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卷八十一

译三十卷。已佚失。苏伯衡说：说斋唐公，和他的父亲侍御史尧封、哥哥饶州教授仲温、乐平主簿仲义，都是绍兴年间有名的进士。一家之中，彼此相互传授学业。他不只是史学极其精通，尤其对各部经书研究深透。他自称不专门奉行某一家学说，也不勉强追求苟同。把道理藏在心中，拿它来考察圣人的言论，符合的就采用，有疑问的就存而不论。他又说，三代的治国方法，全都记载在经书中，后来在施行政事时，清楚得可以看见。后世把它们当作空洞的言语，所以治理不如古代；他的志向究竟是怎样的呢！天文、地理、王道霸道、军事农业、礼乐刑政、阴阳术数、郊庙学校、井田、野地、畿甸等，没有一样不是在遗留下来的典籍中穷尽探究、竭力考察，并且贯通说明其原委，简直就像亲身见到一样。贯通古今上下，加以调和斟酌，用来综合历代世数；精粗、本末兼收并举，他的造诣又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假如他能够实现志愿并大力施行，把帝王的大道大法传到千年以后，辅佐成就一代君王的治理，使天下人重新看见唐虞三代的盛况，这有什么困难呢！然而他天性廉正刚直，利益不能使他改变，权势不能使他屈服，因而触犯众人很多，诽谤责骂都归到他身上，仕途还没有通达显贵便很快自行退隐。他想要施展出来并落实于事业中的抱负，只能推托到著述之中。这正是君子们追念遗憾、深感痛惜的原因。他所著的书有：《六经解》一百五十卷，《九经发题》《经史难答》《孝经解》《愚书》各一卷，《诸史精义》一百卷，《帝王经世图谱》十卷，《乾道秘府群书新录》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详辨》各三卷，《故事备要》《词科杂录》各四卷，《陆宣公奏议详解》十卷，《说斋文集》四十卷。如今距离唐公去世已经二百年，在世上流传的只有《经世图谱》和《诸史精义》，其他著作大概也没有多少流传了。扬雄说过：“人活着就代表人，人死了就只剩书。”想从唐公的书中寻求唐公，而他的书又流传成这样，岂不是更加令人深感惋惜吗！《金华志》记载：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绍兴年间考中进士，又考中宏词科，官做到江西提刑。王炎《尚书小传》。

译《宋志》著录十八卷。未见传本。王炎自序说：孔子删定《尚书》，上起尧、舜，下至周平王，共一百篇。秦代焚书之后，伏生口头传授的，才二十多篇。汉代宫墙中藏书腐坏之后，孔安国亲手校定的，只有五十八篇。老人传授、幼弱学习，齐地语言的讹误和简册的脱落，以及蝌蚪文、秦隶的变化，其中必定有失去原貌的地方。西汉诸儒研究经学，各自成为一家；如今流行的训注，只有毛氏《诗经》和孔氏《尚书》。古人说过：孔安国解说《尚书》，不如毛公解说《诗经》。毛公时常阐发大义，孔安国不过解释章句罢了。这话确实如此；然而章句是用来训释古义的，也不能略去。我的才智不足以知晓《尚书》的大义。古语说：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因为狐裘是收集许多狐狸腋下的白毛缝制而成的。如今我的解说，也不过是汇集先儒遗留下来的论说，其中偶有不妥之处，便有时用自己的意见加以阐发。全书写完后，于是作序概述其大意说：四代的书，尧、舜的言语行动记载在《尧典》《舜典》二典中，大禹治水见于《禹贡》，周武王的武功大略见于《武成》，周公遭遇变乱的要点见于《金縢》。其余都是君臣的格言和至理，大概是古今所记载的事情。尧、舜、禹、启、盘庚、高宗、成王、康王、穆王作为君主，皋陶、益、傅说、召公、君牙等人作为臣子，这些都是常道。商汤、周武王的征伐与尧、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的进退去留与皋陶、益、傅说不同，这是常道中的变通。