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六

译一卷 现存 方孝孺自序说：《周室》衰微以后，圣人的经书都被诸侯抛弃，唯独《周礼》尤其为诸侯所憎恶，所以《周礼》还没有经历秦火焚书，就已经先亡佚了。官吏将要玩弄法令、作奸犯科，就一定会把法令藏起来，使百姓不能看见；假如每家都有法令、人人都通晓它的意义，官吏又怎么能够玩弄法令呢？周代的制度很详备，严格区别上下尊卑，谨慎对待朝聘之礼，并确定诛罚和赏赐；用道义教育百姓，使百姓遵循义理；体恤邻国而尊奉上级。这些尤其是战国诸侯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周礼》大概是在被毁弃、贬黜之后，由汉代儒者补成的，并不是周代的完整典籍。所以它对大的方面简略，对细小的方面详尽；烦琐而不急需的职官很多，而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政务很少。周公的本意不应当如此。书中那些章法明白、切合要旨的内容，因为不合诸侯的意愿而被删削；而那些与政治得失无关的内容，反而仅仅得以保存。然而它也已经杂乱失序，错杂得无法省察。《周官》一书论述六卿的职掌，本来很美。冡宰是政务所由产生的官，宗伯掌管礼仪，司马主管军队，司寇掌管禁令，司空掌管土地，这些都听命于冡宰。冡宰掌管治理国家的根本和天下的大政，这些本应当见于冡宰的职掌之中。如今《周礼》列在冡宰之下的官属中，参与政务的臣子不过几个人，六十属却全是厨役等卑贱事务，以及攻治、医治、服饰等浅薄技艺。君王的膳食和服饰，本来确实是冡宰所应当知道的；但是如果用这些来充实冡宰的职掌，就显得浅陋而亵渎了。这一定不是周公的本意。司徒用五典施行教化，这项事务极为重要，不应当再兼管其他事务。然而从乡师以下，接近教化事务的只有十二属，其余都是春官、秋官两官的事务，而冬官所属最多。大概编定次序的人不知道地官的职责在于主管教化，却把与土地有关的事务归入土地官。冬官的职掌与教化有什么关系？教化的大法和冡宰主管的重大政务，都已经亡佚了。没有亡佚的内容，偶尔还能在其他官属中见到。司马、司寇被编入其中的官属很多，只有宗伯的内容保存得稍多一些，但大多又被其他官属夺取；而礼中涉及邦国的内容也亡佚了。这些亡佚的内容，都是诸侯所憎恶而删去的。至于次序错乱，则是汉代儒者的错误。我喜爱阅读《周礼》，担忧周公的心意不能为后世所明白，因此以书中周公的言论为准绳，考察六卿所属官职，重新编次。把宗伯所属归入冡宰的有五项，把司马所属归入冡宰的有三项，把司寇所属归入冡宰的有两项，加上宫正以下的共五项：宫正归入司徒所属的舍；膳夫、医师、内宰、司农、典妇功、内司服附在冡宰之下，这是重在改变古代的编排。司徒所属中删去八十项非教化事务，保留四项；把司马所属的诸子归入司徒，又把方氏、匡人、撢人以及司寇所属的掌交归入司徒。宗伯所属中，从司徒归入的有十项，从司马归入的有十九项，从司寇归入的有十二项。司马保留三十一项，司寇保留二十三项，并把司徒所属的司虣、司稽、司救、调人归入其中。于是，凡属土地事务和财赋制度的，司徒所属有五十五项，司马所属有八项，司寇所属有十三项。作为司空，土地不能没有治理它的方法，所以有载师、闾师、县师、均人。治理百姓不能没有法度，也就不能治理土地，所以有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旅师、稍人、委人、土均。种植适宜当地土地的作物是首要事务，所以有草人、稻人、司稼。地图、方志是王者应当掌握的，所以有土训、诵训。山林川泽是土地的珍宝，所以有泽虞、川衡。金、玉、锡、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都是山泽所产之物，所以各有主管它们的人，以使其发挥用途。苑囿、场圃，是鸟兽草木聚集的地方，所以有迹人、囿人、场人。谷粟是土地的产物，守护它们应当有制度，所以有廪人、仓人。百姓是土地的根本，不能不加以救济，所以有遗人，在灾荒时赈济百姓。