘四始’的类别和名目；第五，论述‘国风’之名出自《左传》和《荀子》；第六，考证《左传》《荀子》最初标举‘风’名的错误；第七，论述逸诗中有‘▯雅’‘▯颂’而没有‘▯风’，以此证明‘风’不能与‘雅’相抗；第八，论述‘▯诗’不是《七月》；第九，辨析《诗序》不是出于夏代；第十，辨析《诗经》小序中缀加的语句出自卫宏；第十一，辨析《诗序》不可废弃；第十二，根据季札所说的诗篇次序，知道当时没有‘风’这一名称；第十三，论述《毛诗》有古《序》，所以胜过三家诗；第十四，论述采诗、作序与诗篇所属地域有关；第十五，论述‘南’是乐曲的名称；第十六，论述《关雎》是文王时期的诗；第十七，论述《诗》的音乐以及《商颂》《鲁颂》。唐应德称赞他的文章义理丰赡。推究他的论议，确实有许多独到见解。然而‘风’‘雅’‘颂’的名称，《周礼》《左传》《荀子》中都有，季札也说过，而程氏一定说有‘二南’却没有‘国风’，只是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没有任何称引依据，也难免受到穿凿附会的讥评。” 毛奇龄说：程大昌说《诗经》有“南”而没有“国风”，这是不对的。《礼记·乐记》说：“正直而安静、谨慎而谦逊的诗，适宜用来歌唱‘风’。”《礼记·表记》引用《国风》说：“我自身尚且不能保全，哪里还顾得上我的后代。”又引用《国风》说：“心中的忧愁啊，什么时候才能在我这里得到归宿。”这不是称作《国风》又是什么呢？郑氏【谔】《毛诗解义》《宋志》著录三十卷。已佚失。范氏【处义】《诗学》《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失。《解颐新语》《宋志》著录十四卷。已佚失。王应麟说：“鼍鸣如鼓，是《新经》的说法。《解颐新语》采用了这一说法，实在是穿凿附会。”又说：“晁景迂在《诗序论》中说：‘为《驺虞》作序，说王道已经成就。它所说的“风”，难道已经接近“雅”了吗？为《鱼丽》作序，说可以把它告知神明。“雅”难道已经接近“颂”了吗？’《解颐新语》也说：‘文王之“风”以《驺虞》为终篇，序文认为王道已经成就，那么它就接近“雅”了。文王之“雅”以《鱼丽》为终篇，序文认为可以告知神明，那么它就接近“颂”了。’” 《诗补传》《宋志》著录三十卷。今存。逸斋自序说：“经以治理世事为义，传以传授学业为名。毛氏的《诗》称作《诂训传》，所以对字词训诂讲得详细，对文章义理讲得简略。韩氏有《外传》，那是仿照《左氏》《国语》而作，并不是《诗传》。只有《诗传》，先儒把它比作《易经》的《系辞》，称作《诗大传》。近世儒者有的作《小传》《集说》《疏义》《注记》《类说》《论解》，名称各不相同。这些著作在字词训诂和文章义理方面各有得失；对于其中不通的地方，他们往往想废弃《诗序》来迁就自己的说法，学者对此感到忧虑。《补传》的创作，以《诗序》为依据，同时采纳各家的长处，揣度人情性理，考察事物规律，用平易的方式探求古代诗人的心意。文章义理有缺漏的，用六经和史传补充；字词训诂有缺漏的，用《说文》和篇韵类书补充。对各说的异同加以统一，对隐晦深奥的加以阐明，对窒碍难通的加以疏通，对彼此乖离的加以会通，对错误的加以订正，对繁衍冗长的加以删削。至于我自己有所领会的意见，也交错写在其中。《补传》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有人问：“《诗序》可以完全相信吗？”回答说：“圣人删定《诗经》和《尚书》，《诗序》就如同《尚书序》，难道唯独可以废弃吗？何况《诗序》中有圣人加以润色的地方，例如《都人士》的序，记载礼制的人认为是孔夫子的话；《赉》的序与《论语》相合；《孔丛子》记载，孔夫子读《二南》和《柏舟》等篇时所说的话，也都与今本《诗序》的义旨相应。由此可知，《诗序》应当经过圣人的删改润色；即使不是这样，也是取自圣人的遗言。因此不敢废弃《诗序》，是因为信奉六经、尊崇圣人。至于见闻浅陋，世上保存的古书又不能全部得到，我不敢把今天的说法当作正确。博学雅正的君子，倘若能够继承并加以修订，使《诗经》这一部经书没有缺漏和疑问，岂不是很好吗？” 考察《诗补传》的抄本，只题作“逸斋”，没有署名。考查《宋艺文志》，其中有范处义《诗补传》三十卷，卷数与逸斋本相符。西亭王孙《聚乐堂目》直接写出范处义的名字，应当是有依据的。范处义是金华人，绍兴年间考中张孝祥榜进士。赵氏【敦临】《诗说》已佚失。李氏【焘】《诗谱》《宋志》著录三卷。已佚失。余氏【端礼】《毛诗说略》已佚失。罗氏【维藩】《诗解》二卷。已佚失。杨万里在墓志中说：“罗价卿，名维藩，庐陵人。考中进士，授任迪功郎、南雄州保昌县尉，升任从政郎。著有《诗解》二卷。” 王氏【大宝】《诗解》已佚失。张氏【淑坚】《诗解》已佚失。黄氏【邦彦】《毛诗讲义》《宋志》著录三卷。已佚失。林氏【岊】《毛诗讲义》《宋志》著录五卷。已佚失。【原文缺失】