常道是道的常经，变通是道的权宜；常经和权宜都得到说明，圣贤之道也就完备了。戴表元作序说：“古代的君子想要向天下阐明道理，并不能使人人毫无不同，却常常厌恶人们苟且附和。他们认为，有不同意见，道理反而可以借助别人得到阐明；苟同的心情虽然一时欢快，看似没有过失，却根本不能相互启发。因此，孔仲尼被尊为百世之师，可是他西邻的人尚且不知道他的贤能，同乡同国的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礼。即使是旧日交游、门人弟子之中，像原壤那样通达的，像晏婴那样贤能的，像仲由、陈亢那样亲近而相交长久的，也还有人惊愕疑惑。等到事情经过长久、议论已经确定，即使相隔万古之远、天地如此广大，也会家家传他的书，人人学习他的道；这难道是人情在眼前朝夕之间所能期待的吗？”徽州的士大夫曾经对我说：“朱文公在世时，同乡有双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也凭借学问品行成为诸儒所推尊的人。两家的议论时常互相切磋砥砺。文公去世以后，诸位先生才摆脱党祸；祸乱兴起后，凡是先说不属于朱氏学说的，都被废弃搁置，不予采用。王先生的书和为人，后辈不能完全知晓，实在可惜。我没有时间评论他的学术究竟怎样。”己亥年夏天，有位姓王的君子从京口来，把《尚书小传》五十八卷给我看，这大概是双溪先生所著的，而对王君来说已经传了四代。王君说：“自从我的先父遭逢丧乱，迁徙不止一处，旧有的物品都没能保存下来，只有这部书完好地独自留存。我私下感到欣喜庆幸。我利用闲暇，稍稍取来研习它阐发微旨的义理和剖析关键的言辞，大体都是训诂家未曾达到的地方。”文公闲居时，对各部经书多半不遗余力地厘正，唯独对《尚书》和《春秋》退让回避，仿佛有所等待。先生这部书的稿本完成于开禧末年，刊板流行于嘉定初年。当时距文公临终已经很久；假如文公还在世，一定会和先生共同精心研讨乡邦旧学，彼此以高雅的旧交为乐，或许会在言辞文字之间成为心意相通的知己。身处不同地方而晚出，各自树立名目，骤然尊奉某一门户，于是产生异同之论，难道还能一一完全表达老师的本意吗？况且经学自汉代以来，专门之学尚且彼此不一致，正因为彼此不一致，真正的是非才会显现出来。如今有人认为只凭独自观看、单独听闻就可以穷尽天下人的见闻，这是没有道理的。”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经解》六卷、《易系辞总说》若干卷，我将依次尽力求得并学习这些书。张栻《书说》。已佚失。叶绍翁说：“南轩解说《尚书·酒诰》说：‘酒这种东西，本来是用来供奉祭祀、招待宾客的，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但人因为酒，竟至于失德丧身，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威罚。’释氏本来厌恶上天降下威罚，于是连同上天降下的命令也一并去掉。我们儒家却不是这样，只去掉上天降下的威罚罢了；威罚去掉了，上天降下的命令仍然存在。比如饮食，如果到了任意糟蹋天物的地步，释氏厌恶这种行为，便一定要吃蔬菜和果实；我们儒家只是不达到糟蹋天物的地步罢了。穿衣服如果到了极端奢侈的地步，释氏厌恶它，便一定要穿坏色的衣服；我们儒家只去掉奢侈罢了。至于厌恶淫邪而断绝夫妻关系，我们儒家只去掉淫邪罢了。释氏本来厌恶人的欲望，连同合乎天理的公正欲求也一并去掉；我们儒家去掉人的私欲，所谓天理就显明了。譬如水，释氏厌恶泥沙造成的浑浊，便用土把水堵住，却不知道土一旦堵住，就没有水可以饮用了。我们儒家不是这样，而是澄清泥沙，清水就可以取饮。这就是儒家和释氏的区别。”考亭先生说：“这篇解说是千百年来儒者所未能达到的。” 夏僎《尚书解》。