财物和用度产生于土地，取得它们应当有节制，所以市场有司市，边界有关防，店肆有肆长，商贾有贾师，泉府有泉府，另有质人、胥师、司门、司关、职方、土方、怀方、合方、形方、山师、川师、邍师，用来辨别土地、取得各地物产，所以把这些官职从司马归入司空。疏通道路、清除污秽，有野庐氏、蜡氏；掌管危害庄稼的事，有雍氏掌管水禁；有萍氏清除毒虫、猛鸟、害兽和蛀蚀物；有防氏、庶氏、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蝈氏、壶涿氏、庭氏，负责除害禾苗、杀死杂草；有柞氏、薙氏，这些也都是司空的事务，所以从司寇归入司空。六卿的所属因此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它们不能全都达到六十项，是因为亡佚的很多；而且也不一定要以六十为标准。卿所掌管的事务有大小之分，事务也有繁简之别，为什么一定都限于六十项呢？所谓六十项，是汉代儒者的说法，不是周公的制度。周公的典籍，孔子曾经学习过；如今保存下来的就是这部书罢了，学者应当尽心研究，不敢忽视，怎么可以怀疑它还有不完备之处呢？然而这并不是在怀疑周公的经书，而是因为想求得周公的本意却没有完全得到，所以辨析其中的错误，直到求得与周公本意相合为止。假如确实能够符合周公的本意，那么我又怎么敢避开扰乱经书的罪名而不去做呢？陈子龙说：“有人说，先生以道义辅佐君主，每天都在御座旁边，进谏能够实行，言论能够听取；既然知道朝廷势力衰弱、藩国势力强盛，不可能一下子恢复原状，却听从黄齐兴、晁错的谋略，制定侵削诸侯的计策，以至于真人在蓟北飞腾而起，像闪电一样扫荡中原，像虎步一般进逼江外；不能提出一项办法来缓解国家的危难，却每天治理礼仪文书、制定官制，这同成败有什么关系？等到看了先生的著述，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先生最喜爱的是《周礼》，凡是其中驳杂而不纯、迂曲而难以使人相信的地方，都著文加以辨析，由此可知先生的学问，并不是专门拘泥古制、空疏而难以实行的。当时先生的谋略，未必全被采用；即使采用了，也是上天正要使文皇帝平定天下而享有太平，难道能把一切归咎于谋臣吗？”

译陆世仪说：“方正学的品德和学术，后世没有不敬佩信服的。但削夺诸王权力这一节，人们颇为疑惑，认为他有董仲舒的才华，却提出晁错的策略，不能说不近似申不害、韩非。等到读《逊志斋全集》中的《勉学诗》，其中多次说到当时削夺诸王、伤残骨肉，并非合乎天理人心的正道；而且还说：‘哪里能够得到申不害、韩非，让他们化身为古代的伊尹、周公？’可见当时削夺诸王的谋划，是孝孺深深不愿意的。只是他担任讲官，军国大事不是他所能主管的；而在劝导启发之时，仁厚柔弱的君主也未必能改变齐、黄的谋略。这大概就是他的真实心意未能为后世明白的原因吧？我在《诗鉴》中，也特意把这一点表明了。” 陆元辅说：“正学先生考订编次《周礼》，比王与之、俞寿翁等人所订正的更有道理。另有《周官论》二篇、《周礼辨疑》四篇。其中一篇论述大司徒、乡大夫、州长、党正的法令，考虑百姓的事情极为详尽；一篇论述《周官》不把理财放在首位，辨明王安石以‘国服为息’为利息的谬误；一篇辨析条狼氏向群臣发誓一事，认为刑法过于暴烈；一篇辨析杀死群聚饮酒者并非过分，以及媒氏不禁止私奔是违背礼制；一篇辨析司寇审理诉讼必须缴纳钧金、束矢是不合法的；一篇辨析《周礼》谈论利益过于密切，不是周公的话。这些都有卓越独到的见解，并非勉强标新立异。” 丁礼《周礼补注》未见 《镇江府志》：丁礼，字思敬，丹徒人。因年高被征召，任南阳府知府；入朝觐见时进献《周礼注》，明成祖嘉奖了他。何乔新《周礼集注》七卷 现存 何乔新自序大意说：《周礼》有许多错简，冬官并不曾亡佚。临川俞寿翁首先悟出冬官的内容散见于五官之中，撰作《复古编》，用来纠正汉代儒者妄自补写的内容。若非永嘉王氏撰作《周礼订义》来编次，也就无法辅助俞氏的说法。后来临川吴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证，四家的说法就完备了。可惜他们在这里有所收获，却在那里有所遗漏，于是我再次加以考订：每篇开头依照郑玄本列出篇目，保存旧貌以供参考；其次则采用四家所论，判定其所属，订正讹误，以遵从古义。把《考工记》排除在外，另编为一卷，不敢混淆圣人的经书。参考各家学说，附加自己的见解，撰成《集注》，等待后来的君子加以取舍。陆元辅说：“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是吏部尚书文渊的儿子。景泰辛未年进士，官做到刑部尚书，追赠太子少傅，谥号文肃。” 《周礼明解》