译胡氏【维宁】《诗集善》已佚失。谢氏【谔】《诗解》二十卷。已佚失。潘氏【好古】《诗说》已佚失。吕祖谦作墓志说：“好古，字敬修，另一个字是伯御，松阳人，喜欢著书，有《诗春秋语孟中庸说合》五十一卷。” 吴氏【曾】《毛诗辨疑》佚失。《抚州府志》记载：吴曾，字虎臣，是崇仁人。高宗时因进献书籍而取得官职，屡次升迁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任严州知州，后来退休。陈知柔《诗声谱》。二卷。佚失。黄度《诗说》。《宋志》著录三十卷。未见传本。叶适作序说：“往年徐居厚告诉我，文叔早年就撰写了诸经解说，书稿大致已经完备。当时文叔还不到四十岁。近些年，每有学者从金陵来，都说文叔常常使用《周礼注疏》和王氏《新经义》，夜里常常超过丙夜，白天漏刻尚未上，就敲门说：‘我已经领悟了。’这时文叔已经七十五岁了。唉！这可以说是以求学贯穿始终了吧？”“文叔去世以后，我才得到他的《诗说》三十卷。自从有文字以来，《诗》最早确立教化，而文王、武王和周公运用它尤其详尽。从治理成效考察它对人和的感发，达到与上天同德的境界，大概正是因为教化使《诗》的性情意义更加明白，而既然性情已经明白，诗歌便与它没有不同的缘故。” “等到教化衰微、性情被蒙蔽，雅诗颂诗已经先行消歇；再严重些，风诗和民谣也全都消失了。即使它们遗留下来的余绪还依稀未灭，但霸主和强国相继取胜，旧国只守着文献，偶尔才有人寻求它。” “人的才质品格有高下，见识思虑所达到的境界，也有时可以从中得到验证。然而性情越来越昏乱迷惑，各人任意作说，肢解割裂经义以迎合自己所接近的方面，那么《诗》怎么能够重新兴盛，又怎么能不终于灭亡呢？” “何况拘守秦汉残存的书籍，只把训释字义作为宗旨的做法呢？” “文叔解释《诗》，尊重《诗序》所排列的伦理纲纪，致力于表达忠诚、通达敬意，笃信古文，旁采众家长处，广博厚重而又恳切，不受迂曲沉重的弊病束缚；编次源流绵长，又具有新颖优美之处。” “仁政得到推行，处理事务就简明锐利；王者制度已经确立，又能随着时势而有张有弛。” “既然如此，性情没有受到蒙蔽，《诗》的教化就可以重新彰明；文叔大概正是有志于此吧？” “考察《易经》有程氏，《春秋》有胡氏，而《诗集传》中优秀的著作也有数家，大体都是想收集各种义理，斟酌其中平正的部分，以保存流传于世的教化。不知道它们对于性情究竟说得怎样呢？” “如今文叔的书既将与世并行，读者如果确实思考其中的教化，使性情明白，性情明白而《诗》得以复兴，那么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马和之《毛诗图》。缺。夏文彦说：“马和之是钱唐人，绍兴年间登第，擅长绘画人物、山水，仿效吴装画法，笔法飘逸，力求去除华丽藻饰，自成一家。高宗、孝宗两朝都非常看重他的画。每当书写《毛诗》三百篇，就命马和之为之配图；官至工部侍郎。” 文征明说：“思陵尤其喜爱马和之的画。每次书写《毛诗》，都空出篇章后面的位置，命马和之为之作图。” 汪珂玉说：马和之《毛诗图》中《卫风·鹑奔》一章，不画宣姜淫乱奔私之事，只画鹑鸟飞奔越界；树木山石的安排动态都合乎程式，观看时气象冲和清远，这是因为他胸中本来就有风雅之意。《定之方中图》画登上丘陵察看地势，表现文公营建迁都的情状；画子弟来奔赴事务，表现国人喜悦服从的景象。画面苍茫深郁，正是树植榛树、栗树、椅树、桐树、梓树、漆树的意思。《定之方中》所说“定星在中，于是营造房屋”，可以由此想见。《干旄图》画孤独高举的旄旗，竖立在车后，由两匹服马、两匹骖马牵引，正好表现卫国大夫勤于访贤；“那位美丽的女子”弯腰行礼向前，则是表现谦卑恭敬的姿态。《褐衣》画成马、蝗虫、猫，是古法。《载驰图》因为许穆公并没有亲自到卫国吊唁的事实，所以不画‘驱马悠悠’，只点明她内心的忧虑罢了。