译《宋志》著录十六卷。现存。时澜作序说：有唐虞三代的议论，也有叔季时代的议论。身处叔季时代，却想从唐虞三代的书中求得道理的精蕴，实在很难。所谓《尚书》，上自唐虞，下至秦穆公，共记载尧、舜的典谟，夏启、商汤、周武王的誓命，周公、周成王、周康王的训诰，全都具备在其中。读这部书，难道可以凭后世浅薄的见识去主观推测吗？一定要深入考究、详细研读，求得理解唐虞三代君臣的用心，然后才可以。读《二典》《三谟》，应当想到尧、舜在上面传授禅让，皋陶、夔、稷、契等人在下面接踵辅佐，他们之间称善、叹息、反对、赞同，究竟有什么意味？读《三盘》《五诰》，应当想到君主在上面发布告诫，臣民在下面听受命令，反复恳切、委婉曲折地把话说通，并制约他们的心志、开启他们的利益，以使不服从者归顺，这究竟有什么意旨？读《九命》《七誓》，应当想到任命诸侯、任命大臣使用的是什么道理，向军队发布誓言、向悔悟者发誓又表现了什么见识。用这样的心情读这部书，那么对于唐虞三代的用心，大概就会有所领会；唐虞三代的议论，也可以从心中沟通、在意旨上理解了。柯山夏先生夏僎，年轻时就学习这部经书，在年少时采撷其中精华，因而考中巍科。平日闲暇时，又精心研究、深入思考，为这部书作注释。如今看他的议论深厚精深，文辞气势超逸高迈，唐虞三代深远的意旨和奥妙，都能由此阐发其关键，在千年之后开启其秘密。真想不到先生身处当今时代，而他的言论风采，竟洋溢着唐虞三代的气象。唉！流行于世的《尚书》解说，从二孔以下，大约有几十家，其中较为显著的，不过是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以及陈氏少南、林氏少颖、张氏子韶罢了。然而程氏温厚而深邃，苏氏奇特而允当，陈氏简明，林氏博大而丰赡，张氏周备而华美，都是近世学者特别喜爱的。如今夏先生接续他们来注释这部书，看他的议论，参照前人而更显光彩，回顾后人则无可匹敌，难道是苟且写作的吗？麻沙刘智明得到他的誊清本，不愿把它藏为私有，便命工匠刻板刊行，使它同学者共同使用。我既为柯山先生的学问能够流传于世而高兴，也赞美刘氏的用心，不是那些心存私念、划地自限的人所能相比的。他请求我作序，所以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陈振孙说：“柯山夏僎编撰此书，汇集二孔、王氏、苏氏、陈氏、林氏、程颐、张九成以及诸儒的学说，便于应举士子使用。” 杨慎说：“我恭敬地读了高皇帝关于科举的诏书，又依据夏氏、蔡氏两种传本和《两浙名贤录》考知：夏僎，字元肃，龙游人。” 罗惟一《尚书集说》。已佚失。杨万里作序，大意说：“我的朋友罗惟一，字允中，撰有《尚书集说》。所谓集说，就是汇集各家的学说。从孔氏疏义以下，汇集了八九家。大体上保存各家说法的概要，贯通其中精微的地方；去掉相互抵触的说法，合并为通达的解释。至于文义彼此矛盾的地方，又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补足缺漏，改变原说来贯通其意旨。例如论述‘正错’的说法，认为赋税分为九等，是按照九州相互推比而言；赋税有所错杂，是按照四州相互推比而言。例如论述九畴，认为天下万物都属于五行，五行归根到底是一种阴阳，阴阳分布在五行之中，五行又散布于万物之中，它们的根本是一个。根本既然相同，枝末哪里会有不相合的呢？例如论述伊尹放逐太甲的说法，认为伊尹起初并没有放逐他的君主；所谓‘放’，是让君主在外居忧，而古代并没有这种礼制，这是为了彰明天下的大法。太甲放纵欲望、败坏法度，是女子小人的行为；居住在桐宫守忧，就没有女子小人能够迷惑他了。三年丧服期满，伊尹便奉他回归。所以孔子编次《尚书》时不说‘思念常道，复归于亳’，而只说‘复归于亳’。至于论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的说法，认为这就像人的身体，五脏六腑中有一个患病，病气就会相互传染；五脏六腑都传遍了，人就会死亡；一颗心的疾病也是这样。爱惜身体的人，不能因为一个脏器的疾病未必会导致死亡，就不感到畏惧；爱惜国家的人，不能因为一件事情的失误未必会导致灭亡，就不感到忧虑。这种说法我尤其喜爱，可以作为掌管国家者的上等药方。这些都是先儒没有说过的见解，是允中自己所得。允中自序说：‘距离古代虽然遥远，前代圣贤虽然不能再生，但秉持中正、守住常道而植根于心中的本性，是不可磨灭的。’惟一哪里敢过分谦逊呢？士人朋友都说，他的话真实可信，并不是自我夸耀。” 李焘《尚书大传杂说》。已佚失。《尚书百篇图》。