译十二卷 未见 黄润玉《周礼题辞》未见 黄润玉自序说：“《周礼》一书，确实是周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大典，其中完备记载王朝六卿所属官职的职掌，起初并没有诸侯国爵位俸禄方面的言辞，所以天下没有流传，孔子、孟子的著作中也没有记载。李斯扰乱纲纪，萧何又昧于经义，到文帝时，才得到魏侯斯的乐人窦公献上的宗伯大司乐篇章。由此可见，战国时的盲乐师已经学习诵读过其中的学说，而且其中的乐调和佩戴使用的器物都去除了商声，大概是因为周以木德称王，而荀子所说的‘太师审察诗中的商声’正是这个意思。这难道会是王莽时才出现的书吗？汉人怎么能够补写它？又怎么能补写《考工记》以及去除商声的内容呢？宋朝兴起后，以《三礼》设科取士，程子说：‘具有《关雎》《麟趾》的心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这话说得极其正确！有人或许认为《周礼》官职冗多、差役繁重，却不知道它纲举目张；至于兼任官职不完备、差役有时节制调度，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宫府本为一体，兵农本为一途，王道彰明，无所偏私，秦汉以来的法制又怎么样呢？无奈王介甫抛弃经文而任用传注，后世学者无从考察，终于使周公的制度湮没无闻，难道不是极其可痛惜吗？我现在把官职与府藏相互维系的关系、礼乐刑政相互隶属的关系，以及凡是注释尚未确定的地方，都标注在经文的题目上，希望读者容易在心中和眼前理解，最终知道周代历时久远的根本正在这里，而这是不可不讲明的。” 杨守陈撰写墓碣说：“先生名润玉，字孟清，世代都是鄞县人。永乐改元时，朝廷命令江南富民迁实北京，他的父亲应当前往，先生请求代父前往，抵达京城后补为郡学学生。在京城乡试中考取礼经第一名，被授予建昌府学训导，后来改任南昌训导。授官为交阯道监察御史，出任湖广巡按，升为广西按察司佥事，改任湖广按察司佥事，降为含山县知县。请求告老退休，去世时八十九岁。” 王启《周礼疏义》未见 桑悦《周礼义释》未见 桑悦自序说：“天官所属共六十三官。俞廷椿删去兽人、鳖人、▯人、兽医、司裘、掌皮、典枲、染人、追师十一官，王次▯又补入春官的天府、内宗、外宗、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八官。丘吉甫因此定为六十官。《艸庐三礼考注》又加入典丝、典枲、兽人、▯人、鳖人、掌皮六官，删去甸师、幂人、宫人、掌舍、幕人、掌次、职岁、世妇、内司服、追师、屦人、夏采十二官，又补入地官的司禄、司勋、司士三官。春官的内史、外史、御史、冯相氏、太卜、▯人、菙人、占人、簭人、占梦、眡祲十二官，共计六十六官。” “地官所属共七十七官。俞廷椿、王次▯删去封人、鼓人、舞师、牧人、牛人、充人、载师、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场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此定为五十七官。《考注》在七十七官中只采用大司徒、小司徒、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师、比长、闾胥、调人、媒氏、司谏、司救等十三官，删去六十九官，又补入夏官的训方氏、匡人、撢人三官。春官的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瞽▯、眡了、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韎师、旄人、籥师、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十九官，共计三十五官。