但仍然画许国大夫前来告知，这是因为它属于夫人心中所想的事情，所以不妨在画面之外加以摹写；落笔飘逸，仿效吴装画法。四册收藏在项又新家。” 考察马和之《毛诗图》，流传于世的有《关雎》《葛覃》《螽斯》《桃夭》《汉广》《采蘩》《草虫》《采苹》《甘棠》《驺虞》《北风》《鹑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载驰》《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晨风》《衡门》《鸤鸠》《九罭》《鹿鸣》《常棣》《天保》《采薇》《蓼萧》《采芑》《鸿雁》《沔水》《鹤鸣》《白驹》《黄鸟》《斯干》《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风》《蓼莪》《大东》《四月》《北山》《小明》《鼓钟》《信南山》《大田》《桑扈》《鸳鸯》《鱼藻》《隰桑》《白华》《棫朴》《旱麓》《灵台》《云汉》《崧高》《韩奕》《江汉》《振鹭》《丰年》《潜酌》《駉》等篇，但大多是摹本，真迹很少保存下来了。《经义考》卷一百六。〈史部，目录类，经籍之属，《经义考》〉。

译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七。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诗》十。杨简《诗解》。佚失。杨简自序说：“孔子说：‘弟子们为什么没有人学习《诗》呢？《诗》可以激发人的意志，可以观察社会风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情。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又说：‘以《诗》启发心志，以礼立身，以乐成就人格。’又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僻。’又对伯鱼说：‘你学习过《周南》《召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大概就像面对墙站立吧？’又说：‘熟读《诗》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易》《诗》《书》《礼》《乐》《春秋》，它们的文章虽有六种，它们的道却是一个。所以说：‘我的道是用一个根本贯通的。’又说：‘志意所达到的地方，《诗》也达到那里；《诗》所达到的地方，礼也达到那里；礼所达到的地方，乐也达到那里；乐所达到的地方，哀也达到那里。’唉！这是多么深至啊！至高的道存在于心中，何必到远处去寻求？人的心本来就善、本来就正、本来就没有邪僻，本来就广大、本来就神明，本来就无所不通。孔子说：‘心的精神状态，就叫作圣。’孟子说：‘仁，就是人的本心。’ “人的变化和言语行为，以及《诗》所说的兴、观、群、怨，哪一样不是出于这颗心？哪一样不是正道？人的心本来正直，一旦发动而形成意念，随后就会昏暗；意念不起，心就不昏暗。只要正直通达地表现出来，《关雎》求取淑女来侍奉君子，是本心；《鹊巢》所说婚礼，是天地的大义，是本心；《柏舟》忧郁而没有失去本心；《鄘风·柏舟》所说‘发誓永不改变’，也是本心。由此心而形成品节，就是礼；它的和谐快乐，就是乐；得失吉凶，就是《易》；辨别是非，就是《春秋》；把它贯彻到政事中，就是《书》。考察心意发动而昏昧困顿，困顿之后求学；学者取《诗》三百篇中的诗来歌唱、吟咏，那些善性本来就存在于心中，对善的感发也未曾不由此而兴起。善心虽然兴起，却有人不能自知、不能自信。舍弃平常而寻求深远，舍弃自己本来具有的东西而向外求取，是因为学者没有自信自己本来具有善性。学习礼，那么‘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全都是我本来具有而不可扰乱的，这就叫作立身。达到光明纯一、精粹无杂的境界，和乐之情不待勉强便合乎中正，无所作为也能成就；虽然学习有三者先后的次序，心却没有三者的差别。