译《宋志》著录一卷。已佚失。吕祖谦《书说》。《宋志》著录三十五卷；《通考》著录十卷，《赵氏读书附志》著录六卷。现存。朱子说：“伯恭实在很会解说《尚书》，只是《周诰》中有些地方解释不通，只须存疑即可；伯恭却一直解释下去，所以略微有尖巧的毛病。”赵希弁说：“《书说》六卷，是吕成公祖谦的说法，从《洛诰》到《秦誓》，共十七篇。有人说，先生的说法始于《秦誓》，上溯至《洛诰》而止。” 陈振孙说：“如今世上有一种另本的全书，是他的门人续编完成的，并不是东莱本人的原书。” 大愚叟在书后说：“《尚书》从《秦誓》到《洛诰》，共十八篇，是伯氏太史在己亥年冬天口授给诸生、由他们记录在册的。只是想到伯氏退居乡里的日子居多，常常用《诗》《书》《礼》《乐》教导学生，使他们能够自行有所领会；他起初并不曾喜欢撰写书籍。然而听闻有深浅，记录有工拙，传习一旦广泛，内容便漫无边际而难以收拾，伯氏对此大为忧虑。一天，有客人来告诉他说：‘记录容易出错，本来就是这样；各人记述自己听到的内容，又有详略和得失的不同，那么差错就更加严重了。如果没有办法审定其中的是非，学者凭什么相信它呢？’于是他认为这话有道理，取来《尚书》放在案几之间，为它作解说。先讲《秦誓》《费誓》，是想从它们所处的时代向上追溯到唐虞时期。解说中辞意和文义之所以不能不铺陈详尽，是想使学者容易阅读学习，并能够舍弃旧有的说法。写到《洛诰》便停止了。记录的人认为经书的精义无穷，如今姑且想用这部书来废止世间的笔录，大概并不是谈论经书的办法。不到两年，伯氏去世；他整理编次《读诗纪》，还没有写完，《尚书》和《三礼》也都没有来得及依次考订论述，而这部《书说》仍是口授所得，并非传闻记录。南康史君曾侯把它取来，在学宫刊刻；他来信请求我记述这部书的始末和义理，我无法推辞。因此写下我所知道的，附在卷末。徐干学说：“东莱《书说》十卷。祖谦居乡时，曾经用《尚书》教弟子，弟子因而把它记录下来。内容起于《秦誓》，向上追溯，只到《洛诰》为止。考察吕成公是林少颖的门人，少颖著有《书集解》；朱子说，《洛诰》以后并不是林少颖所解，大概是出自他人之手。成公认为不妥，所以他的《书说》从《洛诰》开始，到《秦誓》结束，用来补足老师没有讲到的部分。门人不知道其中的微妙用意，于是增补修订，反而失去了成公的本意。” 时澜《增修东莱书说》。三十卷。现存。时澜自序说：“生养众民并治理他们，都是上天的作用。以三纲、五常作为纲领，规范人的事务。君主和老师加以辅助，把它们推行出来成为大纲；又把公卿、大夫、士等分别列为小纲，并用等级加以维系。然后凭此教化、养育万民，确立做人的最高准则。于是天得以平，地得以成，人便处在天地人三才之位。时代有先后，道术有升降，所以才有二帝三王。虞、夏、殷、周的书成为经典，但我生在后世，承袭鄙陋积弊，不能窥见其中奥义。”东莱夫子在金华讲说道理，首先阐发这部书的精蕴，门人把它视为珍宝。只言片语，退下后便记录下来；唯恐落后于别人，赶紧刻板刊行，于是家家收藏、人人诵读，无法禁止。夫子说：“俚俗的言辞夹杂其中，繁乱复杂，义理大概因此隐晦了，应当加以修订确定。”时澜手持经书侍奉左右，当面承受先生修订确定的旨意，说：“唐虞三代的气象不显现在我的心中，凭什么能够接触典、谟、训、诰的精微？出生在百世之后，受到后世风气遗留的陶冶，来读这部书，难怪到白头仍像初次相见一样陌生。周室东迁以后，王者的遗迹渐渐熄灭，但流传下来的风俗和善政，在横流肆行的时代中仍有保存；其中间或显现、交错出现的道理，辨别纯正与瑕疵，识别真实与异端，这不正是进入经书门径的方法吗？仲尼删定《尚书》，历代的变化都具备在其中。” 由此进入，便可以看到禹、汤、文王、武王著述的全部规模了。