春官所属共七十官。”丘吉甫认为六十九官，是因为遗失了掌管乐章的一官。俞廷椿、王次防删去鸡人、天府、典瑞、司服、世妇、内宗、外宗、冡人、墓大夫、典同、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巾车、典路、车仆、司常十九官，补入地官的鼓人、舞师二官，以及秋官的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掌客、掌讶、掌交七官。丘吉甫因此定为六十官。《考注》在俞氏、王氏删去的十八官中，又加入鸡人、世妇、内宗、外宗、巾车、天府、典瑞、典同、司服、车仆、司常十一官；又采用旧有的大宗伯、小宗伯、肆师、太史、小史、典命、司尊彝、郁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职丧、冢人、太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女巫、司几筵二十五官；并补入地官的封人、牧人、充人四官，以及秋官。”

译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掌交、掌讶、司烜氏、象胥九官，天官的司裘、内司服、追师、夏师、屦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师、幂人十二官，夏官的节服氏、弁师、祭仆、小臣、御仆、司爟六官，共为六十六官；夏官所属共六十九官。俞廷椿删去职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弁师、司弓矢、槀人九官，王次▯又删去量人一官，丘吉甫于是确定为五十九官。考订注文时，则加入司弓矢一官，删去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诸子、节服氏、小臣、祭仆、御仆、弁师、职方氏、土方氏、训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匡人、撢人、家司马二十二官，又补入秋官的衔枚氏、司▯、罪▯、闽▯、夷▯、貉▯七官，共为五十五官；秋官所属共六十六官。俞廷椿删去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掌客、掌讶、掌交七官；王次防认为犬人一官应属冬官，环人一官应当同夏官的环人合并为一官；丘吉甫于是确定为五十七官。考订注文时，又删去衔枚氏、司▯、罪▯、蛮▯、貉▯、夷▯、司烜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十官，又补入地官的胥师、司虣、司稽、胥四官，共为五十七官。冬官旧已亡佚，俞氏、王氏认为并未亡佚，丘吉甫于是确定冬官为五十四官。除大司空、小司空外，称为鳖人、兽人、▯人、兽医、司裘、典丝、典枲、染人、追师、屦人、掌皮十一官的，是从天官中取出的；称为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人、牧人、牛人、充人、载师、艸人的二十八官，是从地官中取出的。称为鸡人、司服、典瑞、典、同、巾车、典路、车仆、司常、冡人、墓大夫十官的，是从春官中取出的；称为职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司弓矢、弁师、槀人、量人十官的，是从夏官中取出的；犬人一官，是从秋官中取出的。考订注文又确定冬官所属为五十七官。