知道我心中本来具有六经，就没有什么不能贯通、不能统一的。” “有所感发而产生曲折多变的表达，可以；观察万物无穷无尽的形态色彩，可以；彼此群居，互相亲爱，彼此接近并相互治理，可以；表现哀、乐、喜、怒以及怨，可以；近处侍奉父亲，可以，远处侍奉君主，可以；把政事交给他办理，可以，派他出使四方，可以；无所不通、无所不一，这叫作不是面对墙壁站立；有所不通、不能贯通一理，就是道路受到阻隔。道没有两条，正道也没有两个。唯独说《周南》《召南》，是从它们的首篇而言，也是因为它们不夹杂。毛公的学说，自称本于子夏。但孔子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这大概是说子夏。曾子又数说子夏：‘我和你在洙水、泗水之间侍奉老师，后来退居并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的人怀疑你胜过老师，这是你的第一条罪；你的父母去世，却没有使百姓听闻你的德行，这是你的第二条罪；你的儿子去世，使你丧失明察，这是你的第三条罪。’子夏胸中的学问既然如此，那么他的学说如何，虽不询问也可以知道；何况子夏起初并没有章句之学，只是传述他的说法，后来转传到毛公那里呢？齐诗、鲁诗如今已经亡佚，韩诗还保有它的学说。韩诗和毛诗也各有可取之处，如今间或采纳它们。” 楼钥说：“敬仲的《诗解》阐发了‘思想没有邪僻’的意义。他认为古代的说法难以全部相信，即使《左传》所记载的，也不能据此作为定论。《尔雅》也有很多错误，大量引证的内容也有牵强附会之处。《诗序》多有失去经文原意的地方，《释文》又常常喜欢采用异读。诗人讽诵吟咏，有时与事实不合；制度、名称、数目也不完全合于礼典。像这一类问题，难以一一列举，都是前辈没有阐发过的。” 考察杨慈湖的《诗解》没有流传下来，连卷目也亡佚了。当时楼大防留下书信进行论辨，相关学说保存在《攻媿集》中，共有《葛覃》《鹊巢》《简兮》《氓》《兔爰》《箨兮》《出其东门》《候人》《七月》《东山》《狼跋》《棠棣》《六月》《车攻》《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二十二条。总的说来，他不取《小序》之说；对于‘聊乐我员’，他认为‘员’是姓，楼大防非难这种说法。有人说‘员’本是彭城刘氏逃奔魏国后自比伍员，因而改姓，古代并没有这个姓；认为‘员’只是语气助词，那么这种解释也未免过于穿凿。” 薛季宣《反古诗说》〔一作《诗性情说》〕。佚失。薛季宣自序说：“绍兴己卯年冬天，我起初依据《诗序》，撰述并扩充《广序》。过了四年，到癸未年，我从东鄂解除官职开始，便根据那些说法加以编次，命名为《反古诗说》。有人责问我说：‘《诗》古来没有专门的解释，如今你把先儒的说法全部推翻，自己另作解释，这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说法吗？还是仍然不能摆脱个人胸臆的偏见呢？’我说：‘确实如此，古代本来没有专门解释《诗》的著作。三百零五篇的意义，《诗序》已经完备了。自七十弟子之徒去世以后，经学教化被异端扰乱，齐、鲁、毛、韩各家自行作说。《凯风》的意义，从孟轲那里就已经失去传承了。自孟轲以来，到现在已经一千年了。如今的说法却称为古说，当然难免仍有个人胸臆的偏见。人的性情，古代和今天相同，难道今天就不如古代吗？从内心寻求，以《诗序》为根本，这仍然是古代的道。先儒在这方面又增加了什么呢？抛弃《诗序》而一概依从先儒，当然就会使今人不如古人。反古代之说，在这里便与道相违背了。那么反求古代之道，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庄姜的诗不是说过：‘我思念古人，确实合乎我的心意。’这是说志意相同。志意相同而事情又一致，那么古今就是同一道理。说天命为性，难道会有两种道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这样看来，《反古诗说》还不能算是悖谬。记载说：‘没有人知道禾苗长得硕大，也没有人知道儿子的过错。’这是说外物会蒙蔽人的认识。人本来具有本性，却被外物蒙蔽，那么古人的性情与今天先儒的说法，不知道还能不能相互贯通；能否恢复性情的本初状态，从而自己获得本心的正道，扫除蒙蔽以明察事物，再依据《诗》来探求《诗序》，如此反求古说，大概就差不多可以达到目的了。” 陈傅良《毛诗解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