从堂屋走到内室，以达到帝王之道，逆流追溯而求之于《秦誓》，始于《洛诰》；可是功夫没有继续完成，真令人悲叹！这部《书说》流传于世，终究像狐裘而配羔羊皮袖一样不相称。澜以西邸文学的身份任三山监丞时，全州人郑肇与他意气相投，一见如故，说：“东莱先生讲说经书，他那些精纯而未能传世的著作，没有比《书说》更好的了。您何不补足其余的功夫呢？”澜辞谢说不敢僭越，并说：“先生的书，除了先生的弟子，还有谁能负责呢？况且我所想修订的，只是门人记录得粗陋罢了。”既然如此，补明老师的说法，您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于是我回忆旧日听闻，仿佛面对孔夫子，俯身阅读它，清理其中鄙俗的措辞，删去繁杂混乱之处，剪裁复杂的文句，使它归于雅正驯顺；至于防止改变原意的地方，哪怕丝毫也已经显现出来，我不敢掺入自己的意见。唉！上帝正在注视着你，这个道理难道可以不保存吗？意见相同的人说：“还是不对吗？”意见不同的人说：“何必采用这种做法？”有人对此加以考察，取未修订的书来合在一起比较，这样才得以免除疑惑。吴师道说：“东莱吕成公倡导阐明正学，四方来求学的人多达一千多人，其中没有比婺州更盛的。清江时氏，名铸，字寿卿，是成公同榜进士；他和弟弟鋹、字长卿，率领家族中的同辈弟子十多人，全都跟随成公游学。像时澐、时澜、时泾，尤其是时氏中的优秀人物。成公编纂《书说》，从《秦誓》逆溯到《洛诰》，尚未完成就去世了。时澜根据平日所听到的内容，编纂完成了它，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书传》。” 考证：时澜任从政郎，差遣充任西外睦宗院宗学教授，见《周益公集附录》。陈氏【傅良】《书抄》未见 黄氏【度】《书说》

译《宋志》七卷 现存 陈振孙说：黄度专心求学，穷究经书，到老也不疲倦。晚年主持江淮地区军政，著述仍不停止，时时得到新的见解，常常从早到晚叩访书塾，向朋友讲说。吕光洵作序说：“我在武部吕江峰氏那里得到《黄氏尚书说》七卷，与太史唐荆川氏校订其中的讹误，交给黄氏子孙，让他们在家塾刻印。刻成后作序说：尚书，是帝王治理世事的书，是传授心法的要旨。《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经四十六卷，传四百一十二篇，共有九家，列于学官。后来鲁恭王得到孔壁中的《尚书》，孔安国接受它并为之作注，虽然没有立于学官，但学士和诸生多有诵读学习它的。到了唐代孔颖达作疏，内容更加详备，并列入官学，用来选取士人。宋代诸儒研究《尚书》，说法各不相同，大概有数十家，其中吴氏、王氏、吕氏、苏氏最为著名。九峰蔡氏得到紫阳朱子的学说，作《集传》，学者尤其尊崇它。于是各家讲说《尚书》的著作不再流行于世，好学之士无法互相参照来求得自己的理解，而《尚书》也就更加难以说明了。宋礼部尚书宣献公遂初黄先生，与紫阳朱子、止斋陈子、水心叶子交好，著有《诗说》《书说》《周礼说》等书，共一百多卷。” 《周礼诗说》由水心叶子作序并刊行，其余著作有的已经不再存世。幸而保存下来的，是《尚书说》。其中训诂多取自孔氏的解释，同时推论三代兴衰、政治清浊的根由，以及典、谟、训、诰中隐微精妙的意义，如“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安止惟防”“绥猷协一”“建中建极”等防范，都是从内心明察、反复思考后，把自己所领悟的内容加以注释阐释。它的文辞简约，意义精深，明白地形成一家之言，诸儒没有能超过它的。孟子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因此来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史书称先生以文学起家，因为内心孝友，初次出仕于巗邑，廉洁仁惠的声誉显著。入朝任国子监簿，神色严肃，直言进谏，历任御史、谏官，抗言评论时政，不怕触犯君主。