除大司空、小司空外，从地官取出的有乡师、载师、县师、闾师、遂师、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质人、防人、贾师、肆长、泉府、司门、司关、掌节、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旅师、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土训、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塲人、廪人、舎人、仓人、司稼，共四十四官；从夏官取出的有职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共六官；从秋官取出的有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薙氏，共五官。大体说来，官职总数是三百六十，有些从这里移出，便归入那里。依我看来，诸儒对六官的增删进退，意见竟如此不同。又有吴草庐出来加以确定，却仍不知道某官究竟应归入哪一官，这将凭什么作为定论呢？唉！《周礼》设置六官，分开来说，各自专理本职；合起来说，各官又彼此有所联系。杂说所称，办理丧事时，宰夫与职丧率领众官和有关官吏共同办理，这是天官同夏官相联系。防人把皮毛筋角送入王府，这是地官同天官相联系。量人和郁人接受酒器和历书，并且都饮酒，这是春官同夏官相联系。乡师考核司空的刑法，又到匠师那里任职，这是地官同冬官相联系。大司徒教导百姓，凡触犯刑法的归于士官办理，这是地官同秋官相联系。司常辅佐司马，县师依照司马的法令征发民众，这是春官同夏官相联系。巾车把财物送入职币，这是春官同天官相联系。稍人听命于司马，县师依照司马的法令征发民众，这是地官同夏官相联系。由此看来，凡是同某官相联系的官职，就都可以删去并归入某官吗？至于汉儒因为冬官残缺而把《考工记》补进去，正像龙失去了尾巴，却用蛤蜊的脊骨粘上去，越发显得不像了。所以我所注的是五官，只因循旧制，仍然保留冬官的缺失，不敢选择官职来补充；并把《考工记》另退置为一卷。即使其中有确实像冬官的内容，也只在篇末略加辨论，希望遵循孔夫子所说“史书有缺文”这一遗意。陈氏【凤梧】《周礼合训》

译六卷 现存 凤梧自序说：“《周官》说：‘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服、甸服，四方征讨不守法度者，使众民得到安宁。六服的诸侯，没有不承受德化而归附宗周的。于是整顿并确定官制。’这就是《周礼》产生的原因。周公凭借治理天地、筹划天下的才能和制作礼乐的学问，竭力辅佐成王，以成就最高的治理。他设置官职，考察唐虞，参酌夏、商、周三代，斟酌损益，都取得了适中。总领于六官，又分别隶属于各官，天下的治理就像在手掌中运转。所以说：《周礼》是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书。”孔子传述周公的道，便把《周礼》列入六经。战国时诸侯憎恶它妨害自己，想要废弃它；而冬官又单独残缺，所以已经不是完整的经书了。汉人用千金求购，也没有得到，便用《考工记》补入其中。虽然有郑康成的注、贾公彦的疏，却没有人加以辨正。宋、元诸儒，如王次▯、吴草庐，才选择误入五官的冬官文字，全部取出归入冬官。我朝方正学、何椒丘又加以考订，有正误和集注流传于世，因而更加严密。然而其中仍有尚未完全合适的地方。我早年就有志于礼经，后来做官时访求先儒订注《周礼》的各种书，反复考察研究，久而久之似乎有所心得，便再次加以校正，使同类内容相从。” 其中偶有尚未明晰之处，便参考舒国裳所著《图释》加以取舍。这样，六卿率领所属官员，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或许接近周公当初设置官职的本意了。仍把《考工记》附在书后，而注文保存康成旧注，是为了不忘古制。如今圣朝考察古制、治理天下，动辄遵循六典，学者若能专心于此加以讲求，那么所谓“假如有人任用我，我就拿这些去实行”，或许就可以实现了。” 吴氏【昂】《周礼音释》未见传本 陆元辅说：吴昂，字德翼，号南溪，海盐人，弘治乙丑年进士，官至福建布政司。魏氏【挍】《周礼沿革传》六卷 现存 挍自序说：周官究竟是做什么的？圣人代替上天建立政制，是为百姓开创太平。他大概是考察古制而集其大成吧？我由此得以领会圣人的心法。它的纲纪在哪里？在君王的心中。各种建置中什么最重要？使君王的心合于正道最重要。它的条理由什么统摄？答：三百六十属官归属于六官；六官归属于太宰；太宰归属于上天。施行时先做什么？也就是先建立六官，大纲就确定了；然后万事万目依次兴举，三百六十属官便齐备了。我由此得以领会圣人的心法。圣人的心是什么心？纯粹是天心。它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没有不仁爱的地方。所以他的制度是天下公法，不敢稍微掺入私意而使百姓受害。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使天地安定其位，万物各得其所，这叫作尽善，是古代治理的最高境界。秦朝暴虐而覆亡，实际上始于抛弃古典，只求顺遂自己的私意，把它命名为法令，任凭一个人凌驾于百姓之上，这还算上天吗？替百姓立君的意义已经荒废了。后来有作为的人，不知道其源流，于是拘泥地沿袭秦朝旧制，常常在创业刚刚安定时就说与民休息；没有空闲考察古制，到了守成之时，又因循旧章，不敢有所更改。即使有天生的英才，也不能超越它。” 所以说：古代是一个宇宙，今天也是一个宇宙。自从秦朝加以限制，圣人极其公正，秦朝却以私意行事；圣人极其光明，秦朝却以苛刻行事。太平的典章哪一天才能兴起呢？上天大概正在等待时机吧？古代经典简约而深奥，儒者颇有阐发。我不才，依据其中的典礼来探求其贯通之处，冒昧撰写《沿革传》，推求古制以施行于今。唉！它是否迂阔而脱离实际，是否能够取得成效，我都不敢自知，只说我皇帝先祖的心能够端正政事，谨以此献给圣学。治理或混乱并非来自别的地方，全由人心造成。皇帝还应当成为圣人；也许圣德已经衰落很久了。皇帝若能卓然自立，说：‘我的一念是公正的，面对上帝；我的一念若有私心，上帝就震怒。我若不能使一个百姓得到安身之所，心中的忧患便不能稍减；我只以古代帝王为师。我若德行不能与他们相类，将终身以此为耻。我不以古训为学，不另求知识。从前的先民是我的法则，唯独尊重师保，唯独向年高德劭、成德之人询问，唯独亲近执法之家和直言之士。我要从四方招来俊杰之士，汇集于朝廷，对他们说：你们要做我的老师，老师只讲明圣学，以保全我祖宗和百姓；这就是太平的根基。’” 《官职沿革通》二卷 现存 《经义考》卷一百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一百二十七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写 《周礼》【八】韩氏【邦奇】、魏氏【挍】《周礼义疏》未见传本 沈懋孝序说：《周礼义疏》是苑洛韩先生、庄渠魏先生亲手订定的。驾部郎韩君凝甫得到稿本，校订后刊行流传。序文说：《周礼》的传承已经很久了。相信它的人认为是周代的书，怀疑它的人认为是汉代的书。有补缺的，有删正的，有疏通义理、加以发明的，也不过各家的一种说法罢了。如果想要采用它，应当听从谁的呢？请以孔子的论说作为裁断。孔子告诉鲁公说：‘文王、武王的政事，都记载在典策上。’所谓典策，不就是《周礼》吗？又说：‘我学习周礼，如今仍在使用它，我明确知道确有这部书。’假如有人任用我，我大概就能像在梦中见到周公那样实现东周了。当时孔子与弟子平日谈论，难道有不先依据这部书的吗？所以他的孙子子伋说“经礼、曲礼三千三百”，如果不是周代的礼，又称说什么呢？后代儒者不追溯它的源头，却想把古代遗留下来的事制施用于今天。我曾经对此深思，不禁暗暗发笑。周公兼有夏、商、周三王的事业。周公离禹、汤的时代并不遥远，文王、武王又是他的父兄，其家法就是如此。凭周公的才智敏捷，尚且还有施行不合适之处，思考到天亮，坐等天明。何况想追述三数千年以前的周礼，要求一一都合于今日并且一一实行，这可以说是不通达事理了。孔子说：“音乐采用《韶》的舞蹈，这明确表明没有使用周代的音乐。”礼制文采多么盛美，只采用一顶礼帽便可以了。这也说明并没有纯粹采用周礼。所以，能够懂得周公、孔子微妙用意的人，必定要有衡量今世、斟酌古制的才能，顺应时势设置教化，然后才可以实行。杨民【慎】《周官音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