预言蜀帅吴曦一定会反叛，后来果然陷落蜀地，正如先生所说。多次上疏请求光宗重新经过华宫，斥责内侍杨舜卿、陈源奸邪谄佞，说他们的罪过超过李辅国，极力指出韩侂胄误国，请求将其公开处死示众，都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解职离去。由此党争兴起，国政混乱；韩侂胄虽然被诛杀，但横挑强胡所造成的祸患已经形成。后来再次起用，先生任江淮制置使，到任后立即停止科籴，酌量转运粮食赈济饥民，平定盗贼，使流离者安定下来，归还故业的有十多万家，不到一年，东南千里便安宁无事。这就是所谓本质有文采，言语顾及行为，行为顾及言语，以经术治理世事，不正是这样吗？宋朝凭忠厚建立国家，以文德治理天下。到了后期，文辞繁多而流于空论，政务沉溺于优游，纲纪日益败坏，疆土日益缩小。上下都自鸣得意，却不知道忧患，只有先生为此忧虑，刚正直言进谏而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告老还乡。虽然身在山林，心中仍牵挂朝廷。年过七十，作《周易传》，用来阐明悔恨、忧患、疑惧、进退、存亡的缘由，探究变化之理的根源，穷极天人关系的道理。书还没有写完，先生便去世了。天下的学士都感到失望。水心叶子诵读他的著作说：“明智的人预先防范，始终以学习经典为务，可以说是真正懂得言语的意义了。” 《姓谱》记载：黄度，字文叔，新昌人。绍兴年间进士，任御史，弹劾韩侂胄；宁宗时，屡次升任至焕章阁学士。马氏【之纯】《尚书说》已经散佚 《金华志》记载：马之纯，字师文，东阳人。隆兴元年进士，任严州知州，被称为茂陵先生。薛氏【季宣】《书古文训》

译十六卷 现存 季宣自序说：“从前子夏向孔子学习《尚书》，孔子见到他时说：‘商啊，你对于《尚书》有什么见解？’子夏回答说：‘《尚书》论说事情，明明白白如同日月交替照耀，清晰分明如同星辰错落运行。上面有尧、舜的道，下面有三王的义。凡是我从老师那里所接受的《尚书》内容，都记在心里，不敢忘记。’子夏退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筑土屋，编蓬门，弹琴瑟，歌咏先王的遗风，这样就可以抒发愤懑，长叹一声，忘掉自己的贫贱。有人来也同样感到快乐，没有人来也同样感到快乐，于是不知不觉连忧患和死亡都忘了。”孔子神色忧伤，改变面容说：“唉！你大概可以和我谈论《尚书》了。虽然如此，你所理解的也只是它的外表罢了，还没有看见它的内里。”颜渊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只窥见它的门而没有进入其中，怎么能看见它的深奥？它的内藏所在吗？然而要进入内藏也并不困难。我曾经竭尽心力和志意进入其中，发现前面是高岸，后面是深谷，只是填填然正直而已。”所以，《帝典》可以用来观察美德，《大禹谟》《禹贡》可以用来观察政事，《皋陶谟》《益稷》可以用来观察政治，《洪范》可以用来观察法度，《六誓》可以用来观察义，《五诰》可以用来观察仁，《甫刑》可以用来观察戒惧。” 通晓这七项，《尚书》的大义就大体都具备了。孔子对于子夏所说的《尚书》，称为只见外表；对颜回所说的，称为得其义。自己说只是填填然正直，一时之间说了三种话，似乎彼此并不相合。这样看来，帝王之书就难以理解了。君子要考察这三种说法，然后才可以谈论《尚书》。如今，天空的光明、大地的深厚，以及人比万物更有灵性，即使普通男女也无不已经知道。至于风、雷、雨、晴反复兴起，海岳河山流动或耸立的原因，知道的人大概很少。喜怒哀乐从自身产生，它们安静或发动时，有时连自己都来不及认识，更不能考察身边的事；连近处都不能明察，谁能明白远古之事？不能从自身得到体会，凭什么评论古人？所以，拿《尚书》本身去学习《尚书》，所得只是书本而已；抛开书中文字去学习《尚书》，又不是《尚书》了。不因为不拘泥于文字而遗弃它，就不足以参与理解《尚书》的防范之意；既依据文字又能有所遗忘，顺着它去理解，或许可以接近《尚书》的大义了。孔子说：“《尚书》对于事情，虽远却不疏阔，虽近却不逼迫；尽情表达志意而不怨怼，言辞顺畅而不谄媚。”我从《高宗肜日》中，看见德行必有报应的迅速。如果确实遵循那一道理，推行仁德，远方的人就会归附其志并前来致敬。在《洪范》中，我看见君子不忍心说人的坏处，却称述人的美德。从内心发出而显现于外，形成文采的，大概只有《洪范》吧？尧、舜的天命，是从人那里接受的；汤、武的天命，是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不读《诗》《书》《易》《春秋》，就不知道圣人的心意，也无法辨别尧、舜的禅让和汤、武的征伐。言语如果说得不切近，而在言外显现出来，这种言语的辨析，可以在虞、夏、商、周的书中看到。我在《尚书》方面的学习，比不上子夏的观察，哪里敢希望达到颜回的境界？世上没有孔子，又将以谁作为正确标准？把所述内容保存起来，等待有能力的人来理解，或许可以做到以《尚书》观察《尚书》吧。隶古定本是最古的书体，孔氏的文字和义理多依据伏生的学说。唐明皇帝又改用正隶加以校定，然而俗儒承受诏令，文字多有错乱驳杂。古文《尚书》的训释，不必再费力去校正它。书序出自孔子的门人，自有其根据，编次在百篇之后，是想把它归入古学。既然有好古的癖好，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从前孔子学习琴曲，因而领会文王的形象；季札听到音乐的声调，因而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阅读他的书，却不知道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我把序文列在篇首，论述阅读《尚书的方法。朱子说：“薛士龙的《书解》，他的学问多是在地名上用功夫。” 谢氏【谔】《书解》二十卷 未见 周必大说：“谔，字昌国，是新喻人，官至朝议大夫，担任直学士。” 《艮斋定斋二先生书说》三十卷 未见 考证：艮斋是薛氏季宣，定斋是谢氏谔，不知道是谁把二人的著作合刻在一起。萧氏【彧】《集永嘉先生尚书精意》九卷 已经散佚 陈氏【骙】《尚书考》二卷 已经散佚 《姓谱》记载：陈骙，字叔通，临海人。宁宗时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去世后，追赠少傅，谥号文简。宋氏【若水】《书小传》十卷 已经散佚 朱子在墓志中写道：“这位公的讳名是若水，字子渊，是双流县人，担任江南西路转运判官。” 《经义考》卷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经义考》卷八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书》【十一】朱子【熹】《尚书古经》《通考》五卷 未见 陈振孙说：“晦庵所抄录的本子，把经文和序文分开，仍然编为五十九篇，用来保存古制。” 《书说》《宋志》七卷 现存 陈淳说：“《尚书》没有文公的完整解说，但有《典》《谟》二篇的解释，已经说得非常明白、贴切而精当；如果不是博闻多识、明白义理而精通意义的人，达不到这种程度。” 陈振孙说：“晦庵的门人黄士毅汇集老师遗留下来的说法，编成这部书。晦庵对于《尚书》这一经，唯独没有作训释和传文，常说其中错简、脱文之处很多，不能勉强贯通。现在只有《尧典》《舜典》《禹谟》《召诰》《洛诰》《金縢》有解说，以及对九江、彭蠡、皇极有辨析；其他内容都是从文集、语录中摘录出来的。” 都穆说：朱子对于经书和传文大多有训释，唯独《尚书》没有。大概是因为其中错简、脱文很多，并不是古文的完整面貌。蔡氏《书传序》说：“《尧典》《舜典》《禹谟》，先生大概曾经校正过；其他篇章本来就没有涉及。”世上流传的朱子《书说》，大概是当时门人从语录、文集中摘取语句编成的，并非朱子的本意。考察文公《书说》，除黄氏所记录的以外，还有汤氏所辑的一种，现今已经不流传了。蔡氏【沈】《书传》